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7（上）】：

 四海之内都是兄弟

一个哥们儿在博客留言，啥时候能写写他出生的1957年呢？我回答说，很快就要写到1957年了。本来这种写作，是个漫步漫想式的开放结构，而世界是连续的，以各种方式顽固地重复自己，有些话题在哪一年都可以述说。现在的我，只是不愿意与我一岁的时候分手，与越来越多的伤心年代靠近，惹得哥们儿心里着急。

在汉语里面，哥们儿是兄弟的民间叫法。《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黄庭坚说“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把酒杯碰响之后说“天下哥们儿是一家”，比他们说得亲切。在更为亲切的1956年，我还没长到看电影的年代呢，法国上映了一部雅克导演的新片，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有，更早的时候，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英文本出版，赛珍珠译出的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比意译还要意译的做法，很有创意，很快得到了林语堂先生的夸奖和鲁迅先生的反对。

时间的轮子转到1956年，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们，真的有些像兄弟了。

这一年的世界很少战争，值得一提的只有在苏伊士运河上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想把运河的营运权收归国有，引发了同英、法、以色列的利益冲突，噼噼啪啪的枪声随即响起。这时候，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正在和美国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于是和美国联手反对英法到埃及的领土上作战，很快平息了战火。东方西方两大阵营终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立场，在政治上协商合作：凡是敌人拥护的，只要合乎人类共同利益，我们又何必反对呢？我想把这一年作为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此后的世界，很难有大面积的战火燃起，相信正义、喜爱和平的世界人民有福了。立场的超越，也可以看成原则的超越。苏联和他们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开始超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狭隘立场、蛮横原则。那一年的奥运盛会，也因为这种超越具有另外一种明亮炫目的色彩——分裂了很久的东德西德，联合组团参加了奥运，好像在启发我们去想啊想啊：这件事如果是对的，为什么这种主义那种主义背后的党派利益，一定要大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呢？据说那一年奥委会也邀请中国的大陆和台湾联合组团，被大陆拒绝，并且愤怒地从此退出奥运。如果说大陆在1984年回到奥运大家庭是对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当初退出来又符合了什么利益呢？时间不是借口。南韩北韩是在2000年联合组团参加奥运队，现在的世界都在看中国猜中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一年半之后就要开幕，大陆台湾的体育骄子会不会携手参加？

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1956年的中国，两岸和平统一的暖风吹动了春天的杨柳，北京的党派政府向台北的党派政府伸出了友谊之手。在通过关系转去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随后的一年里，两岸的秘密人物带着秘密使命来往其间。还有人成了事后诸葛亮，判断出这场交往的中止，与大陆1957年反右突然恶化的政治环境，有着充分的令人遗憾的关联。

不管怎样，1956年欢乐的行板，在世界上广泛地奏响。我从心里觉得，把“兄弟”一词当作那一年的主题话语，其实并不过分。当然，作为主题话语的，还可以把兄弟删去，悄悄换作“姐妹”一词。因为从1956年开始，解禁的比基尼在世界流行，女孩子游泳的时候，不用再穿那种遮盖到四肢的、遇水后能有十多公斤的泳装。她们的比基尼，小到能装进一只火柴盒里，或者从一枚婚戒中穿过。真好啊，她们美丽的身躯，得到了空前的展现，由此带来的两项运动，一是到处开花的女子健美运动，二是到处结果的性解放运动，都曾给世界以重大的影响。想想看，没有1956年，行吗？

（此为“1956年”补篇）

 为中国人口担心

1957年春节刚过，吉庆的声音不绝于耳，张师傅家里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带着比鞭炮还清脆、嘹亮的哭声。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平均生活费每月不足8元钱，张师傅是鞍山钢铁公司一家宾馆的厨师，妻子也有工作，两个人100元左右的工资，足够养活八个孩子的啦。那一年春节物价不贵，鞍山用火车运来大堆大堆的山鸡，都是开垦黑龙江网罗的战利品，我爹买了十来只，和一个工友抬回家里。我那时接近2周岁，据说在吃奶的空闲喝到了山鸡的汤，不止一次地喜笑颜开。

就像世界上许多从战乱走出的国家，都会接续一个人口生育的高潮那样，二战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殖。张师傅的第八个孩子刚过两岁，第九个又出世了。他们也不想多生孩子，但是又没有不生孩子的办法。小九来的不巧，赶上全中国的天灾人祸，饿死的人成千上万。没办法啊，她在出生的第三天送人了。小九在黑龙江长到30岁，来鞍山探寻过生父生母，三天后又回到养父养母身边。我之所以记得此事，是当时我有过采访，文中写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三十年前的三天”、“三天后的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三天”，把我都亲自感动了。

张家夫妇的几个孩子没有生产更多的后代，原因之一是大部分赶上了中国后来强令推行的“计划生育”，对接受控制的人来讲，就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张师傅的孙子、孙女成了独生子女，将会在伯姑舅姨的家里寻找兄弟姐妹的情谊，等他们抬起头来发觉自己是青壮之年，已然进入了“喜看白发千重浪，遍地老叟下夕烟”的老龄化社会。

他们一家人的经历，不过是二战后中国人口状况的一个精微的缩影。如果我受到捷克作家米沃什的影响，喜欢在回首往事时进入细致的描述，这里会写得更加仔细。比如，抄录当年我在文中的一段感叹：他在那家宾馆里，给二战时兴建鞍钢的日本人做过饭，给后来收复鞍钢的苏联人做过饭，也给视察鞍钢的新中国许多领导人做过饭。如果毛泽东主席能来鞍钢，并且和他聊一聊家里的事，也许就不会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很大程度上改写新中国的历史。

我提笔写到马寅初的当时，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这个20世纪中国最为传奇的人物，生于1881年，死于1981年，经历了其间百年风云。还有，按农历的计算，他出世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加上姓马，五马齐全，据说是大富大贵的生辰八字。他于1903年由穷则思变的慈禧光绪政府公费派遣留美，可一旦学成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回国时，不幸就遇上袁世凯临时称帝，顿失乱世为官的志向。后来他的学生蒋介石想让他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政府财政部长，被他谢绝后又害怕他有水准的、不怕死的、会煽情的、四处散发的、不利政府的演讲，只好把他监禁了一段时间。1951年他已古稀之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想了想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资历太高学问太深，二是因为他与执政党派亲近。

在新建国家衙门“肃静”和“威严”的叱喝之下，马寅初很想管住自己天马行空、尖锐深刻的口才，讲话前总是有秘书写出平稳的稿子，如果离开稿子偏了方向，还有人用为他斟茶的方式加以提醒。但是到了1957年春天，他还是因为提出了控制中国人口的新人口论，引来了第二年疾风暴雨般的批判，丢了全国人大常委和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为什么是第二年呢，我想是因为1957年在全国大规模抓右派，不能抓马寅初，他在世界上的名声和我们在世界的脸面，都必须有所顾忌。

说到控制人口的时候，我还会想到老鼠。鼠类有依据身边环境调整鼠群数量的本能，与生态达到一种自然的平衡。人类有可能也是这样，二战以后世界人口热热闹闹地增长了一些年以后，许多国家开始负增长了，还需要鼓励妇女生育呢。马寅初不是生物学家，当然看不到这一点（以及其中更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但他当时提出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还是比较合理的（更合理的是生三个，去掉不生育的和正常非正常死亡的，保持生育总和在2.1的标准，人口不增不减，维持人类繁荣）。

2000年元旦前夕，我想拍一个跨世纪、跨千年的电视片，需要在医院里等着一个双跨的婴儿降生。医生告诉我，那个城市七八年前就人口负增长了。她还说，这个城市一年接生的婴儿数字是一千多个。这个数字真的吓着我了，我每年都有几次到火葬场送亲别友，据我观察，每天火化的人数都在十五人以上，是出生者的4倍以上。中国从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的生育总和是1.39，后来的实际情况是1.28，人口的迅速减少掩盖了一些社会问题，却带来更多更长久更恶化的社会问题，需要以后的几代人承担后果。

人为的控制如果不尽合理，还不如看明白、搞清楚、有些能力以后再去控制。比如，马寅初出生在1881年，后来他娶了两个妻子（是当时政策允许的），两个妻子生育了七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夭折。从那两位和谐相处的育龄妇女来看，她们无意中达到的十分合理的生育状态，不是比有意控制的还要好吗？

 幸与不幸都是艺人

现在我才知道，在没有网络和电视提供游戏、娱乐的1957年1月，中国人的业余生活有着充裕的时间。在那个相对较长的月份，有位普通青年工人一共看了九次电影和戏剧。电影都是当时关系好的国家拍摄的，有匈牙利的《第九号病房》、印度的《流浪者（上下集）》、罗马尼亚的《边塞擒谍》。戏剧都是中国的，其中有越剧《窦娥冤》《陈琳与寇承御》《劈山救母》《杨八姐盗刀》，还有京剧《杨家将》、滑稽剧《活菩萨》。

这位很有心计的观众，在195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在人民大舞台看上海越剧院演出的《劈山救母》。……这个戏中神话意味浓厚，布景更设计得非常好，如天上的浮云一动一动，就像真的一般，还有华山、仙洞、仙府等也很好，灯光也配合得很好。以前范瑞娟演这戏时，是一饰两角（青年时的刘彦昌和沉香），而这次却饰刘彦昌一人到底（包括中年、老年）。……共谢幕七次，……此后，许多观众还恋恋不去，鼓掌，高喊谢幕，可是她们没有出来，等了很久，只得离开剧场。其实她们早已乘了车子离开剧场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星月迢遥，我从北京一家小剧场走出来，眼前晃动的还是剧中女主角生动可爱的面容，甚至还错觉地以为她演戏时的目光总在我的身上，这才知道中国人很容易成为贪图美色的戏迷。后来我没有再去追捧她的戏，因为一张剧票在一百元左右，还因为我的工资不多，没有看戏、看戏、再看戏的能力。

由此我就体会到1957年前后，很多人追捧着范瑞娟这样当红的女明星，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拉动。据说新中国的最高领袖三次看过她的表演，就决定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拍她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尔后在日内瓦会议上，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莉叶”，为中国招来了更多的外交朋友，也挽回了一些不好的国际声誉——西方人善于联想，能拍出梦幻诗意、浪漫凄美、生命轮回的爱情电影，定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范瑞娟还特邀到那里，与观看影片的卓别林等大牌明星见面。这些人物对于“中国女演员扮演男人的能力”深表赞赏，同样道理，也会特别赞赏“中国男演员扮演女人”能力更强的梅兰芳。他们不知道老中国封建主义特色的国情之一，是有些剧种里没有男演员，有些剧种里没有女演员——就像他们不知道美学的原则之一是距离产生美，另外错觉也能产生美，无知也能产生美。

在1957年1月24日晚间疯狂鼓掌、不愿意放女演员回家的中国观众们，也未必知道就在那一天，他们追捧的范瑞娟还没有度完蜜月。她在那一年元旦结婚，并受中国新闻社的约请谈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范瑞娟刚刚加入中国的执政党派，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就写了《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向海外宣传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

幸福是个有限的概念，只在相对的范围内成立。反过来讲，苦难也是相对的。1957年的中国报纸宣传说：“在旧社会，女演员被人们称为戏子，低人一等，有的被卖去作妾，……有的难得有了心爱的人，也因为受到各方面的阻难，不能成婚。范瑞娟回忆起往事，感慨地告诉记者：过去她曾经打算趁年轻的时候唱几年戏，等到人老珠黄，就回到乡下去苦度一生。但是现在，她对自己的艺术事业和家庭生活都充满着美好的理想。”事实上，即使是戏子，在任何朝代也比百姓生活的好，她们有优裕的金钱随心所用，有广阔的官场亲密接触。唯一比不上大众潇洒的，是她们在戏中夸张到极致的痛苦爱情，往往就在她们的现实生活里重演，再一次夸张到极致。

著名的范派创始人范瑞娟，只在进戏班之前家境贫寒的童年生活很苦，进戏班后遇到日本人飞机轰炸的逃难很苦，也是与普通中国百姓一起遭受灾荒战乱的苦难。一旦把戏唱红了，她就搬进有“海上名楼”之称的枕流公寓，那是当年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的产业，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滩也是超一流的豪华公寓。

住在枕流公寓的女艺人还有金嗓子周璇，是著名影星也是一代歌后。据说她本来姓苏，3岁时被她抽大烟的长辈亲戚拐卖，长大进入演艺界后，因为一首抗日爱国歌曲中的歌词“周旋于沙场之上”，更名为周璇，1942年住进枕流公寓，一直住到1957年去世。

同样是名满天下的女艺人，周璇的生活就算不上幸福了。她的首次婚姻毁于演艺界绯闻太多和感情易变。1952年再度结婚前夕，那位会给她带来儿子和幸福的人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后无罪释放时，周璇早已因为精神打击住进了医院。

1957年的夏天是个酷热无比的夏天。她一直苦苦寻求的生母奇迹般的出现在她的身边，但由于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令人心悸，也由于她的精神病不堪大悲大喜，虽然见了面却没有相认。这一年的9月，周璇因患脑炎匆匆结束了37年的人生之旅。在她最后的弥留之际，只留下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再后来，她的妈妈肯定后悔没有与女儿相认这件事，每当在电视和银幕上看到女儿的形象，总是泪流不已。

 报人是被烧烤的青鱼

写完前面的“艺人”一节，我就在想，艺人是人，报人也是人，但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活得最没有人样的还是报人。

1957年3月，艺人范瑞娟的文章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但题目不再是《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而是《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接下来转回内地，上海的《解放日报》做了转载，就惹出了问题。文章内容没有问题，洋溢着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问题在于这份报纸是党报，是执政党在上海的喉舌，它所面对的，是那些把个人生命和党派生命捆绑在一起的、既斗志昂扬又火气冲天的读者群体。他们的几百个电话和信件发出一片强烈的抗议浪潮，有的说“什么丈夫，什么蜜月，黄色，黄色。”，有的说是“迎合小市民兴趣”、“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冲淡党报的战斗性”，更激进的是东海舰队的一批年轻军人，要带着武器来保卫党报。

事情闹大了，当然要汇报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却不以为然：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当时全国正在上映这部电影），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上海人口几百万，几百封信，少数嘛！《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心里有了底，但还是在对读者的公开答复里，一边肯定党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正确方向，一边承认“这篇文章，无论在思想内容和编辑处理上是有缺点的。”这个平息下来的新闻事件，后来对学习新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再提起，成为新中国著名的新闻案例。我在十多年前转入新闻领域，对这场“丈夫风波”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对待一个平平常常的问题时，领袖与一般党徒在观念与修养上的对立。在更早一些时候，在更早一些中国，即使观念很好、修养很好的领袖，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个观念和修养很坏的党徒，才有力量去扩大自己的胜利，但这却让以后的事情变得麻烦。我想到，中国从那一年的反右一直到后来的文大，经历无尽的苦难，如果探究更深一点的原因，可能是一旦领袖的观念出了差错，党徒们的疯狂作为就足以演示巨大的人类悲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描述过，当帝王与他的官僚集团意见相左时，决定国家命运的，恰恰是顽固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后者。

有报界的朋友讲过一个笑话，据说在我生长其间的城市，据说就在1957年左右，出现过一个文字校对上的错误。新华社发下来的消息是某某某主席会见苏联大使，拣字工人拣错了一个字，排在大标题上，夜班编辑没有校对出来，结果第二天的一版标题就成了《某某某主席会见苏联大便》。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个年月这真是天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件事不会汇报到最高领袖那里，拣字工人和夜班编辑的命运，只能由附近党徒们的观念或修养来决定了。

实际上，1957年的中国报人遇到的最大不幸，是那场事先谋划的反右运动。前途已经注定，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是否获罪已经与他们的工作业绩无关。比如《新湖南报》，是1949年才创办的党报，成员是南下的革命报人和地下党的组织成员，再加上新培养的新闻干部，把报纸办的有声有色。但不幸的是，在主管他们的几个党棍（有权势、更蛮横的超级党徒）的作用下，在报社抓出了“党内右派小集团”和“同人报右派小集团”。报社整个编辑部门143人，有54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即“中间偏右”，不必通知本人，内部控制使用）。据后来统计，这54人里面，有13人属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第一类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且先后有6人被判刑入狱；有16人属于“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第二类，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其余25人均受到“开除公职或撤职降级、开除党团籍”的各种处分。他们是不幸的，直接蒙冤屈死的7人，还有一些人受株连身亡，较多的人妻离子散。

他们后来被平反昭雪，才有机会搜索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懵懵懂懂的心态——在我看来，比他们命运的不幸还要深重的，便是他们性格的不幸了。他们回忆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产党，崇拜毛主席，到了迷信的程度。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如此，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能设想党和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当小环境的统治者和大环境的统治者任意宰割时，他们不反抗、不争辩，以奴隶的姿态予以配合。于是，中国强加于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剧，说到底，还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性格悲剧。

 孩子们在敌意中成长

好不容易盼到清明，北方的孩子应该脱棉衣了，那棉衣厚鼓鼓地捂在身上，让城里和农村的孩子都一个模样。我妈从箱子里拿出一块蓝布：“这些天哪里都买不到布，听街道说再以后限量供应，买布要拿布票了。这块布先给大的、二的裁套衣服吧。”大的指我大哥，二的当然是我二哥了。那时候日子过得好一些的，家里有缝纫机，只要找成衣铺的裁缝剪出来，在家里自己就能做了。妈妈用的是伪满时在沈阳买的日本缝纫机，大概是圣喜牌子的，声音清脆，咔咔咔咔，一连蹬了两个晚上。

大哥爱干净，那件衣服穿了两个月还和新的一样。二哥衣服的新鲜亮丽只保持了一天，放学回家时满是污泥，五个纽襻拽掉了三个，前后的衣襟都划了口子。那天傍晚，满脑袋是包的二哥低着头一声不吭，就是不说和谁打了架。妈妈连夜把那件衣服洗净修好，可是二哥再从学校回来时，还是又破又脏。真是一件怪事，二哥脾气虽倔，但和我们家所有的兄弟一样，从来不出去打架。我大哥就在第二天放学前悄悄去学校侦察，发现我二哥刚出教室不远，就被一群同年级的孩子围上去掀翻在地，嘴里还高声叫喊着：“打呀！打呀！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家的狗崽子！”几个老师走过他们身边，就像没有看见一样。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伙孩子也在追着殴打出身不好的小同学。

大哥领着妈妈去了学校，向校长和老师当面讲清楚，我爹不是资本家，是刚刚成立的工厂的厂长，是给共产党当厂长。我家的成分是贫农，不能受人欺负。

老师的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你看吧，他学习还挺聪明，他穿件新衣服，他爹还当厂长，俺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俺学校吧，从一年级开始就阶级教育，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都有挨打的，俺们没法管。行啦，往后没事儿啦。

直到许多年后，我读到德国女作家贝尔凯维奇的小说《黑白天使》的时候，忽然被她讲述的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故事里的德国男孩子叫赖因霍尔德，二战之前，他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派的蒙蔽下渐渐长大，后来，成为一场政治梦魇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在我读到的小说里，还没有谁像贝尔凯维奇那样，勇敢地深入到那块政治黑幕最邪恶的中心，触摸到德国人灵魂深处一直想忘记的耻辱。

小说中他们对孩子的蒙蔽方式，让我看起来十分眼熟，让我想到我二哥在小学二年级遭受的围攻和殴打，原来都来自某些特殊的时代需求——要在民众中推行贯彻一种新的信念，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下一代做起。假如，想让孩子成为专事恶斗的接班人和战士，好吧，先让他们心里没有爱和良知，先让他们心里埋下敌意的种子，先让这些敌意变成习惯、权力和责任感，先让他们在一批政治贱民那里毫无顾忌地锻炼身手。

我还想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或者出生得稍早一些，正赶上1950年代接受教育的那批人，他们已经开始与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美德隔绝了。一切的用意都与以前不同，一切的解释都与以前不同。学生课本里如果还有孔融四岁能让梨的事例，也是想让孩子们知道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如果还有那篇说谎的孩子被狼吃的寓言，也是想叫孩子们必须严格地服从社会规定。更多的教育在课本以外，就是鼓励孩子们戴着红色的领带参与大人之间的仇恨，三反五反时揭发资本家，肃反时揭发反革命分子，反右时揭发反党的右派，平时还要注意身边有没有美蒋特务，有没有老地主偷大家的辣椒，等等。在这些天真的孩子们面前，有那么那么多的假设敌，搞得他们紧张兮兮，一点快乐感都没有。1957年清明时节殴打我二哥的那些孩子，就没有天真、纯朴和快乐，他们切切实实地相信，如果不打我二哥，新国家带给他们的幸福生活，就要被我二哥给夺走了。

这些在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像冰雹降临到园林那样，注定要给这个民族带来沉重的打击。以后我还要写到他们长到青年的时候，怎样把红色的布块戴在胳膊上，以卫兵的姿态保卫他们想像的正义，成为一场更大革命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搬家以后的事

我终于知道，自己适合许多文学样式的写作，但不适合用回忆录的方式讲述过去。这个弱点的进一步确定，是在读了弗兰克·麦科特的《安吉拉的骨灰》以后。

那是一部让所有善良读者都会感动的平民传记。弗兰克的父母是移居美国的爱尔兰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里苦苦挣扎。小小的弗兰克，要在圣诞夜转来转去乞讨一个猪头，要跟着妈妈到教会去排队领救济钱物，要紧拉父亲不让他把仅有的钱拿去酗酒，还要目睹亲人在病困里相继死亡。“当我回顾自己的孩提时代，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撑过来的。对于一个曾经拥有悲惨童年的人，快乐的童年似乎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与其他爱尔兰人悲惨的童年比起来，我拥有的是更悲惨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到了40岁以后，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存故事，不渲染也不煽情，很平和又很宽容，但他那栩栩如生的苦难传奇，仍然让我感受一种巨大的悲怆，许多战栗从我的骨髓中生长出来。

他奇迹般记得童年时的每一个生活场景，记得每一场对话和更多的细节。相比之下，我经受的苦难只有一部分来自贫困，另一部分来自社会的黑暗和自身的怯懦，而它们组合在一起，对我心灵产生了强大的压迫，激起我想要努力忘记的抵抗情绪，许多细节就这样被我忘记。

现在的我，不得不尽力回想那些已经忘记的事情。

1957年秋天，我的家搬到橡胶厂北面的一个简易住宅。面积比起以前大了一点，左边的屋子做饭，右边的屋子住人，房前还有一个很小的院子，再前面隔着一条过道，就是工厂的铁丝网了。晚上把门窗关紧了，也会听到气锤和齿轮的响声，闻到汽油和橡胶的味道。那时候，我爹我妈在铁丝网里的工厂上班，大哥二哥到中学和小学上课，家里只有6岁的三哥和2岁半的我。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抬头看着橡胶厂的大烟囱，有时冒白烟，有时冒黑烟，白色和黑色的烟都在蓝色的天上画着图画。看着看着，就看到大烟囱向我这边歪过来了。我大叫一声冲出院子，向左边跑一趟房子，再向右边跑一趟房子，再跑到橡胶厂的大门撞开厂长办公室，告诉我爹说大烟囱要倒了。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说他们要是盯着大烟囱看一会儿，也会看到大烟囱就要歪倒。你再仔细看看，大烟囱倒了没有？

在那里我家住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冲出院子，向左边跑一趟房子，再向右边跑一趟房子。有的时候是跑到橡胶厂里去玩，有的时候是跑到橡胶厂门前上厕所——我们的屋里和院子里没有厕所，只有橡胶厂门前有。我记得有很多次，跑啊跑啊，总算跑到厕所，大便却没有了，再跑回家里，大便又有了。倒霉的时候，为了一次大便，要在家和厕所之间跑好几次。

至于小便就容易多了，我和别人家的男孩子一样，站到铁丝网边，向里边的草稞用力浇过去。白天是这样，晚间起夜也是这样。只有一次发生了意外，那天我睡得迷登登的，爬起来站在炕沿上就开始浇尿，忽然发现灯还亮着，爹妈和几个不认识的人正在屋里说话哪。我大喊了一声“把眼睛都闭上！”继续把尿浇完。那时候屋里红砖铺地，根本不用拖鞋，睡觉时都把鞋子放在炕沿前面。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尿都浇在哥哥们的鞋上了，我的鞋没有浇湿。

在那个房子住了不久，我遇到了我生命里的第一次危险。

那天是个节日，乡下来了一支扭秧歌的队伍，锣鼓敲得很响，小喇叭调门很高，衣裳花花绿绿的，每个人的脚下都踩了木棍，踩着踩着就到了橡胶厂门前。这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大片孩子，叫着喊着追在队伍的后面看热闹。孩子们里面我是年龄最小的，跟着他们跑了一大段路就再也跑不动了，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这时候，我正站在长大转盘北侧的柏油路上，路的中间是几条有轨电车的轨道。就见那边来了一辆自行车，速度很快，眼看要冲到我的面前。我向右躲了几步，自行车为了躲我也向右边拐过来。我又向左面跑几步，没想到自行车又向左边拐了过来。我被抛起来再摔下去的时候，后脑重重地砸在铁轨上。

以后的事情是以后才知道的。我躺在铁轨上像死了一样，脑袋周围的路面被我的血染红。那辆撞我的自行车逃跑以后，很快有人把我送到鞍钢长大医院，也就是转盘南侧我爹以前的修鞋铺旁边的医院，还有人认得我是以前修鞋铺董师傅的小儿子，赶紧跑去找来了我爹我妈。他们赶到医院时，我已经被医生救活了，包了满脑袋白色绷带，只露出了嘴和眼睛。

后来他们许多次说起过，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只差一点就没有了性命。

 三个当过军人的长辈

许多年来，有时候醒着，有时候梦着，我都听到我的召唤。人类是一条长链，每人是一个环节，在到达我的环节之前，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长辈。俗话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没有我的文字记载他们的事迹，以后有谁知道他们平静或波澜的生活?而且，没有我的文字卸下我心上的负荷，以后我又怎么面向未来？

1957年，我家的房子扩大了一点，住人的里屋和做饭的外屋都有16平方米。里屋有一铺4米多长的大炕，睡家里的六口人也不显得挤了，渐渐的，还有农村的长辈亲戚到城里来，成为那铺大炕上的过客。

首先来看望我们全家的，是住在台安县的大舅。

大舅身材高大，四方脸膛，面相在憨厚和不憨厚之间。这种描述源于我对大舅的了解，因此在这部《自传与公传》回忆1955年的时候，写过他在给姥爷下葬时借钱和还钱的壮举。我猜想那时候的大舅，一定会呈现出相当生动的表情，既有十分厚道，又有十二分精明，就像东北农村和城市里的许多成年人，在17世纪的大移民之后，在19世纪的开放口岸、修建铁路之后，在20世纪于日本人统治下生存之后，必然要磨练出的厚道与精明之间的表情。下面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日本人的统治结束之后，但还是与日本人有关。

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场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日本军队的一个随军医生，就把他留下来，让他当八路军的军医，后来又带着他进入东北辽宁。这个人年纪不大，医术不低，和八路军的官兵处得很好，对当地新征来的农民兵感情也不错。他认识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农民兵，看起来四方脸膛身材高大，想不到胆量太小，害怕那些比旱天打雷还响亮的炮声，害怕那些飞蝗一样密密麻麻的子弹。军医见那个人打起仗来就趴在地上，哆哆嗦嗦的没完没了，叹了一口气，给他作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治疗——将几滴墨水滴进他的两只耳朵，让他变得耳聋，打枪放炮全都听不见了。八路军，这时已经叫改名解放军了，一看他已经完全耳聋，就让他带着他当兵挣来的津贴回家了。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耳聋，一个月左右绝大多数都可以恢复正常。这在医学书上不知有没有记载，但那个前日本军医做的特别熟练，能够让一个不是当兵材料的人回去当农民，再平平安安享尽天年。不用说，这个从硝烟战场全身而退的人，就是我的大舅。

还有许多适合当兵的人，比如我的大伯。我爷爷家里有四个男孩，从我的角度来看是大伯、二伯、我爹、老叔。大伯也是在解放军路过村子的时候跟着走的，走了就没有回来。

他和我家族的大多数男人不同，不在和平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性格比兄弟们强悍，办事比兄弟们豪爽，行动比兄弟们敏捷，一旦走上战场，敢于出生入死勇猛杀敌。一年多的时间，大伯就担任了副连长，指挥他的士兵打了不少胜仗。在辽沈战役之前，有一场家常便饭似的进攻，是从左边的山路冲过去，还是从右边的山路冲过去，大伯他们都会打得赢。但在进攻之前连长和副连长看法不同，论着论着就吵了起来。也是怪大伯的脾气太倔太犟，手里拎着一把驳壳枪笔笔划划的，差点戳到连长的脑门子了。正好连长的警卫员过来，误以为我大伯要伤害连长，抬手就是两枪，结果了大伯的性命。

大伯死了以后不知道是挖坑埋了还是抛尸野外，但部队给村上来了一个通知，他的家属从此按照“反属”（反革命者的家属）待遇。后来他的媳妇从打完仗回来的老乡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觉得有些冤屈，大伯是跟连长吵架又不是跟革命吵架，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但你找不到大伯那个部队去说理，“反属”的帽子就摘不下来。

我的长辈里面还有一个参加解放军的，就是我爹。

日本人在1945年秋天投降之后，中国人的和平还在别处，两个党派开始了更加惨烈的第三次国内战争。日本人走了，东北成了两党军事上的空白地带，村子里经过的都是赶去抢地盘的军人，一样的疲惫不堪，一样的步履匆匆，一样的灰头土脸，一样的衣衫破烂。

我爹记得清清楚楚，他加入的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时候共产党队伍征兵有三种办法：一是告诉你受了谁的压迫，让你产生仇恨，为了报仇主动参军；二是给你比国民党队伍更优越的当兵粮饷，国民党只能从国库里批出一部分打仗的经费，共产党打到哪里，都可以把当地的所有钱财用来打仗，比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实力强大；三是实在招不到兵的时候，可以让村里的年轻人坐在一铺烧热的大炕上，谁的屁股坐不住就算是自动报名。我爹正赶上共产党队伍刚到东北、报酬还比较高的时候，为了挣钱也要参加队伍。他跟着打了半年仗，直到有一天部队被打散，然后奇迹般地蒸发。再怎么找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他白白损失了半年的血汗粮饷，回老家继续做他的农民会干部。

1957年，我爹在橡胶厂当了一年厂长之后，提出了第一份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过了20年之后，1977年他死于肝癌的前一个月，又请我的表哥代笔，交上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老爹的一部分档案。在党的组织对老爹那段历史的调查里，村里没有人证明他的去向，甚至我的亲舅舅也说不知道他参加了谁的部队。那时候，在伪满州国生活了十多年的农村百姓看来，分不清是哪个党派，都是让你当兵给你粮饷的队伍。天哪，可怜我的老爹在土改时候积极进步，差一点被国民党还乡团吊死在树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时，领着一群手工业匠人建立了我们这座城市第一个合作化的工厂，却始终不能成为党员。有一次党组织曾明确告诉他，如果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部队，那叫历史清白，可以入党；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国民党的部队，那叫历史清楚，也可以入党。问题是你的历史既不清白又不清楚，怎么能够入党？

看了那份档案很久之后，我还会生发一些感叹。如果没有可靠的人来证明，即使自己记得再清楚不过，我们过去经历的某些事情也可能并不存在。就像你很多年来一直在梦见各种各样的美好，一直呼吸晨昏午夜的空气，但是，现在的世界上，你梦见过的美好在哪里？你呼吸过的空气又在哪里？你不能证明，就可能是你的编纂或幻觉。

我以上的这部分文字，也可能是一种编纂或幻觉，并且对于我的三个长辈各不相同的从军经历，也可能做不到更确切的证明。

 我儿时看到的漫画

我是在1957年，也就是两周岁以后开始接触文字和图画的。记得那一年大地冻冰的时候，不能到外面去玩了，有时候是大哥，有时候是二哥，拿起一部很厚很重的书，给我读里面的故事。那是我爹从工厂带回来的，书名叫《右派分子言论集》，大哥二哥挑出的那些故事，实际上是所谓右派在文章中写的社会现实。他们读起来很像故事，我听起来也很像故事，就成为对我最早的文字和思想的启蒙。

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书。我最喜欢书里面的一些漫画，也是右派分子画的。“你看这画儿，”大哥指着连在一起的几幅漫画说，“这是第一个画儿，一个小孩和很多小孩在沙堆上玩儿，他们多快乐呀。这是第二个，他提着一个玩具桶回家，不知道桶里有一只别人的鞋子。第三个画儿是他回到家了，妈妈说，这只鞋子弟弟穿上正合适，要是一双该有多好。第四个画儿是他又一次从外面回到家，两个胳膊伸开了，挂着一双双漂亮的鞋子：妈妈，这回我拿回来的都是成对成双的了！”以后的许多年里，我陆续看到中国的许多漫画，包括1985年以前所有著名漫画家们的作品，都觉得不比我小时候看到的那幅四格漫画水平更高，他们不敢贴近真正的生活，缺少智慧和想象力，也缺少清晰的、细微的表达能力（我考虑过其中的原因，至少与在漫画家团体里狠抓右派的事情，有直接和长久的关联）。有一次，华君武一幅关于戒烟的漫画几乎颠覆了我的看法：那个人下了决心戒烟，把烟斗从窗子扔了出去，接着又后悔了往楼下跑，在烟斗落地前接在手里，然后是十分满足的夸张表情。我觉得中国漫画的创意和描绘有了水准，但不久就发现它特别像国外的一幅漫画：戒烟时一样的痛下决心、迅速反悔和轻松得意，立意和构思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外国人从船上扔下烟斗，又赶紧跳了下去，在烟斗落水之前抓住了它。借鉴也好，照搬也好，哪怕根本不是抄袭，这个发现已令我失望至极。

在《右派分子言论集》里还有一个单幅漫画让我很深地记住，画的是一个人的头像，有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就是没有嘴，标题大概是“党的好干部——没有嘴的人”。长大以后我一直都明白这幅漫画，因为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这个因言获罪如家常便饭的漫长岁月，不能随便就说真话，更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但我一直不明白，我没有记住名字的那位漫画家，画了那幅拣了一只鞋子和偷了几双鞋子的四格漫画，会有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一定要被国家定为右派，或降职降薪或关押劳改或坐牢枪毙，还要株连到更加无辜的妻子儿女。

说是某一年，苏联有位国际知名的荒诞派画家，在国内活的很惨，美国就欢迎他去，他却哭了：你们那里生活倒是很好，可你们那里有那么多荒诞的东西可以画吗？其实他可以到中国来，中国的荒诞也很多的。比如我儿时读到的那本《右派分子言论集》，我爹说书是发到工厂里，供大家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用的，却被我们兄弟几个当成故事书和漫画书了，这还不够荒诞吗?

还有，1957年反右的时候，给各文化单位定了右派分子的名额，一般是在百分之十左右。有的地方表现积极，就抓了百分之三十，还有的地方更积极，抓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右派。中国的农村本来缺少文化人，没有分配右派名额，但有些乡村的党棍们可不愿意落后——城里的党棍抓了“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他们就在农村抓了“地富反坏破”。“破”是指“搞破鞋”，对男女之间发生婚外性行为的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很多年以来，我都在羡慕他们的恶搞能力，把一场惊天动地的抓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转变成惊天动地的抓男女偷情的生活运动。这种荒诞，才是世界五千年历史里，最了不起的荒诞。

 苦难中的农民

这一年里，不断有农村的亲戚来鞍山，到我家串门儿。在东北话里，把去亲戚家邻居家走访看望，都叫做串门儿。每当他们来串门儿的时候，带来我们农村老家的消息，我爹的脸色就变得灰暗，比平常更要严肃，吓得我们哥几个灰溜溜地躲到一边，不敢大声说话。

在我家离开农村的两三年里，接连发生了许多事情。1956年，我爹在城里领着一些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同时，全国的农村都按照国家的新政策，组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的农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容忍的群体。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的封建社会，有世界上最长久的欺负农民的历史。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曾经一次又一次把土地分给农民，以他们的安居乐业，换取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在土地改革上是历代最彻底的一次，将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一律打倒在地，把他们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既完成了标准的农民革命过程，又实现了当初对农民的承诺。

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个新建立的政权，是不是在土改分地时，就已经制定了将土地全部收回的时间表呢？1952年底才真正结束的土改，让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约占全国耕地一半的7亿亩土地。那时他们的面孔像葵花儿一样灿烂，谁会想到才三年多的时间，这笑容就要凋谢了呢？我妈讲过一件事：土改时一个远房亲戚性格太犟。他家里的地很少，按新政权为农民划成份的方式，已经被划为贫农。他说，我不要穷（贫）农，要了穷农，辈辈受穷。然后天天去找土改工作队，终于把成份改成了中农。但是到了1956年高级农业社和1958年人民公社，同所有的农民一样，他分来的地和原有的地，都不再是自己的了。我妈没有文化，却能看明白许多问题，很直接也很有效。她老人家活着的时候经常教导我：人家给你的东西，终究是借给你的，总有一天连本带利拿了回去。

回到中国农村快马加鞭进入社会主义的那一年，当时，斯大林已经去世，赫鲁晓夫清算他的罪行里面，就有暴力实行农业合作化、严重剥夺农民利益、造成千百万人贫困与死亡的内容，中国的新政权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恶劣后果，但还是这样做了。分析此中原因，有人会以为,都是相同类型的党派，创建时的政治纲领决定了他们都要这样做；有人会认为新政权的领导人出身于农民，在农民问题上是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举的一个例子说，上个世纪的20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治理国家的时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国民党看了高兴，任命他为国民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共产党看了也高兴，任命他为共产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模式，没收农村所有富有者的土地财产分给贫困大众，当时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没有同意，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也没有同意。等到毛泽东成为新政权的领袖，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再想做什么就不需要别人同意不同意了。那么，他是不是过于坚信自己的力量，希望自己虽然沿用苏联失败的模式，但能够避免苏联那样的失败结局呢？

到了1957年，农民失去土地一年之后，我的亲戚前来串门儿，总会带来一些让我的爹妈忧虑的消息，比如，那一年粮食产量减了多少，副业生产减了多少，年度分配给社员的才十几元钱，比前几年各年都低。还比如，许多人闹着要退社单干，还有人闹得很凶，把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砸了。他们走后，我爹赶紧翻报纸，翻来翻去都是农民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的报道，那些负面的新闻一概没有。所以，我爹根本不会知道，1956年棉花比上一年减产147万担，猪只减少了350万头，大牲畜减少了100多万头，年底时国家的粮食储备已下降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缺少农业对工业冒进的支持，1957年的中国不得不削减了20%的基本建设。

当时的报纸，专门帮助政府隐瞒不利的事情。我爹和全国百姓都不会从报纸上看到农村的现实情况——凡是对合作化运动不满的农民，都划进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一伙儿，并且是已经被打退了的一伙儿。河南临汝县近6000人闹退社，15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云南通海县800多人在给上级反映缺粮的信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被捕入狱；有些地方专门召集退社农民开会，采取捆绑、吊打、管制、扣押、罚跪等办法强迫回社。我们老家那边还比较平稳，闹着退社的人不多。我爹听到的消息是，那个不愿意当贫农的远房亲戚，因为要求退社，被拴着绳子游街，一边走一边喊：“我是漏网反动富农!我是漏网反动富农！”喊了几天，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又过了几天得病死了。

1957年夏季，城里的反右运动战果累累，新政权又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取缔农村自由市场，二是发动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缔农村自由市场对农民的影响不算太大，以前都是统购统销，农村的集市贸易刚开了一年，各家各户也没有多少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去出售。对农民影响大的是这场社教运动，再次祭起反右派引蛇出洞的法宝：“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先让农民进行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中国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特色，上边捅个针鼻儿大的窟窿，下面就能吹进斗大的风。四川有个县，前一年县委书记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致使6万亩稻田颗粒无收。鸣放中许多农民批评县委不懂农业瞎指挥，激怒了县委。仅这一件事，就有5800多人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城里抓的右派，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农民怎么也够不上资产阶级，所以从农民中揪出来的，就只能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这种低了一个级别的帽子，是专门给文化人和干部以外的人戴的，城里的工人或乡下的农民。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春天，农民中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据说比城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还多，并且因为他们比右派分子的级别要低，很少听到有人为他们鸣不平。以至许多年以后，我还没有听到为他们大规模平反的消息。

可悲可悯的中国农民，似乎已经命定，总是与苦难同行。1956年开始在土地国有框架下生存的他们，看起来彻底告别了土地的封建制时代，可是又很容易返回到土地的奴隶制时代。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土地也没有离开土地的自由，他们的命运系在由上至下的党派官员的或善或恶、或贤或愚的意念里，成了起伏波涛中的一条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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