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高一年级纪事〔下〕

                        ――难以忘却的往事记实

（195）言传身教在眼前

有些人，他不一定要与你相处得很久很久，偶然接触或相处得很短暂反而比那些朝夕相处的更会使你难以忘却。我一生中，碰见过这种情况，真是枚不胜举。

那是在高中第一学期快要将结束前，我们班换了一个政治老师，她的名字叫做朱里根，又名朱汝焕。接着，在第二学期开学时，便接替了梁祖照老师所担任的班主任工作。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是女老师担任班主任的，除了解放前在博白城南校刚读一年级时，是一个姓凌的年轻女老师外，她便算是第二位了。

人们常常说，女人细心温柔，特别是具备有母爱之特性。于是，这便是做班主任工作先天的优越条件，真是一点不假。

她是吴庆荣校长的新婚妻子，一个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刚分配回来的大学生。年纪约二十七八岁左右，看上去还很年轻。

根据别人相传，朱老师在解放前夕，原是博中高八班的学生。当年，她在学生时代曾是学校中一位风靡一时，在扮演当年那些进步话剧的女演员中是一位演技不错而很有名气的女学生。在中学时代，她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博白即将解放前夕，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学校和一部分进步学生一块，参加了博白西区的武工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

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朱老师一直与吴庆荣校长失去联系多年，直到近年才联系上。当年，他们在地下斗争中，已经产生了深厚感情。虽然，多年来妙无音信，但他们双方都还在相互等待。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在当年学校中曾被人们传为佳话。

当年的朱里根老师，年轻漂亮，行为大方，举止端庄，脸带微笑，待人和善。她剪了一头很合身段的短发，面孔方园，脸色红里透白，恰似一个快将要成熟的苹果。她常穿一身时兴的干部服。一看见她，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当她接任了班主任工作以后，便给我们班团干部召开了一次使我难以忘怀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她语重心长地专门和我们谈到，关于如何做一个好的合格的学生干部的问题：

“……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同学中的饺饺者，同学们信任你们，才把大家选为干部。要知道，斯大林也曾经说过：‘干部决定一切。’。一个好的班集体，首先就看是否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呼风唤雨，把同学们团结在一起，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会得到很好贯彻执行。我们学生在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学习搞好。你们身为班团干要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是要带头将学习搞好。很难想像，一个学习差的学生干部，在学生中会有多大的威望的。我们身为学生干部，由于能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因此，要多关心同学们的疾苦，主动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和在思想上的各种问题。还要定期多向我反映班上的情况……”我自从当学生干部以来，很少听过有那个班主任这样细心地做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我认为，这在当年，正是朱里根老师思想政治工作高明之处所在。

由于她已经是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又经过战争年代那出生入死的艰苦磨炼。再加上又到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去深造几年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大家都说，有这样的好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真是难得。因此，她的一言一行，都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和表率。高中三年中，我们班在年级中方方面面都走在前面，这跟朱里根老师善于发挥和培养班团干的作用密不可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有一次，当开完了班团干会后，她便单独留我下来，和我谈心。我当时，在班上是一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她找我谈话的初衷，主要是对我提起要防止产生骄傲自满思想，要处处事事都要以身作则。并要多加强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我意想不到的是，她还当面对我语重心长地说过：

“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在那腥风血雨般的白色恐怖年代，参加革命是会掉脑袋的。但是，当自己认清了革命的大方向，就要勇敢地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自己该走的道路。你们生长在新社会，从小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希望你更要倍加珍惜这种大好时机，把自己培养成为对党和人民有用的人才。”她以自已亲身的经历，对我进行谆谆的教导。同时，她还列举了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亲身经历的整风反右斗争这场运动中，不少右派分子大多数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因为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没有看清形势，从而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于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她和我的谈话的意图，当时我还没有真正的领会。今天回想起来便十分明显，她就是要我在今后各种政治运动中，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不要凭一时头脑发热而乱说一通。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我来说，该是多么的重要呀！

后来，在她所上的政治课中，曾经提出过：‘具备什么条件的学生，才能符合保送直升大学？’等问题。并在全班同学中进行辩论，目的是使同学们真正理解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党的政策。这对于出身好和不好的同学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这件事，在当年许多同学脑海中还记忆犹新。正如朱为能同学曾写给我的信中所说的：

“……还有，第二学期时，朱里根老师当班主任，有一次在班上讨论保送直升大学的问题，大多数同学是‘唯成分论’，胡德金同学认为起码要是团员，而我认为重在表现。想不到这次发言也变成一条辫子，以后，我变成了维吾尔族姑娘。……”当年，我们的班主任朱里根老师，事事处处，亲临现场，言传身教。用实际行动感染着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声的号召力。

周绍煜同学在高中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同窗三载情百年》所写在《忆师小曲》中“一、班主任”写道：

“勤工俭学，积肥种地，男女同学闪在一旁捂住鼻；是你腆着大肚，率先跳进猪圈里。

无声胜似有声，身教重于言教，――这是教书育人的奧秘。”虽然她当我们班主任时间不长，刚刚才一个学期，第三学期便随吴庆荣校长一起调到玉林工专了。但她留给同学们的印象便是‘好老师，很善良，爱学生。’

赞曰：

班主任，朱里根，  言传身教在眼前；亲身经历善引导，  思想工作首当先。

（196）勤工俭学新道路

到了1958年2月，在中国那辽阔的大地上又再次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于是，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己渐渐地接近了尾声，党内外又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了。大多数还是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形式去进行。当时，这场政治运动出发点的初衷，就是要针对不少右派分子的言论，通过辩论，和所谓‘四大’的形式，去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从而达到‘精神转变为物质’的愿望。

全县各中学的教职工再次利用寒假期间，集中到容县参加整风运动。接着，在教育战线上，开展关于学习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新的党的教育方针的问题。

1958年，根据周恩来在解释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时，指出：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经过生产劳动，锻炼成为一个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的劳动者。”开学后，学校党支部便在全校各班开展如何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学习和讨论。

于是，身为班主任的朱里根老师便身先士卒。首先，利用她的政治课进行学习和大力宣传，从而激发起同学们高涨的革命热情。

当年，向党表决心的一种独特做法，便是采用古代人那种比武形式――‘打擂台’。并且曾经在各条战线上风行一时。

我记得，当时开学以后，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一次全校师生员工的大会。

党支部书记吴庆荣校长在大会上详细传达寒假在容县整风运动的会议精神。并结合如何在我们学校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中，特别强调，这个学期要开展以“大种大养”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坚决反对过去那套“关门办学”和“关门教学”的资产阶级办学思想。

最后，便由各班的代表走上主席台上开展表决心、鼓干劲的讲话。按照当时规举，便是由高年级到低年级及按班别的顺序先后，进行一一发言。

发言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班上的班长或团支书。他们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昂，一个比一个用词新颕。每个发言者，都企图用独一无二的做法和比其他人高的冲天干劲进行大胆的发言，以试图独占鳌头。就连那种‘车大炮’式的表决心的发言，也没有人会耻笑。反而会得到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大跃进年代的人，永远也无法体验到当年的那种气氛的。

最后一个上台演说的，便是人称他的浑名‘死佬’、我们三十七班的团支书林宗扶同学。上台后，他说的第一句话便使到全场听众顿时目盯口呆：

“……老师同学们！上面每一个班所讲的做法和措施，与我们三十七班同出一辙，没有什么新奇。但是，可惜我们三十七班有的好做法和好措施你们都没有。我们每个同学的革命干劲，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比太平洋还大。我们积极响应学校党支部的号召，迅速掀起勤工俭学的高潮。在大会后，马上开展垦荒种植，大力积肥，力争各种作物收成都是全校各班第一……”他这种‘包尾’式的发言，便在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了。从此，三十七班“死佬”林宗扶‘善打’擂台的说法，便在全校学生中自然而然地传开了。

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年群众那股似火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谁也不敢于在它上面泼冷水。

自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打擂台表决心后，各个班级谁都不甘心落后。学校宣布：每天下午一律停课，大搞勤工俭学活动。于是便四处外出开荒，种红茹、木茹。当时，大家都错误地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生产大量的饲料，去满足喂猪、养鱼的需要。从而才能达到学校提出的大种大养的目标。从此以后，过去那种“关门办学”，“关门教学”的传统做法，也便被彻底地冲破了。

我记得，当年我们班曾到白鸽冲、五里庙、南流江边等地开荒种红茹、木茹和黄豆之类的旱地作物，先后开荒种植面积总共不少于十亩。班际，年级互相之间还暗中开展竞赛，比比看究竟谁种植得多。

有一次，不知那个同学曾对班干说过：“这些天来，全校同学一齐出动以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完成了学校分配下来给各班的种植任务。但是，种植容易，可要管理好就难了。”他还引了一句农谚说得好：“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

接下来便是如何解决所种作物的肥料问题。因为，当时各班原有在学校农场所种的作物，在施肥问题上已经有些紧张了。更何况，现在又新增加了那么多的开荒土地。为了积肥，没几天各班便把校园内多年堆积如山的那些垃圾堆，全都筛得个一干二净。还挖地三尺，把那些肥黑的土壤全当肥粪料筛好再担回各班的工具房收藏起来。这时，食堂后面的猪场上的猪粪，又成了各班重点‘抢夺’的对象。每天一大早，全都被同学们捡拾得干干净净。

后来，发展到下了自修后，各个班级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积肥运动中去。他们的‘抢夺’重点，便转向到学校男女大便处。

因为当年学校所有大便处，全部都是不放水的干大粪坑。里面全繁殖着大粪蛆，人们看了十分可怕恶心。但为了得到肥料，同学们便用手巾捂住鼻孔，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捞取；有些人干脆不用手巾捂鼻孔就赤膊上阵。干完成以后，才到井边将身上的臭气，用井水把它冲洗得一干二净。

我和黄江智、林宗扶、杨名珠、熊三德、蓝永荣、黎富盛等几个班上运动员，曾多次下到高中部女同学那边的大便处去掏取。再用粪桶抬上来，埋在深挖的土穴里后。最后用坭土密实地封闭好，以防泄漏臭气，乌染空气。

从此以后，我们学校以‘大种大养’的勤工俭学活动为主的教育大革命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大家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真正符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当年，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搞得不仅全县出了名。甚至全专区、全省都颇有名堂。根据《博中志》中记载：

“1958年3月，全校师生开展以种植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学生晚自修后到校园积肥。三好学生卢祥明、李承兰、何雅珖被评为勤工俭学的标兵。卢祥明的先进事迹送广西勤工俭学会议展出。

到了四月，容县专区中学生物会议（实即勤工俭学会议）在博中召开。”                                                                                                                                                                                                                                                                  不少同学，在高中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同窗三载情百年》中，写诗著文回忆当年的这场教育大革命。其中，在所进行的大搞勤工俭学活动时这样写到：

“劳动能创造财富，劳动光荣，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增加学校收入，1958年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57级三班任务是到白鸽冲山岭开荒种木茹，南流江畔沙洲种红茹，在开荒种地过程中，不少同学的手磨出了血泡，运输肥料压肿了肩膀，腰酸腿又痛。可从不叫苦叫累，且是有说有笑，互相沟通，互相鼓励，坚持把红蕃、木蕃种下去，护里好，直至收获，同学们虽然付出艰苦劳动，木蕃、红蕃均获得丰收。”        

----三十六班秦隆势《同窗三年的回忆》“勤工俭学争自给，  开荒种地搞积肥。大话擂台天吹破，  学业拉下一大堆。”----三十六班李其文《忆往事情满怀》“上山开荒种猪食，  校园种菜求自给；跃进年代新事多，  回首往事乐呵呵。”----三十五班李衍雄《同学聚会有感》

有诗叹曰：

教育方针重颁布，  勤工俭学新道路；擂台赛上吹破天，  开荒积肥落粪湖。

（197）为了实现车子化

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的那个大喜日子，可能不少人都忘记了。可是，我还是记忆犹新。那是1958年在我们刚读高中第二学期开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是从《广西日报》知道的，报纸当时是这样报道：

“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会议选出韦国清（壮族）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贺希明、李任仁、覃应机（壮族）、莫乃群、卢绍武（壮族）为副主席。”后来，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祝时，中共中央、政务院组成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到会进行热烈祝贺。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在博白县城各个单位都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因为，这是广西各族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中央代表团还分为几个分团深入到各地市进行慰问和演出。我记得，其中到玉林地区的一个分团还派“中央民族歌舞团”到县城慰问演出。演出的地点是县人民会堂。那时，我有幸得到一张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出的入场券观看，心中觉得万分的荣幸。

那天晚上的演出一直延续到子夜。全场满座，盛况空前，秩序井然。整场演出，歌唱舞蹈，十分精彩，观众掌声，持续不断。演完谢幕散场时，观众依依不舍地不愿离开。演员谢幕多次，场面十分感人。

中央民族歌舞团能到县公演，是有史以来到博白县城演出过的最高级别剧团之一。也是我有生以来所亲眼目睹的一次最高标准、最高档次的演出。因而，留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难忘……

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不久后，有一天，班团干议论班上大搞勤工俭学活动的问题，有人便提出：

“现在运肥料去施肥的效率大低。特别五里庙路程这么远，来回一次要近一个半钟头，肩挑腿走又累又费时。是否可以自己制造一些手推车去代替肩挑腿走且又累又费时的粗活？”“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现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水利工地中不是己经普遍实现了‘车子化’了吗？”不知是谁在旁边说了一句。

但制造手推车的木料又如何解决呢？这是一个大难题呀。大家吃完午饭回到房间便议论开了。有人提出到浪平山区去砍伐，那里林木多，路程又近，一天来回就解决问题。但有个同学却说：

“那些山林是当地高级社的，难求人。”最后，杨名珠同学主动提出：

“我水鸣永安老家的那些大山林木又多又大，任你砍伐。从学校去有五十多华里半天才能走到。可惜大远点，来回要两天时间才行。”大家听杨名珠同学一说，便高兴得跳起来。‘死佬’林宗扶同学马上说道：

“好，就到‘佤雷’家去。如果这个星期六去，星期天就可以回来，合算。”杨名珠同学马上满口答应说：“欢迎，欢迎！”最后，班团干开会研究决定选派二十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头天早上去。要求第二天运木回来时留在学校的同学，能前往半途迎接顶替抬扛一段路程最好。

年轻人做事，说一不二。到了星期六起床后挑选前往的二十个同学便吃完预先让厨房工人做好的早饭，趁天气凉爽出发前往。

大约中午过后不久便到达杨名珠同学老家――水呜永安的一个边远山区。

只见村庄四面，高山环抱。村前小社坛前，一条清澈见底的小山溪在村边不远处迂回奔流，小鱼儿在溪涧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我们高兴地下去招水洗漱，顿时感到凉快极了。四周岭高林密，到处山清水秀，中午过后，像黄昏到来的景象一般。因为山高林密太阳光被四周高山丛林全给遮挡住，便误为太阳已经西斜下山去了。

我们休息片刻，喝了些米汤解渴，勿勿忙忙地安顿好住地。杨名珠同学在村上借到一些大刀、斧头、锯子等伐木工具。随后，包书璇、张九人两个同学留在村子上煮晚饭外，其余便跟着杨名珠同学前往山中砍伐树木。

走过一条较宽敞田埂和十多块即将要抽穗稻田，便爬上一个低矮的小山岗。再向前经过一个小山沟抬头往前一看望，便看见山排上那一片高大茂密的丛树林了。杨名珠同学敏捷地爬上山岭的一大片树林处，往回向大家打了一声招呼，并往丛林中指了一指后对大伙说：

“大家就在这个山排一带，随意挑选那些高大适用、笔直的红槌树选砍伐合格的六七棵就足够了。每棵砍下来裁断为三米长的几段，方便抬扛回去。伐木时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大树倒下来的时候。”说完后，大家便两三个同学为一组分别去找树砍伐。

不一会儿，便听到‘噼噼劈劈’的砍树声在这深山密林中回响。随后不久，便是‘炸’的大树栽倒下来的响声。

听到响声，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兴得跳起来并齐声高呼：

“啊！又砍倒下一棵！”我和班长黄江智同学为一组，正砍伐一棵长在半山腰十多米高，一市尺直径粗，完全可截断为三米长三段的红槌树。我用大山刀接连不断地砍了十多分钟后，黄江智同学叫我歇口气让他接着继续砍。看得出，他砍树有着丰富的经验，想放树往那个方向倒下，就能让它往那个方向倒下，一点也不用担心。

其实，关键便是砍伐时掌握好大树重心的倾向是关键所在。果然不出所料，大树很听话似的沿着路边倒了下来，一点也不差，真准确！然后，我们用锯把它锯断为三段，摆放在小路边上。

“王飞，我们两个都是班上最高的，明天我们配合同扛较粗的一段好吗？”黄江智同学征求我的意见。

“好的。”我满口答应他的要求。

接着，只见他用大刀很快砍伐好两根小树丫，约有人头那么高。我不明白，这两根小树丫它有什么样的用途？于是，我便问他，只见他说了一句：

“用它进行抬树累了时换肩膀用的。明天你便知道他的作用了。”说完后，我也不再追问下去。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对杨名珠同学说：

“天快黑了，我们快回去吧！”“不用怕，天不会黑那么快的，还早着呢。大家把砍伐下来的树锯成段后，再统计一下砍够了没有？”杨名珠同学很有经验地对大家说道。大家便听从他的指挥，统计一下所砍下来的木材便知道己经差不多了。明天早上，只要再砍多一两棵就足够了。收拾好工具，空手的同学顺便抬上几根。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不一会就回到住地。

也许是劳累了一整天，大家吃完晚饭后，痛痛快快地洗了一盘热水澡。躺倒在床上不一会儿，很快就呼呼入睡了。一觉到鸡啼，睡醒时天己亮了。

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休息，第二天大家又精神抖擞地投入继续砍伐树木的工作中去。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便把还不够的那部分全都砍锯好了。于是，我们便一次性运出到村上的地平放好。那些做小推车把手是较长又直的，便由两个同学抬扛。较短又轻的，每个人背一根。

吃完早饭后，大家向村上的社员告别。山区的老百姓特别好客，都站在村边欢送我们，希望我们以后再来。

一路上大家相互照顾，不让一个同学掉队。要是累了便大家一块儿就地休息。

我和黄江智共抬一根，我在前面，他在后面，步调一致，配合默契。要换肩时，声明一下。然后，便用那根有丫的木棒顶住沉重的树干。让它稳住，再行换肩，换好再走。

那时候年轻力壮，只要咬咬牙关便能顶住。因而从一开始，也并不觉得累。

走了近一个多小时快将到水鸣墟了。于是，大家便加快步伐，准备在水鸣墟玩玩，休息休息再走。其实，水鸣墟也不很大，除了一两条小街和一些墟亭外便没有什么了。由于当天不是墟日，人来人往很少，显得冷冷清清。水鸣初中在附近，我们中也没有同学在这里读过，人生地疏，不便进去。

大家休息半个时辰后便继续赶路。可能休息大久，我反而觉得有点累了，特别是肩膀已经开始疼痛起来。我频繁不断用那根木丫顶住树干换肩，又不断用那根木丫帮助，使树干重量分散到两个肩膀上受力。有时，我回头看了黄江智一眼，好像他把树干大多移了不少在他那端似的，要不，我为什么觉得轻了许多。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也像他一样，又抬进一些……

其实，大家此时都有点累了，只是嘴巴不说罢了。

走了近一个多小时了，我们便在一棵大榕树下休息。有些同学此时实在走不动了。虽然嘴上不说，大家心里都清楚：昨天走了大半天的路程，去到后便马不停蹄便上山砍伐大树。今天一大早又再次进山砍伐，吃完早饭便立即抬树上路。现在己熬了大半天，正是肚饥口又干的骨节眼上。俗话说得好，正是“猢狸累，狗也累”的时候，心里想，要是此刻有人能帮上一把，该多好啊！

“大家看，前面有一帮人往这里来，一定是班上派生力军来支援我们来了。”黎富盛同学说完，便往北方向用手一指。于是，大家都瞪大眼睛朝他所指的方向一看。接着，大家便异口同声地说：

“肯定是援军来了，也应该是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了。”越来越近，果然不出所料，只见林宗扶和朱为能等二十多个同学往我们走来。

“奇怪，有些并不是我们班的，而是35班、36班的。”我们正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是朱里根班主任叫林宗扶和朱为能和高一其他两个班的班长联系，派些身强力壮的同学前往半路接应一下。他们知道了，两个班的班长便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这个请求。

有了这群生力军来支援我们。于是，我们便全部把担子都交给了他们。这才放心地和他们一块儿回到学校去。

回到学校后，朱里根班主任亲自到房间看望我们，并说：

“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会儿到食堂要热水洗一盆热水澡，再好好睡上一觉。今晚大累，你们就不用上自修了。”后来，学校的木工帮我们做好了几部手推车，对运送肥料工作真的帮了大忙。

其他两个兄弟班有时要使用时，我们也毫不犹豫地借给他们，并也何无怨言。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班嘛！

有诗叹曰：

当年深山砍大树，    路远树重够辛苦；为了实现车子化，    兄弟班级互帮助。

（198）今日被拷往牢房

那是上个世纪的1958年4月某一天的上午，我们正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老师上课。

“当当当，当当当……”阵阵急促的集合钟声，惊恐地响彻整个校园上空。

全体师生员工马上赶到内操场集中，大家惶惶不安地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便看见十多位持枪和带着制手拷的公安人员，正站立在食堂前面的鱼塘旁边龙眼树底下。当着全校师生面前，宣读公安局签发的‘逮捕令’。

每当读到名字的老师，便一个一个地站出了人群，在围观人眼下站成一排。

我正好在他们的跟前，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得很清楚。凡被叫到名字的老师，个个面如土色，额头冒汗，低垂着头，内心里十分不情愿看见那十分熟悉的学校老师和同学。有的全身都战战兢兢，惊恐万分，不知所措。

在被逮捕的其中有些老师我并不认识。但是，当我看到那位善于在课堂上讲课，且上我们的历史课已经一个多学期的李兴老师，正在被两个公安人员用手拷拷住他的双手。此时，我的心情突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看见在李兴老师旁边有一个高个子的中年老师，他却泰然自若地脸上带着一种冷漠的神态，好像显得有点轻蔑的样子。他反而主动地伸出双手，大大方方地让公安人员给他带上手拷。真像革命战争年代中地下党员被逮捕时那种誓死如归的情景。

这时候，班上的朱汝松同学轻声地对我介绍说：

“他叫覃甲昆老师，曾经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除了他俩以外，还有苏锡珍、陈熏模、何义信、蔡前模、王贞明等好几个老师也当场被宣布逮捕。于是，公安人员当场便把他们全部扣押带走。

后来听说，还有未逮捕的梁建忠等几个老师也带上右派分子帽子，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组织处分。他们究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孽，会遭殃到被逮捕法办的这个地步呢？难道他们真的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或者是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历史反革分子吗？我正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听人说，去年暑假和寒假在容县集中开展反右派斗争运动进行得十分尖锐激烈。在运动初期，首先大家畅所欲言，进行大鸣大放，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便将其中的少数认为有右派言论的人抽出来，进行面对面的辩论，甚至围攻。此时，遭受到辩论甚至围攻的少数“右派”或有“右派”言论者，他们在思想上极度紧张。其中，有一位博中高中部的数学老师叫做杨枝权。由于他经受不住这样沉重打击，一时在思想上想不开。于是，便在某一天的晚上，独自一人，惊恐万分地走到附近的一个山坡，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当地群众所发现。

可见，当年这场反右派斗争运动，真是触目惊心，让人感到多么的惨烈……

我记得，昨天下午上第五节时，李兴老师还在我们的教室里精神抖擞、幽默风趣地给大家讲授《世界历史》中‘巴黎公社起义’这一光辉灿烂的历史事件。

当时，大家还一面津津有味地听他的讲述，一面还不时地提出疑难一些问题。他也还耐心地对我们进行详尽解释。谁会意想到事隔一天之后，竟会如此……。

李兴老师所讲授的历史课程水平很高，对学生很有吸引力。他能把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有什么教训和历史意义都讲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使你学了很容易记牢。他真不愧是一位少有的，学识深厚，知识渊博，不可多得的高中历史教员。

不知为什么，在一个多学期的每次听他讲的课，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不随便联系现实生活去加于发挥，或加上自己的评论与看法。只是照本宣科地把书本上的内容完整无缺地讲述一遍而已。也可能是他对课本大熟悉了，很少发现他有讲漏或讲错了的。唉，真够利害。难怪他经常都是上毕业班的历史课程。

听旁人说，他经常能中肯地猜中许多每年历史的高考试题。于是，学校领导和他授课班级的学生，对他的历史教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今天早上，他站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低垂着头，面色苍白，狼狈不堪地像一条‘落水狗’一样显得那么悲惨。公安人员当众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之后，立即被带上手铐，和那几位被逮捕的老师一起，被永远地带出了校园。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回来。

后来，就不知押解去那个劳改场进行管制和劳动改造了。从此，我们便失去了一批上课很好的老师中的精英，对博中的教学也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当年在我内心上，真有点感到难以割舍和惋惜。但是，却不能也不敢说出来罢了。因为这是大是大非和“阶级立场”问题呀。

有诗为证：

紧急钟声在召唤，  逮捕法办为那桩？

昨日堂上侃侃谈，  今日被拷往牢房。

（199）一场反右大风波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都要逮捕法办，并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从此以后，便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再加上‘右派分子’成为了‘五类分子’，简称为“黑五类”。

直到八十年代前，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成为首当其冲被斗争的‘活耙子’，根本上失去中国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从此，二十多年来，他们便成为中国新‘制造’出来新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

他们之中的子女也同样遭殃。因为，他们又有了另一种名称叫做‘黑五类’的子女。这样一来，在政治上从各方面都受到别人看小和岐视不说，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参军、参干、升学、入团入党，甚至恋爱结婚等等。

还有另一个历史老师叫王贞明，他只代过我们班几节历史课。我认识他并对他有深刻印象：中等个子，年纪大约已四十多岁，说话轻声细语，上课时常戴副眼镜，皮肤微黑粗糙，头发也开始花白，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文弱书生”，。

我曾听班上的黄江智同学说过，他对学生特别好，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并与我说过这样一件关于王贞明老师关爱学习的小事：

“有一回下了晚自习，在回宿舍的路上，有个初中低年级学生无辜地挨了高年级同学的欺负，气得这学生坐在池塘边那棵老龙眼树下哭泣，谁劝他都不愿回宿舍睡觉。自修后王老师正好是值日老师，碰见后就跑来劝他回去睡觉，左劝右劝他死活不肯回去。于是，他就干脆把他抱回他的宿舍，让他在他床上睡了一宿。”这次，他也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同样地遭到了逮捕。后来，听他儿子给我信才知道，王贞明老师和其他几位右派分子老师一起被押送到柳江县劳改农场管制劳动。【1】

在劳动改造中，由于劳动艰苦，年老体弱多病，加上医疗条件大差，便在柳江凤凰农机医院含冤去世。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埋葬时只有他的爱人——博中的语文老师秦玮玑一个人去。就这样草草地给埋葬了。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亲属亲自前往经过多方面寻找，才发现在坟地上用一个火砖刻了个名字竖在坟墓上做为墓碑，将他的‘王’姓还刻成‘黄’姓。

当年划右派时，王贞明老师他是最后一个才被划上的。因为，上面分配到学校的右派指标还差一个。于是，便把他放去充数。原因是他曾当过国民党军官，搜查出在他床上留有一条宽大的军官武装皮带便作为其‘罪证’。再加上其他所谓的一些右派‘言论’，‘矮子国选高佬’般无疑便该是他了。

然而，这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大多都像慈祥的父母一样教育我们如何做人、教我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全面关心我们冷暖的好老师。

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都是有专长的宝贵人才。例如，其中有一位叫做苏锡珍的英语老师。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出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能懂得十三国外语……

要知道，当年国家的知识分子实在大少了，他们本来就是国家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年来，他们竞竞业业，埋头苦干，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为国家培养人才。

尽管他们可能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或思想上一时跟不上突飞猛进与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但是，也不能都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嘛。更何况，在战场上放下了武器的敌人，都能按照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对待。而现在，他们已经勤勤恳恳地为新中国服务了七八年之久，怎么一下便会变成为了以人民为敌的妖魔鬼怪呢？我们那时候根本无法去理解这些问题。

我记得，1957年高中入学后才一个多星期，我便从那些在学校办公厅四周墙壁上张贴的大字报专栏中知道，他们这些被逮捕的老师，大多数在解放前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伪职员、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等等。再加上在1957年上半年，党发动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中，他们在会上，也许曾说过几句逆耳的话；或平时在与同事的交谈中也曾说过的一些话与毛泽东所讲的判别香花毒草的“六大标准”相符言论，在运动中的大字报上揭发出来。于是，这些便当作划他们为右派分子的条件了。

我还看见，在大字报专栏中列举了他们许多所谓的“右派”言论，如：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要退出学校’。

‘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

‘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苏政策……。’。

‘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基层单位的领导。即‘党天下’’……

大字报专栏中还写到：

这‘形形色色的反动钢领，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党的形象，夸大现实中存在的困难，消极悲观。’‘反映农村生活贫困的，认为党的工作存在严重失误的，认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对建设成就评头论足的。’比如说，谁要反映某某地方有人吃不上饭，这肯定得算是右派言论了。

某人说，当地的党的干部成天不干好事，那肯定也是右派言论了。

因而，在暑假到容县集中学习开展反右斗争时，他们就已成为和其他中学的十几位老师一起，初步定为有右派言论者了，回来后又继续深入揭露批判。最后，呈报上级审查批准。按照当时的政策，从此竟遭受到如此严厉打击，真够残忍。

其实，人们对一种不良的现象提出批评，并不等于是对政党或制度怀有敌意。换成另一个国度，同样的劣迹，人们也同样要深恶痛绝。

我开始隐隐约约感到，周围变得是那么狭窄，“解放区的天”并不都是“明朗的天”，再回想到当年目睹的土改运动中的现象就不觉为奇了。

我想，毕竟这是社会上的事，是长辈们遇到的，以为跟自己目前的学习生活不相干吧！然而，我的想法错了。紧接着，在1959年底那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中，在大多还是年幼无知的中学生当中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插红旗，拨白旗”等运动。实际上，就是当年“反右”斗争的做法的延续和翻版。自己也不知不觉中卷入进去，从而真正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这是后话。

几十年后，经历过多次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对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历史的决议》的学习，我对当年发生的许多问题的前因后果，才有了真正的了解和认识。

本来，在1957年4月底至5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和邀请党外人士自愿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当时，党外人士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了不少善意的意见、批评和建议。结果，这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言论，大多被认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凡是发表和赞同过这些言论的人也都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反革命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右派分子”。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

“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然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是以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知识分子为批斗对象，以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与戴帽子为策略和手段，以防止或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为目标。以期达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内，夺回或收回给党外人士部分领导权，而树立毛泽东及其思想绝对权威统治和个人专制独裁为目的的一场思想政治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到了1958年6月，才基本上结束。

这场运动中，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五十多万，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十多万，揪出反党右派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等二十多个。

经过处理以后，大多数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公职、党籍、军籍、团籍、学籍以及降职、降薪等处分。并在劳改、劳教、监督劳动中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达二十二年之久。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事件作了历史结论。决议指出：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年，我们学校那些所谓右派老师的右派言论，若全部符合事实。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是非已经分清了。

第一，这些‘右派’的言论大多都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第二，当初大多数所谓‘右派’，都是应邀发表意见的，而且其意见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事业的忠心。因此，一切强加于这些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都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冤案！被打成'右派’的人，不仅本人身心受到极痛苦的折磨，也使国家和人民丧失了无数精英。因而，使社会发展削弱了动力。

第三，‘反右斗争’是压制民主、破坏法制、摧毁最活跃的社会生产力。因而，它的性质是反社会进步、反历史潮流的。

以上，是后来党和人们对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斗争’运动的反思与看法。

几十年后，当年在博中被逮捕的右派老师都已过世了。其中，我知道的李兴、王贞明和苏锡珍三位老师，是在劳改农场因劳累过度，加上思想上的折磨，而又因年老体弱多病，不能及时得到治疗冤屈而死。

他们的子女后来都未能升学。几十年来，受到各方面的岐视与磨难，只靠自己顽强拼搏而活下来。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从根本上有所作为。

据传，原来玉林市委书记李继恒就是李兴老师的儿子。这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八十年代后，已全部给右派分子脱帽，他们子女能入党当干部的例子既不胜数。也不足为奇。

有诗为证：

一场反右大风波，    冤枉委屈奈无何；本是亲朋当敌看，    人为运动荒唐多。

【1】

王飞兄：

看了你写的大作《风雨人生路》中（第三卷）《第四章青春年华（上）》的《高中入学记事》中《（二）一场反右大风波》写得很好很实在。我补充一点你没有看到或没有知道的一些当年反右派斗争情况。

记得1957年时，我是初中109班的学生，“反右”之初毛氏的《人民日报》说得很明白，号召全国知识分子都给党提意见，提建议，让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给知识分子定下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十六字方针，并声称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棒子，不扣帽子。”到了“反右”后期，却反了脸，说成是‘引蛇出洞’，一夜之间‘红脸’变成了‘黑脸’，说话不算数，成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证明。

1958年4月间的一天早上（这些天来都是我们学生种木茹的时间），突然紧急集合，在大操场列队。当场全校十个右派老师被捕了。九位老师是‘右派’，苏锡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在逮捕时是和右派是和区别对待的。当时，九位老师面如土色，抖个不停，毕生中第一次秀才遇上兵。

唯有覃甲昆老师镇定自若，面带笑容，全不当一回事。因为他解放前搞过地下革命，被国民党捉过，关过监牢。想不到不幸的是解放后他同样免不了牢狱之灾。后来若干年后，覃老师有幸出狱，回博时老婆为了与他划清界限，不接待他，他只好孤零零地住进了小旅社。

我和王祥强夜里去拜访了他，他心灰意冷地说对和我们诉说。

从此，他回乡隐性埋名，让自己从此永远消失在大伙视线之中。

我父亲王贞明病逝于柳江凤凰农机医院。到了八十年代，我当了爆竹厂长，有时间带了保卫科长（武警复员）去了柳江农场农机医院旧址。离医院不到一百米远起处，一列列的坟墓伸展到了看不到尽头的远方，每个墓之间相隔不到一米，墓碑是一块砖头。

我父亲的墓碑上刻有“1961.4.30.黄贞明”。埋葬时我母亲去了。黄是王的误笔。我母亲秦玮玑也是博中语文老师，她回来后受不了这种重大的打击，大口大口的吐了血。我母亲坚强地用瘦高的身体，何不低头挑起养育六个子女的重担。这就是我们六个子女对她孝顺至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右派的墓碑无声，但我看出全部都是知识分子的名字，是老师、工程师、医师，全部死于非命，是饥饿，疾病非人的待遇夺去他们了最宝贵壮年。我到了芒草萋萋的荒坟堆处，怎样寻找父亲的墓呢？数不清的墓堆，哪一堆是我们的父亲沉睡之处呢？单凭我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

我找到了农场农驻该处的小队，以每人十元的酬金，发动他们去帮忙寻找，结果还是老天保我自己找到了。我让一对中年夫妇职工去挖掘父亲的遗骨，给了五十元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竟想不到是，才挖了一尺多深，就挖出了尸骨。尸骨已严重损坏，但遗下的牙齿，细白密整洁我就认出是我父亲的。棺材是床板钉就的，已腐烂了，遗下了钉子，我也捡了回来。

中年夫妇职工挖掘时，带来了雨伞，为父亲尸骨遮阳，挖起的骸骨就在摆放在旁的麻包面上，用我带去的绸布包了回来，无数的荒坟，只有另一个右派的遗骸移走，当时我想，死亡右派的子女或者都还处在贫困之中，还无能力来办起这些事，可以想象右派的子女在农村是美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劣等公民，在政治上是受压迫，在经济上必定是受欺榨，他们的处景便可相而知的。

我是例外吧，邓氏改革开放后，我当了供销社技术员，炮竹厂厂长，八千多人的村长，化工厂厂长，并入了党。我想李纪恒是李兴的儿子的话，是合理的，正象我是王贞明之子一样，我和他都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不再盲目追求真理和正义，已懂得去面对现实。

在我们村上老党员之中，已很少有一个诚实的、正直、为民民的利益舍命去奋斗之士，当然这也包括了我。你想当年彭德怀说了真话，被评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总头目后，还有谁敢说真话？反右斗争更说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环境。周恩来总理当年曾‘说了不该说的话，干了不该干的事，但人民原谅他。’连周恩来总理这么人格高尚的人也不得不就范，何况我等野民？

十三万斤亩产的稻谷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否定它的真实性的，但当个党员中谁敢讲了真话？在我当年当村长时，每年填了几十项上报的表格，每关于村里计划生育，生产，生活的，但除了‘自然死亡’一栏属实外，没有一句真话！

毛说，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是好的，只有百分之五的对党和政府不满。他的这句话就成了在机关中评人数的百分之五为右派，如果这个机关评不上百分之五右派，就是这个机关右倾了，机关的党的领导就是右派！

当年博中上面来的指标是十个右派，我父亲就是最后一个。当初已定了九名右派还差一名。我父亲与母亲私下说：“最后一名右派，不是我就是朱启潘了。”最后评上父亲当右派，而朱老师在评右派时躲过了。但在文革期间也惨死于街道上的乱石之下，同样是无辜的悲哀！

我父亲平反时，法院、教育局来人到我家，母亲内心感到悲哀，表情冷淡；我也觉得平反是政府的需要。但与我们已无关，已影响到我们的升学与就业已定了，“平反”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当年在某熟人的帮助下，在法院要得了一点补助，好象是的450元是给久病的弟弟治病的。当时，农村买一头牛要1000多元，而我父亲的命就只值半头牛。当年评右派是经法院判决的，父亲的罪过是三条：

一、提出学校由懂教育的知识分子领导，排斥党的领导。

二、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反对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党的教育政策。

三、提出农民生活不如工人干部，挑拨工农关系。

社会在向前进步，整个世界都会走向进步，中国也会走向进步。但不可能企望大急，路一步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急不了的。毕竞现在与毛时代进步了许多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反思过去，接受教训，不会再重蹈旧路，这就是回忆过去的荒唐故事的意义所在。

望斧正。

                                            王祥熙     2009.7.23．

附记：

我和你妹王伊在博中初中是同一届，也同是校运动员。一九五九年参加地区运动会，我曾获得少年组一项冠军，得了十分。当年王飞是跳远、跳高、短跑运动员，很帅气，很出色，而我是默默无闻的小辈。

王飞被放回家务农时，我见过一面。当时他形态憔悴，脸有菜色，身体高瘦，神态忧郁，腰背微驼。因当时我也同处囹圄，颇有同感。一刹那间，给他照了个相。至今仍清晰保存于脑海。我有时健忘，有时却记忆惊人。如我的母亲秦玮玑（博中语文老师）小时候给我念了她上小学时的一首白话文新诗（当时正是文言文进入白话文之初）：

“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巷前骑竹马，巷后搞泥沙，至今已长大，心事乱如麻。”至今不假思索，时隔数十年，陈年旧事，有些还十分记得。

我因父亲王贞明是右派，十几岁就下放回家务农，当了一辈子农民。我读博中时是校运动员，回乡后是农工，也会武术，就连陈国才（化工厂工程师）朋友也当我是有生意头脑的粗人。

有一次他约我：“你不会写格律诗，可以写一些山歌来发表。”（他时任博白诗联刊的主编。）可见他对我的文学底子是不知情的。我早就有写回忆录的念头，写红色海洋的上面的幸运的飘浮者，也写沉沦于海洋底层那些沦为渣滓的不幸者；少写阳光灿烂的春夏一面，多写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的秋冬阴暗面。我不愿当奴隶，却当了奴才，是王琳（《红土地黑土地》的作者）当年曾讥笑过的。

我父亲王贞明一生正直，不吹，不赌，不嫖，少饮，是人之师表，正人君子，但不得善终；而坏人却能甚嚣尘上，得福得禄。博中弟子（你我也然）有蔡世雄者（蔡前模子），持才清高，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文革期间一绳索命。高甲潮（高甲球弟）也宁为奴隶不为奴才，后被枪杀。王琳者孤高自傲，大队主任，队长，他都不瞅在眼里，故每有风吹草动，均在被批斗的第一对象，吃尽了苦头，始终不悔。

高福桂校长评论我父亲云：“此君并无大错，只是不识时务而已。”我知道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道理。我适应了社会，当右派分子儿子的我，在农村从没被批斗过，连批评也没有受过。并适时地当上了供销社的技术员，乡镇企业的厂长，入党，当村长，我算是不幸者的群体中的幸运者。

我即将要写下的回忆录是社会的实录，趣闻，也有社会的怪事奇事，是哭笑不得的政治。我忠诚于现在的党和政府，但对过去的错漏，真诚地给予记录和评说，鞭策，不留情面。

我还没有动笔，但书名己定为《陆沉》，取自秋瑾女士诗“莽莽神州嗟陆沉”句。当年她嗟神州沉沦于满清的入侵。石达开将军也嗟“忍今上国衣冠沦于老狄”，也感叹于的是神州大陆沉沦于外族。我感叹的是大陆沉沦于一片红色海洋。

王飞写的是人生的坎坷风雨，也有许多儿时的趣事；我将记下的是大刀阔斧的生死和悲欢离合，是社会的实录，将为以后的研究者留下一点近似史料的东西。我将实行实名制，百年后见世，为防挖墓鞭尸，留遗嘱火化不留骨灰。

我久不提笔了，许多词和字都忘却了。但我的文学思路不错，文学思路如潮涌，常常提起笔来，手写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脑子所指挥字句的速度，故常常草草而为，今早花了半个钟头便读完王飞的大作中《（二）一场反右大风波》后草草写几句，全无准备，一气而就，可能大幼稚浅薄，见笑了。

                                                             王祥熙     2009.7.23

（200）错划麻雀为四害

1958年开展的除“四害”的群众运动，作为大跃进的序曲，正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

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四害”之一的麻雀的高潮。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围歼麻雀。

博白县委也曾统一部署，从5月×日起大战三天，全县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此三天内，每天早晨七时前，参战人员必须准时进入阵地。大街小巷、村里村外、屋顶墙头、树上草地，锣鼓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四处飞翔。

当年，我们全县范围内，除了敲盆敲鼓之外，还有的人被安排用猎枪，拿弹弓射杀麻雀，还有投放毒饵毒杀的，还有用火烧麻雀窝，使到它无藏身之窝等等。

每天中午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

据当年的一篇县委通讯报道，全县在一天的突击行动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3万多只。

1958年5月，这一场“除四害”的群众运动运动，立即在全县范围内掀起时，有人曾经赋诗一首，诗曰：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毒害人类搞破坏；千家万户齐动手，擂鼓敲锣‘除四害’。”当年，毛泽东曾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那时候，人们相信，消灭苍蝇、蚊子和老鼠，可以消灭诸多传染病的病源。

当时，县委曾下发宣传文件中说过，消灭一个麻雀，一年可以减少六十斤稻谷损失计算，把麻雀大量消灭，大量的粮食就会被抢救保存。从而，便可以解决全县一万以上人的吃饭问题。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低下的条件来说，这种主观愿望，并没有什么过错。对于“四害”之首的老鼠，人们采用堵塞老鼠洞、烟熏、硫磺、下药等各种的方法来除鼠。当时，不少农村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都放满了密密麻麻的老鼠夹子。以至于老鼠还没有被逮着，有时反而把晚间上茅厕的活人给逮着了。

当年，我们博中也和全县一样，响应上级的号召，参加到这场大跃进的第一场战役。按照当时县委的统一部署，全校停课三天，配合各乡镇，在县城一带，打一场歼灭麻雀的全民战争。

我们班的阵地，便在登高岭顶附近一带的山头上。天亮时，同学们便在内操场集队，由学校领导宣布了“战场纪律”。接着，提前吃了早饭后，每班便出发到自己的“阵地”上。“战斗”打响后，全校各班坚守自已的“阵地”，绝不让一个麻雀在自己“阵地”停歇，只能使它在天空中不停地飞翔。并手不停的敲打面盆水桶，齐声地呐喊，让麻雀一刻也不能停歇。

可怜的那些拚命飞翔的麻雀，像忘命之徒，四处逃窜。刚飞到另一个山头想歇脚，马上又盆桶响声喧天，又不得不立即向四处飞翔。这样反复多次，便被活活的累死了，掉在了地上。到了下午‘呜金’收兵时，各班都将获得到的‘战利品’，全部集中到学校统计上报县委。

杨名珠同学在高中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同窗三载情百年》所写回忆当年的这场消灭麻雀的情景时，生动地写道：

“在开展除‘四害’活动中，我们到公园旁的小山岭上敲盆击碗，以浩大的声音驱赶麻雀，使那些频于奔命不敢栖息的麻雀终于摔倒在地。此时，我们欢呼，我们跳跃……”这样，全县在这三天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中，的确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战迹。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当年，晚造确实使水稻少受鸟雀损害。但是，那些以麻雀为“天敌”的害虫却逃之夭夭，并得到繁殖发展，又去危害人类。

对麻雀的‘功过’是非，一直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得到彻底公正平反。正如，当年人们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无辜迫害一样。现在，每当想起当年这种做法，就连这个小小的野生动物麻雀也难逃这场人为的劫难，真是可悲之极。

今天，麻雀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之一。但是，在那大跃进的1958年，麻雀在中国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当时各地的人们停止了工作和学习，各单位都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安排在指定的地点轰赶麻雀，。

据史料有关记载，作家巴金曾捧着一个铜盆在草地上整整敲打了一个下午，做事认真的巴金，打麻雀他都不偷懒。

当年的《人民日报》曾报道说，中国科学院有2000多个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战斗”。其中，包括有的鸟类学家，他们是一面指挥“战斗”，一面也违心地在轰赶这些益鸟麻雀。

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诗歌《咒麻雀》。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毒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这场运动甚至惊动了外部世界，当时一个英国记者把中国“除四害”运动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中国没有苍蝇》。

根据当年不完全的统计，这一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结果，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中国城市街道的两侧的树叶几乎全部都被害虫吃光了。

有诗叹曰：

跃进年代事荒唐，  原灭四害好主张；错划麻雀为四害，  人妖颠倒实冤枉。

（201）大搞运动人整死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运动”是怎么回事。那年代，许多人觉得经历“运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认为“运动”会锻炼人。说来也是，在文革和文革前各种“运动”实在太多啦，许多工作都要通过“运动”的形式开展。不管结果怎样，总要搞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似乎已成为了开展任何工作的主要手段。

学校开学后，在全校各个班级中立即掀起开展的大搞勤工俭学运动，后来认识到只是执行了教育方针的后一部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教育方针才真正知道和领会，必须坚持周恩来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要全面贯彻执行，还要同时贯彻执行前一部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算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要使学生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必须要进行“兴无灭资”，即大胆揭露同学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言行。一句话，就是要从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揭露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为，从而在根本上认清它的危害性。

要使同学们真正做到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使到人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于是，便以这个作为奋斗目标，将它列为当年学校一切工作中的头等大事。

为此，学校党支部便在全校师生中，采用去年反右派斗争中惯用的做法，进行大搞“四大”，即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

原来，学校党支部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充分地运用“四大”手段，通过这种群众运动形式，充分暴露同学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再利用大辩论的方法，提高全体同学的政治思想认识，从而达到‘兴无灭资’的目的。

实践证明，政治思想教育采取群众运动的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是错误的。因此，每当回忆当年的这种错误做法情景，大家都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为了在开展‘四大’，也就是‘兴无灭资’这场运动能走在各班的前面。在召开班团干会议上，班主任要求我们每个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在运动中起先锋带头作用。不但要发动同学积极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揭露各式各样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言行，还要敢于暴露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同时，要敢于结合批判一些同学暴露出来的右派曾散布过的言论，以提高全体同学对大是大非问题的辨断能力，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迷失方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运动刚开始时，大家都能按照当初愿望实行，大字报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错。但是，后来便变成我们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情景，即渐渐地演变成为进行个人互相攻击，无限上纲上线。甚至集中专门攻击少数的几个同学的偏向上去了。实际上，已变成了多数围攻少数的一种局面。

同时，大字报所使用的语言口气，又相当尖锐和刻薄。有些同学还画了一些不堪入目的漫画，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辱。简直到了非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境地不可。

当时大字报所写的内容，不少都集中在一些超出一般男女同学之间关系的那些敏感问题上。不少人甚至还把平时生活上一些枝节问题，进行‘小题大做’，至使挫伤了一些同学的自尊和人格，带来很不好的副作用。

我也曾带头写了一些大字报，也写了不少在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好逸恶劳，讲吃讲穿，贪小便宜，沾轻怕重，骄傲自满，害怕困难。

甚至在辩论大会上的发言中，大胆地把平时与王文辉私下议论××班的女同学×××最漂亮，以后找爱人也以她为‘参照物’等隐私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真算是达到了胸怀坦荡，无所畏惧的境地。还说到在初中时，就‘喜欢’上了比我高两个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并写下了不少情意绵绵的日记，笔记...…

这种带有自我批判性的发言，也的确深深感染了不少同学。从而起到使大家变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当年，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的确使到有些同学受到各种大字报攻击后，存在满脑子的糊涂思想，甚至觉得在同学中威信扫地，毫无脸面。

班团干和班主任意识地觉得问题严重，怕这些同学他们一时想不通，会走到去寻短见的地步，或从而做出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我的印象中，便有王文辉、阙素兰、黄征旺、高庆刚、刘汉民等同学在这次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是比较突出的。

当时，班中许多同学都认为王文辉同学的性格怪怪的，又写了不少大字报不符合当时潮流的看法，他对同学们所提意见的抵触情绪又很大。因此，大家都担心他受不了。于是，班团干和班主任看见我平时与王文辉关系较密切，又同是从凤山上来的，他会听我的话，便叫我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以防万一。

后来，我接受了团组织和班主任所交给我的任务，在课余饭后总和他外出谈心，多方关心开导，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不至于发生意外事故。

五十多年后，他给我写信中，还说到当年的这些往事：

“我们是八年同学，特别在高中是好朋友，渡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有些问题，我一时想不开，也多得你的热心帮助和关心、开导，使我摆脱困境。……在当年的笔记本里，还有你给我题写的充满激情和友好的长诗。但未留日期，不知是初中还是高中时代，但我所记录的都是高中时代的往事。这是你对我的情感和胸怀是多么宽广，多么可敬啊！”黄征旺同学是这次运动中受到冲击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在高中入学五十周年聚会纪念册《同窗三载情百年》所写回忆当年的这场教育大革命中进行的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的情景时写道：

“1958年夏天，高中第二学期突然来个大呜大放大字报，一夜天光，我被一些同学写的大字报贴满了所在教室的外墙上，并配有羞辱我的漫画，同学们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在看热闹。当时定我两条‘罪名’：一是因我说一句：‘我们再过二十年也赶不上苏联’定我为右倾分子；二是因我喜爱唱歌跳舞，先跟朱善如好，又跟二、三位女同学配对舞演出，定我为‘乱爱’专家――坏分子。好像同时被放大字报的还有高庆刚、刘汉民等同学。我们几个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他们鼓励我振作起来，面对现实，但我怎么也振作不起来，好像无脸见人似的，不敢再出宿舍门。当时为了不影响朱善如的升学前途，我决定装病休学，但是班主任和校领导都不准我休学，要我当反面教员批判，他们说了你现在休学，复学时必须参加补考才能复学，这是多么‘悲惨’的世界呀！我无可奈何回到贫困的乡村，贫困的家庭。此时脑子里出现两个字：‘死’和‘恨’。怎么死法――不知道，死后老母亲怎么办――不知道。恨――恨这些同学为什么要加油加醋，置我于死地。当然这种‘恨’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已经过去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有诗为证： 教育方针要实施，  大搞运动人整死；反右做法搬来用，  思想工作哪适宜？

（202）暑期糖厂去打工

在一生当中，许多事情也许会很容易遗忘。但是，那些是第一次做过的事情往往会很难忘记。像第一次参加暑期糖厂打工的勤工俭学，由自己能够挣钱的这件事，我就永世难忘……

那是上个世纪的1958年暑假前，也就是高中第二学期快即将结束的一天下午，听有些同学议论学校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已协商好，利用暑假期间，组织部分高一学生到亚山糖厂参加建厂劳动。这次劳动是一种有报酬的勤工俭学活动。它的收入全部归学生自己所有。凡是自愿参加者便到各班的班长处报名。

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大家都欢喜若狂。特别是像我这些非农人口的学生尤其如此。因为，过去每逢放寒暑假时，我不像家在农村的同学那样，回去后可以帮助家里做这干那，也可以做生产队里的劳动为家里挣些工分。而我却是闲得没事，也找不到事干。

现在，有了这份有收入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个暑假的几十天时间，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增加点额外收入。也可以解决部分下学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或零花钱。因此，对于像我们家里姐妹多，又读书，家庭收入又不多者来说，正是如同雪中送炭。另一方面，都是同年级同学，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同时，又是以班为单位也便以管理和领导。因此，干起活来一定是很愉快和开心的。

我心里想：能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增加点额外收入，对于每个参加者来说大都是平生的首次，这就更有意义了。

我们班报名参加者有三十多个，女同学的大部分都报了名。其他两个班报名参加的人数大都差不多。

刚刚才放了暑假不久，大家便捡拾行李，一早便集体步行到亚山去。

亚山离县城只有二十多华里，而工地离亚山圩才三里路左右。因此，十点多钟便到了工地。

我们住在临时搭起来的简陋工棚里，每班住一大间。全级女同学住另外距离较远的一间。伙房每班一个，就在住房不远的露天处。劳动的一切工具和所有的炊具都是工地提前准备好给我们的。

另外，工程处还额外对参加劳动的同学每天补助一定数量的粮油，以保证这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需要。当大家把住地安顿好后，我们约了几个同学到四处看看。毕竟这里还是一个佰生的地方。听说，这次到来所干的工程任务，是修一条从南流江边到糖厂的大道。还要从南流江挑沙石。但是，主要的工程是挖土方和担土方及平整路基。算计报酬方法便是以所挖土方（或挑沙石）加上挑土（沙石）路程计算的，这是当年所有工程项目中惯用的按件计工的按劳取酬的方法。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相信他们也不会亏待我们这些学生哥的。

于是，我们沿着田间小路走上一块块的坡地后，一直往前走到江边去。

不一会儿，南流江就出现在眼前，河道好像比博白新码头稍宽阔些。因为是雨季，河水也涨起来还有些浑浊。不时有些帆船在江面上行驶。当时陆上的汽车运输还很少，因此，南流江便成为不错的运输通道了。

我们猜测，筑好这条通往江边的大道就是为便利于从水路运输那些建厂房所需要的材料，如石灰、竹、木、沙、石等。另外，糖厂建设好后用水量需要很大，便也可以在这里建个抽水机站解决。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猜测很对。后来，我们问工地的负责人老罗，他也是这样说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走上工地开始这二十多天的勤工俭学劳动。

首先，便按照施工员小刘预先测量好用石灰粉和木桩做好的路界，在指定的地段工作。基本上每班一段，互不混淆。我们班那段正好在路端。

我们班的人员配备是二比一。即两个挑土配合一个挖土的，做到大家都忙而不乱，没有闲人。其中，还另指定有三个体力好的男同学是“机动部队”，即是当挑土的在等挖土时便参加挖土；当挖土的闲置便参加挑土。这样一来，便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和朱为能、黄江智三个便是“机动部队”的成员。

第一天劳动下来，大家都觉得比较累。于是，要求晚上每个同学都要洗热水澡，特别是女同学。朱光锦算是女同学中的大姐姐，女同学的一切都由她负责安排和领导。

大家都是在这个学期的各项勤工俭学活动中经受过多次劳动的锻炼，对于像这样的劳动工作已经习以为常了，完全是可以胜任的。同时，大家也知道“三日肩头四日脚”这个规律，只要熬过了这一关便没事。

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小伙子对于干这些体力劳动倒没什么。就是劳动后觉得肚子特别饿。实际上每餐有菜没菜吃一斤米饭对谁也是平常事。

到了晚上睡觉，一躺倒在床上便能呼呼入睡，一觉天大亮。那里会有在学校因为学习紧张、压力大，常常失眠这回事。

当年，我们对此都深有这种感觉和体会：体力劳动真好！

就这样劳动了三天以后，到第三天快收工时，工地施工员小刘便到工地上进行检收。我和班上几个班团干便留在那里一块参加验收工作。

丈量土方是丈量实土方的。如果是四四正正就好办，但实际丈量起来并不是这样简单。待小刘他丈量后把结果告诉我们时，我们又试用课堂上所学过的另外一种方法丈量一次，结果也差不了多少。似乎施工员小刘还有意放松些给我们，也算是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一种‘照顾’吧。

回来后，我们几个又详尽地计算了一下，平均每个同学一天的收入有一元六角，扣除每天的伙食费还余一元多。照此计算一个月下来近三十元左右的结余，这收入在当年也算是不错的了。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班的那两个炊事员，除了做好两顿饭外，有空还一块到工地去帮助挖土、挑土的工作哩。

就这样连续苦干了十多天，有一天正好整天下大雨没办法开工。于是，大家就只好在工棚呆了一整天。有的躺倒在床上睡大觉进行养精蓄锐，试图把这些天的疲倦全驱散；有的在打那一副已破旧不堪的朴克牌以寻乐趣；有几个走象棋正杀得难解难分；没事干的就在一块或走到其他班去‘车大炮’聊天。

后来才知道，因为天气误工的也只给伙食费，没有工钱发。这种情况在二十多天里就是这么一次了。

做了二十多天也快到八月中旬，我们三个班的同学终于把这条近两里长的大路修好了。到离开学还有十多天决定不再继续做了。有些同学也要回家，有些同学也想休息一下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有诗叹曰：

暑期糖厂去打工，  劳动辛苦心轻松；平生首次挣钱使，  勤工俭学好校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