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风雨人生六十年（第一部）
作者：老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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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风雨人生六十年（第一部）
作者：老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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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前言 今年四月游台归来即住院半月并初诊为冠心病，回家调养一月再次住院。经造影检查发现三支冠脉堵塞，情况分别是80%、90%和95%，确认是十分严重的三支病变，必须及时进行搭桥手术。但本人不同意手术，我的看法是，有些症状我过去就有，这个病在历史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医也与之搏斗千年；而且并非在进行性的发展，能够坚持服用药物是可以维持生存的。虽然医师言之凿凿地一再晓以利害，我瞻前顾后仍然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当然我也明白，这可能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博弈。 人一到了不怕死的境界，心态就特别平和淡定，何况我素来临危不惧，自省一生办事筹划周密，我没恐惧阴影又思维正常而且无其他疾病干扰，因此坚信自己认真配合医师服药治疗和积极学习冠心病相关知识来增强自我保健，生存一年半载绝对没问题，医疗维护得当活过三年五年甚至更长也有可能。 我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最震撼的几个时期。几年前我就想要将自己的经历如实描写，纪念我的前人和献给我的后人，一直没动手是认为今后有足够的时间。哪里知道如今可能是没时间去完成了。因此我出院之后立即清理以往数以万计的照片，选择一些有保存价值的添加文字说明冲印成册留传子孙和血缘近亲作为今后的怀念载体——我不保留骨粉飘洒台湾海峡。 此外，就是将我劫后残存的和近年写的一些文字进行选择汇编出版馈赠亲友，文字水平虽不值一评，但毕竟反映出我生命中稀疏的脚印。万一老天爷不帮忙，留下这点东西多少也算是一个交代。 我的回忆录在年初写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初稿现在也收录在这里面，愿天假以年让我能够全部写完实现愿望。 2011年11月20日
写在前面 历史的真实是由许多面构成的。芸芸众生都是个点，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组合方方面面就能够保留许多历史的真貌。我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最震撼的时期。几年前我就想要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纪念我的前人和献给我的后人。 之所以一直没动手，是打算在描述各个时期经历的同时写一下自己今天的看法，是想在自己的认识有所清晰以后来做到叙中有议。虽然我在一九九八年就进入网络，此后也支离破碎的看到些披露出来的资料，但却越来越感到当代中国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资料的禁锢，我有生之年根本无法实现“认识有所清晰”。因此我就改变初衷采用白描形式保留素材给后世史人做参考。 这不是小说，我的文笔也就这烂水平，但是可以预告读者不至于感到枯燥乏味，我的家族人物和一些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有关联，诸如杨开慧、柳直荀、李维汉、程潜、程星龄以及抗战名将朱耀华等等,有可靠的史料引人入胜。 我一生经历坎坷，却一直未失尊严地从事富于挑战性的技术工作，创造了几十年中设计和大多数是主持制造重量约千吨的非标准机械设备和工艺装备全部成功应用于生产的奇迹。有些经历也充满奇特和惊险，下面举几个例子吧，七岁的我坐在藏有枪支的轿子上通过日本鬼子的几处检查关卡；在反右之前有位父亲的挚友、中央某部的司局首长要调我去他身边工作；在反右的大辩论大批判中我敢于据理力争；押送去劳动教养在站台排队候车我去厕所返回时看守兵竟然禁止我靠近队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正在劳动教养却没享受到社会上的普遍饥饿而是吃得身强体壮；在劳教工厂我人格受到尊重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技术能力；解除劳教后那里的领导承诺给我行政靠一级升一级，一再动员我留下当工厂的管教干部；劳动教养回来不久有位美丽的她要求和已婚的我私奔新疆；“文革”时下放农村又去了个渔米富乡，而且在那里建立了一番事业…… 还有过不少足以改变我后来人生轨迹的事件就不再列举了。我的回忆录之中有不少经历的故事性很强，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同时具有可读性，请读者诸君耐心去看吧。
1937年4月4日的中午时分，一个男婴在湖南长沙兴汉门外一所普通民居呱呱堕地，这天正好是中华民国法定的儿童节。 当时的兴汉门外，围有一大片空地，经常轰鸣着枪炮声，这是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械处的试射场。这个男婴的父亲就是这个军械处的处长。他给这个男婴取名建人，字健，这个男婴就是我。
最早记忆只在1943年我六岁左右的事情。 当时我家住在长沙比较繁华的中山东路，是父亲由军械处长改任长沙保安总队总队长搬迁过来的。这一片房屋原来是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一大片建筑物当年为什么空置在那里。 我家住在学校原来的一处办公室。四周有很高的围墙，东面紧邻当时长沙最高大的建筑“国货陈列馆”，底层有当时最豪华的银宫电影院，到晚上都可以听见电影对话。办公室是几间有条侧巷可通过中山东路出入的平房。进门就是客厅，客厅通书房；父母卧室和姐弟卧室有门相通，保姆的卧室兼作储藏室；在另一边是两三间客房。前面有个大院子，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院子西面围墙有小门通向保安总队营地；那边是一师附小的教学区，有两行排列的教室和面积很大的操场一直通到和中山东路垂直的水风井街道。 可能是童年生活动荡的缘故吧，现在残留的印象很少。 一天晚上中山东路离我家不远的油布雨伞店失火，烧到邻近的南货爆竹店，大人抱我在院子里，只见火光冲天，鞭炮的爆炸声混合着人们的叫喊声闹了一夜…… 一次有个妇女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上门乞讨，在保姆易妈“打发”她的时候，我也学妈妈的样跑进房里两手抓了可可糖（那时很流行的方形花生奶糖）给那小朋友。后来母亲发现饼干桶开着，问我怎么不盖好，我就告诉了拿糖的事，当时两手都不空，母亲说：你细人仔就会怜贫惜苦了，好哇！ 我童年的好友是条叫“阿旺”的黄狗（后面还有它的故事）。家里还养了好多鸽子，早晚起飞时一阵很大的哗哗声…… 母亲有空闲就喜欢吹箫，吹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我也熟悉一些片断常常跟着“唱”几句“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什么的，就是唱到“九一八，九一八……”时，稚嫩童声常常引起大人好笑：“你在洗衣呀”——长沙话里湿衣拧水叫做“揪一把”。 我稍微懂事一点父亲已改任长沙最繁华的城南镇镇长，在南门上班早出晚归和我亲近很少。现存唯一的记忆是父亲带领母亲和我们姐弟到院子那边的操场看保安总队新调来的王营长点名。部队集合他先训话，然后点名，到点完一连一排后他要“喝水”，就将花名册交一连长。他行伍出身识字很少却有超人记忆力，集合之前文书把一连一排的花名册读给他听两遍，他点名时竟可以不出差错，随后又似乎合情合理的叫连长往后代点，表演得滴水不漏。 父亲改任城南镇长之后保安总队移交给郑延龄团长，长沙失守后保安总队撤退到湘西，随后回归国军团建制去广西抗战。有关郑延龄在后面还有叙述。 那时我家天天有桌麻将，主角是易增虔伯伯。他是早期中共在长沙的骨干成员，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挚友，抗战前被捕。国共合作后我父亲出面保释，当局同意他住在我家并担保他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一位远房表哥后来告诉我，易增虔一直在以打牌作为掩护进行工作。当时是通过他传递信息的，所以湖南“和平”后担任省军管会委员的易伯伯马上就安排当时无业的表哥去长沙交警队上班。有关易伯伯在后面还有叙述。 当时保释出来在我家住过一段日子的还有我叫她纯姐的女大学生车纯。后来在长沙有亲戚告诉姐姐，说车纯在长沙一个中学任书记，曾经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但当时我们姐弟都离开长沙了。纯姐您也九十高龄了，能看到我这些文字吗？感谢您没忘记我们！ 姐姐说父亲当时还保释了两位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是直接释放的，所以我没有一点印象。 母亲主持家务本来就很忙了，有时三缺一还不得不陪易伯伯打牌，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过问我。 最关爱我的是大我十一岁的姐姐，晚上是姐姐带我睡觉的，平常穿衣吃饭也多是姐姐料理。姐姐要上学读书，难得带我出去玩，有时是“羊羊”带我上街看看，还有记忆的是我家隔壁“利华金号”的邓太太总要给我好多糖果饼干，还要我喊她“岳母娘”。 “羊羊”是贵州人。父亲有位黄埔同学调防长沙，他去拜访时见部队正在处罚逃兵，父亲见这个逃兵还是个大孩子，就向这位任团长的同窗求情，将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讨”了下来。在我家居住过渡了一段时期以后，改名叫杨吉昌补入保安总队。他后来一直是父亲的勤务兵。 “文革”后我曾经问过姐姐怎么我小时候没上幼稚园？怎么我没有谁教我认字习字的印象？姐姐说长沙三次会战都让你碰上了，不是逃难就是躲警报呢。姐姐还说妈妈教杨吉昌练字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手好小楷，杨读过私塾）你不是在一边描红吗，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
下面先摘录些有关史料：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粮仓，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战略要点。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鉴于长沙地区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不利防御作战，第九战区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改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与敌对抗，大部分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后来称为“天炉战术”。 9月14日，一次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在会战中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激情，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十万兵力不但未能达到歼灭我主力的目的，相反，各路日军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被歼灭。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损失惨重，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两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1941年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时。由于九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于是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这次作战，虽然由于情报被破译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仍然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九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两万余人伤亡的代价。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驻广州之集团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和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一改被动局面展开防御作战。第九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带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展开退却时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的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又称为长沙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五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大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三次长沙会战中，政府成功的动员了民众，始终得到强而有力的配合，广大民众大义凛然，宁愿自我牺牲，坚壁清野，也不让敌人获得物资补充，而且往往是一声号令就在一夜之间挖断公路，阻滞了敌人行动，为我军的胜利取得战机和赢得时间（这里面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由于“四九”之后的某些原因却无人记载和颂扬，击键至此只能为之一叹！此刻我向这些浩气长存的前人在心中默拜！——作者注）。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6月)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而长衡会战又是日方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战火烧到湖南。6月16日开始向长沙城区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隔江分阵，力不能支，而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火力又遭到日军重炮和空军的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至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 四次会战中，国军广大官兵，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敌以重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以上史料摘录自“百度百科”） 长沙大火和前三次会战我还很小，虽然我曾随大人短期避难乡间，但我的祖母和妹妹都是在这期间因缺医少药而亡故。而我没有任何记忆存在。 抗战时期残存的记忆，是在我上小学之后。 中山东路是很繁华的商业街，柏油马路十分清洁，而且下雨以后马上就干。我发蒙读书是过马路不远的玉泉小学，因邻近一座叫玉泉山的寺庙而得名。玉泉山的庙前有两尊“敬惜字纸”的大铁炉总是烟火弥漫，我至今还有印象。 当时每周一早上是“纪念周”，全校学生集中在大礼堂，唱国歌、背诵《总理遗嘱》，然后是校长训话。当时是每班一列，我排在第一个。除了这点我再也没有其他印象了，因为才上两三个月的课日寇就开始轰炸长沙了。连续三次失败的敌人，这次采取极为卑鄙和残酷的手段：疯狂地轰炸平民！ 刚开始日机架次并不多，学校开开停停。当停课在家一听到头次警报我们就躲到隔壁的“国货陈列馆”（即后来的长沙第一百货公司）。后来这座当时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也炸掉了六层的一个角。随后不久，日寇的轰炸次数和飞机数量更多了，那一大片飞得很低的灰朦朦的飞机我至今还有印象。国货陈列馆也不安全了，就到那时还是城乡结合部的韭菜园去躲警报，那里有很大的防空洞，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就像上学一样。 警报没来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就在防空洞旁边的黄砂滩上挖洞，在洞上架满小树枝然后铺上纸，在纸上面洒一层砂后就躲在一旁等着大人去踩……大人们就没有这种心情了，谁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有家可归。傍晚回家的路上，几乎每次我都看见路边用席子掩盖的尸体，还有道路及墙壁上飞溅的血迹。还有一次至今记得很清晰的场景：我们走进一店门敞开却空无一人的茶馆去休息，刚坐下来大人就在水缸边发现一条血淋淋的人腿…… 在敌人的狂轰烂炸之下我军撤退，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
长沙沦陷时我家是怎样离城的？之所以我一点记忆也没有，估计是在夜间仓促出逃。从下面三点可知当时是非常紧张急促的：一是父亲不在一起；二是丢弃一切家当轻装出走；三是不去祖籍长沙东乡而是逃向西乡。 母亲、易妈带领我（还有黄狗阿旺）有时雇轿有时步行匆匆向西。还记得在中途小住时我误食了房东家的“地螺狮”中毒，嘴舌发麻言语困难。可把母亲吓坏了，因为我的妹妹就是在上次逃难途中生病夭亡的。后来房东家给我吃了许多白糖水才好的。 越是向西走竹子越多，沿途可以看到许多用石灰泡着竹梢的坑，后来大人告知这是准备做纸浆的。最后我们停留在长沙和宁乡交界的大山“楼梯岭”下面的一个村庄。这里有父亲的朋友，母亲就租房住下，我们才停止了奔波。没多久父亲和他的副官廖炳炎勤务兵杨吉昌找到了我们。那时姐姐住校读中学，在沦陷前就随学校撤退的，父母很不放心就打发廖副官去找学校，姐姐接回来后我们就一家团聚了。 今天我对那个村庄还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片断记忆：村前有条小河，一次和姐姐在河滩草丛中拾到许多鸭蛋；还看见在小桥上有位也是逃难的先生只在线头上用青草打一个结，用没钩的钓竿一刷就一条游鱼抖落在铁皮桶里，我都看呆了。 我还听说在“楼梯岭”有“红毛野人”。红毛野人是不吃人的，楼梯岭的山顶叫“天上”，在靠近“天上”的路边有许多竹筒，行人至此就将双臂套上竹筒，如果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就双手举起，它抓住竹筒就会哈哈大笑，这时就可脱手离开。 那个村庄很大，有一座祠堂，他们“七月半敬祖宗”规模很大，我看到四个人抬一个有圆桌面大的南瓜很奇怪，后来知道这是好几根瓜藤培育一个瓜，（当时在长沙乡下就有农校）是专门用来供祖的；供祖用的果品不完全是鲜果，里面有一些是瓷器做的，葡萄、荔枝等等做得十分逼真；还有那祭祀场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我们吃住都很清苦，易妈把锅巴铲下来晾干再焙脆保存在饼干桶就算我的“零食”了，现在回忆那味道真好。 我一直奇怪离城时父亲为什么没和在我们一起。直至1999年和姐姐回忆往事我才知道：在30年代江西成立了国中之国而发生内战，邻近的长沙成为战时的大后方，伤兵强横买卖、打人闹事的不少，普通警察约束不了他们。父亲领导保安总队进行铁腕整顿恢复了市面秩序，获得市民一致好评。因此调任长沙最繁华富裕的城南镇任镇长，在这期间他又成绩卓越（我有位同学的父亲是长沙最繁华地段的大老板，他和我父亲有过事务交往，说我父亲清廉正直，办事干练，在城南的政绩获得一致好评。在后面录有他亲自经历的叙述），三次会战之后当局决定将长沙城市中心分属各镇的繁华地段一起包容建立城中镇，并命父亲筹建。那时他已交卸城南镇镇长，正带领副官勤务兵和秘书在物色房屋奔忙筹建，是个公文包工作小组。四次会战长沙是紧急撤退的，当时市政府没法联络到他。随后他带领随从在追赶上级的途中遇到居住在长宁边界的我们就停留下来。汇合以后他还是经常出门。我还记得有一天父亲回来好兴奋的对我们说：有两个“便衣”在岳麓山的后山用铁球打死了两个鬼子，还活捉了一个回来。 在敌我交错的频繁战事中，武装人员的行动是很不安全的，他和他的随从无法追找到仍在不断撤退的上级政府，就没有任何收入，（也从此失去了“组织关系”。）一大家子在异地他乡难以维持生活，在1944年9月我们就动身回祖籍长沙东乡去投亲了。
我祖父有一兄弟分家后去买了一处小型的田地房屋，因为无子，我父亲的胞弟从小就过继给他。 白石塬属距长沙城一百一十公里的高桥镇，鬼子虽然在那里有据点，但附近大山多，白石塬虽然离开高桥镇只四公里，但是一个山里有山峰峦重叠的小山冲，四次会战之后这一带有游击队活动，地势复杂鬼子不敢进来。邻近是一片敌人势力不及没有伪组织的真空区。因此，父亲选择去那里，政治地理环境是首要因素。 此外就是经济因素。我祖母的亲姨侄五伯伯住在这里，他在任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时，在白石塬购置了田地房屋。当年他家破落比我家还早而且母亲亡故，我祖母在自家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对姐姐两个年幼的遗孤一直爱护有加，关怀衣食和学业。 在长沙二次会战时我祖母就卧病在床，父亲眼见大战将临，所以在长沙三次会战之前，就让我母亲侍奉生病的祖母带领我们姐弟去乡下五伯伯家避难。姐姐后来告诉我，当时父亲在城中上班履职常下乡看望祖母，老人家想吃的城里名菜五伯伯用小汽车从长沙城送回来仍有温热。 不久我祖母在那里去世，五伯伯和三伯伯（长沙著名的慈善家郑稚存先生）披麻行“仿孝子礼”治丧。所以避难在这里我家才能够解决生活问题（两位郑家表伯后面还有相关的叙述）。 我和姐姐是坐轿子直接通过长沙城市区走的。那时出入市镇都有检查关卡，听说过卡要向鬼子敬礼。可能是我在轿子上晃悠得睡着了，鬼子也就放过了我这个小孩，所以我没有什么敬礼的印象。只记得进市区当晚我和姐姐住在旅馆里，电灯一会就没了只好点支蜡烛。次日姐姐带我上街打算回“故居”看看，经过中山东路进入青年会的马路口看见停了一架不足两丈长好小的飞机；在我家出入的巷子门前多了一个卖杂货的小木屋，因为里面原来是兵营，情况不明我们没敢进去。次日一早就出城，我大概又是坐在轿上晃悠得睡着了…… 父母一行比我们先到，五伯伯已在他家对面租好一处除上厢房以外的半边四合院，房东王伯藩有两房妻子，东上厢房当时是王一娘在住。虽然是半边，却是座北朝南的两进，前面一进入门就是客厅，一侧是乡间传统的“火塘屋”，即在地上挖一个烧松枝的火坑，放上铁架子就将“楼锅”在上面烧水和炖菜；火塘处房顶上有钩子吊熏腊肉。 在客厅另一侧是父母、姐弟和易妈的卧室；越过天井就是后进，中间是堂屋，两侧有四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廖杨两位的卧室，还有间客房备用。靠近后山有一大间安置有碾、磨等农家设施；天井下面有宽约一米的石板沟向外排水；天井的走廊有边门通一间是披屋的下房，下房可堆放农具杂物，还有“猪楼”。 我和姐姐到达之前已经安置好了日常家具，客厅也布置了些字画摆设。居家质量当然不及沦陷前的长沙，最不同的是有堂屋，在神龛中间是“天地君亲师”，两边供奉我家祖宗的牌位，每逢朔望母亲按照乡间习俗击磬烧香。 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人人啧啧称奇的事：为了在路上安全，父母一行出发时特地将阿旺送给别人了。可是在我和姐姐到达的次日，阿旺来了！它竟然依靠嗅觉找到了我们的新家。阿旺大约和我同年，在我十一岁时它老死了，姐姐带我在后山埋葬了它，还做了坟堆插了块木碑。 白石塬是个南北走向的小山冲，处于相对高度在二三十米的两山之间，宽度约三四百米不等，中间有条不足一丈宽的小溪。两边的房屋都是依山而建，挖平缓坡来扩充基础。因此家家户户的后山都有丈余高的山坡壁立，可挖掘储藏洞保存红薯、做腐乳和腊八豆。这里真是鸡犬之声相闻，相隔近的两边民居可以呼唤说话。 因为小山冲是南北走向，所以依山而建的房屋多数座东朝西或座西朝东。但少数大户人家例如我表伯他购买的“许家屋场”在外面看来是座西朝东的一长条，实际在里面是一进连一进有门相通座北朝南的四合院，五伯伯家除了堂屋是地砖，其他房间都铺设地板，朝南一边下面是很大的固定玻璃，上面有玻璃窗可以开闭，通风采光都好。听姐姐说我家的祖产叫做“百丈屋”，和“许家屋场”一样是几套相通的四合院。但是比“许家屋场”还要长一些。这些砖木结构内部装潢很好的座北朝南的小型四合院在土改时都拆开分给贫农散建成许多小型的土砖房屋了。 这里的每幢房舍不论豪华和简陋都有一个名称，我家租住的房屋叫做“杨新盛”（全部是土墙和三合土地面，门窗也比表伯家简陋多了），紧邻的叫做“杨合盛”，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四方院子，是当年杨氏聚族而居的“围屋”；“杨新盛”是在杨氏家族兴旺时为家族子弟读书建立的房舍，四九建政后的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将军少年时期就是在这里读书的（我父亲的秘书是他的胞弟杨乾三）。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的房屋就叫“堪上屋”，白石塬两边的山都有弯进去的小山沟，在这里的房屋就称为××湾。其中有个留霞湾，住的是我表伯的族亲，也是个富户，有田产又有在外服役的军官和经商的子弟，他们在1948年增建了一幢小型新式楼房，父亲听说笑了一笑。 在白石塬虽然有座小型的刘家祠堂，但刘姓居民并不多，多数姓杨。其次是我表伯他们的郑姓，另外有少量杂姓居民。“杨新盛”后来卖给了勤劳致富的种田能手王伯藩，郑姓的表伯买了“许家屋场”，有刘家祠堂刘姓居民却不多更没富裕的，说明了那时社会不动产高度的流动性。 在白石塬安定之后，五伯伯给我家两块田“吃饭”，请了个叫刘四爷的远房族叔顺带帮助操持耕种，吃饭时父母总是请四叔坐上方；农忙需要人手时廖炳炎、杨吉昌也一起帮忙。下房里有“猪楼”，入乡随俗我家也养猪了。 之所以称为“猪楼”，就是猪舍用竹片编排成有缝隙的“楼板”，一边铺有稻草让猪睡觉，稻草是常更换的，另一边是它的排泄处，因此猪楼相当干净。猪楼下面有一个大坑，冲扫猪的粪便就流在坑里，更换下来的稻草就覆盖在大坑上面遮盖了臭气，稻草日渐沉淀腐烂就增加了肥料的有机物。在坑的外边就是菜地，浇水施肥近在咫尺，现在回忆感到这样的设计十分科学。 母亲、易妈常领着我们姐弟跟四叔学种菜。抗战胜利后我家不养猪种田了，但是这块菜地一直种到1949年初我家离开那里。（姐姐婚后在姐夫机关宿舍附近的空地种菜；“文革”期间母亲和我一同下放农村种菜都是当年练就的基本功。）
不久，发生了一件我至今记忆深刻的大事：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火塘屋烤火，正打算要睡觉，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支小部队，为首的军官说他们的参谋长和刘先生是同学（父亲青年时期进湖南讲武堂之后服务军界，后来又在中央军校特训三期毕业），听说刘先生回来了，命他送信问候；母亲礼貌地接待他们，说先生外出没回家，请他们喝茶休息。军官说顺便来向刘先生借枪抗日，母亲说没有枪呀，吩咐易妈备饭，军官说吃过饭了，不要易妈离开，说刘太太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来帮着找找，就命部下开始搜索。 军官没有离开火塘屋，母亲十分镇定地和他谈话应酬，我们姐弟始终坐在她身边。后来部下报告在柴火堆的下面找到了四支枪和子弹。 军官一支一支地查看用几层油纸包裹严实的枪支以后就写了收条给母亲，大意是：今借到刘先生勃郎铃一支、左轮一支，二十响快慢机两支和子弹若干投入抗战，在抗战胜利之后送还。落款是一长串部队番号及经手人等等。临走时军官命令士兵在院子里排队两行，请母亲检查有没有其他东西，母亲忙说没有没有。随后就是军官口令立正敬礼排队离去。勃郎铃是父亲的，廖炳炎原在军械处任连长也是快慢机，跟随父亲到警察总队任父亲的副官后更换为左轮，杨吉昌就只好背两支二十响了。据说廖可以双手打快慢机。 次日易妈说少了只铜脸盆，母亲说绝对不可能，客厅那些小摆设一样不少，人家要那鼓囊囊又耀眼的铜脸盆干什么。 那天父亲是带领廖炳炎、杨吉昌去拜望朱姨爹的（淞沪抗战名将朱耀华，后面还有关于他的叙述），之所以留宿未归是多年未见加上路远不及回来。 次日父亲回来看过收条说，来的是驼子兵啊，埋怨母亲说要枪就给嘛，人家客客气气的，弄成搜查的局面太不好意思了。说他如果在家有可能跟他们去看看的。后来父亲说他根本没诚心要藏。枪是凶器他只是放在偏冷的西北后山房。 这时我才知道这些枪弹是暗藏在两张轿子坐垫夹层里面的。是请篾匠师傅在编制双层坐垫时填棉花把枪弹嵌在中间。我和姐姐大摇大摆坐在上面通过了敌占区的重重关卡，如果那时鬼子弄个吸铁石什么的来检查，那么可能就没我今天的回忆录了。真险呀！ 军官写的收条母亲一直收藏的，大概是在“文革”抄家之风掀起时母亲将它和许多“罪证”一起烧了。多年以后，我埋怨母亲不该把这收条烧了，父亲说来的是“驼子兵”。我知道过去打“码子”的四“の”是个驼子形象，联想到这支军队很可能是新四军，当年那军官文质彬彬的礼貌模样和在月光微明的院子里排队向母亲敬礼的士兵，至今我仍历历在目。四九之后的教育形成了我的思维定势，那么良好的军纪只可能是新四军。 2004年我在华夏知青论坛发贴，其中涉及到朱耀华将军死于土改，曾经引起史界网友异议，国共两方都说他死在战场，后来有朱氏族人证实是对的。我深感网络不乏了解湖湘往事的史学高人。后来就将这个借枪的故事在论坛发贴求证“驼子兵”是不是新四军。不久就有回复，说明此时江南新四军早已集结完成北撤。当年几次会战在战场敌我交错，国军小股部队不及突围的情况许多，在长沙境内一直存在有打散的国军自动组成游击部队坚持抗战。这样也就证明了父亲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回到东乡他就去拜望朱姨爹，谈论时局必然要涉及当地游击部队有关情况。 后来我也知道在东乡有散落孤军英勇抗战杀身成仁的悲壮事迹，2001我将这个故事在论坛发贴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那些文字我会复制在后面相应的地方。
在白石塬有件使我当时惊讶极了的事：回乡次年清明母亲带我和姐姐去给姐姐的妈妈“扫墓挂坟”。怎么姐姐还有个“妈妈”？和母亲不是亲生母女？姐姐和我又是何等的亲密，姐姐和我怎么不是一母同胞？此时我才知道我母亲是父亲的继室；母亲是“填房替位”原来我见过的姨妈和舅舅的都是姐姐生母的兄弟姐妹。 我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勤劳朴实，宽以待人，正直善良。早年读过“女子传习所”，却又是丫头出身。这样奇特的故事是母亲在“文革”被批斗坦白交代时我才知道的。 母亲原籍是湘南永州人，很小就父母双亡。因此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父母的身世。曾经担任过永州东安县长的湖南有名书画家蒲凡生先生是当地的有名富绅，大约在母亲五六岁时，蒲公和一位极为仰慕他而且擅画又情愿做如夫人的陈氏小姐结婚，收养母亲的族人就趁机将母亲作为礼物送给蒲府新太太做丫头，陈夫人感到这孩子相当乖巧，深为怜爱，取了一个很富贵的名字“金玉”。 蒲公将已去世的如夫人留下的三岁小公子交由陈夫人抚养。三年以后小公子到了要发蒙的年龄，当时已普及有新式课程的学校，陈夫人出身败落的书香门第极富同情心，就将金玉认为义女，让她一同去上学照应小公子。这样我母亲就有读新式小学的机会；在小学结业之后，她仍然是以丫头心态小心翼翼地在陈夫人身边伺候生活和在画室侍奉笔砚。多年之后她说那时在国画创作时有落笔失误或不慎滴墨，画家马上用舌头去舔，然后补笔成水墨形态，多数可以挽救。画室侍奉的空闲，她在蒲公和陈夫人的指导督促下读了一点诗书和练就了一手好小楷。 抗战胜利后母亲和东安恢复了联系，她写信问候是称父母大人的，当时我也附页向外祖父母问安。当然后来我叫小公子为舅舅。舅舅在西南联大毕业时外祖父已经去世，抗战胜利他就业上海后就接外祖母来沪，四九建政后外祖母将往年的画作送寄卖行，后来有行家发现其中有名家蒲凡生的题词和落款的作品，明白来历之后当局将外祖母补为虹口区政协委员。我铁路学校毕业分配在江苏后曾多次去沪问候，我母亲也几次去舅舅家小住。1958年我在苏北劳动教养初期甚苦，江苏境内禁邮食物，是外祖母在上海给我邮寄了奶粉和桃酥。 时光匆匆，转眼我母亲已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亭亭玉立的妙龄女郎。恰恰那时有位外祖父在长沙的画坛至交好友来东安拜望，在画室看见有幅蝇头小楷极为眼生，询问是何人书写，外祖母就带领我母亲出来拜见。外祖父看见这位雅士一时目不转睛，征得外祖母同意就将我母亲送他作如夫人。他带领我母亲回长沙的当天顿时河东狮吼，他那豪门闺秀的夫人是有言在先禁止他纳妾的，坚持退回，闹得鸡犬不宁。 长沙一直处于革命新思潮的前沿，他的子女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属于当时的进步青年；富庶子弟推动解放婢女在当时的长沙已形成风气，见我母亲有新文化基础，于是就送她进入湖南省的“女子传习所”。 当时，比较开明的富庶人家是送小姐上女子中学的，女子传习所相当于职业学校，中等人家的女孩就在这里学习新式文化课程和刺绣、缝纫等技艺。 五伯伯在湖南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任上就是在传习所选了位毕业生做姨太太的（在正室五伯母去世以后“扶正”了）。我父亲在丧偶一年半以后也来这里物色继室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姐姐婚后在衡阳一直和一位开成衣店的柳姨妈交往，母亲告诉我柳姨妈是她年轻时的同学。 母亲幼孤，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她的心中有着深刻的烙印。她幸运地得到了实践儒家仁爱精神主人的恩惠，能在少年时期受到儒家仁爱思想的教育，她成长期深得爱沐，长成后传递仁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对七岁丧母又乖巧可爱的姐姐必然是疼爱有加。因此，在婚后她对姐姐视如己出，让一个女童得到母爱真情。我出生之后十岁的姐姐心灵温暖地怀抱着小弟弟自然产生浓厚的骨肉之情。正如母亲常说的“人心都是肉做的，心是要用心来换的。”她们一生母女情深，姐姐对母亲的关怀和孝敬毫无夸张的说是超过了我这个亲生儿子。这些在后面都要叙述到。 有一件我至今记忆清晰的事：一次姐姐带我去山上采杜鹃花，回来时家人已吃过饭了，姐姐就自己在厨房做了两碗饭端出来，一碗是蛋炒饭一碗是白饭。姐姐要我挑一碗，我选了白饭，才扒一口就发现在下面也是蛋炒饭。这说明十七岁的姐姐已经养成优良的品德而且懂得在心灵上去影响和教育弟弟了。 现在回忆起沦陷期间的往事，我十分怀念父亲的副官廖叔叔、勤务兵杨大哥和保姆易妈。 我父母为人敦厚平和，待他们素来亲如家人。父母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姐弟从小对他们十分尊重并有着深厚的感情。长沙沦陷后父亲没有收入，他们也没有一分钱工资。而且廖、杨两位手上有枪，在军界有一定的资格和熟人，但是他们仍然宁愿和我们患难与共。在白石塬他们还参加田间耕作为解决生活而辛勤劳动。这既显示了他们的高尚品德，也折射出我父母的人格魅力。 易妈是长沙西乡人，年长我母亲约七八岁，她丈夫抗战阵亡牺牲以后，她十多岁的儿子进了我三伯伯的遗属学校；（前面说到过三伯伯是我祖母的亲姨侄，长沙有名的慈善家，当时开办有接收烈士遗属的孤儿院、遗属学校和节妇教养所等）在那里读书和衣食生活是全部由学校负担的，但学校在长沙东乡离开她很远，她后来没去节妇教养所，由三伯伯推荐到我家做保姆。 易妈读过私塾略通文墨。有一次她说了句“雪中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廖叔叔和她争论起来，廖叔叔说锦上添花的不见得都就是小人；“官司”闹到父亲那里，父亲同意副官的看法，说“落井下石是小人”就对头了。还说《增广》可能是有不同版本。（我感到当时在长沙城乡一般人都能够在日常语言中夹杂些《增广》条文。） 这件事之所以我记忆清晰，是因为父亲不久就给我带回一本《增广贤文》，指导我在阅读中理解意义。我虽然没有大人“一本正经”地教我识字写字的记忆，但是，这就从侧面证明七岁的我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了。 我和姐姐叫她易妈，母亲叫她易大娘，父亲和廖叔叔叫她易嫂，杨大哥叫她易婶，在乡下时她和廖叔叔、杨大哥一样叫我父亲“三爹”（读音近嗲，那时乡邻称呼我父亲是刘家三嗲、母亲刘三娭毑，湖南人称呼祖母“娭毑”，实际上对尊敬的中年人也这样称呼，而且有许多中年夫妇也有相互叫嗲嗲、娭毑），她和我一样叫杨大哥“羊羊”、 对廖叔叔，她和姐姐一样是玩笑似的直呼“副官”，（廖叔叔有过抗议，她和姐姐说：一屋人就你是个官还不高兴吗。）她对我和姐姐一直是直呼名字，和副官一样叫我母亲三娭毑（维独杨大哥叫我母亲三婶）。回忆那时彼此的称呼，至今我仍然感到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浓浓亲情。 杨大哥在我父亲1948年退出政界并没回去，留下跟随我父亲参加湖南和平运动的活动，因此在湖南和平解决后由新政当局“资返”他回贵州。在1951年他还去衡阳看望了姐姐，他1953年结婚时我才毕业，也汇款去祝贺的。可能是后来的政治运动原故才和我们姐弟失去了联系。 易妈和廖叔叔如果活到现在已近百岁，最年轻的杨大哥也应有86岁了，因为他参加过湖南和平运动，按照后来的“政策”他应该属于“离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幸运逃脱此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 不论他们是去世了或还健在，我衷心的感谢他们，怀念他们，祝福他们！
借枪事件发生在围炉向火时节，随后不久就过年了。以往在城里怎样过年我没一点印象了，但在乡下过年还有一些记忆。 除夕晚餐有一桌丰盛的饭菜先祭奠祖先，到晚上就依当地风俗一家在火塘屋“围炉守岁”，开始我是兴致勃勃的听大人说往事，讲故事。我的一些片断记忆多数就是来自此后每年的“围炉守岁”。比如父亲说过，在北伐时敌方的步枪是连发五粒子弹的，而我军的步枪多数是打一枪就要填个子弹的老式步枪，连发五粒子弹的枪十分少，器不如人即使是胜仗也牺牲很大。有次败仗他是趁夜色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守岁到后半夜，年幼的我蒙蒙胧胧地睡着了，到天亮大人叫醒了我，说是要“发笔”，要我在一张红纸写上：“新年发笔、大吉大利、童叟之言、百无禁忌。”随后大人都写了，他们写的什么我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易妈不肯写，还说莫让她“赫走了财神菩萨”。 此后每年初一清早都有新年发笔，父亲的字有饭碗一样大，母亲和姐姐、羊羊写的只鸡蛋那么大了。写的都是励志和吉祥内容，可能我睡意没消，具体文字没有记忆了。就记得有一年我写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易妈说不吉利，妈妈说童言无忌没关系。 其后有过受益终生的“新年发笔”记忆，将在后面说到。 过年要去给长辈拜年的。除了邻近的亲戚，那年我还去了离家约三华里也是安全区的柳午亭老先生府上拜年。午亭老先生是毛泽东先生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的父亲。 在周边乡民中柳家五嗲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小爱拳脚，武功高强。在日本留学学的是体育，还带了位日本女子回国做续弦太太，他平日在家练拳，寒冬腊月也冲冷水澡。乡邻传言最玄的是给他拜年磕头还要“记账”的。 午亭先生是父亲的父执辈，父亲在年轻时就是通过柳直荀结交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郭亮的，在后面有相关叙述。回乡以后的首次过年他当然要去拜望请安。出自好奇，我就缠着父亲要跟随去柳家拜年。 在柳府看到他日本太太也和乡下娭毑没什么两样，除了磕头拜年和赐我“包封”之外，没有其他记忆。父亲回来告诉我：他老人家是新式教育家，有日记习惯，所谓拜年“记账”可能是顺手记下当日他对世交后辈仪容谈吐的印象。后来是怎样记录我的，父亲也不知道。 随后就到了六月伏天。母亲“晒箱子”时我发现了许多第一次看到的东西。有父亲的呢子军装、斜皮带、短佩剑和蒋委员长签名的照片。知道了父亲曾经去庐山在中央军校受训的事。 晾哂有不少没装裱的字画，对许多“尺方”母亲一一告诉我哪些是娭毑画的、哪些是老娭毑画的，说老娭毑陪嫁丫头的画也能送人的一些往事。 以后每年母亲晒箱子都逢暑假，年岁及长的我再看娭毑和老娭毑的画就有了一点欣赏能力，在产生自豪感的同时，也在心中萌发有蒙胧的责任感，觉得自己今后不能愧对先人。 白石塬子弟在外做事的不少，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到。我家一片欢腾，大人几乎个个激动得热泪滚滚，我也欢欣鼓舞得忙来忙去寻找红绿花纸和姐姐一起做灯笼……整个村庄的人也都沉浸在欢腾之中，锣鼓声鞭炮声此伏彼起。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正好是乡民准备“七月半烧包祭祖”的时候，不乏鸡鸭鱼肉，有些人家趁势摆酒宴客，实足热闹了几天。我虽然很小就会唱一些救亡歌曲，亲身经历了敌机的轰炸，又跟随大人辗转流离，年幼的我清晰明白“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道理。而那几天的气氛更加使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国家民族、什么是民众民心，这些深深地植根于我幼小的心灵中。 所谓“烧包”就是将“钱纸”——扎了孔的黄纸装在纸包内，在纸包的当中写上受用者的称谓姓名，在左下方写有敬献者的称谓姓名。受祭者的牌位按照家族世系有序地排放在堂屋中间的条桌上，在这前面有摆放果品和酒菜的祭桌，鸣放鞭炮以后家人就按照辈分先后叩首祭奠，然后烧包。 那天父亲对天井另设一张祭桌，立了“抗战阵亡将士之灵位”，家族烧包完成后，再次鸣放鞭炮，父亲满面庄重地对灵位三叩首，然后包括易、廖、杨在内全家轮流叩头拜祭。在此同时，他在一旁为阵亡将士烧“钱纸”。在一叠一叠的钱纸熊熊燃烧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一直是满面泪痕……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流泪，幼小的我当时内心极为震撼…… 我稍稍成熟之后就理解到父亲当时的心情：他在追思八年抗战的悲壮激烈，他满腔热血至诚至敬地悼念为国牺牲的英灵。日寇入侵使他失去了老母幼女，面对国恨家仇，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的热血男儿，他是为自己在国难当头时刻避难乡间而愧疚，为自己未能浴血沙场抗敌救国而感慨！
胜利之后有许多信息相继传来。 有远房表姐和族兄是寄宿读书随校撤退到湘西的，两位都是富家子女，在抗战后期为抗敌救国而投笔从戎，胜利后传来的消息是他们已经为国捐躯了！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听说一些宗族七月半开祠堂祭祖时议论惩处当过汉奸族人的事情，有些扬言要捉拿“沉塘”；有些是决议此人今后不入家谱。乡人的民族气节使我敬佩和震撼！ 民族大义滋养了童年的我，对我此后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秋收完成以后，乡下就有菩萨出巡，我第一次看到那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长短喇叭齐鸣和硝烟弥漫“放铳”的庞大游乡场面，白石塬有乡邻摆香案“路祭”。 抗战刚胜利在真空区仍处于无政府状态，怎么能够有如此的大场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民间组织的活动。 当时的长沙乡下有一些诸如“义仓”“学仓”之类由乡绅牵头的民间社团存在。那时完全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几乎已不复存在，这些“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按照拥有的田亩为单位每年拿出一定的稻谷组成的。当地民谚：“湖北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有逃荒的灾民到来就由“义仓”安排“粥棚”接待，维护所在地的秩序防止扰民。“学仓”负责主持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幼童启蒙教育（不收费或收费极少），发现有“会读书”的贫寒子弟就由“学仓”资助进一步求学，这大概就是近代湖南出人才的原因之一。这些民间社团在历史上就存在的，一直和官方无关，所以在抗战刚胜利的无政府状态下也能够组织活动。 现在回忆，那时乡村的社会秩序是不错的，我没有听说过什么坑蒙拐骗和以强凌弱的事情。而“挥子”的流通，感觉当时乡民之间社会诚信度是相当高的。 所谓“挥子”是在沦陷期间和其后的货币疯狂贬值时期，在乡村由信誉高的富裕人家或店铺出具可兑换银洋若干（也有以稻谷重量为单位的）用厚实的“牛皮纸”书写的狭长纸条作为货币流通，除了在大写数字处盖有印章以外，在落款处还有亲笔签名，在姓名的后面都有个“大笔一挥”的“挥”字，所以乡民称它为“挥子”。它在乡村社会始于何时我不知道，但的确是起了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文革”期间我下放在历史上是“吴头楚尾”的江苏西南角高淳县，这里的农民称布票为“布挥子”。 我家紧邻的“杨合盛”有一个范姓老板的杂货店，笔墨纸张、烟酒糖果、日用百货等琳琅满目。有时我也去那里玩和买东西的，但却没我使用什么货币的记忆。当时乡邻多数是记账届期结算，可能我家也一样。乡民之间归还借用的东西或传递口信，往往就拜托店老板转达，范家铺子就像个信息和物资的中转站，我家有事拜托杨九爷往往是去那里捎口信的。 我在下面说明一下长沙方言和某些称谓。 长沙方言的“爹爹”读音和李铁梅差不多，我对父亲就是叫爹爹。但是“嗲嗲”（dia）却是祖父了（不是“发嗲”那么嗲的读音，和吴语中称祖父辈的阿“爹”的读音差不多。） “爷爷”普通话是祖父，但是在长沙方言中“爷”字读音牙，可以作为父亲的称呼，比如：“我父亲”方言口语可“我屋里爷（牙）”或者“我爷老子”，乡下也有叫父亲“爷爷”的（读音牙牙）。 乡民对有一定地位平时为人随和的才亲切地称呼某家某嗲，如对我父亲就称他“刘家三嗲”。对有地位的富裕人士平时又摆架子的就叫老爷，如对我表伯都称他五老爷。像我家的房东是种田能手勤劳致富的，他拥有田产房屋和两房妻子（土改评为富农），但乡邻仍然只叫王二爷，除了开玩笑，平时没谁叫他王家二嗲的。 家族中有些亲兄弟往往排行不是连续的，这就是共祖父的孙子按根据出生年月来排行的，三伯伯五伯伯的中间插了个大于五伯伯的堂兄弟。我父亲是老大，但是在堂兄弟他排第三，所以乡邻称他“刘家三嗲”。 前面说了，我父亲的胞弟自幼过继给另一房延续香火，我称一叔、父母叫他一弟。杨开慧故居管理员说在“开慧百年”纪念活动之前整修时也发现她塞在墙缝里给一弟的信。为什么有这样打乱堂兄弟排行的称谓，我至今也没弄明白。 白石塬介于高桥镇和金井镇之间，金井镇在长沙平江的交界处，因此白石塬和附近一带居民的土话是带有浓厚平江腔的，但是都能够说长沙官话。 当年我还在那里听到过有一种称为“翻话”的暗语，比如：“他们是汉奸坏人”，说成“拿塔能猛利市烂汗连奸来怀宁人”，有一些基本规律。据说是沦陷时期糊弄外来汉奸的密谈。这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不知道后来是否有学者留意过。 前几次会战保卫了长沙城，长沙东乡是首当其冲的战场，乡下有过短期沦陷，曾经有鬼子兵在白天进入过白石塬。我听姐姐说二次会战时期日本兵曾来过一次，妇女儿童都上后山躲避，可是鬼子没进入门抢劫抓人，只在许家屋场门前的“禾堂坪”放火点燃稻草垛，看见火光燃起以后日本兵就走了。乡民随即出来救火，草垛的火只延烧了小部分屋檐，抢救及时没让房屋烧起来。但殃及池鱼，烈火烤焦了我家存放在许家屋场“夹墙”里面的一些东西。“夹墙”是旧时大户人家在房屋建造时设置的一个房间和一个房间之间的小空间，一般人在里面看不出来，只有经验丰富的土匪可以采用外墙总长度减去各个房间内空间之和发现其中有夹墙。 因为曾经有过鬼子在白天进村，所以在避难期间我基本是宅在家中，只和我年龄相仿的邻居家两个女孩玩过“跳房子”，有时也和母亲去对面的表伯家看望，那里有因战事辍学的两个表姐和一个大我十天的也是和我一样文静的表哥，因此我的童年没有当时小孩子“弹弹子”、“滚铁环”一类的室外游戏经历。 沦陷期间的长沙东乡虽然在山区有许多没敌伪组织的真空区，但都被比较平坦的小丘陵地带的敌占区隔断，往来十分困难，因此胜利以后走亲访友马上恢复。 头一个来我家的远客是朱耀华将军。记得那天他一身白竹布短衫，在客厅和父母谈笑甚欢也赞扬了我们姐弟，吃饭前他平易近人和廖杨两位寒暄。我和姐姐很奇怪朱姨爹拿碗的手怎么一直在抖。次日我家备轿送他走后，父亲告诉我们，当年淞沪会战不要说我们武器远不如敌，人家的兵穿皮鞋我们的兵穿草鞋。朱师的阵地当时是敌众我寡又无后援，临近失守他写下遗言，在举枪自尽的一瞬间勤务兵跃身扑过去，这样子弹才没打到脑壳是穿过了左肩胛就留下了残疾。 朱耀华将军因为厌恶内战，抗战胜利后就回乡下隐居。 1950年的寒冬腊月，乡下“挖浮财”，柳午亭老先生被光膀子斗争，农会知道他不怕冲冷水，打算对他泼大粪斗争了；恰在此时中南军区派军官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来抢救，午亭先生在吉普车上就告诉带队军官，朱耀华将军正在被斗，可是那位军官不知道朱耀华为何许人，等到他回武汉汇报中南军区首长再来抢救，朱耀华将军已被“镇压”多日了。 父母率我们去拜望八叔嗲嗲。八叔祖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湖南军界地位很高，北伐以后即退隐乡下，历届湖南省执政者都聘请他为省参议。八叔嗲嗲是我祖父的堂弟，只大我父亲十几岁。那次拜望除了记得他的续弦夫人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叔叔以外，没有其他的印象了。 相隔不久，随学校撤退到湘西的镇叔和毛姑回乡马上就来白石塬看望我们。八叔祖母去世以后在长沙沦陷之前他们是常来一师附小我家的，幼年丧母的毛姑和我母亲、姐姐一直很亲热，决定到离开我家很近的达德中学继续读书。 镇叔在湘西已经高中毕业录取在国立师范大学。镇叔衣着朴素待人彬彬有礼，知识渊博庄重少言，记得他一闲下来就看英文书。他不厌其烦、和蔼可亲地回答我好多幼稚的问题，那时我就十分崇拜镇叔，对我以后影响很大，详待后叙。
1945年秋，设立在刘家祠堂的迈群小学筹备开学。已经出门安全了，白石塬附近来读书的学生很多。 因为战事的影响，姐姐在住校读中学时已经超龄，而且当时家庭经济状况也没能力供她再去长沙城住校读高中。所以闲在家里的姐姐就去那里教一、二年级。另外一位是回乡避难的高工毕业生（相当如今的大专）杨老师教三、四年级。 这个学校是一到四年级都坐在祠堂大厅上课的复合教学班。虽然姐姐在那里教书，但有时候姐姐早上没课就我一个人去学校。记得在一个雪后的上学途中，我的短套鞋陷在雪地的烂泥里面好不容易才拔出来。母亲知道后就给我买了双木屐。 我一进去大概就是读三年级，因为记得批改我作业的是杨老师。和我同年级的有小表哥兆果，是五伯伯的次子，他们堂兄弟姐妹命名的排序是仁毅果敢、智慧光明。 我自幼没有被父母打骂过的印象。当年冬天我不肯穿姐姐留下的大衣受到母亲的严厉斥责：自古笑烂不笑补，这不烂不补为什么不穿。我说袖肩上有摺是女孩穿的。母亲说照这个道理倒冤枉你了，那就改一改吧。 1946年中华民国进入宪政时期，乡下在建立民选政权。待业的父亲当选了当地的乡长。平易近人的父亲在乡民中印象不错，二次会战在乡下时他深夜单身“捉鬼”也广为传言，何况原来是在城里做过“大官”的。我不清楚当年的选举经过，但他的“当选”毫无疑问必然是有五伯伯和其他乡绅在幕后安排的。廖杨两位跟随他多年，自然和他一起去那里任职。这样我家就不再种田了。 不久，留学美国的大表哥兆仁回乡探亲，每人都有礼品，送我的是“玻璃皮带”、“玻璃牙刷”和一些卡通画片。那时不知道这些是塑料制品，感到新奇得不可思议。大表哥是三伯伯的儿子，随后就回美国去了，四九以后我和他有过通讯，在后面要叙述到。 1946年秋有位叔外公去世，母亲带我们姐弟去悼念。 母亲一直是恭敬有加的承袭姐姐生母的身份和那边的亲戚交往，受到那边亲友的一致赞扬。 这次奔丧，大厅有许多隆重的仪式，可能是我没在场，除了记得“礼生”（司仪）有人来吊唁就高喊“孝子敬谢”之外没留下其他印象。 记忆深刻的是在侧厅有六七张桌子开“流水席”，所谓“流水席”是吃走一批马上收拾干净，继续上菜开席。我喜欢吃八宝饭，想吃了又去坐席，吃几口上面的果子就下来。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责备了我：“不成体统，你太涉（失）格。”回来时那边的亲戚送了许多礼品，还用独轮车送我们走。一边是大包小包、一边坐了我。去时是坐独轮车的，因为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母亲怕小孩耽误时间。当地的习俗是如果客人留宿，请来推独轮车的或者是轿夫一般是当天返回的，不至于造成主人家的住宿和礼仪方面的压力。前面说到朱耀华将军来访，次日也是我家备轿送他走的。 中途我们在一堂舅家停留，这位读书人的舅舅却爱好“打铜”工艺。他送我们一只“灶里铜壶”，是可以在烧饭菜的同时“叉”到灶堂里烧开水的。壶身是整体地用紫铜片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的连接也没有一点焊锡。这个“灶里铜壶”至今仍在，算得上是了解金属工艺的我，至今也没明白他是怎样敲打出来的，在我国民间的确存在一些绝技。 那时大人从来不操心我读书和做作业什么的。反正同在一个教室只要你想听什么课都听得见。当时是允许“跳级”的，我读了一年半就毕业，我和果哥都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在当地很有名的“沙田中心学校”。 这个学校离家有十余里路，还要翻座相对高度有五十米的菜家岭，于是我在十周岁时就要寄宿学校读五年级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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