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读书——一个老知青的求学历程
作者：咣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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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读书——一个老知青的求学历程
作者：咣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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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读书 ——一个老知青的求学历程 写了这个题目，自己也哑然失笑。这不是小学课文中高玉宝那篇文章的题目么？高玉宝虽是我的山东老乡，但我们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难道解放后，有了十七年的辉煌教育成就，到我插队时，读书仍是个问题吗？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三年困难时期，吃饭显得比读书重要。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中断过读书。记得上初中时，在家吃完"一锅熟"（菜帮子稀粥），暂时填饱了肚子，就躺在床上看书，偶尔还写写文章。一日事不顺心，赌气写了篇文言的《我与家庭之决裂》，开篇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洋洋洒洒近万字，交到父亲手里。本来准备挨一顿臭骂，不料却被父亲大大夸奖了一番，连称文章写得好。事后想起来好笑：此文即使比不上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也颇有些陈琳斥曹操的味道。不过我却进一步领略到读书的好处。 当时是抱着"饿死事小，读书事大"的歪论，将读书坚持了下来。倒是文革一起，"知识越多越反动"，绝大部分图书遭禁，读书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况且我当时还被冠之以"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苗子"，苗都黑了，还能指望什么好结果，早晚会被锄掉。 上初中时我有一个小书箱，木制的，里面存放着我珍爱的书籍。其中外国的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国的有《红楼梦》、《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还有一些鲁迅的书。除了鲁迅的著作，大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文革中当属被查禁之列。 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已闻到抄家的风声。我家在王府井有一家商店，属于商业资本家家庭，被列为黑五类。文革伊始，横扫四旧，不少黑五类家庭为避风险，赶紧把多年积存的金银首饰处理掉。卖了当然不行，无异于自投罗网；埋起来吧，一旦被发现，则是伺机变天的罪过，况且还不知有没有再挖出来的那一天；于是大都悄悄扔掉，落个从无此物，心里踏实，扔的时候还不能被发现。有一天我和哥哥骑车带了一铁盒的银元（俗称袁大头），大约有几百个，趁着夜深人静，来到小月河边，走几步看看四周没人就往河里扔一把，就跟做贼似的。扔完丝毫不觉心疼，反倒一身轻松。后来听说一些掏粪工人从茅坑里掏出不少金条、钻戒。文革中，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都被毁掉了，再加上有钱人家金银财宝、文物字画的损失，加起来怕也是个天文数字吧。 我的小书箱虽非价值连城，但对我来说却是无价之宝，要是被抄出来，没收不说，弄不好还得被打个半死，所以必须秘密转移。我的一个姐姐住在北京医学院，姐夫是军人，境况要好一些。我和她说有些图书先存放在她家，避避风头。怕她紧张，我一再解释只是些课外辅导书，怕以后考试还要用。可谁都知道，以我的出身，再考大学已属白日做梦。她终于同意了，一再嘱咐我送来的时候要小心。其实姐姐也心知肚明，只是大家都用假话来慰藉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罢了。 那是个星期天，我骑上自行车，驮着那个小书箱，开始了"秘密转移"。谁知越紧张越出事。骑到沙滩北大红楼前，一辆3路无轨电车紧贴着我进站。由于后架子上驮着书箱，重心不稳，我心里一紧张，车把一晃，连人带车朝外倒在了马路牙子上，一只脚却伸进了车轱辘底下，眼看着车轱辘从我的脚上碾过。真悬啊，亏得没朝里倒，要是碾过了脑袋，可就再也看不了书了。司机下来问我伤着没有，我担心一箱子书被人发现，再把我扭送给红卫兵就糟了，忙说："没事儿，蹭了一下，不要紧。走吧。"说着，还故作轻松地扶起车骑上就走。骑了没几步，疼痛就开始了。我咬着牙坚持骑到了姐姐家，再一看，脚已经肿的像个"大列吧"（一种俄罗斯大面包）。后来在姐姐家的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才渐渐消了肿，所幸骨头未被碾断，没有落下残疾。 躺在床上，我抱着心爱的小书箱，庆幸"秘密转移"成功。后来每次读这几本书都不免唏嘘感慨--这可是我险些送命换来的啊！
经过文革幸存下来的小书箱，我一直带在身边，插队时除了行李就只有它了。它被放在黑暗农舍里的土炕上，里面的宝藏成了我繁重劳动后的最大享乐。一锅玉米面粥上午喝一半下午喝一半，煤油灯熏黑了鼻孔，但只要有书看，仍感到是那么心满意足。 在村里劳动了一年，我就被抽调到县文化馆，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一些小节目，此外还参与编一个文艺刊物。到文化馆工作不久，我便发现院子里有一间破房子，里面堆了一些图书馆淘汰下来的破旧书刊，门上挂着一把落满灰尘的生锈的大锁。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内心狂喜，这把锁岂能锁住我读书的欲望？我决定开垦这块"文化剩地"。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我带上工具，撬开门上的一块玻璃，头朝下地钻了进去，然后打开手电在旧书刊堆里东寻西找。不一会儿就发现了不少好东西，其中居然还有一本线装的《古文观止》和一本《说文解字》，另外还有几本民国时期的县志。这下可以"大饱眼福"了。我躲在屋角，不敢开灯，只能打着手电看个痛快，直到电池耗尽，才又从窗户头朝下地爬出来，再把玻璃虚安上。岂料好景不长，一天刮大风，把那块虚掩的玻璃刮到地上，摔碎了，馆长叫人把所有玻璃都卸下来，换上了厚厚的木板。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偷偷拿出来几本；窃书，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 我是66届高三的。"老高三"没别的优点，就是学习基础好，大都喜爱读书。当时一起在县城工作的知青中，颇有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我的同班同学方××分在县轧花厂，我们经常在一起聊读书心得，探讨文学问题。他的古文功夫实在了得：据说《古文观止》里的所有文章，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为了扩大交流，我提议成立一个知青读书小组，互相借阅图书，畅谈心得体会。他也觉得是个坚持业余学习的好办法，就又邀了刘××等两三个在县里工作的爱好文学的知青，每周活动一次。 一天，和我一起调到县文化馆、在文艺组教舞蹈的女知青李××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县委会听说了你们读书小组的事，很重视……"我说："那是好事啊，县里要能出面组织，说不定还能拨点经费呢。""美什么呢你！县里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审查你们呢！""真的？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就别管了。赶快想想怎么办吧。"直到后来她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结了婚，我才明白她的消息是怎么来的。我真得感激她，不然我那个小书箱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当天夜里，我便爬上文化馆的大殿顶上，把小书箱藏在了房檐下。 果然第二天一早，文化馆的保卫干事带着两个公安局的人闯进我的宿舍，二话不说就是一通搜查，真和土匪差不多。看看没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中一个人就说："有人检举你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这几天你哪儿都不要去，把情况写一下，坦白交待，等候处理。""反革命组织"，这帽子可不小啊，这罪名在当时是会要命的！我被关在文化馆食堂边的仓库里，门被锁上，每天由厨师把两顿饭从窗口递给我。我明白，我被监禁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把组织读书小组的经过详细写了出来，特别强调是以学毛著为主，还写了几篇学习毛著的心得，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后来知道，当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县里把我们知青读书小组的事列为大案要案之一，想抓条大鱼；到最后也没找到什么把柄，关了半个月后，就把我放出来了。 被监禁期间，我不担心别的，只担心那个小书箱。放在房檐下虽说别人看不到，但保不齐一阵大风刮下来被发现，弄个隐匿证据（因为书上有我的图章），罪上加罪，或是一场瓢泼大雨把我的书都变成纸浆，那损失就大了。由于在文化馆编印文艺刊物，我认识了县印刷厂的一个小妹妹。她爸爸是右派，全家从北京下放到县里来。她来的时间比知青还早。她对我一直很有好感，听说了我的事，每天都来看我，每次都带来几个煮鸡蛋，或是一把红枣、几个柿饼，偷偷从窗口递给我，鼓励我坚持住。我想她既是右派的女儿，和我同属一类，当可信任，就把小书箱的事告诉了她，让她设法帮我取下来，保存好。 后来这个小妹妹成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因小书箱而成就了一段姻缘。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是历史给予知青们一次靠自己能力改变命运的难得机遇。一批有头脑有实力的知青立刻抓住了这个机遇，我自然也投入其中，抓紧复习。 考试很顺利，对于我这个"老高三"来说，题目并不算难。而且由于我一直坚持读书写作，作文更是轻车熟路。记得那次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心中的歌献给华主席》（当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至今中国唯一同时任党政军最高职务的领导人。作文题目显然还带着文革时期的左倾色彩。）一小时里，我便前压题、后点题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大意是一个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老教师在粉碎"四人帮"后，又满腔热情地重新投入教育事业，不顾身患重病，徒步走遍山乡，把辍学的孩子们都找来，在自己家里给他们上课，而上的第一课就是"心中的歌献给华主席"，不料上完课后他却满含微笑地倒在了自制的讲台前。这篇作文的妙处之一就是迎合了判卷教师们的心理。 我的这篇作文据说得了这次全省高考作文的最高分，被录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况且我报志愿时并没敢报北大清华之类，而是本省的几个普通高校。 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是难熬的。一些知青们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而我的却杳无音讯。录取工作接近尾声，我忍不住去县教育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经县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肺部有阴影。由于自己已经吸烟多年了，这理由颇为可信，只好自认倒霉。 一个月后我回北京探亲，顺便体检了一次。胸透结果却是--肺部一切正常！我立刻明白：我被愚弄了。 回到县里，我又去县教育局要讨个说法。教育局的一位干事道出了实情："算了吧。你已经参加工作了，户口也出来了，不少知青还在村里，还是把机会让给他们吧。"就这样，我的前程被"让"了出去！ 当然，也不排除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当时我刚结婚不久，女方一家都在县里，大概是怕我一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小家庭不保。更令人怀疑的是，我的岳母正是县医院的大夫！自然，为了今后的家庭生活，我不能说破，只好把这个"千古疑案"烂在了肚里。 人生之路有许多十字路口，往不同的方向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人为，或是天算。假如我一直还在村里劳动，假如我不曾吸烟，假如我迟一点结婚，假如我提前立下"军令状"绝不休妻……但命运已没有假如。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人为刀殂我为鱼肉，在我重要的人生转折点，竟糊里糊涂地被愚弄，"我要读书"的美梦又一次被击碎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伴着一次真离婚和一次假结婚回到了北京。当然，作为交易，花一大笔钱是少不了的。 回到北京后，找到一家出版社干起了图书发行。出版社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你学历多高，本事多大，刚一来都要从发行干起，为的是先熟悉图书市场，将来才能找好选题。至于像我这样没有高等学历的，怕是要当一辈子"老发行"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叶大师"在五中教书。他劝我："越往后越需要知识，不读书不行，没学历也不行。你一定要再上学！不断充电！"他自己就通过自学考试拿了三个本科文凭。当时，"充电"是个时髦词汇，其实就是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知识更新。在他的动员和鼓励下，我报考了"电大"。经过一番复习，倒也考上了。于是正式开始了"范进式"的求学历程。我报的是文科，但当年没有中文专业。还好，经济类也算文科，我就上了企业管理专业。 三年的业余学习，对于一个年过四十的人来说并不轻松。每天下了班不吃饭就骑车赶到学校去上课，晚上九点多才下课，连晚饭带夜宵吃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再赶回家做作业，预习功课。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我国的双休日是1995年开始实行的），一周六天上班，周日还要全天上课，颇为辛苦。我们同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就选我当班长。其他同学也都是四十岁左右，二十多岁的很少，大部分是返城知青，拖家带口上着班，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补上这一课。"最后的充电"几乎成了当时的一个潮流。就这样，我也被潮流所裹挟，圆了一个苦涩的读书梦，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讲，也算是一种"被读书"吧。其实当时大家上大学的目的很明确：只是为了一张文凭，有了它就能跳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或是在单位里能够晋升。因此在这个"末班车"上，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学习的氛围很不错。 经过三年寒窗苦，总算拿到了大专文凭。有了这块敲门砖，再加上虚心学习，努力工作，终于熬了个编辑职称。 我能到出版社工作，证明我与书籍有着不解之缘，也是我所热爱的职业。我的恩师叶圣陶先生不就是以编辑为业吗？从发行到出版，从编务到编辑，从宣传科到读者服务部，我几乎干遍了出版社的每一个工种。其间也见证了合作出书、签名售书、个体书商、自办发行、买卖书号、盗版印制、扫黄打非、版权争端等中国出版界的种种乱象，直到网络的兴起。十余年下来，我的所学所长已成捉襟见肘之势。 我的生存境况还算是好的。这一时期，由于是在"夹缝"中生存，大部分知青的就业之路相当艰难，面对年轻的竞争对手，也很难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什么突出贡献。他们不管怎样挣扎，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已每况愈下，影响力也成了强弩之末，话语权几乎被剥夺殆尽，渐渐成了"被潮流遗忘的角落"。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读书不成问题，而且还购买了不少图书，如今我的藏书也有两千多册了。 但当我看到姐夫的藏书时，才知道什么叫"汗牛充栋"。他的藏书占了整整三间屋子，书柜里放不下便堆在地上，以致把地板都压得塌裂了，姐姐不得不花钱请人修地板。为此，姐姐一直埋怨姐夫的书太多了，成了家里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姐姐姐夫皆已作古多年，如今姐夫的藏书已由他的儿子专门建了一个图书馆予以收藏。 我的书虽然没有那么多，但因居室窄小，存放也显得困难。妻常说的话就是："这么多书，你看了几本？恐怕到死也未必能看完！"这倒也是实话。一次翻修房子，她背着我把一些没处放的旧书卖给了收废品的，让我心疼了好几天。她以为旧的都是没用的，真乃妇人之见，直到最近她在电视上看到旧版人民币远比新版的值钱，而且居然她也翻出了几张，这才改了些"喜新厌旧"的毛病。女人们大概总以为男人爱上了书就不会再爱她们，天生和书结了仇，古今中西，概莫能外。 而今我已臻老境，"我要读书"也变成了"我要孩子读书"。然而儿子好像并没有当年我对读书的那种渴望，对我的藏书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曾说死后要把所藏的图书作为遗产留给他，岂料他说："你的那些破书，没有一本是我需要的。"弄了个"热脸蛋贴在了凉屁股上"，妻在一旁窃笑。这件事不禁使我感到距离当今的时代渐行渐远。 孙××是一位比我小两届的校友，由于我俩的名字只有中间一个字不同，却笔画相近，在学校时常被混淆。他和我在一个县里插队，后来分配到县城的一个国营饭馆。他在当街卖大饼的时候总戴着一顶草帽，且压得很低，生怕同学们认出他来。恢复高考那年，在我被愚弄的同时，他却被录取到山西大学体育系，后来师从宋世雄，成了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播音员、体育部主任。命运的落差竟如此之大。2008年，我作为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和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一起开报道联席会，正好由孙××主持。会议伊始，他就向在座的体育记者们介绍："这位仁兄是我的校友，才华横溢，播音水平在我之上。"他这么说是因为我曾考过省电台播音员，因出身问题没被录用，只能经常在县广播站里客串播音。听完他的介绍，我忙说："哪里哪里，行将退休之人，属于被淘汰之类。"他一指在座的记者们："他们早就等着接我的班呢，我被淘汰也是早晚的事。"其中一位记者开玩笑说："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后来这句话成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还被赵本山用在了春晚的小品里。 是啊，任何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走向穷途末路，被社会所淘汰。知青们也概莫能免。正如我的小书箱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漂亮的书柜，我作为一名老知青，最终也和小书箱是一样的结局。 知青们一篇篇如我这样的文章连篇累牍、汪洋恣肆、气势滂沱，但读起来总隐隐感到像是在读一首首挽歌。 君不见话剧《茶馆》里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他们围着桌子在撒纸钱么？--那正是时下老知青们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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