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有没有酒歌癫狂
作者:丁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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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有没有酒歌癫狂 我一直以为,要写一点关于酒,尤其是关于酒与文化的文字,先不来上个二三两“老烧”,是断然找不到感觉的,用清醒得象断案包公一般的头脑,来写关于酒、关于酒与文化的文章,稍不留神就写成了读起来让人直冒冷汗的“判决书”。唯有像歌中所唱“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方可笔走龙蛇,“酒后吐真言”呐。 时下能与“文化”扯上边的玩意儿委实太多了:“美女”、“饮食”,甚或是一些猫猫、狗狗的东东,也和文化有了勾扯,“宠物文化”,已然也大行其道,不由令人惶然其登堂入室的凛然大气。黑格尔先生许多年以前就说过,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等也无话可说。 “文化”这个概念包容性太强,时至今日也没有哪位圣贤、哪本真经,能够一句话把它说清,但有一点却是四海归一——只有人,才能感觉到文化的存在。酒则不然,词典中查得它的定义,外延与内涵非常清晰,且多与“鬼”、“仙”、“徒”、“圣”等有关联,毋庸赘述,但至少它是酿出来给人喝的。尽管有一些畜牧业发达的国家,有给肉牛灌啤酒,(注意是“灌”,被动地灌),以求肉质细嫩的做法,但终归与“文化”不搭界。 只有人,才有文化,只有人,才会主动喝酒,如此一来,人就成了文化与酒的“媒婆”,于是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姻”便结缘了,孰料它“两口子”又生了一个“怪胎”,这就是“酒文化”,姓“酒”,名“文化”,赫赫大名,世人皆知! 本人支持国家税赋,烟、酒、茶三管齐下,爱国不惜伤身,以此表达一介寒士的拳拳报国之心。如今天下太平,没有到前线杀敌立功的机会,就只有“饮酒尽忠”了。 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身边就有了一群酒朋友。朋友大多是人,人聚在一起影子混成一片,“龙门阵”就多了,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酒后怀旧,念及往事,推怀换盏、嘻笑怒骂之际,有时候就弄得来,笑出来的、哭出来的眼泪花和酒混成一沱了,于是就有了一大堆小人物既惊不了天地又泣不了鬼神的“传记”,传记也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于是酒和文化又“粘”到了一起。 我的这群老酒友,文凭齐刷刷的定格在“中专”。“中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已然是相当的“知识份子”了,然而,这群知识份子又恰恰生活知识份子在必须“改造”的年代,中专刚毕业,时代的列车就毫不犹豫地将这群知识份子从“天府之国”的四川,一路呼啸地拉到了东北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让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用砍伐共和国最为稀缺的原始森林的方式,来改造自己的灵魂。 随着一声声“顺山倒”的嚎叫,一棵棵大树便轰然倒地,结束了自己数百年的挺风傲雪的生命。树倒了任人宰割,不必胡思乱想,人就不同了,晚上倒在“地窝子”里就要想。想父母,想家乡,太远,不切实际;想女人,条件一降再降——就三条:一是人、二是活人、三是女人,抬眼一看,前两条都满足了,第三条怎么也满足不了;最后想到了酒……思乡之情已然退却;荷尔蒙的情怀已然干涸;只有杯中之物却来得实在,最为真切。于是,有人趁着夜色,钻出地窝子,钻进了食堂的地窨子,用嗅觉找到了心爱之物,地窝子自然就沸腾了起来。因为酒的到来,冬夜里大兴安岭林区的地窝子里,一群“四川耗子”发出了令东北虎都为之惊厥的欢呼和嚎叫,地窝子里,文化和酒产生了化学和生物反应,“川耗子”们为了显摆里人乡党的荣耀“黄河之水天上来”,如何、如何;“大江东去”如何、如何;“天子呼来”如何、如何,大呼小叫,闹得林子里不得安生。据说,现今东北虎大多跑到俄罗斯西伯利亚方面去了,在大小兴安岭已难觅踪迹,不知是否与这帮川耗子的到来有关? 地窝子挨着地窝子,这边的地窝子闹得像今天的“迪厅”,那边的地窝子却静得像“清吧”,亢奋和冷峻怎么也拧巴不到一块儿。谁曾想沉闷的“清吧”里却出了个“尤大”,第二天,“迪厅”就被一锅端了。盗窃罪姑且不论,“天子呼来”为何“不上船”,麻烦就大了:“谁是天子”,上的什么“船”?鸡同鸭讲,谁说的清。曹孟德“煮酒论英雄”,地窝子闹酒闹出了“狗熊”——一窝知识份子肠子都悔青了,领导还是不买账,伐木改造不行就再来点狠的,不由分说便将这群人发配到晋北去修铁路。“耗子生儿打地洞”,“川耗子”就理所当然地被派去了挖隧道。只知是条战备铁路,闷着头挖了好些年,起点、终点全不知道,通车之后,这伙人谁也没坐过这趟车。其实这到不要紧,这帮有文化的知识份子,到了晋北又嗅到了“杏花村”和绿莹莹的“竹叶青”,又寻到了文化与酒的结合点,找到了“破茧成蝶”的感觉。 从好酒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国家之所以可爱,就在于她不禁酒。传念一想,国家之所以不禁酒是因为酒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文化哀莫大焉,结论是:国家爱文化。所以我们喝酒就有了一个百川归海的理由:我们爱祖国! 少说大话,续讲故事。这帮知识份子到了晋北,喝了杏花村、竹叶青,就好像汽车加了油,除了“打洞”之外,就四处游荡,社戏、庙会、集市……那儿热闹,往那儿凑;那儿有酒,就朝那儿钻。顺着桑干河,把大同、怀仁、山阴、神池、宁武、五寨、岢岚……给闹了个遍,像一群游走江湖的酒郎中,把晋北的脉博把了一遍又一遍。那知自以为得计之时,又被晋北的文化给狠狠地算计了一把。三四十年过去了,去年夏天我和这群老哥在成都河边上泡“冷啖杯”,几条苍老,浑浊的嗓子被“跟斗酒”一激灵,居然齐声唱起了“晋北道情”,什么《湘子传》《李翠莲》,唱得我一脑袋黄土,不知所云…… 几位老酒哥当中,有个姓俞的俞大哥,他的“晋北道情”唱得最为精到。尽管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就像用铁刷子刷过一般,听起来犹如疾风穿过密密的柳条时发出的啸叫,沙哑中还伴有哮喘的喉音。可是,从他在微醺之时张着大嘴,却又从鼻腔“转”出来的那种曲折哀怨的晋方古调当中,你竟可以感受到“太行八陉”的浩大与凄怆。那声音就像从天堂抑或是地狱的裂缝中“溜”出来的,极具震撼力。俞大哥一张口,就连邻桌的食客,也是筷子停在半空,酒杯忘在嘴边,傻傻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头受了伤在哀嚎的野兽,惊恐的眼神里又充溢着同情。 记得有一次酒后,俞大哥拍着我的肩头,又指指自己的下巴颌,说:“丁老弟,你,你看我,我白子都胡了……”“白子?”我问,他顿了一下,“嘿嘿,胡、胡子,胡子都白了……情比命长,人生苦短啊。”去年初秋,俞大哥走了,是喝酒喝到脑血管暴裂走的。据说,他走的时候,嘴张得很大,喉咙深处发出长长的啸音,老哥们说,他是唱着“道情”上路的。每当我想起俞大哥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那双被酒染得血红的眼睛,我都在问,天堂里有没有好酒,有没有“道情”?天堂里有没有被酒燃烧起来的癫狂? 这酒和文化,怎么就扯不清呢?这群老哥,没喝酒之前,要怎么“四川”怎么四川,要怎么“成都”怎么成都,怎么酒入豪肠之后,不是东北就是晋北,不是“东北大鼓”就是“晋北道情”,思来想去,他们是在唱“传”哩,唱一群人的自传,唱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的“传”,唱一个民族南北大融合的“传”,这,不就是文化吗? 当我们把文化修饰的几近精致的时候,它已飘然远去了;当我们把酒提炼得非常纯净了,所谓“原度”了,它又不能喝了。精致的文化、“原度酒”,遥遥相望,却又可望而不可及,若是这两样东西搅合到一块,只能是精神和肉体的灾难。 “人逢知已千杯少”的时候,酒是文化,是友情的催化剂,是爱情的催情药,是亲情的粘合剂,这时候的酒是何等的可亲、可爱、可贵;“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时候,酒是弱智,是流氓,是万人唾骂的马屁精!这个时候把酒与文化拉到一起,简直就是犯罪!记得有一次陪朋友为孩子上学的事,去逢迎一位权贵。酒席间,这家伙不仅贪酒,还好色,竟生生把明代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和北宋年间卞京妓女李师师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地从头到脚、从脸蛋到“三围”,很是津津乐道了一番。末了,朋友还向我推介,此公是某党校毕业的研究生!差点没让我晕了过去,连忙如厕,利用地心吸引力把腹中之物全给倒了,愰忽间我险些给了那位权贵一掴响的,差点坏了朋友爱子的锦绣前程。想起来真是后怕,就好像开车驶过一个窨井盖被嗜好者盗走之后的窨井一般。
老哥们还在日日牵群打浪地吆喝着喝酒,还在声嘶力竭地吼着“东北大鼓”“晋北道情”,日复一日地演绎着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把自己与酒的关系和文化扯到一起。他们都老了,有的人已年近古稀,任何烈酒已烧不出当年森林“迪厅”的疯狂,“天子”早已寂寞,大江依然东去……真实的人生还在延续,“文化”与酒还在我们身边漫漶,乃至无休无止…… 酒与文化的扭合,实在有太多的故事,只因为这两者的变数太多,谁也把持不了。正如不喝酒的人说喝酒的人是“疯子”;喝酒的人看不喝酒的人是“闷三儿”一般,“疯子”有疯的道理;“闷三儿”有闷的活法。 据说,元朝时蒙古人统治中国,便禁了酒,于是元朝便没了诗人,只有“小令”和“元曲”,失却了鲁莽与豪放,文化便少了热情;明朝时政权复归汉人,开了酒禁,过多的浪漫与骚情,文化便多了奢靡,又误了国。谁也说不清。 如常人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这番酒后胡言,可能会令人不悦,也可能令人大悦,什么是“酒”,什么是“文化”,没个准头。读者诸君若觉得“度数”不够,那我便陪你再喝上一盅;如果觉得太没“文化”,那我甘愿又吃“罚酒”,这就像自已和自己划拳:输了、赢了,都在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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