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三部曲

青春——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啊！那也应该是人生中一段最美丽和最令人难忘的经历！而我的青春由于是在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里，却让我经历了温馨、苦涩与无奈三个不同的阶段，回忆起来，不免心痛、唏嘘与感慨。

借这次汇文中学高三4班出纪念册之机，我也把深藏在自己心中隐秘处的宝贵青春“奉献”出来，为纪念那些已经逝去久远的人和事。

这些故事只是记录了我在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的片断和感受，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恐怕难于理解；而对于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三届们来说，或可引发一些心灵的共振。

原本都是一些该尘封的东西，能为同时代的人起到这么一点怀旧的作用，也就足矣。纵然我们已经垂垂老矣，但也不能总是一步三回头，沉湎于对往昔的追忆。回溯过去，皆为将来，一切还是应当朝前看，这样才能跟上社会的进步，永葆青春。

退一步讲，即使是追寻往事，也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包容的心态。四十多年前，我们还是一些涉世不深、只知唯上的天真青年，一切责任不在我们。我们不必为自己的幼稚而羞赧，更不必为我们曾经的过错而自责。只要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如今还能顽强地活着，就比什么都值得欣慰。最后我只说一句话：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你们都是善良的人。我爱你们！为你们祝福！

《梦中的家园》是专门为这本书写的一篇，加上以前写的《中国第四十一》和《村里有个知青叫雅兰》两篇，正好组成了“温馨篇”“苦涩篇”和“无奈篇”。姑妄称之为我的“青春三部曲”吧。

 温馨篇——梦中的家园

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个梦境一生中会浮现出许多次。我在26中（汇文）读书时的住校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洋溢着温馨气息的梦境。

话还得从头说起。因为我的四个哥哥都是上的汇文中学，我自然也不例外，从东华门小学毕业后，就直接上了汇文中学。我上汇文那年（1960年），正赶上学校迁址。记得我报到是在船板胡同（今北京站的位置），上课便是在火神庙（今培新街）了。

当时我家在东安门大街，是一座二层楼，用现在的话说，上层是寓所，下层是底商。这个地方非同小可，曾有三声巨响和中国历史有关。第一响是辛亥革命时的刺杀袁世凯行动（未成功），就发生在我家楼前，革命志士严伯勋投出的炸弹，敲响了几千年帝制的丧钟。（详见2011年10月2日《北京晚报》第27版）第二响是抗战时期，我家楼后位于锡拉胡同的一个大院住着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日伪扔了一枚炸弹刺杀何思源，那声巨响把我家窗上的玻璃都震碎了。第三响是某日我家楼前的一个大变压器突遭雷击爆炸，伴随着这声巨响，我，诞生了。

（以上套用了关于乔布斯的一则评论——世界上有三个苹果意义非凡：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了牛顿，第三个成就了乔布斯。）

话扯远了些。上高中后，由于每天要乘8路汽车往返于南河沿与火神庙之间，十分不便，正好学校盖了宿舍楼，我就住校了。

宿舍楼位于大食堂后面，类似于“筒子楼”，即一个长通道，两边是房间，我和几个同学住的是靠南那边的一间。那时能住校的中学寥寥无几，感觉十分幸福。每天清晨都被同学叫起来跑步锻炼。操场上设立了包括攀登架、平衡木、跳台、沙坑的“民兵之路”，食堂东面还有几个用砖和水泥砌起来的乒乓球台。那个年代，学校十分重视让学生锻炼体魄。记得我主编的语文班刊《萌芽》第一期上，就选载了王瑷东老师推荐的毛泽东青年时期署名“二十八画生”的一篇关于锻炼体魄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由于有了平日的锻炼，我竟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北京的五四环城负重行军。说是行军，其实就是背着5公斤重的行李，沿着北京的紫禁城跑上一圈，大约是十公里，真不敢想象当时是怎么跑下来的。

晨练之后，便是在大食堂吃早饭。八人一桌，用脸盆打来菜和粥，分而食之。一旦打饭的窗口到点没开，食堂内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便立刻奏响起来，好不热闹。

白天上课之余，或三三两两在校园内散步，或到教学楼三楼大阳台上远眺，或是在阅报栏前看看当天的报纸，或是在大厅里欣赏一篇《百花》墙报上的美文。学习生活的确惬意得很。

晚上上完晚自习，便回宿舍就寝。熄灯前照例要躺在床上看会儿课外书。碰到吸引人的书，则会在熄灯后钻进被子里打着手电再依依不舍地看一会儿。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是这样读完的，对冉阿让和芳汀的同情之泪，几次打湿了枕巾。

当时管宿舍的老师姓冯，说话有点口吃，我们都叫他“冯结巴”，还经常对他搞些恶作剧。现在想来实在有违汇文的尊师重道之风，颇感惭愧。不过有时我们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宿舍的卫生管理不善，半夜每每被臭虫咬醒。于是便开灯找到它们，一个个摁死在墙上，弄得墙上尽是斑斑点点的血迹。有一次摁死几个臭虫后，我突然想起武松杀死潘金莲后在墙上蘸血而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臭虫当然比不得老虎，不过豪气是一样的，便在墙上写了四句打油诗。其中后两句是：“且看血迹斑斑处，独有英雄胜顽敌。”（前两句忘记了，大概同宿舍的潘金良——非潘金莲笔误——还记得。）当时颇为得意，但一出宿舍门，这种豪气便烟消云散了。因为门口赫然挂着一个木牌，上书“卫生宿舍”四个大字。

好景不长。文革起，一切都变了。我家被炒，无处可居，学校宿舍便成了我唯一的栖身之地。直到去山西插队，才打点行李，从学校直接上了火车站。

四十多年间，我时常在梦中回到那又暗又旧的宿舍楼里，打开310的屋门，那里仍有我的一个“蜗居”——我梦中温馨的家园。

 苦涩篇——中国第四十一

1966年，我刚在26中高中毕业，文革风暴骤起，高校停招，全校师生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属于黑五类，又是修正主义苗子，自然首当其冲。没过多久，我的家也被抄了。曾在书籍和电影中看到过曹雪芹家被抄、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的肃顺家被抄的情景，没想到这种事居然也会轮到我这小民身上，倒也是百年难遇的一段人生经历。

来我家抄家的是几个初中的女红卫兵，那英姿飒爽的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是她们第二次来抄家，主要是要把我的父母遣送回原籍山东——那个时代绝不允许有一个“阶级敌人”留在红色首都、潜伏在伟大领袖身边。

那天我被通知立即回家。回到家里，只见一个女红卫兵坐在椅子上，两只穿着军用皮靴的脚分别重重地踏在跪在地上的我父母的背上，不停地拷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苦种”（即被剥削被迫害的对象）。

在我住的屋子里，另一个女红卫兵正躺在床上，那是她们的头儿，叫任静（后来当了校革委会副主任）。这已经是和她第二次见面了。见我进来，她冲我不好意思地微微笑了一下。她皮肤白白的，梳着两个“小刷子”，长得很漂亮，身材窈窕，眉目间“半含妩媚半露威”。我有点紧张地站在那里，望着墙角处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狗崽子孙丕评”。

“头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讨好地说：“我下命令了，不让她们给你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累了，过来，给我捶捶腿。”这回，口气里带了些命令成分，令我无法违抗，只有服从。作为不给我戴牌子的回报，我按捺住心中的怨恨和屈辱，蹲在床边为她捶腿。“等等。”她坐起身，解开皮带，脱下军装，露出里面粉白色的薄衫，具有青春气息的胸脯隐约可见。她躺在那里简直就是一种诱惑，说不清是女神还是魔鬼。我轻轻地捶着，她闭目享受着，和刚才不同的是，她的脸上就像在牛奶中滴了一滴血，渐渐泛化开来，白里透红的俊俏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表情。随着呼吸的急促，胸部的起伏也加快了，竟能听到她那轻微的喘息……

过了一会儿，她似乎享受得差不多了，睁开略带朦胧的双眼，望了我片刻，像在探询什么，然后用温柔的语调对我说：“去给我做点吃的吧，我饿了。”我犹疑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摆脱突如其来的柔情的驱使，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厨房，找出挂面和鸡蛋，准备给她做一碗汤面。我烧开水，下了面，静静地等着，心绪很乱。……突然，两只手臂从后面抱住了我，——是她！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双乳紧贴着我的后背。我转过身来想挣脱，却被她用力地拥吻在一起……

这时隔壁正传来一阵阵父母受难的哀嚎声。我的身心却在忍受着另一种摧残。一墙之隔的偷情！爱恋、发泄、委屈、报复，都融在这深深的初吻之中。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复杂而畸形的情感简直令人窒息！这本应是青春年华最美好的瞬间，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

第二天，父母被无情地押上火车遣返回老家了。那个最后演绎了恶梦和春梦的家，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或许她早已忘记了那片刻的恋情。从此，爱恨的交融、叛逆的自责时时折磨着我，我常常深夜偷偷徘徊在离“家”不远的小河边，感到那样无助和渺茫，一时间连寻死的心都有。

过了不久，北京城里流传出一个“中国第四十一”的故事，故事情节完全是在我家的那一幕。我想这一定是任静说出去的，因为那里面的男主人公、那个被爱的“阶级敌人”，正是我！不管她有意还是无意、善意还是恶意，我都有一种灵魂被出卖的感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著名导演丘赫莱依的影片《第四十一》曾获得戛纳电影节奖，在中国上映时也颇受关注。说的是一位苏联女红军战士受命押送一个白匪军官，在押送途中，她深深爱上了这个敌人而不能自拔。但当这个白匪军官乘机逃跑的时候，她终于痛苦地举起枪，亲手打死了自己的恋人（也是她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敌人），随后，她自己也崩溃了。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不可思议的故事，而“中国第四十一”只是其中的一个。

 无奈篇——村里有个知青叫雅兰

（上）

我是“老三届”，属于到山西插队的那批。在农村里只干了一年多农活，由于我写作不错（在二十六中上初三时曾在作文比赛中获奖，文章收入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我和姐姐争冠军》一书），便经过考试被调到县电影队当了一名放映员。那时在电影开演之前都要编映一些结合形势的宣传幻灯片，这正是在下的强项。于是，我开始了走村串乡“耍电影”（当地老乡对放映电影的称谓）的生涯。这个工作令所有的知青们羡慕得要命——不仅能天天看电影，尽管只是样板戏、“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新闻简报之类，而且每月能有十几元的工资，晚上放映完还能吃一顿村里招待的颇为丰盛的夜餐（如梢子面、鸡蛋饼之类），和村里的知青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天在过年。

十月的一天，我们放映队到刘村去放映《红灯记》。吃过晚饭后，在麦场上架好了机器、挂好了银幕，这时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村里东游西逛。突然，在一队扛着锄头下工的女社员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苗条身影。莫非是她？我脱口叫了一声——“雅兰！”那个女社员立刻回过头，先是愣了一下，立刻就面带笑容地跑过来。我问：“你怎么在这儿？”“你都在这儿了，我怎么不能在这儿？”雅兰还是那么好看。“文革”前，我在二十六中（汇文），是男校；她在女十五中，是女校，比我小三届。为了便于开展一些文体活动，两校结成了兄妹校。那年我们两校联合排演了话剧《雷锋》，我演雷锋，雅兰演一个女少先队员，那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一下就吸引了我。她活泼俊俏，嗓音甜美，特别是唱起苏联歌曲来韵味十足，她最爱唱的也是我最爱听的歌就是《红莓花儿开》。排演中我们也曾眉目传情，言谈中表达着相互的爱慕，但毕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始终没走到那一步。

是啊，雅兰还是那么好看，只是瘦了些，而且如今把辫子盘在了头上，又多了几分少妇的风韵。此刻，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眼圈里竟闪着晶莹的泪花：“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早就知道你在县电影队。”“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在县上，我在村里，我怕你认不出我……再说，我也是身不由己。”还没等我表白，她又转忧为喜地说：“我先回去洗洗，晚上电影开演以后你来找我，咱们好好聊聊。”她指着远处路边的一排窑洞嘱咐道，“左边第一个窑洞就是我们宿舍，晚上一定来啊。”我笑着点了点头，她才放心地走了。在当地有个笑话——野老婆约汉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娃他爹（d i a），不在家。”望着她的背影，不知怎的，我竟有一种即将约会偷情的感觉。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电影开演不久，我就拜托发电员（那时村里大多没有电，刘村因为离公社近所以通了电）帮我照看放映机，我便踏着皎洁的月光走向那排窑洞。其实不用找，只有左边那一间亮着灯，想必雅兰正在那里等我。

（中）

进了窑洞，雅兰正等在门后，一下就扑上来抱住我，伏在我肩上轻声说：“我可想你了！”话音竟有些哽咽。我们温存了一会儿，她轻柔地推开我，敏捷地插上门，把我让到窑洞里头的大炕上：“坐吧……你真的没忘了我？”“你还不信，要不我怎么一下就叫出了你的名字？”我见炕上摆着三床被子，就问“别的女生呢？”“放心吧，知道你要来，她们都去看电影了。”说完她冲我妩媚地一笑，便走到我跟前，两手搭在我的肩上：“抱抱我吧，我过得真是苦死了……”话音未落，泪已挂腮。她仰起脸，闭上眼，陶醉地等待着。顿时，怜爱和同情涌上我的心头，我一把搂过她，紧紧抱在怀里，两人的嘴唇也深深地吻在一起。随后她腾出一只手在墙上摸索，抓住灯绳，“啪”地一下拉灭了灯，纸窗上顿时洒满了如水的月光。我自然知道马上将要发生什么……

但就在这时，我没料到的另一件事却发生了——“砰！”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从窗户飞了进来，砸在炕头上。“谁？”我拉开灯，只见炕脚下有一大块砖。好险！这一惊吓，温馨的气氛被破坏殆尽。

“这是谁干的？”我问雅兰。她理了理零乱的头发，叹了口气道：“我知道……是他。”“谁？”我又追问了一句。“是我男人。”“你结婚了？”“不是，只是订了婚。”我立刻感到有些不妙：“是咱们学生吗？”“不，是二队的队长。”我双目圆睁：“你！……你怎么能？”雅兰一下哭出了声：“我也是没办法……反正……我这辈子是完了。”我气恼地不住踱着步，心里憋闷却不知说什么好。我自恨无法改变她的命运，无奈间心里只剩下毫无意义的同情和惋惜。

电影结束后，在大队部吃夜餐的时候，气氛十分紧张，队干部都来了，大有要批斗我的阵势。似乎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头，沉默了很长时间，大队支书终于问我：“你认识雅兰？”“当然，我们是同学。”“你去找她了？”“老同学叙叙旧，没什么吧？”“你知道她有婆家了吧？”“不知道。有婆家怎么还住在知青宿舍？”支书不再吭声了，可一屋子的队干部都在气势汹汹地盯着我。也许是他们有点怕县电影队，敢怒而不敢言，何况又没抓住什么把柄。我两眼冒火，也死死盯着他们。我不知道哪个是二队队长，要是知道，我面前的一碗梢子面早就糊在他脸上了。我把面碗往桌上一墩：“还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说完我骑上自行车，一口气返回了县城。

（下）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偶尔碰见了一个刘村的知青，向他打听雅兰的情况。

“怎么？你不知道？雅兰一个多月前就牺牲了。”“什么！？”我犹如五雷轰顶。从他口中得知：自打那次她与我邂逅之后，虽说不久就和二队队长办了婚事，但总是受婆家的气，全家都骂她是骚货。她男人一不顺心，就用扁担打她出气。有一次她和队里的几个小伙子一起打窑洞，她在最里边，突然窑塌了，几个小伙子都跑了出来，惟独她被埋在了里面。

我二话没说，扭头就骑车奔刘村而去。

经人指点，在村东头一排荒废的窑洞外，我找到了雅兰的坟。惨白的月光撒在惨白的坟上，几朵白色的野花孤零零地点缀在坟边。我久久站在坟前，低声泣诉：“雅兰！是我害了你！我命苦的小妹妹呀！……”我告别了雅兰，推着自行车向县城走去。在月光如水的大路上，我流着泪，边走边唱着那首《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姑娘真使我心爱……”唱着唱着已经没了腔调，变成了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

不管是阴谋还是命运，一个鲜活的青春生命就这样永久地留在了黄土高坡上。但我将永远记住我生命中的雅兰——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好看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