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的章乃器：是父亲，也是朋友

作者：章立凡

来源：《文史参考》

西方有句格言："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中国"阶级斗争"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父亲教我修家具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o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父亲的生活费，在撤销政协委员后已降至每月200元；"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又被造反派降到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

好辩的"头号右派"

"七君子之狱"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对父亲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父亲不讳言自己"好辩"的个性。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后来又说"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并未超越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但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被认为"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令下达时排名"头号右派"。

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其中有专文记述章乃器，引用了父亲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他的言论简报和朋友们打的小报告。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将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三届政协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对"大跃进"模式提出质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室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我看了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不久，他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份提案，我担心地问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提案之一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对1957年被划"右派"的抗争。事前他对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在提案中说：

《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党在国家工作者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12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严"的今天，反观父亲近半个世纪前的言论，不过是重申了常识，而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一连串政治上、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来，但父亲不为所动，他致信周恩来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从"反右"时起，我开始关心时事，小学三年级时，已能较为顺畅地读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子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许多话题都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我们的交锋是从中苏论战开始的，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及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变成了"外攻部"。我那时每天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当他点评某件时事之际，我会尝试引用老师或报刊的说教来抗辩，辩论中很快自行发现这些论据站不住。

他是一个通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并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向来不把背诵教条的"理论家"们放在眼里。有次我看到国外的一份研究资料说"章乃器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得知后颇有几分得意，而我则一直以为这种人只会出在共产党内。

父亲恃才傲物，自信真理在手，就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底气。讨论政治问题时，我总担心壁中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学生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o露易斯o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观点都可以公开。

父亲的这类言论，也被陆续汇报上去。例如："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他还指出：

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引用到政治上，我们的人民都是舜尧，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企业机关无管理的现象。

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义；二是供给制思想；三是只要党、不要国家的"无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天下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得之，这几年又以群众运动治之。如果不是转得早，恐怕要垮在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来信中也说过："'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在革命时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国家之后，还能再草莽下去吗？"这一年年底，他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条经验教训，其中谈到：

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会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

片面强调组织性，而把原则性削弱了，就可能变成宗派。以亲疏定好恶，以好恶定赏罚、定是非，就是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只要组织性，不要原则性。

1963年父亲曾预言："一个统治阶级浮夸到这种程度，没有民主，不要批评，上下欺蒙，不说真话。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他认为制造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并再度警告说："官僚主义、过火的斗争和唯成分论都是造成不满的根源。……造成这种形势之后，又利用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将国家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这场浩劫结束时，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写过一封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对"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严重灾难。其中谈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1974年，大伯父章培曾为父亲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来信劝父亲检讨。父亲回信说：

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所记录的总理关于摘掉章乃器右派帽子的三条指示

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当时有三条指示：

一、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

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

同年4月25日，父亲的老朋友陈云出面约他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摘帽"的决定。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

2004年9月7日，我访问了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他回忆当时场景说，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他还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

"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容不下这种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原则：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且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晚年身处逆境，每天例行健身，坚持做气功、八段锦及25个俯卧撑外，还在浴室用冷水浇淋全身，并摩擦全身2000多下。"文革"中横遭暴力，绝食八天八夜，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

父亲在信中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并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2010年7月9日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