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ABC
作者：更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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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運動ABC
作者：更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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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鄉運動ABC 一、總要有人說一些事實 世界上什麼最厲害？時間。世界上的事情只要發生了，馬上就說不清、道不明，這就是黑澤明電影《羅生門》所要表現的，也是心理學上一再實證的。知道什麼是《羅生門》嗎？ 上山下鄉，時間才過去了三十年，有些問題還遺留著或者正在惡化著，曾經經歷的和曾經感覺的已經被歲月搓揉、浸泡和洗滌得面目全非。人是何等的健忘以及需要健忘啊！ 可以想像，再過三十年，那就更加變得莫名其妙、不知其何了。到時候，一定會形成一個離題萬里的共識，於是後人們想當然地把這稱為歷史。本來極其簡單的事情必然複雜得眼花繚亂、百家講壇。 認真說起來，這個國家其實是沒有歷史科學的，這裏的人從來不願意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歷史，有的只是所謂歷史學家秉承旨意有意無意篡改後的文本。這個國家的歷史一概都是這樣變形的，這和這個國家一貫的實用歷史觀有關，更和主流歷史學家的史學觀以及如何治史有關。當然，也和專制極權控制下不能秉筆直書有關，秉筆直書是進入不了主流的，也是不可能獲得話語權的。 以史為鑒，這話是騙騙人的。這個國家從來都在原地轉圈子，所以，有人認為這個國家幾乎是沒有歷史的。因為如此，當歷史的影像模糊不清時，最好的辦法是反省諸己，以己度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誠實地看看自己就明白歷史了，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沒有什麼變化的。 如果不願意誠實，自己遮遮瞞瞞，把自己誇張變形了，那麼歷史也就誇張變形了。 關於知識青年和上山下鄉，這個幾乎涉及每家每戶幾十年的慘痛經歷，這個徹底改變了三千萬青少年以及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孫後代命運的運動，已經被成功地遮罩，已經迅速淡出視野，已經成了網路上一個毫無意義的爭吵話題，甚至已經成了酒足飯飽以後唱紅歌心理釋放的一個話筒開關。 必須說一些什麼了。當然說了沒用。這個國家的事情自然有其獨特的大眾認識慣性，不知不覺地在國家意志的導向和個人有選擇的主觀能動下記住一部分，遺忘一部分，修正一部分，PS一部分，漸漸就會形成鐵板一塊，結合的鍵異常堅固，隨便怎樣也是沒法打開、重組和改變的。 只要看一看這裏的人從來不會接受歷史的迴圈反復教訓，想一想關於歷史、科學、常識話題以及熱門諸如特異功能、中西醫、普世價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左右、愛國、大饑荒、大躍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伊拉克戰爭、庚子年、五四、四五——甚至公車讓座等等一系列的爭論就會明白了：人們永遠只會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接受自己已經接受的。 但是，還是要說一些什麼了，總要有人說一些事實的，但求心安吧。 因為只是普及版，只是網路速食帖子，不是學術論文，所以肯定挂一漏萬，謬誤百出，希望各位網友補充吧。至於吵架就免了，好不好？ 如果想謾駡，朝著鏡子去好不好？好一張可愛臉蛋，不要浪費了資源。
大概從延安或者更早什麼時候開始，擁有生殺大權的革命首領的理論就把知識份子和工農大眾割裂開來。知識份子必須和工農大眾結合就成為了革命對於學生、知識份子和被認為是知識份子的首要要求。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們自有他們的說法，正確與否不去管它，歷史不承認對錯。 這種結合，一部分的具體實踐就是對革命者個體的以身相許，老革命對於女學生熱烈的革命行動總是表示非常讚賞和支持，他們一起度過激情燃燒的歲月。 與眾不同，這個國家的知識份子從來就是很少獨立人格和獨立主張的，即使似乎有，也是很少能堅持的，所以還是只好算沒有。 這個國家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比較寬泛，只要識幾個字的人幾乎都可以歸入這個知識份子的範疇。這些識幾個字、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日積月累地被革命理論薰陶，自己也覺得身為知識份子確實是不對頭的，確實在身體結構上或者思想方法上有什麼和工農大眾不一樣的地方。而且，肯定是不革命和不大革命的，必須長期、艱苦地改造之。這就為後來的一系列對於知識份子的玩弄肆虐預留了心理空間。 1955年開始，河南、北京的中學生上山下鄉就開始了。他們以為這就是革命，他們肯定知道這是很討為政者喜歡的。其實在心理上是主動迎合和工農大眾結合的革命理論，投石問路。可能是一種自虐取寵，也無法排除有對未來獲得回報的預期。 有沒有人毫不考慮自己的目的，僅僅是從心底裏認為這一切都是生命的必須以及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呢？假設也是有的吧。雖然這很難證明。 這一批人開了一個頭，從此，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斷斷續續沒有停止。一直到1968年文革後期的大批初、高中畢業生下鄉形成最大的高潮。 自1955年以降，1960年大饑荒以後，政府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有一部分城鎮居民為了逃避饑荒，率全家下放農村，向糧食靠近。 1961年以後，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理論，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每年都有一大批出身于非工農革命家庭的青年先後被迫無路可走，於是去了邊疆、農場、農村。 1968年文革以後的十餘年，則是有數千萬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或農場，還有大批由於備戰需要或者“不在城裏吃閒飯”為理由而全家下放帶下去的小孩子，後來也算是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運動的終止是在1979年底或者1980年才慢慢在撥亂反正中停止，將來會不會重啟呢？不知道。起碼，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掩飾、美化甚至鼓吹從來沒有停止過。 而這些義務為執政者的政策開脫、掩飾、美化、鼓吹的人，其中很多都是曾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豈非咄咄怪事。有人說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洗腦了，不是的。切記，任何時候，永遠不要低估國人市忠邀寵看眼色行事的能力和無恥，永遠不要懷疑國人在強權面前的怯懦和自保，他們靈魂裏就知道怎樣獲得最大的安全保證以及可能獲得的利益。 怎樣來證明這一點呢？如何來戳穿這批人虛假而堅固的盔甲呢？唯一的辦法就是看他們是不是願意並且已經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已經今非昔比的新農村去紮根。 請注意，紮根，不是去鍍金，是把戶口遷到農村去靠兩畝地成家立業。當年知青下放是不知道還有沒有回城的希望的。 而且，確實有一些知青從此再也沒有回城，如果稀裏糊塗再次瞎了眼投胎在這裏，至今可能又是一條好漢了。
數量問題不應該是大問題，邏輯的思辨應該是：社會只要還有一個奴隸，就是奴隸社會。 但是數位是國家控制的，資訊壟斷是權力的體現。即使是國家，這種統計一般也是沒有或者極不準確的，國家沒有理由來做這種統計。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可信的、認真的、準確的統計數字，從來就是一筆糊塗賬，一堆亂碼符號。看看現在的數字造假就明白了，一樣的。 大體上，上山下鄉的知青有這幾種吧： 1955年開始下放農村的；1955年以後少量的或者是個體的，譬如1958年去天津寶坻務農的邢燕子；1960年大饑荒時期隨城鎮幹部、居民下放後沒有回城的下放戶子女； 1968年以後一直到1979年之間下放郊區、農場和回鄉的歷屆中學畢業生。 其中，從1968年文革以後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有統計資料說是下放的城鎮知識青年是1400萬，這個數字不包括1968年以前的，更不包括戶口在農村、戶口來自農村後來回老家的知識青年，這個數字應該不小於1400萬。 維琪百科的資料說是2000萬，這同樣不會包括大量回鄉知識青年，因為無法統計。
上山下鄉運動的本質是什麼，去偽存真、去蕪存菁，撕開來看，很簡單。 這種磨礪鍛煉說，只是為執政者的罪惡尋找開脫，主要是為自己被蹂躪糟蹋的青春找一個可以挽回一點顏面的安慰。當然，也有可能是天生的思辨能力缺失。 不能因為被海扁數年練就了金鐘罩鐵布衫就認為遭人拳打腳踢是好事；也不能因為被姦污後生出了一個大胖兒子而致洪福齊天就承認強姦是合理的；更不能因為被人戲弄多年而自我感覺增強了心理承受能力就對戲弄者感激不盡。這種天方夜譚的傳奇故事即使可能有，也只是心理錯位的個案。 縱然有人因禍得福，也不能說禍就是必要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再說，如何檢驗你的意志鍛煉了什麼呢？誰能證明你如果沒有經歷上山下鄉就必然不如現在這般堅強如鋼呢？或者頑固如鋼？ 事實恰恰相反，在非正常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一定有非正常的心理陰影，譬如不太陽光、不太誠實、不太寬容、不太自信，或多或少罷了。 國人大都沒有正常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所以他們長大了就很有中國特色。譬如他們忽然沒來由地冒出來一句青春無悔。 青春無悔？還在繼續拍馬屁而已。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聰明的中國人永遠不會有這種心理疾患的。不要說什麼區區綁架或者劫持了十天半月，就是原來口口聲聲誓死捍衛一輩子的皇上，只要確實大勢所去，也是一夜間就不認賬的。不踏上一隻腳算是客氣的。 不知道是誰率先說出了青春無悔，這話說得真有水準。意思是，這種狗屁青春本來無論如何要悔一悔的，現在一咬牙，俺就是不悔了。否則為什麼歷朝歷代別人不說呢？從古以來每個人都有青春的吧？為什麼不說少年無悔、老年無悔？說這種屁話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悔得腸子都青了能重新來過嗎？這哪里是悔不悔的事情？唉，一世人生已經玩得差不多了，垂垂老兮，臨終說一句真話好不好？ 看來還是不能，或者已經積習難改，或者從來就不覺得、不願意承擔社會職責，或者就是由於思考能力的被動或主動缺失，那就不苛求了。
1961年，因為一系列荒唐作怪的失敗，明確重提階級鬥爭，雖然原來也從未停止過。 這些說法和國人文化中怯懦、暴戾的傳承一拍即合，於是國家徹底政治化，國家機器成了強大的絞肉機，以執政者和執政者所掌控的軍隊為保障的國家機器不斷製造政治高壓，大小政治運動連續不斷，遭遇噩運的人不計其數。 以階級鬥爭為綱，人為地提出百分之九十五這樣一個概念，將地、富、反、壞、右（地富，按照胡平的估計，約為2000萬人。土改期間殺了200萬。30年後，1979年被摘帽還存400多萬；歷史反革命分子，不詳，毛主席自己曾說，殺了70萬，關押了120萬，管住了120萬；壞分子，品種繁多，無法統計；右派，不是原來所公佈的55萬右派分子，而是最近披露的3178470人；還有其他的種種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三反分子、胡風集團分子、裏通外國分子等等）作為假想敵，以“反修防修”這一個指向不明的政治理念來替代不擇一切手段保住權力的實質，人為把人民撕裂成兩個陣營。階級鬥爭這把利劍懸在每個人頭頂，老百姓個個心驚膽戰、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會變成階級敵人，拖男帶女墮入萬劫不復的地獄，想想都嚇死人。 哪里是什麼極少數呢？單以三百萬右派分子計，和其有關聯的父母、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子女，每位株連五人，那就是起碼兩千萬人受到牽連。 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於是，作為階級敵人的子女就一般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嚴重的甚至被剝奪了上中學的權利。 1961年以後，作為階級敵人的子女，在其個人檔案中一般會注明“此生不宜錄取”。 那麼，他們到哪里去呢？到邊疆、農場、農村去。雖然官方口號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保衛邊疆，建設邊疆；腳踩污泥、放眼世界；身居茅屋、胸懷天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但是，身臨其境的人都知道，世界、天下和自己完全不搭界，自己只有一種準備，其他無路可走。 注意！1966年夏，文革開始，這一批早期的知識青年希望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改變命運，他們認為被迫上山下鄉一定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一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自己的迫害，於是紛紛結伴回城鬧革命，除了貼大字報、發傳單、遊行、上訪，還有哭訴、臥軌、絕食、自殺，但是後來無功而返。他們這種舉動無人理睬，被主流媒體斥之為“鬧經濟主義”，干擾了鬥爭大方向。 而1968年文革後期大規模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更是造就了諸多慘劇，大批小孩子隨家長下放農村，從小就成為了一個准“知識青年”，一世人生才開頭啊。 階級鬥爭的說法以及所謂擴大化，造成了無數慘絕人寰血淋淋的悲劇，至今尚未塵埃落定。這不是這個帖子所要說的，這個帖子只說和上山下鄉運動有關的。
有一些人大義滅親，他們對於造反派、紅衛兵的咬牙切齒、義憤填膺遠遠大於製造紅衛兵的制度以及紅衛兵的紅司令。他們難道從來沒有去想過，造反派、紅衛兵就是他們的祖父輩或父輩；他們的娘老子一般就是造反派或者紅衛兵。除非他們是文革結束後的歸僑。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越是對造反派和紅衛兵擺出不共戴天姿態的，偏偏越是不肯著一字否定文革，甚至越是讚美謳歌偉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發動者、指揮者和領導者。 中學紅衛兵說到底當年只是15歲到19歲的初、高中學生，他們所作所為一切都是政府和國家領袖號召的。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意識來和十幾年接受的教育以及國家權力對抗。這個事情就有這麼難以理解嗎？看看現在的中學生就明白了。 簡單說幾個結論吧，對事實尚有興趣的可以參看《文革ABC》。 紅衛兵是誰？答：造反派中的大、中學生。 造反派是誰？答：所有成年或少年中國人。有人會問，那被打倒的走資派呢？那是沒有輪到他們來打倒別人，否則還要造反得厲害。譬如那位國家主席開始也是很起勁的，直到最後不知道有沒有弄明白自己何以成了這次革命的物件，有沒有搞錯？ 紅衛兵為什麼是紅衛兵？答：十幾年來學校和老師教導的，執政者一貫號召並且至今依然一成不變地在號召的，大小所謂當權派一直身體力行並且至今依然裝著在身體力行的，國家掌控所有輿論工具宣傳多年並且至今依然在唆使的，國家一切暴力機器一貫支持而且是決不允許反對的。 所以，很奇怪的是，有人認為，上山下鄉是對中學生紅衛兵的報應，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純屬活該。這是很奇怪的思維，說明人的思維在長期的資訊單邊和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可以扭曲、錯位、吊詭到何等地步。 稍稍動動腦子好不好？好好的放著書不讀、課不上，忽然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世界上哪來這種隨心所欲的事情？大、中學生為什麼要造反？大、中學生為什麼可以造反？大、中學生憑什麼造反？大、中學生又是造的什麼反？你現在來造一次反試試好不好？ 有人就是不願意去想，對一、兩代青年學生毫不負責的利用、戲弄和耽誤，才正是對全體國人和國家根本利益的報應。 年輕人犯錯誤，上帝也會原諒。更何況這是不得不做的事，不得不犯的錯。斬釘截鐵問一聲，面對那些在這塊土地上長大的曾經參與文革的孩子，誰有權利擲石頭？ 為什麼不得不做，不得不犯？因為這些孩子也是國人，具有國人數千年來的一切心理和行為特徵，不能，也不可能有其他忽然不同於前人的獨立思考和叛逆舉動。如果有了呢？那就白白把一條小命送了。“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奧斯特洛夫斯基如是說。 權傾一時、手握重兵的朝廷大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打江山的功臣；資深的革命知識份子、權威專家，一個個俯首貼耳、戰兢觳觫、伏地便拜、束手就擒，難道小孩子倒忽然要有政治勇氣跳出來抗旨反潮流？ 不巧身處文革時期的學生，如果不比現在的學生好，起碼也不會比現在的學生不好。可能總的來說還要好一點，因為時間又過去了四十年，又是江河日下窒息四十年了。 為什麼有人始終堅持，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必須由無能為力的孩子來承擔罪責；為什麼有人始終宣傳，造反派只是一部分醜陋的壞人；為什麼有人始終不願意承認，文革是全體國人價值體系、怯懦卑劣暴戾本性的大爆發；為什麼至今不能光明正大、正本清源地回顧反思文革，而文革的發起者卻依然是偉大的領袖、導師、統帥、舵手，而得以發起文革的權力框架和政治體制依舊如故。而且，文革又何嘗已經結束了呢？ 即使中學紅衛兵有過錯，那麼事實上後來的知青也獻上十年最好的青春贖罪了。 又哪里只是十年寶貴青春呢？且不說那些實質上的無法挽回的傷害，譬如知識的貧乏（他們中大部分的教育橫遭腰斬，就此永遠定格在了初一、初二——高三）、學習能力的缺失、身體的病痛（當然有受傷病痛的，譬如：女生在每個月的幾天裏是一樣要下田勞動的，甚至，有的連草紙也買不起）；他們被迫建立以服從政治為一切的價值體系，以自保為唯一目的的生存法則。 而在心理行為上，他們踏上社會之路遭遇當頭一棒的陰影將貫穿在餘下的所有歲月裏，直至壽終正寢。夢中還會記起小芳嗎？ 而且，中學紅衛兵只是占1955—1979年下放的三千萬知青中的一部分，這個只要稍稍算一下年齡就明白了。有的知青在文革前幾年就下放了，有的知青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還在幼稚園，他們難道也是文化大革命必須的祭品？ 尤其奇怪的是，有些人在肆意謾駡紅衛兵的同時，自己卻興抖抖搖旗呐喊、列隊杯葛超市家樂福，主張採取如下的愛國韜略：偷偷把冰櫃裏的食品扔在牆角落裏任其腐爛。 唉，如此下三濫，一代不如一代。
如是我聞： 1968年夏，急風暴雨式的文革已經基本結束，各地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桃子也分配殆盡。後來革命的事情其實已經和百姓的參與無關，其實本來也無關。 工宣隊進駐學校，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雖然工宣隊員們剛剛從武鬥戰場上下來，硝煙還沒有洗乾淨。就有小道消息傳出，所有的中學生全部下放！一刹那學生都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和如今一樣，誰都知道，小道消息就是大道消息。而且很快就從工宣隊（軍宣隊）和學校革委會得到了證實。於是，家長和學生開始了可憐的效果甚微的抵抗。 可以想見的辦法之一是申述各種理由，譬如獨子、三房合一子、學生從小有病、家長已經病入膏肓，等等等等。 當這一切理由在最高指示面前蚍蜉撼樹，少數根正苗紅的學生就連夜逃亡，企圖躲過運動風頭。根據歷史的經驗，運動總是一浪一浪的，只要想法躲過去，等到將來說不定就風平浪靜。然而，這一次似乎沒有成功，低估了新生的革委會的革命決心和能力。 首先是泱泱大國竟然無處可躲，身逢其時，全國都在動員上山下鄉，看見學生摸樣的就是可疑對象。各地旅館、招待所的革命職工和民兵，各地居委會小組長剛剛經歷過文革大風大浪的鍛煉，階級鬥爭的一根弦繃得緊緊的。破壞上山下鄉是何等可怕的罪名。 第二，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各地的經驗是辦娘老子的學習班，什麼時候跑出去的子女回來遷戶口了，學習班就勝利結束了，毛澤東思想就又一次勝利了。辦學習班，這是個好辦法。全中國沒有人敢帶著戶口本餓著肚子舉家潛逃的，每個月的糧票要不要？ 眼看這兩招沒用，只能步步為營退而求其次，另想他法。能去郊區的就儘量去郊區，不能去郊區的就去近一點的縣區，再不然就要求去好一點的公社、好一點的生產隊。 老百姓嘴上說的當然是積極回應最高指示這一套，心裏卻沒有人是傻子，誰都知道這一去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這一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想法和做法。好在這決定權在革委會和工宣隊手裏，於是當然是找關係、通路子。 有極個別的學生病留，極少數的去當了兵，幾年以後復原就留在了城裏。十年後，等到他們的同學們灰頭土臉上調回城，復原的革命軍人同志早已經娶妻生子，成了單位裏的骨幹甚至領導了。 下放要發喜報，下放的喜報是市革命委員會發的，“喜報：XXX同志積極回應毛主席的號召，立志到農村去幹革命，走革命化的道路，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種革命行動是光榮的，是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具體表現。經市革命委員會批准，特此向你報喜”（這個喜報一字不差錄自“喜報”），看看，特此向你報喜，幾多幽默。 後來就是車轔轔、馬蕭蕭，敲鑼打鼓地歡送，大批知青下鄉插隊落伍幹革命了。沒人知道何時才能重新回城，按照當時的形勢看，誰都確信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他們別無選擇地上山下鄉，就如兩年前他們別無選擇地參加文革一樣。
八、有沒有“理想主義”的獻身者 也許確有理想主義的獻身者，但是始終無法證明，也無法確認他們的理想是什麼。是什麼呢？至今也沒有人具體地說明（哪怕是自圓其說）所謂的理想是什麼。 有帶頭的人，但是不能證明就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因為事實是，1958年帶頭發憤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邢燕子在1964年成為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2年在天津寶坻務農的侯雋在1964年出席河北省勞動模範大會。1961年在江蘇鹽城務農的董加耕也是共青團九大代表，共青團鹽城地委書記。 這種功成名就肯定是有相當大的誘惑力的。那麼與其最後還是免不了下鄉當農民，還不如主動走出這一步，或者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人心就是這樣的吧？任何政治運動，要麼主動加入，要麼逃避到最後，絕大部分人總是別無選擇地跟著大勢走。而以往的帶頭者，已經得到了一般人無法想像的榮譽和利益，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沒有讀心術，不能肯定一切帶頭者是否明確深藏如此個人的利益目的，也許深藏在潛意識裏的，但是合理的解釋只能如此。 否則，是為了什麼偉大美好的目標呢？不要用華麗的形容詞以及定義不明的政治辭彙，用儘量指向明確、意義單純的名詞，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表述出來聽聽好不好？ 謝謝了。
有一個十分奇怪、甚至陰騭的論調，不知道這些同志是怎樣想出來的。 農民更苦，這是當然不錯的。但是如果沒有後來的知青回城，知青就是農民。而且，誰也沒有理由規定，抱怨、譴責和控訴必須從最最苦的群體開始，否則就免開尊口。而即使農民，遭遇也是不一樣的，郊區、蘇南、貧困山區，肯定是不一樣的。如果必須是一致公認最最苦的才能獲得訴苦把冤伸的權力，那麼誰是最最苦的人群呢？ 先海選一番找到這個群落再說。然後評委決定，論資排輩一個一個來，否則連開口的資格也沒有。世上有這個道理嗎？不平則鳴，理所當然。但是由於這個論調的攪局，每逢此時一定要把農民推出來壓制知青，看起來是對弱者的同情，事實卻是挑撥離間，撕裂人民，把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弄得如此面目全非。弄得大家不好開口，於是他們暗中竊喜。 如果農民出來控訴呢？他們會支持嗎？不，他們一定又會找出別的理由，不外乎，農民愚昧自私啊，當年出工不出力吃大鍋飯很爽啊。或者乾脆嘲弄取笑，直指當年打土豪、分田地時作了孽，在小姐太太們的牙床上滾一滾很爽吧？說穿了，這些人不是特別的缺乏認知能力就是別有用心，他們始終在為執政者當年的錯誤和罪行尋找開脫的理由，始終不樂意聽到任何批評和控訴的聲音，不難理解這是為什麼。 這些人手中之劍不管如何變化招式，最終永遠指向的都是飽經劫難的草民百姓，而盾總是自始至終保護著這個體制和它的代表者。 知青和農民，咱們是一家人。
誰知道他們的目的？憑什麼要來猜度其目的？歷史只承認事實，不接受什麼目的！ 還是有人耿耿於懷、念念不忘，上山下鄉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習慣自說自話，用理性來為非理性做一個解釋或者設定一個定義。現在已經沒有人繼續論述是為了“反修防修”，是為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語言辭彙上的人性化進步。 於是，有人想當然地認為是解決城鎮青年的就業問題。 這真是活見鬼了。上山下鄉把大量的知青毫無意義地擱置在農村，而城市裏各行各業後繼乏人，人員嚴重不足。這哪里是為了解決就業安排呢？有些同志不知道是特別善良還是特別喜歡為當政者編造藉口開脫，造了一些資料出來，認為城市無法吸收消化這許多勞動力。 不管編造什麼數字，無可否認的事實證明：1978年以後幾年中，當數千萬知青洶湧大回城，就業問題很快解決了，而且還順便解決了部分知青帶回城的配偶。 難道就業必須集中、儲蓄十餘年的數千萬青壯勞動力形成高落差的堰塞湖，然後一泄千里一併解決起來反而方便一點？又不是水力發電。 拜託，就業是一個新陳代謝、逐漸成長、擴大的動態過程，不能用政治運動的疾風暴雨來解決的。 那麼上山下鄉是什麼目的呢？誰知道呢。說到執政者的行事目的，往往躊躇了，因為他們從來就是只有幾個語焉不詳的政治口號。要找出他們的目的，這只能是屬於猜測。一個理性的人很難理解非理性的強權行為，或者這句話就是理解？也許他們有目的，也許並沒有目的，這個永遠不會弄明白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喪心病狂，還有一句叫做走火入魔，誰能知道失去心智背後的譫妄是什麼目的？做事情不一定非要有目的的。百姓個人如此，強權也會如此的。如果一定要去詳解、辨析什麼目的，那麼必然陷入空洞口號的泥淖無法脫身。 當然總的意圖走向是明確的，對於權力的合法性寢食不安、日夜擔心。譬如當年列寧同志自己都搞不清想幹什麼，於是反問高爾基先生道：就像打架，你知道哪一拳是必要的呢？ 誰來和你打架，誰敢和你打架？歐陽鋒還和自己的影子打個無止無歇呢。 傲慢的無所顧忌的權力做事不一定需要理由，他們的暴戾或者想像就是理由。也不一定有必要在事後為他們的任性和折騰尋找一個理性的藉口，不受人民約束控制的權力經常有他們的理由使一些非理性的、出人意料的怪招出來。歷史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至於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把上山下鄉判定是“變相勞改”，似乎也不像，畢竟還比犯人自由得多。
很顯然，沒有嚴格控制的戶籍制/度以及相配套的口糧、副食品、布票等生活資料的計畫分配，就不可能有什麼上/山下鄉運動，無法操作。 政府的計劃經濟控制了一切，包括每一個人的糧食等生活資料、住房、薪金，也控制了所有企事業的用人用錢權，這才是上/山下鄉運動可以進行的制度保證。這一切嚴格的控制使得知/青無路可走，只能乖乖地順從。 首先，他必須設法隱身，一個沒有戶/口、沒有工作、沒有任何單位證明的人算是什麼人呢？這一定是階/級鬥爭的又一個新動向，而且，一定就是一個階/級敵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階/級敵人，必須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因為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群眾一旦變成群/氓，拳打腳踢、開膛破肚，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不是開玩笑的。 其次，他必須依靠娘老子的工資養活，如果他的娘老子養得活他。他必須分吃娘老子的定糧、油、副食品，用娘老子的布票、工業品票。雖然把娘老子拖下水餓得半死不活或者衣衫襤褸，但是離開了娘老子，他活不過一個星期。 再次，他永遠不會重新獲得戶口以及他的一份生活資料，他不要想得到工作，也不可能戀愛結婚，他將永遠被排除在所有社/會生活以外。即使死了，也不能證明他就此死了，於是他不得不成了一個死無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一個幽/靈，在神州大地上遊蕩。 什麼叫毛時代？這就是毛時代。
很多知青現在還沉醉在莫名其妙的自得中，認為自己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獻出了青春。 這樣說當然心理上好受一點，事實是，知青需要農村，農村為知青提供了口糧，但是農村完全不需要這些僅是多餘勞動力的知/青！知青只是在生產隊的碗裏增添了一雙筷子。知青有什麼知識？知青為農村貢獻了什麼？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又不相信？看看現在的中學生就明白了。你讓現在的中學生去為農村提供知識試試。 當時的農村已經只能勉強養活農民，這個不僅僅是深入農村的行政權/力對於農業生產的粗/暴幹/預，而是土地的產出有限，當時的生產力只能如此。 而農民自行謀生的其他途徑是全部被規定為非法的，是違背國家政治取向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譬如開辦鄉村企業、外出學徒打工、發展家庭副業、飼養家禽家畜等等都是不允許的，農民被牢牢捆綁在土地上，被“以糧為綱”這個緊箍咒弄得半死不活。 這裏必須指出的是，很多人認為是集體化這種生產力的組織形式阻礙了農村生產和經濟的發展，認為是人民公/社集體化生產出工不出力吃大鍋飯造成的後果。 這是愚弄了多少人的一個污蔑不實之詞，是政府把政策的錯誤推給百姓的一貫做法。就如現在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謂素質論，有責任、有過錯的的總是老百姓。他們從來不錯。 就像在城市，把體制的錯誤歸結為是由於工人吃大鍋飯一樣。一個處於嚴格的計畫經/濟控制下的企業，其市場定位、產品定位、生產計畫、原料來源、產品銷售、產品價格都不是工人，也不是廠長能決定的。怎麼可以把這一切弊端歸於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呢？ 老實說，那時候工人的勞動態度比起現在來要認真得多。一張獎狀帶來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不是現在的工人能想像的。那時候的企業也遠遠沒有如今國企這般人浮於事，機構冗宕。 可惜很多人總是不動腦子地把政府賴賬的說辭當成自己固有的的想法，包括茅于軾先生也同樣人云亦云地譴責當年生產力的落後是因為工人、農民吃大/鍋飯。 生產力的組織形式不是農村的根本問題，看看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吧，那是何等的高效以及充滿生機。拜託不要說什麼國情，為什麼這個國家的國情總是稀奇古怪、不如別人？ 改/革開/放以後的十年間，為什麼農村的變化最立竿見影呢？不僅僅只是由於改變了生產力的組織形式，而主要是： 第一、政府權力一度退出了不該管的範疇，農民獲得了經營自主權，農民可以根據市場需求而決定自己土地的經營，可以根據經濟利益來衡量並付出自己的勞動，經歷過的人可以回憶一下八十年代，各類副食品是多麼快地極大豐富起來。 第二、農民可以離開農村去城市打工謀生是真正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打工的收入源源不斷為農村輸血，維持了農村的生存，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有些網友天真得近似學齡前，他們不理解農民為什麼一定要不斷外出，他們認為種田不是蠻好的嗎？天哪！不是農民一定要外出，而是不得不外出。農民要活下去，而且也想活得好一點。農民也是人，追求生活得好一點是天賦人權，這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嗎？ 如果現在打工者全部回去在那點土地上謀生，那是不堪設想的，只能活活餓死。 現在竟然政府和有些人公然宣揚討厭歧視農民工，認為外地來城打工者如何如何。對不起，不要昏了頭，農民也是國/民，農村養了城市幾十年，城市不是天生就是屬於你們城裏人的。 第三、社隊工業的迅速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尋到了另一條生路。這一條生路如今經過各種改制、貪/腐、侵/吞、再改/制，慢慢被人竊/取佔領，也已經變成了榨/幹農//民血汗的榨汁機之一。 第四、由於種子改良以及化肥、農藥、除草劑等工業產品的快速增加，農作物產量大大提高，這就叫做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是實實在在、民生攸關的事情，不是有事沒事掛在嘴邊的空話口號。 如果種子、化肥、農藥等等回到三十年以前的供應水準，那麼，無論怎樣在田裏拼命也是無法提高產量的。不管你採用何種生產力的組織形式，不管是是集體還是單幹。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農村僅靠幾個老弱婦孺也能一樣種田的道理，而且產量年年增加，糧食年產已經超過2000斤，勞動強度卻遠遠、遠遠低於當年學大寨的時候，幾乎就是在打麻將的空擋就把那點田種了。不相信的可以去農村看看啊，知道農村在哪里嗎？ 至於為什麼當時農業勞動所得那麼低廉，為什麼生產隊瞞產、私分是一等一的重罪，為什麼安徽農民要寫血書，這就是另一個關於國家如何用剪刀/差殘/酷剝/削農民的問題了，不在此帖論述的範圍以內。要想弄明白，穀歌一下“剪刀/差”先。 只想說，如今還是一樣唱的前朝曲。
這一筆賬不知道還有幾個人能還原，就是當時在農村幹了幾十年的生產隊會計也早已模糊遺忘了，時間真是厲害啊。 如果一個生產隊有220畝地，男女老少100個人，那就是人均2畝(扣去每人兩分自留地以及一些不能種植糧食的土地，譬如桑樹林)。這人均耕地面積已經屬於平均值以上了。 200畝地種什麼呢？這是由政/府基層權力、也就是公社來核算規定的。每年生產隊都要由公/社來“三定”：定面積、定品種、定產量。也就是說，理論上生產隊自身是無權決定種什麼，種多少面積的。至於產量，也是計畫中的罷了，最後結果還是要看實際收成的。那為什麼要定計劃產量？公/社書/記也要政績啊。計畫每年都要增加一點，看看現在就明白了。政績從來都是必需的，從來當官都是一樣的。 同樣，在糧食成熟以前，必須估產。估產主要是為了防止瞞產和私分，其實一般是沒人敢的，但是極少的博弈從來沒有停止過。公社有時候也睜一眼閉一眼，吃得好說得好，也不一定錙銖必較、苦苦相逼，和如今的行政管理總是有差不多的共性的。 一畝地能產出什麼呢？以糧為綱，就是麥子加稻子共約700斤，麥子約100斤，稻子約600斤，這個產量也基本在一般平均值以上了。全部按當時粳稻的收購價格每百斤九元六角計算，折合人民幣約為70元。全生產隊的GDP就是14000元（副業收入，譬如蠶繭、生豬等副業收入這裏忽略不計）。 其中，扣除生產成本（化肥、農藥、水電、農業稅）約百分之四十，預留提成約百分之十（生產發展基金、公積金、公益金），預留飼料糧、種子以及生產用糧，其他零碎忽略不計，剩下來的不足7000元基本就是生產隊全體社員的可支配收入。 7000元除以全隊社員工分總數，就是每一個工分的工分值。如果是20000個工分，每一個工分就是三毛五分錢。 如果一個家庭的全年工分是1000工，那麼就可以得到350元的毛收入。且慢，這350元要扣除全家一年的口糧（基本口糧、肥料糧、工分糧）、柴草、平時生產隊裏分的油、魚、肉等等實物的款項，剩下的才是現金收入。 舉一個知青為例，如果當年做了300工，全年的毛收入就是105元。那麼，口糧加上工分糧大概是650斤（基本口糧按成人每年每人600斤計，小孩的口糧則按年齡段相應減少，其中百分之十七為工分糧，每個工分的工分糧約為半市斤）。秤回口糧，扣除柴草、菜油、魚肉以及其他零星雜物款項以後，大約還可得現金收入三十元或者三十幾元。而650斤口糧是稻子，出米率一般不到七成，所以，最多大約是450斤大米，平均每天一斤二兩。而這口糧顯然是不夠的，節省著吃，起碼還要購買100斤黑市米，100斤黑市米的價格就是大約三十元。一年的其他開銷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所以，這就是當年大致的一本帳。當然，這裏說的是一般水準，接近城市的郊區工分值要高得多，所以知青要向郊區遷移，人往高處走，女知青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嫁人。男知青呢，如果郊區沒有親戚可以投靠，就想法開後門幫著買拖拉機、電機、化肥、辦社開工廠等等。長三角地區的社辦企業有些就是這時開始發展的，而所謂挖社會主義牆角也同時起步。 而知青僅僅是一個人養一個人，沒有負擔。如果是農民，有四分之一由於家裏人口多或者其他原因，全年工分少，入不敷出，就超支、欠支。債多不愁，年年欠著，有的剛剛過了春節全年的口糧就沒有了，於是望眼欲穿盼著預借糧（儲備糧）。 預借糧在公社的糧倉裏，是由公社嚴格控制的，必須批准才能動用，預借糧必須秋後一併還上。就這樣一年一年前吃後空、東奔西走借下去，也不知道怎麼活過來的。 記住！農民從來是沒有大鍋飯吃的！
從下放的第一天起，或者從還沒有下放開始，有人就開始如何回城的工作了。這個沒什麼奇怪的，這是人之常情，誰願意在農/村一輩子呢？所以幾十年後不要繼續否認、抵賴，沒有什麼意思的。追求幸福或者溫飽，這是最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有一些人比較能幹，很快在農村嶄露頭角，成為了學習毛選積極分子或者知青代表，被公社推薦招工或者上大學了。這裏寧可相信大部分是個人的努力，也有一些運氣。其他人怎麼回城？魚有魚路，蝦有蝦路，知青沒有路，那就是比娘老子的本事了。只要有招工指標，決定權在公/社。這裏就有不少是娘老子的運作了，也有的招工指標就是直接帶著姓名來的。人數很少，到底大部分娘老子都是平頭百姓。 1972年，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以後，開始有了病退一說。也就是知/識青年如果有病或者身患絕症，不適合在農/村革/命了，那就不需要在農村接受再/教育了，仿佛是一只用出毛病的產品，由城市負責召回。 這時候花樣百出，什麼病都出來了，或者是什麼醫生、醫院的證明也開出來了。主要是肺結核、肝炎、胃潰瘍、關節炎、高血壓等等，但是成功的面子也不是很大。苦嘰嘰捧著胸口以及一疊病歷證明到處申訴，往往換來好一頓奚落。大家心知肚明。 有的女生就嫁人了，嫁一個城裏人就是找了一個飯碗。也有的就嫁到內地去了，那裏的戶口可能比較鬆動，於是就把戶口遷走了。有的後來又遷回來了，留下一屁股孽債（曾經萬人空巷的電視劇啊）。還有的至今沒有遷回來，估計是打算青山處處埋忠骨了。 有的家裏經濟比較富裕的就躲在家裏吃閒飯了。還有的呢，不能一步到位，就想方設法曲/線救國，從艱苦的地方向比較不艱苦的地方遷移，比如遷到郊區。 其實，五年以後，真正還在田裏堅持農業勞動的已經不足一半了。雖然絕大多數戶口還在生產隊，但是外出學徒打工的，賴在家裏的，嫁給城裏人生兒育女的，在公/社各個崗位上班的（比如代課教師、放映隊、文化站、農具廠、建築站等等），以及不知道在哪里的，這些也占了一半。為了活下去，奪命狂奔，各顯神通，自有其理由。 而為了最後可能的上調希望，大部分男女知青堅持不結婚，因為根據以往的政/策，已婚的知青是輪不到上調的。一個正常的年輕人，堅持著不解決“個人問題”，這種違背天性的非常做法在當時成了很正常的普遍現象。偶然有人實在憋不住，毅然決然結婚，反而成了小概率的非常事件，頗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這也從另一個面證明了上山下鄉是多麼的非人性化，以及男女知識青年為了最後離開農村的渺茫希望而作出的苦苦支撐。 這一個個“個人問題”在後來累積形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大齡青年”。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為了解決這個大齡青年婚姻的社/會問題，關鍵時刻工/會、婦/聯發揮了作用，應運而生出現了不少優秀紅娘，就是模範媒婆。 同理，知青的後代一般都出生得比較晚，一個生育高峰是在知青回城後才迅速攀升到波峰的。這個反常的年齡差造成的惡/果還將不斷顯現出來，譬如老齡化、社保等等，上/山下鄉運動的後遺症遠遠沒有結束。年輕同志們呵，不要以為這個上山/下鄉運動和你無關，關係大著呢。 以上只是一個公社的情況。在偉大祖/國的大地上，知青用各種辦法企圖改變命運，其中比較勇敢的就是冒著生命危險的逃/港，有一部分人僥倖成功了。另一種就是越/境去柬/埔寨扛槍打仗，這其實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逃/港，作為拒絕當一輩子農/民的另類反/抗。 當然，最後得以逃出生天是1977、1978年高考以及1978年後的大回城。鄧/小/平此舉救了知青的命。如果鄧/小/平不願意這麼做，也按既/定方針辦，那麼3000萬知青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難道怕你/們造反？想來只能下放至今，鬱鬱寡歡，終老他鄉，了此殘生。知/識青年如果不死，自然就成了幾千萬知識老年。 所以，說青春無悔的人，說理/想主/義的好同志，認真回顧一下，手拍胸膛想一想，不要打腫臉充胖子瞎說八道了好不好？為了逃避下放以及爭取回城所做的一切絕對沒有什麼難為情，哪怕是裝病詐死、哪怕是行/賄送禮，哪怕是偷渡逃/港，哪怕是硬撐到四十歲就是不結婚，哪怕是集體下跪祈求青天大老/爺開恩，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不難為情。抵賴說謊才是可恥的，不要給你們的兒孫瞧不起，以為都是一些自作自受、不合常情的老怪物。 當然有一些看起來就是，和有些老/三屆或者知/青朋友說話是很累的，他們開口閉口、一套一套幾乎就是過期社論或者勵志文摘似的，出口便是一篇積極、樂觀的楊、朔散文，小蜜蜂什麼的，就是沒有一句是自己內心出來的話，不知道是認知障礙還是顧左右而言他。無話好說，看著他們很無奈，也很害怕，不應該是一盒翻來覆去的老磁帶吧。這種年齡段在大多數國/家正在競/選總/統呢！ 至於鄧小平的其他事情，一碼歸一碼，他的局限就是國人的局限，國家命該/如此，百/姓命/該如此，這裏就不說了。
最好的方法不是在網上爭論謾駡，也不是看別人爭論謾駡，當然也不是看官方檔。其他的呢？可以穀歌到不少。只是遮罩得厲害，造假得厲害，看不到什麼真話的。最好做一個小型的調查。找幾個五十六、七歲以上的人，譬如自己的爺爺奶奶、娘老子、叔叔阿姨、舅舅舅媽，應該沒有什麼難度吧。 然後設計一些“是”、“否”題，不要論述，只需要回答“是”或“否”。譬如： 有沒有參加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 有沒有外出革命大串連？ 是不是紅衛兵？ 是否參加過什麼革命群眾組織？ 是不是可以不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可以拒絕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以後是不是希望上調回城？ 如果關係比較熟悉，可以問一下結婚年齡。 然後呢，就要靠自己的解讀了。至於為什麼不設計論述題，是因為，經過時間的洗滌和下意識的遺忘，什麼都會變形的。尤其是人，天生會把事情記憶成可以與人言。 這樣，也許可以少一些爭吵，多一些感性和理性的瞭解。好不好？看好你喲。
十六、再說“知青和農民咱們是一家人” 少劍波唱道：普天下被壓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淚賬—— 杜鵑山上柯湘唱道：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憤，黃連苦膽味難分。他推車，你抬轎同懷一腔恨，同恨人間路不平、路不平！ 偏偏有人裝出很為農民仗義執言的樣子，一定要將受苦人割裂開來。一聽到上/山下鄉以及知/識青年，馬上立竿見影將農/民抬出來，憤憤然叫道，農/民更苦。 他們很懂得分寸的，農民更苦，於是知青必須閉嘴噤聲。那麼如果當年“走/資派”出來回憶文/革中如何受迫害呢，他們就忘記跳出來嚷嚷農民更苦了，誰是農民？舔/屁/溝必須吃准物件、瞄準方位，不然舔得完全不到位、不合格。 但是，農/民如何苦，農/民為什麼苦，他們其實一點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以他們並不順便看一下一個生產隊的經濟賬。他們只是不許知青提及上山下鄉，不准提及政/策的錯/誤或者罪/過，護主心切。雖然知青其實是他們的娘老子，真是忠孝不能兩全。為了盡忠，只能恕孩兒不孝了。好一副精/忠報國、大義凜然的模樣。 農民當然更苦，知/青豈能不知道？不知道能還原三十幾年前生產隊的經濟賬？知/青把農村叫做第二故鄉，第一故鄉也許沒有多少感覺，第二故鄉是睡裏夢裏也不會忘記的。否則，李春波一首並不好聽的《小芳》就能成功？村裏農民的音容笑貌，言行舉止卻是深深烙在腦海裏，至死都不會忘記的。在農村，知/青才知道了農/民的自私和大度、怯懦和兇狠、善良和狡詐、誠實和虛假、保守和放蕩、可憐和可恨——這才是活生生的多重組合的第二故鄉的鄉親們。 知/青和農/民，曾經同在生死線上煎熬，不要來挑撥好不好？知青回城三十年，他們之間從來就沒有斷了聯繫和往來，其間的故事屬於上/山下鄉運/動後傳，這一些就不是這個帖子要敍述的了。真要抹掉這一切，再過三十年，等到他們都死了再說好不好？ 如今有人動不動就拿農民出來壓制知/青，倒仿佛他們就是農/民的代言人。好啊，那你就代言嗆/聲啊，本該如此啊。不料就此沒了下文，不知道躲到哪里準備領/賞去了，這些孱/頭們。 順便說一下，如果將來或者將來的將來，一不留神，有位什麼大陸作家忽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作品一定是關於農村和農民的。 不知道農民，不瞭解農民，完全就不瞭解中國。不要看你在城裏住著，剝開來也是一個外地來城打工者，不過來得早幾十年罷了。
有些網友認為自己當年千真萬確是堅持“理想主義”而上山下鄉的，只是這個理想恰好和後來政/府的強行運作重合了而已。 什麼理想呢？因為看了紀錄片《軍墾戰歌》，看了電影《生命的火花》或者小說《軍隊的女兒》，看了前線歌舞團的話劇什麼什麼，決定上/山下鄉當一個拖拉機手，這就是促成其上/山下鄉的理想以及主/義。拖拉機手，當年電影上、畫報上是極其神氣的，歪戴著海富絨軍帽，穿著衍成一條一條的蘇式立領拖拉機棉襖，軍綠色，敞著領子，笑靨如花。唱著很好聽的電影插曲，《邊疆處處賽江南》——哎也唻，賽呀賽江南。 因為沒有讀心術，尤其沒有穿越時空隧道回到三十幾年前的讀心術。所以應該相信這種被革/命英雄主義激動鼓舞的理/想是存在的，曾經還有人仿效模範少年劉/文學、模仿保衛國/家財產的女英雄向秀麗而自殘呢。 但是，革命英雄主義的理想也是一種價值取向，是一種價值取向就有一定的理由，一定有一些（哪怕是潛意識的，不能條分縷析的，年輕人哪來這麼多計算呢？）考量。 什麼考量呢？只能猜測一下： 一、因為很神氣、瀟灑，符合年輕人爭強好勝的心理需求，也許是荷爾蒙決定的。 二、因為艱苦、艱難、以及艱險，成為一個英雄的概率比較大。成為了一個英雄，肯定是鮮花和掌聲，以及小姑娘的青睞。然後自己病懨懨地掙扎說：不要管我，同志們都好吧？ 如果事先知道，或者在1966年底聽說了鬧經濟主義知青的血/淚控/訴，知道只能黃沙莽莽中扛一輩子砍土鏝看日出日落，開拖拉機、康拜因是很難輪到的。而英雄、尤其是知名英雄更是小概率事件，那可能就要不那麼理想了。 三、因為上山下鄉，這是主流一貫提倡的，是聽領/袖的話的一種進步行為，是可能得到支持批准的。政/府已經樹立了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系列標杆，主流鼓勵年輕人上/山下鄉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否則，為什麼不選擇去鋼鐵廠、拖拉機廠、汽車製造廠？為什麼不選擇去造長江大橋、萬噸巨輪？為什麼不選擇去做一個機修鉗工、水暖電工甚至政府官員？ 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主力軍，為什麼棄主力軍而投身同盟軍？奇怪不？不奇怪，因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忽然自己提出去造船廠上班，那是一定會被認為腦子進水了，政府也是要把嘴都笑歪的。 還有什麼呢？可能還有不少，不管它了。這一切很正常，是個年輕人都會有的。 但是，年輕人的理想就沒有模糊的利益考量嗎？請注意，這個利益不是指經濟利益，它包含各種榮譽、前途、成就感、心理滿足、趨利避害等等。理/想決不會憑空產生，於是覺得這個理/想有些曖昧，一定受到了政治的感染。 為什麼呢？很簡單，現在隨便找幾個小孩子調查一下，只要是經過了學校教育、會理解並回答問題的，馬上就會知道，小孩子對於該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幾乎是從娘肚子裏出來先天就明白的，這才是最最可怕的，雖然他們完全不懂政/治。 美國孩子可以說愛美國是因為幾百種冰激淩，中國孩子絕對不會這麼說。中/國孩子也許會說龍的傳人、地大物博、長城長江、神五神六，哪怕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名詞是什麼東東以及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政治是這個國家的宗教，宗教就是從小薰陶的。潤物細無聲，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譬如，現在的小孩子一樣有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衝動，只是完全不可能有幾個小孩子忽然輟學，說是要去北大荒種田了。因為政/府不再通過各種方式號/召鼓勵了。現在小孩子倒是有可能忽然去杯/葛家樂/福，雖然政/府沒有號/召，他們自己也一口咬定是出於“完全自發的”愛/國理想和愛/國激情。呵呵，曾記否：“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願”。 其實這就是認知障礙，就是放棄自我意志，選擇性地過濾資訊，自我催眠，將群體的理念來代替、並且誤以為是自己獨/立的思考結果。 好了，就到這裏吧。實在不想把別人自己多年來心理上形成的的自我評估或者自我保護破壞殆盡。這樣已經很沒有意思，這樣已經很過份了。
網路帖子只能簡單說說。 1978、1979年知青大回城之際，“兩個凡是”已經不是主流話語，“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些基本理性常識終於獲得了話語權，而且。鄧/小/平在中國南海邊的一個圈也畫完了。 隨著這些思想解放的具體行為，中國的文藝圈子也獲得了十年的松綁。這之前出現了所謂“傷/痕文學”，為一個事情貼標籤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最省事、最模糊、最懶惰、最可怕的思維模式。一貼標籤，事情全部搞定，完全不需要什麼嚴格的界定和分析的。 文學這個事情不能這麼分類定義的，文學就是文學。或者可以在寫作方法上進行適度分類，但是不能在主題上進行政治區隔的。倘若有“傷痕文學”之說，那麼一定有“非傷痕文學”與之對應，或者就有“馬屁文學”、“歌頌文學”、“治傷文學”、“吃肉罵娘文學”、“慰安文學”、“擁護文學”、“圖解文學”、“政/策文學”——這還是文學嗎？ “傷痕文學”甫出，立即遭到圍攻，尤其是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一些文學作品更是成了眾矢之的。於是後來出現了“歌德派”與“缺德派”之爭。持“歌德”論者其實就是“兩個凡/是”論者的變種或者偽裝，氣勢洶洶，完全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有恃無恐的政/治掃蕩。 好在當時“解放思想”是主流話語，百廢待興。從1957年起，積蓄了二十餘年的人氣力量沒有被輕易擊垮，支持了下來。 現在來看，“傷痕文學”的稚嫩和表面化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卻是幾乎人人爭讀的，實在困頓、乾涸、壓抑已久啊。人們閱讀的不僅是內容，閱讀的還有敢於說人話的勇氣。 但是好景不長，也就是十年多一點吧。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是西風壓倒東風，曾經以為解放了的思想又被漸漸禁錮起來了。 這其實和政治上的拐點變化是同步的，再也不提黨/政分開，不提小政/府大社會，不提司/法獨立，不說融入世界了，簽署了人/權公約束之高閣，也絕口不再提政/治改/革了。而是強調中/國特色、三個代表、愛/國主義、中國可以說不等等了。這個大折返，只要看看對日本的前後態度就明白了。 即使不是全面複/辟，也是和改革開放前十年明確的的政治意圖不一樣了。曲曲折折、糊裏糊塗地走上了面目不清的第三條道路。這一條橫生出來的目的不明的道路在各個方面都能反映出來，大的如國企改/革，工人下/崗，土/地歸屬，小的譬如電影、文學。 政治改革停止，經濟改革也開始目的不明，既要加入WTO和世界接軌，又要強調中/國特色，嚷嚷中/國可以說不，並且中/國不高興。不知怎樣就走上了權/貴資/本主義或者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政/府不但制定規則，自己還參加、操縱遊戲，政/府與/民爭利，政/府通吃，政/府成了最全面、最強勢、最傲慢的超級巨人。貧富差距迅速拉開，民怨也開始漸漸沸騰。 於是，“青春無悔”的說法也應運而生了，和政治走向十分一致。這當然同樣是一個模糊不清、語焉不詳的說法。但是為政者卻很受用。 青春無悔，這個提法似乎最早是1995年前後，北大荒的知青同志們喊出來的，這些人比較拎得清，說出了別人需/要他們說的話。青/春無悔，可以理解為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否定；也可以理解為肯定；甚至也可以理解為僅僅是個人的一種傷痕何所懼，再多又何妨，堅強如鋼、冥頑不化的心理定勢。也可以理解成什麼也沒說的一句屁話，因為不管悔與不悔，青春是回不來的。歷史只管是和不是，不管悔與不悔的。 至於有人至今仍舊認為上山下鄉鍛煉了自己，有了這杯酒墊底，從此刀槍不入，什麼樣的酒都能對付。而絲毫不覺得自己被人剝奪了基本人權，那也只能隨他去。即使當年爭取黑/奴解/放的時候，也並不是每個黑.奴都贊成的，動刀動槍地堅持繼續做下去，有的覺得鍛/煉得正有勁呢。看看，老湯姆多厚的繭子，不做奴隸哪來？ 更有那時清帝遜位，各位的祖/宗忽然聽說要剪辮子，那是多麼傷心欲絕，嚎啕大哭，惜乎哉！一根辮子多麼標緻，從此國/將不國兮。於是，心理上的一根辮/子一直留到如今。 說到底，這也許又是認知障礙引起的。認知障礙，其實就是洗腦。它可能來自一個極大的恐/懼，一個當頭一擊的變/故，也可能來自於日積月累的認/知壓力。只要達到一定的臨界值，人們會主動放棄自我思/考，自己進行自/我催眠、自我洗/腦，人們會十分明確地拒絕接受某些資訊而只願意接受另外一些資訊。長期自行制造資訊單邊，把別人的結論代替自己思考。 改革開放號稱三十年，雖然沒有刀光劍影，其實中間的曲/折反復，還是軌跡明顯的。無法前行，也不想倒退，於是就這麼奇怪地僵/持著。於是各種說法也一團亂麻地糾纏不清，包括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事實總結和概念厘清。 不是心理學家、神經學家、更不是社會學家，所以對於認知障礙，只能大而化之地說說，本來這個帖子就是ABC，意思就是極其普通、低級、基本、零碎的一家之言。再說，網/絡帖子多說了又有什麼用呢？
歷史就是人們認為的曾經發生過的人類的事情。 這話有些彆扭，歷史不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理論上也對。 但是，所謂事實是由人們通過感官來接受和記憶的，這就立即產生了資訊接收上失真的可能，譬如著名的瞎子摸象。而且，記憶更是天生會衰減、變形、刪除或者自激增強的，譬如著名的黑澤明電影《羅生門》。而歷史更是通過口述、文字、影像等等記錄手段傳播、傳承下來的，接收者再根據自己的理解恢復成歷史。由於記錄手段必然的誤差、記錄者個體理念的介入，再到接受者個體的還原，其間的失真是一定的。 再加上，由於種種理由，政治粗暴地介入了記錄和不斷限制、干涉傳播，歷/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樣，不可避免地就有了兩個事實。一個是確實發生過的、一個是再現的，也就是絕對的真實和相對的真實。這兩者或許重疊，或許有偏離，或者就是完全兩碼事。確實發生過的事實、即絕對真實是人們所不可能知道的，人們只能知道相對真實。民諺雲：“東門失落一根扁擔，西門以為造反”，樸素地解釋了這個認識論上的道理。 那麼，怎樣才能使得人們理解的歷史和確實發生的歷史最大限度地一致呢？ 人類是萬物之靈，人類的思維和對自己思維的思維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人類可以通過邏輯、常識、想像、類比、歸納、試錯等等智慧理性的辦法來修正誤差，以使儘量逼近真實。 但是，必須確立一個認知原則：“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這是要相信人是具有相同的共性的。如果單單把自己看作人他媽生的，別人都是妖他媽生的，那麼，這個事情就永遠搞不清了。要知道，人類的進化沒有那麼快，前人、今人、後人是一樣的人，你、我、他也都是一樣的人。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就是要認同世界上的事情存在都是有理由、有邏輯，所以是可以用人類的思維來理解的。 通常人們所說，“用歷史的眼光”，“從當時人的角度”，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不可能回到歷史中去，也因為子非魚。所以，今人只能以今人的眼光和角度代入，由己及人。正因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正因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們才可以理解歷史。 不要求太多的話，起碼能在宏觀上理解近、現代史，理解近兩百年來中國彎彎繞繞發生的一切。或者再簡單一點，起碼能理解反/右、文/革、上/山下鄉、改/革開放以及如今必然的不得不的貪腐。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對歷史稍加回顧，這條船一直在亂開瞎開，只是嘴上不說，有機會就用腳投了票。 這說起來也許簡單，真的要形成認識方法可能不容易。 至於有人尋章摘句、皓首窮經、在各種記錄中考證辨析，或者最後研究出來陳家洛和乾隆爺原來是兄弟，陳近南和康熙可能是父子，那就是歷史學家和大師了。
很多經歷過或者沒有經歷過的人覺得自己說起文/革、下放或者知青的事情頭頭是道，目光如炬看得一清二楚，真理在握。罵起知青或者紅/衛/兵來更是見解犀利、，用語刻薄、不依不饒、妙語如珠。其實大部分人是稀裏糊塗的，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一貫是稀裏糊塗的，歷史也就是稀裏糊塗的，一切都是稀裏糊塗的，在稀裏糊塗中免不了有人亂中取勝。 有人把自己打扮成為農、民請命的代言者，只要聽見上山下鄉和知青就要舉出肅靜回避的牌子來，雖然他們自己從來不知道什麼農民，但是卻是聽不得別人說三道四的。 也有的曾經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的老同志，如今說起當年來是鶯歌燕舞，積/極樂觀，百煉成鋼，誤把青春本身的歡樂當成了上/山下鄉的歡樂而津津樂道、樂此不疲，將感性來代替知性的判斷本是國/人思維的特質，那也只能隨他去。只是希望不要誤導了孫子輩，忽然扔下書包遷戶口輟學去種田，也要積極樂觀地鍛煉一下下。 當然不會，老同志們不知道多少精明呢，怎麼會讓兒孫輩走這條路？那都是裝/B的。 不想提這一壺，還真來勁了。 積極樂觀你個頭啊？當年你幹嘛挖空心思、施盡手段、呼天搶地、哭著喊著回來？農村還在那裏呢，艱苦的地方有的是，可以繼續去積極樂觀、心懷天/下或者回爐再煉一煉的，那就是兜率宮八卦爐裏的金丹了，值幾個錢的。 問幾個小問題吧，疑義相與析。請問： 當時的農業稅是多少、如何收的？當時的公積金、公益金、生產發展基金提留比例各是多少？ 當年農村的合作醫療是怎樣的？費用是從何而來的？ 當年農民的穿衣是如何解決的？ 當時蒔秧的行距、株距是多少？ 這幾個問題，只有真正在農村艱苦求生存、為自己的吃飯問題認真算計的人才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即使穀歌，也不一定找得到）。當然，在農場或者建設兵團的人是不知道的，他們勉強算是有工資，雖然很低。有了工資，少了點自由，也算是魚和熊掌吧。 當年靠娘老子養著，如今來說青春無悔的人是從來不知道這些的。不是說靠娘老子就有什麼不好，這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這個用不著別人來做道德界定。 只是如今厚著臉皮、昧著良知、大義淩然地說革命理想、說青春無悔太噁心。鄧小平都知道：“花了三百億，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偏偏他/媽/的有人自己裝著很理想、很滿意，真是蹉跎得一塌糊塗！ 而扒開當年知青的傷口往裏撒鹽，踩在紅衛兵娘老子的血淚上謾駡以證明自己睿智英勇的後起之秀也很無聊，因為這正是紅/衛兵作派的升級版。 無需號召，無需壓力，察言觀色就會雄赳赳、氣昂昂，搖旗呐喊地去列隊杯葛超市家樂福，把冷藏食品扔在牆角落裏，拿捏時間和力度分寸之精准，恰到火候。佩服啊佩服。 就這樣吧，再過幾十年，知青就死光光了，人總有一死。這個國/家還將一如既往地折騰下去，感性代替知性的思維特色也將延續下去，繼續原地兜圈或者摸/石頭，這是老/百姓的命。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誰讓你生在中/國？”這才是至痛至哀的天問啊。 說這些真沒用，說這些真沒有意思。
帖子發出，當然有一些回帖。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尤其一些知青老同志的跟帖讓人無話好說、啼笑皆非，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革命理想主義者，認為上/山下鄉鍛煉了自己，自己在艱苦的地方、時間是多麼的積極樂觀，奮發向上，成績斐然，彪炳千秋。（在他們的賬上，當年死在鄉下的一律不算，刪脫）。 本來以為這些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的東西都是常識性的東西，毋庸多說，不過是稍稍整理厘清一下，現在發覺，上山下鄉運動對人的扭曲和傷害是遠遠超出了估計的。 於是，有必要一反常態，對一些常識做一些不容置疑的結論： 第一、用強/權剝奪一代人上學、就業、居住等基本人/權的政/治運動肯定是錯的。 第二、早就被自己拋棄了幾十年的理想不是理想。除非至今依然堅持在廣闊天地裏戰天鬥地的老知青，那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靈活善變的“理想”是對理想以及別人智商的褻瀆。 第三、不願意自己的後代重複的命運肯定不是真心希望擁有的好運。 至於其他亂七八糟思維混亂的不知所云，曾經如何的艱苦奮鬥偷雞摸狗樂在其中，就不一一作複了，這都是青春期的正常心路忽然斷裂、於是不善於學習和思考造成的，也或者天生思辨能力有缺陷。沒有時間做認知障礙患者的心理疏導。始終堅持一條基本原則，不在網路上吵架。 就這樣了。送給各位一首歌吧： 《一千年以後》 心跳亂了節奏，夢也不自由 2009-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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