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再教育概要（二）
作者：为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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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再教育概要（二）
作者：为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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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再教育概要（二） 要点六： 岷江渡口（虎渡溪）有一颗大榕树。农民说：（19）60年，这颗树下死了好多人，都是些等过河船的，想坐下歇口气，就再也起不来了。从此我才知道“三年大饥荒”（1）农村大量饿死人的事，极为震惊（2）。 不止一个生产队都有名称为“屋基地”的耕地，往往在一条小山沟的尽头。农民说：以前那里是有一家人住的，（19）60年都饿死了。 附近生产队一个农民娶的媳妇又瘦又矮（不到一米四），脸色青白有灰黑斑，据说反应迟钝，干农活也不行。后来知道此人来自邻县一个孤儿院，其父母都在（19）60年前后死了。 注： 1、“三年大饥荒”指1959、1960、1961三年，即官方所称的“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饿死的农民）数字，各说不一。最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采用了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数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而一些专家和民间学者通过各种调查研究得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数字大概在两千万到四千万之间。比较详细的专著当推新华社前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出版），他的调研结果认为这个数字大约是三千六百万。2006年第一期《龙门阵》杂志登载了廖伯康先生的文章《我向中央讲实情》，作者以当年亲历者的身份第一次公开了四川省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一千万！廖先生当年是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改革开放之后先后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有学者通过气象资料分析，那三年全国灾情有限（这样大的国家哪年没有旱涝？），即使不算风调雨顺，也肯定不属大灾之年。将灾难归咎于老天爷完全是推脱罪责。惨死于“文革”中的刘少奇曾不得不承认出现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应当指的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大炼钢铁”、“共产风”等极其疯狂和愚昧的运动。“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省，恰恰也就是“人祸”最凶的省，如四川、河南、安徽等。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当饥荒已经开始时，很多地方的干部不仅没有去救济灾民，反而到基层去“反瞒产反私分（粮食）”，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且1959年竟然是1952年至1963年间我国净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 2、我回家探亲曾问过父亲：（19）60年农村饿死人你晓得不？父亲沉默了一下：晓得。我：咋个不给我们说喃？父亲蹙额道：咋个给你们说嘛？ 咋个：四川方言。前一个是“为什么”的意思。后一个是“怎么”、“如何”的意思。
我们几个知青给一个摔伤的农妇治好了伤口。她特地在小溪中弄了几条小鱼煮熟后相赠。有农民告诉我们：她的东西你们都敢吃？她吃过人的！原来“三年大饥荒”时她的小女儿（婴儿）饿死，她白天埋葬了女儿晚上又挖出来吃了！从此我开始知道“三年大饥荒”中竟发生过如此人间惨剧！ “三年大饥荒”时附近生产队还发生过另一起杀人吃人事件。受害者是一个饿得半死、晕倒在山坡上的老头，杀人吃人的是一个也饿得半死的老太婆。公社干部及公安人员闻讯到来时，后者也已经死了。 参考资料： “三年大饥荒”期间发生恐怖的吃人惨剧并非只此一处，四川泸州、甘肃临夏、定西、河南商城等地也有“人相食”的记录。思想跨越时代的经济学家顾准先生在1959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并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在《大跃进亲历记》一书中也提到安徽凤阳人吃人的事。香港凤凰卫视有一个曾子墨采访当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分子”的专题节目，被采访的幸存者详细讲述了饿极了的活人吃饿死人的尸体的惨剧。1962年夏，刘少奇曾对毛泽东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见《刘源（刘少奇之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可见这类事件的极端严重性。
农谚道：立夏小满正栽秧。不违农时抢种，事关收成好坏。这是农民最劳累、也是劳动力最紧俏的时候。 栽秧时，一个老贫农（1）直起腰来叹一口气，捶着背说：“唉，是那两年，主人家（2）该端汤圆儿出来吃了。”从此我开始知道“地主”并不如教科书（3）上写的或“忆苦思甜报告会”（4）上讲的或革命教育影片（5）里演的那样狰狞可怖，逐渐有了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只有一个地主（记得好象叫徐政文，而当地其他农民大多姓吴或姓邓），四年多时间里我从未见过此人。其他地方常常出现的斗争地主大会更是闻所未闻。一天，田坎上出现一个城市人打扮的中年妇女，旁边还有一个穿戴整洁的小男孩，看上去应当是母子二人。邻居告诉我说，那是徐政文的二女子。解放那年，她和她姐姐都在县中学读书，一起跟解放军走了。现在她丈夫是团长，她姐夫官更大，常常坐飞机到北京开会。身兼革命军官老丈人和地主双重身份，徐某人的日子想来过得还算不错吧。 注： 1、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搞“土改”，按拥有土地和家庭财产多寡而给农民“划成份”如下：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后两者是阶级敌人，在五大阶级敌人“地、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中名列前茅，属于“专政”对象。前三者是革命阶级，是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则是团结、教育、改造对象。其依据可追溯到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旧时对雇主的称谓，类似当今的“老板”、“业主”。在农村，一般就是指土地所有者即后来定义的地主。 3、如高玉宝先生所写的著名“荒诞派”作品《半夜鸡叫》就曾编入小学教材，蒙骗了不止一代少年儿童。4、农村里的“忆苦思甜报告会”不象城市里那样精彩，因为乡下的农民比较淳朴，政治训练不够，讲出来的往往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忆苦思甜”就完全走了调。他们讲起“解放前”就象在干巴巴地背书，内容大多老生常谈；讲起“（19）60年饿死人”却声情并茂。当然，他们很愤怒地谴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是罪魁祸首。 5、延安时期的歌剧、后来的同名电影《白毛女》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2009年第二期《随笔》有文《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文中追述了歌剧《白毛女》源自河北、山西一带古已有之的民间神怪传说“白毛仙姑”。最初的作者只从传说中发掘出“发动群众破除迷信”的积极意义，而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却政治嗅觉敏锐，感觉到此事大有文章可做。在他的策划下原作者出局，贺敬之等新人参与修改创新，新作“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这才编出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众多人物与故事。如此《白毛女》，方才成为激励革命斗争意志、诠释革命合理性的典范文艺。“文革”前夕，《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后成首批“革命样板戏”之一。 参考资料：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有个全国闻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还有一个依托于它的“收租院泥塑群像”，反映出“解放前”农民所受到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庄园主人刘文彩青面獠牙、无恶不作，是中国地主阶级的“形象代表”。当年还有个名叫冷月英的“受害幸存者”现身说法，对年轻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她讲的“鬼故事”听得中小学生（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毛骨悚然。“文革”结束后，刘文彩其人其事的真相渐渐被披露。刘是大地主无疑，早年为胞弟刘文辉在四川争地盘打天下而大肆揽财也无疑。但后来此人却吃斋念佛，还出巨资在安仁镇创办“文彩中学”（即今天的安仁中学），其规模和教学条件在当年全国民办学校中首屈一指。学校建成之日，刘即宣布刘家不得占有学校的产权。当年“阶级教育”的内容大多无中生有，比如冷女士大讲特讲自己所坐过的“水牢”不过是一个装过鸦片烟土的库房，而剩下的也言过其实。反正刘某人早已死去，他的后人也绝无为之辩诬的“狗胆”——哪怕其胞弟刘文辉曾以起义将领的身份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部部长，也只能说一句“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而已。 如今“地主庄园”成了“刘氏庄园”，好象又叫“川西民俗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当地旅游开发的热点，也是当地GDP立竿见影的增长点。依托保存完好的大片民国时期的中西式建筑和刘氏“金字招牌”，当地政府正在精心打造“中国博物馆小镇”。那些摩肩接踵的旅游者在安仁镇“星廷剧院”看民俗表演时，可知刘文彩本人字“星廷”？ 有刘氏后人陪外地朋友去刘氏庄园参观。买门票时那些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刘家的后人，进自家祖屋还要买门票？管理人员回了一下神，很人性化地说可以去县里开一个证明，就自由进出。不然我们怎知谁是刘家后人？
下乡没几天，我们几个知青正坐在山岗上好奇地打量四周新环境，却迎来一个不那么象农民的当地人。他似乎很想与我们交谈。谈话间不知怎么说到“四清”运动（1），他愤懑道：“……龟儿子工作队把我的猪儿都牵起走了……”。我心中一怔：这肯定是个“四清”下台干部！阶级斗争啊，要警惕！后来知道他曾当过大队会计，是我们房东（生产队副队长）的亲哥。“四清”运动中不知哪里没弄“清”就罢了官。交往一段时间后，我们放松了“警惕”：这家人上上下下都对我们关照，他的儿子更与我们亲近。而他本人肯定是当地最有文化也见过世面的人，群众关系也不错。 生产队有位名“凤香”的有夫之妇，人们一说起她就语焉不详、面露暧昧。后来方知其“作风不好”，“偷人”众多，是“官茅司（2）”。还有一男子吴某，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造反精神十足，常为一些小事与人争执，似乎也要与我们这些知青争个高低。后来他偷了生产队的什么东西，也不了了之。令我大出意外的是，这二人竟然都是“四清”运动中加入中共的党员（3）！ 注： 1、“四清”运动：1963年至1966年，中共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毛意中的斗争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干部，且认为刘少奇在此次运动中执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二人矛盾深沉。接下去的“文革”运动中，刘即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死于非命。 2、茅司：四川俗语，即厕所。官茅司即公共厕所。 3、在农村各次政治运动中“火线入党”的，不少是“流氓无产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游民无产者”，与这种人十分相近。他评价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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