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讲给孩子的……经典》所想到的·想起了陶行知
作者：震亚
|
|
|
|
| |
|
|
| |||
|
|
| |||
|
由《讲给孩子的……经典》所想到的·想起了陶行知
作者：震亚
|
|
| ||
|
| ||||
|
| ||||
|
由《讲给孩子的……经典》所想到的 20年前，我的同事侯会先生出版了一本专为青少年写的文学史——《中华文学五千年》（古代部分）。 承蒙美意，他亲笔题签，署上我儿子的名字，交给了我。 儿子当时正上小学四年级，拿到侯叔叔送给他的书，高兴极了，马上翻看，并收藏到他自己的小书柜最上面的一格里。虽然，此前，亲友们也买过许多的书送给他；但这本书不同，是书的作者写明了送给他的，所以格外的珍爱。 之后，侯会的《世界文学五千年》、《中华文学五千年》（近现代部分）接续出版，我的儿子也仍然是受惠者。记得，已是儿子读高中的时候，任课的语文老师搞教改，发动学生自己备课，自己讲课文。碰巧，选中了我的儿子。对此，儿子并不怯阵。他翻遍了我书柜中的相关书籍，但最终参考最多的还是侯会叔叔送给他的那本《中华文学五千年》。 岁月流逝，儿子早已大学毕业。虽然，他学的是理科，从事的是计算机的测试工作，但对于文史的喜爱却始终如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侯会的那三本书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20年里，侯会的这套书一版再版，不仅在大陆畅销，而且还在海峡彼岸的宝岛台湾也出了繁体字本。如今，他对这套书又进行了修订、加工，改题为《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与《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再次出版。 翻看新版的《经典》，感慨系之。当年，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读者》本是指名写给小朋友的，但在茅盾看来，“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而侯会的这套书，亦标明是“讲给孩子的”，同样，作为孩子父母的家长们也不妨去读一读，定会受益匪浅的。 如果说，20年前，是崇尚知识的时代，他的这套书的畅销尚可理解；那么，当下的市场化、商品化已对图书市场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此情况下，他的这套书依旧广有读者，就值得好好地探究了。 原因之一是内容。侯会先生是专著颇丰的学者。他的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们的，但并没有因此降低该书的学术水准。正是基于对中外数千年文学史的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所以他有高屋建瓴的眼光，能删繁就简地将文学史中最精华的部分写进这套书里。同时，又能根据孩子们的特点，量身打造，加强故事的生动介绍，节录诗歌散文的精彩片段，适当融入作家的创作轶闻与生活趣事，增强了吸引力与可读性。 原因之二是形式。毕竟是写给孩子们的，所以，20年前的《中华文学五千年》是将五千年的文学史分为五十个段落，以爷爷利用暑假中的五十个夜晚，四合院内、老槐树下，纳凉时给孙子讲故事的形式来展开的。自然、亲切，容易为小读者们所接受。使用的文字，当然也是通俗易懂的口语。而在新版的《讲给孩子的……经典》里，他除了保留原有的形式外，又能与时俱进，增加了大量的精美插图，以适应读图时代的当下，孩子们的阅读喜好。并且，新增了“作家人名索引”与“作品篇名索引”，为阅读与查询提供了方便。 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作者的态度。他在《后记》里写道：生活里，我们是怎么跟孩子讲话的呢？“我们通常总是弯下腰去，平视着孩子的眼睛，尽量捡他们听得懂的字眼儿，小心选择他们能理解的句式，慢慢地讲着”。 是啊，这是最为可贵的。当他面对稿纸、敲击键盘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正望着自己。 细想，无论哪个领域，处理什么事情，侯会先生的这种态度，不都是至关重要的吗？首先是心有对方，即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其次是“平视”对方，平等相待，绝不可高高在上的训诫。再次是通俗明了。明了才能易懂，易懂才能通俗，才能便于对方接受。否则，再高深、再高妙，也是说了白说，甚至适得其反。 看来，无论是处理家庭中的代际关系，还是处理学校中的师生关系，抑或处理社会上的其他人际关系，都应如此哟！ 2012-02-21
——想起了陶行知 近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中谈到了当下教育领域在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层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相对比较封闭，学校和社会是割裂的，校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办学权，缺乏创新的空间。”二是“教育内容比较单一化。我们使用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评价，而且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为考试做准备，而一直实行的文理分科制度，也让学生失去了更为广阔的智力背景，把本来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的学生逐步培养成单向度的人。”三是“目前的课堂教学还多为满堂灌的形式，我们将其称之为“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没有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没有自由讨论、交锋争辩的机会。应把课堂还给学生。”那么，如何解决呢？他提到了创新：“创新有多种形式，提出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当然是创新；但把很多非常好的东西重新提出来，重新实践也是一种创新。”“就当下教育而言，过去很多非常好的教育理念被丢掉或忘记，或者许多理念说得多但做得少。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到原点，真正按照教育本来的内在规律去做，这可能比赶时髦要好得多。”由此，我想到了陶行知（1891—1946）。这位被尊为“万世师表”（宋庆龄语）、“当今一圣人”（董必武语）的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实在有太多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可供我们去借鉴的。 其实，他的教育理念并不复杂，简言之，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这些理念都体现在晓庄试验师范学校（1927—1930）、山海工学团（1932—1937）、重庆育才学校（1939始）的创办、教学与运作中——现实需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除了专任教师外，还请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从学者、艺术家到工匠、农夫）学生就学什么、做什么；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建校劳动、参与社会活动（如农协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着重培养他们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对此，他还将“行知行”（即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递进关系形象、风趣地概括为三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当然，那时的许多具体做法，今天的我们无需原封不动的照搬。毕竟，社会是在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是由特定年代的特殊情境决定的。但是，这样的理念和实践，毕竟打破了以往学校的围墙，把教育同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科学实验、艺术活动紧密结合了起来，是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学校教育的一大突破与变革，至今仍有其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这里，不妨引录他的一些论述： 强调教学的目的是育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我要你们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不要你们做书呆子。 倡导学生的“六大解放”：“教育方法要采取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的教育。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让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发出开掘并尊重人才的提醒：“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抨击旧的会考制度：“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教，甚而言之不必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读读这些论述，是否很有些振聋发聩的感觉呢？！ 2012-02-0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