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号 

（一）

五十年前，在西郊一片荒芜之地，一个神秘的大院，像个初生的婴儿，降临世上。墙外路人不知他的大名儿，周边百姓只知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

“大院”，新中国送给北京的礼物，犹如四合院是皇朝送给京城的果实。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那斑剥衰败的城门之外，许多“大院”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其中犹以西郊为多。譬如十八号，他的东边有计委大院、汽车局大院；南边有公安学院；西边有空军大院和海军大院；北边有铁路局大院。再远些，还有国务院宿舍大院、广播局大院、二炮大院、总后大院……。

大院有一拨有大名儿，譬如铁道部、邮电部等，门口的招牌冠冕堂皇，一目了然。也有一拨神神秘秘，门口没有招牌，或有招牌也只是写着某路某号，让人摸不着头脑。木犀地河西沿儿，在银杏掩映之中，有座不起眼的大门，门上招牌白底黑字：“复兴大路十八号”。小时人家问我住在哪，我会大声说：“复兴大路十八号！”要说这名字很普通很平凡，却又特豪情特壮志。你把它掰开揉碎，嚼来咀去，原来魔力全在那个“大”字上。那是个“大”字走红的时代，大跃进，大比武，大炼钢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走在大路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凡是词儿里有“大”字，就带劲儿！

“十八号”也是个部，还是个不小的部。说他不小，不是说人多，而是地位显赫。为何不叫大名，非要叫啥“十八号”？小时问父母，他们神秘一笑，不作解释。长大才明白，原来那会儿的十八号有些像水泊梁山，藏了一帮穷哥们儿。只不过，这些杀富济贫的好汉并非天朝子民，皆是在“外邦”举事不成，落难而来。虽说吾朝乃“世界革命中心”，以解放天下为己任，造反有理本不该藏着掖着，可毕竟天下之大，非一时三刻便能解放得了的；在“外邦”雄鸡未唱之前，还要以“友邦”相待，故水泊梁山的旗号不便挂出，否则人家找上门来要人，岂不麻烦？

我和十八号前后脚来到世上。是他先来还是我先到？说不清，因为妈妈拿不准十八号的生日。妈妈只依稀记得，生我时家在一个叫前京畿道的地方，大概一年之后才举家搬到十八号。自打在十八号落了脚，几十年竟没离开他（虽说去过干校三年，但户口仍在十八号）。家也搬过好几次，可别说没离开十八号，就连打小住的那栋楼----二号楼，都没离开。由8单元搬到6单元，由二层搬到三层，由右手搬到左手，搬来搬去，简直就是原地踏步，这大概只能说是缘分。

听说十八号建在了墓地上，证据一：院内处处苍松翠柏，证据二：院内有座乌龟驮石碑，那是我夏日的凉床，酷暑中将全身紧贴汉白玉的龟背，丝丝凉气浸人心脾。即是墓地，当年想必荒凉，划定边界一定像是跑马圈地，也一定不会有钉子户。于是他占地很大，在我眼中大得像公园。他有三个院，东院是大人办公的地方，绿荫之中可见红砖碧瓦；西院是“梁山好汉”们的下榻处，有漂亮的别墅和花园；中院是宿舍楼、食堂和澡堂，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

（二）

我生来多病，而十八号正相反，他打小儿就是个棒孩子。他的每寸肌骨都生机勃勃，每下心跳都砰砰作响，他的血脉富有活力，那鲜活的生命绘出无限美景。

譬如树木，置身十八号，无论在哪，都绿树成荫，繁枝冠盖。苍松翠柏在我的楼北，松鼠穿梭枝头，津津有味地啃着松果；楼南有枣树和核桃，秋天树下是我们的盛宴之处；仁慈的桑树伫立楼东，夏季她用桑椹将我们的红唇染成紫色，家里也响起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楼西的柿树宽宏大量，虽说丰美的柿子常常成为喜鹊和乌鸦的大餐，她依旧每年让枝头果实累累。

譬如花草，那色彩之多，姿态之美，和现在的“磁砖草皮”真有天壤之别。每当牵牛花在篱笆上吹响晨号，钻石般璀璨的露珠便洒落在草地上。娇小的马齿苋苏醒了，贴着地皮踱步，偷听着苦麻儿与荠菜窃窃私语；甜根草等待男孩子的采摘，她喜欢在孩子们的嘴里释放甜液；指甲草被女孩们贴在指甲上，将指甲盖染得惊艳；苗条的野苋菜在小径两旁列队，悄悄牵绊着孩子们的裤腿；死不了从石缝中倔强地探出头来，用缤纷的小花证明她的坚韧；桐蒿是烈日下的强者，其它小草打蔫时，只有她们站得笔直，像是一个勇敢的军团；蒲公英袅娜如夕阳辉映下的新娘，等晚风吹来，便嫁到远方；爬山虎是神秘的夜行者，偷偷借着月光在墙壁上攀援。还有雨后的蘑菇、洼中的浮萍、窗下的青藤、石上的苍苔……，大自然是个永不疲倦的园艺师，而十八号正是他的展示技艺的花坛。

譬如昆虫和小动物，那是孩子们心中的最爱，是一部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夏天的傍晚，虫虫交响乐团如期而至。我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静听虫鸣，心旷神怡。蛐蛐的短笛吹得最好听，像金铃晃动，清脆悦耳；翠生生的纺织娘吱妞吱妞地唱着，像架纺车千百年唱着同样的歌；蟾蜍的歌声浑厚而螽斯的歌声明亮，它们的二重唱最值得喝彩；还有永不疲倦的蝉，个儿大的叫“寄鸟”，身体黑色，总是吱吱唱着一个音符；个儿小的叫“伏了”，黑里带蓝，叫声“伏了，伏了”，像是吹奏着夏日的小号。听够了，去逮未退壳的蝉，几乎每棵树下都有蝉在破洞而出，穿着厚厚的铠甲爬上树干，捉回去放到纱窗上，耐心看它脱壳，脱壳而出的蝉翼美得如出水芙蓉；嘴馋的孩子放到火上烤熟，吃的津津有味！

除了交响乐团，还有模特班。有长腿青衣的螳螂，有身材苗条的扁担，有顶着两条长长花翎的天牛，有动作优雅的壁虎，它们在萤火虫的光照下悠闲地踱步，听着瓢虫粉丝们无声的喝彩。雨前蜻蜓，雨后蚯蚓；花下蜗牛，花上蝴蝶；勤劳的蜜蜂，懒惰的蜘蛛；讨厌的臭大姐，吓人的吊死鬼；还有昼伏夜出的小剌猬和黄鼠狼，歌喉婉转的黄莺和粉眼，秋风裹来的红靛颏和太平鸟，一窝一窝繁衍壮大的野猫们………；数不清，道不尽，那奇妙的十八号呀！

（三）

和十八号比，小时的我简直是个病殃子，每月发烧，一烧就到40度。体弱的原因归咎于妈妈：三年连着生了三个孩子，我姐、我三哥和我。就像榨干了养料的薄地，长出我这么棵枯黄的小草。由于多病，总是不断吃药打针，练就一身铁布衫，多粗的针头扎进屁股，眉头都不带皱一下；不过打针还是令我生畏，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护士总要拍拍我的小屁股说：“咳，这孩子瘦的，屁股上都没肉！”

发烧躺在床上，就盼着邢阿姨来。邢阿姨原是家里的保姆，我生下来就是她带着，最初的印像里她比妈妈还清晰。当我在尘世中睁开眼睛，就看见她抱着我，胳膊像是温暖的港湾，挺有安全感。她是四川人，四川妇女都能干，她亦如此。做饭搞卫生，买菜带孩子，她能把一切收拾得干净利索，尤其菜烧得好。大概太能干，让组织上看中了，先调去给外宾看孩子，后又派到部长家。我是她带的第一个孩子，她对我特疼爱，虽已去了部长家，每到周末总会来看看我，若听说我病了，晚上一定会来家给我做碗热汤面，窝个荷包蛋，一勺一勺喂我吃。她比较胖，爱出汗，往往我在被窝里冷得发抖时，她坐在我身边却热得脸上淌汗。

“这孩子，为啥光吃不长肉呢？”她握着我柴禾棍一样的细胳膊，不时发出感叹。

“吃了就一定会长肉吗？”我问她。

“那当然，你看小猪崽，能吃能喝，就是长得胖。”

“那猴子呢？猴子也能吃，可总也长不胖呀？”我从小爱抬杠，常常和邢阿姨拌嘴，邢阿姨总是慈祥地笑笑，并不反驳，让我享受到胜利感。

“猴子长不胖，是因为它心眼儿多，”她慢条丝理儿地给我解释着，“心眼儿多的人都长不胖，因为他们老算计”。

“那爸爸一定心眼儿多，老算计，所以他不胖；”我恍然大悟，发现了爸爸也很瘦的原因。邢阿姨抿嘴一乐，用手指轻轻杵杵我的脑门，“怎么拐到你爸爸那去了？你爸是好人，他可不会算计人！”

“我知道我为什么长不胖，”我悄悄对着邢阿姨的耳朵说，好像是多大个秘密；“我属羊，羊只会吃草，所以长不胖。”

邢阿姨又乐了，“没听说过属羊就长不胖，羊也有肥的呢！不过你确实太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挑食的孩子不好养呢！”

小时候我真的很挑食。特别不爱喝牛奶，尤其不能吃牛奶上面浮着的那层皮，一吃会噁心的吐；还有肥肉不能吃，胖头鱼不能吃，大肠不能吃，酸乳不能吃，许多在邢阿姨眼中分明是美味佳肴的东西，在我这都是洪水猛兽。“咳，就应该把你带到乡下去，饿上三天什么都吃了！”邢阿姨逗我，我把被子蒙上头，“哼，打死我也不吃！”

我的病，常常是在邢阿姨来之后就会好了，一好了就会像猴子一样攀上她的肩膀，让她背着去那窗台旁边，看夕阳西下，窗外的槐花白生生地开着，西边的远山又红得似火，那时觉得邢阿姨的背宽得像那山，而她的头发里，似乎飘出槐花的香。

（四）

和十八号一样，新中国那时也是个充满活力的婴儿。

数百年的皇城本已残破不堪，正如那历经沧桑的皇宫，古殿檐头剥蚀了琉璃，宫门高墙淡褪了朱红，玉砌雕栏散落坍塌，花园林苑荒芜一片……。可正像太阳亘古不变的朝夕相替，皇朝的落日迎来新中国的晨曦。一腔热血注入了北京城，注入了神州大地；如凤凰涅磐一般，北京新生了！中国新生了！老人家宛若东方旭日，站在巍峨的天安门城楼，用他那高亢的湖南乡音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那是摧枯拉朽、除弊立新的时代，那是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时代。美国鬼子不再像八国联军那样“神勇”，还没走到鸭绿江就跌了大跟头；而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烂摊子，也没能阻挡建设的步伐。到我生那年，新中国已经长成一个摆脱搀扶，自己大步行走的孩子；那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描绘了一幅工业化的宏伟蓝图；尤其是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为中国建立了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暴发的热烈掌声，回荡在京城的上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对国家发展的自信，让每一位中国人都热血沸腾！

但是，既然是孩子，难免幼稚，难免犯错，难免摔跟头。在我生那年，党犯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严重错误。令人叹惜的是，这只是幼稚病的第一个喷涕，高烧还在后头。五五年冬春，文艺界冒出个胡风反党集团。胡风当年也是左翼文化阵营的代表人物，与鲁迅私交甚密。在三四十年代，他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与党内一些文人产生意见分歧。争论由来已久，建国后仍在持续，不同之处，是那些党内人士，诸如周扬、林黙涵、何其芳等，已是位高权重，争论的天平已不平衡。掌握了舆论工具的党内人士，无疑掌握了话语的主导权，于是不同观点的讨论，演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的斗争”，演变成对持不同观点人士的大批判。

如果这场风波仅限于文艺界，仅限于对思想观点的批评，或不至于掀起滔天大浪。可是那年五月，当周扬呈送的胡风书信放在老人家案头时，老人家大笔一挥，将“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十几天后，老人家在给人民日报修改有关胡风反党集团材料的编者案时，又大笔一挥，给胡风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短短一个月，胡风由小宗派上升到反党集团，又上升到反革命集团，霎时间一场暴风雪降临胡风夫妇和他的朋友们身上。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不在结果而在过程，一个领导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仅凭个人好恶置人于死地，这为后来的反右、反彭黄张周、最终爆发文革埋下了祸根。当周扬们依赖领袖将胡风打翻在地时，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当他们的思想与领袖不那么合拍时，他们也会重蹈胡风的覆辙。而老人家也没想到，当他殚精竭虑维护着思想的纯正时，他正在将百花齐放推向了万马齐喑。

胡风的命运是悲惨的。那年五月风暴突来，他和夫人被捕入狱，一蹲十年。六五年刚释放就赶上文革，被遣送四川，在劳改农场劳动十几年，直到七九年平反出狱，而此时他精神分裂，直到去世也未治愈。九三年我参加干部考察，到一个单位，得知胡风的儿子在这，还是科研骨干。我见到他，他长得很像父亲，尤其那宽宽的额头，和炯炯目光。后来在木樨地部长楼前，看见他陪着一位老妇人散步，我想她一定是胡风的夫人梅志。我知道胡风落难后她始终陪伴着他，一同蹲监狱，一同劳改。让我惊讶的是，年近古稀的她历经磨难却并不显衰老。她的目光有脱俗的清澈，气质沉静而高雅。看到她，让我想起普希金赞美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当胡风锒铛入狱时，十八号的红墙里，我们正活得很滋润。我们还小，还不懂社会，还在接受大自然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正如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说“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们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五）

一晃到了进幼儿园的年龄。

十八号有个挺不错的幼儿园，紧挨我家，走路也就两三分钟。未入园前，常爬在窗口看过去，一溜红墙里，南有松柏成荫，北有一幢小楼，楼边一圈矮树，秋天挂满红彤彤的果实，后来得知那是石榴。每到上午，园里热闹起来，满院孩子有唱有笑，有跑有闹，还不时有老师领着一大队孩子，到大院里游荡。十八号的人口不算多，宿舍楼一共就五栋，每栋32户，全院也就一百多家。那时父母们都还在中青年，大孩子也就上小学，小的多数还在幼儿园，所以幼儿园挺热闹。

爬在窗台上看着，忍不住问邢阿姨：“那院里怎么那么多孩子呀？”“那是幼儿园”，阿姨答到；“幼儿园是干什么的？”“幼儿园就是管小孩儿的；”“幼儿园好玩吗？”“好玩呀，那么多小朋友在一起，多热闹呀！”邢阿姨的话让我对幼儿园无限向往，觉得那个园子里一定充满欢乐。

究竟多大上的幼儿园，我已说不清。那时大人忙，有些孩子满月不久就入托了。不过我觉得自己进幼儿园应该是在两三岁，因为已经有些记忆了。那天跟妈妈去上幼儿园，走进红楼，一位阿姨笑着迎上来，和妈妈寒暄几句，便拉着我走进一层一个大房间，那是小班的活动室。屋里已经有十几个孩子，全都坐在小板凳上背着手。老师也给我拿个小板凳，“坐下吧，乖！”顿时浑身上下不舒服，在家从没有背着手坐过，感觉挺拘束。大概正是新生入园的时间，有些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被家长送来，竟哭得声嘶力竭，拽着爸妈不松手。老师像拽死猪似的把孩子的手从家长身上挣脱，再死说活说地劝走了家长，只要家长一走，孩子便没了哭闹的动力，失魂落魄地跟老师进活动室，只有个别脾气拧的，进了屋还向隅而泣，惹得老师不待见。瞧这阵式，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幼儿园不是挺好玩的吗？哭啥呀？”还在纳闷，忽然腰眼儿上挨了一拳，疼得我大叫一声。扭头一看，一个黑小子正嘻嘻哈哈向我笑。“你干嘛打人？”我气哼哼的问。他不理，一副得意样。我不服，抬手要回他一拳，偏偏让老师看见了，大惊失色地喝止我：“不许打架！”我是满肚子委屈加冤枉，不禁号啕大哭。原本对幼儿园的美好憧憬灰飞烟灭，当晚回到家中，死活不愿再上幼儿园。第二天被妈妈“押送”入园，结果同昨天那些痛哭流涕的孩子一样，也被老师像拽死猪似的拽进了活动室。

后来知道了为何老师见我和黑小子打架会大惊失色，原来这小子是个“外宾”，确切说，是“外宾”的孩子。难怪他肤色那么黑，本就不是中国种，正因不是中国种，所以才格外淘气。咱中国孩子，坐在小凳上背着手，老师不叫动绝没人敢动；他偏不会背手坐，总要东瞧西看，捅捅这搔搔那，弄得左右不安生。咱中国孩子，随老师出去遛弯，总是后边拽着前边衣襟，生怕没拽住自己会走失；他偏不拽，一会儿跑前一会儿拖后，整个一游击队员。咱中国孩子站在马路边观风景，看见汽车过总是一齐欢呼：“大--汽--车—大--汽--车，”见到马车过也是全体雀跃：“大—马—车—大—马—车！”可他从不随大流，非等我们喊完了，他才冒一嗓子：“哪大呀？小汽车！哪大呀？小马车!”好像我们是一群白痴。

在爱国主义激励下，我们决定要惩罚黑小子。“我们”是指班上的几个要好的男孩子，我也在其中。可如何惩罚却是个难题，黑小子浑身键子肉，简直像个练健美的，单打独斗谁也不是他对手；况且在幼儿园有老师盯着，也没机会。他又是全托，周六保姆来接，在园外群殴的可能性也很小。报负计划还没出笼，黑小子已经听到风声，这家伙鬼精鬼精，知道各个击破的战术，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园中玩耍，忽然苏小妹的手绢找不到了，哭哭啼啼去向老师报告。“你们谁拿了小妹的手绢？”老师问我们；我们都说没有拿；“真的没拿吗？”老师追问到；“真没拿真没拿不信您搜！”我正和伙伴玩得高兴，有些不耐烦。没想到老师的眼睛贼尖，一下瞅见我的口袋，上前从里面拽出一条手绢，“还敢说没拿？这是什么？”我的天，真是苏小妹的手绢！不知怎么跑到我兜里。我傻了，呆了，只会说“不是我不是我”；被愤怒的老师关进储藏室蹲禁闭。后来知道是黑小子干的，义愤填膺又无可奈何。

转眼都长大了，上学了，和黑小子就分开了。文革开始时听说黑小子跟爸爸回家乡闹革命去了，七三年从干校回来，几个伙伴一块聊天，不知怎么扯到黑小子，一个同伴说：“你们知道吗？黑小子死了！”“啊？怎么死了？”我们都很吃惊。同伴说，他跟着爸爸一起打游击，一次中了国军的埋伏，国军喊话要他们投降，结果他爸投降了，他却很英勇，拒不投降，最后战死了。得知此讯，我惆怅良久，心想黑小子还真是个汉子呢！

（六）

不知为啥，喜欢上幼儿园的孩子似乎不多，不论是我们这茬儿，还是我们的子女这茬儿，好像都一样。一般的孩子哭上几天，知道哭闹无济于事，也就认命了，也有个别犟的，真叫宁死不屈。我的一位同事有个儿子，从两岁送幼儿园起，一直哭到该上小学，楞是坚持了四年。我儿子上幼儿园时，因为离家很近，有时会偷偷从幼儿园跑回家来。原以为是十八号的幼儿园办得不好，后来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别的幼儿园也一样，为什么小孩儿都不太喜欢幼儿园？其中必有应该反省的原因，留待育儿专家们去研讨吧。

不过十八号的幼儿园也有可留恋之处，那就是午睡后的小点心。我吃饭挑食，但对点心糖果花生瓜子之类零食，却馋得狠。那年月日子不宽裕，平日很难吃到零食，花生瓜子更是只有春节才能享受到。寒冬腊月揣上副食本儿，和哥哥一起去西单大棚排队，北风扑面，冻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一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排上大半天才能买到；哥儿仨提着口袋往家走，边走边吃，等走到家一口袋花生瓜子吃得差不多了。年三十大院搞大观园，就是游艺活动，在食堂弄些套圈钓鱼猜迷之类，赢得奖票去小卖部换奖品，我最喜欢的奖品就是炒黄豆，把兜里揣得满满的，吃得腮帮子酸疼。

因为少，所以珍贵，而幼儿园午睡起来的小点心，更成了珍馐。其实都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像鸡蛋糕、绿豆糕、萨其马一类，并不是啥稀罕物。最好吃的是酥皮点心，豆沙或枣泥馅，一咬沙沙往下掉皮儿。每次吃完，都要用指头把桌上掉的碎渣粘起来，用舌头仔细舔干净，心里幸福得很。每天午睡时总会辗转反侧，猜测着今天的小点心会是啥？想着想着口水就流到枕头上。

好像是入园没多久，东院办公区忽然每日传来鼓风机的呼呼声，晚上有火光映红夜色。有一天老师情绪特别好，领着我们蹓跶到办公区的后花园里。只见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园子里，身上烟熏火燎乌黑乌黑的，一台鼓风机开足马力吼叫着，把炉膛里的火焰吹得很旺。一帮叔叔们围着这个大家伙忙活着，个个汗流浃背。“阿姨他们干嘛呢？”我问老师。“炼钢呀！”老师回答得很骄傲，似乎工程很伟大。“炼钢干嘛呀？”“搞建设呀，造飞机、造轮船，都少不了用钢呀！”老师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没想到我的十八号还能和飞机轮船挂上钩。

也不知过了多久，东院的轰鸣声没有了，炉火没有了，夜晚没有了红光映照，十八号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想大概钢已经炼好了，不知造出了多少飞机和轮船？想问问老师，又不太敢开口，老师不喜欢没完没了提问题的孩子。

大概过了一年吧，午睡后的小点心忽然开始萎缩，由酥皮糕变成一小块饼干，又由饼干变成一根浆米条，再由浆米条变成一个杏子，一瓣梨，最后连这些也没有了。于是午睡变得很空虚，没有了可以惦念的东西，而幼儿园在心目中唯一的一点好感也没了。

一个乍暖还寒的冬日，老师又领着我们出园去遛弯。走到我家楼后，忽见很多大人在挖土。我家楼后有一大片松树苗，里面蛐蛐和壁虎多的是，下雨前还会有大群的蜻蜓落在小树上，供孩子们逮着玩。可眼前这片可爱的树苗已经消失，大人们很吃力地用铁锹深翻着土地，不少蚯蚓被挖断了躯体，蚂蚁也惊得落荒而逃。

“阿姨他们干嘛挖土呀？”我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嘴，又向老师发问。

“种白薯呀，”老师回答的有气无力。

“种白薯干嘛呀？”“吃呀！闹灾了，粮食不够吃了，只能自立更生了！”这最后一句话我不懂，但前面三句听明白了，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饭不够吃了。不过还有很多疑问想请教老师，比如能不能像炼钢一样炼粮食？比如为什么要种白薯不种酥皮点心？比如白薯地里还会有蛐蛐和蜻蜓吗？但老师已不再给我提问的机会，她让我们念一首歌谣给大人们鼓劲，于是老师起了个头，我们便一齐咦咦呀呀地扯着嗓子喊起来：

“拍拍小手，跟我走，一起走到大门口；门口地里种着瓜，社员就是藤上花；南瓜个头比车大，一辆卡车拉不下……。”

（七）

在我的记忆中，大概到了四五岁上，才有了父亲的印象：一个清瘦的永远严肃的老头子。

算起来，生我时父亲已经45岁，前面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而且在家乡的大哥已经是县长了，所以我的呱呱落地一定不会给父亲带来什么喜悦，不会像现在的独生子女给父母带来那样大的幸福感。我甚至想，他大概会后悔不该再生一个孩子，五个子女对一个全身心投放到工作上的人来说，的确有些太多。

所以他从不给我讲故事，唱儿歌，从不和我聊天，从不带我去公园玩，也从不会在我生日时给我买啥礼物。我对他发火他不会理睬，我对他嚎哭他不会动心，即便我高兴我趴在他身上他也不会抚爱我，不过他也从不会打我，在家里他从没打过孩子一下。他对十八号比对我亲，他的身影每天一大早就消失在东院门口，直到满天星辰才回家。我常想，如果家里没有妈妈哥哥姐姐，只有我，那他大概永远不会回家了，永远要和十八号的东院做伴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妈妈带着哥哥姐姐去看电影，交待他去幼儿园接我，他忘的一干二净。我孤零零地坐在班上等待，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一个被家长接走，心里是那样的无助。最终老师也等的不耐烦，知道我家就在幼儿园旁边，就让我自己回家。我飞快地奔到家门口，却惊恐地发现门锁着，万般无奈，只好去东院找爸爸，我对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依稀有些印象。站岗的解放军放我进去了，知道这么小的孩子肯定不是特务。我战战惊惊地走进办公楼，多数办公室已经黑灯，走廊里寂静无声；我一个门一个门地数着，终于找到了他的房间。门开着，高大宽敞的屋子，红木地板飘着腊味。他坐在写字台后面，一个铜座绿玻璃罩的台灯将他的身影投射在白墙上，他是那样全神贯注，以至我走到他旁边他也没有发觉。于是我愤怒而委屈，对准他的耳朵，用最高分贝大哭起来。

爸爸耳背，好像是年轻时得过一次伤寒，发高烧把耳朵烧坏了。我们和他说话要大声喊，他和别人说话也像是在喊叫，大概耳背的人说话都声大。他还是一个脾气很拧的人，顽固地拒绝改变一切习惯，这点在他的口音上表现尤其明显。他年轻时就已离开家乡，走南闯北二十多年，就是改不了浓重的家乡话，而妈妈早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了。于是别人听爸爸说话实在是很费劲，这大概也影响到他与左邻右舍的往来，他从不会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那样，和邻居们聊聊家长里短，有点余暇时，总是捧着本书看得如醉如痴。

他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侃山，不唱歌，不跳舞，不贪嘴，不逛街，只是爱听两句京戏，还一句不会唱；中年时唯一爱好大概就是买书。他的确很爱书，家里的书柜里，马恩全集、鲁迅全集、四大名著、中国通史，杂七麻八什么都有；他还有收藏线装书的癖好，有点钱就跑琉璃厂，大包小包往回提，几个大书柜塞得满满的。我怀疑他是否看过所购图书的百分之一？不过我很感谢他买过一套安徒生童话集，是精装本，纸地很好，图画印刷也很精致，曾让我百看不厌。

在我告别幼儿园的年龄，有一天他找来很多旧布料，撕成一条一条的，开始绑个什么东西。这引起了我的好奇，蹲在旁边看，一会儿功夫这东西有些模样了，看着像个鞋底儿。“爸爸你做的是什么呀？”我问他。“草鞋”，他微笑着回答。我听说过草鞋，那是红军穿的，小学课文里有朱德挑粮，画上的朱德就是穿的草鞋。我没想到用布条也能打草鞋，更不明白现在已经有布鞋皮鞋为啥还要打草鞋？以为他是在打着玩。谁想到第二天，一个周日，他竟穿着自己打的布草鞋，背起不知从哪找来的柳条筐，拿着长把小铲，叫上哥哥和我，上街去拾粪。那时北京的马路上还有很多马车穿行，马粪随处可见，可那些粪便都是由扫马路的清扫，从没见过一家人挎着粪筐满大街拾粪的。

我们跟着爸爸行走在大街上，爸爸的草鞋和打着补丁的衣服招来路人好奇的目光，而捡大粪的活让我觉得很有些丢脸，低着头不敢向旁边看。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故意拖拖拉拉，拉大了和爸爸的距离，在他身后十几步远我抬起头来，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对路人说“前面那个拾粪的老头和我没关系，你们别看我我不认识他！”可是这点小把戏让哥哥拆穿了，他拽着我跟上爸爸，还把小铲塞到我手里，让我把粪铲进筐中。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至今我也没搞明白，爸爸这样做，是想培养我们的艰苦朴素呢，还是想表现自己的革命传统呢？爸爸做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只做不说，把主意揣在肚子里。

（八）

大院都有个孩子圈，十八号也不例外。那时的孩子大多是五0后，四0后也有但不太多，且都集中在末尾那两三年，多数还是五0后。从五0年到五八年，是英雄母亲的时代，玩了命的生；五九年往后骤然减少，肚子吃不饱，不敢再一窝一窝孵小鸡。所以大院的孩子圈圈以五0后为主。

大圈圈里又分小圈圈，因为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玩法，年龄差出两岁以上，就不太能玩到一块了。幼儿园的孩子只能玩些简单的，像草地里逮个蛐蛐蚂蚱，河边捞个蝌蚪；小学的孩子就上了个层次，可以玩官兵捉贼，玩弹弹球拍三角跳格子；再大些的孩子就能打篮球练单杠玩攻城了。聊天的内容也不同，小的只知道聊些身边人眼前事，大的却已经胸怀五洲放眼世界，从格瓦拉聊到康帕纳拉，云山雾罩。以上说的是男孩子，女孩子自有女孩子的圈圈，有女孩子的玩法，只是我不知道详情，不敢乱写。

有圈子就会有主事的，大人叫领袖，孩子就叫头儿。说句玩笑话，孩子头儿与领袖相比要纯洁的多、自然的多、权威的多。说他纯洁，因为他真算是“大公无私”，虽说当了头儿，可没人给他发高薪，配伏尔加（那时还没奥迪），盖别墅，也没啥污可贪没啥贿可受，整个一“为人民服务”，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说他自然，因为没人提名没人运作，没有媒体为他鼓噪做秀，他也无需东奔西走去拉选票，无需绞尽脑汁制定什么竞选纲领，他当头儿可说是孩心所向孩望所归，不知不觉中走上了领导岗位；说他权威，因为他一旦成了头儿，就是终身制，没有任期换届一说，也不会像猴王年年要接受其他雄性的挑战；他不会要求部下天天高呼以张三哥们儿为核心，或是日日强调要紧密团结在李四哥们儿周围，这些都是大人们的语言，孩子头儿不用，孩子们对头头儿从来都是矢志不渝，从没有反对党。

孩子头儿很民主，总是先征求意见再做决策：“今天下午放了学玩点啥？攻城还是官兵捉贼？在哪聚齐？王五你脚崴了，还能来吗？赵六你哥他们今天玩啥？能不能带上咱们一块玩？”孩子头儿的工作效率也很高，当天的事当天办，从不会拖拉。

什么样的孩子能当头儿？据我考察十八号历届孩子头儿的情况，大概需要具备以下几条：一是身体好，这条不言而喻，打山顶洞人起就是当头儿的必备条件；二是脑子灵，这条与上条一样，也是古往今来的钢铁定律；三是心胸宽，不能小肚鸡肠，婆婆妈妈；四是处事公，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五是敢淘气，这条最关键。在学校五分加绵羊是好学生，能当干部；可在大院不行，孩子圈里讲究要有点造反精神，敢和院里管事儿的人叫板轧刺，敢和家长顶牛，敢和院外边的孩子打架，敢从嘴里蹦出几个脏字儿，总之要敢淘气才行。但这种淘气又不能出圈，不能偷鸡摸狗耍流氓，分寸要掌握好，正像教育部发言人说范跑跑那样：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

我所在的圈圈大多是五四或五五年的孩子，圈子的头儿当然是五四年的，长的高大英俊，又聪明又活泼，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自然成了我们的头儿。在他担任孩子头儿的岁月里，给我深刻印象的他所做的最大一次决策，就是去爬香山。

那年文革停了课，大孩子们都大串联去了，我们没事干。一天，头儿倡议说：明天我们走着去香山，爬鬼见愁，好不好？孩子们欢呼雀跃。我回家和妈妈一说，妈妈有些担心。“很远的路，你走得动吗？”我坚持去，妈妈塞给我一块钱，“走不动就坐车吧”。

那时还不满十二岁，也从没去过香山，但有一大群小伙伴，还有头儿带队，一点不害怕。秋高气爽的天，天没亮我们就上了路。大家挎着行军壶和绿书包，腰间都扎根“武装带”，挺精神。晨风飕飕，白杨沙沙。头头儿率领大伙一齐高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嘀嘀达嘀达，嘀嘀达嘀达……”中午走到香山；一番拼搏后上了鬼见愁，美丽的北京躺在脚下，群山如海，枫叶如火，蓝天如水，白云如纱……。下山后欢乐渐渐消去，随之而来的是满身的酸痛。痛苦的记忆最能持久，到现在我还记着那百骸俱散的疲惫。少数孩子走不动坐了公交车；多数孩子仍要坚持：想想红军二万五，我们差得远呐！走，头儿又带我们唱起歌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回程是那样漫长。午后燥热，没有一丝风，路两旁的白杨树像望不到头的栅栏，树叶纹丝不动，只有秋蝉在枝头“伏了伏了”地叫。水壶都空了，张张小脸晒得像红苹果。渐渐队伍走散了，我前后没有了伙伴。日头慢慢落下，斑驳的树影在脚下越拉越长；肚子饿的咕咕叫，脚底板上磨起了血泡。孤独加重了身上的酸痛，我一瘸一拐，几次伸手去摸兜里的那一块钱，每到一处车站，它就在我兜里招呼我：上车吧，上车吧！我好几次要上车，但又对自己说：再走一站，下站再上吧。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挪着。

到白石桥，天黑了。我一屁股坐在马路沿儿上，实在不想动了。忽然，路灯下，从大街小巷，涌出一队队穿红挂绿的人群，我想起来，今天要进行“十一”游行的彩排，过两天就是国庆节。忽然我想到：过了十月，快到我的生日，我要满十二岁了！应该留个纪念，用我的双腿留个纪念，多少年后，我能骄傲地说：十二岁时，我徒步走到香山又走回家！

我在突然萌动的豪情下站起来。沿着路灯的影子往前走。终于，我看见了木樨地大桥上的灯光，看见了桥下熠熠闪亮的河水。回到家，我掏出那一块钱，对等得很焦急的妈妈说：“妈，我没坐车！”

（九） 

大概每个大院的孩子圈都曾和大人圈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冲突。冲突的起因，大概也都是孩子们越过了大人们划定的疆界，用大人的话说：“淘的出圈了”。

前面说过，十八号分东、中、西三个院，东院是办公区，一般是不让孩子们进去的，但是礼堂和澡堂都在东院，看电影或洗澡都得进去，所以警卫看得就不那么严了；西院是“梁山好汉”的别墅区，警卫森严，孩子们也是不能去的。但是由于上学得出西门，不得不给孩子们开辟了一条“胡志明小道”；其实并非是“小道”，而是西院唯一的一条马路，允许孩子们上学放学走这条道，孩子们也因此窥见些“水泊梁山”的奥妙。

孩子们都好奇，好奇的特点，就是越不让去的地方越想去。东院有个小操场，有些体育器械诸如单杠双杠，举重的杠铃。孩子们经常溜到小操场玩，那年头孩子们对体育活动绝对喜爱，谁的胳膊能弯出一块疙瘩肉，谁能举起一百多斤的杠铃，谁能在单杠上玩几个花哨动作，都是很自豪的事。东院还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五花八门的外国报纸。孩子们喜欢钻进去翻报纸看，有集邮的，有集飞机照片的，有攒连环漫画的，全从信封和报纸上剪。东院还有个后花园，树木繁茂，树上经常栖息着许多颜色艳丽的鸟儿，孩子们想逮鸟，这个地方是最佳选择。东院灌木丛生，曲径通幽，玩官兵捉贼这里是最好的藏身之处。既然有这多好处，难怪我们要屡屡擅入禁地，偷偷溜进东院大闹天宫。

若是只练练单杠、翻翻报纸，到也无碍大局，可往往玩着玩着就出圈子了。东院有许多海棠树，结果时红彤彤水凌凌的，煞是诱人。谁知孩子们晚上偷偷溜进去，拿着竹杆一通乱打，不但海棠满地，而且枝伤叶损，把管树的花匠气得够呛。孩子们爱用弹弓打鸟，准星歪了点，一块窗玻璃瞬间粉身碎骨。行政科不得不贴出通知，严禁小孩子进入东院；可东院对孩子们的诱惑绝非一纸通知所能阻挡，孩子们该去照去。机关没辙，只好动用“御林军”；所谓“御林军”，就是食堂的一帮炊事员。不知别的大院如何，反正十八号的炊事员是一个比一个胖，胖子在五六十年代还是珍稀品种，一百个人中不见得能有一两个胖子。可食堂的大师傅个个胖，就有点奇怪了。孩子们天天要去食堂打饭吃饭，和大师傅们都倍儿熟，按照肥胖的程度，分别给大师傅们排了座次。一提到大师傅，不用说名儿，只说大胖子二胖子三胖子，大家自然都明白。

不知是不是因为太胖不好找对像，大师傅们多是单身，住在集体宿舍，晚上除了在食堂看看电视，没啥家务。一有孩子们溜进东院调皮，行政科就打电话给食堂大师傅，让他们到东院清剿草寇。于是黄昏之中，东院屡屡上演一场“猫捉老鼠”的大战：猫是大师傅，鼠是孩子们。正像动画片里猫鼠大战的结局一样，在大师傅和孩子们的追逐中，倒霉的总是大师傅，因为他们太胖，跑不快，地形又不熟，不如孩子们个个地里鬼儿。每每把大师傅们累得气喘吁吁，孩子们却脸不变色心不跳。

西院对孩子们的诱或更大。每次上学放学，都要经过外宾餐厅。餐厅外的棚子里堆满汽水瓶子，那时候喝一瓶北冰洋汽水，就像现在吃上一个哈根达斯，很爽。要说“梁山好汉”们真有点拿豆包不当干粮，咱勒紧裤腰带省下点银子，供他们好吃好喝，却不知爱惜，喝汽水常常喝一半剩一半，结果便宜了孩子们。我们从餐厅路过总要翻翻看看，将码在浮头的汽水瓶子倒腾一遍，找到没喝干净的，兴高采烈抽出来，一仰脖倒进肚子里。喝完咂嘴弄舌，做无限幸福状。但毕竟时间紧，不能都翻到，浮头的没战果，就想晚上偷偷溜进来再翻底下的。

西院还有更诱人之处，就是有各种昆虫和小动物。西院很大而楼很少，大片的树木和灌木，里面“藏龙卧虎”。有黄鼠狼，狐狸，野猫，剌猬，田鼠；有青蛙和赖蛤蟆，有小蛇和蜥蜴，有啄木鸟和猫头鹰，简直就像个动物园。对孩子们来说，去西院逮小动物就像到非洲探险，充满惊险和刺激。可是潜入西院是很危险的，因为孩子们要对付的不是食堂那群胖师傅，而是手握钢枪的正规军：西院是由解放军守卫的。和解放军玩捉迷藏，不像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倒像是一群羊羔进了狮虎山，跑不了几步就落入虎口。好在解放军有纪律管着，不能打不能骂，只能将俘虏“押解出境”，也正因如此，孩子们才会百折不挠，飞蛾投火般翻墙越境，潜入那神秘的西院。

（十）

曾经有一次，十八号里暴发了一场孩子们对大人的抗争，抗争的起因是篮球架。

在六十年代，三大球里最普及的是篮球。中国人关注排球是在中国女排夺冠之后，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了；而足球虽说是咱老祖宗发明的，但囿于所需场地较大，花费较多，一般人玩不起。只有篮球最易普及，有个小空场，有个篮框有个球，齐了。因此当时打篮球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各中学都有篮球队，各大院也都有一拨儿篮球小子，经常约了打比赛。十八号在六五年盖了个办公大楼，楼前修了个大广场（这是孩子们的俗称，其实也就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搁了两副篮球架，原是为干部们打篮球安置的，没想到成了孩子们的礼物。

那时院里最大的孩子是建国前后生人，正上初三或高一，即后来所谓的老三届。这拨孩子是大院孩子圈的最高一层，且家长大多是部级和司局级，即百姓所谓的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又见多识广，自然有些狂有些傲；又都爱打篮球，有几个打的还不错，是校队的。每当大哥哥们在篮球场叱咤风云之时，我们这些兄弟小兄弟全都聚集场边，为他们喝彩助威。哥哥打累了，便让弟弟替补上场，都打累了，便坐在办公大楼台阶上，听大哥们侃山。那时电视不转播NBA，我们根本不知道篮球世界的老大球技有多高超？于是大哥描绘的NBA在我们眼里简直是神话：

“那些美国黑鬼弹跳简直没治了！拿球连过数人到栏下，腾空跃起空中转体360度，最后背朝栏框将球反手扣进，绝了！”“张伯伦，那纯粹不是人，是巨毋霸！他伸手就能摸着栏框，他在场上那比赛就没法儿打了：只需站在栏下，别的队员把球往栏上一扔，他接住就扣谁也挡不住！后来只好规定，张伯伦不许手碰篮框！”“对对！那小子两条腿跟装了弹簧似的，听说他在学校第一次参加跳高比赛，你猜怎么着？差点破了世界跳高记录！”“你们也别太崇洋媚外啦，咱们国家队水平也不差呀，像杨伯镛，投篮多准？还有黄百龄的单手急停跳投，那也算是世界首创呢！”“得了吧，没法和张伯伦比！你知道他一场最高得多少分吗？超过一百分！一百分呀，咱国家队全场能拿一百分就算不错！”大哥们眉飞色舞，我们如醉如痴。跳起转身360度，这可能吗？我连90度都转不了呢！这些匪夷所思的描述让我们对大洋彼岸心驰神往，不知这辈子是否有福气能看上一场美国鬼子的篮球赛。

由于篮球场的人气儿太旺，动静太大，惹得干部们不高兴了。有一天十八号的孩子和三里河的孩子打比赛，十八号获胜，一个孩子头儿兴奋之下将球用劲抛起，谁知皮球一直飞向办公大楼，哗啦一声，一大块玻璃粉身碎骨。这事给了干部们“坚壁清野”的理由，第二天下午，当孩子们相约来到大广场打球时，发现篮球架子已不翼而飞！大家全傻了，打球的瘾正在兴头上，突然不见了篮球架，好似从火炉掉进冰窟窿，透心凉！

“怎么回事？球架哪去啦？”孩子头儿发火了，他是年龄最大的孩子圈的头儿，可以说是十八号所有孩子圈的最高长官。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是咋回事。有俩和我同龄的孩子自告奋勇，潜入东院去侦察，不大功夫就跑回来报告：两个篮球架子被挪到办公楼后面去了。“哼，不就碎了块玻璃吗？赔就是了，还不让打篮球了？首领更火了。那时已临近文革，“造反有理”的风头日盛，老人家一句“你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让我们全都感觉良好。“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些豪放诗篇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水击三千里都可以，打个篮球不行？呸！这心态有些像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别说吃你几块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他会挪走，咱不会挪回来吗？”首领当机立断，决定造反。呕！全体孩子一齐欢呼，好像就要奔赴前线去打美国佬。于是精心策划，没有车，怎么把铁铸的篮球架搬回来？怎么不让干部们发现？当兵的要来阻止怎么办？一切均缜密部署，每人都按能分工，第二天是星期天，干部们不上班，正好实施突袭。行动大获全胜，孩子们凭撬棍和滚木，硬是将篮球架子挪回了大广场，当孩子们在篮球架下雀跃欢呼时，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胜者。

谁想行政科並不和孩子们正面交锋，他们只是调查了一下孩子圈圈，摸清了家长是谁，然后给每个家长打了个电话，形势就急转直下。所有“骨干分子”都被家长一顿臭骂，并关在家中面壁思过。树倒猢狲散，孩子们群龙无首，眼睁睁看着篮球架又被挪走，“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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