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暖骤寒时节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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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暖骤寒时节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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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暖骤寒时节 一、 2012，说来就来了。甭管玛雅先知的预言是否灵验，老天爷变脸确实没谱。元旦忽逢雨纷纷，冷空气来势颇猛，不知道是人老了怕冷还是地球大气层变冷，今年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冷。于是猫在家里，阅读兼打字。又似乎江郎才尽，觉得有话题要唠叨，却不知从何说起，该说的差不多都说过，人家该做啥照样做啥，让你们尽管说废话。看书读网文，同样似曾相识，读不到新意思也就味同嚼蜡。 及至元旦假期将尽，老伴发牢骚了：“一连几天闷在家里，到哪里去走走吧！”到哪儿去呢？想不出一个让人吊得起胃口的去处。节前深圳的老同学葛君来电话，跟报喜似的告知他刚做完“搭桥”手术。他是个自驾游的痴迷者，有空就开上车装上老婆及狗，还有一只鹦鹉到处溜达，长江流域及以南都被他跑遍了，从未感觉有啥不适的，连“三高”也找不着他。这回陪着夫人上医院顺便自己也做一次检查，谁知这一查就查出大问题来了，幸亏发现及时，做了“搭桥”手术，免除了金正日那下场。接着动员几位老同学当然包括我也去体检，有问题赶紧解决，别掉以轻心。老伴在旁边冷笑：“现在的医院，他也信？随便就被忽悠掏手术费了，还帮着人家做广告。”言下之意就有为虎作伥之嫌。没到半小时，腔调有变：“哪天你也得去检查检查，别真的有啥问题，也好早些做防范。”那“广告”的恐吓力度可想而知，难免要遭俺奚落。 寻思着找个去处，忽然想起表姨来了。她比俺娘小几岁，可以说她俩是一起长大的，我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记得那时俺还在上小学，表姨在上大学。每年寒暑假她就会跟俺娘挤在一起，我们就特别高兴。因为表姨特别漂亮，只要她在我家，总会有叔叔提着糕点、水果之类登门拜访，我们就得以充荒腹，幸福指数迅疾上升。 其实，姥爷家跟姑姥姥家是在逃难的路上结识的两家人，一路上患难与共结成这门非血缘亲戚关系的，我们从小就叫姑姥姥、表姨，是跟着俺娘唤姑妈而来的。据俺娘说，兵荒马乱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表姨也是姑姥姥逃难路上收养的孤儿。安宁下来以后，两家人一直以“比亲眷还要亲”的关系照应。即使我们家搬到南宁，虽然少了许多但仍不断来往。记得九十年代时，表姨两到南宁，跟俺娘依旧如闺中那般亲密，窃窃私语简直不知疲倦。 电视机里不知什么节目里播放《在那遥远的地方》，两位六十开外的老妇人竟然情不自禁跟着一起哼唱，我分明记得当年我还是孩子时就听过她俩如此哼唱的，于是开始调侃。俺娘说：“我们还是小姑娘时，就听这首歌了，现在我们都老了它还这么时兴。”这又勾起我的记忆，对表姨说：我们这座小城市刚上映电影《青春之歌》时，你住在我们家。我瞧见你跟我妈挤在一张床上不起来，拿着歌本在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牧着牛羊”，歌名记不清了。表姨哈哈大笑，说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我告诉她：那天你们去看电影了，我发现你的进口咖啡罐，只在书上读过“喝咖啡”，就偷偷弄了一点煮来喝，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你们回来我问你，你也是这样哈哈大笑的，告诉我说那罐头盒里装的是洗头用的茶麸粉。说完又引发一阵笑声，她俩都记不得这件小事了，然后便是感叹，一眨眼三十几年了，时光过得真快！现在又过去十几年，轮到我感慨，时光过得真快了。元旦前夕四兄弟聚餐，从柳州来的弟弟告知表姨夫妇近况，说你该去看看两位老人家了。 又记起陀阿姨来了。文革时我落了难，结论上就跟57年右派分子一样：“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文革后期造成一种“新气象”：许多遭了难的人并不似50年代那般众叛亲离，似顾准那样的遭遇极少，大多数人都“划不清界限”。报纸上说是“派性作怪”，或许有其依据，对立派倒真的视若寇仇。只是那“派性”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同一派的大抵同情本派的“反革命分子”的。即使胆小怕事者，心底里依旧同情着曾经的战友。 我刚从牢狱中被“宽大处理”，还得在老党校“学习班”里呆着。家住南宁，在柳州除了许多同学以及他们的家长热心关照之外，陀阿姨的关照更难忘。那天走准备去铁路食堂吃饭，恰好遇见她。一番问候之后就拉到她家里一起吃，她家就在老党校门外。于是知道除了陈伯伯去了“五七干校”之外，跟我同校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下乡了，家里只剩下小儿子还在读书，家里平时都在“唱空城计”。于是交给我一把钥匙，嘱咐说：“你没得事自己到家里来，厨房有米有菜，自己搞来吃。”后来我常溜出来躲在这里，不是弄吃的，而是寻个安静处读书。还发现在炉灶边有当时她女儿收集的文革中那些小报、传单，一挨整、下乡便无心理会，还不知用作引着煤炉烧掉了多少。我觉得可惜，就搜集起来。陀阿姨回来，帮着我在屋里翻找，又搜集了一大堆。然后说：“你都拿去，以后当资料写点东西还是有用的。”
二、 凄风冷雨似乎没有离去的意思，都说“气候变暖”，今年这个冷据预报说还得持续好些日子。忽然有了奔柳州之念，陀阿姨已经九十好几了，说不准哪天就会驾鹤西去的，表姨也该八十了吧？上两次探望陀阿姨是09年和10年，老人家硬是要亲自下厨，说你好久没吃过我做的菜了。然后很慈祥地轻声告诉我：老了，味蕾退化了，万一咸了你就多多包涵啊！她女儿则告知：我妈很久不下厨了，我算到你来了她肯定要亲自炒菜的。闻知，心底涌上一股暖意。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父辈是最倒霉的一代人，生下来就逢乱世，逃难就是他们的青春记忆。我常有阿Q似的自我安慰：比起上辈人的青春岁月，我们下乡插队那点磨难恐怕只能算“小儿科”级别的。总算安定和平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惶恐滩头说惶恐”，等到废黜掉毛主席的“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他们也老了，永远失去了图谋发展的机会。只有高寿者才得以享受一阵子人的日子，也不过“夕阳红”一下而已。刻骨铭心的是老娘离世前不久，有一天我再次动员她写写逃难那些经历，特地跟她聊起逃难的事情。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日本鬼子打进来还可以逃难，运动来了往哪里逃？”打我记事起，俺娘就是党的忠实女儿，为大家舍小家废寝忘食到了离谱之地步，得过的奖状、奖品无计其数，我曾经挖苦她是“雷锋的大舅妈”。只要一谈及社会现象母子间就非吵架不可，谁知她的心底里还埋藏着让我如此震撼的经典！ 于是悔意油然而生。老毛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罕有的歹毒，居然能想出用运动整人这个法子，所谓“发动群众”无非不过使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得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稍微守不住良知底线就会“为五斗米折腰”，陷他人于苦难而过关或升迁。老娘那种积极其实只是为改善生存环境，她毕竟不肯陷害他人，也就没啥“进步”可言。用高舅舅的话说是“受利用不受重用”那一类。我对她确实太苛刻了，暗自发誓再也不跟老娘争辩，尽量照顾她让她好好过余下的日子。谁知天意难违，没多久就发现胆管癌，又没多久她就驾鹤西归了。我心中留下的只是永远的遗憾。 于是突然决定：次日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做任何其它事情，也不打扰其他人，只去探访表姨和陀阿姨。简单收拾就奔柳州而去。进柳州城虽然不过六点多，却已经天黑了，找宾馆住下。 次早起床，寻思着如此冷的雨天，老人家大抵该多睡会儿。用罢早餐又上网浏览一会儿，九点过才出发。先到陀家，隔着玻璃门瞧见屋里是陌生的面孔，有些愕然。一问才知那是老人最小的儿媳，再一问却知道老人家已经辞世好几个月了，陈伯伯也随后跟着去了。两位老人都不在了，我心中又是好一阵懊恼，怎么就没早些过来呢？那位儿媳请进屋谈了一下老人过世的情况，我基本没听进去，似乎眼前老晃着那张笑脸，大概只能到泉下才能听到她那轻柔的细语了，岁月必定是不会饶人的。 从陀家出来，经过自幼玩耍的地段，那时都是茅草和水塘，即便文革时在这里武斗，三位同学在此阵亡时也还是荒郊，如今已经高楼林立街市纵横了。看着熙来攘往的街市，却想起当年带着狗抓田鼠，拿着盆舀水摸鱼，以及偷农民的玉米、红薯、花生之类以充荒腹。还有我文革时住过的拘留所，那地方显然已成楼宇院落，只能判断个大概方位了。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亲历了变化，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的烦恼在于那些不变的教条与章法。 驶到旧铁路局大院后边，给二弟打了个电话，他拿着伞出来了。上车一聊，原来他早就知道陀阿姨去世了，但没记得告诉我。马季那段相声咋说的？“你忙我也忙，难免看不见。”还有：“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就是火葬场，早晚都得到那儿去。”大实话。二弟领路，驱车直奔表姨家，到那一瞧不由得抽了口凉气：退休前，表姨爹是铁路中心医院的副院长，表姨是妇产科主任，双份福利的家难道就是这样的？我认识的好几位公务员都是两套住宅，每套大致都在150平方米以上。这两口子怎么混的？进门才发现，这是56平方米的两居室，80年代设计建造的。由于是底层，前后门都自行简陋搭建，屋里黑得基本看不见东西。 不禁想起去年五月路过北京，秦晖、金雁伉俪领着到家里小坐一会儿，两位大教授也居于斗室的，四壁乃至空地都是书，几乎没有转圜之余地了。两位安之若素并没妨碍做大学问，风骨之高令人钦佩！又想起张鸣教授回忆高华的文章，知其同样于陋室之中绽放史学之花的。除了敬佩之情而外，不由得也记起所见过那些公务员两套大房的堂皇，感悟我党火眼金睛确实了得，为权力服务者分一杯羹以示关怀，忤逆朕意者如老毛那样“饿饭就是了”显然不合时宜，羹是没得分的。似表姨伉俪这等不晓得“承上启下”的自然没人记得，也是他们生不逢时退休得早了点，似现在他们那种职位也不可能如此贫寒。 进到里边客厅，开了灯才发现这个寒舍或曰陋室可谓名副其实。表姨老了许多，走在街上我可能只会觉得面熟，绝不可能认得出了。她似乎揣透了我的心思，说：“你表姨老了，今年八十了。这房子里也乱七八糟的。”只是那笑容依旧看得出当年的风采。上次到我家时，跟我老娘上街，跑到新华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未几，我看到那照相馆橱窗里摆着表姨的大照片，黑白的，镶在一个很考究的镜框里。谁会相信那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妪呢？竟然像是刚涉足中年的美艳妇人。老娘听说后径直奔那家照相馆理论，人家只是把照片奉还了，相框留住了。 仔细看看，这件两居室之一，一张双人床就占去大半，还住着表弟一家。表姨爹睡在我刚才经过的那件已成过道的房里，他发着烧，我移步过去，表弟开了灯这才看见他蜷缩在被窝里的面容。表姨爹几年前发现肺癌，软磨硬抗居然顶下来了，据老弟说冷空气来之前还见他精神抖擞骑着电单车搭着表姨去菜市买菜，这一冷就不慎着凉发烧了。我问表姨他这一发烧会不会勾引出那个大病来？她却是很淡定，说谁知道呢？八十岁的人了，看天意吧！还像以前那么开朗。
一晃，春节又要来了。年年过年年年过，我们的上一代都走得差不多了。记得母亲走后我们几兄弟聚餐，我说现在我们地地道道都成没爹没妈的孤儿了，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他们都笑了。 他们那一代，风霜雨雪的，心理年龄大于生理年龄，算是早熟？只记得我们的同学之中与爷爷辈亲人生活在一起的极少，父辈们差不多都属背井离乡自立门户的。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生存、享受、发展，走到一起来了，很不幸，上苍给予他们的，多半只是煎熬。 我们这代人正相反，心理年龄小于生理年龄，文革十年啊！青春年华就这么溜走了，可即便是苦不堪言的“上山下乡”吧，也还有老可啃，背靠着父母这棵大树，多少也算一种依赖。记得八十年代初，一位靠着“走读”才得以上大学的老同学被人抓了小辫子，因为他一不留神说了句“他们大人都说……”。三十大几的人了，仍自以为小，遭嘲讽也就难免。 前些天读到高华生前的一篇文章《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是读龙应台《大江大海》的札记。高华感慨龙氏书末这段话：“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谓之“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我当初读龙著，也曾被她的感叹所触动，只是没有高华那般动情。缘由可以用鲁迅那句话来概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回望中国历史，说三千年也好唱五千年也罢，我们祖先的能耐就在于每逢岔路必选择最糟糕的那条去走，根子就在于这个文化的真谛笑纳了“存天理灭人欲”。如果说西方的历史可用“邪不压正”来总结，我们的历史古来至今仍恪守“正不压邪”，现在美其名曰“中国特色”。鲁迅说：“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若嫌这话太刺激，那么还有中庸些的：“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等，不一而足。这是鲁迅的“长板”，他的“短板”在于以为革命是一副良药，没发现民主与法制的疗效。静下心来再想，鲁迅八、九十年前说的话至今有效，不得不叹息我们自己太没长进。 如果说太平天国及以前中国曾有“农民革命”的话，辛亥可算开启了官僚革命之先河，废弃或曰囊括了皇权对它的制约。我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意识到1949乃是中国陷入最黑暗时代的符号，海峡两边都成了恐怖世界，区别仅在于：这边以恐怖为“解放”，那边认恐怖为“必要”。老毛说“马克思加秦始皇”无疑精准，西方唾弃了的专制使中国传统的专制如获至宝，二者搅合到一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专制就在共和国的旗号下演绎出来了。 邓公的改革开放，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万劫不复之时的无奈变计，中国不得不顺应人类历史潮流网开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说，则是不折不扣的“韬光养晦”，《炎黄春秋》刊登过一篇记述《历史决议》出笼经过，并认为它挽救了毛。其实邓公挽救的是一党专制，是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不得不爱屋及乌维护老毛一把。 年末年初，海峡那边正热闹地忙大选，据称约有20万在这边的台商、雇员以及他们的眷属要赶回去投票，那积极性堪比这边的春运—农民工赶回家过年。尽管当局限制了媒体的报道，然而互联网却没闲着，我们如同被阉割的太监，眼望着别人紧拥热吻民主女郎，或艳羡、或嫉妒、或麻木。亦不乏另类腔调：下流！“三俗”！更有声音在传播：今年那次代表大会不搞选举要搞推举了。连最后的遮羞布都要扔掉，这个春天来得可真够热闹，忽暖骤寒欲晴却雨，权力正在调戏民间的忍受能力。 （2012-1-15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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