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36年后重访亲历者】连载二：绝望出走·凶途密码·永平的狂欢与祥云的不祥
作者：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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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36年后重访亲历者】连载二：绝望出走·凶途密码·永平的狂欢与祥云的不祥
作者：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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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 ——36年后重访亲历者（连载二） 2、绝望出走：悲壮的选择与放弃 “部分知青一哄而起，从十一团四营十连开始串连，一天内就有13个连队228名知青离开生产岗位，要求返回原籍，至31日，十一团共出走知青358人。”——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人的一生始终伴随着选择与放弃，而无论选择还是放弃都引导着前行中的步履蹒跚。可以说，文革后的这一代知青从踏上社会那一刻起，就在唯一的选择中“选择”。这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尽管如此，带着被文革的扭曲心理，在人生初始的选择中，知青们仍然执着地延续着火红激情年代里于近似于幻象中的瑰丽景色。也正是由了此，知青们在农村、边疆的广阔天地里依然期望着轰轰烈烈的人生。而当这一切都被自己面前无情的现实一一击得粉粹的时候，他们赖以坚持的精神支柱便不可避免地在简单枯燥的重复中轰然倒塌。于是，他们能作出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而支撑这放弃的，只有一个最简单最本原的祈求：回家。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知青所有的祈求、期待或者期望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诉求：没人愿意作职业知青。 于是，这选择与放弃就被加注了一个概念：悲壮。 2010年7月8日深夜，我与原十一团四营五连北京知青、现居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情报专家姚仲勇在网上云南瑞丽知青QQ群里有过一番关于当年“8.28事件”的谈话。在谈到我对那次事件的采访、思考以及写作时，姚仲勇有过这样的议论：“选择跑地震是一种悲壮的选择和放弃。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不安全并且难以预见结果的行为不单纯是从众心理。因为当时的环境对于知青尤其是四川知青充满了绝望。军人进入农场是对于农场本来就很贫瘠的资源的强势掠夺。知青跑地震，不是单纯的青春的冲动，关键是绝望，是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 的确如此，“绝望”是那时知青的一种普遍心态。当年的知青实际是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没有对付这样经历的经验的行为方式。以至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自己原本基本无意识的意料，也就有了以后如揭竿而起般出走后在前途未卜途中炼狱般的不堪经历。 十一团四营十连也注定了将会成为“8.28事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除了在上述《瑞丽市大事记》里有幸被权威的提及外，当年的十一团四营十连若用现在的话来讲，的确算得上是很另类的了。这个连队的知青似乎特别团结。尽管在知青中亦分为好些个因了性格、志趣等等原因而自然分成的小团体，但只要遇到什么事，那么，平日里的各个小团体就会立即义无反顾的一致起来，并且在一遇到什么事的时候会显得异常凶猛和血性。 四营十连还有个特别引人关注的原因，这就是，在这个连队有四营乃至十一团最著名的知青人物，那年月被叫做“舵爷”或“舵把子”们。 这是个从旧时代延续下来的四川特有的一种亦官亦民的民间袍哥文化现象，“舵爷”或“舵把子”是袍哥会里对“老大”的称谓。而“义”字是袍哥间必须遵循的第一法则。当时民间流传两句话：“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倥子即未参加过袍哥组织的人)”。由此可见，袍哥的确是当时江湖上的川人参与人数甚众影响颇广的一个帮派组织。 新中国建立后，旧时代的东西皆被废除。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许多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得以延续。 从1966年小学五、六年级就懵懵懂懂的参与进文革当中的这批人，在他们的行为中不可避免的带有着那个时代特征。 文革后期，许多曾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失去了继续学习机会的那一个同属“逍遥派”的阶段，都走上了社会，延续着文革中不同派系不同学校或不同工作单位等等原因，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相互不买账进而时时会有挑衅到斗殴的不稳定因素。那时，就有不同的派系之老大也即“舵爷”、“舵把子”的称谓。这个称谓不仅在文革后期无序的社会中流传，也带进了文革初期刚十二、三岁、后来成为了支边云南知青中。实际上，这个称谓带有的全部含义不外是一个讲江湖义气的“义”字。 在四营十连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义”字的氛围。 就是这个四营十连，在特殊的时刻总会有激情迸发。所以在那个强权时代，兵团连队动辄捆绑体罚知青是家常便饭，但是无论是谁都不敢在这个连队里对知青为所欲为。无论你想要对知青们做任何可以令知青们感到不平之事，那么，这个连队的知青们一定会团结一致的奋起反抗。 当一个实际的弱势群体不得不以强势的模样进行自保时，就自然形成了强烈的自保意识，而且不畏强权。 曾出现过这么一回事，四营及连队领导要求十连知青集体去参加修水电站，但由于知青们感到在分配工作时有所不公，于是集体拒绝参加。正在四营视察工作的三师老红军出身的张副参谋长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说：“谁胆敢不服从领导不去修水电站那我就修理谁。”赶到十连的张副参谋长在连部立即把几个带头捣蛋的知青叫到连部办公室训话。训斥中见那几个知青对他的话根本无动于衷，而办公室门口及窗外还有一大群知青围着起哄，张副参谋长忍不住拍案而起，让他没想到的是，小个子知青张绍荣也对着他拍响了桌子。张副参谋长气得大叫：“拿绳子来都给老子捆起来！”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在他发出此命令时，在场的数位营、连干部都站着没动，没有一个干部去拿绳子。直气得张副参谋长佛袖而去。 也正是如此，四营十连不仅在十一团，也在三师挂了号。曾有师部首长怒斥：这个连队的坏知青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么一个在各级领导者眼里恶名昭著的连队，也有其的可爱可贵之处。 1973年旱季的一天中午，与十连毗邻的四营三连橡胶林突发大火。一时间，大火照亮了整座大山，正在午休的附近几个连队都响起了急促的哨声。此时，急速奔跑近两公里率先冲进火海救火的正是一拨以往被指斥为十连的坏知青们。 四营十连的知青就是这么一群人。无知无畏敢作敢当不计后果义无反顾。没什么他们不敢的。 当年我就听说过此事。也记得曾有许多人热议：都说那些人是一贯打架闹事的坏知青，但是，就那次冲进橡胶林救火，咋就他们冲在最前最先冲进火海，而那些平日表现最好的党团员却都落在后面？ 在这次的采访中，我有意提及了那次橡胶林救火一事。没想到的是，虽然我能感觉到那次救火他们记忆犹新，他们却并不愿多说，只憨厚的笑笑。他们并不粉饰自己，实实在在的面对着自己作为人的良心。 不熟悉橡胶垦区的人或许不大清楚，橡胶树因了其富含橡胶乳汁是极易燃烧的树种之一。一旦发生火灾，就几乎无解而极其恐怖。 其实我很想了解他们那次的救火。王建国憨厚的“嘿嘿”一笑，说：“那天我正在附近的一个连玩耍，突然看见那边火光冲天橡胶林失火了，就赶紧冲出去。但是我脚上穿着一双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回力球鞋，好几块钱一双，我舍不得啊！但是橡胶林失火了肯定要去救，我就干脆脱了鞋光着脚就冲了过去。差不多有一里路的距离，等我冲到着火的橡胶林时，我看见我们十连的九泼（李久元）、高哥（张绍荣）、邓伯新他们也已经冲到了。那时我们也不懂，随手抓起地上的橡胶树的树枝子就迎着火浪冲进去又扑又打，但还没接触到火手里的树枝子就燃烧起来了。真的，好恐怖！”在后来我对十连知青肖炳元的补充采访时，提到那次救火他也笑着说：“橡胶林失火太吓人了，记得我还有几个知青身上都被火燎着了，我们又不咋个懂，毕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火，结果我们几个慌不择路的跳进一个烂泥坑塘里打滚，好不容易才把身上的火灭掉……” 这个连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知青中各色人等各路角色齐全，既有远近闻名的操哥舵爷，也还有几个不算安分的喜欢看书的读书人，还有几个爱好音乐的吉他手，连队的吉他声每晚都要闹腾到深夜。当年云南兵团恐怕有近千个连队，我听说由成都知青自己作词作曲作为“连歌”的只有四营十连这个连队，直到今天只要十连的人聚在一起，大家都会一如当年癫狂地唱起这首叫做《连队的春天》的“连歌”。而且这个连队还有一种清谈论辩之风，年少气盛，刚刚读了几本大部头，两个大胡子（王兵和梅柏青）喜欢高谈阔论，而且喜欢捉对厮杀，辩题往往都是民间版的那些大得吓人的江山社稷的事情。而往往这时候十连那些平日里很少读书的操哥舵爷也喜欢扯场子坐在一旁听这两个大胡子疯疯癫癫口吐狂言。 所以，以我在采访中对他们的基本了解，当四营十连的知青率先开始提出跑地震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但是，十连的知青又是怎么在如今来起来是很轻易的作出了要跑地震的决定的呢？ 重新翻开梅柏青当年记的“大事记”，我们不妨试着从这里“概要”的回到1974年8月： “8月23日星期五有关地震的传闻早已经传到十连。当时山下的连队有的已经传达了地震预报的文件。而在十连，大家知道的也就是传闻中要地震，地点在瑞丽，至于震级大家也不清楚。晚饭后，照常有几个关系好的来寝室里玩儿。闲谈中，北京知青江新生把他听到的最新消息带给了大家，据说是一个在县城的北京知青在收音机里无意中听到的，消息是日本广播电台广播的，说是在中国瑞丽与缅甸南坎之间将会在九、十月间有七——八级地震。大家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围绕着七至八级谈了许多，也谈了不久前四川甘孜地震和云南昭通的地震……到后来，气氛渐渐紧张起来，心情都很沉重，最后不欢而散。走时，大家还建议，夜间门不要关，睡觉时要清醒一些等等。” “8月25日星期天午间，原我连老职工周孝悌来我寝室，又和他谈及地震一事，他说他们一连传达了县革委印发的地震预报文件，预报是六级左右，地点是滇西地区主要是瑞丽县，时间是九、十月间……他也谈了山下连队听到的有关地震的种种说法，盛传的有这么几种：一是日本电台的广播，震级是七——八级；二是英国电台的广播，震级是8.2级；三是外国（这里的外国街指的是缅甸。笔者注）街上的商人都不做生意了，都在向南坎山后转移等等…… “8月26日，星期一午后全连开会，副连长王泽贵宣读了县革委印发的地震预报…… 散会后，我和张翠寿、江新生到了谢肇景家里。谢的孩子打摆子，在营部卫生所住了几天院，刚回来。问了病情后，谢就问下午在开会？张说是。说会上传达了县革委的地震预报。谢马上问预报中说的是几级地震？张说是六级左右。谢说，怎么我在营部听说的不同。谢就把他昨晚（25日）在营部机务排全体大会上听到的、机务排副排长龙太源口头传达的瑞丽地区将有九至十级地震的惊人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马上惊慌起来。谢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颓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孩子刚刚在打摆子，拿了几天的药就回来了。说的是营部卫生所因为另有防震救灾任务，因此把住院的轻重病人全都动员回家…… ……晚上，联系到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绝望……大家都默默无语。突然，这个连里以大炮著称的张翠寿叫嚷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走！我们的命是值钱的，说我怕死我就怕死。老子死在战场上还是烈士。死在这里，泡都不冒一个……我们干脆回家算了。”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过。刚才还无声的寝室，现在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人声鼎沸、大吼大叫，马上引起了共鸣。他也的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不走，难道要我们在这里等死？” 到底是青年人单纯的表现，一提到要走，这么重大的问题突然就决定了。至于一路上还有那么多具体问题，谁也不去多想了……时值月底，大家身上都没有钱，向谁去借呢？就在这时，张绍荣说了声：“卖铺盖。”这把大家都提醒了。反正有些东西带不走，该卖的就把它卖了，只要这些东西一脱手，一路上的钱就够了。大家嘻哈打笑了一阵，从他那里出来，已经是十一点了。” “8月27日一早，江新生摇响了电话，接营部机务排，找机务排的北京知青程国维。当时电话机旁边还有冯全达、张翠寿、陈华群等人。电话接通后，江便把龙太源25日晚传达九至十级地震的情况问了一遍，希望得到证实。程国维证实了这一问题，说龙太源确实说过有九至十级地震。 打完电话后，我和张翠寿、唐艳春去借钱，我们先到的八连。一进八连，气氛大不一样。房前屋后，许多人都在搭防震棚，三五成群，紧张忙碌着，想到我们连上还没有动静，领导还要业余时间自己搭防震棚，有点让人寒心……我们没有久坐，马上又到营部，气氛就更不同了。招待所门前停了一部汽车。许多人在往车上搬东西，像是在搬家。办公室的门都紧关着，看不见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营部周围家家都搭好了地震棚，有的都搬进去住了。营部的议论就更多了，当时我们在十一连就听说了，李副营长到团部请假回家未获准的消息，还听到了徐副场长的抽屉里，请假申请已经是厚厚的一叠了，那几日请假回家的特别多。26日，营部宣布冻结批假，才把这股风刹住。 ……关于九、十级地震，有知青问营部徐副营长有无此事，徐副营长回答道：“不会那么严重，要真是九至十级，不要说你们，我们都要走。” 回连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走是肯定的了，最迟不超过31日，具体哪天，等回连队再商定。” “8月28日早饭后，照常敲了上班钟，也就在这时，陆陆续续的每排房子都走出了一些提着旅行包的、背挎包的、身上系着包袱的、手里拿着吉他的男女知青，他们有的在向老工人道别，一些小孩子围上来，好奇的望着我们。在他们的目送下，我们渐渐离开了连队。 就这样，大家仓促成行了。” 从上述文字反映出来的种种实际情状，哪怕是在三十六年之后，我们也不难作出合理的推断。 实际上，在采访中我发现许多连队基本如此，只不过四营十连似乎显得更为典型罢了。或者说，他们是知青们当时整体心态与行为的典型缩影。 我同时惊异的发现，梅柏青所记的“大事记”里，当他们以决绝的态度确定了要出走的时候，这些当时刚满20岁的知青们心中原本感到的惶惑不安、沉闷焦虑以及对一些领导的不满甚至愤怒在那一刻起突然变得明快起来，而且“大家都很兴奋”。知青们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们甚至联想并谈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在那一刻陡然间似乎多出了一抹浪漫潇洒而不顾后果的豪情。这不能不说是悲壮！不能不说是他们真的是“天真”和“年少无知”！从我了解的情况看，整个“8.28事件”出走的知青，绝大多数是被叫做“小四川”的成都知青，而几乎没有比他们稍稍年长些的老三届北京、上海、昆明知青。 四营二连参与了出走跑地震的一些知青在回忆中甚至表示：“其实，铺天盖地的种种传闻与上级传达的地震消息交织在一起，地不地震那时对我们都显得有些麻木了。我们只觉得那些日子里太苦了，每天十几个钟头的重体力，没谁吃得消。干脆走吧。如果真的地震了，我们算是躲过一劫，如果没地震，我们也趁机出去躲躲繁重的体力劳动，连带着也算是旅游一回。” 坦率的讲，建设兵团时期的劳动的确异常繁重，经常会组织诸如“大战红五月”、“平田改土大会战”、“开荒大会战”等等名目军队集团式的劳动，这不仅是对年轻的知青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就是那些老工人也感到吃不消。在我的记忆里曾有这么件事：1972年底到1973年初，我们为架设团部到一营、三营及团直属一连姐告的电话线，每天都要抬着沉重的水泥或木质电线杆沿着线路走好几里地，如此反复长达半年之久。一日，一位当地山上的村民大爷叹着气对我们说：“看着你们好多久了，哎哟，你们都是些娃娃哟，咋吃的人饭干的牛活儿哟。” 完全超出人的极限的繁重劳动，与那个时候的极“左”做法和军人主政后盲目追求政绩有着直接关系。 1971年7月初我到达我所在的连队后，因为是新建的橡胶连，每天干活首先得爬近两个钟头的山，然后才开始砍荒等作业。那时，仅爬山就已经爬得很累很累了，而每天的饭菜也仅仅是一碗白米饭与一勺没有一点点油的苦菜汤。毕竟，那时的知青不过才十七岁。到1974年8月，三年积累下来的从身体到精神的一切的一切早已经压得知青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们最终选择了三十六年后我们才强烈感受到的悲壮的、不得不放弃的“放弃”。因为没有留恋。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按兵团时期知青两年一次探亲假期规定，知青们在1973年已经陆续返回原籍探亲。而返回原籍探亲给知青们带来的更多的则是被强化了的结束这样的生活回到城市的强烈心理期待。 2010年8月8日下午，杜志和给我打来电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告诉我说，近几日他和原四营二连、九连以及二营的部分知青在一起聚会接触中，曾谈到一个细节，即1974年8月28日之前，不仅仅是他所在的二营，四营的部分知青也曾感到发生了地震，尽管地震的级别较轻，但正是由于此，有了关于地震文件传达，加之传闻四起，真正触发了那根令人最惶惑的神经，才促使他们最终下了跑地震的决心。
途中，与劝阻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受伤60多人。省委、州委获悉后下令沿途（指滇缅公路。笔者注）党、政、军、民进行劝阻，至9月12日，除22人回原籍外，其余全部送回原单位。——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滇缅公路的历史见证了承载了太多的奇迹与功勋。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1938年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对滇缅公路，有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在中国，在世界，没有哪条公路像滇缅公路这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哪条公路能像滇缅公路这样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对于滇缅公路，我们自然不敢把“8.28事件”与她相提并论而紧密相连。但事实上，自从文革后期共和国开始大规模下放突然被改变了学生身份的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去之后，曾有数以万计的北京、昆明、上海、成都、重庆等各地知青从这条滇缅公路踏上了滇西南这块红土地。而在1974年的“8.28事件”中，那些神色凄然踏上这条自己走上社会的来路的知青们，不也是将这条路视为自己唯一归途的通道的么？ 所以，不管怎么说，本文记录的事件中的知青们却也正是在这条公路上、在这条诞生三十六年之后的公路上、在1974年行进过未果的第一次主张自己人生权利的悲壮——为了绝望的青春。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从1974年到我重新写作“8.28事件”的2010年，恰恰又是一个三十六年。 从1938年到1974年、从1974年到2010年，竟然是同样的两个36年，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无论是否是巧合，曾参与“8.28事件”中的知青们已经将自己与那条漫漫长路紧密连接在一起。而实际上绝不仅仅如此，历史一定会从滇缅公路的迷雾中穿越出来，与我们一同寻找并还原当年的真相。 历史将再一次牢牢记住滇缅公路。 1974年8月28日一早，十一团四营十连梅柏青、李久元、王兵、张绍荣等25名男女知青背着简单的行囊，在连队老职工和孩子们的目送下，毅然离开了连队，往山下走去。写到这里，我在想：被确定为重大政治事件的日期，是否就是因了四营十连于1974年8月28日出行的呢？ 沿途，他们经过了四营的三连、八连、营部、十一连、十二连、一连等，不断有知青加入进来，陆续形成了有着102人的知青队伍。这支队伍里甚至还有一名仅十个月大的婴儿，是知青魏安成的儿子。但这还不是第一支因躲避地震而踏上前途未卜的归途的知青队伍，却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知青群。 已经不可考证的是当时到底有几个知青群行进在滇缅公路上。 在采访中，几位当年四营十连的老知青谈到一个细节：也不记得是谁最先的提议，其实是意识到了此行的莽撞以及路途中一切的不可知，也知道身为知青的这些人似乎是天生的无所顾忌的破坏力，于是，在清点了人数之后定下了一条在路上的铁的纪律：“秋毫无犯”！ 对此，我反复询问，记忆中是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四个字？他们回答：是。 从四营十连出走，当天晚饭时分他们终于抵达瑞丽县城。经过短暂的商量，他们决定在县城吃完饭，而后直接向瑞丽江桥进发。 从瑞丽县城到江桥有27公里的路程。 他们行进的速度很快，或许是由于刚上路还有充沛的体力。晚上约十点左右，他们已经到达了二营所在地：姐勒。 “大概十点左右，在姐勒前头迎面遇到了团部的130汽车。首长们下来了，劝我们回去，大家吵吵嚷嚷的，总之要走，也谈了些走的原因。130车上还坐了十来个我营四连、七连的知青，他们见到了我们，有的就跳下车来汇合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几小时之前，因过江桥被守桥部队拦下来后，团部派车去接他们回来的。我们没听首长们的劝说，又继续走。十一点过的时候，我营二连的许多知青又追上了我们。离江桥很近了，大家想到夜间过江桥不好，怕出问题，所以就在二营一连过的夜”。（摘自梅柏青原始记录之“大事记”） “29日早七时，大家起来洗漱后就前行了。走了三、四华里的路，就到了瑞丽江桥。江桥是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地方，大家想到我们没有任何证件就要通过这里，虽然有这么多人，难免还是有些紧张。本来拖拖拉拉的凌乱不堪的队伍这时大家都相互叮嘱‘靠拢点靠拢点’……女生害怕掉队，都挤到前面去了。经过驻军营房时，十来个解放军都站在上面望着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桥头时，一个解放军站在路边，只是问了大家两句话：‘你们是哪个团的？’前头几个女生回答：‘我们是十一团的。’‘你们谁是带队的？’又是几个女生回答：‘我们没有带队的。’他们没有阻拦也没再说什么。就这样，大家似乎还有点不敢相信似的，顺利的通过了瑞丽江桥。”（摘自梅柏青原始记录之“大事记”） 在他们过了瑞丽江桥的这天，十一团团机关组织了团部宣传队队员及机关的部分干部组成“劝阻队”当晚开赴江桥。“劝阻队”接到的命令是：尽力劝阻，尽力不放走一个。 1974年8月30日，瑞丽江桥在放走了几批知青后，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强行阻拦的命令。也由此出现了陆续而来的知青以方队形式强行冲击江桥。 作为当年劝阻队队员之一的笔者本人，亲眼见证了知青方队冲击江桥时的情形。笔者1991年写的《1974：地震大逃亡》中对此有如下的真实描写： 天刚亮，团政治处副主任胡纯富就集合了宣传队的全体队员，宣布了团党委的临时决定，立即组成劝阻队开赴瑞丽江桥，与守桥官兵一同进行劝阻，尽量不放走一个知青。 面对着一夜之间就变得面部严峻的胡副主任，宣传队员钟老五说：有毯用！ 胡纯富一怔，随即无力地挥了挥手，说：“我相信你们，当然，如果你们……”他说不下去了，神色黯然地离去。 守桥部队的丁排长和他的士兵们用毫不掩饰的甚至是有些敌意的眼光接待了宣传队员们。而宣传队员们也故意用什么都无所谓的眼光打量那些神情紧张的战士，并大声说：“我们也是知青。”宣传队员们发现，县公安局和海关的人也在其中。 对知青其实没有任何介蒂的丁排长耐着性子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后，忍不住破口大骂：“那些小知青，都带着长刀。要不是有命令老子的枪早就响了！谁也别想从这里跑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按规定，凡过往江桥的人必须在验明通行证件后才能通行。夜晚，若在10米以外不听命令，守桥士兵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因为这是在边境，江桥是整个瑞丽与内地连接的命脉。可他却眼睁睁地让一群知青从他奉命镇守的桥头肆无忌惮地冲了过去。“哪个敢开枪？”往日斯斯文文的姚娃儿突然像是漫不经心地冒了一句。丁排长怔住了，一下住了口。脸上却露出愤愤的表情。 县公安局最出色的刑警老张，打破了这颇为尴尬的气氛，他和宣传队员都很熟。他走上前，用浓重的保山腔说：“有什么子说场？这劝阻可不好劝啰，知青都带着景颇刀哟，先要下掉长刀，睑上要有笑手上要有动作……”老张一边说着一边做出几个夸张的擒拿动作，引来几声无可奈何的苦笑。 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人墙前方不到100米的公路拐弯处，传来一阵整齐而又急促的脚步“嚓嚓”声，紧接着，一个知青方队出现了：一圈强悍的男知青，全部双手高举着亮闪闪的景颇长刀，形成方阵的外围；中间，是神色坚定而又凄然的女知青。几十张年轻的脸都布满着悲壮冷峻的铁青。 人们顿时被震住了，谁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谁也没想到知青会组成如此的方队。 双方的距离在“嚓嚓嚓”的急促脚步声中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犹如迎面拍来的巨浪，还未正式接触就已经感到了那股迫人的气势，人墙开始下意识地缓缓后退，紧张的空气在双方不断缩短的距离的挤压下开始凝结……只有十多公尺了……知青方队猛然发出一声暴喊；“让开——”长刀开始挥舞了，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白亮亮的弧线，在那一霎那，劝阻者们挽着的手相互摔开着退到公路两旁，方队也乱了，呼号着向前猛冲。在紧张和杂乱中，丁排长首先清醒过来；他猛然大叫着“不能过去呀”扑了上去…… 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那震人心魄的场景：在瑞丽江桥桥头那一小段窄窄的路面上，上百人撕扯在一起，土路扬起一股股黄尘，人群中不时发出女知青绝望、惊恐的哭声和凄厉的尖叫；亮闪闪的景颇长刀在人群上空挥舞，发着“飕飕飕”的颤音；人们相互抓着扯着搂着抱着挣扎着厮打着……不时有人跌倒又挣扎着爬起来，不时有男知青冲出去又返回来，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同伴，他们要一起冲过去；仿佛冲过桥就是生，冲不过去就是死！撕扯的人群中，一个女知青刚被拖拽着冲出来，便无力地重重跌倒，她几次想撑住身子爬起来却总也爬不起来，她的头发散乱了，嘴角也渗出了一丝鲜血。混乱的人群中，有的女知青干脆坐倒在地上掩面大哭，嘶叫着：“我要回成都，我要回家呀……”一个男知青被数名军人围住，怎么也冲不出去，他大吼着“一起死吧！”用景颇长刀在自己面前挥舞成一个大圆圈……混乱中，几个宣传队员似乎是有意无意地．用身子挡在那些冲出去的知青的背后，让自己被追上来的军人抓住，拉回，然后才说：“我是劝阻队的”…… 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劝阻者们终于顶不住了，几近疯狂了的知青终于呼啸着冲了过去，没有冲过去的十几个知青却被死死地拖着抱着，再也挣不脱了。一个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的瘦高个子的知青，他被3名军人死死地抱住，猛地，他放声大哭，不再挣扎了的身子一阵阵地抽动，霎时，江边的人都被这哭声惊住了，一切都仿佛静止了，只有那哭声在流淌的江水上飘荡。 江对岸，已跑过去的一群知青也被这哭惊住了……猛地，又爆出一阵呐喊：“你们等着，我们过来救你们！”长刀又开始挥舞了，他们向江这边冲来。 放声大哭的男知青见状猛地放声大吼：“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管我们……快走吧快走……回去告诉我妈就说我死了……”他边吼边挣扎着身子向江水扑去…… ——瑞丽江下游，在缅甸境内汇入伊洛瓦底江。 劝阻者们，无论是军人还是宣传队员，都被那哭吼深深地震撼了，人人都默然相对。 以后很多年，只要想起在瑞丽江桥的那个早晨，耳边就会响起“告诉我妈……就说我死了”的凄厉哭吼声。至今，我仍记得那位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的知青。 劝阻失败了，瑞丽境内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被知青突破了。当天，又出现了知青第二个方队、第三个……相继冲过去了，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遥遥千里的滇缅公路。 在芒市：路参谋长的温情和两行热泪把时间重拉回到1974年8月29日。 跑地震知青中最大的一个群落以四营十连的知青为首，计有102人。这天天刚亮，他们就以方队的阵势顺利通过了瑞丽江桥。他们在畹町镇堵截了三辆空载的大卡车，男女知青便分乘这三辆车。在翻越三台山时迎面开来一辆吉普，“吱”的一下停下，吉普车的人下来和卡车司机说了几句话，然后吉普调头。约下午四点，这辆吉普带着三辆大卡车径直开进了德宏州所在地芒市镇的三师师部。知青们毫无戒心，有人猜测估计还能在师部吃上晚饭，这让大多囊中羞涩的知青们兴奋不已，于是在进师部大门时车上的知青们猛地发出一阵欢呼：“晚饭有师部管了！师部万岁！”果然三辆大卡车停在师部偌大的食堂门口，带着简单行囊的102个的知青下了车，蜂拥着进了食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三师路参谋长正在食堂等待着他们。 这位路参谋长不到五十岁，头发略秃，络腮胡，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圆领杉，下穿草绿色的军裤，脚下蹬一双军用长筒马靴，显得威武干练。 在知青中，路参谋长突然发现了张绍荣，便笑着伸过手去，大叫一声：“高哥！老朋友！又见面了。”说着，又掏出自己口袋里的一包春城烟扔过去：“来，抽烟！”听路参谋长亲热的叫自己的绰号，张绍荣一直紧绷着的脸一下便松弛下来。他做着怪相笑嘻嘻的走过去，伸手接过，点燃一支平时难得抽到的春城烟。让所有知青都没有想到的是路参谋长却伸手从高哥包里掏出一袋毛烟自己裹起来。 路参谋长的热情举动，反倒弄得高哥反没了抓拿，甚至还有点羞涩起来。 在路参谋长眼里，面前的这个小个子知青是个浑人。他在十一团视察工作时曾在四营见过几次高哥，也知道这小子对张副参谋长拍桌子的事情，可能军人都喜欢有血性的兵，所以那次以后路参谋长对这个小个子知青也似乎另眼相看。而此时，路参谋长心里很清楚他该怎么做。他们必须尽可能用感化来挽留住知青。 路参谋长与高哥的寒暄以及递烟、自己裹毛烟抽的举动，在那一刻一下便拉近了与知青的距离。紧接着，他亮开他的大嗓门开始讲话：“知青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知道昨晚上你们在瑞丽江桥边一个连队睡的地铺，还有那么多女孩子，让你们受苦了，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到了师部就是到家了，今晚你们好好吃饭，吃完饭我已经给你们全部安排在州委招待所住，三个人一间，先住下，天大的事先住下来，等休息好了再说……”路参谋长当年号称德宏州的三大嘴子，这一席温暖人心的话，听得一路上忍饥挨饿、担惊受怕的女知青眼圈儿立刻红了，有的已掉下眼泪。 受到感染的知青们把心放下来，有些知青立即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简单的物品都集中摆放在食堂中间的那张乒乓球桌上，然后四下里散开休息。其他知青的行李都放在食堂那几排长椅上，其间路参谋长与大家闲聊跑地震的事情，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这个北方军人尽情地施展他亲和的人格魅力，仿佛来到师部的都是他的孩子，在他父亲般身躯来遮挡地震的阴影。 不一会儿，食堂开饭了。 吃过晚饭，师部饭厅里突然来了许多穿军装的军人干部，都三三两两的各自找到一些知青闲谈，平静中酝酿着某种不安。知青们心里很清楚：这是在各个击破，既然已经吃过晚饭，此地不可久留！可是一些女知青显然已经想着晚上的三人间了。 路参谋长一直没有吃饭，一直在知青中走来走去口若悬河地说话，劝大家该到招待所睡觉了。这时候一个男知青装怪：“路参谋长还没吃饭啊！”“对，路参谋长不吃饭，我们就不睡觉！”一群男知青大声说。食堂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路参谋长从那些男知青的眼神里很快就发现，任何思想工作对于铁了心的要“回家”的知青们来说已经晚了，他们众志成城几乎不费力就跑出一百多公里路，这时候凭嘴皮子劝下他们几乎不可能了。 多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和剖析兵团时期军人当政的心态时，我们或可发现他们的基本问题所在。1991年我在《1974：地震大逃亡》中对十一团团首长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知青跑地震举动时曾有这样的描写： “团部的电话从来都没有这样频繁过。几日来，团部不断接到各营的紧急报告：以成都知青为主的知青队伍仍在不断聚集，向……进发……连队已失去控制…… 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地摊到面前，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风暴，团首长们一下全都懵了。 谁也想不到知青的动作会如此迅速。其实，当团部接到第一个报告时，事态就已经很严重了。 政委王以哲稳稳地盘着腿缩在藤沙发里，一连几个钟头都保持着这个姿式。他明白，什么办法都已不是办法了。有人说要追查谣言，可去找谁？怎么追查？有人说应该找出知青中带头的，谁是头？强行在江桥阻挡，谁敢开枪？可知青敢动刀！他把心头几次的强烈冲动都硬压下来，始终吸着烟。在他脚下，已有一小堆烟蒂了。这个祖籍河南的老兵，是属于五六十年代部队中的儒兵；有着颇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并颇通哲学。此刻，他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会议室里的辛辣烟雾令人喘不过气来，王以哲终于想明白了，知青的这次风潮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知青的全部目的都在于回城！而对于他，作为这个团的第一政委，他却带着职业军人的思维和眼光来管理和看待所谓的兵团战士的。他们始终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被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一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学生而绝不是一群训练有素的、能够用军纪紧紧约束的士兵。”此时，路参谋长心里很是窝火。看着食堂里分散在知青中劝说的军人干部，这位老军人控制了4个多小时的胸中火山突然爆发了，他猛然对着那些军人大吼：“你们都给我滚，滚！”刹那间，军人们都悄悄的消失了。他下意识的走到食堂的窗前，手扶着窗户的栏杆自言自语地发着狠说：“老子打过日本，打过老蒋，打过朝鲜，我就不信收拾不住你们这些小知青！”说这话时，路参谋长脸上淌下两行热泪。 在回忆起这个细节时，梅柏青叹着气说：“说真的，真的感觉路参谋长是个好人，那天他连续四五个小时口吐白沫地劝说大家，安慰大家，他已经尽力了。即使发火，他也没有对着知青而是对着那些军人。那天，我恰好正站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观察他，偶然看见他说那些话时流下了两行泪，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动。”路参谋长一声大吼后，食堂一下子静下来，空气仿佛凝结了。大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时候，一个四营十连的知青走到食堂中间的那张乒乓桌旁，默默地取了自己的东西朝门口走去，没有谁说一句话，其他知青跟着也都默默的走过去，重又收拾起自己的行囊离开了师部食堂。 从三师师部出来，这102个知青走进了茫茫夜色。 这时的时间是晚上九点过。 深夜12点：师部会议室开始五人谈判待走出食堂，知青们才发现外面已下起小雨，被路参谋长轰出食堂的几十个军人干部全都站在门外的雨里，正好形成两排夹道的队列，知青的队伍就从他们中间鱼贯而过。知青们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疾步快走，军人也没有阻拦，大家就这样走出师部大门。 待走出食堂，知青们才发现外面已下起小雨，被路参谋长轰出食堂的几十个军人干部全都站在门外的雨里，正好形成两排夹道的队列，知青的队伍就从他们中间鱼贯而过。知青们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疾步快走，军人也没有阻拦，大家就这样走出师部大门。 茫茫黑夜，在走出两里多路后，发现没有人追他们，知青们才收住“砰砰砰”跳荡的心。这时候已经出了芒市街面，前面是荒郊野外了，雨也越下越大，路边正好有一座可能是个修理厂的破旧棚子。他们决定，就在这里过夜吧。好在还有个能遮雨的棚子。 八月底，正是雨季天。当大家摸黑找出一些可以铺垫在身下的木板席子，取出随身带的塑料布相互依偎着或坐或躺下休息后，雨下得更大了，破旧的棚子几乎抵挡不住那风中的大雨。 一阵阵冷冽的风夹带着雨肆无忌惮的不停扑进破旧的棚子。黑暗中，有一些女知青在悄悄哭泣…… 这个夜很长。 不知过了多久，暗夜的风雨中突然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很快，一声急促的刹车声在离这座破旧的棚子不远处停下。 知青们立即从迷迷糊糊中惊醒过来。 黑暗中，一个身影快步走近：“高哥在吗？张绍荣在不在？在就请出来一下。”是路参谋长。高哥很快爬起身，迎了上去。黑暗中，路参谋长对高哥说：“这样吧，你找五个知青中有威信的代表跟我一起到师部，我们再谈谈，师首长要了解情况。”稍稍犹豫，高哥叫醒了十连的梅柏青、李久元、邓伯新和三连的魏安成。大家去了给路参谋长提出两条担忧：“一，我们只是五个知青，可以给首长反映情况，但不是代表。二，谈不好会不会把我们扣下来？路参谋长能不能给我们保证？黑夜里路参谋长的话掷地有声：“我是军人，军中无戏言，既然是我接你们去的，谈得好谈不好我都一定送你们回来！”就这样，五名知青坐着路参谋长的吉普车一同去了师部。 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 这是必须面对的一场谈判，前去的五位知青心里都清楚，由不得多少有了些紧张。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得去。至少得给路参谋长面子。 深夜12点过，这五名知青在三师师部机关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坐下。应该说这是当时一间很阔气的会议室，顶上有雪亮的吊灯，会议桌上铺设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早已摆放好了茶杯，四周的藤沙发上已经坐着20来位军人，军帽一律放在前面的茶几上。会议室里烟雾沉沉，气氛极其严肃紧张。 路参谋长主持会议。他首先提出你们十一团知青为什么要跑地震？能不能尽快回到各自所属的连队以防途中出现任何意外？ 梅柏青作为知青代表，第一个发言。 采访时我忍不住问：“老梅，在那样的场合、并且是面对师部的领导，对发言你是否有过准备？”梅柏青说：“哪有什么准备啊，高哥把我摇起来还在睡梦中，上了路参谋长的车就一直担心他们会扣人，神经一直都绷得紧紧的，但是好多问题我一路上都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跑地震？是有原因的，所以在那次会上，我只有如实的说了。并且一开始我就自报家门，说我是连共青团员，有责任向师首长汇报下面的情况。”在会上，梅柏青在谈到为什么要跑地震时主要说了几点： 第一、下面关于地震的传闻很多，许多知青由此也心存惶恐；第二、连队传达了瑞丽将要地震的文件，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第三、连队没有防震措施，没有做思想稳定工作，知青没有木料也不会搭防震棚，我们连不安排搭防震棚的时间和材料，老职工有现成的小伙房可以住，对我们知青却不管不问，所以让我们感到心寒。都觉得还是回到成都才是最安全的。 梅柏青最后表示，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回到成都。 梅柏青发完言后，有的军人干部沉不住气了，用不无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你还要继续跑，那你先退了团再说！”梅柏青那时还担任着生产班长，十连共青团的宣传委员。 我能想象得出来他们面对的压力。毕竟面对这些年仅二十岁的小知青的，是三师师部的师级首长们，这些首长可都是老革命啊！知青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 在会上，让这些老革命没有想到的是，面前的这些小知青竟然会如此坚决，始终针锋相对。 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孔副师长实在忍耐不住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红军拍着桌子“啪”的一下笔直地站立起来，高大的个子一脸威严：“你们跑你们跑，我警告你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你们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你们抓回来！”“啪”的一声，高哥也拍响了桌子，大声回敬道：“你就是抓了我我还是要跑！”李久元也发着狠对孔副师长说：“你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要跑！”路参谋长想缓和一下气氛，笑呵呵地说：“高哥呀，你跑到哪儿我就陪你到哪儿，因为你是老朋友啊，你们小小年纪，一路上我不放心那！”他还说：“高哥，我送你三句话，这是毛主席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什么叫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地震有什么可怕？毛主席教导我们就是要与天灾斗，与地震山崩海啸斗，其乐无穷啊。”高哥回了一句：“要斗你们去斗，我不想斗！我就想回成都！”凌晨五点左右，“谈判”破裂，会议在紧张尴尬的气氛中结束。 “你们走了，要后悔的！”这是路参谋长在送这五名知青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失信，用车把五名知青送回到了接到他们时的那一隅、竟然包容了102名男女知青暂且栖身的——芒市郊外雨夜中的破旧工棚。 1974年8月30日一大清早，三师师部的首长们来到破旧工棚再三劝说无果，知青们又上了路。
出芒市的路上，他们拦截了四辆标有云南省电业局字样的未装货的大卡车，在听知青们的说明后，几位司机表示了同情并同意搭载。 很快，大卡车便抵达滇缅公路上一座著名的江桥——惠通桥。见到大卡车上都是知青，一名解放军战士跑步过来，在确认车上都是知青后大声说：“接上级通知，让你们过桥了，你们赶快通过。”30日晚，102名知青顺利到达保山市。 在保山第一旅社，由于大家都没有边境通行证，按规定旅社不能允许住宿。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青们没有与旅社争吵，而是进行了理智的选择，他们中的六、七人径直去了保山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一个小时后，保山第一旅社终于同意向知青们售出住宿票。 1974年8月31日早，知青们在保山街头仍然坐上这四辆空车，向保山以远的瓦窑、永平县方向进发。下午在澜沧江大峡谷的山路上突遇堵车三个小时，在等候通车时，保山市的一辆小车追了上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下车劝说知青们不要再走了，并表明他们是保山地委专门派来劝阻的干部。知青们反倒劝他不用再劝了，堵车时知青和他们谈天说地侃大山，大家不伤和气。见实在劝说无果，那两位干部在离开时送了知青们一句话：“你们组织纪律还是好的，但是方向路线错了！” 这句话给知青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真的就错了吗？ 这天到达永平县时天已擦黑，几位司机带着知青们浩浩荡荡的开进了一家饭馆。下车后，几位司机客客气气的告诉知青们，由于他们第二天到了下关市要装货，也就是说，到了下关市他们就不能再搭乘这几辆车了。但连续两天都搭乘这几辆车，知青们决定要感谢感谢云南省电业局几位司机对知青的理解和这一路的辛苦，于是商量好当晚每人凑两毛钱请几位司机吃饭，然后利用这家饭馆再开个联欢会以示感谢。 晚饭后，在这家饭馆里，大家让7位司机坐在前排的条凳上，知青们围成一圈，节目主要是吉他弹唱、川剧清唱，说笑话。这晚是102名男女知青最开心的一个晚上，从瑞丽出来四天行程五百多公里，滇缅公路已经过半，广通火车站在望了，成都在望了！大家唱啊，笑啊，狂欢啊！司机们和饭馆师傅都拍着手开心的说：“阿莫莫（当地土语，感叹词），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啊，你们‘小四川’嘛太好玩了咯。” 一时间，知青们的欢歌笑语引来了众多当地市民的围观。永平县这一隅的这个夜晚是独特的，而对于这家饭馆，在她的历史中，这么个由一大群知青开的多少有些突兀的小小联欢会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采访中，这个小小细节令我感概万千。因为在前途未卜跑地震途中出现的联欢几乎就是个奇丽景象。我发现，看似一个极其简单而又偶然的小小联欢，但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也承载着许许多多的诸如知青们的感恩之心、他们的年少幼稚、他们的无知无畏、他们原属的文化特性等等内容，但实际上，只有一条是支撑他们本原的根基：回家。 1974年9月1日，四辆大卡车翻越点苍山过了西洱河，中午时分这批102名跑地震的知青顺利到达云南省下关市。 下关市是大理州首府，古南诏国、大理国门户，地理位置重要，也是他们一路上经过的最大的城市。知青们不敢怠慢，大家商量还是汲取芒市的教训，102名知青分头吃饭，然后化整为零尽快穿过下关市，尽量不惊动当地政府。 下午，大家吃完饭，在约好的下关市前方的一个里程碑处集合。傍晚时分又顺利的堵截并搭乘了几部车到达了祥云县的清华洞。事后他们才知道，那天大理州革委会预计第一批跑地震的知青中午将到达下关市，在州宾馆专门停了一个全州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给知青们备好了午饭，8个人一桌，并且腾出了招待所。但是在下关市这个重要关隘，做好了准备的州革委却没有发现一个知青——102个知青分头吃过饭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像泥鳅一样“溜”过了下关市。 1974年9月1日晚，他们又神不知鬼不觉抵达了祥云县清华洞。 一切似乎都太顺利了，顺利得有点让跑地震的知青们不敢相信，过了清华洞还有200公里就可以到广通上火车回成都了。但是，当他们一走进云南省祥云县地界，却风云突变。1974年的“8.28事件”发酵到9月1日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祥云这个地方似乎就注定了某种不祥。事后他们都认为那是一块凶险之地。 这种不祥的兆头其实在一出下关就已出现，当这批人到达滇缅公路412公里处后便开始拦车，他们瞅准了车牌为“丑9”番号的几辆军车是空车就强行拦截下来，要求搭载。几位年轻的军人的说什么也不肯，僵持在当地。后来一位军人说可以搭但你们只能上头一部车，于是大家又蜂拥着爬上这辆车。那辆车刚开出一截突然拐进旁边的一条乡道，后面的军车加大油门“突突突”全开走了。车上的知青明显感到受骗大叫起来，一路上憋着的野性终于爆发了，一个知青马上脱下衣服爬上车顶遮住了前挡风玻璃。军车一个急刹，几个男知青跳下车冲向驾驶室拉出驾驶员就要动手，一个男知青刚扯下驾驶员的军帽就被后面上来的几个知青一把抱住然后拖开。 车没坐着，还差点打一架。那几个没过着瘾的知青觉得很窝火。一路上他们拦车搭车几乎都是顺顺当当，没费什么周折，怎么一出下关就有点不顺？而且这里当兵的也是那么野？这群小青年当时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后面还有更大的凶险的在等待着他们。 2010年8月30日，我接到梅柏青发来的邮件，向我叙述了他们一行在祥云县的遭遇。出于对梅柏青的尊重，我全文转载如下（转载时略有改动。笔者注）： 就在我们再次搭了车向祥云县清华洞方向进发时，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决定我们命运的重要会议已经在云南省委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兵团反复宣传为“云南省委紧急电话会议”，会议对震惊云南乃至全国的十一团知青跑地震事件定性为“8.28严重的政治事件”，事件性质为“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治安、阻碍交通运输。”会议下令“沿途党、政、军、民对跑地震知青进行堵拦劝阻。”后来我们推算云南省委这个决定应该是在1974年9月1日做出的，并于当天通过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进行了传达。而事实是自9月1日深夜起，滇缅公路开始冻结所有普通车辆通行。 1974年9月1日晚，第一批102名跑地震知青在祥云县清华洞饭馆吃过晚饭，因为回家心切，决定连夜赶路。但是上路拦车时就发现车辆很少，并且已经没再发现空车。没办法，我们只好就是重车也拦截，只要是前往楚雄方向。大家都感到惶恐不安，只要拦住车就都抢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只要拦住车就让女知青先走，但都要配上几个男知青以便照顾。就这样，陆陆续续的拦截了几辆重车也陆陆续续的让大部分知青先走，最后剩下我们22个男知青。 这时已经是9月1日深夜，公路上已经没有过往车辆。我们22人只好摸着黑顺着公路继续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猛然发现路边有个道班的工棚，于是，我们其中有七八个人立即铺开塑料布躺在公路上等车来，其余的人进了工棚休息。 9月2日凌晨四、五点钟左右，我们在迷迷糊糊中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惊醒，赶紧爬起身，才发现这是从清华洞方向开来的一辆北京吉普。吉普车在离我们二三十米处一个急刹停下却并没熄火，雪亮雪亮的车灯直射着我们。车上跳下几个人走过来在近处查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返回到车上。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仅仅一两分钟吉普车调头开走了。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蹊跷，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9月2日凌晨六点多，天已开开始亮了。我们在工棚里守了一夜，也没看见一辆往车辆，估计不会再有车了。我们这22人准备出发。有人说“就是走路也要走到楚雄。”经过大半夜的休息，体力似乎缓了过来，大家还在嘻嘻哈哈。但是当我们刚离开道班工棚，头顶上突然响起了喇叭的广播声。我们猛然吃了一惊。到达这处工棚时已是半夜，四下里一片漆黑，谁也没注意到这简陋的工棚旁边的电杆上居然还有大喇叭。 大喇叭里反复广播着同一内容：“瑞丽县来的知青同志们，接上级通知，要求你们迅速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你们迅速返回……”我们怔怔的听了一会儿，心里想：竟然跟踪追击到这儿啦？虽这么想着，却谁也没把那广播当回事，我们22个人仍然嘻嘻哈哈无所顾忌的上路了。而这之后所发生的，使我终生不忘。 1974年9月2日凌晨，后来我把它称之为“血腥的凌晨”。 上路时我下意识想栓一下鞋带，好像这才发现自己脚下竟是一双从瑞丽穿出来的缅甸人字拖鞋。无奈。此时天已大亮，我才看清这里的地形，公路蜿蜒在一片荒山野岭中，这里没有过往的汽车，没有一户人家，路两旁怪石嶙峋，荒草丛生，我们竟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方圆几公里不见人烟的山谷，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 清晨，祥云山谷里响起了拦截知青的枪声 顺着公路，我们开始了犹如长征般的征途。还好，刚走出不远，清华洞方向开来了车，一共4辆被篷布遮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我们这22人一阵欢呼，赶紧蜂拥着冲上公路把车拦截下来。第一辆车驾驶室里坐着的一名四十多岁的军人从车窗伸出头大声对我们说：“车上都是修路的民工，前面普棚（地名）塌方了”。我们中有人跑到车后掀开篷布一看，确实是满满一车手拿扁担锄头的青壮年民工。我们知道没办法搭载，只好让开了路面。 我们站在路边，眼巴巴的看着那四辆卡车扬起的灰尘。一咬牙，走，接着走。哪怕就这么走回成都也得走。 1974年9月2日凌晨七点过，当我们走过一段S型山路，前面是一片山谷。而从山谷到公路上，陡然出现黑压压的数百名青壮农民和武装民兵，手持枪支扁担棍棒迎面封堵住了公路，旁边站着刚才在驾驶室里看见的那位40多岁的军人，腰间皮带上还别着一只五四手枪。见此阵势，我们一下就怔住了，但随即就有一股火从心底里窜出来。我和王兵强压怒火走上去指着他质问：“你哪个单位的？”“祥云县武装部的。”王兵冲着他大吼：“我们是知青，今天出了血案你要负责！”这时候，情绪激动的知青们已经被刚才还是“修路民工”摇身变成的武装民兵彻底激怒了，不知谁大叫一声“冲过去！”我们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三把景颇长刀开始挥舞着冲向围堵的人群。 其实，我们根本不是眼前几百民兵的对手，但情绪失控的22人此时变得异常凶猛，那三把长刀刚挥舞了几下，还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围堵的民兵就闪开一条口子，我们22人全都趁势冲了过去，然后拼命的朝前跑。 让我们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几乎就在我们奔跑出去的同时，拳头般大小的修路用的鹅卵石便从我们身后犹如雨点一样“乒乒乓乓”打过来，好几百武装民兵呐喊着在后面紧紧地追。一时，石头砸在地上砸在身上的声音、民兵的呐喊声、杂乱的脚步声在往日寂静的山谷里响成一片。惊恐万状的我们谁也顾不了谁，只有拼着命的跑。奔跑中不时有知青头被石块砸倒在地……我们都慌不择路，在密密麻麻不断飞来的石头雨中逃向了从路边延伸出去的那片山谷。凭感觉，我们认为只要冲进山谷也许还可以保住一条小命。而这时，山谷中突然响起“叭叭叭叭”的枪声，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朝天开的枪，仍然拼命的跑。跑在我身侧的杨华章猛地惨叫一声：“哎呀，老子屁股挨了一枪！”这声惨叫使得所有的知青都吓傻了。我的腿一下软了，顺着路边的斜坡滚了下去。对面是一条小河，我趟过小河，掉了一只拖鞋，发现张翠寿也躲在那里，赶紧和他跑到一块包谷地趴在地上藏起来。 我趴在包谷地里被眼前的血腥吓呆了，河对面公路上已经是打声一片，20个知青被几百个蜂拥追来的民兵死死围住，然后一个个打翻在地，农民挥舞枪托扁担棍棒边打边喊：“打死你个反革命！”“打死你土匪！”“你小狗日的，看你还跑不跑！”“打那个大胡子！那个大胡子是带头的打死他！”公路上喊妈喊娘，哭叫之声之惨，我许多年后都还听得见。这样足足打了有10多分钟，知青们最后被打得不能动弹，直到叫不出声来。最后清点人数，我和张翠寿被持枪的民兵搜寻到押出来。后来开来一辆解放卡车，20个知青几乎像收尸一样被抬上车。 上车后知青横七竖八躺在车厢上，我坐着托着被打休克的黄永明的头，他嘴上的白沫子吐了我一腿。后来王兵大哭起来，他大声叫喊：“梅头，梅头！”我丢开黄永明抱住了王兵，他满头满脸是血，头上裂开一个大口子。他断断续续说：“我要死了……你回去给我妈说，我们不是反革命，不是土匪……我们是回家啊……我要死了，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个山顶上……老子要他们倒霉一辈子……”当天上午被送到祥云县下庄公社卫生院包扎。几床破席子往走廊上一放，20个知青又横七竖八躺在席子上，哎哟哎哟喊痛，过往的医生护士都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这些满身是血的年轻人。一群农民围着看热闹，我一边哄开农民，一边扶知青进外科包扎缝针，十连的吴克忠的小腿肚子被农民一刀砍成了娃娃口，缝针时又不打麻药，吴克忠一下子晕针了。我发疯般大骂那个武装部的军人，要他给医生讲打麻药，要他赶快去买白糖打开水，让知青喝了糖开水再去缝针。他屁颠屁颠的，一一照办了。 我统计了22名知青受伤情况：3人枪伤（其中九连的杨华章伤及屁股，十连的王兵伤在左手手指，十连的唐艳春右手肘被打了一个洞，后来我陪他在祥云空军医院从里面取出纸片、棉花，医生说此种枪伤为教练弹所伤）。另有10人头部身上为刀伤棒伤石块砸伤，都缝了针。还有3人胳膊和腿被打成骨折，身上血肿，脱不下衣服。其中一个知青（记不清名字）接连几天屙血尿。九连的黄永明被打休克了6个小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哟，他们屁眼太黑了哟，尽朝我心口上打！”第三天，祥云卫生院阁楼上有了歌声缝完针我们22人被安排在公社卫生院的阁楼上，这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木结构二楼，大家躺在一间装中草药房间里的地铺上。第一天大家被打蒙了，谁也不想说话。第二天一早起来大家都说“跑马”（遗精）了，22个小伙子共同经历了头一天那个“血腥的凌晨”，山谷里的奔命、惊吓、开枪、被枪托棍棒朝死里打，从未有过的死一般的恐怖、身体的创伤、精神的屈辱、体力的极度虚脱，后来我问了一位医生，医生说，岂有不集体“跑马”之理！ 第三天，大家也没有多少话，但阁楼上开始有了吉他声。我们22人带了四把吉他都在山谷里被砸烂了，不知是谁挑了一把稍好点的琴，用筷子支起打扁的音箱，用几把琴的弦凑在这把吉他上，于是吱吱作响的二楼走廊上传出了很蹩脚的吉他声。有了吉他声，就有了知青的歌声，有了知青的活力，他们开始用歌声为自己疗伤，给自己压惊，抒发自己的愤懑。先是一个人弹唱，慢慢是三五个人唱，后来竟是22个人在唱，毕竟是刚满20的小伙子，音乐让他们恢复了活力。第三天，知青们已经不再躺下，从瑞丽一路唱来的《美酒加咖啡》、《一见钟情》、《望断蓉城》已经在卫生院二楼走廊上唱响。 这歌声让知青们自己感动了，也感动了楼下的医生和看守我们的民兵们。一位年轻的杨医生忍不住用昆明话朝二楼上喊：“再来一首《一见钟情》好不好！”知青们的歌声越来越大，杨医生鼓掌：“兄弟，唱得太好罗！”楼上楼下一片笑声。 此时那些看守22人的民兵还是一天三班制，两小时点一次人数。上街吃饭、下阁楼上厕所都是他们押着，生怕我们跑了。一个民兵悄悄告诉知青：他们不该那样打我们，那天他们只是为了一天的全工分，外加两个馒头的补助。 后来接触多了，卫生院主刀的陈医生、钱医生对我说：“看你们那么年轻、热情、单纯，刚来的时候还真的把你们当成反革命了。”我说：“反革命？是武装部的人说的吧？”两位医生笑而不语。 在卫生院的第5天上午，开来一个大面包车，20多个干部钻进了我们又脏又臭的阁楼，他们来做22人的安抚劝回工作。带队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的江副政委，有大理州军分区的吴副司令员，大理州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三师的路参谋长等等，随同的有我们四营副营长徐辅仁，十连副连长王泽贵。 兵团总部江副政委高高胖胖的，他讲话主要是安抚知青伤员，要大家安心养伤，拆线后再返回原单位，并一再保证回去后不追究，不歧视，不打击报复等等。 大理州军分区的吴副司令员讲话则直截了当，他说：“我们组织了沿途的几万民兵和工人阻拦你们，你们跑不出去，想通了，还是好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此话为四营十一连曹洪发回忆。） 22人在祥云县下庄卫生院疗伤七八天。那几天知青和卫生院的医生、照看我们的民兵朝夕相处有了感情，离开前的一个晚上，为了感谢他们的照顾，22个知青临时决定要和他们联欢，晚上知青们表演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长贵、岑吉安两人原来是团部宣传队的，自然有一些绝活，节目最多的就是知青的吉他弹唱，头部受伤的高哥还很滑稽的表演了个“猴子摸耳朵”。 1974年9月10日上午，押送22人回瑞丽的大客车来了，我们上了车，马上要离开卫生院。此时清点人数少了一个张翠寿，民兵们四处找他，结果他躲在手术室正在和陈医生下棋。他是下完最后一步棋才和陈医生道别的。陈医生、钱医生夫妇出来送我们时都流了泪。他们是昆明的老大学生，在卫生院安家了。回去后张翠寿和陈医生通了几年的信，竟成了好朋友。 回去的大客车到了下关市，大家突然提出不走了，要求在洱海洗澡、吃饭、住旅馆，一干人在下关潇洒了一天。此时，王兵、高哥的头部还是十字大包扎，杨医生背着药箱紧随这支奇怪的伤兵队伍之后，知青们跳进洱海刚洗了澡，把游泳裤用树枝挑着扛在肩上招摇过市，他们一路向下关人民宣传成都知青跑地震挨打的经过，迎来无数下关人惊愕的目光。 但是世事难料，第二天他们一干人还是被押送到芒市师部。还未下车就有人上来念名单，结果高哥、王兵等人被押解到师部学习班。此前第一批已经跑到楚雄的李久元、邓伯新以及第二批的老包、李有涛、肖忠兴等人已经被扣在师部办了几天学习班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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