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芽的豆豉】：

  第三章  表哥之死

“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上三支香、烧着“金纸”拜“天公”，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上天会保佑我的”；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头头们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们吧”。几年以后此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的书本（几乎所有的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东西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们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幅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几张字条——那可是我的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的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父亲有一位好朋友陈旻，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又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斗时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陈旻对我的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听他们的讲话后我才知道，闻一多就是因为不给当时的昆明市警察局长刻一个印章而被暗杀的！

陈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家庭，人虽然长得标致，脑筋却不会“急转弯”。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家庭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讲了一些丈夫在家里说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运动”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这都是后话。

有一位资本家的老婆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有一位邻居因为年仅八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游街，红卫兵叫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如何“挖社会正义墙脚”的“罪行”。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运动”、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戴高帽游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红卫兵们“抓到”一个“特务”正在游街，听周围的人们介绍“抓特务”的过程：原来是几个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树叶、喝脏水，到镇上一说，红卫兵们便认定这个“怪人”就是“特务”无疑。游街的当天晚上，“特务”饿死在街上。第二天红卫兵们又叫来医院里的医生解剖了这个“特务”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嚼碎的树叶、草根，跟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一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像我们这种“混蛋儿”都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乱说乱动”，以免引火烧身。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大家又无可适从了。

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然乐当被“滚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里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昆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一直开展下去。

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用来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父亲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们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省会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就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父亲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它化工原料还是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一本几分钱，最“贵”的一毛钱——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找出来“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化肥）、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染化助剂，全部获得成功。也曾想过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父亲“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设想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对情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会有销路的。

看电影是年轻人当时唯一真正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天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运动”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据说都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亲自’点名批判”的（单单这样的传说就让军民们兴奋不已了），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同学们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放映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ΧΧΧ”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大家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的报纸都已经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新闻”，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理由是“谁也不可能比毛主席聪明”，这种荒唐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侯斌组织的红卫兵队伍联合其它“造反派”组成了“红总”（红卫兵总指挥部），侯自封“总司令”，夺了镇政府的权，把镇委书记抓出来批斗了一番，痛骂陈厂长组织的另一派（陈厂长自己不当“总司令”，却当“狗头军师”）——“红联”（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是“保皇派”。“红联”也不示弱，把镇长也抓出来批斗一番，证明自己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侯总干脆带队冲到县里去，把县长抓来镇上批斗。这县长解放初是“土改队长”，但他的爸爸却是个地主，大义灭亲的他亲自公审自己的爸爸，还亲手枪毙了生他养他的亲爸爸！据说枪毙了爸爸后，他还能骑着自行车回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骑着骑着竟摔倒在路旁的大山沟里。路人把满身是血、昏死过去的他用板车拉到我一个亲戚王医师开的诊所里，王医师救回他一条命。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暗中“保护”，王医师在历次“运动”中都毫发无损，并且还当上一个医院的院长。

为了表示“最最革命”，陈“狗头”带着“红联”把全镇所有“九种人”（地、富、反、坏、右、资、黑，现在又加上“走资派”和“臭老九”了）的家通通抄了一遍，我们家自然也不能幸免。我爸爸早就是“老运动员”，批斗会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这一次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听到风声时躲了起来（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出逃的那一天刚刚听说北京大兴县的红卫兵把全县地富反坏右资黑全部抄斩灭门，连3岁的小孩都未能幸免），结果是我妈妈被斗得半死。

由于被批斗的人太多，游街时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足足占了半条街，找不到那么多的锣，“红联”的“战士们”命令他们拿着自家带来的脸盆、口杯、铁锅等会响的东西使劲敲，有的甚至拿两块石头敲打，就象当年“轰麻雀”一样“壮观”。

王医师也被游街，然后被勒令扫厕所。曾经留学过日本、几十年来养尊处优的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当天就服毒自杀了。

“红总”、“红联”两派的摩擦不断升级，只要“上面”一有风吹草动，下面就蠢蠢欲动。有一次“红总”组织大规模游行，游到竹器厂旁边，把一串鞭炮扔进厂里，差点引起火灾，也差点引起武斗。

镇上的居民和学校的师生们绝大多数倾向“红总”，而“红联”则有工厂职工和镇郊农民的支持，陈“狗头”声称拥有“十万工农”，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我们这些“逍遥派”最兴奋的是天天有大字报看，两派互相攻讦、漫骂、挖苦，煞是热闹。各种演出也多起来了，每一场开始照例要唱《东方红》，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大会自始至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条……

演出的节目有对口词、快板、大合唱、独唱、歌舞等等，还有小话剧“老俩口学毛选”之类，印象最深的是《长征组歌》。每一次的演出最后都要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渐渐地演出开始有些“变味”了，先是“红总”的宣传队在台上唱出：

“保皇的红联子，睁眼看一看，革命的造反派，团结如比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完蛋！”

这一首歌第二天全镇的男女老少都会唱了。陈“狗头”暴跳如雷，立即下令他的“御用文人”也编了一首痛骂“红总”的歌，在农村里教农民们唱。

我的同学、亲戚、朋友们有的加入“红总”，有的加入“红联”，也有一个家庭里丈夫参加“红总”、妻子参加“红联”的，吃饭的时候吵，睡觉的时候也吵，最后夫妻反目、闹离婚；有父、母、子、女不同派别的，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也有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两岁，长得眉目清秀、一表人才，按现在的话叫做“酷毙”了，文质彬彬的，嘴巴又甜，见到长辈就叫伯伯、阿姨，谁见了都夸奖。1966年也是初中毕业，运动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忙得没日没夜。他加入了“红总”，在里面当一个小头目。武斗火药味越来越浓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妈妈就劝他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姑母不要再让他“革命”了，二姑母不听劝告，还说我妈妈胆小怕事——原来我的二姑母年轻时也很“闯”，敢跟男人们真刀真枪地干！

镇里有两座钢筋水泥楼房，“红总”、“红联”各占一座当总部，各自在最高处安一个大喇叭，一天24小时播放毛主席语录歌，起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后来就经常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偷偷地对朋友说：“敌人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敌人不吃的我们都吃！”），火药味浓极了。

有一次我到竹器厂找一位姓黄的老师傅下盲棋（中国象棋），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据说他爸爸是全县有名的竹编艺人，但黄师傅不愿意当竹匠，宁可去贩卖大米。直到他爸爸死后，政府又不让做生意，从来没有拿过竹刀的他一进入“角色”，手艺很快就超越他的爸爸，成了全县“第一把竹刀”。黄师傅和我爸爸都是中国象棋高手，但黄师傅高出一筹，会下盲棋——“破竹”、“破篾”、编竹篮和下盲棋都没有矛盾，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下着玩。

“炮二平五，马二进三”，我和黄师傅刚玩得正酣，厂里突然喧闹起来，只见陈厂长眉飞色舞地拿着一张传单叫着“太好了，太好了！赶快印一万张全镇贴！”我凑上前去，一看是“江青同志重要讲话”，其中一行字非常醒目：“文攻武卫”！黄师傅偷偷对着我说：“妲己出现了……”很快地，“红总”开始发动全镇居民到溪里捞鹅卵石挑来街道上堆放起来，准备当武器用；“红联”也发动农民修筑工事准备打仗。

武斗一触即发的时候，部队突然宣布要来“支左”，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支左”大会在操场举行，“红总”倾巢而出，“红联”则用高音喇叭在自己的总部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唱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老百姓没有一个敢去参加“支左”大会，全部躲在家里“看热闹”。到晚上九点多钟，“支左”大会“胜利结束”，“红总”的大规模游行开始了。排在最前面的是“红总”各“方面军”的旗帜，接着是一尊巨型的土制“大炮”——炮筒用毛竹制作，下面坐着一个人用电石加水产生乙炔气，和适量的空气混合以后点燃爆炸，发出与真大炮发射时一样震耳欲聋的响声，不知道是谁的发明创造。“大炮”的后面是一对对载歌载舞的红卫兵，一面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面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打倒保皇派红联子！”……队伍的最后面出现了一大队工人和农民，个个手中都拿着棍棒，有的推着满载着鹅卵石的板车。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红联”的总部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从“红联”总部的方向传来号角声、叫骂声、撕打声、哀叫声，“红联”的大喇叭不时“插播”着：“有来犯者棺木自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还击！”、“誓死捍卫……”等口号。

半夜时分，“红总”的大喇叭在播放《国际歌》到一半时停止了呜咽，人们都说“红联完了”。第二天早晨，只见街道上满是血迹，不时还有“红联”的人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一个个浑身是血，一路还被押送的人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说“红总”有一个姓张的“战士”被人打死在镇郊的菜园地里，这个消息（后来证实是真的）激怒了“红总”的全体成员。侯司令亲自带队在全镇挨家挨户搜查、缉拿“红联”躲起来的人员。到了下午，满街都张贴着“红联人”脱离组织“弃暗投明”的声明。

绝大多数“红联分子”早已逃之夭夭，陈“狗头”也成功逃脱，第二天就在离镇里不远的一个大队部搭起临时总部，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制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政方针”——在紧挨着镇的东西南北四个路口设四个“集贸市场”，派“巡逻队”日夜看守，不让农民进城交易，想“困死红总”。

已经形成一千多年的老镇自然有它长期存在的道理，这个镇子东边出鱼，西边出米，北面种菜，南面出柴草，农民们不听“红联”的“号召”，仍旧偷偷地把自己出产的东西挑到镇上，换回其它日常用品。这段时间镇上照样熙熙攘攘，生意不但不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红总”声称农民进城交易不必交“管理费”，而税务所和“市管所”的人员原来几乎全部加入“红联”，这一下人去楼空，各种税赋自然也不用交了。

“围困”不成，“红联”开始组织农民“攻街”，挑起一场又一场的“风波”。有一天上午正是各种生意最繁忙的时候，突然十几个农民拿着“家伙”杀气腾腾地出现在街道上，一时风波骤起，农民们把身上挑的东西全部倒在街道上，双手提着竹筐逃命，有一个农民刚刚买到一担尿水（当时镇上的居民家里都有尿桶，一家人一天的小便收集起来可以卖到一毛多钱，胜过一个童工的工资），听到风声赶快把尿水泼在街上，臭了一条街。后来才知道这队农民是因为买牛时被人坑了，来找牛贩子算帐的。

但有几次是真的打起来了。我们家就住在离“红联”总部不远的地方，是个“是非之地”，每次农民攻进来都要在我们家门外激战一番。鹅卵石满天飞，把这个地段房屋的屋顶砸得百孔千疮。幸亏那时侯全镇的“房子”几乎是“一体化”的——所有的“墙壁”都是用芦苇杆编制后涂上一层泥巴做成的，一打仗居民们就敲破这脆弱的土壁，钻到邻居家躲避，甚至从街头可以直钻到街尾畅通无阻。最要命的是仗打完了，碰上下雨，又得向邻居家借住。

有一次门外两派打得异常激烈，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听到几个农民骂道：“他妈的，这么顽固，干脆放把火把他们全烧死在里面！”果然不久就听到搬柴草的声音，大家从门缝里看出去，一伙农民真的把柴草堆在门外准备点火。我和几个邻居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前几天刚刚听说有附近有一个县的县城也是因为武斗放火，烧死了几百个老百姓！

“红总”一听说“红联”要放火烧街，立即组织一队“敢死队”冲出，把正在点火的农民驱散赶跑了。

两派就这样停停打打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听说侯司令带着几百个“铁杆战士”冲出重围，要去部队（驻地）“抢枪”，居民们议论纷纷，都说盘古开天地至今也没有听说军队的枪会被老百姓抢走的。谁料到傍晚的时候，一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每个人都挎着或扛着崭新的各种枪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都有，侯司令则摆弄着一支亮闪闪的驳壳枪！

表哥偷偷告诉我，是“支左”部队事先把枪支用塑料袋包好沉入池塘，然后通知“红总”去“抢枪”的。原来如此。

“红联”不相信“红总”有真枪真弹，派了一小队“农民军”进城骚扰，刚冲到街头，就被“红总”的巡逻队用步枪撂倒了几个，急忙撤退。从此不再言“攻街”。小镇居民终于有了一段平静的好日子过，晚上也能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了。

“红总”老大（侯司令）、老二、老三宣布要在同一天结婚，新娘都是“红总”的女干将。连续几天“红总”的大小喽罗们都在忙着“山大王”的婚姻大事。关于这三对恋人在战火中结下“生死之交”的恋爱故事，镇上流传着好几个版本，一个比一个精彩。

侯司令趁机又宣布“大赦天下”——允许“红联”不管“主犯”还是“从犯”都可以自由来去，“新仇旧恨”通通不记。这一招打得陈“狗头”措手不及，“红联”原来居住在镇上的人们本来就很想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不理陈“狗头”的劝阻，全都回到镇上。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商店也全部开张，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陈“狗头”看大势已去，很快地就投靠到省里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八派”麾下，“红联”也摇身一变成了“八派”的一个分支。

“红总”自然不敢“怠慢”，也在短时间里投靠到“八派”的敌人——“战派”旗下，成了“战派”的一支“群众组织”，并加强各路口的戒备，防止“八派”给“红联”运送武器。

这一天“红总”在镇南面路口用路障拦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个人想把路障移开，突然“乓”的一声巨响，那人应声倒下，脑袋开花。开枪的人名叫“英哥”，事过几个月后我问英哥为什么开枪？英哥答道：“那天我刚好在玩一支新步枪，子弹已经上了腔，我瞄准那人的屁股想试试这枪的威力，没想到竟打在他头上”。死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可怜他的父母、亲戚们对他寄托了多少期望、投入了多少心血，不到一秒种就这样在古镇的街道上成了孤魂野鬼。

“八派”说是他们有一个人无辜被“红总”打死，立即把原来准备调往邻县参加武斗的几门大炮搬过来架在与镇子隔河相望的一个山坡上，然后派人到镇上同“红总”交涉，要“红总”交出“杀人凶手”。

镇里的人们用肉眼就能看到大炮对准什么地方，纷纷逃命。我的邻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也跟着父母到离小镇不远的亲戚——我的姨母家避灾。临走的时候我表哥来送行，嘴巴还是那么甜：“舅父舅母你们走好，表哥表弟也走好，祝你们平安！”我也说了一句：“表哥你要革命也不要太‘积极’，枪炮可是不长眼睛的……还是祝平安吧！”表哥的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不是噙着泪水。

在姨母家听到农民们讲的全是“红总”的坏话，说“红总人”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跟土匪一样”，连老实巴交的姨父、姨母都认为这是事实。他们还拿出前不久分到的“战利品”，有一匹布，两听猪油，还有一盒饼干，说是有一次大队民兵营长带着全村的“贫下中农”攻到镇上的华侨商店抢到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农民军”“攻街”那么积极！

住在姨母家的第二天半夜就听到镇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后来夹杂着其它声音，象过年时放鞭炮一样。姨母的邻居们高兴地谈论着“战事”：“八派向红总开战了，红总要完蛋了！”我不管“红总”、“八派”谁胜谁负，担心着姑母一家和其他亲戚、朋友、同学们的安危。

天亮后不久，有人从镇里带来了我表哥的死讯。母亲一听，急得就要回镇子里去，被姨母一家劝住：“现在还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你现在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兵荒马乱的，再住几天等局势稳定了回去不迟。”可是第二天我的父母还是决定回家，姨母一家也跟着一起到镇里。

战斗早已结束，听路人讲“红总”是从县里请来救兵——“战派”，赶走了“八派”才重新“掌权”的。刚走进大街，就听见凄厉的哀乐声传来，只见“红总”的人马抬着三具棺材在街上示威游行，上面都贴着“永垂不朽”、“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就见马克思”。不消说，其中有一具里面躺的就是我表哥。母亲一见，眼泪刷刷的掉下来了，嘴上说着：“人死了还这么折腾干嘛！”

我们先到二姑母家，在门外已经听到里面的哭声。进门以后，大家先哭一场，然后我的表姐断断续续讲了表哥的事情。原来我的表哥在炮声响后不久跑到楼下，再跑几步路就脱离危险了，听见楼上“战友们”的呼救声，他又折回上楼去救别人，已经救下一个，在将第二个伤员背到楼梯口时，一发炮弹在他们的面前爆炸。直到天亮以后“红总”的人上楼才发现已负重伤、昏死过去的他，送到医院以后，姑母和表姐赶去医院，医生说“失血过多救不过来了”。但表哥却还清醒，也知道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对我二姑母和表姐说：“妈，姐，我辜负了你们的栽培……”

母亲发表她的意见：“人死不能复生，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不要再让‘红总’瞎折腾了！”二姑母却说：“他是英雄！他应该是烈士！”母亲反唇相讥：“烈士有屁用！能当饭吃吗？”两个人吵闹着，大家赶紧劝架，我拉着母亲悻悻回家。

过了几天，“红总”开追悼会，宣布我的表哥等人是“革命烈士”，把操场边原来竖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五十年代已被毁，我小时侯还看到躺在地上的石碑，阴刻的九个大字苍劲有力，听说是十九路军一个军官写的，有人说它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因为它立于“七七”事变前几年）的那块地辟为“烈士陵园”，表哥他们就“安葬”在那里，上面竖着的新石碑也有一行字“革命造反烈士千古！”不久以后，“造反派”“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质上是“八派”掌权，又把“烈士陵园”毁掉，将这些“造反烈士”的尸骨挖起来埋到镇北的乱坟岗里。

  第四章  从小镇到农村

由于各地武斗不断，虽然报纸上天天在吹“抓革命促生产”，即使还有一些工厂勉强维持生产，但交通经常出故障，日常用品常常无法供应。先是煤油买不到了，城乡都“恢复”用食用油（花生油、茶油等）做灯油；接着是火柴短缺，让我们有幸看到古人用“打火石”点火甚至“钻木取火”的真实情形；肥皂没有了，只能用草木灰、茶枯饼洗衣服；药品也缺这个断那种，于是“鸡血疗法”、“六二六疗法”（把盐卤煮干烤成灰，据说可以“包治百病”）大行其道；镇上有人收购旧棉絮，弹过以后纺纱，织成“土布”，再用青黛（靛蓝）、荔枝树根等染成蓝黑色、黄棕色出售，古代的“汉装”衣裤开始“流行”……

邻居陈高产，跟“官府”往来多些，有时候高朋满座，有时却门可罗雀，偶尔“拿”到一些小工程，出去当当“黑包头”，赚了钱回来吃好的穿好的，香烟要抽名牌的，“飞马”、“大明珠”、“老头”、“大前门”烟壳丢得遍地都是；酒要喝“四特”、“双沟大曲”、“春生堂”的；茶要喝高级的，茶具也都是上等级的——从他嘴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铁观音”、“大红袍”、“普洱茶”。但有时候好久不出门，钱赚不到了，让他老婆到集市上摆个粥摊卖粥，他在家里熬粥。

陈是个“瘾君子”，一个小时不抽烟就会打哈欠，在过穷日子的时候“发明”了一种“生财”的办法——用番薯叶、龙眼树叶、番石榴叶、樟树叶和其它各种无毒的树叶、草叶，或者去茶厂捡些人家丢弃的茶梗回家煮水当茶喝，一天多小便几次，以便多卖些尿液给农民，得到的钱用来买土烟丝和土烟纸，有时发动邻居几个小孩到街上捡人家抽烟后扔下的“烟屎”，撕开去掉烟纸，再用其它纸张包装成为“烟支”吸，我常常帮着他卷制这种又脏又臭的大杂烩烟支以满足他的烟瘾。

陈高产有个女儿叫秀贞，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经常同进同出，我们两家有时吃同一锅饭，喝同一锅汤，我还常常同她一起扛着一大桶粥到集市上给她妈妈卖。秀贞把我当成是自己的亲哥哥，我也有同感。

陈高产夫妻俩有意与我们家结成“秦晋之好”，许多事情故意让我们一起去做，可惜我的妈妈却不喜欢秀贞，有一次看到秀贞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紧挨着我在玩“五子棋”，大发雷霆：“女孩子长这么大还不知羞耻，赶快回家去穿好衣服，别把我孩子也教坏了！”我听到骂声才瞟了秀贞的上身一眼，第一次发现女孩子跟男孩子真的“不大一样”。

陈高产喜欢我还有一个缘故——他喜欢猜谜语、玩智力玩具，他出的谜语每一次都是我最早“猜”出；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九连环”（一种古代传下来的玩具），自己解了几天解不下来，我拿过来一会儿就解开了；“五虎将捉放曹”（有的地方叫做“关羽放曹操”，一种智力游戏玩具）到我手上也是几分钟就“玩完了”；……

陈还喜欢同我的爸爸谈论“国家大事”、名人轶事、小道消息、八卦新闻，讲周恩来的口才有多棒，讲陈毅让红卫兵找“毛语录”里面“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故事，讲老蒋娶了几个老婆的故事，当然“顺便”也讲老毛娶了几个老婆，刘少奇的老婆有多漂亮，讲梅兰芳男扮女装让一些高官们看得口水直流的故事。我爸爸小心翼翼不敢多讲，要讲的话也是讲“东周列国”、“楚汉相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里的故事，但我觉得爸爸讲的故事好像都有所指，跟竹器厂的黄师傅讲的故事如出一辙。

陈“狗头”当上镇革委会副主任兼竹器厂厂长，其他“红联”成员也大都“官复原职”。而“红总”的头头们本来全部是“无业青年”，这一次彻底失业了，又不能“重操旧业”当小商小贩，但每人都有一群“小喽罗”愿意跟着自己“干一番事业”，就利用各个居委会的名义办了几个小化工厂——东街有蜡烛厂，南街办鞭炮厂，北街生产“臭丸”（樟脑丸），西街想做肥皂，请我当技术员。我教会工人们制造纯碱、烧碱、泡花碱，再用这些碱和各地收购来的废杂油脂（“地沟油”）、松香等原料熬煮做出了质量相当高的洗衣皂，销路极好，在临近许多地方要“凭票供应”或“开后门”才能买到。

几个化工厂全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掌权的“八派”哪能容许昔日的敌人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好日子！于是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把厂长们通通抓起来判刑，罪名是“办地下黑工厂”、“复辟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侯“司令”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其他人有的被判三年、有的被判两年。我因为年龄太小逃过了一劫。

县革委会主任陈知笔是个不可多得的乱世奸雄，他的口头禅也是一生信奉的教条是“材料都是人造的”，公开宣称“满清时代做官靠风水，民国时代做官靠狗腿，解放后做官靠奸宄”。据说1964年陈伯达来我们这个县“社教”蹲点时是他陪同，其时他只是县里某科室一个小小的“科员”而已，善于钻营的他充分发挥阿谀奉承拍马屁之能事（有人说他用人参熬汤煮“番薯粥”给陈伯达享用，这一招深受陈伯达的赏识），陈伯达接见各地的红卫兵时曾说过“我在南方有两个狗腿子”，其中一个就是陈知笔。

此公看到全县各市镇大部分居民的“观点”都倾向于“战派”，对自己的“交椅”构成威胁，便想尽千方百计要“治服”这些“刁民”，却都不太“奏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甘肃省会宁县城镇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和伟大领袖“再一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陈知笔一夜之间想出了一条“彻底消灭城镇居民”的妙计——先是大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在全县狠抓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资黑一个个分别游街示众几次，接着株连九族，不让做生意，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切断所有居民的生路，然后百般威胁所有不“自觉自愿”的人们。

陈派出一个心腹干将名叫“许一贯”的组织了一个工作队来小镇“动员”全体居民“上山下乡”。许表面文质彬彬、笑容可掬，人称“笑面虎”，办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短时间内即搞得全镇鸡犬不宁——街道上天天可以看到有人被游街示众，先是批斗像我爸爸这种“死老虎”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揪斗各种小商小贩，罪名当然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后来连在国有企业、集体单位工作的职工也开始遭殃。

“侯司令”的爸爸侯起在县供销社的一家食杂店当店员，这食杂店有时候炸油条卖给镇上的居民当早餐。工作队进驻以后让每个人自己写一份“罪状”上缴，否则就没完没了。侯起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交了白卷，工作队队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审问：“你炸的油条用什么包装？”侯答：“用废报纸。”（当时没有“报纸不能包食品”这种说法）

队长又问：“你上厕所时用什么擦屁股？”侯答：“也用废报纸。”“一天上几次厕所？”“一般是一次，拉肚子的时候好几次也有。”“那好，每天按两张算，一年七百多张，十八年你总共盗窃了一万多张报纸！”于是就把侯起抓起来批斗，然后“下放”了。

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在古镇里天天上演着，不久镇上所有的公职人员都“下岗”失业了。

由于被惩罚、批斗的人太多，小镇直至今日还流行一种吓唬儿童的有效方法——晚上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笑面虎来了”，小孩便吓得不敢再哭。许一贯则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对居民们说：“还是上山下乡好，不愁吃，不愁穿，又不会犯法。”起初“上山下乡”还打着“知识青年自觉自愿”的旗号，许一贯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量词——“公岁”。起因是这样的：镇上有个五十几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光棍陈大花，是全镇居民人人知晓的“名人”，镇上几乎天天都有他想讨老婆想疯了、被一些无聊的年轻人骗了的“新闻”和笑话。在填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登记表》时，许一贯在他的“年龄”一格上填了“29”，填完后对周围的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按公岁算，1公岁等于2市岁！”从此“公岁”的说法传遍全中国。

很快地，全镇居民百分之百写下“申请书”并“强烈要求上山下乡”了。在周边有亲友可以投靠、该地公社和大队又愿意“接收”的家庭是最幸运的，否则只能到全省最穷的一个县——常田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我爸爸想起老家乐东公社还有族人，便去碰运气。起初大队、公社都不同意“接收”，因为当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多，每年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吃国家的“回销粮”。爸爸“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居委会、派出所写一份“遣送四类分子下乡监督劳动改造”的“勒令”和“通知”，又到县革委会盖了个章，签了几个字，乐东公社一个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不知什么“来头”，只好答应“接收”，一家人又一次因祸得福。

我傻傻地高兴了好几天，期待着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直到有一天决定“拍卖”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是传家宝、就是当年我冒着危险保护下来没有被红卫兵抄走、破坏的红木大衣橱，无名的悲哀才袭进我的内心深处。

那一天兄弟几个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大衣橱搬到操场“拍卖”。操场上人山人海，比“物资交流会”还“风光”，附近农民们都来看热闹，有的也想买点便宜货，四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我们的衣橱几乎没人“问津”——实在太旧了，不实用。等到中午总算有人“看上”，随便地卖了十几块钱，够“搬家费”了——我们一家全部家当总重量不超过两百公斤，距离又不远，租一个手推车就可以拉走了。

“大分别”前夕，我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们在张水晶家里聚会。“最后的晚餐”一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口袋里拿出互赠的礼品。张打开我送给他的小笔记本，见扉页上有字，就念了起来：“离乡千里去，何日杀一棋？”几个同学顿时“诗兴”大发，当场做了几首诗词。即兴之作，虽然有的“不合平仄”，不讲究“格律”，其意境却是后来再次“创作”时不及万一的。

我写给众人的“七步诗”是：

谈笑夏日晚，远别秋风软；故乡冬无雪，寒去春又转。

最后一句成了同学们临别时郑重的话题：但愿今年冬天分别，明年春天就能相聚；明年聚不了，后年聚；后年聚不了，大后年……（想不到三十几年过去了，同学们再也没能全部聚在一起！）在常田县聚也好，在小镇聚更妙。

提到“小镇”，大家心里一沉：陈知笔前几天已放出风声，等居民们一走，就让附近的农民来拆房，把小镇“从地图上抹去”。

张水晶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又说出她已经重复说过好几次的话：“我是死也不会走的，他们要拆房，就让房子把我压死好了……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再活也活不了几年。”大家急了，看着张水晶，张说：“不要紧，明天我那住在乡下的姑妈会来照顾她的。”

第二天拂晓，老太爷竟然动了感情，下起了毛毛细雨（古镇这个季节是从来不曾下雨的），操场上男女老少居民们的哭声和风声雨声交汇在一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听了也会掉泪。我送走了张水晶、陈琳、陈秀贞等要去常田县插队落户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同学，然后回家收拾“行装”——我只关心那几本化学化工书籍，用一个大麻袋装好，其它“家私”也只用一个大麻袋装就够了。租了一辆手推车，全家人就一起推着车步行十几公里到乐东公社乐西大队种田去了。

陈知笔“消灭城镇居民”的“创举”得到陈伯达的高度赞赏，欲向全国推广。南昌军分区、江西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湖南省革委会等都派了大批人马来小镇“取经”，回去也着手“开展”起来。湖南的行动较快，在短时间内已有几个城镇做好“坚壁清野、准备打仗”的前期工作了。

乐西大队男人几乎全部姓黄，林姓是“少数民族”，只有五六十人，还不够一个生产队的编制，集中在14队，这个队人均土地更少，“大跃进”的时候，这里还有“中队”的编制，后来的11、12、13、14队都属于“第五中队”，四个生产队人员穿插混居在一起，不象大部分农村生产队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离得较远，泾渭分明。我们一家被安插在13队里，这个队的社员本来都姓黄，但没有人计较“姓氏”的差别——几百年来，林姓同黄姓已经不分彼此，彻底“同化”了，只是在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才想到姓氏不同的“好处”，因为以前同姓是不能结婚的。林家叫姓黄的高辈份者“某某伯”、“某某叔”，姓黄的年轻人叫我的爸爸（虽然是“阶级敌人”）也是“某某伯”、“某某叔”，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里的“阶级观念”要淡一些，“阶级斗争”看起来也不像古镇那么“尖锐”。

我们家租了2间房住，每个月租金3块钱。屋主领着我们到房子前面，一股强烈的牛粪臭直扑过来——原来这2间房是牛棚！上午几头牛才刚刚“搬家”，我们就入住了！房子破陋不堪，大概是前清的“文物”吧——后来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块菜园地，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人们都叫那块地为“衙门地”，据说清代就是“乐西分县”的衙门——我们在挖地准备种菜时果真挖到巨大的花岗岩地基——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物，但我们不敢动它。

把牛粪和厩土清理干净以后，简单地支个灶台，用土坯和邻居们送的几块木板架起“新床”，一个六口之家的“窝”就这样搭成了，虽然还得忍受几天牛粪臭味的折磨，但我们一家人都已经心满意足了！邻居们非常热情，有的送菜，有的送柴草、盐巴、煤油灯，屋子里开始有了生气。

第二天，我正式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队长安排我“挑水肥（人粪尿）”，从生产队“公共厕所”的粪坑到田里差不多两公里，大概是想试试我这城里来的“长期吃闲饭”的“白脸书生”吧，谁知我一声不吭，跟其他“强劳力”一样一天完成了6担的任务（来回得走二十几公里路程，一半时间挑着重担），回来的路上还不时蹲下来玩一玩路边的小草，有几次社员们还以为我肚子疼呢。

晚上参加生产队的“政治评分”，我早就知道这种“工分差一厘，吵到鸡欲啼”的农村“夜生活”主要内容，这一次是身临其境了：按惯例人到齐了队长宣布“政治学习”开始，还要点名，迟到、早退、缺席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扣工分）；接着由“政治队长”带领大家“读”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再念一篇当日报纸的重要文章（主要是“两报一刊”社论），然后才“言归正传”——“评”工分。“强劳力”（会犁田、耙田的）10分，次者9分，女的“强劳力”即使会犁田耙田最多也只能“评”到8分（极其明显的重男轻女，我曾经问过队长“这是为什么”，回答是“男人当然要多些，不然怎么有钱讨老婆？”），这都是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得到的待遇，“中农”成分要扣一分，“上中农”再扣一分，“四类分子”（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最多只能“评”到5分！

我今天的表现特好，被“评”了8分，跟女队长“同酬”——她今天挑的“水肥”同我一样多，与她相比我觉得并不吃亏。

第一天没有看到“评工分”争吵的现象，我觉得有点“遗憾”。时间还早着，社员们开始注意到我这个“新农民”了，我拿着当天的报纸，看到一整版的“革命历史歌曲”，哼了一句“到敌人后方去”，没想到“政治队长”突然建议我“给大家唱一曲怎么样？”所有的人都鼓掌起来，我不敢违命，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其实我还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呢，只是听爸爸哼过，就按照报纸上的歌词唱出来，获得满堂喝彩。队长干脆让我教大家唱歌，从此我就成了队里的“教歌员”了。

生产队里有7个“队委”：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员，仓管员，记工员。老人们说，这已经超过清朝一个县“衙门”官吏们的“编制”了——县“衙门”有县官、师爷、通判、捕快、押司、狱长等，其余（衙役等）都是“临时工”。我是“教歌员”，被社员们揶揄为“老八”，算是“编外干部”吧。

也许是因为“老八”的缘故，我天天享受“8分”工分的待遇，始终未变过，再加上后来县“四面向”通知每个知青一个月发8元钱生活补贴费（发了几个月又没有了），我自诩为“三八农民”。

队里的老农和“强劳力”们好心要教我学犁田耙田，说学会这活可以多挣工分，我每一次都借故推脱不学，其实我压根就不想呆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

就在我插队落户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个“天字号”的“反标”事件，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乐西小学五年级的“红小兵”黄澎湃上厕所时看到墙壁上有一行字“打倒毛主席”，敏感的他立马报告大队部和驻队工作组，并说“肯定”是自己的语文老师黄汉中（按辈分算还是澎湃的叔叔呢）写的，因为他进厕所时，黄老师刚好“鬼鬼祟祟地走出来”。工作组张组长原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见此立功的大好机会，立即把汉中抓到大队部“审问”，叫汉中写几条标语“辨认笔迹”。写完以后，看到的人都认为“一点也不像”。大队长黄金标说：“一个老师要写‘反标’的话，是不会这样写的，因为‘毛主席’是‘尊称’，‘反标’里很少有‘主席’这种称呼的。这可能是小孩子或者弱智的人写的。”澎湃说：“我老师很会写字，各种字体都写得出来”，并信誓旦旦地说他“曾经”看过老师在黑板上写过这种字体；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老师”是“非常狡猾”的，“别看他平时很少说话”。

一生老实巴交、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汉中在张组长等人的淫威下很快就“招供”了，几场惨不忍睹的批斗大会后，张亲自把汉中押送到县公安局“正式逮捕”，县法院在极短的时间里来乐东公社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布判处汉中十年有期徒刑。张立了大功，很快就升官到异地上任去了。

省报以醒目的标题“乐西红小兵在前进”、大篇幅的文章详细报道了这件事，澎湃也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这澎湃果然是个“人才”，念完书后走上社会很快就当了官，而且“官运亨通”，直至今日）。

可怜汉中的老婆天天以泪洗脸，但每天还得照样出勤挣工分养家糊口。我看到她时不知为什么总要想起鲁迅笔下《祝福》里的祥林嫂，虽然她几乎从不说话，但潜台词分明是“我真傻，真的，那天早晨我不应该让他上厕所……”汉中的堂弟汉兴有一次在田里突然偷偷问我：“你是城里来的，见识要广一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要是犯错误，自己去自首，是不是会判得轻一些？”——他看起来把“犯罪”说成“犯错误”了。我马上猜到“反标案”一定与他有关，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汉兴智商明显偏低，也许乱讲，我只能说：“这话你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讲起，要惹麻烦的！”汉兴果然从此三缄其口了。

（5年以后，我已离开此地，听说汉兴又同别人讲起这话，终于被抓入狱判了8年徒刑，而他的堂哥汉中被枉关了几年放了出来。已经在省里做大官的“张组长”立即到乐西大队看望汉中，讲了许多“道歉”的话，大意是当年“阶级斗争”抓得紧，“不得不”这样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等。汉中一句话也不吭，半年后得了肝癌死了，张热心地帮汉中的女儿“补员”到附近一个小学里教书，乐西大队的人们都称赞他“有情有义”！）

队里的年轻人较多，男女各半，都应该算是“回乡知青”，“学历”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但讲起话来大多数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而且几乎都“出口成脏”，真要考究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敢听了，更“绝”的是大多数女青年也一样，把“那活儿”挂在嘴上“脸不改色心不跳”，一点都不觉得害臊。

我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业余活动”也走不到一块，这些青年只会打扑克，讲下流话，晚上去偷鸡摸狗。开玩笑也只能开一些低级趣味的话题。有一次有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叫我一声“舅舅”，我一愣，正想着他是谁呢，旁边的人都笑了，说我“至少有一个姐妹”是他爸爸的“老婆”或情妇，不然他怎么叫我“舅舅”呢？这种“笑话”他们天天开着，但我却永远笑不出来。

这里的社员们最喜欢用人们的“姓”来开玩笑，据说姓黄的是“牛”，姓杨的是“羊”，姓侯和姓刘的都是“猴子”，姓陈和姓潘的是“狗”，姓林和姓李的是“猪”（后面这几个动物怎么跟姓氏攀上关系，我一直没弄明白，社员们也说不清楚缘故），等等。谁讲话时不小心，比如我讲故事时要是说到“猪八戒”，他们便笑得死去活来，说我“忘了自己的祖宗”。这种玩笑偶尔听一次还可以，天天开这类玩笑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他们乐此不疲，并把不懂得或者不介意开这种玩笑的人们看作是“傻瓜”、“笨蛋”。

有一次我在田里心血来潮竟对着他们讲“科学种田”，不知不觉讲到美国的现代化农业，言语之间不乏赞美之词，几个敏感的青年说我“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是“现行反革命言论”，准备就在田头“批判”我。我利用上厕所（我从来不敢象当地人那样随便蹲在田里“方便”）的时机溜掉，又逃过一劫。

“逃亡”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思绪万千，可怜自己的“对牛弹琴”，更可怜这些听我“弹琴”的“牛”——比牛还可怜！如果全国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在乐西村最边远的“赤古潭”（每年都要吞噬掉几个年轻人的生命！）上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我回队自告奋勇向队长要求去参加修建水库，得到“恩准”。几天以后回来，风平浪静，这些青年也“健忘”，不再提起“反革命言论”的事了（后来我才知道，队里有一个同龄人暗中一直在帮着我）。但另一件事接着又发生了：

我妈妈每天3点就起床“磨番薯”，大约天亮时可以磨出十几斤番薯浆，用竹萝和布袋滤出淀粉，上面的渣就是大家一天三顿的食粮了——早晨吃的是“薯渣糊”，中午是“薯渣饭”，晚上向一个磨豆腐的邻居要点下脚料就可以“享受”豆腐渣和番薯渣合做的“双渣饭”了。吃这种薯渣是真正的“白吃”——一分钱也不用花，因为把滤出的淀粉晒干卖掉刚好又可以买来足够“制造”这些淀粉的番薯了。母亲用她每天早晨辛勤的劳动不但换来全家的一日三餐，还经常“施舍”同样贫穷的邻居们，甚至包括一个经常偷鸡摸狗的小偷。

队里有一个单身汉、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三十几岁还不能“成家立业”，有时中午懒得煮饭，睡一觉就饿着肚子“出工”。我母亲看他可怜，常常叫他来“白吃”，吃完走人，从来不曾听他说一句“谢谢”或类似的话。这一天他刚从我家吃了“薯渣饭”出门，迎头碰上同队两个无赖——一个绰号叫做“臭头痞”，一个绰号叫做“汉奸”，也就是前不久一直叫嚷要“批判”我的那几个青年其中的两个，问他“跑到四类分子家去干什么？”他如实回答了。当天下午，大队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四类分子家属×××（我妈妈的名字）用小恩小惠拉拢贫下中农……”母亲听了，气得直掉眼泪，父亲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做坏事，随它去说好了。”（之后的一段时间，这单身汉不敢再来“白吃”，但第二年我母亲还是叫他来吃了几次。）

这件事很快传开，连公社干部们都知道了。有一次我去公社领“木材票”（上头又来了新政策，每个知青供应1立方米杉木“盖房子”——我一直到离开这个公社也没有想到要盖房子，更重要的是没有钱买杉木和其它建筑材料，后来干脆把“木材票”跟农民换大米吃了）时，“四面向”办公室里几个人问我：“自己饿肚子还要施舍别人的就是你们家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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