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一：为了忘却的纪念

作者：岳建一 章剑锋

（原刊《南风窗》2010年第23期）

核心提示：“他想为中国知青历史留下一点文字材料，基本上属于抢救性质的，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规模地将此事付诸实施。”岳建一的同事、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延庆说，“知青运动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无论后人对知青的评价多么矛盾，这段历史绝对不该被遗忘。当事人和后人，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看到很多东西。”岳建一是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以编辑知青作品在出版界享有名望。他一直潜行在中国社会底层搜罗知青个体记忆，以便通过发掘出版每个亲历者的零碎遭遇，串起一个非虚构性的民间叙事链条。

“追求真实的特质，追求记忆的品性、灵性、血性和个性，追求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和自强，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岳建一说，“40年以来，只有知青，只有集体丧失记忆，罕有真正的知青文学，因为作者们普遍不能直面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及灵魂处境。”

渐渐远去的那1700万知青，如同一场飞沙走石，在瞬息的狂风大作之后，散落一地，归于宿命中的沉寂。一沙一世界，赶在完全风化之前，岳建一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采集每一粒尚有余温的沙子，试图将他们排列成风云初涌时的状貌。为此，他奔忙了24年，几经辗转，至今还在原地打转。

“他付出的劳动几乎与作者同等，篇篇见红，密如蛛网，下的功夫非常大，”岳建一的一个朋友说，“这个人非常天真，你的经历特别惨，他非常同情你，你拿了一堆稿子，尽管文本不是特别好，他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做成，可以抛开一切。”“如果没有《血色黄昏》，老鬼的经历将随时间而去，成为一种生命的苍白。老鬼只是千万知青之一，更多的知青，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和经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片绿叶，而是一整座森林。”第一批文库横空出世，盲目乐观的发行部误判形势，加印了不少册数，结果出现滞销，好事办成了坏事。第二批出来后，各种矛盾又纠集到一处，久而久之，领导终于忍无可忍，由不高兴转而发作了。

大多数时候，岳建一是安静的。如果你不向他提及“知青”两个字，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究竟埋藏着怎样的风暴。

国庆节前，在石河子，他终于有一点暴露。那是在一个小规模的知青研讨会上，发言时，他独自一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双手交握于面前，神情肃穆，眼镜虽然没有摘去，但脸部肌肉却是抽紧状的，分明笼罩着一层凄哀之色，话语里面夹杂了浓重的痛感和惨烈……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人忽然提议全体向他致敬。掌声起来，岳建一早已经把自己埋在了听众里面，从头到脚恢复了他的安静。这种场景，完全算得上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极力主张知青一代进行自我剖白和忏悔，他曾经被人从讲台上轰下来。这一次，虽然也有针锋相对的知青准备找他“单挑”，但是运气不错，事前因故被人拽走了。

岳建一不仅提倡忏悔，他还寻求将这些个体剖白通过文字再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次聚会的另一个收获，是他打捞到了两个答应为他写书的知青作者。

“他想为中国知青历史留下一点文字材料，基本上属于抢救性质的，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规模地将此事付诸实施。”岳建一的同事、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延庆说，“知青运动是很复杂的历史现象，无论后人对知青的评价多么矛盾，这段历史绝对不该被遗忘。当事人和后人，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看到很多东西。”岳建一是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以编辑知青作品在出版界享有名望。他一直潜行在中国社会底层搜罗知青个体记忆，以便通过发掘出版每个亲历者的零碎遭遇，串起一个非虚构性的民间叙事链条。

“追求真实的特质，追求记忆的品性、灵性、血性和个性，追求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和自强，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岳建一说，“40年以来，只有知青，只有集体丧失记忆，罕有真正的知青文学，因为作者们普遍不能直面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及灵魂处境。”渐渐远去的那1700万知青，如同一场飞沙走石，在瞬息的狂风大作之后，散落一地，归于宿命中的沉寂。一沙一世界，赶在完全风化之前，岳建一以一个秉笔“史官”的身影踏入那片废墟之境，采集每一粒尚有余温的沙子，试图将他们排列成风云初涌时的状貌。为此，他奔忙了24年，几经辗转，至今还在原地打转。

备忘者和人讲历史、谈忏悔，被轰下台来的不止是岳建一一个人，这直接触发他出版一系列知青纪实作品的决定，好像是在拗劲一样。于是在2000年后，他正式出版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这成为他在编辑生涯中留下的最主要遗产之一。

这项出版计划最初在工人出版社内部遭到激烈反对。按照内部管理制度，重大选题必须经由全社中层以上干部集体开会讨论。当时在国内知青类图书并不被看好。更何况他要出的不是一两本，而是3个批次，一个批次就是6本，需要出版社进行先期投入，这严重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眼看单位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当时我认为这绝对卖不出去，持坚决否定的意见，与他完全是高度对立，争得都快伤感情了。”刘延庆说，“我是怕他失败。”不得已，岳建一立下了军令状，如果第一批书出来不见效益，第二批计划就此取消；如果赔钱了，可以从他出过的挣钱的书里扣除相应利润作为补偿。折中下来，选题终于得以通过。

岳建一这就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来，几本书同时操作，一本书按惯例三校就够了，他要七校。书稿遍地。有时候十天半月可以不回家，就睡在办公桌上。早上起来刷牙，没有牙膏，又舍不得花时间上街买，先是拿洗洁精刷牙，粘粘乎乎的全是泡沫，漱口还得费上老半天功夫，后来就改用牙刷蹭点儿肥皂，干脆利落，还挺高兴，觉得不买牙膏也挺好。

“这家伙关起门儿来，不知道他干什么，然后几天后好像是从地窝子里钻出来的，脸色苍白，蓬头垢面，一看就是长时间没洗脸的那种人。”刘延庆说，“认准一个目标，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就像鲁迅讲的，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啊。这不是职业的需要，而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倒退30年，也不一定人人能做到。”这种强耐受力，有赖知青经历打下的底子。1969年在北大荒当知青，凌晨3点下地，夜间8点收工，早中晚三顿都在茫无边际的田间吃，80多斤的身体，要扛180斤的麻袋、装卸230斤的煤，一干就是半个冬季。相比之下，坐在办公室里编几本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能够做这套书，应该感谢苦难，那么累，能够挺下来，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可能的。”岳建一说，“（在苦难中坚持）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生命状态，并不艰难。”编辑这套民间文库，岳建一定下规矩，只找“草根”，不找名家。他觉得只有最底层的作者，那种民间记忆才更本真。这也就加大了编辑工作量。因为很多作者并不具备写作能力，能写的，也几无技巧与艺术性可言。

“他有句话，说表扬出天才。对我就是这样，先说你的文章怎么有价值，然后说你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说这是历史，应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张华说，“他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包容你的不同想法，就写吧，像个引路人似的。”张华原来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去内蒙古插过队。退休后专注于吃喝玩乐，间或写过一点小文字，不料被岳建一相中，就是一阵穷追猛打，在电话里整整做了她两小时思想工作，鼓励她据实写一个长篇出来。张华搞商标出身，没搞过创作，回答说干不了。岳建一就端出悲天悯人的一套说辞，把她说得怦然心动。

“他居然就敢向我约稿，他不找我我肯定不会写，遇到他之后，我是有意识地写的，最主要是他把视野往下看，你不能说民间作者有多大水平，怎么高明，就是这些草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比较原生态。”动手能力不够，挑剔眼光还是有的。张华他们曾“非常郑重和认真”地找岳建一谈过，要求他提高作品的质量和层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原始了，不是文学作品。但他们从岳建一那里得到的反馈也很沉重，“他说他知道编的这些书水平不高，但这些东西能留下来就不错了，不能向知青作者提太高的要求，他们能写下来就行了，时间有可能稍纵即逝。”不找名家，就是自讨苦吃。1987年，岳建一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血色黄昏》，有一天，一个女知青闯入他的办公室，批评《血色黄昏》里涉及她的一些情况并不真实，并问他，“我要是写一本真实的，你给不给我出版？”岳建一回答她，“你只要写得好，我就一定给你出。”10年后，岳建一计划编辑知青民间文库，意外地收到一箱子手稿。10年前的君子约定再次浮现，已经到了履约的时候。但这只是一摞有价值却未成型的资料，为作者下岗后贫病交加、分文无着依然坚持写作的举动所感，岳建一逐字逐句提出了修改意见，几经倒腾，虽然越改越好，距出版要求仍然遥远，他就推开作者，自己连编带改起来。

“他付出的劳动几乎与作者同等，篇篇见红，密如蛛网，下的功夫非常大，”岳建一的一个朋友说，“这个人非常天真，你的经历特别惨，他非常同情你，你拿了一堆稿子，尽管文本不是特别好，他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做成，可以抛开一切。”泪与笑为了让自己编辑的民间文库更具有史料价值和保存意义，每个周末，岳建一都要跑到潘家园的“鬼市”里淘一些老照片、旧书、画报，拿回去做插图，以提升文本立体感和饱满度。大致花了2万多块钱，全部自掏腰包，权当锦上添花，白送给作者们了。

有那么一回，在一个光头光膀子的卖家那里找插图，光头问他干什么用。岳建一就把自己的需要说了。光头对他说，“你是好人，我们家也有知青，你能不能下星期天到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里这种书特别多，由你挑。”

约定的时间，岳建一真去了一趟。那人事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几捆，摞起来将近一米厚，不是书，是一张一张的插图，而且全是彩图。凡是他估计是岳建一需要和喜欢的，毫不吝惜，逐一从数百本完好的书里扯下来。

光头住在北四环外的一个平房区里，在家里，两口子做了一桌好菜招待他。走的时候，看岳建一提不动，光头又用三轮车驮着把他送到了公交车站，对他说，“岳老师，我只能帮你做这些事，你要是不够，你还来！”那以后，只要不忙，岳建一就去找他。聊天之中，知道光头喜欢攒酒瓶子，他心里不由窃喜，因为有亲戚在饭店工作，就帮着留意。若干年后，当他终于从尘杂中脱身，闲了下来，带着酒瓶子去找光头，发现他家那一片已经拆平了。不下10几次地，他又跑到潘家园，也没有再找见他。

“不在了，挺怀念的。”岳建一叹息，泪水霎时夺眶而出，陷入长久的沉默。往事历历，云烟一般。60岁的年纪，对于一段不期而遇又不期而散的短暂交集，记忆陡然出现断裂，令他悔恨无限，“太忙了，也怪我，舍不得多花时间去看他。”马不停蹄地编完文库的第一批作品，北京的图书订货会开幕了。他去站柜台，从第一天站到最后一天，每天又从开门站到关门，生怕一离开就错过订户。8天时间，只吃了3顿饭。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是输不起的。

几十个提前得到消息的知青，带着家人、学生、战友，开着车去帮他包书，散发宣传单，展厅的柱子上、餐厅里、饮水处、卫生间、过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招贴画，弄得一个订货会好像是专为他岳建一开办似的。

“知道哪一天开订货会，我们自个儿就去，也挺高兴的。”岳建一的作者李南说，“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是知青的事儿。”按照出版界的经验，一本图书的销量只要超过6000册，就能盈利。群策群力下，知青文库各卷首版就订出了1万多册。一听到这个数据，岳建一赶快回到办公室，把门关起来，有人敲门，不开；有电话进来，不接。

“这是他的主要作为之一，历尽千辛万苦，只有他坚持下来，最后做成系列了，这是出版界有目共睹的。”当初极力反对出这个文库的刘延庆，面对出乎意料的成功也感到很高兴，“他的这些书，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忆。所谓历史记忆，有一种是心灵和情感的，这是无形的，是非常可贵的。”民间文库的成就，虽然有点突如其来，但这不是第一次。相似的情形，在1987年《血色黄昏》推出时就曾有过。正是因为受这本书的激活，岳建一才会有后面的所有坚持。

1986年夏天，岳建一听人提到老鬼写的一本书，情节极具震撼性，就根据打听得来的一个“401”门牌号跑到万寿路去海里捞人，从早上8点开始“扫楼”，直到下午4点，终于找到老鬼。

“有点儿意外，因为已经碰得灰头土脸了。”老鬼说，岳建一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产生希望，虽然高兴，但也“觉得够呛”。

为了出这部书，老鬼花了8年时间奔波，找了10几家出版社，即使是他母亲杨沫出面施援，也没有促成。出版社的意见较为一致，认为这部手稿没有任何文学含量。

岳建一拿到那部纸都磨烂了的书稿，愈看愈震惊。

因为事前与领导已有约定，初审报告递上去，一路绿灯，一、二审加起来没有超过一周，就把人家拖了8年的事情给办了。作品甫一面世，可谓风靡一时，在工人出版社重印了8次。原来置之不理或未置可否的一些出版社，见此势头，也跟着来凑热闹，相继推出。正是这块粗糙的“石头”，轻而易举就为岳建一敲开了面前那扇知青图书出版的大门。

书印出来后，岳建一和老鬼相约在长安街上见面，岳建一用自行车驮上20来本样书过去，昏黄的路灯下，老鬼来了，恍如掉入梦境，捧着成书左翻翻右翻翻，一个劲儿地喃喃呓语，“真出版了呀？真出版了呀？你闻，这油墨多香啊！”这一幕，让岳建一陷入思考。

“如果没有《血色黄昏》，老鬼的经历将随时间而去，成为一种生命的苍白。老鬼只是千万知青之一，更多的知青，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和经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片绿叶，而是一整座森林。”

累微尘不过很快，岳建一的编辑生涯就被打断了。1980年代末尾，工人出版社内部分房，不需要房子且办事比较公允的岳建一被推为分房委员。因为拒不合作，岳建一陷入困境。遭到短暂废黜，报一个选题就枪毙一个。

“他是可以做楷模，不可以做栋梁。天性‘抗上’，在有些人眼里是一根刺儿。但有谁像他那样牛似的干活啊？还是老编辑，人缘好、威信高。”刘延庆说，岳建一经常是隔着会议桌逐个点评领导，说他们如何如何，“是很认真的教训，不是一般的教训，说你们懂出版么，尽职了么？某某你来主持工作6年了，怎么还是这么外行，大家为你交学费要交多久啊！”社内搁了浅，只好另辟蹊径。名声在外，别的出版社也邀请他主编图书，很多知青作品就放在社外出版，但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期许实施，别人也要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平衡。很多想法因此无从体现和释出。

张华说，“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啊？是被耽误了。”所以时过境迁，一旦被解冻出来，他开始分秒必争，就像身后有一条鞭子在驱动着他。

“知青图书对我来说，意味着是我价值追求的一部分，意味着我既是一个知青，又是一个职业编辑，我能够对知青这个群体有一种身份上的回答。”岳建一说，“上千万知青，他们是一枚一枚活化石。我自期，尽尘土之微，累微尘以崇其峻。”为此，岳建一将搜寻嗅觉开动到极限，到处去挖他的作者和题材。有一次听说岳建一在编知青作品，李南就顺口提了一句，自己也有一个题材。岂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快截稿了，岳建一一个电话打过去要稿子。李南只好抽出10多天工夫赶出一篇，等于是个急就章。交稿之后，去见岳建一，劈头盖脸就被一通教训，“你必须再写，你必须写出你的全部真实感受。”这么一逼，尘封往事一时之间悉数涌上心头，李南当场就哭了。

“现在好多知青退下来了，开始写回忆，岳建一的做法扩散以后，慢慢会形成一种共识，慢慢认识那段历史，写那段历史，这个风气实际上已经兴起来了。”李南说，“岳建一就是这样一条表达通道，一条有目的的通道，他已经从宏大的叙事里头走出来，进入个人化表述，从不同角度，一点点儿深入下去，很细小那种，但搜集起来，放到一块儿，感觉就不一样了。”民间文库一、二批迅速推出后，出版社内部对此有过探讨，是不是跳出上山下乡的窠臼，从不同角度去梳理那段历史，而不只局限于从个人角度讲述。但这种讨论还没有来得及付诸文本，岳建一就提前退休了。

第一批文库横空出世，盲目乐观的发行部误判形势，加印了不少册数，结果出现滞销，好事办成了坏事。第二批出来后，各种矛盾又纠集到一处，久而久之，领导终于忍无可忍，由不高兴转而发作了。

“你被边缘化，当然主要责任不在你，但有时候你有点主动地被边缘化了，虽说知青这事儿很重要，你一个编辑是不是除了知青就什么也不能出？非要清一色出这个？”张华说，“他本来想得非常庞大的，组稿计划。”张华手里现在还保留着一部未发书稿，里面拉拉杂杂记录了很多知青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大部分是岳建一提供并让她去采写的，二三审都已通过，因为岳的离开，结果流产了。

“他这个人，确实是可以为工作忘却很多事情，有点不计后果，不考虑会不会被人穿小鞋。”刘延庆说，“他实际上代表了出版界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可以这么说，他是昙花一现。”离开岗位之前，岳建一犟脾气上来，还和领导耗了一段儿，后来通盘考虑，觉得前景渺茫，只好作罢。失去了职业依托，虽然还可以重走老路，与别的出版机构合作，然而直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有些计划总是一拖再拖，没法兑现。

“有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评价，我说我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充其量是一个良知没有烂透的人。”早些年，当他父亲临终之际，给过最后嘱托，希望他这一生可以正直地活着。那时候，他是信心满满，答应一定做到。之后才发现，若按这个要求慢慢去做，自己将寸步难行，将变得很孤独。

“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特别是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我经常想起他的这个要求，这具有空前难度。每一天，我都知道我父亲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对自己有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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