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战争五十年祭(2)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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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争五十年祭(2)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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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军队与美军的较量 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一个多月就打：“三八线”了。到二次战役结束，我军共歼敌51000人，其中联合国军近三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全部领土。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的国威、军威如日中天！布莱德雷称：“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而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米德尔顿则说：“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在政治上，这次胜利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 当时彭德怀认为美国不可能退出朝鲜，我们也不可能把美国赶出朝鲜。且我军伤亡也很惨重，仅九兵团就减员四万。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后勤损失严重，几达40%。汽车也严重损失，补给困难。12月8日他致电毛，建议：“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如果实施彭的建议，我们将是完胜！ 因为美国已识破斯大林的伎俩。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定下的国策是：“最大的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那里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鼓励北约盟国也采取同样的做法。美国决不可陷入亚洲一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并命令：“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向朝鲜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如果顶不住就撤出第八集团军去保卫日本。”这个命令说明，美国政府不想玩了。1950年12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一个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战线一旦不保，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1951年1月13日，尽管中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并推进到37度线；杜鲁门依然亲笔写信给麦克阿瑟，强调上述命令，甚至撤到济州岛也不打算增兵了。 这使麦克阿瑟极为愤怒，他最终因反对此令而下台。而如果按照彭德怀12月8日的请示电报，这仗应该不用打了。11月28日伍修权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发表了引起轰动的演说后，12月7日13个亚非国家提议停火。但毛泽东并没有只以恢复北朝鲜为目的，这在他于1951年1月19日批示中已清楚表明了：“我军必须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采取新的战术，以求解放全朝鲜。” 而毛泽东显然是在听斯大林的：12月4日，王稼祥大使回国前问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越过三八线？”葛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2月7日斯大林否定了维辛斯基应当停火的意见，苏联政府答复中国政府对停火的请示时，明确指出，目前的停火建议，多半只是美国因美军的失败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在解放汉城之后，再考虑停火问题。而苏联驻朝大使12月中旬则直接指责彭德怀未立即发起新的进攻。斯大林此时极力主张把美国从南朝鲜赶出去，他为驳回彭德怀的建议，主动答应提供2000辆汽车。 12月13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指示后电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彭德怀私下说：“导师被胜利陶醉了。”彭德怀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虽于19日致电毛：“得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却并无行动。12月22日中国拒绝了13国提出的停火提案。经几次往来电报应答，直至12月28日20时的电报中，彭还说：“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政治意义不大），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毛29日复电再次强调越过“三八线”，并责怪彭：“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他只能接受毛泽东的命令。后来彭德怀挨斗时，这也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 12月31日，中国军队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尽管一下子把军力从原来的二十多万增加到135万，并打到37度线附近，终于力不从心。第3、4、5次战役并非什么胜利，而是根本得不偿失！毛泽东企望在朝鲜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六个整师，结果连一个美军整营都没能全歼，反倒是我军180师被全歼。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全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此前牺牲的团以上干部28人，其中师级以上仅58师参谋长胡乾秀一人。此后牺牲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包括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例。我军被俘人员80%是在第五次战役中被俘的。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这样，原本已到手的胜利，就此变成了悲壮。我们可以闭着眼睛说三、四、五次战役都取得伟大胜利，只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难看出，这胜利确实经不起推敲。 十一.“细菌战”风波 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一次很热闹的“细菌战”风波。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在“马、恩、列学会”倡议下开始了“仇美”活动。同年3月5日开始，中国的宣传开始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了毒气战。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发表书面声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 5月8日，朝鲜外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布天花。19、24、25日，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却称美军已使用毒气并正准备使用细菌战，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准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声明，重复上述指责。几乎同时，苏联操纵的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细菌战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上述舆论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甚至我们自己的舆论工具，也不再提及这一段故事。 到1952年初，苏联顾问警告中朝方面，美国可能在朝鲜使用细菌、化学甚至原子武器。1月28日，志愿军总部报告：美国飞机在朝鲜并偶尔飞越中国青岛，散布天花病菌，这是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立即命令调查取证，还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2月18日，志愿军总指挥聂荣臻致毛周等报告，称美军在朝鲜前线空投蜘蛛、苍蝇、跳蚤传播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疾病，希望获得苏联专家和设备的帮助。毛泽东于21日电告斯大林。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指控；苏联则在联合国指责美国使用化学武器。从此，一个大规模宣传攻势正式展开。中国方面公布：从2月20日至3月9日，朝鲜北部居民有13人被传染了霍乱，其中有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庄有50人患上鼠疫，36人死亡。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作为答复，周恩来声明：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68批、448架次在中国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播带菌昆虫。并宣布：凡俘获美国空军从事细菌战的人员，一律作为战争罪犯处治。中国以及苏联集团各国，立即掀起了抗议浪潮，西方世界也立即沸沸扬扬。（但到最后，美军俘虏“承认”从事了细菌战的二十多名空军人员，却没有一人受到“战争罪犯”的指控，似乎人们已经忘记这回事了。而这些被俘人员回到美国，其中就有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述被迫说谎的经历。） 3月11日，艾奇逊再次否认并直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12日，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红十字会接受请求，并马上向中国、朝鲜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合作。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对此项调查提供必要的帮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愤怒地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而北韩政府进一步宣告，美军在朝鲜散布细菌达800多次，范围达40多个郡。 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如此广大地区、如此频繁地从事细菌战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保密的。而且，作为受害一方，接受国际权威机构调查取证，乃是极为有利的。但直至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各四次分别向中朝呼吁准予入境调查都没有得到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到4月20日仍无答复将被视为拒绝。至30日也无任何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停止这项调查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不认可任何细菌战的指控，这种实际上的否认，是权威性的。 为了使指控具有说服力，一方面中朝双方通过新闻媒介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肆意贬损。如新华社便称：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腴。我们显然忘记了，我们正是求助于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调查，才确认了日本法西斯731部队在中国的野蛮细菌战罪行的！另一方面，则由苏联组织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进行调查。还发表了22名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认罪书”。 这个故事很长，不再细数。直至2000年，权威出版物仍在叙说细菌战的故事。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原苏联存档的、关于“细菌战”的12份绝密文件。现在摘录其中五份： A. 文件二：苏联内务部反间谍局副局长、原朝鲜公安部顾问格鲁霍夫1953年4月13日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的备忘录：“1952年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美国人在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对此，他们（中国人）打算发表声明。在北朝鲜政府的坚持下，北朝鲜外交部决定首先发表他们自己的声明。北朝鲜外交部声明的俄语文本，出自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的顾问佩图霍夫之手，是与先前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相符合的。北朝鲜人声称，美国人可能在他们国家的几个地区重复引发了瘟疫和霍乱。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北朝鲜人和我们的助理顾问一起，设定了伪造的爆炸现场。1952年6月到7月，来自世界和平会议的一个细菌专家代表团抵达北朝鲜。两个爆炸现场当时已经准备完毕。与此相关的是，朝鲜人坚持要得到尸体上的霍乱细菌，这些尸体将来自中国。在包括研究院院士，前任国家安全部成员茹科夫在内的这个代表团的工作期间，经我们的顾问的帮助，制造了一种非真实的情况，以便吓唬并逼走代表团。在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工程技术部门的顾问彼得罗夫中尉领导下，爆炸地点被设在代表团停留的地方附近，且当他们在平壤期间，假空袭警报多次响起。 格鲁霍夫。” B. 文件五：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53年4月21日致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1952年3月，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的代表团抵达朝鲜前夕，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收到格鲁霍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顾问和斯米尔诺夫---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顾问（给杰尼索夫---英文原注）的备忘录。此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在苏联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朝鲜人民军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 伊格纳季耶夫当时没有将这个具有特殊政治重要性的备忘录报告给任何人。其结果，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我依据从1953年4月开始收到的报告，在苏维埃民主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 我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的调查细节和犯罪当事人做出决定。 贝利亚。” C. 文件七：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1953年4月24日第六号议定书（节选）：“1.针对擅自采取的，具有挑动性质，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决定）撤消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阶并予以起诉。……4.下列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提案，提交苏共中央全体大会通过：‘鉴于新的情况所显示的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的不正确的和不高尚的、对政府隐瞒大量重要的国家文件的行为，取消伊格纳季耶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D. 文件八：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和苏联在朝鲜人民共和国事物负责人祖茨塔夫的信，1953年5月2日。“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信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 给予的劝诫：终止新闻媒体有关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这一题材的报道。 考虑接受下列行动步骤。这个步骤是：中国（北朝鲜）政府在联合国声称，4月23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在中国（朝鲜）领土上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事实的决议不合法，因为这项决议的通过没有中国（朝鲜）代表的参与。这样做的原因是，（韩战中）没有人使用细菌武器，所以没有理由调查。 以一种策略的方式提出，在国际组织间和联合国机构中不要再继续讨论在中（朝）使用细菌战问题。 参与假造所谓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这一行为的苏联工作人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E. 文件九：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莫洛托夫汇报他向毛、周转达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议时的情况。“依照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1953年5月7日第1212 487号决议，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节顾问瓦茨可夫肩负苏联政府授予的使命被送往北京和平壤。 1953年5月11日零点，毛泽东接见了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周恩来也在场。 在聆听了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希望提早结束揭露美国在中朝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的建议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活动是基于在朝鲜和满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部的报告开始的；目前，要证明这些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将再研究一次。如果发现伪造，那么这些来自下级的报告就不可信了。毛转话题说，在中国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65万人被执行了死刑，（而且）确实，不可能认为所有的死刑都是合法的。其中一定数量的无辜的人显然蒙受了冤屈。 在谈话进程中，毛泽东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紧张，他吸烟很多，碾碎那些烟并喝下许多茶。谈话接近结束时，他大笑和开玩笑，并冷静下来。周恩来的举止显出刻意的严肃和某种程度的局促。 库兹涅佐夫。” 这几份文件已经足够说明“细菌战”究竟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另一份文件是苏联驻朝鲜事务负责人的报告。金日成称病派出他的副手接受传达。他的副手称：当时那样做是有利于反美的共同事业的。这就是出发点。 只是，如果我们至今还要“重复昨天的故事”，究竟算是自欺欺人，还是立场坚定？ 美方从退到“三八线”以后就开始就寻求停战，用艾奇逊的话说：“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艾奇逊没有撒谎，他先后派人在纽约、巴黎、瑞典分别找苏联外交官试探停战谈判，斯大林看到志愿军正向南韩挺进，不予理会。艾奇逊再派人到香港试探也没能成功。最后找到前美驻苏大使乔治.凯南。1951年5月31日，尽管美军正在胜利进军，美国外交官凯南仍私下会晤马立克，不理会他的打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quot;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遗憾的是，此前于5月16日开始的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遭到李奇微的防守反击，到月底已成败局。180师就在此役被全歼。假如不是彭德怀果断决定我军后撤，损失将更惨重。现在中国和北朝鲜的秘密档案均未公布，但显然战场局势极其严峻。6月3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周商量。紧接着战势进一步恶化，毛、金讨论后也只能考虑停战问题。斯大林不想停战，他于6月5日致电毛："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说，由于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出了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毛决定派高岗和金日成同赴苏。但到6月10日美军已反攻到了“三八线”以北汶山、金化一线。6月11日，美军攻占铁原、土耳其旅攻占金化；韩国第一军攻克杆城、进逼高城。 6月13日高岗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时，斯大林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至此，美军“绒毛河作战”所有目标均已实现。毛泽东同日致电彭德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可见当时军情紧急的状况。当高岗和金日成一再强调困难之后，他不得不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那就试一试吧。”并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此令一下，毛立即决心停战，马上致电高、金与斯大林协商停战的办法：“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到6月15日美军“打桩机行动”完成，夺取了三八线北侧全部预定的有利地形目标。假如不是美国政府下令，而按美军将领的主张，他们一直打到平壤--元山一线并非很难之事。其实在6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电令李奇微：“1.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2.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3.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非朝鲜籍武装部队作好准备。4.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或击退北朝鲜的再度侵略。”李奇微虽然极为不满也只得执行命令，转入战略防御。6月15日以前美军的战斗，不过是为了夺取有利防御的地形目标而已。正因美国政府不许美军继续进攻，才会有克拉克在停战以后的那一席牢骚话。 6月23日奉斯大林之令，马立克在联大演讲中说：“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马立克刚说完，当天下午杜鲁门即声明：“我们现在准备参加在朝鲜和平解决战争的谈判，就象我们一直准备做的那样”6月25日《人民日报》称：“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中国人民赞成马立克的和平建议”。苏联装成局外人，又立了一回牌坊。 以上情况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我军打得美国不得不同意停战，还是美军把我们打得不得不同意停战？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命令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彭立即复电同意。而半年前无论何方人士提出停战谈判，我们都是一概拒绝的。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而毛所定的边打边谈拖住美国佬，恰是苏联最希望的。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兵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两年多谈不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莫洛托夫马上提出停战备忘录。认为以往有几次停战机会，都不重视，这是一个错误∠衷诘奖匦肓⒓赐Ｖ拐獬≌秸氖焙蛄恕Ｋ樟铝斓纪ü舜吮竿迹⒔鸬男胖赋觯杭绦葱性吹穆废摺笆遣徽返摹保鞫Ｕ健?br> 周恩来奉命于3月21日飞抵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我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及全部遣返战俘，结果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苏共新领导叫让步，金日成也不想再坚持了，提出无论如何都要签停火协议。毛自己后来也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当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 其实，中苏论战时，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中，已经道出了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原委：“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这是一个阵营的问题，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使苏联处于第二线”是出兵的实质。我们许多作者却在那里自以为英明地嚷嚷，搞出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论来，甚至有人还称：此仗在朝鲜打要比在中国打要好。确是浅薄得可以！毛泽东要“一边倒”，得给斯大林送点礼。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被承认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最惨的还是朝鲜人，家园涂炭不说，同胞相残双方军队战死和失踪共429197人外，仅平民就死了二百多万！但对于独裁者而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坦然地说“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变成统计数字了。”1942年他还告诉丘吉尔，他的红色恐怖时期不象外界所传杀了五百万人，而是“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罢了。更有甚者，他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金日成当然也不会为二百多万朝鲜人的死有任何不安，只要他的独裁统治能保住，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宣传说，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幻想，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事实又如何呢？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决议停火时，经斯大林批准，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停战协定开始谈判时，美方拒绝谈政治问题，这几个条件除撤军一条外，其他各条都没有提到谈判桌上；而撤军这一条谈判中也被否决；我方后来提出的“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以及“确定双方释放现在双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也全都落了空。美方出尔反尔坚持的实际控制线代替了我方坚持的“三八线”；美方的自愿遣返代替了我方坚持的全部遣返，14235名志原军战俘拒绝遣返，绝大多数去了台湾。（哭笑不得的是：老美说，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战俘自愿去台湾，也就是回到了中国。遣返回大陆的6670名战俘全都受到迫害，直到1980年9月27?quot;中发（80）74号“文件”后才陆续平反。我们自己用行动证实了美国佬当初“毫无根据的谎言”。）相反，美国的要求却几乎全兑现了。谈判的每一次进展，都是我方让步取得的。毛泽东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难道这就是“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再看经济方面。1951年军费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只占28.7%。1952年军费占32.9%，1953年占34.2%，但绝对数都大于1951年。而1950年军费占41.1%，建设费占25.5%。仅抗美援朝欠下苏联的债，便达34.85亿卢布。占1965年还清苏联债务的61.4%。这些人民的血汗基本上都花在朝鲜战场。更可气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中，竟有相当数量是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 为使后方安定，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镇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杀了一百多万人。这显然也是扩大化了的，也是二十多年不断的“运动”的开始。10月26日又下达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称：“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宣传中所说的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没有经历过那种运动场面的人，是不易体会那种恐怖的。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个荒唐透顶的唯心主义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当然也不存在外交，只有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国当成了大苏区，接下去就是搞世界农村包围城市，就要打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要投靠斯大林。当然需要表现得立场坚定，不共戴天。用鲁迅那句：“叭儿狗比它的主人更严厉”来形容，并不过分。就是斯大林，也只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从不曾要苏联人“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逻辑被狡猾的艾奇逊发现并利用。1951年1月13日，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联合国提案：立即停火，并进一步寻求和平新措施；外国从朝鲜撤军；让朝鲜人民选择政府为朝鲜统一作出安排；建立适当机构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地位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在内；该适当机构由美、英、苏及共产党中国代表组成。也即“五步方案”。 艾奇逊发现此提案对中方极为有利，基本上满足了中共所提出的停火要求。如赞成它将必然在美国造成政府危机；但如反对它又会落下破坏和平的罪名，并使中共被世界认同。他绞尽脑汁制定冒险计划：让中国替美国反对该提案。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侵略。杜鲁门无可奈何批准了该计策。尽管美参议院已对此提案激烈反对，但艾奇逊却布置美驻联合国大使公开称拚庖环桨福⒅甘久拦读嗽蕹善保垢锰岚冈诘谝晃被嵋?：6得以通过。塔夫特参议员称之为：“合众国同意的最完全的投”。这消息沸沸扬扬弄得满城风雨，其目的是促使中国反对。 如果按照彭德怀建议赞同此方案，美国将极其被动。赞成它则使中共大获全胜。此时我军已达37度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凯旋；美国国内必然沸反盈天。反对它便落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臭名。美国佬提心吊胆地干等。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但是，过低估计美国的北京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1月17日，彭德怀关于接受此提案的建议被否定。经斯大林批准，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予以同意。”毛泽东的荒唐逻辑终于使他上了艾奇逊的刁当！美国佬如释重负，艾奇逊欣喜若狂，他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紧接着，美国在1月20日向联大提案：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并商讨针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措施。2月1日联大通过了这个提案。虽然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给自己造成广泛谴责，还帮助美国解脱窘境决不会是外交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此提案远比后来签字“停战协议”强千百倍！ 毛泽东对斯大林，早就敬若神明。所谓斯大林一贯压制毛泽东，完全不是事实。对毛个人在中共党内地位而言，斯大林及其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是关照有加的。1923年共产国际派来中共的代表马林，对毛赞赏不已。因陈独秀等核心人物反对马林“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主张，而毛却积极支持。马林在中共三大上，扳倒张国焘，让毛首次进了中央执委。并兼执委秘书、组织部长，成为三人核心中人物。 1927年5月，斯大林命令中共要搞军队，毛举行了秋收起义。当毛搞湖南农运和秋收起义时，获得苏联给的经费六万元，占1927年中共获得"特别费"的四分之一。布哈林还在国际的大会上，高度评价并发行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乃中共受此殊荣第一人。尔后，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国际公开肯定毛的革命方式，《真理报》称为“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几年中，毛泽东的名字在国际和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六十多次。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根据斯大林内定，毛当了主席。当上海中央迁到江西，毛受到排斥时，莫斯科很不满意，指示：不能把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并驳回中共要毛赴苏养病的提议。当博古企图取消毛的一切职务时，莫斯科批准毛为政治局委员。并电令，严禁对毛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即使是遵义会议，中共选举张闻天为领袖，周恩来为军委书记，毛只进了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搞军事。但莫斯科不理会其他人，只宣传毛。把毛的文章精美印刷成十几种文字发行。还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之后，成共产国际第三号人物，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并以专文介绍毛，结尾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长征结束前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好，纂党夺权、自立中央，甚至威胁毛的生命时（但根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并没有暗害毛泽东的任何阴谋）；共产国际特派员林毓英（张浩，林彪之兄），向张国焘及其“党中央”宣布：共产国际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党的领袖。于是张只好认输，毛因此获胜。中共和红军也避免分裂。 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舆论一片哗然，连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感觉狼狈，大批党员退党。全世界只有毛泽东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为之辩护。斯大林喜出望外，将此文大量印发。同年斯大林六十大寿，毛在延安为其集会庆贺，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讲话。他后来说，此文是真情流露。他称：“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明明斯大林不但不实行列宁关于“把沙皇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垢泄钡男裕绦哉忌郴矢钊サ?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还进一步出兵占踞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却颠倒黑白说：“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颇为讽刺的是，斯大林趁火打劫，后来更要去了中长路、大连、旅顺等特权！最后是，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国有特权。 关于《日苏中立条约》，明明是苏联急切要求，日本迟迟不肯，毛却说：“苏联是否愿意订立……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结果斯大林在此条约中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国”。当然，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经承认蒙古国了，但苏联承认“满洲国”、让日本腾出大量兵力来对付中国难道也“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冲突”吗？稍有眼光，就能看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必将损害中国！事实上，此条约一签订，日本立即挥师南进，放心地向中国扩大进攻，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进攻中实行的。斯大林对中国的掠夺与伤害是最凶残的，并不亚于日本天皇！ 此后毛在延安搞整风，让全党学《联共（布）党史》等苏共文件。王明反击，关键时任弼时和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批评，王明撤底垮了。毛的权威空前地立起来了，1944年1月2日，毛致电莫斯科：“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到中共七大，毛正式当了党主席。他的9篇讲话，回回大讲特讲苏联和斯大林，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更是空前地帮了大忙。他急令中共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仅苏远东军第39集团军就交付：1565门大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0架飞机、12000挺机枪、2500多辆军车、13000匹战马外加679个仓库物资。其中不少是美国援助给苏联的武器。这使毛提前打败了蒋介石。1949年2月毛对米高扬说，解放军入关时，把苏制武器都留下了，为的是宣传我们的武器都是缴获蒋军的。 只是在1948年6月铁托反目之后，斯大林才开始怀疑毛会是“东方的铁托”。但毛这边却是痴情一片，决心投靠斯大林的。他要求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不准。1949年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斯大林在此前提出并要求各国共产党予以执行的。 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该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令人肉麻的表态，连斯大林也接受不了。他11日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翌日，刘将此答复报告毛。 14日毛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消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quot;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卑躬曲节向一个外国表示臣服的。”毛泽东决心要拿中国的“局部利益”去服从斯大林的“世界利益”，并用实际行动充当斯大林的“一个方面军的司令”。他要报答斯大林，但他也清楚这在全党全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不但不要留文字记录，而且不能“向党内外宣布”。那时正是斯大林在欧洲输出革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于是他的输出革命便成了中国的方针，在这方面毛泽东使我们走得比苏联更远。 朝战之前，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召集几个民主党领导人就北约成立发表声明，宣布要同苏联阵营携手并进，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11月16日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作得正确的。”“而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要想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公开鼓动别国反政府武装，颠覆别国政府。 他在11月23日向北京各界所作的报告中还宣布：“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这种责任。”这说明，我们已经乐此不疲地投身到世界革命中去了。 1950年1月，对于新中国是关键时刻。英国、法国都表示要同我国建交，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表态把台湾划出美国的防御圈，甚至明说没人能保证它不受军事攻击。这其实是告诉我们，美国想同新中国修好。如果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原则，就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建设独立的中国国家利益需要的外交。 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边倒”能实现，于13日批准中国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当然苏联除外）、接收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把美国驻华使领馆全部挤走。他马上将此决定特意告知苏联，并说明他的目的就是“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况且，当时的蒋介石也陷入恐慌之中。海南岛解放后，蒋介石就试探和谈。由蒋经国召见李次白，叫他当秘使赴大陆。李次白是陈毅哥哥陈孟熙的妻兄，1950年6月韩战爆发前他通过陈孟熙找到陈毅。陈请示中央后答复，我们不急于打台湾。此信息刚传回台湾，朝战爆发，和谈梦断。 事实上，斯大林已一再斩钉截铁地拒绝帮助我们解放台湾。毛求援不成，且于49年10月打金门岛遭惨败，九千余人全军覆没，实际上已放弃了短期内解放台湾。但仍在积极准备自己解放台湾。朝战一开，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尽管我们在宣传上依旧大喊大叫，但在内部指示中已经承认，有美国海军阻拦，此事只能无限期延宕。斯大林1950年10月5日那封电报中全是扯淡。 更有甚者，当美国指责苏联把合并外蒙的办法运用于它所占领的中国北方几个地区时，莫洛托夫要求“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谴责声明，毛同意了。但1月21日苏、蒙外长声明发表时，中国的声明却是新闻署长胡乔木发表的。斯大林专为此事与毛、周会谈，像老子教训儿子一样：中国的声明“是一文不值的”、“各行其是”、“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等等。毛泽东却一言不发地忍着。无论讲究国格、人格都应该拂袖而去，干自己的事了。比如铁托，宁可受到所有共产党围攻，忍着苏联撤消援助的困难，既不靠苏也不投美，领着小小南斯拉夫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之路，令人钦佩！铁托是为了国家利益不顾斯大林主义原则；毛泽东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原则不顾国家利益。 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以军委名义电令林彪、叶剑英、陈赓等，严控中越边界、调查与胡志明联络的道路等情况。“又越南如派人到广西请求帮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望告。”开始了援越的行动。12月2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等：“关于援越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实际上，1945年9月22日胡志明就要求斯大林承认他刚建立的共和国，斯大林不予理会。46年3月签订《越法初步协定》，7月胡志明访法并与法总理比多会晤，确定了越南成为自由国家并照顾了法国利益。苏联支持这个协定。就在1950年1月，胡志明也到了苏联，再次要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仍不答应，就让中国负责援越。毛泽东受宠若惊并当即决定：不同法国建交也要援越。刘少奇对黄文欢说，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说：“谁叫我们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准则都放到第二位去了。中国如果同英、法建交无疑会极大地改善新中国的外部环境，极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就不会有任何封锁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和平外交能够获得的有利条件，为什么硬要打一仗反而把它丢掉呢？难道这也算是一种“伟大胜利”吗？ 1950年1月18日，我们拒绝了法国承认越南，此时包括苏联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尚未承认它。3月13日指示已在越南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对军火帮助，交通运输住织的建立”、“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提出考察意见。4月，我们开始向胡志明的卫国军（后改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并把新兵逐批接到中国来，为其换装及军事训练，使之成为正规的军队。7月陈赓、韦国清带队到越南，指挥越军打仗。我们还说服越南把军队开进了老挝和柬埔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告知越共中央：“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后来我们的军事顾问也开进了老挝。至于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世界革命面前并不重要！须知，此时并没有美国威胁中国的任何事情，甚至法国请求美军派空军协助法军作战也被美国拒绝，反倒是老美向中国频送秋波。 到日内瓦谈判时，越盟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表示，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签约。周恩来反对，称如立即停火则拿不到河内、海防及红河三角洲地区；普选于越共不利。越南本可和平建国，但那样就不是越共的天下了。毛泽东是不顾一切也要帮越共夺得天下的，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没有这个决心不行。”这也算“保家卫国”吗？“最大的民族牺牲”都要承担了，保谁的家、卫谁的国？！这个决心其实就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宁可拼掉我们自己的一切！ 到六十年代，北越并没有被攻占，对我国也无任何威胁。我军照样开到越南，协助胡志明解放南方，牺牲并不亚于朝鲜战争。1966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那时的马来亚、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只要成立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我们的外交成了这样一种姿态：邻居家只要打架，咱一定得去掺和。当然得有一位自称是咱的哥儿们，用周恩来的话说：“这就叫做为朋友两肋插刀！” 十七.朝战对我们的伤害 这样的“外交”使邻国对我们敬而远之：继美、泰于1950年10月签订军事协定之后，11月20日印度军队趁机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同美国签订《美菲联防条约》；9月1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9月8日旧金山和会通过《对日和约》、日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0月1日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5年1月11日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5月15日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这些条约明显都是针对我国的。 如果说，美国占领了北朝鲜，东北将受到威胁，从而国无宁日成为我们出兵的充分理由的话；但抗美援朝换来如此包围及封锁，难道不是自己找来更多的麻烦吗？尤有甚者，只因为苏联否定了斯大林，我们就同它势不两立了。我们“一边倒”还换得了1963年7月《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协定》。直至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及新疆边境武装冲突。难道苏、蒙边界的威胁不是连北京都在内了吗？何以就不可怕了呢？其实无论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的原则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主义才是毛泽东至高无尚的理想。国家民族只不过是他实现这个理想的本钱，为了使这个理想在全世界实现，损失一点本钱是无所谓的。朝鲜战争从头到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宣传说朝鲜进攻韩国是内战，美国不应干涉，这是朝鲜的内政问题。但如上节所说，我们煽动东南亚国家武装夺取政权，并为此提供军事援助，是否干涉内政？1956年匈牙利事件更加只是内政，尚不成内战；苏联原来不打算出兵，恰恰是中共极力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毛泽东也说，是他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苏联才出兵的。我们还指责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9.6）这与我们自己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好自相矛盾。 更为甚者，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然确定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1979年8月还作为国策写进了宪法！这也算安全的环境吗？至少美国不曾以中国为头号敌人，即便朝战进行中，美国佬也只把我们作为“第二梯队”看待，更别说写进宪法了。 最终越南于1979年2月同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又是我们为支持波尔布特而打的；可连士兵的底裤都是我们供给的波尔布特，曾经拿着中国枪支屠杀了十几万柬埔寨的华人！当时以姚文元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却对双手沾满华人鲜血的波尔布特大加赞赏表示祝贺！对此，哪一个还有良心的中国人，心头能不流血？！ 我们的外交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周边国家边境纠葛不断，排华事件此起彼伏；乃至于毛不得不以让地给钱的方式表现天朝大国的风度。1956年12月，周恩来访巴占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坎巨提地区割给巴方。巴基斯坦喜出望外，他们从未奢望过！此举明摆着会得罪印度，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事，天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其后又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的、蒋介石拒不承认的1941年线签订中缅边境条约，割让了数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样，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外蒙古甚至苏联的边境条约，没有一个不是以让地给钱的方式签订的。以此来挽回一个和平的国际形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印边界，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却白送九万平方公里西藏最好的土地给印度，令全世界想不通。这与清政府割地赔款又差得了多少？难怪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时，德斯坦总统也对我们的领土政策感到十分不可理解。 当苏联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时，毛的心态很不平衡，又为斯大林问题与苏联闹翻了，我们不得不两面受敌；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之后，我们只落得两袖清风。无奈之下，毛泽东捡来个不伦不类的"三个世界"理论，企望成为一群小朋友穷国家的头儿，继续在世界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领导世界革命，一会儿“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却以为我们有病！一会儿“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卡斯特罗转过身就跟着苏联骂中国。一会儿又去支援非洲革命，勒紧裤腰带省出钱来给坦、赞修铁路，毛说，宁可我们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到处援助非洲国家，人家拿完钱还是跟着西方跑。比如蒙博托，一来中国老毛就给了两亿无息贷款，人家转过身去立即跟美国套近乎。又比如拼命支持曼德拉，他当上总统后继续亲台，并说：中国人没有理由把自己解决不了的两个政权问题让别人来选择一个。 我们的人民节衣缩食，毛却拿宝贵的外汇援助阿尔巴尼亚，从50年代到1978年共计55亿美圆。即使是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也没中断。结果是1976年阿共七大成了大肆攻击中国的大会，指责6000名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即使是朝鲜，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中国宣布，朝战时期中国援助的全部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送外，再赠送八亿人民币。结果并未能阻止金日成一度反华。早在1950年10月，金日成就以“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罪名整掉了金雄、金武亭等高级将领；同时以“间谍宗派”的罪名，清洗掉朴宪永、李承烨等南方共产党；最终把方虎山等中共调拨给他的四野将领全部整掉，把南侵失败的罪责都归于朝共和中共。重用苏联派人员，实现金家王朝一统天下。 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慷人民之慨，成了最弱智的外交路线。直到1985年，吴学谦外长在全国人大会上宣布：“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重大事件，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对策。”这才算把荒唐的以意识形态定是非的“毛外交”纠正过来。 如果不是那场朝鲜战争，后来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和金钱，去同“第三世界”套近乎，争取早就可以取得的“外交胜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斯大林主义的泥坑里，以列宁、斯大林的接班人自居，沾沾自喜于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的黄粱美梦中。珍宝岛的枪响和林彪的背叛，才使他意识到内外交困的滋味不得已搞出来个“乒乓外交”。“一边倒”的代价何其沉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不再有当年那种“浪遏飞舟”和“还看今朝”的豪气。而以低八度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血雨腥风中交班的绝唱。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外交和内政，都是悲剧。 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记录片中，我们看到，当停战令下达，中、美两军前线的士兵跨越昨天还在互相厮杀的阵地，拥抱在一起狂欢、畅饮的镜头；敌对双方的士兵在战线上会师，大约也是史无前例。由此，我们知道：人民是不需要战争的！战争从来就是统治者实现欲望的手段。克里姆林宫的教皇挑起了这场讨伐异教的圣战，现代十字军的东征终于被现代文明的《停战协议》打上了休止符。马克思的《圣经》也翻过了最热闹的章节，逐渐进入尾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文明进程是无可抗拒的。无论何方神圣，也无论他曾拥有多少信徒，扭曲文明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斯大林的马前卒金日成，僵尸还泡在玻璃棺材里，接受着麻木不仁的顶礼膜拜。这项专利属斯大林所有。号称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人们，却在虔诚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着现代的“木乃伊”。是哲理的巧合还是欲念的必然，只好留待后人去评说了。不过，对现代人而言，这却是一项荒唐且不可理喻的举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会对一具僵尸敬若神灵。何况这具僵尸，曾经营造了有史以来最迷信，最封闭，最专制，也是最严酷的国度。 他是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在真像大白之下我们许多文章便不提谁先进攻，而改称朝战为内战。即便如此，金日成至少要负挑起内战的责任。蒋介石挑起内战，算是甲级战犯。金日成发动内战为什么就不是战犯？美国出钱出枪给蒋介石打内战，他成了卖国贼。那么苏联出钱出枪给金日成杀戮自己的同胞，何以就不算卖国贼？如果我们至今依然以意识形态来判断是非，岂不是把自己放到黑手党的地位上去了？老美的大人物倒也坦白，都承认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没有胜利所以就是失败。我们正相反，因为没有失败所以就是胜利。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这里，阿Q没有绿卡！ 因为抗美援朝，北朝鲜人民才能沐浴着金太阳的光芒，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甚至饿殍遍野。南朝鲜人民则在“伪政权”的残暴统治下，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人均GNP由1965年的105美元到1995年的10950美元。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我们出兵，就不会有这一切。相反，在北朝鲜的博物馆里，充满了金日成一个人打败美帝的神奇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呆在极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宣传材料中，我们只不过是朝鲜人民军的配角。他们的旅游指南上甚至宣称“我们的确也从中国得到了一点点帮助。”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金家王朝注定是要完蛋的，区别只是完蛋的方式。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欢呼，抗美援朝是何等伟大，何等胜利。问题在于，我们尚不能预料的是，届时朝鲜人民会如何评价抗美援朝？他们会不会怪罪，正是抗美援朝才使他们过了几十年与南方同胞天壤之别的日子？美国佬一贯不顾血本，满世界搜寻官兵遗骸运回国安葬。而我们的烈士大都埋在异乡，他们已经被骚扰过一次了，万一又被骚扰，我们该怎么办？装傻，还是：“雄赳赳，气昂昂”一次？（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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