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高贵绅士钱伟长”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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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高贵绅士钱伟长” 读《南方周末》8月5日这期,F32版有笑蜀先生的文章摘编《高贵绅士钱伟长》。推荐之理由有:“一句话,独立之大学,独立之人格,创新之精神,一脉相通。” 笑蜀先生就钱伟长先生的逝世发了些议论,“关键不是学术上的伟岸,关键是这种灵魂上的超越性,钱老尽管被时代误的不浅,但他仍无怨无悔,仍不误这个时代,不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一个民族需要那样高贵的绅士。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如果没有那样高贵的绅士引领,这个民族就没有精神上的风向标,就达不到精神上起码的高度,就会只追求野兽上的一面而遗忘了对神性生活的追求。” 看得出来笑蜀先生借钱老之经历颂祷民国时中国大学之精神,那确实是值得怀念的,如笑蜀列举的燕京、北大、辅仁、武大等名校,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却没妨碍它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人才。 大约去年某个时候,家乡的晚辈递过来一个消息,说老钱家宗祠要在杭州临安盛典,记不清是开业呢还是什么别的纪念了,只记得说那块匾是由钱伟长书写的。老家的这一宗钱氏受邀也需派三五位代表赴临安凑热闹,问我是否有意当一位代表。几乎没思索就谢绝了,我生来即逆子,从来没雅兴去关心这类宗啊谱啊的。前些时晚辈们寄来一张光碟,看了一点,是临安那里祭祀的实况,香烟缭绕的,什么别的印象都没有。 没想到不久就听到新闻里播报钱伟长逝世的报导,颇觉得可笑的是,新闻机构居然給他戴上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大帽子。我知道那奖章与他无关,唯记得文革时关在里面,专案组倒是拿来一篇钱伟长的文字,属于“斗批改”范文。其他内容通忘记了,只记得这位本家前辈到炼钢厂改造得挺不错,发现工人师傅炼出钢锭来从未在上面刻自己的姓名,而自己每出一本书或写完一篇论文都不忘署上姓名,由此可见精神境界上比工人阶级差得远! 当时就觉得荒诞可笑,不过在那种环境下,他老人家处境一定很糟糕,说一些应景的话当不是什么怪事。接着专案组又读了好像是迟群的报告,说清华大学“斗批改”成就的,在许多事例里又表扬了钱伟长,大意是说他听到珍宝岛战斗故事以后激情高涨,很快就设计出来新式装甲还是破甲记不清了,总之是按此设计自己的坦克打不破,苏修的坦克一打就破。 但没有记错的却是,“斗批改”时钱老是个改造得较好的典型人物,属于全国学习的样板,似我等“专政对象”可以学得自我否定彻底投降,而那些专政别人的就可以学得如何诱导敌人投降。并没有什么“高贵绅士”的身影的。 更要命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据介绍说钱老属于最后的右派之一,也就是“改正”得最晚的右派之一。本来,人世间最无耻的谰言当属“反右派没有错,错在扩大化。”它堪与同“指鹿为马”并驾齐驱,一并作为中国官僚阶级傲慢的标识,赤裸裸地蔑视人世间所有的正直。然而我却没能发现钱老有什么道骨仙风,却留着一段不堪入目的往事。 综合各路消息,大抵是在1986年底的样子,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位曾经右派的著名党员,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信,信中说,征询他们对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有何意愿或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却将此信转交到邓公那里并附言:“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欲语又止暗示他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亦不屑与他们沆瀣一气的。邓大人见信后立即龙颜大怒,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不知是看错抑或有意弄错,没参与写信的王若望顶掉了写信的许良英,跟刘宾雁、方励之一起被老邓下令开除了党籍。 事情还没到此为止,邓还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说钱老此次举报是胡耀邦下台乃至六×四之伏笔,或不为过,邓大人钦点钱老做全国政协副主席应该算是合理的赏赐。 如此说下去笑蜀先生追认的“高贵绅士”就彻底不实了,说“钱老尽管被时代误的不浅,他仍无怨无悔”尚可说得过去,权力错上大天去也不能怨,它又从来不悔也只能认了;说他“仍不误这个时代,不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就完全没有着落,这个时代与这块土地都被一封举报信误得惨极了,尽管它未必就是举报者预想得到的。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无孔不入的权力在中间横着,也即“秀才遇到兵”,要高贵就绅士不下去,要绅士就高贵不起来。于是乎,六十年来,有点高贵脾气的,无论绅士还是淑女,都玩完。如顾准,如林昭。只要活下来的,大抵都得“能屈能伸”;若是连权力都认可的,例如我们家那“三钱”,都脱不了奴才气息,绝对算不上“高贵绅士”。 (20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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