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讲给孩子的……经典》所想到的·想起了陶行知 作者:震亚


 

 由《讲给孩子的……经典》所想到的

20年前,我的同事侯会先生出版了一本专为青少年写的文学史——《中华文学五千年》(古代部分)。

承蒙美意,他亲笔题签,署上我儿子的名字,交给了我。

儿子当时正上小学四年级,拿到侯叔叔送给他的书,高兴极了,马上翻看,并收藏到他自己的小书柜最上面的一格里。虽然,此前,亲友们也买过许多的书送给他;但这本书不同,是书的作者写明了送给他的,所以格外的珍爱。

之后,侯会的《世界文学五千年》、《中华文学五千年》(近现代部分)接续出版,我的儿子也仍然是受惠者。记得,已是儿子读高中的时候,任课的语文老师搞教改,发动学生自己备课,自己讲课文。碰巧,选中了我的儿子。对此,儿子并不怯阵。他翻遍了我书柜中的相关书籍,但最终参考最多的还是侯会叔叔送给他的那本《中华文学五千年》。

岁月流逝,儿子早已大学毕业。虽然,他学的是理科,从事的是计算机的测试工作,但对于文史的喜爱却始终如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侯会的那三本书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20年里,侯会的这套书一版再版,不仅在大陆畅销,而且还在海峡彼岸的宝岛台湾也出了繁体字本。如今,他对这套书又进行了修订、加工,改题为《讲给孩子的中国文学经典》与《讲给孩子的世界文学经典》再次出版。

翻看新版的《经典》,感慨系之。当年,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读者》本是指名写给小朋友的,但在茅盾看来,“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而侯会的这套书,亦标明是“讲给孩子的”,同样,作为孩子父母的家长们也不妨去读一读,定会受益匪浅的。

如果说,20年前,是崇尚知识的时代,他的这套书的畅销尚可理解;那么,当下的市场化、商品化已对图书市场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在此情况下,他的这套书依旧广有读者,就值得好好地探究了。

原因之一是内容。侯会先生是专著颇丰的学者。他的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们的,但并没有因此降低该书的学术水准。正是基于对中外数千年文学史的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所以他有高屋建瓴的眼光,能删繁就简地将文学史中最精华的部分写进这套书里。同时,又能根据孩子们的特点,量身打造,加强故事的生动介绍,节录诗歌散文的精彩片段,适当融入作家的创作轶闻与生活趣事,增强了吸引力与可读性。

原因之二是形式。毕竟是写给孩子们的,所以,20年前的《中华文学五千年》是将五千年的文学史分为五十个段落,以爷爷利用暑假中的五十个夜晚,四合院内、老槐树下,纳凉时给孙子讲故事的形式来展开的。自然、亲切,容易为小读者们所接受。使用的文字,当然也是通俗易懂的口语。而在新版的《讲给孩子的……经典》里,他除了保留原有的形式外,又能与时俱进,增加了大量的精美插图,以适应读图时代的当下,孩子们的阅读喜好。并且,新增了“作家人名索引”与“作品篇名索引”,为阅读与查询提供了方便。

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作者的态度。他在《后记》里写道:生活里,我们是怎么跟孩子讲话的呢?“我们通常总是弯下腰去,平视着孩子的眼睛,尽量捡他们听得懂的字眼儿,小心选择他们能理解的句式,慢慢地讲着”。

是啊,这是最为可贵的。当他面对稿纸、敲击键盘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正望着自己。

细想,无论哪个领域,处理什么事情,侯会先生的这种态度,不都是至关重要的吗?首先是心有对方,即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其次是“平视”对方,平等相待,绝不可高高在上的训诫。再次是通俗明了。明了才能易懂,易懂才能通俗,才能便于对方接受。否则,再高深、再高妙,也是说了白说,甚至适得其反。

看来,无论是处理家庭中的代际关系,还是处理学校中的师生关系,抑或处理社会上的其他人际关系,都应如此哟!

                                                                     2012-02-21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想起了陶行知

近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中谈到了当下教育领域在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层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相对比较封闭,学校和社会是割裂的,校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办学权,缺乏创新的空间。”二是“教育内容比较单一化。我们使用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评价,而且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为考试做准备,而一直实行的文理分科制度,也让学生失去了更为广阔的智力背景,把本来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的学生逐步培养成单向度的人。”三是“目前的课堂教学还多为满堂灌的形式,我们将其称之为“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没有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没有自由讨论、交锋争辩的机会。应把课堂还给学生。”那么,如何解决呢?他提到了创新:“创新有多种形式,提出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当然是创新;但把很多非常好的东西重新提出来,重新实践也是一种创新。”“就当下教育而言,过去很多非常好的教育理念被丢掉或忘记,或者许多理念说得多但做得少。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到原点,真正按照教育本来的内在规律去做,这可能比赶时髦要好得多。”由此,我想到了陶行知(1891—1946)。这位被尊为“万世师表”(宋庆龄语)、“当今一圣人”(董必武语)的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教育家,实在有太多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可供我们去借鉴的。

其实,他的教育理念并不复杂,简言之,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这些理念都体现在晓庄试验师范学校(1927—1930)、山海工学团(1932—1937)、重庆育才学校(1939始)的创办、教学与运作中——现实需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除了专任教师外,还请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从学者、艺术家到工匠、农夫)学生就学什么、做什么;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建校劳动、参与社会活动(如农协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着重培养他们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对此,他还将“行知行”(即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递进关系形象、风趣地概括为三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当然,那时的许多具体做法,今天的我们无需原封不动的照搬。毕竟,社会是在发展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是由特定年代的特殊情境决定的。但是,这样的理念和实践,毕竟打破了以往学校的围墙,把教育同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科学实验、艺术活动紧密结合了起来,是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学校教育的一大突破与变革,至今仍有其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这里,不妨引录他的一些论述:

强调教学的目的是育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我要你们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不要你们做书呆子。

倡导学生的“六大解放”:“教育方法要采取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的教育。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让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发出开掘并尊重人才的提醒:“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抨击旧的会考制度:“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教,甚而言之不必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读读这些论述,是否很有些振聋发聩的感觉呢?!

                                                                             201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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