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妆艳抹的女人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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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妆艳抹的女人
作者：田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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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妆艳抹的女人 女人浓妆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五十年前非常罕见。从1949到1966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是一穷二白，以朴素为荣，女人妆扮的主流是中性的，蓝和黑是基本色调，男女都一样。本故事的女主人公叫洪岚，她俄语专科出身，1956年中戏研究生班毕业，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戏剧编辑。 洪岚说不上漂亮，皮肤灰暗，一对眼睛小小的，笑起来眯成两道缝。但是她一直坚持浓妆，涂脂抹粉、描眉画眼、血红的嘴唇，加上她削瘦高挑的身材，配之以鲜艳华丽的服饰，在五六十年代的女人当中，就显得鹤立鸡群般的分外妖娆。 在编辑部，洪岚不仅学历高、文笔好，她最显著的特长是善于约稿，具有非凡的公关能力。戏剧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的稿件，别人约不来的，洪岚都能约来。比如北京人艺的副院长焦大导演，为外来的话剧注入中国魂魄的天才导演，导戏但轻易不写文章，对此焦先生的解释是“这白纸黑字可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洪岚约的稿，他才肯写。1960前后，妻子正与焦先生闹离婚，不在家住，洪岚登门约稿都是住在同院的焦院长秘书的孩子去开院门，每次开了门，浓妆艳抹的洪岚都会优雅地说：“小朋友谢谢你。”……不久焦先生真的离婚了，对这段婚姻的瓦解，人艺感到十分惋惜，焦先生的妻子曾是他的学生，非常漂亮，焦先生对她一见钟情，两人恋爱九年才结婚，但结婚不到九年却离婚了。人艺的领导曾几次劝说焦先生的妻子未果，他们说：“焦先生是天才……”焦妻立即打断说：“他就是莎士比亚，我也要离婚！”难言之隐溢于言表。离婚后妻子把焦先生的两个女儿都带走了，焦先生1975于文革中病逝。 在文革前，洪岚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情况，她是政府公安部门的内部掌控对象。中国虽然没有令西方世界谈虎色变的克格勃，也没有斯大林那样的大逮捕和秘密处决，可公安内控的铁幕也是无处不在的。洪岚所在单位的党支部被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向公安部门交一份有关洪岚行踪的汇报，这其中的奥秘公安部门并未交代，单位领导猜测洪岚平日与苏联大使馆有往来加之中苏关系趋于恶化是主要原因。还有就是档案里洪岚的父亲解放初期被镇压，她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亲属关系栏中洪岚有个幼弟叫洪九，领导进一步分析说，这个弟弟明明不排行第九却叫“九”，为什么呢？意思是，一旦你日后成“人”，就要报“仇”。洪岚有个笔名叫莎弗，领导认为是杀父的谐音。 1966年文革开始后，洪岚加入了一个叫做“尽朝晖”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斗黑帮、贴大字报、抄家，很是折腾了一阵儿。但是到了1967年的2月初，在回家的路上，洪岚突然被公安便衣逮捕，次日，单位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洪岚的罪名是“反革命”，具体案情不便宣布。私下里人们传说她是与苏俄背景很深的中苏友协负责人、诗人埃弥萧同案，埃弥萧夫妇已经作为“苏修特务”被捕入狱，与埃弥萧关系密切的洪岚，自然法网难逃。其实那时没有法律也没有审判，公安说你是“反革命”，你就铁定是反革命，那时人民群众普遍相信政府，从不怀疑。 洪岚被捕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点了洪岚所在的这个有十几人的群众组织的名。戚本禹说：“中国剧协有个‘尽朝晖’，其中出了个反革命，被捕了嘛，看来这是个不好的组织嘛……”当时文革的领导人包括最高统帅都喜欢用“好”、“不好”、“好人”、“坏人”来对群众组织和个人做政治定性，洪岚所在的那个“不好”的组织“尽朝晖”立马被掌权的革命造反团开除了出去，接着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自行宣告解散。当然那十几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也都不是省油的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虽没有再拉起个新组织，但从此这个文化部门分裂成两派，打起了“派仗”，这是插叙。 悲惨的是洪岚被捕后，她的丈夫跳楼身亡，留下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洪岚的丈夫张荪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戏剧理论研究和翻译方面的高端人才。张荪的家族是从河北丰润移居天津的名门望族，老张家祖上不仅出过清末的清流健将，还出过两广总督、交通厅长，警察局长等等，特别还出了一个让千千万文人骚客哭天抹泪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张爱玲可能是张荪姑姑辈儿的。张荪的父亲是铁路工程专家，他闻讯儿子自杀，从外地来到北京，只接走了洪岚的小女儿，留下她的儿子不管不顾。 那么洪岚的儿子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洪岚是怀着别的男人的身孕嫁给张荪的，在这个家族中是公开的秘密。这时洪岚的妹妹也从外地赶到北京，左思右想她将洪岚的儿子送到研究红学的老专家许教授那里说，这是你的儿子！许教授年逾七旬，独身无子女，竟然没有二话就认下了这个儿子。许老先生虽然也在受批判、写揭发和交代材料，但历史清白，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当权派，只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已，尽管被扣了部分工资倒还能在疾风暴雨中保有一个简陋的巢穴，这样，男孩的抚养问题有了着落，许老教授暮年生活也有了点儿家的气息，他教会了男孩下象棋。男孩被送到许家后哭着对同学说：“我爷爷不要我，我姨也不要我了，她把我送给一个糟老头儿，我现在整天陪着老头儿下棋。” 十年后的1977年，诗人埃弥萧夫妇从监狱里出来，两年后洪岚也从监督劳改地安徽某县辗转返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做编辑。十二年来她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让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实在无法坚持工作就办理了退休。焦先生不在了，许老教授也已故去。那会儿不兴DNA亲子鉴定，洪岚的儿子作为唯一继承人继承了许老教授的全套房屋和遗产。尽管如此，洪岚还是去找了埃弥萧，她毕竟是受他牵连的，后来，不但洪岚，洪岚的儿子也去找过埃弥萧，究竟谁是儿子的生父，洪岚应该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但是文革前她一直以孩子为由头分别向几个男人要钱。关于这件事，萧的女秘书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她的首长的： “他还主动地和我讲起自己的私生活。说他和一位女士私下有多年同居关系，文革里她受到牵连，挨斗并被发配到了外地，他很对不住她，她的儿子来找过他，当时自己还没解放，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讲到这里，他的眼睛蒙上一层阴暗，语调里充满内疚，十分沉重。但事实上，据说那位女士并非或并非完全是受了他的牵连，可能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个男人——俄国大使馆的官员。这点他一直不知道，把错全往自己身上揽，足见其心地之善良”。…… 也许这只是一个关于五六十年代的二奶的故事，当年喜欢化浓妆的女人如今美人迟暮了。洪岚晚境凄凉，退休金菲薄，重病缠心，孑然一身，无人照管。女儿早就被张家送到了美国，儿子连自己的生父都搞不清，当然不愿同她生活在一起。其实，中国的二奶不只属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文革前也有二奶，虽然没有这个称呼。不过那时没有新生的资产阶级，产生二奶的温床在享有特权的高干阶层和相对富足的文艺界，不是包养，大概财力有限也没那个胆儿。反正是比较隐蔽，不像今天这样的公开和泛滥。 20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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