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往事】：

 我们的青春回忆

在温哥华成立了知青联谊会之后，遇到了许多知青朋友，大家天南地北，在聊天中，在纸上，无所不谈，于是在边塞荒原插队兵团的往事点滴就不时地浮现出来，这些与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好像一点关联都没有，可又似乎息息相关，不时交叉纵横在一起，折射着过去，映照着未来。

阿华：从上海下到吉林延边农村一个多月了，每天咽这死煮都不烂的陈年高粱米，犹如吞锉刀。一日早上，听得朱洵在厨房里召唤："男生快来帮忙。"带鱼和明华闻声而出。"跟我来。"

低头弯腰钻进这个瘦长条的没有窗户的土屋，靠着从木格子门上透过来的光线，才看清马美玲蹲在门口处，脚边有一个埋在地下的用石头凿出来的圆形石坑，石坑里盛些白花花的碎石坑上横悬着一长条木杠，木杠的那一头站弯腰站个周红，两手扶在木架子上，一只脚落地，一只脚搭在木杠上。

"我们在做米糕，把淘好的高粱米舂成粉，再蒸成米糕，想给男生一个惊奇。"朱洵和声细语地道来。

"啊，黄松糕！"带鱼的眼前一定浮现出松软香甜的上海点心来。

"好吃伐？"马美玲在吊胃口。

"快点过来帮忙呀！"周红叫道，有点撑不住了。

明华过到周红那头，见她大冷天额头上冒出了汗珠，赶紧替下，猛一踩木杠，那头就忽一下翘起来，再一抬脚，那头就"吭哧"一下，一个竖着镶在木杠头上的圆头木杵砸进了石坑。一下两下，吭哧，吭哧，高粱米越来越碎，三下四下，乘着木杵上下的间隙时间，马美玲用一木棍搅拌一下高粱米。不一会儿，马美玲来了个叫停，用一个木勺将坑里的米粉掏出来，倒进一个筛盒，来回抖动，筛出细末，将筛剩的碎米粒倒回石坑，再添点新的的高梁米。

"我来。" "跟捣臼捣胡桃肉差不多，不过那个小，一个人用手捣，这个大，两个人手脚并用，有意思。"

"好象在玩跷跷板和踏水车。"明华说着，想起小时候在公园里玩的游戏。

"不过有点太古老了。"带鱼边踩边议论："好象回到了春秋战国。"说的真也是，头顶茅草，脚踏黄土，四周土墙，没有电线电灯玻璃窗，木头和石头做成的杵臼，只要把带鱼鼻子上的一副眼镜一扔，如同回到了古代。

这边厢舂米，那边厢集体户里生火开蒸。"大话"当火头军，鼓风机摇得骨碌碌直叫，朱洵当厨艺师，一层一层地往蒸笼架上撒高粱米粉。等到蒸得满屋冒气，第一锅一出，兄弟们蜂拥而上，抓手就吃。吃着吃着，有人说加点糖就甜了，有人说参点面粉就软了，大明来一句："撒点豆油和桂花更加好。"带鱼嚼到一半，满口含糊地叹一声："跟黄松糕还是有点距离。"祖康笑道："你乘飞机去买，我们等你。"做第二锅时，陆勇奉献出自己的半瓶白糖拌进了进去，又按大明的提议加了点厨房里的宝贵豆油，味道果然不同。

下乡第一年吃了一整年化石般的高粱米，唯有这次米糕还值得大家留恋。

小莉：太形象了，苦中作乐，真是一山望着一山高，当年我还不如脱下那内蒙垦服，跟你们到东北乡下去呢，插哥插妹们至少还有点生活情趣。我们军垦沉闷之极，学毛主席语录和读人民日报社论，不许读小说，天天一帮一，一对红，穿着军装，男女生不能接触，更别说一起作黄松糕了，那还得了，用连长的话就是，"男的女的怎么能在一起，那不乱爱了。"到现在我都没弄清，他想说新名词"恋爱"，还是他压根就断定男女一说话就是"乱爱"。

柳燕春波：我是新疆来的，去的是西北，那里也有高粱米，但是米质很松，无法蒸煮高粱米饭，只能磨成高粱面粉，但这种面粉没有筋道。我们只能把面和成面团，在锅边上搭一个面板，锅里的水开着，在水里加点盐水，用刀把面团切成薄片往锅里推送，将面片煮一会，捞出后放点葱花和香菜，再加点咸菜，拌点盐水，醋和辣椒，一碗高粱面的面条就好了，煮熟后可作汤面或拌着吃，刚开始还觉得挺香的，后来才知道吃多了肚子胀的无法消化，几天都解不出大便来，要不就是便血。

记得那时候到快过年的时候，队里分了高粱面自己舍不得吃，经同学们商议后决定每人省一点，留一些过年的时候带回去让家人尝尝。过年回家后，父母看到我背回去的高粱面和棉花籽油，眼泪一串串的往下流，而我却兴奋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才好，手忙脚乱的告诉他们如何做了吃。后来妹妹曾经问过我妈说：我姐是不是被再教育成傻子了，要不她怎么还会傻乐傻乐的呢？

独行者：傻乐傻乐也是乐！知青要是老是掉眼泪过日子，那还有活吗?我在江西农村也是苦中作乐，一呆就是八年。

张：我带着小提琴，一个人守着蜜蜂箱，长白山深山老林里，野兽出没，只有拉出的音乐陪着我。。。我是长春老高三的，一年之差，我的命运就有天壤之别。

庄：我的中学同学就死在我们插队的地方，我帮她穿上衣服，看着她下葬。至今我一想就掉眼泪。她要活着，现在也是有儿有女，五十多岁的人了。。。

大家无言，只有沉思，仿佛回到四十二年前，各有各的经历。

小莉：柳燕说的真逗，"我姐是不是被再教育成傻子了，要不她怎么还会傻乐傻乐的呢？" 这话太有特色了。我当年也是背着几分钱一斤的黄豆回北京，傻傻地献宝呢。黄豆真是好东西，后来我学会用黄豆煮红糖，经常吃，没生大病，回到北京我爸爸妈妈高兴极了，直夸我会照顾自己，让他们放心。

小秘密是，我家文革前有几份苏联妇女杂志，有专栏介绍衣食住行的省钱补养甚至美容防晒方法。到了内蒙之后，突然发现我们得自生自灭了，我脸上一个包都没长过的，现在是被蚊子叮的血里麻花的，一巴掌下去足有十五只，一半飞掉，一半尸体，我这样下去前途岌岌可危，到时变成麻子怎么办。用稀释的滴滴威杀虫剂擦在脸上手上，弄得皮肤很难受。全连都得了痢疾，因为大家用同一大锅蒸锅水洗碗。冬天缺水，女生们用同一盆水洗脸。很多人累的咳嗽咳血，极度营养不良。

我想起苏联妇女杂志的生活小窍门。我用一点肥皂涂在手脸上防蚊。从不合洗碗筷，我是几个没有患上痢疾的人之一。在宿舍里，只用一杯水洗脸，别人不能说我什么。用每月几元的零花钱买鸡蛋红糖和黄豆，补充蛋白质。别人不愿吃的蔬菜如茄子，我可以吃下好几份。

在今天看来的一般常识，我们当时是不懂的。所幸内蒙古的盐碱水土，使得疾病不易流行，班上的女生经常合用碗筷，用勺子在别人碗中捣来捣去，以示亲密无间。我对此敬而远之，宁可脱离群众，绝不打成一片或吃成一片。

我们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我们年龄承受极限。第一年刚到，男生烧砖窑，我们打土坯。新年时十几位男生都开始咳血吐血。我从来没有经受如此强力劳动，身体自然保护，出现停经，连别人每月都能享受的一两天轻劳动我都不能享受。结果是恶性循环，半年多都是强劳动，直到摔伤住院。

我的心区在劳动中几次剧痛，心里对自己说："大厦将倾，大厦将倾"，我曾是中学田径队主力，又是体校业余乒乓运动员，体力不算差的，但也支撑不下来了，终于有一天驾着两百多斤的沙石车在下坡时连人带车摔到路边去了，原因是车子太重，直冲下去，我是驾辕的，两个扶车的女孩没办法松了手，如若不是少年时期的体育舞蹈田径训练，我从沉重的沙石车跳开倒到另一边，避开大祸，今天我可能会留下残疾。连部卫生员为我扎了几针银针，并带领我学习毛主席语录，鼓舞斗志，应该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可我那不争气的脚部立即血肿起来，吓坏了在场的人。

他们用驴车把我推到团部医院，当晚没有外科医生和设备作检查，只好住在简陋寒冷的招待所里，用止疼片，陪我的付班长哭了起来，我觉得腿好像没有断，只是疼了一夜，不能睡觉，还得安慰她，她比我还小一岁。小腿腕血肿的怕人，第二天医生看了直摇头，说扎针简直是胡闹，韧带撕裂，肌肉受伤要立刻住院。

医院里的病号餐量太少，把我饿得要死，又不好意思说，生病怎能吃那么多东西。我旁边的同学是胃出血，惨白的脸和惨白的嘴唇，看着小米粥和软饼吃不下去，就让给我。回到连里，不能出工，闲下来我就一拐一瘸地为同室洗衣裳，得到表扬干的更欢，要求带伤出工，最后被评为五好战士，付班长告诉大家，小曹看起来娇气，其实特别坚强，她很感动。她本人已是候补党员（天哪，当年流血牺牲的先烈不知作何感想，什么也不懂的半文盲们在仅识几百个大字的领导下纷纷加入到先锋队的行列中，完成共产主义的大业）。我们连长的口号是几年内要班班有党员，人人应入团。连长对我教导说，："小曹呀小曹，你表现得很好，要继续接受考验，早日成为共青团员。"若干年后，在北京和朋友们谈起这一类的鼓励，我们命名为"青草逗驴"，远远地，远远地拿着一把青草，逗得驴们奋勇向前向前。

到了兵团不久，我们每班都有几个长期病号，可怜我和一些人从不生病，就总得不到休息。我们天天批判刘少奇"钟爱自己"哲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河南焦玉录"小车不倒只管推"，得了肝癌疼的出冷汗还要坚守战斗不下岗。

有一天，某个刚入党的班长小伙子现身说法，狠批私字一闪念，哭着说毛主席家中死了六位亲人，原话是牺牲了六位亲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为革命牺牲一点个人安逸，台下出现了一些抽泣，哭声渐大，最后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下个月定作"红心献党月"，向毛主席老人家宣誓，一个月不休息，超额完成烧砖任务，我们班的张姓女班长不甘示弱，说男女平等，我们也要去背砖，结果我就目睹和亲历了背砖上坡进火窑的艰苦劳动，一两天后被制止了，因为女生摔破了不少的土砖坯，得不贘失。结果是我们连长在师里成为模范现役军人领导，几位知青战士"火线入党"，包括这位念报纸经常念别字的张班长，（柬埔寨领导施里马达，她念成拖里马达，谁也不敢笑她，憋着不做声，不愿得罪连长的大红人），严冬时又多了几位咳血的男知青。

今天看起来，这种兵团强制性劳动是非常不人道的。多年后，问到兵团战友，才知很多女孩子都有闭经现象。现在从医学资料里读到，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饥荒年代，发生在用身体极限拼搏的女运动员身上，发生在集中营的极度缺乏营养的女犹太人身上，三十四十年后，我的内蒙兵团战友有不少人患病或者死亡，只是五十多岁的年龄，比例远远超过去工厂或农村的知青，这和十六、十七、十八岁时所受的超强度的压力和劳动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背砖烧窑的劳动强度远远超过农民的田间劳动，一个个十六岁发育尚未健全的男孩子累的吐血和咳血，可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这一切都是他们应该的奉献，既不能喊苦，更不能歇工，连队里动不动就批斗说怪话的小男生，有的长得很矮小，还未发育成熟，看上去只有十四岁。刚到没有几个月，我身边就有为连队开山土法自制火药爆炸而死的，被爆破的冰块击中而亡的，还有受了批评想不开自杀的，套用一句今天的话，真是"震撼"－文化震撼、生活震撼、革命震撼。

最近电话联系上一位三十几年失去联系的同班战友，惊喜之下又是大悲，才得知她现在患癌在作化疗，我印象中一个一米六七，瘦瘦高高的十六岁花季少女，现在却终身未婚，生死难卜。她一听我的电话就叫了起来，往事历历，唏嘘不已。她记得我们在油灯下，蜡烛光中渡过的第一个寒冷的塞外冬天，据她讲，当年兵团战友没有几个上成大学，她打趣地讲："我们就是高小未毕业生，半成品，怎么和后来者竞争，认命吧。"真想飞回去看看她，我只有泪流满面，她还不错，电话中有时抽泣。有时开着北京人的玩笑，我亲爱的同时代朋友，祝你早日康复。

话说回来，我幸而早早调回北京，只在那里待了不到两年。我要感谢那几本苏联妇女杂志，教会我几点不花钱和少花钱的护身之道。我还要感谢内蒙古的黄豆红糖和鸡蛋，保护了我年轻的身体。如果有人问我，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有没有必要这样来折腾青少年，让他们离乡背井，远离父母，脱离知识，失学失业，我会大声回答，绝不应该这样做。我会让我的儿女受这样的锻炼吗？我会高声叫喊，绝不可能，永远不可以。今天我在加拿大，套用一句英语：要想这样做，除非Over my dead body。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愚昧重演。

阿华：为小莉的檄文叫好，从来都是好样的，铮铮铁骨！

独行者：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折磨。。。与小莉一起呐喊！毫不动摇地反对以各种名义摧残折腾青少年！这是每个有良知的成年人的责职。。。

小莉：很感动你们的回应，不愧是同时代的人，唤起共鸣。

要说我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兄妹三人都在外地，妈妈生病，照顾回了京。我主要是想起连里的男同学，背着砖块，满面尘灰，没有劳动保护，不敢谈卫生常识，每天吸进那么多的烟灰，大部分人是六九届的，十六岁的年龄。这个地方原本是劳改农场，解放军现役军人管理，他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学生的生长需要，完全沿袭治理犯人的那一套方法，同时用毛泽东语录来鼓励大家拼命干争取入团入党。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种场景，还以最深刻，最震撼的感受留在脑海中，一方面草绿色崭新的军装和军帽使我们很自豪，另一方面劳累吐血的男同学们用瘦弱的躯干和坚强的意志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那时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觉得这就是革命，这就是光荣。直到一两年以后，一九七零年冬和七一年初，军队招兵，明显开后门，干部子女纷纷逃离兵团、不辞而别当兵去了，连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引起不平。当时连里传着这样的带泪的调侃，他们是飞鸽牌的，我们是永久牌的，这是中国建国后自产的两种名牌自行车的名字。每跑掉一个干部子弟，普通老百姓儿女心中对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光荣口号就产生一点动摇。在我走后的几年，有推荐去大学读书的，有走后门回城的，军心大乱，特权和关系从那时就开始腐蚀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灵和摧毁我们社会平等的梦想。

我们的连长在介绍某个战士（当年就这么个称呼，听着都可笑）时，一定先介绍他爸爸是干什么的，是几级干部，是那年入党，是哪里任职，是什么职务。这在北京是很可笑的，在文革中，爸爸妈妈干什么是一个人的身份证，但也没有这么没文化没水平，在全连大会上一个个点名宣布。我其实不是那么怕苦怕累，别人能受的，我也能忍受，但我无法忍受这种愚昧作为，这种文盲作风，这种献媚作法。

我在北京的工厂又经历了七年另一种生活，那是知青的另一部分生活状态，起码远离了愚昧，靠近了亲人，白天受政治桎梏，晚上和家人朋友们还能享受心灵的自由，可以悄悄地阅读书籍，让思想忘情地沉浸在中外古今的遨游中。当年的中国人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在家里是一套，在外面是另一套，美其名曰：内外有别，其实是人格的扭曲。精神上的追求使我们漠视生活上的贫困，对未来的梦想让我们忘却周边的限制。但没有另一段生活能像内蒙兵团那样的震撼，它紧紧地窒息着你的人生，夺走你的自由和赖以生存的空间，让你感到无所不在的一双毫无人性的眼睛，直透你的灵魂，每天在控制着你的呼吸。

如果有一天，我写出一部故事，毫无疑问，我必定会写出我二十岁之前在内蒙兵团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几个人物，在我们"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时期，这是一批带有鲜明特色的人群，这是一段永铭心头的梦魇。

                                                          二零一一年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