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风雨人生六十年（第二部）
作者：老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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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风雨人生六十年（第二部）
作者：老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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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风雨人生六十年 第二部 快乐少年 2.1 住校读书（上） 沙田中心学校设立在罗家祠堂，罗姓是当地仍然兴旺的望族，祠堂的规模很大，可以容纳百余学生。就近的走读，寄宿的有七八十名。 这座学校之所以有名，一是师资雄厚。既有不少老师是大学生（避难留下来没来得及回城谋职的）又有在当地颇有人望的“老学究”。二是学校学风浓厚，学校里面的墙壁上到处贴有学生自办的壁报。三是管理严格，寄宿生黎明即起，跑步上操，早晚自修。食堂里由学生轮流“帮厨”（上饭菜、收拾碗筷抹桌子、打扫卫生。）餐桌没有板凳，一律站着吃饭；吃饭前要齐声朗诵一首诗，听到老师“开动”的口令才可以吃饭。不管你是少爷小姐一律自己洗衣服。更有趣的是上体育课不论男女学生一律赤足。 我今天还清楚的记得：教音乐的女老师戴的是戒指手表；教美术的何老师是住校的，晚饭后总是用他的大搪瓷杯当球拍和同学一起打乒乓；地理老师生动比喻湖南是人头湖北是帽子，还用自己做的日晷在太阳下面教我们测量“午时三刻”；自然老师在课堂演示植物嫁接和在大太阳下面用放大镜烧豆荚讲解聚焦原理。那时我对学习充满兴趣。 历史老师是位学识渊博的性情中人，常常脱稿给学生讲故事，在讲到中华国耻时他往往会两眼晶莹骤然无语，学生亦为之动容，有时师生一起泪洒课堂。至今仍记忆清晰的是说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时他慷慨激昂地振臂面对学生：他们才是真正地为国为民啊！他们都是富家子弟，用不着去舍身亡命去谋取私利的。激发我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无限景仰！在读中学以后我不惜代价地交换、购买收集了成套的七十二烈士纪念邮票，在“文革”抄家之后没有归还。历史老师真性情的教学震撼了少年的心灵，引发和培育了我此后一生对历史的兴趣。 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是教国文的郑老师，这位先生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满腹经纶怀才不遇寄情于教书育人。他只采用官方课本中少量的白话文，对我影响深刻的有《最后一课》；而大部分是自选教材，有些是出自《古文观止》的，如《爱莲说》、《桃花源记》《前、后出师表》等等；有些是先生收集的近代古文如《波斯老人》等等。内容都是宣扬真、善、美的。先生在课堂时常插入诸子百家的格言，诸如“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教导学生正直善良、刚正不阿、自强不息；也有借《苛政猛于虎》之类来惋惜民生，旁敲侧击时政的。我受教于先生门下两年，不仅由于先生循次渐进的教育方法培育出我一点文字功底，更可贵的是我获取了一生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先生终年一身朴素装束和不怒自威的神情至今仍在我脑海之中。 五年一期我是年级第二名，第一名是果哥，五年二期起我以年级第一名直到毕业，果哥在六年一期后就跳级进城考中学了。 前面讲了这里的学生自办壁报成风，以往是到六年级才出的。感觉我的作文较好，在五年二期郑先生就鼓励我出壁报了。 壁报是将自己写的又必须有几种文体的短小精悍的文章誊在两张大白纸上，要错落有致地进行“排版”，用水彩写标题、勾花边。开始我学习“前辈”们的样式，很快我就有了自己的特色。 五年二期我出了三次壁报，引起老师和同学注目的不是那自有特色的排版而是一篇《我的志愿》的文章。这是照抄我完成的老师命题作文。我文中开门见山说这个题目是陈年老套“校校如是凡学子必拟之”“我辈少年不能辨五谷者尚有之又何能区识百业”“先生难我矣，唯可答者志在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也。”当时不过区区几十字的文章现在我只记得这几句了（这个作文本我一直保存着，1967年我还重阅过，“文革”抄家后没有归还）。那时我根本没去想过非议老师出的题目会被责难，更没想到的是，恰恰相反，我竟然因此文而得到先生的赏识。先生在文后批曰：“一泻如注清清白白孺子可教也”；从此先生对我另眼相看了。 次年春我是六年一期了，虽然我是全校五年级的年级第一名，但主要是“壁报效应”放大了我的“知名度”，我破天荒地改变了毕业班学生担任的惯例，在六年一期当选学生会主席。 那时有公民课，除了三民主义、宪法条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与怎样做个好公民这些内容以外，也讲解民主选举的具体进行程序。因此学生会选举等于是课堂教学的演练。由各班级学生无记名投票提名候选人，然后按照初选提名的得票数遴选出前十几名同学作为候选人；在余下的同学中推选出唱票、记票和监票的工作人员，然后再次投票选举，得票数最多的当选主席，随后的前几名就是学生会委员，选举的全过程没有老师的干预。 六年一期我有一篇考试作文记述过年的事，其中谈到有些穿新衣服的人行动拘谨手足无措：“嗟呼，人为万物之灵，万物当备于我，人为物役岂不悲哉！”老师十分欣赏在这段文字边逐字打了“豆点”，文后批曰：“诚哉斯言。”文章出在壁报上后全校师生反应强烈，“人为物役岂不悲哉”一时成为同学间流行的打趣语。 这学期我又是年级第一名，推波助澜到下学期我又当选学生会主席。 学生会各门类的委员是在竞选主席中得票数在前几位的同学按照兴趣和特长担任的；六年一期我当选主席后心中就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因为这些落选主席的同学的学业人品都是出类拔萃的，多数是高我一期，有的仅相差我十多票，我只是侥幸有运气而已。因此我如履薄冰，在他们面前一直谦逊有加，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当时学生会要组织学生间各种比赛和文艺活动，他们平时的工作量很大，但我这个当头头的并不辛苦，只要用心组织协调好就行了。当年的际遇使我在锻炼了组织能力的同时养成了对下属同事谦逊尊敬的态度，往后的事实证明我一生因此而得益匪浅。 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使我自小有着一些朦胧的“求新”的意识。以作文来说当时有不少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同学，他们的文笔一点也不比我逊色，只是我在观念上不怎么人云亦云，遣词造句又时有辛辣，从而得到有点“离经叛道”倾向的老师的欣赏，常常褒奖有加。如此益发促使我这种意识的增强，对我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回忆当年我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可能是在迈群小学时大家在一个教室我可以听到高年级课的影响和出自小孩子的好奇心吧，我当时有提前阅读待教课程的习惯，上课我又是很专注听讲，加上记忆力比较好，所以看起来好象我不太用功，但是考试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得高分。
住校读书的课余时间我很少参加体育活动，就是爱看书。而且是好读“闲书”。晚自修时让公民老师没收过几次书，后来还挨过他一次耳光。（那时是学生各人带只“美孚灯”集中在祠堂大厅晚自修，七八十盏灯，灯光摇曳，蔚为壮观。晚自修是由公民老师监督的。）我挨了耳光后打算向校长申诉这是侮辱人格，住校的何老师听说后要我算了，说公民老师是罗家祠堂的红人，何况你又是屡教不改。 奇怪的很，除了在前面说过的食堂印象以外，很奇怪我对当时在宿舍等其他生活情况没留下任何记忆。学校旁边有小店，当时我口袋里有过多少钱？我去买过什么东西？都没留下记忆。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从小就不贪零食，直到此后一生。 当年我课余玩什么呢？在五年级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同学在刻图章，感到很好玩，就盯着他不放，请求跟他学。后来他送给我一个木章坯子和刻刀，我刻了自己的大名盖出来十分得意（这枚木章至今还在。）培育了我后来对雕刻的兴趣。再就是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种瓷土，我也去挖了些，在揉熟之后反复练习泥塑，后来捏出几只猴子头和空心的卧牛，倒也蛮像样的。阴干了还相当结实，我带回家在灶里焙烧之后，其中有只卧牛还可以盛水呢。直到如今，我还可以三下五下地捏出个猴头来。 还有就是学“皮影戏”。我好羡慕同学心灵手巧，制作出一些古装戏剧人物。开始时学他们的样用粉皮做，到后来我将家里没用的照相底片用开水泡过擦成透明胶片，然后在上面画好头象，衣服填上色彩，剪好形状之后再用线订好关节再系上几根筷子，在凳脚上贴张白纸后面放美孚灯就可以“演出”了。这些“文物”是不在了，儿时对手工的兴趣锻炼了我的手指和毅力，对我此后在工厂有崇拜手艺的心态和爱好动手的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秋，学校组织远足去了东乡有名的隐珠山，当年我是有过篇白话记叙文的，（作文本“文革”抄家后没有归还。）2001年我根据记忆在网上发了一篇纪念文字，现在复制在下面： “血染隐珠山——纪念“9.18”七十周年 隐珠山是长沙东乡一座有名的高山，她之所以出名一是山高；二是在山顶上有一棵方圆几十里都可以看见的千年白果树；三是在山顶上有一组叫“九间房”的天然石洞可以相互穿插。以上是古来天生，而赋于隐珠山莫大荣誉的是抗战期间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在这里浴血奋战一直到全部殉国。 长沙沦陷后我家辗转数百里绕过敌占区回到祖居之地长沙东乡的一个敌人势力未及的小山冲，隐珠山浴血奋战的故事我曾经听说了一点。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在读小学六年级，老师带领一些同学去隐珠山“远足”，一路上同学们相互交流、补充印证，隐珠山的故事我就知道得更多一些了。几次长沙会战的战斗都是十分激烈的，有时敌我穿插交错，那一营部队据说是撤退不及的“孤军”，当时隐藏在隐珠山一带的大山之中。当知道有一支敌军进入了隐珠山下一个小镇，敌人兵力大我一倍，已是无援的孤军硬拼是不行的。部队就设计由老百姓将掺有桐油的茶油给了鬼子，鬼子吃了当然是腹泻，趁鬼子们一个个泻得糊里糊涂，我军连夜突然袭击，杀得鬼子“只剩下几个报信的”。鬼子随后就举大兵力来报复，我军退守到隐珠山上和与自己几倍的敌人周旋，居高临下敌人损失惨重。打到后来是士兵们依山据石各自为战，“和鬼子拼了”“弟兄们报国的时候到了”同仇敌忾的呼喊声彼伏此起，打了二天一夜弹药绝尽展开了肉搏战，终因敌多我少一个营的官兵无一屈服全部以身报国壮烈牺牲。 当时的学校组织的“远足”，师生都是步行的。那天同学们走到山麓还算一支“队伍”，上山之后就逐步形成三五成群的散兵游勇了。我那一行有五六人，一个平常很活跃的同学爬到一块巨石顶上大呼：“环我皆山也……”于是大家搜肠刮肚掉起文袋来了。山上野毛栗多，采下毛栗球用脚在地上搓一下就出现栗子，我跟随掉了一句“虽无丝竹管弦之胜一搓一栗亦足以告慰馋怀。”大家边走边玩甚是热闹…… 那时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也没有集中训话、献花圈、喊口号之类的仪式。但是同学们走到当地老百姓建造的纪念阵亡将士的忠烈亭时，一个个都收敛了沿途的嬉笑，一个个都顿时无语，都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这是完全发自孩子们内心的真正的“静默三分钟”……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钻山洞的，我们都翘盼快点到山顶看那神秘的“九间房”。及至，看见前面一拨同学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从洞中出来，一打听是有同学听说当年鬼子用火熏死了隐藏在洞中的将士……我们失去了刚才的兴奋默默无语进入洞中。洞内忽明忽暗我们想寻找战斗遗迹，一无所获。出洞时我们这一行同学又像离开忠烈亭一样不约而同地向着洞口默默无语深深地鞠躬…… 远足隐珠山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当年在忠烈亭前默哀鞠躬的少年已是两鬓秋色，忆及往事我仍然是热血沸腾，在键入此文的过程中还时时平添两行老泪……那忠烈亭还在吗？长沙新修的《地方志》记述了隐珠山之战吗？…… 我已经将这个悲壮的故事告诉了我的儿孙，当年那些自发默哀的少年同学也必然会同样如此。今天我至诚至敬在网络上宣传这个有智有勇的战斗故事并藉此悼念英烈。血染隐珠山的将士们，你们视死如归捍卫民族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怀念和景仰，你们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中华子孙。 一切为国捐躯的英勇的中华将士们永垂不朽！”附录：2002年我重上影珠山，当晚在网吧发贴：隐珠山在长沙福临镇附近，今日上午我乘摩托重上隐珠山，车行到半山就看见群山尽在眼底。上行到隐珠山小学路面就坑洼不平，只好步行。沿途看见有几座别墅，有两座可以看见门匾：“静养园”“守一斋”，请教正在铺石板路的师傅知道这些别墅是长沙市有钱的明星和老板造的。 我询问修路是谁出的资金，他们告诉我是上面静养寺的老和尚。在这庙后就是朱家岭，有朱RJ的祖屋，他的祖父朱八先生曾经住在那里“躲兵”。听说今年朱RJ要来，九十几岁的老住持知道他是个清官，是不会发句话叫省里县里修路的，所以就出十几万资金就近取石从小学到庙门口修一公里石板路。（今注：可惜了老住持的一片诚心，后来朱并没去长沙东乡。） 继续前进邻近庙前，又有几位铺路的师傅，我请教他们：当年的纪念亭还在吗？回答说：烈士塔呀，“反五风”就敲掉了。再问：总还有一点保留吧，那个有石栏杆的底座应该还在吧，回答是：五八年修水库石板全部拆走了，几十年了，现在那里都长满草木了…… 我问摩托司机什么叫“反五风”？回答：五七年反右以后就开始搞的，城里抓右派，乡下就反五风。到处毁神拆庙，叫和尚尼姑还俗结婚种田。最可惜的是山下面不远一个十几丈高的御赐牌坊都敲掉了，那牌坊全部用几百斤重的麻石条搭建，不要说那些雕花的飞檐和对联牌匾可惜了，就是那建造方法都有得研究哪。那时没有吊车是如何将那么重的条石搞上去十几丈高的，那时没有水泥是怎样横横竖竖地石楔套石楔的站稳了几百年，要是留到现在就是个有名的旅游景点了；摩托司机连连说：造孽啊！造孽啊！毁祖宗的基业，敲子孙的饭碗，这班化孙子几十年冒做过好事。 既然烈士塔已无痕迹可寻，我也就不再继续上去了。 转眼就来到“静养寺”。寺庙是前后两进，主殿佛像和实施简陋，内进有住在庙内清修的居士在打扫院子；请教知客僧，寺庙在“反五风”时菩萨敲光，随后做了林场的场部，一直到1993年才重建恢复的。 临别，我在功德箱放了二十元香资，鞠躬祷告：我佛有灵就请转告那些为国牺牲的英灵，老百姓没有忘记他们！
学校离家十余里，要翻座相对高度大约四五十米的山岭，刚去时有独轮车送我，在山顶陡坡上下我是自己走的，道路熟悉以后我就不要独轮车送了。因为天气因素不是每个星期都可以回家的，在寒暑假就一直在家了。 小孩子是喜欢玩的。那时我玩什么呢？除了我在晚上“演出”皮影戏有邻居小朋友光临外，我很少参加同龄孩子的室外游戏。我好静不好动，这可能与近邻都是女孩子以及我是在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有关。 忘记是在哪年假期，阿旺生了一窝小狗，我好疼爱那一天天长大的小生灵。哪里知道等到开学以后我星期天回家，就留下条白狗“守义”，其他的都送别人了。我伤心得很，还哭了一场。 那时在我意识中认为在外面野还不如看书好。那些“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封神七侠五义”、“征东征西平南扫北”什么的我都是在假期中读光的。我五伯伯家的两个表姐当时在长沙城读初、高中，使我有机会读一些时新的报纸杂志和中外小说。还看了不少现在连书名都想不起来的“杂书”。只记得在四八年寒假我借了本好厚好厚的小说《野兽野兽野兽》，大家认为不是我那个年龄小孩子看的，都笑我：你捧得动呀，你是在蛇吞象啊。 我看书的速度快，姐姐说我是“囫囵吞枣”，大人评价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虽然如此，假期的读书还是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 父亲在外做事，就是星期天也只能偶尔遇到。到寒暑假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他总是告诫我要珍惜少年时光发愤读书，说他幼年时他和姑妈是我祖母教读三字经千字文发蒙，小时比较宽松，后来祖父抽空选授了一些四书五经和督促练字，如果背不出或没写好是要罚站打手板的。他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人生学无止境，在少年时节要“打好底子”才有“本钱”能够在今后看得懂书。 父亲指导我学习的事，还能够回忆起来的很少。 他常要我多读《古文观止》，说里面有不少文章可以启迪心智陶冶性情，偶尔他还随口吟颂一些段落。还要我多练字，说没一手好字今后在社会上要“涉格”的。我原先是临摹姐姐的柳贴，后来感觉颜体端庄就由柳改颜。由于贪玩（看书）又没有大人督促，所以我没勤奋地练过大字。“四九”以后学校不要求写大字，这样就越发生疏了。 有一次我给叔祖父写拜年信，快写完时我呆在那里思索如何收尾，父亲过来看见了，就教我在后面写“为颂为祝”，我顿时感到前后就连贯了。 我在家里发现有本叫《训诂谐音》的发黄老书，其中内容让我莫名其妙。父亲告诉我这书是学讲官话的，是当年外出做官的必修课。 父亲对我在学校的成绩优秀和当选学生会主席一向是不置可否，倒是干预过我在学校的一件事。 那时学校每学期有一二次讲演比赛，我每次参加都得奖。我当选学生会主席以后又参加比赛得奖。父亲知道了就说：学生会是组织比赛的，参加讲演可以，但是不要参加评奖了。此后我就按照父亲说的做，参加讲演不进入评奖。 那时每逢暑假父亲便请一位前清秀才的伯祖父来讲书，听讲的有我姐姐和五伯伯家的静姐姐和三毛姐姐，果哥也跟着来，虽然是为姐姐们讲《孟子》的，但是我和他一直在听讲，尽管有些一知半解，但总吸收了一些养料。讲《古文观止》我和果哥是必须参加的，感到他没有我们老师讲得浅显生动。老人家那抑扬顿挫的官话吟诵虽然听不太清楚，但是感到十分有趣。 父亲虽然和五伯伯是母系血亲兄弟，又居住靠近，但他们往来并不多，偶尔见面我看见他和五伯伯也是就事论事，交谈显得平淡。不知道是否因为是五伯伯提携他进入警备司令部又一直是五伯伯的下属，或者是他俩性格和价值观有差异。那时我就看到五伯妈的衣着考究，对待下人颐指气使，感到她的言谈风度和我母亲大相径庭。 三伯伯是住在长沙城的，他在高桥有茶场，回白石塬看望有时是住我家的，三伯伯很喜欢我和姐姐，说我文静会读书，姐姐贤惠。每逢三伯伯来全家都很高兴，父母和他交谈热烈又亲切。 静姐姐那时读高中了，她有些大小姐的做派，是不怎么来我家的。三毛姐姐是五伯伯和静姐姐的奶妈生养的，当时连我也知道，想必她是清楚内情的。她在假期常上我家玩，母亲和姐姐都很疼她。三毛姐姐对我很亲热，可能是我好静，她总叫我妹子。“四九”以后她随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七年初我和她还有信件往来，至今还记得地址：长春斯大林大街二段XXXX号信箱。遗憾的是那时她还没寻找到生母。 果哥和我同年又是同学，都“会读书”。两表兄弟在学校包下了头两名，一时传为佳话。他也和我一样好静，一起探讨过用算术方法破解当时流行“鸡兔同笼”；在假期除了他上我家来听讲书，一起玩耍的记忆很少。都没逃过“反右”这一关，三毛姐姐和果哥在1957年之后就与我失去书信联系。果哥在后面还有叙述。 我自幼没娇生惯养，父母对我平时的语言行为常有指点，要求严格。虽然我在学校始终是头两名，父亲不置可否，母亲也没有赞扬过，还说我读书不用功，只是凭记性好些。常用“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来警告我（这一警句我至今不知母亲出自何典。） 十岁的我就住校读书两年，母亲只去过学校两次，一次是送我入学，在翻山坡时妈妈就叫我下车自己走。另一次是听说我得了红眼病来接我回去的，在家用草药煮鸡蛋，剖开拿去蛋黄贴在眼睛上面，治疗几次就痊愈了。 此时镇叔已经去南岳国立师范大学，毛姑在靠近我家的达德中学读书，星期天就回白石塬。她在学校传染了乡下人叫做“闹疮”的皮肤病，母亲就用猪大肠洗净加草药煮汤给她洗澡，几次就好了，乡下土方的疗效有时真出人意外。 母亲知道些中药的药理，常用一些中药放猪肚子或鸡腹腔内清蒸之后再切块煮沸，这药膳香甜鲜齐备，姐姐后来继承了这操作方法，多年耳濡目染使我也知道一点中医药的知识。 这里顺带留下点史料：当时在城在乡我都看见中药的包装纸上印有简单说明该药的状、味、效的文字，母亲有点中药知识，我估计是在蒲府奠定了兴趣，后来通过这些包装纸和使用实践得到提高。 父亲的胞妹是嫁给姐姐生母的堂弟的。姑父母去世的早，在一师附小时大我八岁的表哥郁文是住过我家的，记得他偷着抽烟被父亲狠狠地打过。沦陷期间他没和我们一起，可能是“开后门”去了三伯伯的遗族学校读书。 1947年初的寒冬腊月他来到白石塬和我们一起过年。多年未见感觉他真正是大人了，郁哥那时在中央军校，一身戎装身板笔直，相貌神态很像我父亲。 “新年发笔”平常是用一般红纸，那次父亲是在洒金红上写了“俯仰无愧”和“事预则立”给郁哥，随后告诫我们这是做人做事要永远要铭刻在心的圣贤之言。父亲那颜中有柳的大字，我至今印象深刻。 在郁哥离开的前夕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今后要“以直待人”。说了些郁哥和姐姐都知道的往事：凡能用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一时犯错的“冤家对头”的人，以后都获得大家的赞赏和尊重。相反，在遇到“对头的”有难就落井下石的人，此后都让亲友鄙视和对他有戒备。为人要正直，对事不对人。虽然我因年幼不知道这些亲友往事的“典故”，但这些话在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灵之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在1949年初，郁哥来去匆匆住了一夜。他马上要随部队去台湾，是特地来辞行的。当夜我们姐弟都在一起和他话别，母亲针对郁哥争强好胜的脾气，告勉他今后待人要将心比心；父亲说世事如棋，人心难测。以他的体验教育我们：诚信为立身之本，可以不变应万变。（我1993年给在英国留学次子的信中还引用了）。 次日一早，我们一家送他，走到小溪的桥边时他恳请止步，再次庄重地向舅父母叩头告别。 母亲后来常想念郁哥，说他机灵聪明，就是太争强好胜，如果没死在战场他必然发达。作为血亲兄弟在后面还有关于他的叙述。 父亲任乡长后廖叔叔长住乡公所。杨吉昌平时虽住乡公所但常和父亲一同回来，他的换季衣物仍然是母亲在操心的。记得母亲曾向父亲谈论过他的婚事，父亲说现在的时局不必考虑，要解决也等到以后回城再说。 记忆仍然清晰的是：我读六年级的一个星期天，他特地弯回来看我。那天他背了支步枪，易妈打趣他：杨班长你峨是背只吹火筒回来哒，借颏的枪咳冒还把你啊。他们共事多年，过去他身上一直是双枪二十响。大家说笑了一番。 等到我下次回家就没看见易妈在，母亲说她儿子毕业以后三伯伯已经推荐去做事了，易妈当然要回去料理他的生活。没能给易妈送行，当时我心中好难过。
读高小的我，已经不是一般的“黄口小儿”了，有时也和父母交流。有时来了客人，父母也不阻止我一边旁听，这样我就知道了更多的社会事物。 父亲为人刚正不阿，一生坚守淡泊，从来没有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 我在家时遇到过父亲对待有些衣冠楚楚的不速之客，他言语不多，只是有事说事。我的印象中他没有虚与委蛇的“朋友”。 父亲一向平易近人，卸任乡长后乡邻来串门的更加多了，他在二次会战时期就和乡邻熟悉，杨九爷兄弟和刘四爷是常客。说起当年他深夜单身“捉鬼”的往事，他说人世间哪里有鬼，那时半夜去尖叫的人也知道这是多年尸骨的磷火，他装神弄鬼可能是别有用心，他深夜去看又朝天打了一枪，算是警告。 父亲平时虽不苟言笑，但在熟识的友人之间他也不失风趣幽默，总是很随便的和乡邻聊天说笑。记得有次他向抱支短把子水烟袋来的乡邻要让他吸一口，那乡邻说要呛人的“你恰不得”，我爹爹说：我“恰不得”是舍不得你里面灌的人参汤么。有人开玩笑说灌的是尿吧，在座乡邻一致大笑。 那时乡邻聚集“扯谈”总有一些炒蚕豆和红薯片之类的小点心，喝茶是各自一杯，如果是喝酒就仅用一大杯周转着轮流喝，这样的习俗显得亲密和谐。 1947年父亲和他三位好友拍了合影，照片上面的题词我至今记得：“吾侪共谊，二十有年，志同道合，心无二言。”其中一位孙伯伯离开我家很远见面少；合影里面的易吟陶伯伯是大学生西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他窝居乡间。易伯伯和另外一位余考三伯伯住金井镇附近，离开我家没几里路，父亲和他们常有往来。 父亲一直保持军人风范，便服如农而腰身挺直，声音洪亮又性情开朗，每和他们聚会总是十分高兴，聊起来海阔天空，我在家也不必回避。记得那时他们说过如果谭嗣同当时去了日本使馆避难又将如何如何，说中山先生如果晚死十年又将如何如何，如果当年没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又将如何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他们谈论这些依然兴趣盎然；古今逸事纵横捭阖，时局动向各抒己见，从而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是我以后爱好历史的诱因之一。 有时他们也说些逸闻趣事，有个故事我记忆深刻，后来一再传播，现记述如下： 一中药房的坐堂郎中一天遇到个年轻人搀扶位老者来求诊，郎中望闻问切之后了解到这对父子是从江西到长沙投亲未遇又盘缠花光，父亲心急如焚而致病；郎中明白原委立即处方：枣仁若干南枣若干生地若干人参若干附子若干当归若干熟地若干。在方子的后面写了“一服即付”。 这个方子拿上柜台以后，众拣药师都茫然无法操作，因为完全不符中医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不像是个治病的方子，更加不明白什么是“一服即付”。 后来有个才满师的拣药师接下方子，仔细端详之后并没拣药，而是算盘噼里啪啦地一算，就拿了十两银子给年轻人，说先生要你们父子立即回家去。柜台上其他拣药师吓得说你疯了，怎么不拣药倒付十两银子给他们。年轻拣药师解释说这是先生在方子里面说的，既然找人难找在生地人生父子当归熟地。而且枣仁若干南枣若干生地若干人参若干附子若干当归若干熟地若干，这一贴药算下来正好是十两银子，先生关照“一服即付”我是遵照先生的吩咐就付十两银子给他们。 坐堂郎中是这药房的老板，他听到年轻拣药师的解答之后对众拣药师说我正是这个意思，后生可畏啊。老板不久就任命这个才满师的年轻拣药师当了药房掌柜，后来还将独生女许配给他。 易吟陶伯伯虽然自己是西医但在1948年底因病去世，余考三伯伯则在湖南和平解决之后马上担任了金井镇的汽车站站长，那时我才知道余考三伯伯是潜在乡间的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父亲是参加过左翼团体的青年军人，二十余年前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挚友，那么大学生西医的易吟陶伯伯之所以窝居乡间，今天我分析完全可能是政治原因了。 有位抗战外出当兵的族人内战被俘，在1948年释放回到白石塬；他辈分高我叫二叔公，他的大哥不肯让出房间让他居住，二叔公就请我父亲评理；我父亲认为他外出当兵时并没分家，祖屋是共同财产，二叔公有权居住。一叔公就是不同意，说他一家人住满了腾不出房间。再三劝告仍然不听，后来二叔公只好让步去租屋居住。哪知这一正常的调解一叔公后来仍耿耿于怀。 不久易伯伯和余伯伯来串门，父亲和他们说起二叔公回来谈到“共区”拿自己印的票子收缴法币的事情，他们说这边加紧印新票子，那边又哄进来大量旧票子，物价不起飞才怪呢。 下面摘录我在网搜索到的《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与法币是怎样兑换的》中的一段：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搜索到的相关资料不少，单这一处就证实他们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学校听同学说我父亲外出办事中途打尖和抬轿子的在一个桌子吃饭，在当地的上层社会一时传为笑话，我同学中有不少是这些人的少爷小姐。我问父亲是否有此事，他回答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是分开桌子吃饭那就不是我了。随后又说些职业不同人格平等的道理。 父亲出身在一个没落的文人家庭，从小就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教育，家道败落他自幼就体验到世态炎凉，境况使他自幼在平民之中成长，即使稍有发达，自然是能够保持平等待人的心态。 那时的乡属地广阔，管辖高桥金井两个市镇，乡公所靠近金井，离开白石塬大约五华里，他平时回家一直是步行的，即使办事也多数是步行。之所以有时坐轿子是受当时的礼仪约束，如果他步行去拜望一位有身份的长辈或名望乡绅，人家会认为这是不恭。 我在前面说到“独轮车或者轿子是当天返回的，不至于造成主人家的住宿和礼仪方面的压力”。这不单纯是个安排住宿困难的事。那时的乡间封建的等级意识仍然浓厚，怎么安排轿夫的食和住当时是有礼仪规范的。在比较开明的人家，分开吃饭感到于心不安，在一起又于礼不合。 那时乡下流行一种叫做“瓢把子姑姑”的“扶乩”活动，是在水瓢的把子上捆绑一根筷子，由一位据说是不识字的女性“请神”之后，就拿水瓢在盛有大米的木盆上移动，出现一些痕迹由在场的人去识别为文字。一次有客人来谈到扶乩出现有“朱毛亡沽口”，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打仗的事神仙也管不过来啊，若问战事，要看民生。当时我还不太理解，1949年过年不久住在长沙城以后，以我的所见所闻才明白那时父亲是已经明白到人心向背决定未来。 少年的我已经受到科学的熏陶，曾经去邻家看过“师公赶鬼”。法师在病人房间内不知所云地大声叫喊，手舞足蹈地焚烧符咒，室内乌烟瘴气我都闷出了一身汗。回家以后我的评论是装神弄鬼愚昧无知。父母告诫我：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千万不要去冒犯人家。 关于鬼，我曾多次问过父母。 父亲不相信有什么鬼。也不相信那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但是他说那些“姑姑扶乩”、“师公赶鬼”是人家的职业，和佛、道是两回事，佛、道是劝人心向善的，神灵亦无亦有，神灵佑公道，公道在人心。为人行事要向善屏恶，心安才平安。母亲听说某人戴了只大金戒指防“点打”（民间传言的点穴术），父亲说：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看来他是做过亏心事了。 父亲说：敬“天地君亲师”和祖宗的牌位也不是什么迷信，是表达敬仰和怀念。他一再告诫我，看见那些迷信活动也要尊重他人，不要指指点点乱发议论（我读初中在天主堂拿了圣经做集邮册，父亲见了狠狠地训我说这是亵渎神灵要犯众怒的）。 母亲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拜菩萨是心诚则灵。抬头三尺有神灵，做事要凭天地良心。 那时有些我不熟悉的亲戚来走动，母亲总是热情接待。对家境不好的亲戚，妈妈嘱咐我们姐弟待他们礼数要更加周到，往往在临行时赠送点东西，父亲回来听说总是连声称赞母亲。 我自幼的印象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姐姐也和我是一样的看法。 父母的成长经历以及教育熏陶差别不大，自然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待人接物理念相同，处理事务往往不谋而合。父亲是举重若轻不谋细事的人，母亲也任劳任怨从不唠叨，一直相处融洽。 唯一的一次吵闹是发生在我五年级寒假。父亲有位在乡公所任庶务的同事住在紧邻我家的“杨合盛”，他的妻子难产父亲在那里帮忙到半夜才回来，母亲觉得一个男人怎么去帮忙难产，父亲认为邻居有难帮忙是理所当然，何况是自己的下属更责无旁贷。两人各执一词愈演愈烈的争吵起来。父亲说母亲是无理取闹而大发脾气，是姐姐请五伯伯过来才平息了。多年以后姐弟回忆当年的事都认为妈妈那时是敏感过头了。 父亲“失踪”遇难母亲才三十七岁，但她坚守一生，始终和我们姐弟相依为命。 父亲有位年轻时的朋友王子科在胜利之后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南省署”的主任，父亲进城办事就在他那里带了一些小桶包装美国“汤粉”回来，是有土豆、大葱和牛肉混合成为即泡即食的粉料，据说是剩余的军用物资，味道不错。但是这些救济物资没看见在乡下发放，而我后来在王子科公馆看到有不少橄榄形大木桶是装美国汤粉的。战后常听到斥责发国难财的，我也义愤填膺，当时目睹这些大木桶也不禁唏嘘。 过继出去的叔叔在父亲卸任乡长后不久，带菊姐姐来我家拜望；他要借用父亲的军校证件去“跑广州”谋生（当时是在广州购进香港时髦洋货到长沙城转卖），他和父亲是同胞兄弟在照片上看不出多少相貌差别，有父亲的证件就可以应付沿途的检查，父母没有拒绝。少年气盛的我当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对父亲的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我是深信不疑的。作为一个多年军政首长的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身无积蓄”。我多次听到过别人这样评论父亲，而且亲身的生活感受也知道家里的确是没钱（菊姐1949年即随夫去东北工作，姐夫是李维汉的亲侄）。
衣： 那时农家纺织的“家机大布”相当厚实，另外一种叫“夏布”是麻线织的比较凉爽，是多数乡邻的日常服装。那时洋布比较贵，一般乡邻只在“出客”时才穿洋布衣服，在夏季不少是穿夏布服装。 一般乡邻平常是“短打扮”，冬季一般没大衣但有乡邻穿棉长衫的。有些在外面读书的学生常穿皮鞋或球鞋下着西装裤外套长衫，这样的打扮那时是习以为常的。一到过年乡邻的打扮都整洁。在乡下五年当然知道有贫富分化，但我没有看见过像后来的影视剧里那样穿着破烂不堪的乡邻。 我们全家的衣着基本无异乡邻。这不单是入乡随俗或者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主要是父母一贯的勤俭朴实和平易近人的情操。那时湖南冬天是很寒冷的，父母的皮袍子是祖父母的遗物，平常穿的都是战前的衣服。记得在1947年暑假才看见父亲做了套派力司中山装进城穿。 母亲在乡下没有添过新外衣，只看见她在夏天穿过件旧的香云纱短袖衫，其余的衣着和发式都是入乡随俗。她战前的衣服除了有姐姐能穿的之外，还有些收藏在箱子里。 姐姐处于青春发育期，衣服必然常有更新，做过些质地好的花布旗袍，其中有一件短袖浅蓝夏装有很长的翠竹斜贯全身，十分好看，我至今记忆清晰。也给我做过洋布学生装，对姐姐往日的衣服能改的我也安之若素的穿去学校。但在那时我我不愿穿新衣服，感觉太新颖显眼，要清洗过以后我才肯穿。 我们全家都用家机大布添置冬季内衣，用夏布做蚊帐或夏衫。 那时全家的冬季袜子和乡邻一样，是先“上底”的，这样可以延长穿着时间。我是难得买双春秋袜子的，是妈妈和姐姐穿过的春秋袜子的袜底烂得无法再补妈妈就剪去袜底掉个头来缝给我穿。这个“掉个头”的方法让我在十几年以后的右派劳教工厂里将破旧的汗衫、背心改内裤发挥到了极致。 食： 战时的乡间除了食盐日常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喂猪养鱼和养鸡鸭生蛋，当地气温四季有新鲜蔬菜，终年有剁辣椒和泡菜，冬天腌制腊肉、鱼、鸡；做甜酒酿和用酒糟腌糟鱼，在红薯洞发酵做腐乳和腊八豆，逢年过节还将大米磨细调浆放在盘子里蒸米粉，将红薯去皮煮烂糅合成块晾干以后可以切成片或条状，油炸或沙炒都很香甜，自制兰花豆和芝麻豆子糖等点心，乡间生活自有一番风味。 当时乡间请客吃饭一般“八大碗”和他乡无异，稍微正式的宴请是以主菜采用海味的不同来命名为蛏干席、海参席、鱼翅席等等。但在乡间五年，我这个小孩子没上过这些酒席。 前面说到那个留霞湾富户的老太太，她的孙子（听说现在台湾）和我同学又是我表伯的族亲，我假期去玩，老太太总要她的孙子陪我和她一同吃饭。老太太的饭菜是送到她卧室的，一个红漆托盘盛放有九个小碗，总有盐菜蒸肉和蛏干炖蛋以及香菇鸡汤这些落口消溶适合老人口味的菜，其他菜蔬做得也十分精致，和那时相当简单的乡民日常饮食比较，真是天壤之别，少年的我当时也不无感慨。 我家后来虽然不种田喂猪了，但仍然种菜和养鸡鸭，日常生活和乡邻差不多。当地农民不吃牛肉，母亲知道以后我家也不再吃了。我问母亲这算什么风俗。妈妈说牛耕田才有谷，牛拖碾才出米。是牛养了人呀，再吃它的肉于心何忍。说这样的风俗使人心向善，很有道理。 我家那时偶尔才有一次我十分喜欢吃的红烧肉，在平时只有几片腊肉的小荤菜。常吃石灰水蒸蛋，不仅味道鲜美，成年后我的骨骼强健，应该是有补钙效果。 我喜欢吃妈妈用全鸡和猪肚子做的药膳，还有“谷芽子粑粑”和“荞麦粑粑”，到夏天我家学会了用“凉果籽”做凉粉，这些美味我至今仍然有记忆。 抗战期间还有两件值得纪录的事。一是因为禁运乡下食盐紧张，我家也买过铲下尿桶霜熬制的“硝盐”。二是买不到钢笔墨水就用丝瓜叶子搓揉压榨过滤，写出来的字是淡绿色。 住： 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白石塬的几处房屋的格局，其他乡邻的房屋形式基本上和毛泽东先生的韶山故居差不多，只不过有大小和新旧程度不同而已。不少人去过或者看见过照片，这里就不再赘述。 当时乡民造屋基本是采用土坯，建造房屋互助精神很好，近邻以及亲友都来帮工，一些近亲赠送杉木一看就知道，因为在上面有红纸或红布条。那里气候湿润，山上郁郁葱葱，一些小灌木年复一年的生长，是乡民的生活燃料。杉木和枞树也无须人工种植是掉下的种子天然生成。 行： 在前面说过轿子，那可不是个单纯的力气活，在山区抬轿子是需要有相当技巧的，父亲必须是轿子出行总是请杨九爷去请抬轿里手的。 独轮车有两种，一种轮径小适合运输物资；一种轮径比较大是载人的，在前面还有个小轮子方便通过道路缺口，在车面上有尺余高的的栏杆遮档了车轮，既保证了安全又可以作为乘客扶手和绑扎物件。推载人的独轮车必须掌握好平衡，同样是需要技巧的。一般乡邻的老人和小孩子出行常有坐独轮车的。远行当然是去汽车站搭班车，那时是车旧路况差，常常半路抛锚。 医： 那时乡间一般小病多数是采用“单方”自医。慢性病有请走方郎中或者是去有名的郎中先生那里求治的。白石塬的乡邻很少有请师公赶鬼的，倒是有一种“收赫”，认为是小孩子被鬼吓了致病要收回魂魄，仪式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拿碗大米念念有词然后将火红的“灶心土”浸到红糖生姜水里面让孩子喝下去。“收赫”没有专门的职业人，乡下不少人都会，是“业余级”的法术。父亲说这是个发汗的方法，碰巧是能够有效果的。 那时母亲也用从乡邻学来的行之有效的“单方”，比如给我医治眼睛。但在我家有常备药品，中药西药都有，中药是“四磨汤”，是四种棒状名贵药材，在个磁钵轮流用水磨，对一般小儿疾病确实有疗效，磨去了一半的四段药材“文革”前还在，我妈妈还给孙子使用过。四种药材的名称忘记了，好像还有一段在。另外是“八卦丹”，“诸葛行军散”和云南白药、十滴水等一般成人常备药。 常备西药除了碘酒红药水之类还有些我忘记了名称的外用药膏和锡纸小包装的“柠檬粉”，这个很酸的药粉对于一般头疼脑热致效很快。 娱： 那时的乡间也玩西式的扑克牌了，但是多数人是玩一种叫“跑符子”的纸牌，也有打麻将的，但是在我家从来没有过这些娱乐活动。“杨合盛”有个大院子可以唱皮影戏，因为演出是晚上，姐姐陪我去看过。我的兴趣是去后台，看到他们用那么多的杆子操作，感到我做的那些皮影戏人物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而已。 后来相当有名的湖南花鼓戏我从来没看过，可能是那里观众太少没票房价值，主要原因我到后来才知道那时是认为花鼓戏内容淫荡，当局明令禁演的。 “杨合盛”范老板店铺柜台外边有两张桌子，我常见有乡邻在喝茶说笑，父亲有空也去过参与聊天，那里也算是乡间的公共休闲场所。 在乡下当时有上门打渔鼓唱道情的，有的是乞丐，也有是流动卖艺的，有时来到我家，妈妈从来不去分辨他们身份，说来的就是客，总是泡芝麻豆子茶招待（在当时这是待稀客的礼节），弹唱完了就打一升米送客。 聚集“扯谈”，是乡邻乐意的消遣方式。不论父亲在不在家，都常有乡邻到我家来聊天，但是我家那些富室亲友我从没见有过在座的，可以说是“谈笑尽乡农，往来无浑丁”。所谓无“浑”丁是我从来没听到过不三不四的谈论和粗鲁的语言，在一旁听了也让我增长见识愉悦性情。我在幼年和少年时期都有良好的家庭和社会语言环境，因此我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国骂”或什么地方版的“三字经”出口。 当时的乡邻聊天往往谈论政府告示，都是朗朗上口的句子，我记得开头总是“照得”；其中一个还有部分记忆：“照得久旱无雨，谨防来年春荒，有备才能无患，严禁煮酒熬糖……”曾经听乡邻说了个看告示的笑话，我成年之后辗转南北都曾多次转述： 一群人聚集在看官府告示，有位仁兄看见身边有个啃萝卜的也在观看，这位仁兄知道他是文盲，就装模作样地朗读起来：“长沙县政府，禁止啃萝卜，”这个啃萝卜的听了马上就藏起了，这位仁兄继续朗读：“藏起打一百”，啃萝卜的听说马上就丢了，这位仁兄再朗读：“藏起打一百，丢打一百五。”啃萝卜的听到马上就逃之夭夭，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那时都有尿桶，在谁家“扯谈”，乡邻要方便时总是风趣的说“还茶钱”。 近年有网友问我关于当年“抓壮丁”的事，附带说明一下。 我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抓”壮丁。但是我知道当年的“买壮丁”。 那时征兵是抽签，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怕去当兵的也有想去当兵的（湖南不少乡民认为当兵是条出路）。于是怕去当兵的就花钱买想去当兵的顶替。这在当时是半公开进行而且当局也默认的（史料记载在1948年程潜下令湖南停止征兵）。
四个寒暑假经历了不少事情，有些就不叙述了，下面讲讲我进城的观感。 白石塬离开长沙城约120公里，要步行到高桥搭汽车，我是很难得进城玩的。留下记忆的有三次。 一次是在五年级暑假，是母亲带我去的。住在前面说到的父亲年轻时的朋友王子科的公馆。王有位姨太太艺名曾福佩，是当时的湘剧名旦，她原姓同我家，因此我叫佩姑。她和大太太各住一边，我们是留宿在佩姑那边，但母亲总是带我去向大太太问安的。 王公馆中间有个很大的院子，看见大太太的少爷小姐在那里骑自行车，作为乡下孩子我相当好奇地靠近观看，很礼貌地以哥姐招呼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不仅没有回应而且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我瞟过藐视的目光。 回去以后我告诉姐姐，姐姐说这些暴发户子弟就这个德行。我们靠本事吃饭有品行做人。这给我幼小的心灵又上了一课。（注：王子科的襟兄是湖南省民政厅长，靠这个关系他才有“善后救济总署湖南省署”主任的肥缺）。 再一次进城是和父母一起去的。在父亲一位朋友家午餐，父亲好像和主人夫妇相当熟悉，谈话用餐都不怎么拘礼。我十分奇怪在蚊帐上有一些彩色小块花布，回来之后问母亲，妈妈告诉我那是县党部书记家，你爹爹年轻时就认识他们夫妇的，他太太原来是共产党，蚊帐是夏天收藏被老鼠啃了用小块花布补洞的。 后来我知道在大革命起始长沙就有庞大的由学生和青年军人、店员、手工业者构成的左翼青年群，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分别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在当时一致拥护北伐，盼望国家统一富强，不分彼此一起参加活动。在“马日事变”之后，当时的恋人有各奔前程的，也有不舍分离宁愿放弃自己的组织跟随对方的。我父亲当时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军人，但是在此后的岁月他对待当年的挚友一直是情感依旧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1948年初我和父母一同进城拜年，父母带我去当时已开放为公园的天心阁，我看见有三尺高的矮汉子在收门票，从游人的议论中我知道这是买来婴儿放在坛子里面喂养逐步换坛子到发育成熟的。我听得毛骨悚然，说这是惨无人道我再也不去天心阁玩了，父母当时赞许了我。 随后又跟父亲去“青年会”（当时长沙最豪华的新式餐饮娱乐场所）参加一个新式宴会。那时我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父亲特意提前带我进去游玩，进门有卫兵查看请柬和证件让我很惊讶；父亲带我四处走动，时而发现有流动卫兵。当我看见有人正在清洗一批当中有洞的雪亮的台子，我问这是做什么用的，他没有回答而且马上就带我出去了。我一再追问，父亲总是他言搪塞，使我更加诧异。后来到处请教才有人告诉我那个有洞的台子是吃猴脑席用的。 当天出席团拜宴会的都是湖南当时的军政要人，对某些人来说这正是在儿子面前炫耀自己地位的机会，父亲当然没这样的低级趣味。一向性情开朗的父亲，这次为什么对我支支吾吾？后来我知道父亲是因资历厚重又委屈乡间，是有故旧要人的提携他才获得破例邀请。他宁肯放弃这样一个可以会晤到那些有权力改变他处境的老上司和一些身居要职故旧好友的机会，也不愿让那样残酷的血腥场面来戕害自己儿子的心灵。 1999年姐姐告诉我，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省府要人推荐他回城做事，而且仍然是团级，但是是当别人的副手，后来爹爹考虑可能和他会性格不合才没有去。 父亲在1948年秋乡长任期结束以后就离开了政界。我回来听说他和五伯伯吵架，一时沸沸扬扬。闹得我们表兄弟姐妹都不来往了。我一直没明白争吵的原因，是在1999年姐弟一起回忆往事时姐姐才告诉我当时是父亲在为她筹备出嫁。 原来姐姐在白石塬“迈群小学”教书的工资（稻谷）是存放在五伯伯那里的（他是地主每年要出售稻谷）；五伯伯是达德中学的校董，他说钱都投入了达德中学，现在达德拿不出来。父亲一生两袖清风，他的工资只够供给家用，素无积蓄。指望姐姐储蓄的工资置办嫁妆，现在一个血亲的表兄竟然说拿不出钱来。你说他急不急。 好在姐夫性情忠厚，为人朴实无华；他的祖母和我祖母同宗板仓杨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堂表兄弟，姐夫也就是堂表哥。姐夫是土木工程师，当时在南岳公路服务，婚后居住机关，姐夫不计较那些繁文缛节，于是在1949年元旦过后，姐姐就两只皮箱从俭出嫁了。 脱离政界之后父亲频繁往来于城乡之间。起先我不知道他是在忙什么。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蒋程虽然素来不和，但竞选失败仍需要安抚这位民国元老。下面摘录些人物ABC网《为湖南和平起义出谋献策的方叔章》文章中的片段史料： “1948年7月,程潜回湘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方叔章闻讯从南京回到湖南,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两人接触更为频繁,程潜视方叔章为知己,无论公事私事,多与他商议。此时,战局已非常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程潜受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已有走和平起义道路之意。”“为稳定政局,应付事变,程潜采纳了方叔章等人的建议,利用蒋介石原先的承诺,在湖南组建了2个正规军共5个师,并加强了地方部队的建设,将原来的2个保安旅扩编为4个保安师。” 到1949年的寒假时我在家时看见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我家和他商讨什么，而且离开了好久的廖副官又回来了。一次有好几个人在客厅，我听到是在谈枪支的事情。随后我就问他，父亲庄重的说：你也算长大了，可以告诉你，颂公（程潜字颂云）见时局紧张，为了保住湖南不遭战火，在筹建部队保境安民。现在老长官命我做一些事情，你现在不要出去说。 下面再摘录些人物ABC网《师生长沙演“双簧”》文章中的片段史料： “陈明仁来到长沙，首先拜见程潜。26年前，当陈明仁只身去程潜举办的讲武学校谋事的时候，还是身背青布包袱的小青年，可现在已是堂堂的兵团司令官了。他们闲话当年，感慨万千。当晚程潜为他设宴洗尘，席散之后两人秘密交谈。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程潜看了一看，淡然一笑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当即表示：“我知恩必报，这次回湖南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两人这次虽然交谈尚浅，但程潜至少摸到了陈明仁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之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明仁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很受感染，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设想国共平分秋色，在和平中保持自救的路子，已不大可能行得通了。” 不久陈明仁将军的部队驻守长沙，有陈明仁和他志同道合促成湖南和平解决，因此程潜就没必要再扩充部队，父亲进行的工作也就停止了。 父亲往来于城乡之间的同时也在筹划我家的搬迁和我的升学。 当时国立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资雄厚，管理严格，学生一律寄宿。不仅是名校，成绩优良的可以直接升大学本部，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免学费，但国师附中是十分难考的。我有住校读书的经历，父母认为我的成绩尚好，而且去那里读书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少许多，父母就确定我报考国师附中。 长沙城黄兴南路祖父遗留下来的崇文堂，当时是由叔祖父在经营刻字店，那是我家的祖业，三楼是空闲着可以居住，父亲就在进行清理和安排居家。 1949年一过元宵节，父亲就带我进城，哪里知道国师附中已经报名结束，父亲马上决定我去报考离开崇文堂比较近的长郡中学和妙高峰中学。长郡中学在晚清创立，是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一直是长沙最有名最难考的学校。长郡中学是以招生名额按照分数高低顺序录取的，结果我没考取。父亲打听到我只相差几分，就安慰我是因在路上晕车又进城生活不适应受到影响。但是我心中明白强中有强，我只是个偏居乡下孩子之中的佼佼者而已。当然我的成绩是轻松的录取在妙高峰中学了。 父亲带我看去三伯伯，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迁进城，三伯伯知道在崇文堂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我又有住校读书的经历，就叫父亲让我在妙高峰中学寄宿读书。因此我当时就没回乡下直接去妙高峰中学报到寄宿了。 进城读初中，我的人生进入了新的一页。
童年和少年时期初稿写完了。今日回览做了些修改。想到十岁的我之所以将字帖由柳改颜，是看到父亲的书法、镇叔的钢笔字和国文郑老师的板书都如颜字一样的端正，感到好看，他们当时是我最亲近的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他们为人都刚正不阿，衣着朴素，不苟言笑，必然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那时我还没知道“字如其人”的说法，今天反思我的价值观和许多行为心态就是在换字帖时基本定型了。 少年时期写的比较多，长大了记事当然多一些。还有个重要的发现是，在心无旁骛进入回忆之中有如时光倒流，对往事场景有着拼图一般的连锁反应，例如爹爹给郁哥写“俯仰无愧”、“事预则立”的尺方一直是记忆清晰的，在回忆时想起是写在洒金红上，如是就想起了隔壁的范家铺子的许多事情，但又怎么也想不起当年我使用过什么货币，倒是连带想起了“挥子”，诸如此类的连锁记忆发掘出许多往事来。此外，我曾经答应过吃文字饭的朋友，如果我哪天写回忆录对“旧中国”的社会面貌笔墨要详尽些。少年时期的见闻写了不少，其中“乡间的衣食住行医娱”是为此专门添加陈列的。感到我是尽力了，很抱歉的是，对许多我知道的不多和记忆不清晰的我不敢落笔，以免有差错贻误后人。 2011年2月24日 注： “洒金红”是在质地较厚颜色较淡的红纸上有无规律的金色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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