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芽的豆豉

第一章  初生牛犊

1952年，我出生在东南沿海一个边陲小镇里，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因为他那时开着一爿小小的照相馆，没有雇工，但"家庭成分"却是"商业者"--这"商业者"相当于农村的"上中农"，带有一点点"剥削者"的味道--据说"划成分"时土改队的队长听说我的伯父在民国时代当过"大官"，所以我们家应划在"剥削阶级"之列。

那一年腥风血雨，我的出生给家人带来更多的不幸--父亲的照相馆被迫关闭，"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家里一贫如洗，锅底朝天；母亲生下我马上又怀孕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吃过母亲的奶水，造成小时候体弱多病，骨瘦如柴，种痘时只能种在大腿上--手臂上竟然找不到一块肉可以种痘！惟一的妹妹刚出生就送人抚养，后来饿死了。

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得到一点可怜的工钱和邻居们的施舍维持着最低级的生活，而母亲竟然连着生了八个孩子！我是老二，四岁的时候就要照顾一岁的弟弟了--母亲每天夜里去附近的山上"偷"割山草--因为"封山育林"禁止老百姓上山，所以到山上要"偷"着去；而且山上的东西都是"集体财产"，老百姓只能"偷"--挑来家里，天亮后母亲挑着前一天晒干的山草到集市去卖，刚挑来的山草等太阳出来后要搬到外面晒干，我一面照看着弟弟，一面还要搬运、照看山草，怕被人"偷"走。

有一天，我用一张纸折叠了一条小船，放在家门口一个小水池里，逗着弟弟玩。风吹着纸船向池子中间飞去，我拿着一根木棍去捞，木棍够不着，我脚底一滑掉进了水池。弟弟歇斯底里的呼救声终于引来了碾米厂一位好心的工人下池把已经不省人事的我捞上岸并进行人工呼吸急救，我第一次大难不死。

第二次大难不死仅仅是一年后的事--五岁的我和八岁的哥哥到生产荔枝罐头和果酒的一家食品厂里做临时工，工作是剥荔枝皮，可能因为身体太虚弱，也可能是蹲在地上的时间太长，我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向厕所时竟跌落在食品厂的酒糟池里。又是一个好心的工人把我从池子里捞起来--所以我一辈子惧怕酒糟的气味，一闻到酒糟的气息就恐怖得浑身发抖不已。

我至今还记得：刚被救起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叫我赶快回家去换衣服，我走到半路上不走了，站着晒太阳，过路的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去，我说："衣服湿了，怕回家挨打。"干脆晒干了又回去食品厂继续做工。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不让我到食品厂打工了，又"安排"我同年近古稀的祖母去公路局"打石子"--这工作是力气活，祖母双脚是"三寸金莲"，祖孙两个只能一块一块地搬着小石块，放在一个大石头上，再用铁锤打成更小的"石子"，然后把石子整成一堆，待公路局的管理人员来量体积计算工资--两个人一天"赚"到的工资还不到一毛钱。

父亲结束了在山区的"劳动改造"回到镇上，并与母亲有了一份"工作"--在镇办的"副业队"里干杂活，每个月有了十几块的"基本工资"，祖母不用去打石子，我也可以上幼稚园了。

这幼稚园设在镇"礼拜堂"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姓王，"园长兼园丁，煮饭还兼打铃"，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小花园，这可是小朋友们的乐园。有一天我在花园的地里费力地拔起一株小草，发现这草的下面还连着一块像芋奶一样的东西，我很高兴，拿着草蹦蹦跳跳地找到王老师说："这是芋奶，我要吃"，王老师摇摇头说："这不是芋奶，有毒，不能吃，快把它扔了！"我舍不得扔，纠缠着老师："不是芋奶是什么，还这么香！"王老师答"这种草叫做'莎草'，它下面的根茎叫'香附子'，是一种香料"，说完王老师又自言自语："它还是一种中药呢。"这一下我更是不依不饶了："你刚才说它有毒，现在又说它是药。是药怎么会有毒、有毒怎么会是药呢？"王老师被问住了，但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们读了书就会懂得。玩去吧。"轰轰烈烈的全国"打麻雀"（轰赶麻雀）运动也波及到幼稚园里，那一天一大早我和同学们都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面唱着刚刚学会的新歌《小鸟在前面带路》，一面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敲打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我看着在地上挣扎的小鸟，觉得可怜，就问："老师，既然小鸟会给我们带路，我们为什么还要消灭它们呢？"王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

短短的几个月幼稚园生活，王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给王老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有一次王老师在街上对我的妈妈说："你这孩子不管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以后会当科学家的。"这一年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看到一群人在街上"批斗"一个"反动分子"，起初是把"反动分子"推推搡搡，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给小孩子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这一幕几乎天天上演，只是"主角"常换，再后来我的父母亲也成了"主角"--"阶级敌人"、"反动分子"。但我的脑子里却一再闪出第一次看到这种"批斗"时的情景。

有一次我的父亲在"接受"批斗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扭送到派出所"拘留"（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上头"的指示--怕有名的"反动分子"被"愤怒的群众"打死在镇上就少了一个"反面教员"、以后每年几次的"运动"还要靠他们"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呢），罪名是"讽刺党和政府"--据说是我的父亲曾经同副业队里的同事开玩笑说："我原来在照相馆工作就得了胃病，下放到乡下砍木头、扛石头后胃病反而好了，这应归功于政府的亲切关怀。"我和母亲去派出所探望时，父亲竟然在拘留所里同其他被关押的人员聊"东周列国"里的故事！只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了一句："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读书的事"--那一年镇中心小学已经不再接收"家庭成份不好"的孩子了！

回家时路过关帝宫，只见寺庙上面悬挂着一个崭新的牌匾，上书"古镇民办小学"六个大字，许多比我稍大一点的小孩背着书包进进出出。我突然对母亲说："我要读书"。母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我进了关帝宫，庙里所有的佛像不知什么时候被搬走了，佛堂也被隔成几个小间，上面都挂着小牌子："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二年一班"……母亲询问一个老师"学校还招生不？"那老师让我们直接找校长。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校长问了我几个问题，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满意地收下了这个从来没有上过一年级的小学生--这一年我六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跳级"。

上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年轻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把这个铅笔盒当做宝贝，一直使用到中学毕业。

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师生们"挣"来的--学校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它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混合稻草"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师生们还为镇上的企业、机关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什么"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道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

当我看得懂街道上贴的大幅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大跃进"开始了。全校师生天天到溪里洗铁砂，我们用门板制作了一条小船，就在小船上洗沙，速度很慢。看到有人用马蹄形磁铁吸铁砂，然后用手把铁砂刮到水桶里，非常羡慕，但没办法弄到这种磁铁。我完全用两支小手竟也洗出了几十斤铁砂交给学校，得到一张粉红色的奖状。

从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我与同班一个名叫"陈琳"的女同学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我胆量较大，再大的"衙门"也敢闯，进了人家的办公室劈头就是一句"阿姨叔叔你们好！感谢你们一年来对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有人当场捐献几十元，最高的捐献几百元--靠这种"勤工俭学"盖起了小学校舍，还真象个样子。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镇"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一班除了5个考99分，其余全部100分，轰动全县。而民办小学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陈琳比我大两岁，是我的邻居，我们从小就很要好，虽不能叫"青梅竹马"，却也"两小无猜"，有一年的六一节我们俩又一起到镇"供销社"募捐，有一位"领导"看着我们说了一句："好一对金童玉女啊"，这话很快传遍全镇。从此以后，陈琳除了每年的六一节同我一起去街上"讨钱"以外，再也不敢跟我来往了。但我们两人在学校里都有了"诨号"--一个叫"金童"，一个叫"玉女"。

今天的人们讲到当年的"大跃进"时，总要用上一句"热火朝天"，这古镇的"大跃进"除了"大炼钢铁"、"大办沼气"都还算得上"热火朝天"外，真正的"热火朝天"却是一场大火把古镇烧掉了四分之一--原来古镇的房子隔墙几乎全是用芦苇杆砌上泥巴做成的，镇中间的十字街把镇子平均分成四部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每次大火刚好烧掉"一个街"。

那一天夜晚镇影剧院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家隔壁的牛奶制品厂所有工人都去看电影，锅炉房不知怎么的烧了起来，很快整个工厂和附近的街区变成一片火海，我们住的西街被烧成灰烬以后，过了许久才陆陆续续重盖起来，几千人在风雨中饥寒交迫、艰难地过了好几年，而我一家受的的灾难更大--有人趁火打劫，在火灾刚发生时"帮忙"各家搬运家具的过程中开箱倒柜偷窃东西，竟找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个"积极分子"向"领导"信誓旦旦地说旗子是在我们家的箱子里看到的，也只有我的祖母会藏着民国的旗帜，因为"她的儿子民国时代当过大官"！

我祖母岁数大了，代她受罪的当然只有我爸爸--为此我的父母又被批斗了几回，每一次都是死去活来。

所有家庭的铁锅都被砸碎拿去炼钢铁了，镇上办起了"大食堂"，几百号人吃一锅"大锅饭"，其实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干饭，煮的都是稀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这还好些，煮稠一点的话一定有让人咽不下去的焦糊味--你想象一下，几百人吃的大锅稀饭怎么煮？几个炊事员的手臂都被大锅的蒸汽烫伤过。我和哥哥、弟弟每一顿都要去大食堂门口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取到稀饭，起初还配有一点咸菜，后来菜也没有了，洒一点盐就灌到肚子里算一顿。听说"外地"的大食堂"不吃饭要插白旗"--就是说粮食已经太多了，不吃干饭的话别人就会来嘲笑、插白旗，但都仅仅是"听说"而已。

"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全国天天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准备三五年赶超英美的"盛世"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挨饿！至今还说不清"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镇从"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每个人就已经开始挨饿了，第二年街道上有时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要去学校"早自修"，走在街道上被什么东西绊倒，一摸冷冰冰的，竟然是一具尸体！吓得我连滚带爬地冲到学校，半个小时都说不出话来。

我的父母由副业队安排去糖厂当季节工，有一次带回来几个雪白的馒头，我高兴得马上抓过来一个啃了一口，却满嘴是渣，咽不下去，父亲告诉我这是用蔗渣做的馒头，是糖厂"最新的科技成果"。

暑假到了，我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的农地里"搜集"各种农作物自然掉下的叶子，回到家里把叶子切碎，加点从食品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还可以吃的东西揉压成团，放在脸盆里蒸煮，成了比糖厂的"最新产品"好得多的各种食物，每一次同学们都吃的津津有味，但有时候吃了以后全部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

我的伯父去台湾时带着老大和老四两个孩子，老二鄂和老三源留在大陆，鄂跟我们住在一起，源过继给我大姑母当儿子。鄂从小喜欢画画，喜欢杂耍，不太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就自己找到附近的一个农场当临时工了。他对祖母非常孝顺，经常在下班后到农场一条小溪里捕捞小鱼小虾连夜回家煮给祖母吃。我们闻到鱼香味躲在被窝里流口水不敢出声。

后来小鱼小虾好像都绝种了，鄂有一次看到街道上一只冻得瑟瑟发抖的老鼠，把它活捉回来杀了给大家打牙祭，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管这老鼠是冻的还是被人毒杀的。

伯父婉转地从鄂在香港的一个表姐寄来一桶猪油，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大瓶酵母片。我们不懂得酵母片是治疗消化不良的药品，吃完以后饿得更加难受不堪。邻居们只要有侨港澳关系的也都是这样，可能香港人认为酵母片富含蛋白质，可以当粮食吃吧。

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人会相信。

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八个兄弟姐妹先后四个送人，三弟5岁才送给人家，有一次偷跑回家，路上涉水过溪也差点被溪水吞没。为了几个弟妹送人抚养的事，我和大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恨透了母亲。

母亲不得不每天半夜又同几个邻居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十几公里去"接柴草"，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比现在的人想实现买别墅的"理想"还难！

贫苦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失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一篇作文里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不一定是科技书籍，东周列国、三国演义、西游记、一千零一夜等等都看，同学们经常围着我听我讲故事，"草船借箭"、"空城计"、"大闹天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都讲得活灵活现，有时候还把它们用在"实践"中--我的一位同学养了几盒桑蚕，看得我眼痒痒的，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买了一小盒蚕卵。春天的第一声雷唤醒了蚕儿，我看到一个个小小的蚕蚁，高兴极了，想尽办法去邻居家的菜园里偷了几片桑叶给蚕儿吃。随着蚕儿一天天长大，桑叶的供给成了问题。有个邻居外号叫做"吝鬼"的拥有一株大桑树，靠着每年采一点桑叶晒干了卖给医药公司买烟抽，春天里怕别人偷他的桑叶，日夜看管着。我和几个养蚕的同学们想尽办法与他"斗智斗勇"，三十六计都用上了，包括"围魏救赵"、"美人计"等等。比如"美人计"就是让一个女同学去爬桑树，看到"吝鬼"追来就赶快下树跑开，我和其他同学看到"吝鬼"追远了才上树每人采了一大把桑叶，足够蚕儿吃几天了。后来蚕儿长大到再也无法供应桑叶了，只好忍痛把整盒蚕卖掉，扣去一毛钱的"进货成本"，净赚三毛五分钱，我高兴了好几天。

镇副业队也办起了食堂，母亲在食堂里当炊事员，有时会偷出几个馒头给我和其他兄弟们吃，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我也同副业队的大部分人混熟了。有一天队长问我："副业队要'扫盲'，你能不能当老师？"我回答："试试看吧"。于是我九岁就当起了几十个大人的"老师"，开始教的课本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其时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一天晚上，我教的两个"学生"争论"患难"的"难"字应怎么念，有人路过，说了一句："这个字应念'去声'"，一个"学生"不服，说"我们老师教念'男'"，过路人说"请你们的老师来说说看"，我到了，一看竟是校长，吓得跑掉了。

五年级的课文教好了，我也早就自学会了，所以干脆不再上五年级的课，"跳"到六年级上课。这一年县教育局举办全县小学生中国象棋比赛，我被学校选出到县里参加比赛，得了冠军。

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每年有好几次组织全体师生到乡下帮助农民抗旱，戽水、车水、挑水、挖渠、筑堤等等我们都干过，没有拿农民一分钱，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但农民们并不欢迎我们，也从来不曾听他们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我看到的都是农民们敌视的眼光，至今都不能理解。

一年三季--两季水稻、一季麦子--收成的时候，我们都会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到田里捡稻穗或麦穗，交给学校。有一年我交了九斤多稻穗，得到一张大红奖状，同班有个同学对我说："你那么积极干什么？我带你去看你的稻穗在哪里。"说完真的带我去一个老师家，在老师门口闻到屋子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我们躲在屋角处，一会儿看到几位老师和镇里的干部打着饱嗝走出来。

同学们编了一首打油诗：

少年先锋队，下田捡稻穗，填饱了老师和干部们的胃，没人可怜学生的嘴。

最后一句还有一个含义--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在班里说"老师和干部们吃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老师听到，对他的惩罚是--掌嘴。

从此以后，我捡到的稻穗、麦穗都留一些在家里，其余的才交给学校，再也不要奖状了。

报考中学时，班里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让他们"试一试"，这些同学跟我关系都很好，晚上便都听从父母之命来我家一起复习功课，我却天天晚上带着他们到镇上的几个好地方玩耍，或者给他们讲《西游记》里的故事，从来不提考试的事。后来这些同学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进了重点中学。有一个我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几个人"猜"对了。

陈琳"考"上了县一中，这是全县的老百姓都知道的"权贵学校"--有钱有势的干部们总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挤进这所学校；我则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从此我们两人天各一方。

我念的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资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资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资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因为这是真的，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人员家属"几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学校好像不太理会居委会的"意见"，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每个同学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卖冰的人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要十几块，足够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每个学期初"报名"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小布袋装着硬币去交学杂费，帮忙点钱的几个同学很不乐意，说："只有穷光蛋才交这么多的零钱，害得我们点钱点得多辛苦！"我反唇相讥："袋里的每一分钱可都是我自己挣的，你们呢？！"私立的学校很有人性，每逢春天买了很多蒜头"强迫"学生们吃（我有时买了一点食盐把蒜头腌了做菜配饭）以防感冒；星期天如果下雨，学校让炊事员带着干的大米到每一间学生宿舍里交换被淋了雨的大米，怕学生吃了发霉米生病；炊事员还熬煮非常浓的姜汤抬到学生宿舍"强迫"每一个学生"灌"一大碗--据说这都是远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校主特别交代一定要学校领导做的。

学校里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名牌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1966年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这个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学校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那臭气熏天的折磨。庄老师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学校大食堂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而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让来了。直到66年7月，几百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周六、周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十年浩劫"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监斩官）。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教的却是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黄老师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两分钟准备"钟响时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大家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e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

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丹萍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丹萍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和丹萍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丹萍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里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我们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毛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三个字："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一辈子。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听说她后来嫁给一个阔佬，移居香港。又听说她的老公是个吃喝玩乐嫖赌饮五毒俱全的坏家伙，经常借故毒打她。结局是--她自杀几次"未遂"，疯了，进了香港一家神经病医院。我到香港数次，遍访不到。不知现在是死是活……

第二章  政治魔术

"上山下乡"并不是1968年才开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1964年就上山下乡--那时候叫"青年移民"--到屏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番薯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偷吃饼干"的事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

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支农"最多的还是"抗旱"--不知那时候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我们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参加各种各样的农务，一分钱都没有拿，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时候还经常被当地农民骂"这些学生仔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

"抗旱"有时候很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到处红旗招展，口号声不绝于耳--连小孩子都懂得这只是为了拍照或者给上级领导们看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接龙"车水，十几层的水车一层一层地把水"车"到山坡上，只是为了上面几亩小麦！水车咿咿呀呀地欢叫着，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

有一次"支农"是到离学校较远的山上参加建水库，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又是"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古镇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跑步8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但"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教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大家讲政治术语，同学们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大家讲故事，同学们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给我们变魔术看，人人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同学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就不信，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社教"开始了，师生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南方人的普通话不准，农村的干部们把"社教"念成"邪教"，所以我和同学们一开始都不能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开展"邪教运动"？

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岁左右，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同学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且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大义灭亲"勇敢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在会上打他打得最起劲的也是这位"好友"。

围成铁桶似的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这个"小地主分子"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小地主分子"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

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自己和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托病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什么"政治"，经常讲错，有的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有人骂"反动派"搞什么"大跃进"、"一大二公"弄得大家没饭吃，"要不是毛主席给我们分了一点自留地，村里人早都饿死了。"……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般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着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的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变魔术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馆长"成了我的忘年交。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团支书看我这么"顽固不化"，就懒得同我谈了。

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李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成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级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级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都在准备，直到5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

6月1日清晨，刚起床听到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我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到同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同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有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

其它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随后的几天里，同学们开始"搜索"老师们的"罪行"，最先有人发现语文试卷中一些词语排列"有问题"，例如排在"邢燕子"后面是"灰心"，"革命队伍"后面竟然跟着"疏散"等等；有的同学把卷子对着灯光照，发现"毛主席"的后面有"反动"的字样，于是追寻出卷子的老师，要他们"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

我把《语文》课本翻了一遍，竟也有了"重大发现"--陆定一写的《老山界》里有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几个同学一讨论，认为这是"污蔑工农红军"，"把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写得象土匪一样"，我执笔，大家七嘴八舌就写出了一篇"声讨"陆定一的小字报，虽然那时侯还不知道陆定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当权派"，反正写这样的文章肯定是"坏蛋"，批判是一定不会有错的。

1966年6月6日，中国人认为"六六大顺"成双成对的大好日子对我来说却是最"不顺"的一天！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笼，贴在"大膳厅"门口，一下子吸引了数百人围观，我也挤到前面"看热闹"，大字报的题目是"郑××要把学校带向何方？"郑就是现任的校长。我慢慢地往下看着，却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头脑里轰的一下几乎昏倒，揉一下眼睛再看，没有错！这一段讲的是郑校长"有意"培养"白专学生"，举的第一个学生例子就是我，说我有一个伯父"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立法委员'，1949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还当什么"部长"，驻某某国家的"大使"；我的爸爸则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参加过"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事连我都不知道，急忙看"作者"是谁，原来是一个同班同学。奇怪的是这位同学从来不会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给的分数都不超过30分，今天怎么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了？而且文中有些字、词我估计他连看都不曾看过。还有他怎么知道我的那么多"家底"呢？我竖起耳朵听围观的师生们在议论这位同学："他老爸是县委组织部长，前两天他到县里去向他老爸拿了好多材料"，原来如此。

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虽然以前也有风闻。晚上回家时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当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父亲说："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呢"。"那你怎么承认当国民党的'官'呢"？"他们说我是，我就是了，反正一条罪状是反革命，一百条也是反革命"。

几个同学的父母到我家，"拜托"我说服他们的子女不要参加什么"革命"，安心读书，有的人早已对自己的子女"现身说法"或者举实例说明"反右派"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后来都没有好下场，但子女们都听不进去，希望我能以同龄人的身份"规劝"他们。有一位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学生爸爸还说："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搞倒，你们年轻人不懂事不要瞎闹。"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报纸上还天天有刘少奇"主席"的新闻报导，便问："你怎么知道的？"那人答道："前几天我在马来西亚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早就有议论了。"我想，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打倒的，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家长们的嘱托我并没有记挂在心，自己最担心的是同学们把我看作"另类"或者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可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情形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么坏，同学们只是叫我"白专"，连"分子"二字都还没有连上去。于是我仍旧与同学们一起"研究"材料，一起写大字报，而且表现得更积极，因为怕他们说我是"白专"。

有几个同班同学的父母就在我们学校教书，其中有一个同学说他爸爸晚上睡觉时牙齿会"嗒嗒"作响（中医叫做"磨牙"，一般是由于消化道里有虫子活动引起），大家一分析，便断定是他爸爸半夜"向台湾的蒋介石发电报"；另一个同学的妈妈有洁癖，平时卧室是不让任何人进入的，即便是她丈夫进去坐一会，碰过的物品也都要擦洗几遍还嫌不干净，同学们便判断她"肯定是美蒋特务"，在卧室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大家不但急急忙忙地写了几大张大字报，还连夜到公安局"报案"，说是发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公安局的人接待了同学们，表扬我们小小年纪警惕性这么高，还要我们继续"侦察"，一发现蛛丝马迹就要马上报告。于是同学们便分成几个小组，每日24小时擦亮眼睛盯着这两位同学的家。遗憾的是，白忙了几天一无所获。大家怀疑是因为写了大字报"打草惊蛇"，几个好同学怪来怪去，弄得不欢而散。

同学们开始给每一位老师设"大字报专馆"，第一个就是"政治嗅觉"最灵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的"罪行"不算严重，只是有些"资产阶级思想"而已，比如爱吹牛、爱出风头、穿好一点的衣服、对女同学"特别关照"（当时我认为只有最后一条可以算作"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他同学认为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全班每一个同学至少都得写一张大字报，所以也挖出点有趣的"新闻旧闻"，如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李老师脱光衣服做啥？"引得大家都去看，内容却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说的是这位老师在"支援农业"下乡时有一次跑到老乡家里脱光了衣服抓跳蚤，不知这算什么"罪状"。

其他老师的"专馆"内容要"丰富"一些，后来居上，黄老师的"专馆"还有其它班级学生来参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已经不止一条了。我"揭发"的"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已经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他女儿却不能饶恕我。

后来的大字报越写越离谱，有的干脆在纸上随便画画，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觉得纯属浪费纸张；有的同学开始写脏话粗话骂人的话，反正随便乱涂乱写也没人阻拦你。我猜想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好"揭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结束了。

有一位女同学写下一篇内容非常含蓄的大字报又把大家的"热情"鼓起来了，那一天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贴着"快去看2416号大字报！"引得全校师生都往一个方向走去。我赶到的时候听见人们纷纷议论着"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干的"，谁都猜得到肯定是"桃色新闻"或者"腐化堕落"这一类事，在2416号大字报旁边有人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漫画，上面画着一头大公猪，背上趴着"高小姐"。想不到过了几天竟然听说公安局来学校逮捕了一个老师，罪名是"强奸幼女"。这老师也曾到我们班教过一年数学课，同学们于是纷纷猜测某某某、某某某是不是也"有事"，猜到最后我们那一班的女同学们都不来学校了。

工作组说来就来，先是找各个班级写大字报最积极的学生谈话，接着找"黑五类"的子女谈话。找我谈话时问我在"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中"算老几"，我说："我不是，我老爸算老三"。没想到来人竟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们这一班学生成分最复杂了，几乎没有一个红彤彤的！"原来大家屁股都不干净，你臭我也臭，彼此彼此。

到了往年放暑假的日子，同学们问工作组放不放暑假，工作组没有回答，于是大部分学生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家去了。我也随大流回家去等待"复课闹革命"。

回到镇上，按惯例得先到居委会"报到"--参加政治学习、义务劳动，表现积极者也许会被安排到国营企业工作，这是所有城镇"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居委会黄主任先给大家讲镇上的"阶级斗争"："林的爸爸看报纸最积极，但他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介石早日反攻大陆。"私下里黄主任对其他人说："国民党要是打过来，林带着他的亲戚肯定先砍我的头！"他也喜欢下中国象棋，跟我下了几盘，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有的同学偷偷叫我手下留情，给他一点面子，我不干，心想这种人就得给他难看才会学乖。

其实我不怕他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喜欢打麻将，那个时候禁止打，也买不到麻将，我去砖瓦厂"偷"了一筐洁白的高岭土回家，自制了一幅"土"麻将，引得邻居们都偷偷跑来我家玩。黄主任经常吃过晚饭、到街道上吼几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反对打麻将"、"反对……"放下扩音器就直奔我家同我的父母和邻居搓麻将了。

街道上贴的大字报也不比学校少，有的商店被大字报封得密密实实根本不能做生意了。我的爸爸开了一间染布店，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着全家人最低的生活标准。同一条街上还有一间染布店是"公家"办的，就来我家店面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内容是我爸爸起的店号有"封资修"的"味道"，应该"砸烂"。

有了学校里的经验，我知道人人都是"不那么清白的"，让自己的好友查了一下，果然写大字报者的叔父解放前当过镇长，几个朋友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一摞子大字报，对方老老实实地再也不吭声了。

关帝宫前的"大字报专栏""脱颖而出"，终于成为小镇"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起因是镇竹器厂厂长陈国投组织厂里的职工集中对一个"社会青年"侯斌发起总攻，挖出了侯的"狼朋狗友"大部分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且还在下乡"支农"时组织过什么"竹林七贤"。但侯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的家庭成分是工人，"家庭出身"绝对没有问题，虽然没有上过中学，记忆力却出奇的好，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这一回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了--他无所顾忌地愤笔疾书自卫还击，每一张大字报都忘不了加上几条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件件堪称"精品"，看的人直呼"过瘾"！

镇里派了许多人给大字报编号、抄录，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为了将来的"秋后算帐"。我也是每天吃过晚饭就直奔"最前线"看大字报，一张都怕落下。看到精彩处也抄在笔记本里，心想等到这场运动结束了，写一本"运动小说"倒也不错。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能当饭吃--因为社会动荡，我的母亲不敢再去"偷割柴草"卖钱，就同几个邻居到蔬菜大队买菜挑去十几公里远外的村子里同农民们换番薯，我经常走几公里到路上"接番薯"回家，弱小的肩膀已经能承受一百斤左右的重物了；第二天再挑到集市上卖，母子俩就这样辛辛苦苦每天也能挣几毛钱，或者赚几块番薯作为全家的口粮--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毛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我都在心里把它改成"世间一切事物中，番薯是最宝贵的……"同我妈妈一起卖菜的一位邻居叫"阿妹"，丈夫是个搬运工人，虽然家庭成份"很好"，但也同众人一样过着苦日子。一个儿子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成了弱智，与我同岁，我初中毕业（已经差点就被"保送"去念大学了）时他小学一年级还没念完，天天跟五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念着童谣、唱着儿歌。我一听到他唱的儿歌就头痛，替他难受。

弱智儿的祖母有一次对我妈妈说："我的孙子就是永远留级念小学一年级，按现在的政策到十八岁时政府也会给他安排工作的；你的孩子读书读得再好，政府也不会给他安排工作。你这么多孩子以后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呢！"

弱智儿的姐姐陈琦比我大两岁，小学时与我同班，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中学时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周末回家时还是经常在一块玩。突然有几天陈琦见到我就马上躲开，好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不解，有一次见四周无人，便追上走在前面的陈琦问："你最近怎么一直躲着我？我得了麻疯吗？"陈琦答："我妈说了，你比麻疯还要可怕！""为什么？""我妈说：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爱上你，一辈子可就完了！"我心里想：要是她真的爱上我，我的一辈子才真的完了呢--单单照顾她那弱智的弟弟就让人够烦的。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以为又能安分守纪地专心读书了，急忙带着一个星期吃的、用的物品到学校报到。一进学校大门，迎面走来一队老师，个个蓬头垢脸，手上都拿着锄头、粪箕、竹扫把等劳动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黄老师看到我还对着我扮了一个鬼脸，分明是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我不敢面对着他，低头走过。

从几个同学的叙述里我基本了解这一个多月来学校发生的大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几乎是在十八层地狱里煎熬，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斗死或不堪折磨自杀了，最惨的是有一位老师竟然投入学校的夜间厕所里自尽，第二天叫他的家属和其他"牛鬼蛇神"老师把他捞起来继续批斗，说是"畏罪自杀"。

原来"复课闹革命"是假的，通知全体学生到校是为了"选举"一些同学去北京，据说"毛主席要亲自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班可以"选"一个，条件是家庭成员和亲戚里不能有"反动分子"。全班一个一个"站队"，全都"不够格"，最后勉强推出一位三代赤贫的侯施恩同学赴京。次日中午，有同学又打听到侯的一位姑父是国民党员，但侯已经起程，追不回来了，同学们非常担心，万一到北京"暗杀毛主席"该当何罪！

过了几天，没等到去北京的同学们回来，"大串联"开始了。有的同学还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冈山，有的说要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去……我年龄太少，胆子也小，哪里都不敢去，只能回镇上老家。有几个同学去井冈山后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镇上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起初都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各种名称出现了，如"捍卫真理"、"毛泽东主义"、"驱虎豹"、"过得硬"、"刺刀见红"、"漫天雪"红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鲁迅兵团"、"挺进队"、"特务连"等等，这可乐坏了我的一个邻居黄昆，这位老兄原来是削木屐的，偶尔煮点浆糊、配一些墨汁卖，后来开成印染店，印背心、袋子，"运动"一开始，他便印些语录在原来印校徽的徽章上，旁边贴着翻拍的毛泽东像头，居然也卖出不少，赚了"第一桶金"；用薄薄的铝片冲压出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像章）又赚了不少；后来红卫兵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把"战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换上其它文字，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红卫兵"三个字用"毛体"以外，其它文字都要请我的爸爸书写--我父亲的书法尤其楷书在当时可是全县鼎鼎有名的--黄昆发"国难财"，我爸爸也跟着沾光，"发"一点小"国难财"。

有一次一个红卫兵组织要印战旗"红卫军"，"红卫"两个字有现成的，"军"字找不到"毛体"，几个人模仿毛的笔迹在纸上乱写一通，我爸爸写的最不像，黄昆从来不曾写过毛笔字，这一回"涂鸦"竟然涂出"最像"的"毛体草书"文字出来。后来黄昆逢人就讲："别看我不会写字，'毛体'我可是一流！"其实那时候"发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我的父亲不敢"发"，怕惹是生非，他只敢在春节前几天写几张春联在街上卖，赚点钱过年--我常想，要不是卖春联的话，我们家几十年的春节都不知要怎么过了。

父亲偶尔偷偷代人写家书，"润笔费"随你送多少都可以，穷人家不给也行，我们家还得倒贴纸笔墨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婆又来"烦"父亲写信，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我看到信纸里只有寥寥几个字："母一切均好勿挂，儿在外身体自珍。"但父亲还是按老太婆刚才说的话一句不漏的重复说了一遍，阿婆显得非常满意，末了我的父亲问："地址呢？"阿婆急忙说道："我是信女，不是弟子！"显然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里人信佛很简单，拜佛却挺复杂而又麻烦，成了镇上妇女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佛"在这里包罗万象，观音、土地、玉皇大帝、地藏王、"王爷"、"将军"、关帝爷、关平（这里叫"平爷公"）、周仓、灶君公、财神爷、"康王公"、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海龙王，还有"普度公"、"七娘妈"、各路"仙姑"等等，无所不拜，应该算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大杂烩，也有点像印度教，万物都是神，都要拜。有人千里迢迢去山西拜关公，有人则每年都要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而且据说要连续三年每年去拜一次，不可间断。

我从小就看到祖母对佛很虔诚，每年三个"观音佛诞日"是不吃荤的，但平时有吃一点荤菜，所以还够不上"菜姑"的标准。我妈妈也虔诚，但没有钱买票乘车、船去普陀山，只能在家里拜拜观音、土地和我们家几代的祖宗。

"破四旧、立四新"轰轰烈烈地展开，镇上有点历史、文化的物品被一扫而光，地藏王宫和关帝宫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有人听说第二天红卫兵要来"破封资修"，连夜把佛像等转移到哪里去了，庙里庙外贴了许多毛的图片和语录；康王宫本来就已经兼作"文化站"，这一次彻底变成"文化宫"了；镇西北的雪峰寺，红卫兵冲进寺里，把和尚、尼姑通通赶走，给住持广培大师戴上高帽游街，说他"跟尼姑睡觉"，寺院被"改造"成"耕山专业队"，让农民进去加工茶叶；……

红卫兵越来越"革命"，命令全镇的"四类分子"出门时要带黑色袖章，上面印着"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字样，以便"革命群众"容易"辨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情打击"。医院的"挂号单"上面印着"家庭成分"一栏，明明白白告诉病人和家属："阶级敌人"是不准看病的，这叫"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没有人会在这一栏上面填"地主"或"富农"字样，所以其实人人都可以挂号看病。现在有了"黑袖章"就不会有人"混水摸鱼"了。

我爸爸也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黑袖章，但从来没有带上过--他干脆不出门，在家里看报纸，练书法。幸亏这一段时间没有得什么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