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献忠：最最革命的典型到“最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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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献忠：最最革命的典型到“最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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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献忠：最最革命的典型到“最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原刊《家庭》杂志 来源：凤凰网 2010年03月09日 吴献忠刚强依旧地说：“人生可以从50岁开始。 ”作为当年的全国“知青”一号骄女，她曾在政治上碰得头破血流，感情生活上伤痕累累，如今，历尽沧桑的她心中仍揣着一个梦…… 当年，“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这青春誓言，震撼了整整一代热血青年的心灵。随着她代表来自全国19位“知青”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决扎根农村的倡议书，吴献忠名扬全国，成为“上山下乡”时代的一号骄女。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一代“上山下乡”热血青年的青春、梦想和对命运的叹息已随着回城的热潮慢慢逝去。渐渐地，她被人们淡忘了。 1998年9月28日，沈阳柳湖宾馆宴会厅。沉寂了20多年的吴献忠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身份是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面对人们的种种疑问，历尽沧桑的吴献忠只淡淡地说：“只要心中有真诚的爱，只要胸中有不屈的灵魂，就永远不会倒下。”这一天，与吴献忠下乡插队的日子——1968年9月28日，整整相距30年。
准确地说，吴献忠作为“上山下乡”时代的典型当之无愧。 1968年，吴献忠是抚顺市第十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能歌善舞，是班长、校革委会副主任。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她二话没说，扛起行李，毅然到辽宁省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吴献忠真诚地把农村当成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把自己当成缩小城乡差距的实践者，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那片热土上，并把名字“吴风琴”改为“吴献忠”(意为无限忠于农村这块广阔的土地)。 从此，春种秋收，她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和力气。一年工夫，她就学会了扶犁、点种、收割等农活，她闷着头扬场，一口气能扬1万公斤，扬得叫农村小伙子直咋舌。 1970年秋天，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队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一致推荐吴献忠。她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而且根本就不去参加招工评议会。有人不理解，说她眼界高，准备上大学。 不久，有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异口同声推荐她，可她又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她仍朴实地说：“我愿意留在农村。”后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贫下中农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还差她的个人申请书外，已为她办好了入学的其他所有手续。尽管这样，吴献忠还是没有走。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吴献忠确实深深地爱上了那片黑油油的热土。为此，她舍弃亲情，连着9个春节没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也不去。她曾说：“如果有人把农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吴献忠万万没有料到，她的青春誓言——“扎根农村，愿做荒山开拓者，不做花园享乐人”会不胫而走，而且成为当时全国“知青”中最响亮、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自然，她也成为了“知青”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随着事迹见诸全国各大报刊，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她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于是，她穿着农田鞋，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作为辽宁省“知青”的惟一代表，登上了当时最先进的三叉戟飞机，到北京参加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得到他老人家的高度赞扬。这时，她已是耿屯党支部书记。 面对各种荣誉、种种诱惑，吴献忠的头脑十分清醒。她是真诚的扎根派，她对自己未来的全部设想，都根植于脚下这片热土上。 不知不觉之间，吴献忠的爱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萌发了。 那爱情来得很自然，他是吴献忠志同道合的“知青”同学，也是她的助手——耿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他们虽然没有在皎洁的月光下发出神圣的海誓山盟，没有在柳荫小路上缠绵地信誓旦旦，但那种心心相印、那种心有灵犀是她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过的。 寒风刺骨的冬天，吴献忠率领队员兴修水利，河水上薄薄的冰在惨白的太阳下闪着寒冷的光，需要有人跳到水里作业，她只向他瞟了一眼，他二话没说就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秋天打场的时候，每逢他包的活儿干完了，只要看到吴献忠的活儿还没完，不管多晚，他都过来帮忙。吴献忠忙，没时间洗衣服，他拿过来就洗。吴献忠出差，他细心地帮她收拾行装。吴献忠回来晚了，他就守候在灶口旁，将饭菜热了又热……。那段日子，吴献忠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当他们牵手准备共筑爱巢的时候，她出事了。
1976年9月，毛主席与世长辞；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华国锋当上党中央主席。吴献忠因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了“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像毛主席一样受到人民爱戴，那就要看他的行动”之类的话，因而于1977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昨天还是最最革命的典型变成了最最反革命的阶下囚。 开始时，办案人员以为吴献忠是“四人帮”及其辽宁死党的重要骨干，加大要她交待问题的力度，把她拉到县、社一些地方，挂上“现行反革命”大牌子，每天上午批斗4个小时，下午批斗4个小时，一批就是两个月。为了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决定把吴献忠拉到她所在的公社揭发批判。出发前，清查人员根据以往经验，善意地提醒她做好思想准备，因为“知青”和当地人可能会向她拳打脚踢、吐口水、扔东西。 那天本下着瓢泼大雨，可当吴献忠挂着“现行反革命”大牌子被带到贴满“打倒吴献忠”标语的大台子前时，雨却停了，一束阳光穿过乌云照耀大地，她又闻到了她挚爱的这片土地的泥土芳香，闭上了眼睛。待她睁开眼睛徒台下看时，只见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她熟悉的乡亲、熟悉的同学。他们轮流上台作批判发言，可没有狂热和激愤，只是冷静地念批判稿。批判大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没有人向她吐口水，也没有人动她一个手指头，只是在批判前有人细心地把她的衣领垫在用于挂牌的铁丝下，惟恐时间久了铁丝会把她的脖子磨出血来。 批判大会终于结束了。自始至终，吴献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拒绝对吴献忠进行批判发言。他的沉默给了苦难中的吴献忠以莫大的安慰。 吴献忠在监狱中度过了3年多的时光，漫长的牢狱生活夺去了她的健康。一次，她重病住院，看守对医生说：“她是在押人员，别人出院可以回家，但她出院就必须回牢房，你一定要治好她再让她出院。”医生说：“我明白。”在床位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医生仍让她留院一周，直到她病愈。 类似这些来自普通人的真情使她感动。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真情支撑着吴献忠度过了最艰难的牢狱时光。 经过3年多的审查，清查人员没有发现吴献忠与“四人帮”及其死党有任何瓜葛，她的交待材料对所有问题的说法从始至终都一模一样。1981年春，吴献忠被释放。她拖着两条因牢狱潮湿导致几乎瘫痪的腿，一拐一拐地走进了明媚的春天。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到他，马上见他，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哭出自己这3年多的苦难以及对他无穷无尽的思念。 吴献忠在锦州找到了一位同学，那位同学立即明白了她的心意，拉着她的手说：“我现在就去找他。”在吴献忠焦急的企盼中，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同学独自懊丧地回来了，她告诉吴献忠：“他等了你3年，实在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刚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请你多多保重。”这一消息对受尽苦难的吴献忠来讲，简直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吴献忠把所有的眼泪都吞进肚里，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跟他见了最后一面。她对脸色灰白、面带愧意的他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没有批判我，没有落井下石，这已经对得起我。作为朋友，希望你能坦然地走好未来的路。祝你生活幸福。”就这样，伤痕累累的吴献忠了却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兄弟姐妹们与她抱头痛哭。这时，吴献忠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为她哭瞎了眼睛。望着亲人们的一双双泪眼，吴献忠心如刀绞，忍了这么多年的泪水终于如决堤江河一泻而出。 家人们想留吴献忠在身边用亲情温暖她那颗冰冷的心。他们试探着问她：“为了扎根农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还想回到那里吗?”吴献忠说：“扎根农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坚持。”姐姐说：“连许多伟大人物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口，你一个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钱?再说，现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农村已毫无意义了。”吴献忠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做。”全家人对认准一个理儿就绝不回头的她不再说什么了。 锦州市有关部门根据吴献忠的意愿，将她安排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她又回到了挚爱的土地上了，可属于她的爱在哪里呢?
吴献忠经历大波大折后终于沉寂下来，渴望过平静的普通人的日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表面看，她过去的那段辉煌已经画上了句号；实际上，她当年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知青”典型留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遭际、她的人格还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着影响。 这时，吴献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问候书信外，还意外地接二连三收到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发来的数十封情书。这些信封封写得情真意切，字字烫人心。其中，有一句话一直令吴献忠刻骨铭心：我追求吴献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尽管小伙子的信打动了吴献忠，但她毕竟经历过风雨、有过很多见识，她对这小伙子仍有戒心。 她说：“我是政治犯，将来有可能再蹲监狱。”他回答得很坚决：“我主动求婚，就说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20年监狱，我也等你。”她说：“我比你大4岁半。”他回答：“农村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别说相差4岁半，就是相差10岁，只要真心相爱就是幸福的。”她说：“我是没有前途的人，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他激动地说：“我与你搞对象，不是我家人与你搞对象。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在人生的风雨中苦苦搏斗、倦痛交加的吴献忠，此时多么盼望能有坚强的臂膀可以依靠呀，况且她把青春誓言看得比生命还重，如果能和农民结合，不正是按照当年誓言走下去的最好体现吗?于是，这个单纯的、在政治上碰得头破血流的姑娘，又由于单纯，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给了那个没有经过任何风雨的男人。 吴献忠与那个农民结婚了。次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那时，吴献忠抱着“寒室虽破能遮风雨，生活贫困心也甜”的希冀，一点儿也没料到由于他们各方面的差异，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她生活上的悲剧又拉开了序幕。 锦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了解决他们婚后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出面把吴献忠丈夫的户口从黑山县转到锦州近郊农村。随着环境的变化，口口声声说“为爱与你结合，别无他求”的他产生了新的企求，那就是借助吴献忠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吴献忠告诉他，自己要的是农民丈夫。他不甘心，亲自出马四处奔走，偷偷找吴献忠的老朋友、老熟人，请求他们把自己的户口迁进城。吴献忠知道后，火了，要他死了这个念头。从此，他露出了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在家，对吴献忠三天两头非打即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 1988年，小叔子一家4口因生活无着投奔吴献忠家，他们8口人就挤在一间半房里，8张嘴全靠吴献忠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吃的都是高粱米饭、大白菜。吴献忠每天早晨做好饭才上班，下班回来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做好晚饭摆到桌子上。她穿的是一身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蓝色中山装，每天午饭带的是窝头、咸菜。尽管这样，吴献忠毫无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气气。 工会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难补助送到她手里，可她都拒绝了。她说：“我现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组织照顾。”吴献忠仍然无法与丈夫沟通：她做好饭让他洗过手再吃，他怒火中烧，说她嫌他脏，伸手就掀翻了桌子。工会给的补助她不要，他骂她太傻。过春节回娘家前，她千嘱咐万叮咛他吃饭说话要讲文明，他满口答应，可是一上了饭桌喝上酒就原形毕露，知识不多说起话来偏偏滔滔不绝，喝起酒来吆五喝六，最后他喝得酩酊大醉，将灌到肚子里的酒全喷出来，从屋里一直喷到屋外…… 他的丑恶行径刺痛了她敏感的神经，消蚀着她对生活的热情。她曾几次想离婚，但一看到年幼的孩子心就软了。她的忍耐力是惊人的，这一忍就是8年。如果不是那次她偶尔目睹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更为丑恶的一幕，她与他的夫妻关系还会继续下去。 1989年1月4日，北方最寒冷的日子，吴献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她告诉笔者，这次婚姻给她的精神肉体折磨，超过监狱里那3年多。 吴献忠离婚了，表面上她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她又承受了一场精神上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精神有些失常，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身体彻底垮了，体重从60公斤降到40公斤，风一吹人就直打晃儿…… 吴献忠不得不离开这触景生情的伤心地，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需要养息的她已无法工作了。 家乡人向吴献忠伸出了热情的手。他们告诉她：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她说，我的大半生都给了农业，我已离不开它了。她坚持要调到农场、畜牧场等系统工作。于是，她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后来，又在抚顺饲料公司当办公室主任，被聘到抚顺鸵鸟养殖中心当副经理，被聘为沈阳高楼香鸡公司的经营经理。她扎扎实实学习本领，兢兢业业钻研业务。 1998年6月，吴献忠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自己的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 作为“知青”典型，吴献忠目睹了“知青”那代人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大多数人的“无奈三部曲”是：想读书不行，赶上了下乡；想工作不行，赶上了待业；等40多岁家庭刚刚稳定，又遇上了下岗……为此，她希望自己的梦想能成真：建一座知青大厦，让老“知青”们在那里愉快地工作、生活…… 如今，吴献忠已年过50了，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惟一乐趣就是工作，惟一追求就是建起她梦寐以求的知青大厦，为“知青”那代人真正地做点什么。 也许她的执著会感动上帝而赢得成功，也许她会又一次失败。但无论怎样，像她这样真诚生活的人，应该得到生活的回报、人们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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