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话当年

（1）知青如何进村落户

有一位知青新近上网，在BBS上叙说当年是如何进村的，引发了曾经在不同省份插队落户的知青的共鸣，各自摆出当年的进村情形，不禁相互比较起来，话题聚焦到一点——“插队”的知青在下乡前有没有被具体落实到“落户”的村子。

楼主“峡江映山红”回忆自己1969-3到江西峡江插队时第一次进村的情形——

雨在不停的下着，大队部座落在山脚下一个村庄上，知青们下车后被安排在大队部大会堂内，然后由大队民兵干部分配到各老表家睡觉，我有幸被分到小学老师的寝室，就这样和衣躺下了，因为一路太累的原因，很快就睡着了。谁知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突然发觉鞋不见了，只见满地的水位高达一尺，真是哭笑不得。安排在老表家吃完早饭，知青们集中到大会堂等候自愿分配。这天来了好多上海老知青，他们是68年底首批来插队的66.67届，同仁们的到来给我们增添了一时安全感。我们互相交谈开了，问这问哪，比如哪个村离大队部近呀?哪个村有电灯呀?哪个村富裕呀?七嘴八舌。。。

网友“康康”是1969-1到安徽南部的东至县插队的，他说——

看着看着就想起当年的情景来。不过楼主说“集中到大会堂等候自愿分配”就看不懂了，难道离开上海前没有定好“落户”的生产队吗？

插段我那时遇到的趣事：

69年1月18日，闸北区千多人上了“东方红6号轮”沿长江上溯。我的一个邻居正巧和我一条船上，我去东至，她去青阳。我们全都明确有落户生产队的，如何安排的也不清楚，一个生产队的不少还是上了这船才互相认识的。船上我邻居告诉了我这样件事：青阳杜村公社的一个女生，上船后“认识”了与她同一个生产队的男生，却因为那男生带了顶“鲁松帽”而产生反感,很有个性的她不慌不忙的找到跟随知青的学校“工宣队”，提出要调换生产队，理由很简单，不愿与“鲁松帽”在一个队里。工宣队很惊讶，在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威时代，居然有以此“不上台面”理由来挑衅“领导作主”的女生？于是一本正经的说教开始了，谁知被那女生淡淡的打断：“你说换不换？不换我马上跳下去。”微微翘起的兰花指分明是对着船舷、甲板......工人阶级到底没有臭老九那套酸腐，立马就答应了换。

网友“井冈山下人”把自己1969-3到江西永丰的经历与上述两人两地的经历进行比较——

康康1969年1月去安徽插队，你们下去前连生产队都已经落实好了。我们是同年3月去江西插队，下去前只落实到生产大队。到大队后“再分配”到生产队。不知是否属于“改进”的措施？

楼主“峡江映山红”作了补充，以说明江西与安徽的做法有所不同——

井冈山下人说的对，插队到江西直分配到大队为止，去生产队是个人自选的。

网友“小沁”是1968-11到江西插队，比楼主略早，地点是在与楼主相邻的新干县，她说——

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们当时12人分到一个大队，之后就由自己选去哪个生产队的。（我是在江西新干县）

网友“曾是陇南人”是中专生，曾经在甘肃省天水西和县插队。他回忆说——

我们下乡插队只知道到天水地区，到了天水火车站后住了二天，然后分到西和县，到了县城又住了二天，再分到下面的卢河公社卢河大队，事先都不知道具体在哪插队。

网友“南望”曾经在江西金溪插队。他的经历与前面几位“老俵”不一样——

老三届里，我怕是“赖”到最后一批去插队的了。我们满满一列火车12节车厢的“社会”青年在自己去插队的行李标签布条上都是明明白白的写上XXX大队XXX生产队的，至于哪个县就不用写了，因为全都是一个县的。也就是说咱那上海户口簿还没有被盖上红色的“迁出”章时就已“私定”终身了。

网友“野歌”当年在内蒙古插队，他的回忆是——

我们也是到了县都不知道去哪里插队，一切听安排，结果，办了几天学习班后，是自愿组合，是怎么组合的，怎么会这几位到石嘴子的，至今没有概念。大概是四位中的一位岁数比我们大，火车一路过来，他脑袋里想的比我们多一点，一听是自愿组合，就把我们凑在一起了。当时我们还没有主意或主见，随波而行。16岁，稀里糊涂，连当时的自愿组合都是这些年联谊活动中才知道的。

我（网中人）也加入了同一话题的回忆——

看到小沁朋友的回忆，很有感慨。

小沁朋友与我是同一批同一天到达新干的。即使如此，进村之路也是不一致的。

我在另一个公社（鸡峰公社），分到每个大队的知青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是“12人分到一个生产队”的水平。（不是“12人分到一个大队”）

那时候知青离开上海的时候是“班排编制”，但每个人对自己的落脚点都被“蒙在鼓里”，实际上均已被指定到大队。在到达新干县城以后，才宣布各人去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在这个时候，个别“脑子活络”的知青立即打听要去的大队及其所属各个村子是什么情况。

尔后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护送团”与公社、大队的有关“接收大员”讨论如何按知青班分到生产队（自然村）的具体方案。有个别“脑子活络”的知青在此时机提出换班的要求，也获得允许。

这样看来，当时即使是在同一个县里，各个公社的做法也不尽相同。

从八个人叙说的情况来看，涉及内蒙古、甘肃、安徽、江西四个省区，其中江西一省涉及峡江、新干、永丰、金溪四个县，而江西新干的又分属两个公社。

虽然都是寥寥数语，就已经显示出当年那么多人下乡进村的过程是各有千秋的。在以往十数年的传统教育下，估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一直以为对知青的安排有统一的做法的。现在在网络上一交流，才恍然大悟，即使是一个县里也是各不相同。

想想这也不奇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上山下乡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运动，所以，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模式，也不会有可靠的操作方案，更不会有统一的规定了。

再进一步回头看看历史，五六十年代在小范围内有过试点性质的上山下乡。这样的说法使我又一次想到了借鉴工业技术开发过程的概念与术语。具体而言，早在五六十年代，工业技术开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必须执行的规范，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开发新技术必须经过逐级放大的过程，首先要在试验室进行小试（小规模试验），成功之后，必须形成和提交“小试报告”，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提出改进的措施，并为进一步中试（中间试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诸如此类的小试、中试等步骤，每一步都有相应的报告和严格审查。只有一步一步获得成功，才有可能最终建设工业生产装置。某一步通不过，就不能跃进到下一步。这是国外数十上百年经验的积累，五六十年代传入我国。

然而五十年代以来国内流行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截然割裂的做法，加上把活生生的人视为“驯服工具”“螺丝钉”的“革命化”发展思路，把涉及千百万人身家性命的大迁徙看成是一件只要巨手一挥就能万马奔腾的简单事情。

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六十年代初确实有中央文件要求组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且明确以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但是，高层领导中津津乐道的是只要中央发出号召，广大群众就会热烈响应，而对五六十年代试点插队落户，并没有全面总结，更没有“逐级放大”的概念，当然就没有详尽的实施细则，而只是停留在原则性号召上。到了文革那个极端化的年代，更是“一言九鼎”，由伟人发出寥寥数语的12-21最新指示之后，“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里，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党史二卷语）如果说，兵团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尚有可能对知青如何“落户”在一定范围内作出相对统一的规定，那么，在知青插队的广袤农村就难以比拟了。上述BBS的交流显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这也提示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推而广之，认为就是普遍现象，轻易地作出什么结论。厘清历史真相的知青研究任重道远。

如今纵然有一些人不屑于这样的回顾分析，而致力于从动机角度来解释那场政治运动的伟大意义，但终究无法避开具体过程与实际效果。无论当年的知青，还是以后的研究者，回顾和面对知青走进“第二故乡”时各地出现的那些毫无章法的现象，不难对那种大规模强制性的做法作出应有的评价。

（2）知青如何鸠占鹊巢说

在一个知青论坛上，看到这样的帖子，楼主“银铧”回忆当年——

农历十二月初一，这天恰好是腊月的第一天，就在这天我出发去安徽插队。一声长笛伴着一片哭声，凄厉的黄浦江风无情地刮擦着同学们眼泪汪汪的面颊。一艘满载着1800名上海学生的“东六”江轮，缓缓地离开上海日晖港驶向皖南池州。

几天以后，我和两位同学被安顿到深山冷坳，汪姓地主家的土屋里。听说为腾间屋来安置知青，队里头天刚把他们赶走。这是一间颓垣断壁的破屋，土墙四壁千孔百疮，上截塌墙上稀朗地遮拦着巴茅草垛。

屋子里空空落落的，左边有道竹条篱笆墙，分隔出灶台前后，墙角里竖堆着几捆地主家扔下的松毛柴禾。右边也有一道席篱隔墙，席墙把堂屋和房间一分两半。北风肆虐地从土墙洞里钻了进来，发出呼呼响声在篱笆隙中来回穿梭，又打着旋在屋子里呼啸而过。……

网友“顽石”跟帖——

大部分插队落户的知青确实生活得很苦，大家的记忆也都差不多。只是看了银铧的日记，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怎么觉得那汪姓地主一家比那杨白劳还冤呢？那么破烂的屋子都住不安稳。寒冬腊月平白无故就被人赶了出来？其实自己在农村时也曾经见过类似的场景，那时觉得理所当然，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嘛！可几十年后再看到这样的记录，突然有了一种很震惊的感觉。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人权意识有所苏醒呢？这种变化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楼主补充道——

顽石：你的目光和思维很敏锐，你竟然把我看似一笔带过的随意文字，给一把揪了出来。我是有意将内心的愤愤不平隐藏在笔触中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无法忘记汪姓子女那种凄凉的眼神。

为了安置知青，地主一家老小被迫扫地出门，他们被赶到别家的天井檐下，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就连破屋也不给他们安身，天理何在？他的两个光棍儿子，天天上破屋来呆坐，坐到半夜都不肯走。现在我明白他们当时的心情了。

再看我们的大队书记，他问：你们学生子里，哪几个成分高的？他又问：资本家有吗？放到我家里加强再教育。如果他真安好心，为何不把地主安排到他家呢？却独独寻找资本家成份的知青？

那年代哪有什么人权可言？！天高皇帝远，但即使皇帝咫尺天涯，他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那一年大雪封山，我们却走进了雪山，要说我们可怜，其实他们比知青更可怜。毛主席派来的学生仔，哪敢反抗？他的两个儿子家谕和家仪，每晚到我们这儿来，坐到深夜也不肯走，看起来好像十分友好，其实是他们内心愤恨的宣泄，要是放到现在，说不定我们性命难保。那时地富反坏右被剥夺了起码的尊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没人有杀人放火复仇的行迹。

几十年过去了，我回到那里，很想了解他们当年的状况，很想对他们说声对不起。我去找家谕，家谕死活不认识，避开了我；我又去找家仪，家仪死活不说话，呆如木鸡地看着我。我只是个知青，一辈子没伤害过人，可那年，我却伤天害理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过。当年知青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灾害，在他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永世不愈的伤痕，他们恨知青，至今还恨着……。

网友“顽石”又有下列感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一思想构成《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一部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对比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原来实行的坚持阶级斗争，以新的阶级压迫代替旧的阶级压迫的做法就很耐人寻味了。那场革命只能说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说严重点，那只是一场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所进行的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

网友“闲云野鹤”如是说——

我们常常会忿忿不平，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得到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不忍否定我们的热血青春，我们单纯、充满革命激情的青春。为了党和毛主席，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可是我们单纯和激情却被别人利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只要说是“四旧”，再珍贵的东西我们敢砸。只要说是“反革命”，不管是谁我们会打，往死里打，甚至于自己的生身父母。别说我没有，是轮不上你。

我们不懂什么法律，我们只有“最高指示”，我们不知什么是人权，我们只知道有阶级兄弟和阶级敌人，对敌人就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的我们真的很可悲，当然那也不是我们的错，是时代的悲剧，谁也不能幸免。我们的思想犹如流水线的冲压件整齐划一，无不深深地打着那时代的烙印。站在被批斗的老师，扫地出门地“地主”的角度。我们真的不怎么光彩，我们让他们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心安理得地住在“地主”的茅屋里，抱怨着漫天的风雪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不便。

这就是我的反思，这样的反思并不轻松，很疼很不情愿。可是惟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才能成熟。

看到这里，我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不禁回想起当年我们到江西的云庄插队落户，知青住的房子也是把一家富农全家老小赶到堆放杂物的柴间而腾空的房子！我当时就觉得很难跨进那个门槛。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全家被扫地出门的——文革初期所谓“打击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而采取的“革命行动”。万万没有想到，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来了一个“颠倒”——被赶出家门的我竟然又把人家赶出家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在云庄的那些年，我尽可能避免与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家人“狭路相逢”，我不愿意与他们正面相视。在知青“喧宾夺主”、“鸠占鹊巢”了五年多以后，知青房建成了，被占用的富农房子得以“物归原主”。我再也没有回那里去，也不愿意经过那里，仍然怯于见到曾经有家不能归的那一家人。三十多年后，2005年，我重返云庄，由于时间太仓促，只是远远地看到那栋富农屋早已翻造一新，抢拍了一张照片，但来不及寻访那家主人。

前不久，在网上巧遇云庄的一位“80后”，在QQ聊天中得知他恰巧是那家主人的侄孙！他说，他的祖辈父辈都不太愿意谈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正因为这样，那位“80后”对那段历史是既陌生又好奇——虽然对祖辈父辈的遭遇略有耳闻，但是对地主、富农、地富子女这类名称不甚了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对当年把地富全家扫地出门之类的做法觉得无法理解，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做？……

在网聊中得知，那位曾经被扫地出门的主人于前两年刚刚离世。我再一次对那些年知青“鸠占鹊巢”给他祖辈父辈带来的痛苦深表不安。这位“80后”连连表示可以理解，并且认为这也不是知青的错。我不禁热泪盈眶，无言以对……。

凑巧的是，看到论坛上网友对类似往事的议论，感同身受，不再赘述。网络上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对话交流很有意义。回忆那些日子，反思那段历史，的确会有不少自己感觉吃惊的想法，甚至需要否定自我。但这是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就是在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如今确实有一种思维方式——执着于以往“良好动机”，而无意于把它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甚至屡屡质问：原来是怎么说、怎么做的，为什么现在怎么就变了呢？此等思维方式，沉迷于逝去的辉煌，拘泥于曾经的教条，而痴迷于走老路以解决新问题，看上去似乎简单易行，实际上有可能是重蹈覆辙的危险先兆。

                                                                          201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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