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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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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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70】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在中学时唱过的那首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曾经是红卫兵最爱唱的毛主席语录歌，雄壮有力，慷慨激昂，唱的次数也最多。武斗那年，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别，都把同一个毛泽东主席当做自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都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外，他们拼死搏杀的时候，唱的是同样歌词、同样曲调、同样热血沸腾的《下定决心》，战死的时候也同样年轻。 或者站在焊着钢板的大卡车上，或者跟在卡车后面跑步前进，他们从我身边匆匆经过，赶赴战场。因为去拼死搏杀，要鼓起心中所有的勇敢，他们还要唱粗俗的武斗歌曲。有一首歌据说是根据副统帅林彪的语录谱写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唱完之后，还要用最高的音调，呼喊“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冲啊！杀啊！”的口号。这首歌的正式名字叫《敢于牺牲歌》，另外有个粗俗的名字，叫《完蛋歌》。 还有一首歌，就叫《鬼见愁》，名字比较粗俗，歌词就更粗俗：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唱完之后，也要呼喊几句口号：“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在我的印象里，革命有好多种类，暴虐的革命是粗俗的革命，最暴虐的革命是最粗俗的革命。前面的口号里，可以看出两代革命者相同与不同的粗俗。老一代革命者，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军人，他们的语言标志（也是文化特征）是不分场合到处“骂娘“，比如说罢官，一定要说罢他娘的官。他们的下一代，尽管多了些文化知识，也要学得粗俗，才能表明自己纯正的革命血统。但时代已变，“骂娘”改成“骂妈”了，比如说滚蛋，一定要说：滚他妈的蛋！ 当然，仅靠一种语言上的区别，还无法维护革命血统的无上高贵，他们继承了父辈的革命思想，也接替了父辈的革命经历。早在他们父辈建立新政权的革命中，就确立了坚定不移、牢不可破的血统论观念：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子女，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那场革命的成功，赋予了红五类歧视、侮辱、欺压甚至杀戮黑五类的长久权力。按照一种粗略的估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大约两千多万人，占了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加上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大约一亿人左右。 这样一来，极为不幸地，在二十世纪中期，这一亿人成了中国的政治贱民。他们没有任何尊严，也没有正常的生活，只能在社会最底层，痛苦不堪，挣扎生存。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要随时面对批判、斗争和杀戮。而在政治运动的间歇，他们也要面对歧视、侮辱和欺压，失去升学、就业、入党、参军的正常权利。举个普遍的例子，大跃进年代中的某一年，大学也要大跃进，要招收二十三万大学生，而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才二十万人。但是，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不能通过政治审查，一概不予录取。再举个特殊的例子，我二哥刚读小学时，被他的同学一次次殴打，只因为他们把他当做了黑五类子女，就应该受到欺负。后来学校弄清了我二哥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对他的恶意欺负，自然就终止了。 对我二哥的欺负，不过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次小小失误，很容易纠正。实际上，从念小学开始，一直到参加工作，我们要填写数不清的表格，每次都会有“家庭成份”或者“个人出身”一栏。其中一些重要的表格，会放入档案袋里，陪伴我们终生。在我的印象里，那只神秘的档案袋，像躲在暗处的一只眼睛，警觉地监视我们。 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升级，由血统决定的政治贱民，种类不断增加。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发展到二十三种。我只能列出其中的二十一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特务、伪警察、旧宪兵、三青团员、国民党军官、高利贷者、小老婆、小商、小贩、妓女、僧人、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其余的两种，我也查不到资料。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南方某地革命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将他们划定为需要清理的“二十三种人”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167人。另一篇文章说，血统论的横行，导致各地兴起对政治贱民的残酷杀戮。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人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仅出生一个多月。屠戮人数最多的一次，发生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四千多人，逼迫自杀三百多人。记得读到那些数字时，我感到深入骨髓的颤栗。那种专门针对政治贱民的恶行，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有过的贱民歧视，如美国人对黑色人种、日本人对贱民阶层、印度人对低种姓人群的歧视和限制。当那些源自民间的歧视行为，相继被各国政府的法令禁止以后，中国自上而下的对政治贱民的歧视，正在升级为公开的迫害。 这种迫害引起了微弱的抗议。 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在红卫兵办的内部报纸《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出身论》，饱满的激情，冷静的文字，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他本人也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之一。前面说的大跃进年代，大学扩大招生的那一年，他因为家庭出身不能进入大学，第二年再高考，还是名列前茅，依然不能录取。他的父母在新政权建立前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又经营工厂，新政权建立后又双双成为右派分子。他曾经去农村插队，结果发现那些闭塞落后的地方，血统论照样统治着一切：一些地主连同他们的儿子、孙子都被斗死，用当地农民的语言叫做“连根拔”。后来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到一家工厂当了学徒工。 但是，真正让他写出《出身论》的，还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而是他的理论能力——由于他对传统唯物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学习和整体理解，也就看到了在中国弥漫着血腥的血统论，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在他发表《出身论》的时候，也正是反对血统论的最好时机：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需要纠正血统论红卫兵自以为是的革命冲动，把这场革命重新拉回到整肃高层政治环境的预定方向。问题的诡秘性质在于，那个时代不会给予任何一个青年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限。 这个青年人无意中犯了大忌。关进了监狱，再转到死囚牢房，关了两年又两个月，在他以为不会被枪毙的时候，拉出去枪毙了。 那位敢于说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的常识的青年人，那位身高与我一样，一米七二的青年人，那位长相与我相似，看着文弱、带着眼镜、有些秃顶的青年人，被拉出去枪毙的那一天，是1970年3月5日。 1970年3月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能够容纳八万观众的地方，挤满了奉命参加公审大会的十万人。他们高举毛主席语录，为判处十九个反革命分子死刑而大声欢呼。他们的欢呼声回旋在天地之间，经久不散。他们有的出于自愿，有的不是，比如一位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青年，目睹了这场盛大的审判仪式，感受很深。后来他写了两首诗，献给那一天被枪毙的《出身论》的作者。 两首诗都流传很广，其中的一首，有这样几行： 我并不是英雄，
回忆起1970年死去的沈元，想为他写一篇文字，我的头脑里先后浮现出三种构思。 先是觉得，可以通过他的死，考察一下他的身边，那些看似平庸的普通人，怎样由那个年代极权统治的被动接受，渐渐变成主动配合，甚至沦落为社会之恶的同谋和帮凶，而他们的人格堕落、良知沦丧，也必须承担罪恶的耻辱。但是一想，这个话题太大，我需要更多的素材，再思考一段时间，才能动笔。 然后考虑到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沈元成为右派分子后，从1957年到1970年的十多年里，起起落落，悲悲喜喜，相对于其他右派，个人经历比较完整，可以写一篇文字，考察一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遭遇。但是一想，对于表现悲惨世界里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比一个人的命运更有意义，像是一部描写现代战争的电影，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一个牺牲者的局部特写，可能会从横躺竖卧、血肉狼藉的画面里跳出来，减弱了那个全景画面应有的震撼。 既然想到了电影画面，接下来的第三个思路，就是由一部电影引起的。那部电影的男主角叫安迪，关在美国肖申克州立监狱，蒙受冤屈，上述无门，靠着一把藏在《圣经》中的石头锤子，用了十九年时间凿通了逃亡之路。他说：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了。他的那句话让我欣赏，也提醒了我，沈元的死是因为他的羽毛太鲜亮了，也想从关他的笼子里逃出去。那个笼子特别巨大，接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并且戒备森严，逃出去特别困难。据我所知，在一段漫长的时光里，想到了逃亡并付诸行动的知识分子，只有四个人，傅聪、马思聪、关愚谦和沈元，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在是凤毛麟角。这四人里，那三个人都成功了，唯独沈元，挺遗憾的，没有成功。 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位逃亡的是傅聪，1958年。 那时候，新政权建立还不到十年，对内对外的宣传里，他们正在建设和正要建设的，是一个民主的、幸福的、强大的国家，让无数海外华人热泪盈眶，带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梦想，从世界各地返回故乡。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成功、最有成效的革命宣传，让原本就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即使亲历了打击他们的一些政治运动，比如1957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仍然头脑简单信仰单纯，对新领袖的伟大英明、新政权的光荣正确、新国家的美好未来，衷心拥护，深信不疑。 在我出生的1955年，傅聪二十一岁了，参加在波兰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他在肖邦的故乡，被欧洲人称赞为"真正的肖邦"，为自己赢得了在波兰留学深造的机会。他先后参加了五百多场钢琴音乐会，虽然大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但那里和苏联、中国不同，让他感受到残留的民主氛围。比如，那里也有数不清的政治迫害，却没有血统论，没有对于政治贱民的深刻歧视。而在他自己的国家，爸爸傅雷成了右派，他成了黑五类子女，被召回北京参加整风反右，一遍一遍写检讨，检讨过关了再回波兰。临近毕业的1958年，面对着回国以后的可怕后果——牺牲自由天性、艺术才华、个人生命，他悄悄地坐上飞往英国的班机，逃亡了。 他从社会主义阵营逃亡资本主义阵营，竟然比较顺利，那是因为从欧洲逃往欧洲。欧洲的事情与亚洲不同，记得在我读过的文章里，写到纳粹时期的德国，没有把犹太人当做政治上的敌人，紧紧地关闭国门。于是有几千位犹太作家逃亡，包括仅仅出了一本书、名气不大的奈丽·萨克斯，后来的写作让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按照时间顺序，第二位逃亡的是马思聪，1967年初。 巧合的是，第二位逃亡的马思聪也是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多次出国担任评委，当年傅聪参加波兰的比赛，就是他带着去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看到那些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它国家，与我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于是产生了逃亡的愿望。这样看来，那个接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的笼子，还是一口很深的井，里面的青蛙居住了很久，以为外面的世界痛苦万分，比井里还要阴冷潮湿，还要发霉腐臭。不然的话，怎么解释，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数以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生存越来越艰难，命运越来越凄惨，怎么就没有大批量的逃亡？ 马思聪够得上一位绅士，他是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走的，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也不肯丢下。没有护照，这不要紧，一家人冒死偷渡出海，千辛万苦抵达了香港，然后再前往美国定居。其实早在他偷渡香港二十年前，已经是世界上有名的音乐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访了他的住所，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马思聪拒绝了，他也知道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却想象不出新政权，怎么会像砸烂一个狗头那样，砸烂这种语言。现在他知道了，还知道如果不走，自己也会像一个狗头，被人狠狠地砸烂。——让他恐惧的是雨点一样落在他头上的带钉子的皮鞋，还有人们口中的一首革命歌曲，嚎叫般地唱过后，继续嚎叫般地呼喊：：“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按照时间顺序，第三位逃亡的是关愚谦，1968年初。 比起马思聪出逃的时候，才过了一年，批斗大会上的鲜血流的更多。很多文化名人、知识分子被打死，或者逼迫自杀。接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的笼子，几乎成了屠场，在这笼子里是无法逃窜的，没有一处屠戮的盲区。可是，那些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宁可被打死，宁可自杀，也不肯逃到笼子外面去。中国兵书里面有三十六种计策，最后一个是“走为上”策，恐怕，已经被他们忘记了。 关愚谦算不上文化名人，但算得上知识分子。他是学外语的大学生，学过英语和俄语，在北京的重要机构做翻译，反右时当了右派，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后来回到北京继续做翻译。1968年初的一天，也就是他成为批斗对象的前一天，他想到了割腕自杀。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找一枚刮胡子刀片，看见了由他保管的几本外国人护照，忽然想到利用一个日本人的护照，混出国去。横竖是个死，被一次次批斗毒打折磨而死，还不如被发现时拒捕开枪打死，倒也痛快一些。第二天上午，经历了一幕幕提心吊胆、惊险万分的场景之后，他终于坐上了飞往埃及的飞机。 在他的自我认定里，还是个忠诚的爱国者。因为非法入境关在埃及监狱里时，据说国际红十字协会想把他移民到美国，但是他拒绝了——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自己离开中国只是被逼无奈，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外参加反对中国的活动。后来，他去了德国，成了学者。 按照时间顺序，第四位逃亡的是沈元，1968年的晚些时候。我看到的回忆文章说法不同，有的说是那年夏天，有的说是那年年底。 在我出生的1955年，沈元以全国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年，赫鲁晓夫在苏联清算斯大林的罪恶，做了一个报告，国内是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北大图书馆有英文的《美国工人日报》，刊载了赫鲁晓夫报告，沈元看到后翻译过来，在同学中传播，1957年反右期间被划成“极右分子”，第二年开除学籍，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后来由于在历史研究上的优越写作，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成为史学界最年轻最有才干的学者，显赫一时。 从一个历史学的门外汉的我的角度看来，他的历史研究未必很好，甚至是不好。你想，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许多应该记载的没有记载，作出记载的，大部分都是皇帝与官宦、官宦与杰出人士之间，用权力和计谋相互拼争的过程，不厌其详。学习历史的人，还应该比其它方面的学者更清楚，历史上有过的无数次暴政苛政，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有才能的人又怎样尽量保护自己，比如甘为平庸，装作堕落，忍辱负重，保存生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的死亡微乎其微，不能结束暴政，那么，就让你的生命超过暴政的生命长度——熬到暴政结束时，做更重要的事情。 沈元不懂，确实不懂。如果他明白这样的历史，不仅可以指导自己，还可以指导别人，少受一些劫难，躲过政治迫害。可是，他二十岁之前跌入反右运动的泥坑，三十岁之前又跌入文化大革命的火坑，缺乏的就是自救救人的本事。眼看不能保全自己，才做出了逃亡决定：他买了一两支鞋油，把面部、脖颈和手臂涂黑，冒充成黑色人种，混进一家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然后被那家大使馆出卖了，交给了中国当局。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投敌叛国分子，关进死囚牢里，等待处决。 在1970年4月的一天，他被行刑队的子弹击中，瘦弱的身躯倒在地上，热血流出，身边的几株桃树，震落了许多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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