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6】：八一台风·有轨电车·思想与文学的解冻·变形变质的知识分子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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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56】：八一台风·有轨电车·思想与文学的解冻·变形变质的知识分子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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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56】： 八一台风呼啸而来 现在，刚刚把手搭在键盘上，忽然听到窗外电线的呼啸声，像有许多汽车同时经过。这是今年最劲最猛的秋风，从空中黄色落叶的飞行速度看大约是6级，在每秒10米以上。 想不到我的1956年会从风开始。 我想起1956年的12号台风。从资料上看，它在北太平洋上形成时测到的风速是每秒90米（按级别也许是23级台风），听起来应该像飞机的轰鸣。读过圣艾修伯里《风沙星辰》的读者会记得，其中有一段描写他的飞机在狂暴的风中逆风飞行，奋力飞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离开原地。飞速和风速像相等的正负数相加一样，结果为零。那是一架双层翅膀的邮政飞机，时速能开到270公里，也就是每秒80米左右，如果遇到1956年的12号台风，飞机会倒退着飞，仿佛在表演特技。 那场风是什么时候刮起来的，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看见那场风的时候，已经不能用刮风来形容了。一个村民被轰隆隆的响声惊醒，光着身子爬起来，还没来得及找到衣服穿上，屋顶就没有了，接着是几面草泥的墙没有了，再接着他的媳妇和两个孩子全都没有了。慌乱之中他死死抠住灶坑的洞口，就差一点把全身都缩到灶坑里面。他才知道那轰隆隆的东西原来是台风，把他家里的粮食、衣物、媳妇孩子全都吹走了。 凭借想象写了上面一段文字，我的直觉告诉我，肯定是写错了。我所想象的是内陆的强风，不是海边的台风。（直觉有时候是很管用的。一次有人搞了一部话剧，彩排的时候请我提意见。我说，明天就要公演了，提意见还有时间修改么？这部话剧的情节都是围绕鼓文化确定的，但这种鼓文化是山里而不是海边的。他们这才说出实情，剧本确实是根据一部写山里故事的小说改编的。后来，没有来得及修改的话剧在省里和东北都获了最高奖项，可见我们东北这地方确实缺少直觉很好、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 1956年8月1日24时的12号台风，在中国浙江象山登陆时，所有的海塘都不堪一击。按照数量很少的当事人回忆，那一年正在进行农业高级社试点的象山县，一连几个月出现旱情，想不到百年一遇的台风真的会来。超强的台风登陆之前，特别明亮的太阳和特别黑暗的乌云交替出现，入夜的天空红得惊人，暴风雨来时天空到处闪电却没有雷声。雨点横在空中飞驰而来，许多人以为是坚硬的冰雹。然后是白亮亮的一片，80平方公里内成了汪洋。侥幸抓住一根圆木漂起来的人们，涌进嘴里的全是苦咸的海水。当时在港内避风的排水量达四五十吨的三桅运粮船，被风举过坝顶扔到了山上，还有一艘甚至飞到了5公里之外。在那个特别漫长的夜里，几百户人家全家遇难，一个有1800户人口的村子只有80多人幸存。据说有一户人家非常幸运，潮水把自家的船带到了窗前，全家人爬到船上因而得救。 12号台风的正式名字叫ＷＡＮＤＡ，中文译为“温黛”。但浙江的百姓用自己更纯朴的方式，把8月1日的台风直接叫做八一台风。这场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影响到中国十多个省份、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距离登陆地点相当遥远的辽宁和吉林，也出现了洪水泛滥和人员伤亡。 至今还留在浙江象山一些老人记忆里的，是当时的县乡领导带领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干部群众誓死保卫海塘，结果全都葬身大海。虽然他们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人定胜天”，但他们是为集体利益而死的，给百姓们留下了敬佩、感激和良好的影响。以后的4个月里，失去家园的人们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有人因为每天积极带头做事而入了党，有人因为在背尸体时奋不顾身而入了党。 那些天里，积极为大家做事的还有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休息的时候顺便给大家说一说《圣经·创世纪》的开篇明言：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
八一台风经过辽宁的时候，暴雨下个不停，河流里涨满了水，浮浮悠悠的等着溢出来。 我们家附近有三条河，辽河、浑河、太子河。其中辽河最长最宽，浑河的水不清不浑，太子河的得名与荆轲刺秦王故事中的燕太子丹有关。千百年里它们在下游的无数次泛滥，制造了宽大的冲积平原，方圆几十里内的落差不到一米，平坦而且肥沃。农民在河堤里面也开垦了大片大片的河滩地，种上茁壮成长的玉米高粱，虽然很多年头都被上游来的大水冲毁，但总会有哪一年老天发了慈悲，让它们侥幸长到成熟的季节。河边的农民有句俗语，那些河滩地，五年收一次，一次顶五年。 八一台风来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鞍山城里，我爹不用像以前那样在堤坝上抗洪了。许多年里，我妈都愿意讲发洪水的事情，每次讲起来，我爹都是那些故事的主角。我妈说，你爹从十六七岁在沈阳学徒，三十来岁才回到老家，农活不会干了，怎么办？在村里当干部吧。一发洪水，你爹就住在堤坝上几天几夜不回家，正赶上你二哥出天花（麻疹），浑身烧得像火炭儿，有上一口气没下一口气，你爹也不请个大夫回来，结果等到水退了，你二哥的水痘才退下去，脸上却变得坑洼不平。其实，我妈说的那个时候医疗水平很低，每年都有一些感染了麻疹的幼儿死亡，都有一些活下来的幼儿成为麻子。我小时候，就看见许多顽童围着一个麻脸的孩子，一边跳脚一边喊着童谣：“大麻子有病二麻子瞧，三麻子买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六麻子钉，七麻子抬，八麻子埋，九麻子坐炕上哭起来，十麻子问他哭什么？高高的抬，深深的埋，别让大哥蹦出来。”如果这些坏孩子围住的是一个癞疮小子，那童谣就会变成另外的模样：“秃子秃子往南看，南边有座电影院，刘胡兰，赵一曼，就是不让秃子看。”在我十多岁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军内一小撮”坏人时，揪出一个脸有麻子的陈再道，街上的标语很快就换成了“打倒大麻子，揪出二麻子，吓坏三麻子，气死四麻子！”，这种攻击人身缺陷的标语，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好像是一场坏孩子们的恶搞。 我妈说的另一些关于洪水故事，和大自然里有灵性有神通的动物有关，比如蛇和老鳖。妈说，涨水的时候，许多人和蛇一起逃到河堤上，这时候蛇和人特别友好，谁也不伤害谁。但有一年你爹和一群人抗洪上了河堤，堤上有一条身子很长脑袋很亮的蛇。本来一群人都走过去了，偏偏有个不听劝的愣小伙子，抡起铁锹把蛇砍成三段。结果那天夜里洪水把大坝冲成三段，据说就是蛇的报复。还有一次，辽河开口子了，水已经涨过了窗户，村里的许多人家上了房顶。就在许多房子被水泡倒的时候，我们家东面的院子里游进来一个比桌子还大的大老鳖。那家人全都跪在屋顶上，朝着大老鳖不停的磕头求救。大老鳖看了看他们，慢慢转过身，又慢慢游出去。他们都看见，满院子和满街的水跟着大老鳖慢慢退下去了。 类似的故事，我也听别人说过，但他们说的是别的河流别的地方。我想，这类故事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发生过，甚至在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流传，告诉人们的，无非是人和自然界里的动物要和谐相处的道理。这道理有浅显又深刻，很容易被人们忘记。 许多年以后，我去了发洪水的灾区。我看见柏油路面上有许多大鱼迅速游过。我看见浩荡的洪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我还看见在水灾的背景上离开家园的人们，步履和心情都不相同，孩子们轻松的笑着，成年人则愁眉如锁。 我知道那些孩子用笑容告诉我的，是一些更加朴素和更加重要的道理。 我们一家人的脾气都不大好，有的太倔，有的太暴，有的太急，有的太犟，有的太酸，这还不包括我呢，我脾气太慢，比乌龟、蜗牛以及阳光下懒洋洋的许多生物还慢一些。我大哥说我二哥很犟，犟得让人哭笑不得。他讲过我二哥8岁刚上小学的一件事。老师教生字，把字写到黑板上领着念几遍，就叫到我二哥问这个字念啥。我二哥毫不犹豫地说，老师，不用问我了，你说念啥就念啥吧。见老师愣住了，二哥又补充一句，老师念啥都对，我爹说了，不让我跟老师犟嘴。 那一年，就是1956年。就在我二哥不跟老师犟嘴的几个月后，学生的课本全都收回去了，新换的课本里有一半左右的字变了模样，连老师也不知道念啥了。原来这一年年初，政府做了简化汉字的决定，用笔画少的字来替换笔画多的字，用一个字来代替几个字，还把许多字的偏旁部首一起简化了。老师们只好对照发下来的简化汉字方案，结结巴巴重新认字。这一回老师们都把不犟嘴的我二哥当作榜样：你说念啥就念啥吧。政府念啥都对，不跟政府犟嘴。 怎样算起来，方块汉字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许多外族侵入后建立的政府，还要遵从中国文化认同方块汉字呢，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而不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千年里数不清的政府换来换去，但是在1956年以前，敢于下令改变汉字的只有三个政府，第一个是秦，打败六国后把全国的文字变成一种文字；第二个是太平天国，造出一大堆简体字发布文告，其政府灭亡后废止；第三个是中华民国，1935年8月推行了324个简体字，五个半月后赶紧下令废止。 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一年级的时候，大概受教师和教材的影响，认为方块汉字太落后了，不仅要简化，还要改成世界上先进的拼音文字，后来才知道无意中接受了一种坏的教育，和很多人一样进入误区。比如国学大师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比如温和派的陈独秀：“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比如左翼作家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比如脾气执拗的鲁迅：“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或许他们都急于改变落后的中国，所有试过的方式都失败了，只剩下颠覆文字的方式还没有试过，不知道能不能失败。 那么，我出生以后赶上的1956年汉字简化，是不是他们的汉字落后论或汉字反动论的不幸延续呢？还有，因为把汉字搞得丑陋而下令收回的第二次第三次简化方案，是不是曾经直奔消灭汉字的方向呢？另外，在壮族文字（那是中国2000万壮人、布依人和东南亚所有百越人后裔的文字呢）试验推行拼音化的惨不忍睹，是不是阻拦了汉字拼音化的快速推进，实际上起到一些好作用呢？ 1956年的汉字简化，把中国汉字变成了简体（在中国大陆使用）与繁体（在港台、亚洲和世界更广泛的汉字文化圈使用）两套文字系统，造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裂，与世界当今文化的隔阂。我读大学的时候，听说赵朴初签名时从来不用简化的“赵”，他特别不想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个难看的叉叉，后来还听说一个大学生在图书馆里翻了一两个小时找不到《后汉书》，那三个繁体字的《後漢書》他一个也不认识，我想即使找到了他也照样不能阅读。我还听说现在先进的图书馆都设置简繁两套汉字检索系统，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部。现在的我，觉得对半个世纪前汉字简化的功过是非而争论，面红耳赤大动肝火，已经毫无意义。被我们忽略的，往往是更重要的：虽然文字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但是在改变文字的几千年里，早已用各种极权专制的方式，割断和毁弃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极为优秀的部分。 就以孔子为例，几千年来尊崇的或一百年来诋毁的，都未必是真正的他老人家。 《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在把“學習”写成“学习”之前，我们对汉字结构仍然缺少那种深入文化精髓的理解。“學”的下部是屋子里的优秀的人，上部是举起双手掌握天地间的精奥和道理；“習”的上部是双鸟的翅膀比翼飞行，下部是发出歌唱般的鸣叫，合起来指的是鸟群的飞翔与歌唱，引伸为人与人或人与事物经过接触和理解达到的优越状态。在当初许多能够表示人的学习活动的字词里，孔子选择了“學習”二字，教诲我们的是关于学习方向和学习方式的文明：做一个优秀的人，就要学习和拥抱天地自然与万物间的精华理念，就要与你所学的东西，成为一起飞翔一起歌唱的快乐朋友。 《论语》第四篇说“里仁为美”。“里”字与“果”有关，后者比较写实，表示树木上的果实；前者比较抽象，下部两个横划指示滋生万物的天地，所以表示从天地万物的精华品质而生的果实（包括思维的果实）。“仁”的左部表示人，右部表示天地，人与天地平齐相互尊重，人与天地合一相互包容，达到真善与美的境界。孔子说里仁为美，不是几千年来人们被告知的与美德为邻才是美的，而是有其更具体、更深邃、更博大、更光明的内涵。我不是古文字学家，不是哲学家、美学家，他们多少年来一直吃谁的饭给谁干活，一直忙着很烂的事情。我的名字里，恰好有“学”和“仁”两个很优秀的中国汉字，让我随便领会了与此相关的“學習”与“里仁”两个词语。 更多的汉字和词语，我也不懂。
“老太太上车，别吹了”，很多年前的这句歇后语，用来嘲讽爱说大话的人。中国的有轨电车售票员随身带着一个哨子，给前面的司机发信号，如果遇到腿脚很慢的老爷子老奶奶呢，就只好等一会儿再吹了。 世界最早运营的有轨电车，大约在1888年出现，中国有轨电车也不算晚，从1906年开始，是天津吸引外资建起来的。后来的十几年里，外国人又陆续在中国建了几条有轨线路，比较起来，俄国人的车厢高一些，日本人的车厢矮一些，与他们在中国留下的建筑相似，门窗高大的是苏俄盖的，门窗低矮是日本盖的，那些漫长的岁月，不管个头高矮的外国坏蛋几乎都欺负过中国。 1956年1月，中国建造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有轨电车，在离我爹修鞋铺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咣咣当当地开过去了，引起一片锣鼓声和欢呼声，把不满周岁的我吵醒。我妈把我裹在被子里，外面又包了一条很大的毛巾被，抱出去感受共和国的建设热潮。那条天津产的毛巾被，是我妈在生我之前参加区里表彰会得到的奖品，乳白色，厚厚实实，一直没有跳线没有磨损，让我从出生开始的半个世纪里，享受不尽的温暖和亲切。 当时的鞍山，是中国最年轻和最骄傲的城市，建市还不到20年，但它的几家工厂开工时，兴高采烈的中国还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在我出生那年，丹麦的皮德斯特鲁普还特意来到鞍山，画了许多生动的速写。我曾经买过《皮德生活漫画》，捂着肚子才能笑着看下去，第一本翻烂了，又买了第二本。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漫画家，如果他的漫画成绩达到95分，他的中国同行们最好的成绩是25--30分，不会再多了（大陆以外的蔡志忠可以得50多分）。 在1956年，我们城市的钢铁工人已经成千上万，集中居住在城南的长甸铺和城北的太平村。这条由鞍山钢铁公司投资修建的有轨电车，就必须贯穿城区南北，全长12．9公里。这条线路中间有20多个站点，从起点到终点需要一个多小时。因为还要考虑钢铁工人各种倒班的需要，它每天的运营时间很长，从拂晓4点钟一直开到午夜1点多钟，才肯安静下来。 我和我的几个哥哥，都把有轨电车叫做摩电车，有时把它当成朋友，有时又把它当成玩具，在它咣咣当当的撞击声音里，在它闪闪烁烁的蓝色弧光里，一岁一岁地长大。看过电影《飞刀华》之后，我们把铁钉放在轨道上压得很薄，当作飞刀甩来甩去。我们闲来无事的时候，追上它把身体挂在车厢后部的外面，既显得威风又不用买票。我们的青少年时光，都像大连的作家邓刚一篇散文里写的那样，盯着车上年纪仿佛、长相俊俏的售票员，心里像敲鼓一样蹦蹦的跳。还有一次我感冒了，爹带我去医院，回来时自行车轮胎被摩电轨道别了一下，不轻不重的摔在地上，我爹从地上爬起来，首先问我摔坏了没有。 到了2003年4月，鞍山的老摩电拆了。老摩电作为人文景观的古朴和典雅，老摩电见证城市历史的沧桑和凝重，全都拆了。那个时候，四十多万鞍钢产业大军或退休回家，或回家待业，或剥离出去，剩下的已经不多，老摩电成了去留很难的鸡肋，幸亏有敢于割断城市历史的领导决策，让这老摩电成为中国建的最晚、寿命最短的有轨电车，永远的被人们怀念。 我是在老摩电停运的第二天才听到噩耗的，就和朋友晓枫策划了一部叫做《老摩电》的电视散文。在从事电视摄像之前，他曾经担任过张艺谋一部早期电影的副摄像。他的电视摄像比我好得多，我只好担任撰稿和其中的主要演员，至于我的童年形象，特邀我另一位同事的儿子扮演。我们还找到已经名存实亡的电车公司，请他们开出一辆老摩电来供我们拍摄。对老摩电更有感情的他们，不用怎样邀劝就成了不拿片酬的群众演员。 在那个难忘的午后，外面的轨道已经拆掉了，老摩电就在调度场地里开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又加上以前我们积攒的很多资料镜头，完成了这部抢出来的作品。 那天下午我们拍摄的时候，是鞍山老摩电的最后一次开动。天空寂寥，日光亮白，司机和我们的眼睛都有些发痒。
靠近有轨电车终点的地方，是一片外国人留下的碉堡群，已经废止了很多年，1956年2月的北风吹过，半人多高的荒草发出大声的呼啸。如果是夏天，里面积了很深的雨水，还有叫声响亮的青蛙。有人说这群碉堡是伪满时候日本人留下来的，还有人说是更早的日俄战争留下来的。到了3月，我的一岁生日刚过，我爹就领着十多个修鞋的手工业者跑到碉堡群里面，整天忙着建设工厂。 那时已经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原来准备15年完成的改造，只用了5年。非常的速度总会有非常的结局，后来有喜欢探究历史的人指出，1956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开始，还是“跃进”的开始和“文化革命”的开始，是决定中国以后几十年历程的重要一年。那一年全国的劳动人民真高兴啊，相信一个幸福的年代已经到来，从此再不会有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了。北京上海的资本家都把工厂、商场交给了国家，和都把埋在地下的黄金挖出来交给了国家，我爹还要修鞋的铺子干什么呢？建个合作化的工厂当厂长去吧。 我爹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当过村里的头儿。我妈讲过那段经历，几个哥哥和我听过不止一次，并且每次的听到的都完全一样：那时候八路军（东北的老辈人总是把那时的解放军工作队叫八路军）带着村干部，领头分了地主老财的东西。八路军对村干部说，你们放心跟我们干，如果有我们撤退的一天，先把你们和家属送走。有一天早上外面乓乓乓打了几枪，爬起来一看，八路军早撤走了，国民党红眼队领着地主杀了回来。你爹和几个村干部都被绑起来吊在大树上，红眼队要剥他们的皮。有个地主叫马老三，过去和你爹处得挺好。马老三说，这个姓董的挺仗义，为人不坏，把他放下来。他分了谁的东西我替他还了。有了马老三的话你爹算保住了一条命。我和几个哥哥都在学校受过很好的教育，一听就笑了，就说我妈那样讲混淆了阶级界限。可我妈不听，以后还是照样的讲。 把橡胶厂建在在那片碉堡群里是我妈的主意。鞍山是日本人为了冶铁兴建的城市，马路不算很宽，但他们在规划时考虑了城市将来的发展，路的两边留了很宽的空地。1956年的鞍山有许多空地可以建工厂，甚至还有一些空房子可以搬进去搞生产。我妈说还是那片碉堡好，橡胶厂汽油用的多，容易着火容易爆炸，放在碉堡里就啥也不怕了。 几个月后，我们家里的空间变大了，原来很多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工厂。我爹成了橡胶厂的厂长，需要带头把那些东西捐给工厂。我妈的街道主任不当了，和一些修鞋匠人的家属一起，当了橡胶厂的工人。他们的产品是为鞍钢配套生产的传送带，先把橡胶熬熟了，铺一层帆布刷一层胶，一直达到需要的厚度，在马达带动的辊子轧平以后，送到有高温蒸汽的地方定型。我小时候去过那里，在车间里跑来跑去，见到的生产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在一个车间前面还有一棵杨树，是当年我妈栽的，到我妈退休前已经高高耸立，树冠丰满，枝叶纷披。在一次扩建厂房时放倒了，劈成了很高一垛烧火的木头，让我妈特别特别的痛心。又过了一些年，这家亏损的集体企业卖了，再后来成了利税大户。但那时我妈已经去世，不会有怎样的感慨了。只有我偶尔登陆这家工厂的网站，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他们的建厂日期写的是：1956年。
就在几天以前，走到市中心一家快餐店门前，见招贴上写着聘用钟点工每小时3元的字样，我心里咕咚一蹦：美国政府规定钟点工每小时工资不低于20美元，中国就能那么少？是不是写错了？今晚坐在一家很有名气的饭店里，碰巧我们包厢的服务员是位来做钟点工的艺术系大学生，她告诉我每天在这里工作2.5小时，每小时工资4元（人民币）。我想这确实不多，相当于美国钟点工工资的四十分之一。看到她脸上舒展的笑容，我的心几乎缩成一团，天啊，如果靠打工支付每年2万元的大学费用，包括年节假日，她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 回到1956年以前的中国，人们是从来不问别人多少工资的。问了也白问，被问到的很多人还会反问你一句，什么是工资？ 在1956年以前实行的供给制也叫包干制，起源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一般战士小米饭南瓜汤，高级领导每天一只鸡，大概是他们的需要不同。据说彭德怀元帅进京商议志愿军怎样入朝参战时，可以与夫人一起睡觉但不可以一起吃饭，按规定彭可享受小灶，彭夫人只能委屈中灶了。 中国的工资制度，在我刚出生的1955年确立，在我爹我妈建工厂的1956年开始实行。那一年，我妈每月工资38元，我爹每月78元6角，按照当时中国城市人口每月七八元的生活标准，已经不算少了，加在一起可以供养一个15口人的家庭。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回忆说，他当时的工资184元8角，大约是抗战前夕大学教授最高工资（600法币，约等于1500元）的八分之一，但确实可以生活得很好：到莫斯科餐厅吃北京很好的西餐，罗松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加在一起还不到两元钱。有人计算过，现在的10元人民币约等于以前的1元，但是，假如与现在城市最低生活线对比，或者与当时季羡林吃的西餐对比，我们就知道了，现在需要支出40元左右，才能抵得上过去支出1元的生活能力。计算结果的差异是因为所在的立场不同，百姓的计算方式与官员的计算方式从来就不一样。 说句更实在的话，在我看来，1956年的工资改革，名义上是全部实行工资制（29个等级，最高一级649.6元，最低一级21元），实际上只是在高供给制度保障下的低工资制度，几亿中国人继续沐浴在包干制的金黄色阳光里。普通百姓住房上学看病不用花钱，包干供给的部分超过50%以上。领导干部享受更高级的住房上学看病待遇，还要加上免费使用汽车、秘书、警卫、厨师、保姆等各种优厚待遇，包干供给的部分随着职位高低浮动，最高的超过了95%以上。到了后来，被冠以腐败之名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费出国以及无人统计的各种灰色消费，几乎成了天价，叫很多中国人看见了，愤恨了，就没有理性地怀念起20世纪的50——70年代，以为那时很公正也很公平。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傻得可爱的中国人，辛辛苦苦挣了很多年工资，却对工资的理性认知几乎为零。有谁知道我们在1956年实行下来的工资，原来是属于世界工资类别里的生存工资呢？这是一种按照年龄以及抚养人口多少为原则测算的工资，主要由生活保障工资、工龄工资和家属津贴、地区津贴构成，只能保证员工维持最低的生活基准。几十年来，我们的工资条越来越长了，煤粮补贴副食补贴水电费补贴采暖费补贴等越来越多了，在每月工资总额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了，但我们的生活却没有越来越幸福，就因为这种工资制度，本身就无法与幸福亲密接触。如果我们早已实行的是另外的几种工资制度，比如职务等级工资、能力主义工资、年薪制，我们用不着口挪肚攒，早就看见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了。 提到工资就想起我在大学毕业时读到的一篇报道。那时候是1983年，已经不说中国以外的国家很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但还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穷的人。最著名的中国报纸举了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日本一对老夫妇想来中国旅游，但他们的退休金不多，两人就出去打了一个月的工，然后用这份工资在中国旅游了半年。当时我就觉得这份报纸在骗我，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能够出国旅游半年呢？我一个本科大学毕业生，工资56元，比与我同龄的青年工人开得多，把我5年的工资都积攒下来够出国旅游半年的么？ 我妈在1956年到我爹创建的橡胶厂上班。她的38元工资，一直到20年后退休都没有涨过。我爹更惨了，建厂第一年每月开78元6角，第二年开始就减到68元。这里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我爹的原因。政府的原因是在1956年建了大量的工厂，还把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工人，结果一年后就尝到了跃进带来的苦处，粮食不够用，工资也不够用。我爹就响应号召，为国家节约了一级工资。我爹的原因是在一年后别人减少的工资都恢复了，但我爹不去提不去找。我爹说，国家还很困难，还有别人比我工资还少呢。我妈后来替我爹找到区里。区里领导说，老董的工资是应当恢复，但他自己也没来找啊。就这样，我爹减少一级工资以后的68元，一直维持到20年后，他在退休的前一年去世，回到上帝的怀抱。
我们仅仅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蓝色星球，我们个体的生命没有经历过未来，我们阅读的历史布满了粉饰和谎言，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不是建立在素材太少而且不真的沙滩上呢？那些在浪涛来临之前的美丽砂堡，只可能在我们的梦想中永远存在。 1956年和其它年份一样，有的人噩梦已经结束，有的人好梦已经开始。毫无疑问的是，那一年有人作了一份报告，震惊了整个世界的良心，也改变了以后的人类进程。时间是冰封雪冻的2月，地点是冰封雪冻的莫斯科，背景是共产世界掌门人斯大林去世后，原本是冰封雪冻的苏联极权政治有了一些解冻。 苏共二十大结束前的一天晚上，新一代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名为《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他生前大搞个人崇拜和政治清洗的罪行。容易激动的赫鲁晓夫，开始时还读着政治局讨论过的文件，读着读着，就变成了激情演说。 据说那是一次反响特别强烈的报告，有骚动，有笑声，有全场群情激动，有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还有不止一次的起立欢呼。为此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在其中看到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并不是钦定的接班人。在法制已经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为了扭转苏联2亿人民的命运，他学着斯大林排除异己的暴力方式，逮捕和枪毙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扫除了浴血改革的最大障碍。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很聪明地从马克思的反对任何个人迷信开始，再讲到列宁伟大的谦虚品格，对比出斯大林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以及背后个人品质的粗暴、任性、猜疑和残忍。 与喜欢个人崇拜的领袖们相似，斯大林的方法不外有三种：一是自己带头鼓吹自己，比如把从列宁时候开始的所有功劳划到自己的帐上；二是用篡改历史的方式树立自己，比如把二战时的赫赫失误变成赫赫战功；三是用极端的政治清洗手段，清除那些不肯崇拜自己的人，剩下的只能跪拜在他脚下啦。斯大林喜欢闭上眼睛，静静聆听他那时代的苏联国歌∶“斯大林培育了我们，鼓舞我们－－－－－。”他真正首创的东西是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人民敌人，起源与“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指导思想。这个词汇把人民和敌人之间的转化，变得像翻手覆手一样容易。搞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据说有两千多万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变成了敌人。在赫鲁晓夫的演说报告里说到，1937年遭到清洗的苏联干部和民众是1936年的十倍，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39名，被逮捕和枪决了98人，即70％，1966名代表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的占一半以上即1108人。二战中苏联抵抗希特勒军队时打了很多败仗，就是因为众多优秀的军官早被斯大林干掉了。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贝利亚之流在清洗过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之后，正在清洗包括一大批医疗专家的医生暗杀者。 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释放的政治囚犯就有几百万人，与1930年代初斯大林强行农业合作化造成的乌克兰大饥荒饿死的人数相差无几。那时候的乌克兰农村甚至易子而食，以求活命，但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悲惨地死去。 我是以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悲悯，进入这段20世纪人类苦难史的检索的。读到这些数字时，我的胸口不由得发闷。我甚至不愿意去想，即使我读到的只有五分之一是真实的，赫鲁晓夫作为第一代改革家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把当时的苏联（还有二战后在欧亚大陆一些苏军占领区造成的极权制国家），从残暴的斯大林主义者手中搭救出来；用“土豆加牛肉”的注重民生，代替了饥馑加恐怖的戕害民生；结束国际间的严重对立，自1956年开始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相处；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以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希望重建共产世界道德追求的目标与体系。他的改革很累也很艰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他触动了各层官僚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准备了十年后下台的凄凉晚景。他去世的时候，苏联媒体的讣告中，只写着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苏联领取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逝世。” 现在我想回到我在文学的立场，看那些年里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对我后来的文学有哪些重要影响。斯大林在1930年代解散了众多的文学组织，建立了作家协会，还提出革命现实主义（读大学时，我称之为看极权统治脸色写作的“伪现实主义”）的唯一创作方法，卓有成效地进入了统一作家思想的时代。 这种方式后来为中国照搬过来，甚至包括斯大林逮捕和处死作家的方式（比较起来，中国已经相当地温和了）。这样的文学环境，也就成为我后来想在中国当作家，并且有八年时间里在某一级作家协会工作时，不得不面对的文学环境。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作家和人民一起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先是从批判现实的角度，出现了一批优秀而深刻的作品，被人们叫做“解冻文学”。现在看来，苏联文学界的解冻本可以对中国有较大的影响，1956年中国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口号，但苏联的这种影响仅仅起过小小的作用，比如让中国发表了涉及现实工作中缺点的几个相当粗浅的短篇小说，几个月后这种悄悄话似的批评，也被保守的力量严厉纠正了。——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后来文革的失误，还需要某种个人崇拜和排除异己，自然是不能参与对斯大林主义的拨乱反正。苏联和匈牙利已经拆除斯大林的铜像，中国刚刚通过的决议，是让斯大林巨大的画像继续留在北京的广场。 1956年的时候，我已经一岁了，身体长得很快，比一般的孩子都要强壮，虽然距离当作家的年龄还十分遥远，但那一年苏联思想与文学的解冻给了我比很大还大的帮助。这就是1956年苏联出版的一本“记叙作家劳动的札记”——《金蔷薇》。
一个读书人，最快乐和最幸运的事情，是不是在合适的时候读到合适的书呢？十多天前，一所小学里许多孩子眼巴巴的看着我，以虔诚和纯净的姿态接受我的讲座。他们问道，我们想增加写作知识，要读哪一本书？我知道，以他们的小小年纪，应该读意大利的《爱的教育》，读日本的《窗边的小豆豆》，这些都是在我小时候读到的。那时中国的所有书店，都清除了与人性、人情、人品、人格有关的读物，孩子们只能读那些干涩、说教、虚伪、理念的东西，成长为空虚狂热、头脑简单的某类政治的接班人。而我，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爱的教育》和《窗边的小豆豆》，很早就接受了人类的自由天性、情感良知和爱心教育，还有比这更幸运和快乐的事情么？ 但在那一次讲座上，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金蔷薇》。我告诉他们，那是我在读大学时，整个图书馆里唯一可读的书，可以告诉你世界上优秀作家们的写作方向。我还建议他们，在小学中学大学时代，分别读一遍那本书（其他的写作指导就不必要接受了）。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金蔷薇》的许多篇章都是从优美的有质感的叙述开始的，“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就能看见。”《金蔷薇》的这一章从渔夫的碑铭谈到作家的写作。“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呢？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像谎话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接下来的这一章叙述了两个荷兰人的故事，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作家穆里塔图里，名门出身，但是他愿意和民众站在一起，愿意为了写作受尽苦难。“在那个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顺从那久已活在他身上的、但直到那时还模糊不清的使命，穆里塔图里开始写作了。”画家梵高，听从内心的召唤，疯狂地忠于艺术。他藐视那些廉价的成就，他用高傲到达他的英雄主义巅峰，“他认为艺术家的事业就是用全部力量，用所有才干对抗苦难。”有人仔细数了一下，《金蔷薇》有20个这样的篇章。还有人觉得这本书的文学体裁难以明确界定，那些表现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的叙事，完全可以当作小说或散文来阅读。另外有人认为它的阅读诱惑是无法抗拒的，读完了某一个故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作者所要传达的理念。我想他们说得都对。《金蔷薇》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与生命、语言与情感、人类与生活的相互呵护、赤诚相待的书。作者可能会以他的写作感想为表述的主体，但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启发，还有一种诗意的眼光，一种生活的哲学。半个世纪了，世界上的许多人受到《金蔷薇》的影响，将生活质量和创作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当我在大学时代准备投身文学的时候，《金蔷薇》给予了及时和正确的文学启蒙，让我不再像几十年里的中国写作者，他们也很辛苦，但是背离了人类文化的精神，与世界文学的方向相违。 我还要感激《金蔷薇》出版的1956年。不是任何一部杰作都有划时代的机会，而1956年是苏俄文学解冻的重要年份，那一块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冻土之国，猎猎吹荡着文化返春时节的风声。于是就有了散发着淡淡金属光泽的《金蔷薇》，有了超越苦难、诉求祝福的新主题，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学，没有在暴力和恐惧的年代，冻僵或者死去；看到十字架上的作家，启动了宗教般执着的耐心与勇气，不屈地存活下来。 《金蔷薇》的中文译本出版并内部发行的那个时候，正是反右之后文革之前，跟“解冻”形成对比的，是渐渐接近冰点的气候，是浩劫即将到来的恐慌。那时候的中国作家们，注定要经历苏俄前辈们经历过的苦难，有的人会凄惨的死，有的人会艰难的活。用一句电影里的话说：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感觉了。可悲的是，中国在磨难之前，那些纯粹和无畏的作家就看不到，磨难之后更看不到了。 关于《金蔷薇》的作者，我很难记住他又长又拗口的名字。况且这种很纯粹的作家，已然成了作家的一种象征，有些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写到的一棵树：“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是想成为树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金蔷薇》的作者，也许与帕慕克一样，都是充满大地意识和文本意识的伟大写手；也许与博尔赫斯一样，都属于作家之中的作家。 （附记：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巴乌斯托夫斯基，生于1892年，卒于1968年。先后就学于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十月革命前开始小说写作。当过电车司机、卫生员、冶金工人、水手。1956年出版《金蔷薇》。1965年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他用心17年写成的六卷本散文体自传性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新近已经有了精美的中译本。他说，《金蔷薇》就是《一生的故事》，就是《一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这里的深意是，他自己一生的感情和道德要求始终就是《金蔷薇》式的纯洁深厚之爱。他特意告诉我们，他希望“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岁月里支配我的那种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魅力”。）
朝圣者的家族 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个假设：假设人类刚刚出现，一切已经美好，现时的生活就是来世的生活，处处天籁，春暖花开，还会不会需要作家的写作？那样好的世界不需要分出一部分人，从事对梦想的苦苦追求，再成为大众的精神指引，也就不需要巫师、僧侣、哲人、歌者，也就不需要：作家。 我还想到，发明炸药的诺贝尔一直属意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增长，也曾梦想成为雪莱那样的大作家。他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却是他的最后一份遗嘱：将他的剩余财产的利息划分为五等份，“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在那以后，瑞典文学院在阐释诺贝尔理想主义时，始终站立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前沿，从道德与社会批评的理想信念出发，经过对人类缺陷的深重忧虑，到达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文学聚集在光明的火炬下，更像一个朝圣者的大家族。 在1956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流亡国外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那一年，疾病和愁思使他不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已经在深入的孤独和忧郁中，生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但始终追溯着一种高尚精神，让自我与世界认同，“为万事万物发现正确的名字”；追溯着一种纯粹艺术，天真、精纯、简洁、坦率、神秘、透明，成为西班牙文抒情诗的最佳典范。 “当晚祷的钟声响了的时候，我们似乎就失去了日常生活的力量，而别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更加高尚，更加纯洁，更加持久，主宰着一切，像感恩的喷泉，升上星空，在无数的玫瑰花中闪着光辉更多的玫瑰……你自己的眼睛，你看不见……”这段让我感动的文字，出自一部可以看作他的自画像的书里。我读大学的前后，中国意识形态仍在封闭，能够翻译出版的希梅内斯著作，好像只有这一部，并且还披着一张类似儿童文学的“羊皮”。他那部被称为“20世纪最杰的象征主义代表作”长诗《空间》，时至今日也未必能翻译出版。 后来在1986年左右，我还读到一首从西班牙文译出的诗歌：《为一位水手虚拟的墓志铭》。很短，不到十行，就把好的读者引领到宇宙时空、自然环境、真实情感以及命定归宿等极为弘大的视野。那是一首具有诗歌意义的诗歌，作者就是希梅内斯，诗人中的诗人。 寻找你的墓， 这首把我我深深打动的作品，还和诗歌的翻译有关——我读到的是比这个译本更好的译本，现在找不到了，只好用在网上搜索到的这个译本，暂时代替。 把那个更好的译本从某一期《世界文学》抄录给我的人，已经在跨越20与21世纪的门槛时去世。他叫苗树渤，出生于1938年，与我在参与新诗潮运动时相识，并在以后的二十年里成为彼此生命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朋友。那些年里，他矢志不移地朝着纯洁、纯粹的诗歌方向，为此耗费了个人生命中所有的能量。我曾经用目光搜索过在中国写诗并且出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人，暂时尚未发现有谁像苗树渤那样，以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融合高尚的世界文学精神。 1956年的时候，苗树渤才17岁，从辽河平原来到鞍山，成为鞍山的一名炼钢工人。那时候，他的诗歌写作还没有起步，正在从李白杜甫、海涅拜伦、徐志摩戴望舒开始文学阅读。 这样的阅读是非常难得的。这些书籍都是当时意识形态禁止的东西，要在一些旧书摊上翻来翻去，才能找到。读的时候还要偷偷摸摸，被人发现了还有被批斗的风险。 他还要再读许多年，那些优美的诗歌，才会化为他的血肉。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中国，读到这些相当优秀的诗歌，几乎是他一人独享的幸福。 悲壮与苍凉的作家 在苗树渤开始阅读并喜欢裴多菲的作品时，还不知道在中国以外的共产世界，包括裴多菲的祖国匈牙利，正在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年2月，苏联的赫鲁晓夫清算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政治清洗的罪行，之后又对那些在苏联武力控制下建立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强力推行斯大林式的铁腕控制。 接着是波兰，6月里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工人呼喊着“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我们要面包和自由!”的口号开始罢工，波兰政府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最终导致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此后波兰共产党的威信全无，不得不提前召开党的会议，检讨了镇压民众的错误。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哥穆尔卡从监狱释放出来，并在10月经过选举上台执政，开始了有利于人民的、不很彻底的、没有坚持很久的一系列改革。 还是这一年的10月，匈牙利首都，十几万人走上街头，推倒了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上25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铜像，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直冲云霄。他们的呼声被有良知的作家们听到了，于是匈牙利作家协会紧急召开了作协会议，那些应该安静写作的作家们群情激奋，在大会通过的决议里，要求召开党的特别大会以讨论人民的政治要求。由学者、历史学家、作家等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也向党提出了10点改革要求。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失控，民众与政府保安部队展开了枪战，用了两万人的生命代价，将此前被迫害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纳吉重新推到前台。纳吉执政后果断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随后纳吉又在大量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的危急时刻，宣布退出华约组织，并请求联合国对匈牙利进行干预，以保卫它的中立。但这个受民众拥戴的新政府，仅仅历经了13天艰难困苦的生存，就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那一天清晨，世界上的很多电台听众，都听到了纳吉通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首都战况的广播，接着又听到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的呼吁：“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呼救！请帮助我们吧！” 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我还在想象，那一天哈伊的声音该有多么悲壮，多么苍凉。随后在极权派复辟以后，他的命运，还有匈牙利所有作家的命运，该有多么悲壮，多么苍凉。 由1956年的匈牙利作家，我又想到那一年份的中国作家，他们也许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表现。我说的是曾经在那个世纪20、3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们，大约在更早的前几年，就看不到他们的优秀作品面世了。沈从文爽快一些干脆搁笔不写。茅盾、老舍、巴金、冰心、丁玲这些不能放弃写作的僵在那里受苦，他们是否看到或者想到，中国的文学，已经培育和正在维持世界文学以外的一个奇怪品种，与高尚和纯粹可能无缘，与卑下和混浊可能有染。 而他们自己，可能不会像白银时代的俄罗斯作家，苦苦坚持着不变的自己，只要活到解冻的时候就能大放异彩；也可能不会像哈依为首的匈牙利作家，不肯背离深切的良知，在需要的时候喊出自己的声音；更可能不会像希梅内斯那样，在爱与美中溶化了朴素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了他的光芒。如果他们预见到了，他们还会将文学进行到底吗，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迷失自己，灰头土脸，没有骄傲可言。
有时候时间是一种质量，有时候时间是关于其它的描述。几天前，坐在又老又旧的椅子上，靠背摇到与地面平行，身体里就有浮在水面的感觉。城里最老的理发师说，给你刮刮胡子吧，让你看看我这把日本剃刀，从伪满学徒的时候一直用到现在，现在还快着呢。 他使我想起一辆老自行车，富士牌子，车体很轻，非常结实。我爹说过，当时它叫洋车子。日本人侵略东北，带来了大群的日本商人，店铺里摆满了他们的新玩意儿。洋车子啦，电匣子啦，可以先把这些东西搬家去，然后从薪水里按月扣钱，那叫分期付款。看来还是日本商人精明，先把你的生活水平抬高了，然后再经济掠夺。那辆富士自行车，像一个佣人一样，在我家生活了30年之久。1937年开始陪着我爹，1956年开始陪我大哥，几年后我二哥用它，以后又归我三哥，1967年应该归我的时候它就丢了。三哥和我大街小巷跑了一天，第二天还要去找，被我妈喊住了。外面正是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为了那辆外国资本主义的自行车，一不小心会家破人亡。 回到1956年，买得起自行车的人家还不算多。13岁的大哥骑着那辆日本富士，风一样掠过街巷，把女孩子羡慕的表情远远抛在后面。那一年里，只有一个姓毕的漂亮女生，曾经飘扬着长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起前进。我想，那时的大哥已经有了他一生中始终伴随的优越感，因为一辆自行车，也因为那一年他读了中学，是我们家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啦。1956年的中国，刚刚统计了文盲数量和知识分子数量，六万万同胞里面，文盲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到二百分之一（读了高中就算知识分子），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十万人。 数量真的不多，关键是质量也不高。不知从何时而起，我看人和看事常常用到质量监测的视角。同样叫做知识分子的，质量上比萝卜和松树的区别还大。这里有时代与环境决定的，比如沙俄知识分子的狭隘意义与革命者等同，英美知识分子面对政治时更像新闻观察家。也有个性和品质决定的，比如左拉勇于喊出“我控诉”的强音，尼采打碎了所有偶像“成为自己”。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辛亥革命以后，失去了本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滋养，只能像土壤贫瘠之地生长的橡树，缺少美感。 还有些像气候恶劣之地生长的橡树，凌乱狼藉。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进入的是党派社会，党同伐异。国统区的党派，用书报检查的方式控制异己思想的传播，普天下的知识分子，最好是“莫谈国事”。解放区的党派，用学习讨论的方式清除党派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知识分子没有不说话和不说假话的权利，只能坚定持续地放弃自己。两种方式，各有千秋，效果都不错，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变聋变哑、变形变质。 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这里就以鲁迅为例。那年年底为鲁迅迁墓的时候，灵柩上面依然覆盖着写有“民族魂”的大旗，是按照当年的样式复制的，只是旗帜的颜色由当年的黑色变成了红色。扶着灵柩前行的是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人，而当年走在最前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与学生胡风，迁墓的一年前就因反革命罪名关进了监狱。 鲁迅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在国统区受到严格检查，在解放区延安的书店不允许出售。虽然他没有在实质上构成对任何党派的威胁，但哪个党派会喜欢自己以外的声音太强硬、太执拗，或者太清醒、太响亮呢？曾经在北京大学应邀演讲的学者李敖，也曾经被人比为当年的鲁迅的风格，但李敖很不买账，觉得鲁迅临死前还拿着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钱，“鲁迅反对议会政治，那是民主吗？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我是在小学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中文系毕业后觉得能写出《野草》的优秀作家在中国实在难得，但鲁迅却把后来的能力用在杂文里与自己以外的文人相轻，浪费得实在可惜。鲁迅被很多人当作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具备独立人格的楷模，我曾以为，这种人格即便独立了，意义也不很大。 到了1956年，知识分子在党派社会里长时间的变形，导致物理意义上的疲劳断裂，尤其经过一年前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的冲击，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甚至与党派政府不予合作。为鼓励他们为新国家的建设作贡献，这一年年初的中国开了很重要的知识分子会议，提高工资和一些别的福利待遇，并且抬高政治待遇，说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种附属地位的抬高未必是抬高，当时竟然感动了一些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那时还很年轻，在报刊著文，表达对党和政府的特别感激之情（有一种可能，他没有不表达感激的权利）。 半个世纪以后，面对“国学大师”等三项桂冠，季羡林清醒地表示不再接受，立即在国内引起对中国大师标准的重新审视，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大师级的人物，不仅在学识上有独创的、开放的研究或创作体系，有影响时代、影响世界的重大发现，还要在人品修养上做民族精神的标尺，做人类良知的楷模。如果标准再高一点，还要有阔大的胸襟，超越的立场，卓越的思维能力。季羡林说他不是大师，我以为不是谦虚，而是沉痛的说出中国还没有产生大师的条件，或者是他们那一代人还没有。 快人快语、用词尖刻的李敖，可不像我说的那样客气：“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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