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再教育概要（一）

常言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现实中多的却是事与愿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1968年末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此举虽有不得已之处，但未尝没有培育一代革命新人的良苦用心。然而他老人家真的就自信到这种程度，竟然毫无觉察农村和农民的穷困落后状况可能对狂热而无知的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何种震惊和镇静作用，从而出现他绝不愿意看到的反思么？一代人思想解放的萌芽和最初的社会批判精神，难道不会由此产生吗？

所以，就有了“另类再教育”一说。

以下记忆犹新的往事，就算“另类再教育”的要点吧。

要点一：

1969年春耕前，下乡不久的我歇工时到附近农家讨开水喝。我完全不知道在当时的四川农村中，保温瓶是罕见的奢侈品。绝大多数农民都喝生水，家中是没有什么“开水”的。主人略一犹豫，让我到灶头上缸钵里去舀——那是一钵青灰色的“汤”，比米汤稠不了多少，其中有些说不出颜色的淀粉颗粒，还漂浮着小片的菜叶。我顿时反应过来：这是“饭”！从此我知道了什么是“春荒”（1），知道了粮食生产者们是在以什么东西充饥。

夏天的黄昏，农民会在河滩上撒一些米汤之类的东西，盖上石头。第二天早上搬开石头，馊臭味之中会聚集一种昆虫——象斑蝥但不是绿色而是灰褐色，当地称“屁蛋虫”。收集起来将其放到烧烫的铁锅里干爆一阵让其“放屁”，炒熟后就成为一种食物。

注：

1、每年阴历二、三月，四川农村中正是大春作物（水稻为主）已经消费将尽而小春作物（小麦为主）尚在田间的时候，青黄不接，是农民最缺粮、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也是黑市粮价最高的时候。当时成都市民凭定量粮票买大米一斤是一角四分二厘。黑市米价最高大概每斤五角。

要点二：

1969年年终决算，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每个劳动日价值是三角。也就是说，一个全劳力每天天亮出工天黑收工（1）、一天不休息地干上一整年，产值不到一百一十元。这个劳动价值在川西一带应属中等水平。有的地方劳动日价值甚至是负值，即劳动成本（如农机、化肥、农药、种子等支出）高于劳动收入。

当年一个全劳力大约应负担三至五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当年中等收入的农民人均年收入约二十到四十元。所以，很多农户都是“倒补户”，即分了口粮后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农民的其他收入唯有很可怜的一点家庭副业，如养一、两头猪、喂三、五只鸡等，还有极少的“自留地”（2）可收获些粮食、蔬菜等。经营这些“私有经济”，农民战战兢兢。因为稍有政治运动就可能“割”这些“资本主义尾巴”（3）。

注：

1、当年四川农村的作息制度一般是：天亮出早工，工作约两个小时后回家吃早饭。约一小时后再出工至下午两点钟左右，回家吃午饭。一个多小时后再出工一直干到天黑。

2、自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中国大陆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宿愿。（至今在雅安市上里古镇的石岩上还完整保留有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刻写的标语：“自愿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很有喜剧意味。）但在几年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有土地归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个体只能拥有不超过当地人均耕地面积5％的土地的“使用权”，作为“自留地”经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将自留地也收归集体，1960年以后才逐步归还农民。

“70后”学者熊培云先生在《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以承诺土地私有“打天下”始，以土地收归国有“坐天下”终。

3、马列主义理论认为小农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所以，必须限制甚至打击农民的私有经济即家庭副业，这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例如，农民养鸡数量不能多，多养并出售就是搞资本主义，可以处罚甚至没收。改革开放初期，曾有文章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农民养鸡的多少：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以此嘲讽当年的农村政策。据说有人还真在马列原著中找到依据：雇工八人以上就是剥削，就是资本家。

要点三：

秋收后，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交公粮卖余粮”。“公粮”相当于农业税，“余粮”即国家定价收购粮食，二者均带有强制性。当时川西农村每斤稻谷的收购价大约是八、九分，相当于大米价每斤一角三、四分。而大米黑市价每斤至少三角，年成不好或“春荒”时期可高达五角。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本身就吃不饱饭，“余粮”并非就是农民手中“多余的粮食”。所以“瞒产”在当时农村中不是个别现象。

瞒产就是向上级低报粮食产量，以减少交公粮卖余粮数量。由于一个生产队的人往往沾亲带故且利益一致，瞒产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一位知青朋友离开农村时，生产队从上到下千叮咛万嘱咐:“（瞒产的事情）千万说不得啊！”不止一户平时相熟的村民还送来小礼物如蔬菜、鸡蛋等，祈望他保守秘密；甚至很小的孩子都来他住处说“千万说不得啊！”

参考资料：

1991年，我又到了当年务农的地方。农民说：现在能吃饱饭了，就是缺钱。年轻点的人都外出打工，光靠庄稼挣不了几个钱，老天爷不给脸就要赔本。

2006年，国家终于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用无偿交公粮了。

2010年电视曾报道说，夏粮收购困难，收购价一般每斤九角，农民不愿意卖。采访几个农民，都说化肥农药种子劳动力价格都在涨，今年灾害也多，想再等一等卖。专家出来说道：国际粮价上涨对我国影响不大。国家收购粮食部门的负责人出马正色道：粮价涨到一元就不收了。

我略算一笔账：四十多年前每斤八、九分的国家粮食收购价，现在涨了十倍。当时四川城市职工月工资一般不到四十元。2010年四川城市职工平均年工资约二万七千元，合月工资二千二百多元，大约涨了五十六倍。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国内外媒体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声明：我国人均年收入一千三百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四千万；按联合国每天每人一美元的贫困救助标准，我国还有一亿五千万人的收入在此之下。（这些贫困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主要分布在边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诚哉斯言。

要点四：

1969年夏收秋收之后，有了粮食亩产量的直观概念：小麦最多四、五百斤，水稻也多不过七、八百斤（1）。然而我却在农民家中看到了1958年的半张旧报纸（记得是《四川日报》），上面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小麦亩产七千斤，水稻亩产十万斤”（2）！从此我才知道当年的“浮夸风”（3）是多么令人恐怖！

注：

1、目前由袁隆平先生培育成功的超级杂交水稻亩产一千八百多斤。据说还有超过两千斤的。这些大概是世界之最了。

2、当年吹牛之冠大概要数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130434斤！是正常产量的一百好几十倍。消息出自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且至今未作更正。

3、在1958年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之一）运动中，各地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尤以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最为猖狂，不仅成千上万地上报亩产量，甚至多处发生把若干亩成熟的水稻搬到一亩田里让记者照相，并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加以广泛宣传的史无前例的荒唐事。当时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些话都出自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喝过“洋墨水”的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居然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只要农作物能吸收太阳能量的30%，“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他还断言道：“这不是空想。”这一切的直接恶果就是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大大超过农民所能负担的极限，再加上农村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用）等，致使农村出现饿死人的可怕状况。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9月召开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很多精彩纷呈的话（引自《晶牛毛泽东思想网》）：“（粮食产量）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据《中国“左”祸》一书，1958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实际不到四千亿斤。直到三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才超过一万亿斤（主要原因是农村推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广了超级杂交水稻），此后一直在一万亿斤上下小幅波动。

要点五：

知青在当地无亲无故，往往被安排“瞄山”（1）之类得罪人的活路。

山坡上，手臂粗细的松树两、三米远才有一颗。农民说：（19）58年以前，这儿的树子茂密得“钻都钻不进去”（2）。后来都砍光了，运到峨眉山下炼钢（3）去了。从此我才开始了解“大炼钢铁”（4）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生态破坏。

注：

1、瞄山：即护林。守护山上植被制止盗伐林木、偷砍树枝等。

2、这一带的森林曾经是成都的“能源基地”。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通过岷江船运至九眼桥码头的“火把柴”（劈开捆好、长约一尺许的松、青杠等木柴）仍是成都市民做饭烧水的主要燃料。

3、1958年那里成立了“乐山钢铁公司”。十多年后我到现场，还看见残留的十字路口和断垣颓壁。

4、“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国城乡各行各业以至中小学校、街道居民都纷纷大造“土高炉”炼铁炼钢，甚至愚蠢疯狂到没有焦炭就用木柴、没有矿石就把家庭中的铁制品包括铁锅铁铲砸碎扔进“土高炉”中去“炼”所谓的钢铁，其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有炼成，却对森林造成毁灭性破坏。“大炼钢铁”的另一个恶果是占用了农村大量劳动力，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当时大约动员了九千万人“为钢帅服务”。我下乡那地方的村民告诉我，当年的红苕就烂在地里无人收。

在上文提到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吨。……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实际上中国大陆直到1962年的钢产量也只有六百多万吨，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6年才达到一亿吨。

                                                                            2012-02-20

 为之60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