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1日，我终于结婚了！ 

那时的婚礼，不是春节就是五一、十一，并非什么黄道吉日，而是假期够长――三天！ 

婚礼照例得摆酒席，望穿秋水地等着工友们凑份子，关系好的十块五块，一般的两块三块。争取把酒席钱摊回来，命好的还能盈余两个。于是婚宴请帖就有一个别称：买饭票。 

我不想与别人一般见识，主张旅行结婚。妻子一听就发愁：她一个月工资45块，我比她还少，38块5角。双方的父母都不阔气，各掏了200元。置办床上用品等就已经报销了。好在本人下乡期间干过两三年木匠，连带油漆匠，少说也有二三十对新人睡在我打造的床上。于是自己为自己打造几件家具，甭管多少条腿，咱都能打造。可惜没有自己的房子，老爹老妈让出那间八平方米的卧室，那张床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于是我省了不少力气。也省了一些开销。 

妻子不知道的是，我下乡时就没那么老实，投机倒把的营生干过一些，私房钱还有好几千！在那时，这是一笔大数字。但虽然已经结了婚，我还是不敢说实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万一走漏消息，可不是闹着玩的。文革中，亲眼目睹了许多两口子互相揭发、划清界限的悲剧，教训实在太深。于是谎称：咱朋友多，花不了多少钱的。她将信将疑地同意了。旅游乃人之本性之一，谁不想出去玩玩？何况她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大串联也没赶上。不像我，最老的一届，那一串就串了大半个中国！ 

我们上火车到的头一站就是杭州，正逢“十.一”。那时住旅社是必须经过旅馆介绍处登记才准入住的，没有介绍处的批条，哪个旅馆都不让住。于是下车便直奔旅馆介绍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她在一个角落看行李，我怀揣结婚证去排队，贴着“旅行结婚登记处”的窗口同样排着长龙。而且一个搂着前边的一个，生怕给人夹塞。排了好一阵，终于快到窗口了，这些新郎或者新娘们就顾不得难为情，把结婚证高举过头，我也不例外。 

领了一张“旅馆介绍”条子，如释重负的新人们便松了一口气。相互一询问，都是艮山门旅社。有打听过的介绍说，那里是专门接待旅行结婚的“鸳鸯楼”，甜蜜蜜的不齿之念顿时荡漾在每一对新人的胸怀里！好像是七路公共汽车，直奔艮山门。那旅社确实不小，七层大楼给进来的人们当头一棒：面无表情的登记“官”宣布，新娘全部住四楼以上，新郎全部住四楼以下！于是我住三楼的这间房还有17位新郎，妻子住的六楼还不错，四张上下铺只有8位新娘。新婚燕尔，最期盼的事情莫过于做爱，如此“鸳鸯楼”显然让新人们失望。第二天早晨更热闹：二楼的叫五楼的拿牙刷；七楼的喊三楼的送毛巾……。 

好在对杭州我还熟悉，以前来过不说，1979年我出差到镇江、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多次，加起来有一百多天。该上哪不该上哪咱心知肚明，而妻子在这次跟我出门以前，除了文革中武斗期间躲去广州亲戚家之外，再也没去过任何地方。得让她有效见识一下。首先奔西湖，然后经岳坟上灵隐；再跑六和塔、虎跑泉，稀里糊涂地逛完杭州，用了两天时间。于是我跑到汽车站，买好到黄山的汽车票。连一次做爱的机会都没给，拜拜，美丽又可恶的杭州！ 

进了黄山才知道，这里比杭州更糟糕。住宿登记处紧挨着大礼堂，上百个床位一个连着一个，全是地铺！礼堂中间用竹席隔开，走道部分则挂着床单。里边住女士，外边住男生。好在我毕竟是个走南闯北的老油条，黄山我76年来过一次，知道这里有老百姓开私店的。于是撤军。交代妻子在一个水泥台子处等，我去找农民。妻子立即觉得不妥，这些农民私店可靠吗？我告诉他，绝对没事，比大礼堂好多了。与我们同车来黄山的一对杭州新人也来了兴趣，要与我们一块。没料到的是，我还没出发就有一位老年农妇找来了。嘀咕一阵，她很警惕地告诉说，这里的管理人员不让游客住农民家的。
 
我们于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走，从温泉宾馆门口过去，没多远就下坡到了村里。这个温泉宾馆我当年就住过，空荡荡的。如今却人满为患了。农妇说，这里是给大官和关系户住的，一般游客都安排住礼堂。进了她家，确实还不错，比我插队的农村好上天去了！她家二楼摆设了两间房，那间大的有两张双人床，小的只有一张。大房收三块，小房收两块。 

我问同来的那一对，愿意住哪一间？在长途汽车上聊天时知道，小娘子是“楼外楼”的服务员，小相公是“山外山”饭店的厨师。小娘子挺开朗，一路跟我们说话，她的相公却非常腼腆，难得有话说。那位挺漂亮的杭州小新娘说：我们一起住一间大房，各睡一张床，可以省点钱。我一听就笑出声了：“晚上要是上错了床怎么办？”背上立即挨了妻子一拍。那位小新娘也笑起来，拉着她那位老实巴交的夫君过小房间去了。 

其实农家收拾得比旅馆干净，更别说那个大礼堂了。被褥还散发着太阳光的芳香。到“人字瀑”、“百丈泉”等附近的景观转了转，温泉已经进不去了，人太多。老农见我们回来，马上泡了黄山云雾茶，说是自家收摘自家炒制的，用黄山水来泡，肯定比外边的茶要香得多。一直寡言少语的小新郎此时却有话说，他一口咬定虎跑泉泡龙井茶比这要好。老农招呼农妇做饭，按每人五角钱半斤粮票算饭钱。 

我不会品茶，只知道浓一些便好。妻子和那对小夫妻觉得累，就到房间躺下了。我在楼下等吃饭功夫与老农聊起来。他听说我曾经于1976年在这里住过一星期，马上来了劲头。夸赞黄山是天下第一仙境，这确实不为过誉之词。我抱怨说人太多了，而且没有雨，失色许多。他更来了精神，称我真懂黄山，只有冒雨游黄山，才能领略黄山之美。我听他说话与我接触过的农民不一样，便询问他的经历。原来他早年参军，到朝鲜打过仗，后来提了干，转业后在西北干了二十多年，去年退休回来的。 

然后说到人多的事，他告诉我：你们来的还是时候，不久前邓小平来黄山，之前就把游客驱赶干净了。许多人刚进山就被赶走，还有的连汽车都不让下，原车开回。他说：“连我们都不准出村子，全村连保，谁家有人违反规定出去，全村都要追究责任。”老人说：“那时邓小平女儿挺着个大肚子，山前山后找了十几个特别精壮而且政治可靠的，给抬滑杆。”农妇从厨房出来，也补充说：“什么小生意都不准做，管得厉害呐！” 

老人说：“后来邓小平玩得差不多了，说：‘这么好的风景，怎么没有人来游玩呀？’于是这些干部们赶紧拉进来一车上海的学生，还有香港的客人，迎着邓小平出山的路进去，半路上就碰头了。那些记者们就拍了许多照片，还登了报。等到他们走了，才把客人放进来。”我记得确实见过那个报道：“我们在黄山见到了邓小平”。好像是上海交大学生写的。 

晚饭好了，农妇上楼把他们三个叫下来。农民的新米饭确实特别香，自从招工以后，很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米饭了。 

次日一大早，晨雾还没散，周围都是各种鸟叫声，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我自然成为向导。沿中路进山，是风景集中的路线，当然也累人一些。说着走着喘息着，当年我在后山的北海宾馆住着，只为胶卷没了，便出山来买然后再进山。这条道上的景点可算熟悉的。这次又因为我的介绍，周围聚集了十几位游客。到天都峰的时候，妻子和那两位都不愿攀登，嫌太累了。看来，旅游也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尽管我反复说：“不到天都峰，等于一场空。”人家就是不愿上。 

及至到了北海，已经是日落时分。登记住宿更令人啼笑皆非，几排纤维板与角钢搭建的工棚就是旅馆了。我曾经住过的北海宾馆，又成了大人物和关系户的栖息地。而且工棚内密密的双层铁架床，就是我们这些大众级游客的卧榻。还要承诺：如果满员后还有游客来，不得拒绝两个人挤一个铺。好在这事情并没有发生。 

早晨四点多，工棚里就闹腾开了，人们都要去看日出。那位小新郎叫我，我告诉他，没有日出可看的，昨天如果下过暴雨，今天才会有日出。何况我上次已经看过，不如睡觉。租大衣原来只要两角，现在已经两块。有些人干脆把床上的被褥拿来披，工作人员守着不让，吵闹声不绝于耳。后来妻子跑过来叫，说那边女工棚已经没有人了，感觉害怕。于是我只好起床，折腾半天，大家只看见太阳升，没有日出。也有不少人以为这就算日出了，挺满足。我也不忍破坏他们的幸福感，没必要去指出。 

接着打架似的吃了早餐。那个小娘子一个劲地喊贵，我告诉她：一会你看见这些食品是如何运上来的，你就不会嫌贵了。然后她就改叫累，我妻子也附和着说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主张下山。我想，昨天进山，我已经“猪八戒背媳妇”，背着一米七的她爬了好几段路。况且这次天旱，黄山的景色已经逊色许多，便同意他们下山的要求，从云谷寺这边下去，没那么累。 

走到半路，看见那些脚夫扛着沉重的食品、用品、水泥等进山，小娘子直叹气，道：“怪不得山上东西贵，真不容易。”还有不少农民卖小吃。我们坐下吃东西，我便与这几位卖小吃的农民聊起邓小平游黄山的故事来。没想到这些农民兴趣极高，七嘴八舌地讲述他们在那几天的经历。他们那几天都被管制在家，不准外出：“连买盐巴、酱油都不准去。只好跟别家借。”他们基本证实我们住家的那位老人说的都不错，只是现在听到的更加详细。 

到了汤口，很幸运有一部班车要去南京，但要到次日早晨才发车，而那一对杭州的小夫妻，则赶上就要开往杭州的车了，于是分手。小娘子竟然有点依依不舍，与妻子在车子旁说话，还留下地址，交代如果返回杭州，一定来找她。她的小相公做的西湖醋鱼是他们店里的招牌菜，一定做给我们尝尝。我们买好车票，又找回那家农居去住下。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上了去南京的班车，刚转出公路不久，景色大变。妻子开始后悔，不该这么快离开。但在爬山时那种宁愿死也不愿再走一步的气概证明：旅游也必须能吃苦！ 

在南京，我们倒是很快就找到旅馆，并且就在鼓楼旁边的闹市区。因为我们在班车上聊天时，有一位热心的大姐就在这家旅馆的上级公司工作。听说我们在杭州的遭遇，她主动写了个条子，由我们交给这家旅馆的经理。于是免去跑接待站挤队伍之外，还很顺利地开了单间。我带着妻子在南京逛了一天回旅馆的路上，经过民航售票处，看见一张告示：第二天下午有加班飞机飞上海，票价11元。如今在飞机场，这点钱连一杯咖啡也喝不上的。我立即进去问，原来是从日本接来一个代表团，飞机要返回上海，连介绍信都免了。我们买了两张票，次日中午便来到售票处，坐民航汽车到飞机场，是一架二十多座位的小飞机，飞了不过半个多小时就到上海了。 

在上海首先还是旅馆介绍处，与杭州一样有一个旅行结婚登记窗口，队伍比杭州要长一倍以上！一直挤到入夜七点，我才拿到一个条子：第一晚必须住澡堂。凭澡堂的发票第二天再来排队，才可以换旅馆。找到地方一看，这个澡堂要晚上九点以后才可以入住，而且那股怪味熏得我头昏。无奈，妻子让我找上海的朋友，可是这仅有的两位朋友家里住房条件并不好，而且有一位还远在静安寺的乌鲁木齐路，找起来也难。只好寄存下行李，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瞎逛。 

多亏女人的天性就是喜好逛商店，有这一片上海的商店逛，妻子劲头十足。本人只得奉陪，而我可以走几十里路也无所谓，偏偏逛商店就会腰酸背疼。等我好不容易熬到九点，商店关门，妻子却大吃一惊：这么快就到点了？然后，我进男澡堂，她进女澡堂，忍受着那股怪味，半躺半靠在浴椅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不到六点，服务员就来逐客，于是出去到火车站存了行李，吃了早餐。妻子居然还知道上海有个叫阳春面的“名吃”，我不禁想起大串连时我到上海找这玩艺的事来。吃过之后她也哈哈大笑：原来阳春面就是素面条而已。

我拉着她前往十六铺码头，我们得先买好去青岛的船票，我那亲爱的姥姥知道我们要旅行结婚，写信来叫务必到青岛，姥爷一定要看他的长孙媳妇。而我也很怀念我的姥姥。到了卖前往青岛船票的地方一看，三路纵队足有两百米长！我们顿时觉得买到票的希望不大了。妻子在队伍末尾排着，我顺着队伍往前走，想落实看看还有没有希望买到票。过了我们前边的二十多位，发现再往前的人们肩膀部位用粉笔写着一个数字，三百多号。我问其中一个，那位先生马上护住自己的后肩，生怕我把那个数字给抹掉。然后我听明白：这些数字是天刚亮时售票处工作人员出来写的，粉笔号码是买票的根据，凡写上了的都可以保证买到两张；没有号码的只好看有没有剩余的票，碰运气了。正当我感到无望之时，过来两个中年妇女，悄悄问我要不要船票，到大连、青岛、宁波都有。我问价钱，她们说到青岛要11元一张。见我没有吭声，连忙补充道：“排一夜的队，一张票才赚你两块四，应该可以的了！”我略一想也有道理，于是买下两张青岛的三等舱船票。旁边一个青岛的年轻人嫌我给得高了，老跟那位上海妇女讨价还价，最终他也没有买。这船票是后天下午的，我们还得等两个半白天。
 
有船票在手，心里安定了许多。我带着妻子到城隍庙去转了一圈，明天还有一整天，加上后天上午。但是今晚的住宿尚未落实，昨天旅馆登记处说的，住过一晚的澡堂，再来登记就给旅馆，还必须到火车站旅馆登记处去排队。到过淮海路之后，我想到这里离乌鲁木齐路不远，不如到毛毛家去，或许她妈妈有熟人，就不用挤那个队伍了。走到毛毛家，也巧，她正好在家。寒暄一阵以后，她告诉我们，不必去找什么旅馆，就住她家得了。原来她姐姐自从78年考上大学以后就住在学校里。她可以跟妈妈住，把她自己和姐姐共住的那间房让给我们。
 
毛毛是我在郑州的插队挚友宙宙的姑表妹，她的外公也是宙宙的爷爷，原来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以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两陕总督，以后任中华民国最高法院院长。1949年成为甲级战犯，逃往台湾去了。她们的长辈为了爱国，都留在大陆。结果都成了“老运动员”。毛毛插队到黑龙江，大约是1975年，有一阵宙宙告诉我：毛毛那里许多上海女知青利用嫁人的办法迁移到中原，然后好招工。毛毛希望表哥物色一个男士，也走这条路。宙宙直率地对我说：“老大，干脆你把她娶了，迁移到你那。毛毛挺不错的，要我给她找一个别人，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跟宙宙比亲兄弟还亲热，也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只是“拿在群众手里”。招工无望，别连累了她。如果结婚，生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来，岂不是更害了孩子？ 
宙宙并不死心，接着又约我到郑州。我到宙宙家一看，他把毛毛也约来了。于是我们认识了，她身高一米七三，差一点跟我一样，但看上去比我还高。后来大家说明白，也就当朋友来往。76年我和宙宙一起到上海，就在他姑姑家里。原来她家有不少间房子，被没收以后只留下这两间加一间厨房。再后来毛毛也回了上海，顶妈妈的职。这时她正脱产职业学习，正好今天没课才呆在家。我们还是想找一间旅社，毛毛坚持不让，只好从命。我自己到火车站寄存处取行李，妻子和毛毛留在家。她和我妻子同届，也算大龄青年了，有话可聊的。 

等我到火车站，发现有清早发苏州的火车，忽然想到不如到苏州玩一天，后天回上海直接登船。于是买了火车票。回到毛毛家时，毛毛的母亲回来了，她退休留用，跑真如上班，也够辛苦的。我发现这段时间里，毛毛已经与我妻子很投机了。也挺不错，晚上她们俩出去逛商店，我不用“陪太子读书”了。我原来就跟着宙宙叫姑姑，这回她听说我们住澡堂的故事后就直抱怨，应该直接到家里来。 
次日一大早我们出发去苏州，焦姑姑交代千万注意听广播，台风即将到来，船期随时都可能变化。还留下一把房门钥匙，不用的东西留在家里，从苏州回来再拿。她们要上班上学，回来时自己进家。又交代从青岛回来不要去找旅社，就在家里住，所以钥匙可以带着。 

到苏州首先直奔观前街旅馆介绍处，接待室居然空无一人，与上海、杭州成了鲜明的对比。递过结婚证一查验，运气不错，还有一间单间，而且旅馆就在观前街上。住下之后，就出门把附近的闹市逛了一通。第二天带着妻子退了房便奔寒山寺、虎丘、西园、拙政园。时间紧，任务重，有这几个去处可以算到过苏州了。 
收音机里不时通报台风消息，我们非常担心船会停开。还好，我们这班船还可以按时启航，算台风前最后一班。这天回到上海，拿了行李奔码头上了船。三等舱六个人，上下铺。安顿好我们就到甲板上看风景，那个“装不完卸不尽的上海港”，确实挺壮观而且繁忙，我上年从这里去大连出差，已经见识过黄浦江的景色，妻子却是头一次出远门，看着她那大惊小怪的样子，不由得有了点得意，体会到“大丈夫”的责任与豪情。 

船开出吴淞口，海风渐渐大了，于是回舱房。第二天的船因为台风要来，停开了，一连要停好几天。甲板上、走道里到处都是人，他们买的是统舱票，租床席子和棉毯，寻个地方便歇息的。没想到却碰见那个买议价船票时见过的小伙子，打过招呼后他自己告诉我们，真后悔那天没跟我一块买议价票。因为台风关系，他最终还是买的议价票。我笑他，人家排了一夜，多给两块多钱也应该。他道：“哪啊，这些人跟卖票的有关系，走后门弄的票。大哥你买的票就是他们跟你说好才进去拿的。不过你办事果断，11块就拿了三等舱，不像我，最后花15块才弄个统舱。” 

航行一夜，天还没亮就到达青岛，不知何故，船没靠码头，在港湾里停了一个多小时。天渐渐亮了，海面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波光万点，景色远比在黄山上看见的“日出”壮观多了。等到太阳升起来，船才入港。 

到了姥姥家，姥爷出去散步还没回家。他已经九十多了，身子骨依旧硬朗得很。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散步，到六点多买回全家的早点，然后又出去散步，直到十点才回家，把菜也捎回来。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听见我们进门，姥姥把老花镜摘下，那笑容显得如此开心，似乎比她当年嫁给我姥爷时还要幸福：“你妈来信说你们要来，你姥爷天天算着日子，就是不见你们来，急死了！怎么也不来个电报，叫他们接你们去。” 

一阵说笑，姥姥把妻子拉到跟前，一个劲地打量一个劲地夸：“真漂亮。我孙子真好福气，找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快点生个胖小子，让你姥爷和我都抱抱重孙子，我们都活不了几年啦，有重孙抱抱那才好命哩！”我看见妻子那神态，不知是尴尬还是高兴，对姥姥说：“你们不是早就有重孙了吗？新国的儿子都几岁了？”姥姥说：“那不算。长孙才算。”
 
姥爷回家又是一阵欢乐，没多久，我的舅舅、姨妈，表弟表妹们都来热闹了一通。在青岛呆了三天，因为船还没有开航，而我们的时间有限，便买火车票返回上海。到上海直接奔毛毛家，有钥匙开门，免去了许多周折。晚上姑姑回来，拿出许多购货卷，买许多东西都是要这玩艺儿的。 

次日我领着妻子奔南京路，准备买些物品就回去了。走到那个“新裳女子服装商店”，据说当初王光美出国访问的服装都是这家店缝制的。妻子要进去看看，服务员是几个男士，斜着眼睛看我们这些外地人，那神态就像是盯着小偷。妻子过去看那排衣架上挂着的毛呢大衣，一个服务员立即赶过来：“这里的衣服都要购物卷，没有购物卷不好乱动的。”我觉得受气，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购物卷，每张十格，那位服务员立即变得非常客气：“随便看，随便看。不过这一排比较贵，那边有便宜的。” 

我看看标签，最贵的全毛开司米短大衣卖105元，做工十分考究。就对妻子说：“这个样式不错，质量也好，要买就买这种吧。”妻子一看价格，就犯了踌躇，觉得太贵了。我说，一辈子就这一次，要买就买好的。那位服务员听见就附和，殷勤而且周到。称这个料子是英国进口的，还领着妻子去试衣间。最后成交买了一件。 

出来以后就到外滩，坐在长椅上，妻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她从来没有奢望过如此昂贵的服装。从塑料包装袋里拿出来，看了又看，双手甚至微微发抖。我笑着给他讲了“袁猴”的故事：那厮在招工到武汉以后，有了工资――31.5元。于是就开始“撵兔子”（找女朋友），需要包装一下。经“于修”唆使，拼凑着托人到上海买了件雪花呢短大衣。我到武汉正是老毛死的时候，恰好那件短大衣捎回武汉，68块钱。于是这家伙天天诅咒老天爷：“该死的，这个鬼天气怎么还不冷！”妻子笑得直不起腰。我趁机继续讨好：还没完。那年12月我又到汉口，他终于有机会穿这件礼服了。我们走在江汉路上，我问他：这件短大衣穿在身上，宿舍失火也不会着急了吧？他听明白我的意思，笑道：是，是。一点也不着急。接着愤愤道：妈的，招工六年了，全部值钱的东西除了块上海手表就是这件大衣，还欠人家20块钱！真（此处有不合适字符）是正宗无产阶级。“于修”告诉我，他其实欠债不止这些，我问为什么？“于修”笑道：“都把那些‘兔子’衔起跑了！”我提出资助一点，他坚决不要，直到他结婚时，我借口打了个大封包，他才还清债务。 

妻子这会没笑，反倒说：“我们还是拿回去退了吧，这么贵的衣服，回去又没有多少时间穿。以后还要过日子，省着点好。”我对她说，别东想西想，回去退不给那个售货员笑话？日子照样过，“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本人如果没有这点本事，还算男人？她接着告诉我，已经花了七百块钱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别欠债吧？我告诉她，本人下乡时从来没老实过，每年从南方倒腾麻种到河南，挣了一两万，现在还剩七八千。够咱们过日子的了。我看见她眼睛都快瞪圆了。 

从上海回南宁，买不到火车票。更别说卧铺票了。于是我买了两张短途车票，到嘉兴。毛毛和她妈妈都不解，我告诉她们，铁路上有规矩，这几个大一点的停车站都预留有卧铺车票，像嘉兴这种地方买票的人不多，应该买得到的。 
大清早上车，很快就到嘉兴，下车就奔售票处，果然这里预留六张卧铺票，还有三张，我买了两张次日的卧铺，那个售票员真的很高兴。她说很少能卖光的，因为这卧铺必须到衡阳以远才卖。再接下去旅馆既高级又便宜，要了个单间才两块钱。比苏州那间还便宜一块五。 

长长的一天我们去逛了南湖，整个湖区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在湖边停着那只中共一大的木船（复制品），我们上去看了看，大抵是些照片和当年印刷品的复制件。出得船来没几步有一棵弯到水面的大柳树，别有风味。我搂着她坐在这棵树上，启动相机自拍功能，照了一张像。恰好有两个当地姑娘路过，看见我们如此拍照，吃吃直笑，大概以为我们是外星人。这张照片照得还不错，没有料到那只复制的木船恰到好处地成了背景。 

回到厂里以后，有一天跟书记聊天。说到旅行结婚时，到过嘉兴的故事。没想到这位老兄竟然在他的工作报告里向上级党委描述了这事。后来上级单位的朋友问我，我才知道：在我们厂党总支的教育下，出于对党的热爱，我在旅行结婚时，专门下车跑到嘉兴，拜竭了党的成立圣地南湖，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党史教育。并立志要继承老一代革命先辈的无产阶级遗志，把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接着便有总结，一个文革时期的坏头头，如今能改造成这样，可见党总支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有成效了。阿门！
 
说是什么印象也没有，那也不是。妻子到现在还记得：嘉兴的大肉馄饨既便宜又好吃，一角五分钱一两粮票，那么大一碗，馅子又足。只怕是这辈子再也吃不到那么便宜、美味的馄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