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后话妇女·习惯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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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后话妇女·习惯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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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后话妇女 “三八”节是女朋友的喜日，不敢乱说，现在过去了，说几句。之所以提倡男女平等，是因为现在还不平等。女性与男性平等，以主张读书、就业、工资、从政的平等为主，单说从政，国家就规定了县、市、省必有一名女领导。可按人口调查，中国目前人口中女性比率要高于男性百分之二以上，新生儿更不必说；这样看，若以从政的女性比例看，平等无从谈起。我倒不认为一百个市长里男女各半是平等，说实话，男女思维特点和专长不同，体力精力和争胜的劲头不同，的确男性更适合从政。待科学发达到把人大脑搞透会有科学解释，现在只能实践中体察了。 在发达文明社会，从政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一种职业而已。比尔盖茨赛过总统风光，赖斯当了国务卿也不说明女性就与男人平等。中国女性几千年来受父权、夫权、族权、皇权和神权统治，比男人多了个夫权压迫得象判了无期徒刑。面对族权皇权以至洋鬼子的欺侮一筹莫展的男人，却利用夫权来欺侮自己的女人，所以妇女在最底层不是虚谈，“受气媳妇”再形象不过了。大概是中国当初母系社会女人统治男人时间过长吧，男人疯狂报复似的压迫女人。“武则天当皇上，谁敢说男尊女卑？”其实不然。武则天、慈禧就差没做变性手术了，她们只能算女人外表的男人，她们比男人更狠地驱使男人欺负女人。 依我说，经济独立是女性平等的根本，有此则顶天立地，无此则气短心虚。中国几千年统治女人的办法是让她们没有经济独立权。一个人没有独立经济谈不上独立，只能依附于他人；女人就只能依附于男人。那时男人动不动就“你花我的钱，要打要骂由我！”女人自己也认为“俺男人的钱养活着俺。”郭沫若先生与包办的张琼华女士婚礼后即离家出走，一天也未与她过，张琼华只能在婆家过活，因为她没有经济来源。有人批评鲁迅先生对包办的朱安女士不讲究，允许她在身边还不与她共同生活，这是错话。包办是鲁迅先生反对却无力反抗的，若抛弃她只能让她饿死，所以先生一直养着她，先生去世后许广平女士继续养活她。“娜拉走后怎样？”是先生提出的有名的问题，娜拉没有独立经济，离开海尔茂或死或返回家，别无它途。 在中国不管在上层如何，就百姓而言，主张妇女独立并坚决实行的还是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解除包办婚，妇女参政，有冤可申。但改革开放前解放妇女的思想有，实际妇女却还是受压。为什么？因为经济独立状况不佳。有人说文革及文革前中国失业率为零，就没有考虑到那时妇女几乎不就业，因为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少，男人还不够做呢。那时一听说谁家“双上班”（两口子都上班）比现在孩子考上北京大学还让人羡慕。我小时，爷爷在家威武极了，奶奶低眉顺眼，挨骂也不生气；到了父母时双上班，则二人基本一字并肩王；到我这时不但双上班，老婆比我还硬，轮到我低眉顺眼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妇女都有自己的经济地位。改革前妇女离开男人还是活不了，现在则不然。现在离婚率高，除却思想与以前不同，妇女经济独立也是重要原因，所以现在妇女可以对要离婚的男人冷笑道：离就离呗！甚至主动“休”了男人。 不过妇女们不要小富即安，现在还远远不够，不要觉得老公的工资卡在你手里握得牢牢就是独立了，真正的独立是不要老公那点钱。现在一是农村非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妇女还没有地位；二是城市经济也欠发达，妇女独立的那点钱还不足以扬眉吐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为吸引大家读本文，仿商场“卖一赠一”办法，搭赠歪诗一首： 《二零零七年三月四日元宵节东北值五十年未遇暴风雪》 梦断嫦娥相思泪，鹅毛漫卷锁寒宫；望乡不得空长叹，白里世界几点红。
习惯 博友“朝外一条街”兄到南洋走一圈，博上照片可见各国均系宜居之地，但“朝外”兄说还是感觉在自己国家住着舒服。这感觉我也有，这里不谈爱国爱家话题，想说说人的习惯。人的可塑性强，是指年轻时，随年纪增长心理生理老化，可塑性就差多了。人有许多习惯，但小时或没有或极少有，有了也容易改变，成年后就不容易变更。所谓习惯是对某些事已适应，不适应就是不习惯。 我刚工作时住宾馆，坐式便器从未见过，奇怪吃饭才坐着，办这事咋还坐着？于是就跑公共蹲便去方便，以后好久才习惯入口出口都坐着。据章诒和女士回忆，原国家领导人史良女士外出开会自然是高级软卧列车，但她必须午睡，午睡必须挂蚊帐，火车上哪有蚊帐？她爱人每次都带着蚊帐、小钉、绳子安装好她才能入睡。咱不是国家领导人，但也毛病不少，比如午睡习惯有二十年，睡则可以工作通宵，不睡则昏头昏脑啥也干不了；睡还有说道：晚睡必床，午睡必沙发，不然睡不着。我有时到企业帮忙，人家拿鸡毛当令箭，为我备下床和沙发各一，床上用品全新，以把我整舒服了好工作。 放大点说。 许多夫妻并不幸福，若重活一次不见得会选对方，所以婚外恋就多。婚外恋有许多是真情实意，可为此离婚的还是少数。这里面孩子、钱、房、老人、工作都是原因，但还有重要原因就是习惯。初恋时不懂爱情，性的吸引往往占了主位，觉得这就是爱情了，锅碗瓢盆了好久，发现不妥却又离不开。为什么离不开？有人说没有爱情有亲情，对，亲情就是习惯产生的依赖。这非常重要，再有爱情没有互相习惯的适应难长久。有爱情又习惯最理想，没爱情有习惯也不错，只有爱情没有习惯难维持，两者全无则只能分手了。人与人相处不易，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适应，何况同床共枕呢。常说小孩子见面十分钟就玩一块，大人不行，大人生活几十年累了，没闲心和精力去改变自己习惯别人了。身边亲人从年轻到老天天共处，皱纹渐起不知不觉亲切自然，若冷丁来个胡子满腮者就别扭了。两口子感情不好，但仍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理解；闹得要离婚了，可放屁咬牙打呼噜照旧不以为奇。换个新的，刷牙声、吃相睡相、走路快慢都感觉不适应；这没什么理可讲，就是不适应。杨绛先生的《洗澡》说余楠不喜欢包办夫人宛英，却“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他实在也不想离。因为他离开了宛英，生活上诸多不便，简直像吃奶娃娃离开了奶妈。”跟我睡觉一样，中午习惯睡沙发，非给我改成床，受不了。习惯了的夫妻成了一体，离开等于撕皮裂肉。当然，若夫妻谁看谁都恶心，那就不是适应的事，宁可重新适应另找新人了。这好比身体出了肿瘤，宁可流血也得除掉。 再往大说说。 都知道周作人当了汉奸，重要原因是生活的习惯他不想改变，他什么习惯？享受。解放后他提此事时找借口说“（胡适）劝我南行（离开日本占的北平南下抗日），其情甚可感，但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意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小孩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我处，故只能苦住下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借口没劲，多少文人抛家别子南下抗日！老舍先生就是如此，夫人和孩子在北京受尽了苦。打个小比方：我午睡雷打不动，可母亲有病要上医院，我能为了午睡不管？周作人一生享受得无原则，当日本人的大官，家中车水马龙，光仆人就十几个。解放后，政府对他宽容，本来汉奸没有出版权，但他照常出书有稿费，六十年代国家最困难时他吃穿无忧，利用鲍耀明向他请教新文学问题，请鲍从香港每隔几天给他邮猪油、豆油、面粉、奶粉、罐头、食糖、月饼种种，大失文人的面子。 成年人改变习惯有两种：自愿和强迫。有人懒得出奇，却为小孙子当牛作马；有人习惯吃臭豆腐，却因陪讨厌臭豆腐的领导吃饭而不再吃。这是自愿。强迫更多。朱自清先生本习惯于衣食无忧中游“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或回忆父亲“背影”的生活，可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不聊生，宁愿挨饿也不吃美国人的救济粮。同样是周作人的朋友，胡适先生改变“少谈主义”的书宅生活习惯，毅然南下抗日；钱稻孙则与周作人一样继续温柔富贵习惯当了汉奸。改变习惯，总要牺牲些生理心理的东西，这好比塑料老化了，再弯曲它会折的。老爷爷为孙子服务这牺牲早为幸福所淹没，无所谓了，可朱自清先生就付出了死的代价。文革时革命成功享了福的领导人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强迫改变习惯的狂潮，罗瑞卿大将就从楼上跳下摔断了腿。老舍先生花鸟鱼诗书画生活过得正好，忽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士不可辱的习惯打破了，只好投了太平湖。太监贾桂，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喜欢文革的人现还时常露出痞相。 可见改变习惯可以看出世态炎凉和人的品格高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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