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五：一捆井冈山扁担…1968日记选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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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五：一捆井冈山扁担…1968日记选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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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五： 一捆井冈山扁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写知青生涯回忆录时，首批开列了十个题目。虽然进展不快，但写得还算顺手，就决定“扩容”。在1994-7开列的第二批十个题目中，为首的就是“一捆扁担”。然而迟迟未有动笔。直到不久前清理旧账时，我细细分析了这篇回忆录为何“难产”的原因，给自己留下了“备忘录”——寻找1968-11日记，回忆扁担上的题字。近日总算把这件事梳理清楚了。
在整理自己四十余年前的日记时，看到有好几次提到“区里护送我们来赣”的护送团。 1968-11-28日记提到了有四位，邹、殷、吴、王。 11-30日记则提到护送团将于次日回沪，还特地记录了这四位的身份。 “区革委会干部老邹”。他是带队的。记得当年他已经四十上下了，如今应该是八旬老翁了。在上山下乡狂潮中，他一直处于区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组（区革会毕工组，后来改称“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安置第一线。印象之中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还在为云庄大队知青成立独立核算的生产队一事出谋划策。 “区工宣队老殷”。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在区一级也有相应的工宣队指挥机构。对上山下乡这样的大事，工宣队当然少不了参与其中，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吴老师”。不记得是哪个中学的教师了。在一大批十六七八岁、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娃”走上人生之路时，有一个中学教师来送一程。 “王医生”。一个区上百个学生，全市上千个学生，远征千里之外，这在上海还是头一遭，所以配备了医生“护驾”。 这“四路人马”真可以说是在组织、政治、思想、生活上面面俱到。 12-1日记写到，上午六点半，护送团离开云庄，“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及插队落户的青年们热烈地欢送他们”。“后因汽车没有返回，明日出发”。
1968-11-22，是我们来到云庄村的第三天。天气晴朗。上午，生产队干部带领我们爬山，区护送团成员也一起参加了。 记得那天是村子背后的一条山沟，上山的小路只有一人宽，蜿蜒曲折一路上行。生产队干部边走边介绍情况，但三十多人是一字队形，无法集中在一起，只能断断续续听到大队支部书记的一些话语。当地的基本生产情况是，山沟里是层层叠叠的水稻田，山坡上有杉、竹、油茶等经济林以及大片野生树林。但主要的生产劳动还是在水稻种植方面。至今还依稀记得云庄村的劳动力要摊到每人十多亩水田。 尽管新干是丘陵地带，有山但不大不高，但是，长期住在大城市的人们还是被这样的山林田野深深吸引住了。忽然又传来一个消息：这条山路曾经留下过红军的足迹。云庄乃至新干虽然属于井冈山地区，但在二三十年代并不属于“红区”范围而是“红白”交界地区，毛泽东林彪等都曾经在新干的麦？（上斜下土）有过一夜留宿（1970年曾经策划修建纪念馆，因9-13事件而终止）。大家听了很兴奋，就把这座山叫做“红军山”了。 这座只能算得上丘陵的小山，的确有点非同一般，有一段路特别陡，几近40度了，用锄头挖出一个个凹坑作为踏步，才得以一步一步上山。不久之后一个晚上，有一个“阶级敌人潜逃”，我们连夜到各生产队追捕，适逢下雨，到了这一段滑溜溜的山坡陡路，就只能手脚并用了，或曰四脚落地。
当地人都有习惯，上山必带柴刀。那天爬山时，经过一片竹林，生产队的干部们就顺便为我们砍了一些竹子，当场就削制成了一根根扁担。这一举动，激起了刚刚下乡三天的我们的“革命情调”——做一些扁担让护送团带回上海去！这是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扁担！那个时代的人往往还记得“朱德的扁担”这样的故事。……我们掮着正宗的“井冈山扁担”满载而归，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老乡们还迷惑不解——上海人要那么多扁担干什么？大城市里也用得上扁担吗？ 以后的几天，护送团去另外几个公社、大队执行本区毕业生的安置任务去了。到他们完成使命即将回沪的前夜，11-30晚上，我们纷纷拿出“井冈山扁担”，让护送团带回上海。由于毕业于不同学校，大部分同学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67届毕业生中赴江西插队是属于离校较早的），更由于在充满革命豪情与政治热情的年代里“井冈山扁担”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母校师生们赠送“井冈山扁担”，成为护送团的一个重要负担。虽几经协调，各校平衡，但最终还是有偌大的一捆。就以云庄村计，三个班，平均每个班来自两个学校，就有六个学校；每个学校两根扁担，就有十二根！还有来自其他村的呢？ 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年在扁担上的题字。“我们东风八个人合送一条扁担，上写，赠东风中学工宣队、军宣队、校革会、全体革命师生，八名井冈山战士。”这是“校级”的，另外还有一条“班级”的扁担，上写“赠老师们、同学们、亲爱的战友们，一根扁担寄红心，战友用它干革命，昨日东风杀沙场，今在江西开新宇。你们的战友、井冈山战士。”除此之外，还捎上了一些油茶籽和野果子，让上海人们看看当时赫赫有名的洗涤剂——茶籽饼的由来，尝尝山上摘来的两种外形相似但味感相反的野果子“甜杜”与“苦杜”（谐音）。
许多天之后，上海的老师同学来信了，他们收到了我们托护送团带去的信与纪念品，但是没有“井冈山扁担”！幸好护送团对师生们如实相告：他们带回去的东西确实不少，火车又很拥挤，所以在上火车之前决定，把那些扁担全部留在了火车站外面！我们都惊愕不已，这可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纪念品啊！但是还有消息传来，他们每人还买了几十斤橘子，新干三湖出产的小小的贡橘也是颇有名气的土特产啊！带到上海是绝对受欢迎的好东西、抢手货喔！……于是，大家都恍然大悟，那个晚上的慷慨激昂全部付之东流了！至此，区里的护送团在当地活动了十余天，带走了一捆“井冈山扁担”，留下了一段难以评说的往事。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我曾经在1994-7写下这样的感叹：“请护送团的老师、工宣队师傅带回上海的‘井冈山扁担’被遗弃在火车站旁的旷野中。无知青年的狂热与成年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段话不免有些过激，但是，随着社会生活资历的深化，我们自己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
那捆扁担是“送”给了远离山区的樟树火车站附近的农民们了，也算是物尽其用，有了合理的归宿。之后几年里，我倒是在回沪探亲的时候陆续带回了三件“井冈山制品”——竹扁担、木扁担、竹杠棒。这是家中生活的需要。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煤气，要到煤球店买煤球，虽然可以送货上门，但家里还是想节约那笔送货人工费。而我在江西锻炼出了“挑担功夫”，于是带回了“井冈山扁担”，每年冬季的春节前后，在南阳桥街头可以看到一个小青年，一脸稚气与书生气，居然能够挑着一百斤煤球稳稳当当走在马路上。后来又带回一根木质扁担，其使用寿命肯定要比竹扁担长得多，也是上海滩上不太常见的东东。再后来，城里推广使用煤饼（蜂窝煤），店里不用煤球筐了，也就无担可挑，就带回一根一米五左右的竹杠棒。但是不记得有两个人抬一摞煤饼格的经历，也许那时又取消了送货人工费？ 1978年，全家迁居到了有煤气供应的新房子里。我出于“插队情结”，把它们三位也一起搬进了新居。以后两度迁居，依然“形影不离”。2001年再度迁居时终于遗失了，我还特地到到几处可能的地方寻找，一无结果，真是成了终身的遗憾。
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 很多年了，提到1968-12-21，我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我们是在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月又一天，从上海“城里”来到江西“乡下”的。千百年来，这些山里的“乡下人”已经把自己的穷乡僻壤看作是“流放地”。从城里“发配”到乡下的，“冇好人”（冇mào=没有），凡是被从城里下放到这里的，多多少少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到离县城最远的山沟沟里来吃苦呢？不就是为了改造“坏人”的思想吗？……到了文革年代，“坏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了。至于我们这些“短个仔”（当地对十来岁青少年的称呼），则成了当地人从未见到过的、如此年轻的“小牛鬼蛇神”，从几千里外下放到这里，更是非同小可。多少年了，村民们遇到大事都以干部的说法为准，这样的习惯思维已经深入人心，群众也罢，干部也罢，莫不如此。所以，这种“无稽之谈”起源于当地的一些干部。尽管我们再三再四地解释，“我们不是小牛鬼蛇神，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毫无效果，无人相信。我们都感到是有口难辩的莫大苦衷。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1968-12-21晚上，“我们正和支书、大队长烤火”，应当就是在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大队部，正好听到有线广播中传来“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就一起“进行了学习”。当晚，我立即在日记本扉页上草草记下了梗概。数日后从报纸上抄录了全文（参见《我打开1968年日记》）。 当天日记里有并不怎么起眼的一句话——“我深深感到，插队落户这条路走对了，我坚决走到底！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为毛主席争气！”——粗看只不过是一句那个年代的“应景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因为，我们已经背了一个月“小牛鬼蛇神”黑锅！乍一听到“最新指示”，真有获得平反的感觉：“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自从那晚之后，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小牛鬼蛇神”的说法果真从此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似乎从此有了一个钦定的统一称呼“知识青年”，也不再自称“红卫兵”“插队青年”“革命青年”“革命学生”等等了。 然而，面对知识青年的扬眉吐气，很快又传出新的说法了：“毛主席让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是谁竟敢如此大胆、口出狂言？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晚上和我们一起收听广播、一起学习“最新指示”的大队支部书记！ 这位“农村的同志”，担任大队书记十余年，那年刚满五十虚岁，算不上已经上了年纪，但大家还是按照当地对上了年纪的男子的称呼，尊称他为“老大”。”老大”不愧在农村基层领导岗位久经磨练，以至于对最高指示也有另类解读、独特见解！如果要较真的话，”老大”讲错了吗？没有。“最新指示”中，确确实实没有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啊。 “老大”对“知识青年会回去的”不仅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也真是这么做的！——“知青安置费”被”老大”“挪用”，买回了一台拖拉机——全县第一个生产大队拥有自己购置的拖拉机！当时，全大队六十余名知青的安置费共计两万多元，加上大队已有的一些积累，买“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就不差钱了！也许，在那里的城里人居然真会如此长时间地下放，是“老大”没有见到过的现象，而且还没有出现“号召回城”的明显迹象。所以，到我们下乡后四年半，1973年上半年，总算开始启动“知青住房建设”。若这一年没有李庆霖的信，工程的完工可能还会遥遥无期。 12-21那条80来个字的“指示”，不到80年代就被彻底摈弃了。“老大”当年的先见之明、“大胆狂言”就大方向而言是说对了——知青的确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不知道，当大返城形成十年之中的另一次狂潮的时候，面对他从未遇到过的下放时间几近十年的知青一个一个离他而去的局面，“老大”又是什么想法、什么说法。 到1980年初，村里的上海知青已经一个不留了。可是那一年春节期间，知青们还特意邀请“老大”到上海来游玩了一次。几天之内，中午、晚上的饭局接连不断。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饭店酒家，回城的知青还是在蜗居斗室里“螺蛳壳里做道场”，各显身手予以招待。轮到我接待”老大”时，还特地在当年上海的“地标”——上海万人体育馆门前，一起摄影留念。足以在“日记选”中专写一篇了。【1980日记选：庚申春节接待“老支书”】 下图为1980-2-24的留影。 （右起：知青小徐，“老大”，我。站在前排的小孩是“老大”的孙子。） 那位“老大”已在九十年代撒手人寰，如今“回去看看”的知青们，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祭扫“老大”。下图为2009春节期间当年的知青“回去看看”时特地去看望“老大”。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每年到12-21前后，我总会想起那些公然与12-21指示“大唱反调”的人和事。我依然对“老大”当年的另类解读感到钦佩，也为自己当年的幼稚与天真感到可笑与可怜。 图片地址：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001092012537/
平安夜的一声爆炸 现在似乎人人皆知，12-24是平安之夜。而在那个“彻底批判封资修”的年代，没有人会想到、更不会提起这个夜晚。我则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直到这些年才略微晓得一丁点儿。1968-11下乡到江西新干的云庄村后一个多月，恰恰就在这个平安之夜经历了一起心惊肉跳的爆炸事件。 到云庄不久，上海知青时常有家里通过邮政寄来的包裹，需要到邮局领取。头两年，云庄村的邮政投递关系在曾家邮电所，距离云庄村10多里路，大步流星单程也需要一个多小时。1968-12-24，是我们云庄知青的第一次“曾家陂之行”。一路上，除了亲历了那“终身不忘的一条河、一座桥”（详见该文）之外，还有另外一起爆炸事件，令人难忘。 那天上午，我们知青集体户八班去砍了半天柴，劳累之余，稍事休息，已经到半下午了，我与小郭一起去曾家陂邮局领取邮政包裹。我们俩在“拿埠河”那座曾经令知青“谈桥色变”的桥上，颇有点意料之外的顺利地来了一个往返，成为云庄知青中最先“吃螃蟹”且大获成功的两个人，心里颇有成就感，喜滋滋地快步走回云庄。因为冬天日短，此时夜幕就要降临了。 在拿埠过河过桥后不远，就开始进入一处山口，去云庄村的必经之路——“拿埠口”。这处收拢的山口，有点像电影或电视剧里那种典型的设埋伏打敌人的“袋口”“关隘”，两侧的山逐渐靠得近，且比较高，因而更觉得比别处光线差一些，昏暗了不少。我们俩也就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走出这个口子，就是云庄村所辖范围内最大的一片良田沃土“大垅”的最南端，虽然地势开阔了一些，但天色也渐渐暗淡下来了，所以我们的步伐不敢怠慢。 向云庄村蜿蜒而去的小路，位于东边山脚下；紧挨着一条小溪，这是当时“大垅”里一条重要的给排水沟渠。进入“大垅”后不久，这条通往云庄村的小路向西拐弯、横跨“大垅”的时候，要越过这条小溪。虽然小溪十分狭窄，纵身一跃就能跳过去，但这条小路是一条重要的对外要道——交公粮、卖余粮，化肥农药的进村，无论是肩挑还是推独轮车，都要走这条小路，所以，一路上都是青石板的路面，在跨越小溪时，还用青砖搭起了一个拱形涵洞。青石板路面和青砖的涵洞面上，都有独轮车留下的深深的车辙。 我和小郭提着包裹，一前一后，在小路上疾步往回赶。我大步跨过小溪上的那个涵洞，继续前行，突然听见身后“轰”地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差点一松手把包裹掉了。我回过头一看，小郭掉下去了，还好，小溪很浅，大约一尺多深而已，所以一条腿还跨在涵洞上。他一个跃步转身就回到了小路上，包裹也还抓在手里。我心里砰砰直跳，忙不迭问小郭是怎么一回事。他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不知道啊，只觉得一脚踩到了什么东西，紧接着就是“轰”……。的确，空气中有类似玩烟火爆竹的气味。 我们四下打量，没有别的动静，除了我们两个人的对话，一片寂静。我们左右张望，没有别的人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片空旷田野里。不远处是东边的山坡，是漫山遍野的灌木丛，一阵风吹过，沙沙作响，树影摇晃，说不清楚那里有没有“潜伏”？我们脑海里闪过小说电影中的那些描写，心里不免紧张。我们甩动手脚，都是一切正常。看看天色愈来愈暗，二话没说，就赶紧一路小跑，朝隐约可见的村子跑去。 到家了，我们气喘吁吁地向老乡叙说自己的历险记。老乡说：一定是有人发现了那附近田里路上有什么野兽的脚印了，于是就在砖砌涵洞的隐蔽处下了埋伏。据说是用香喷喷的饵料夹着土制炸药，引诱夜间下到溪里喝水的野兽，或吞咽咀嚼，或踩响炸药，非死即伤。 所幸的是，炸药威力很小，我们没有受伤！不过，总归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惊险呀！ 于是，我在日记里记下了一笔——1968-12-24，“下午与郭同去曾家陂取包裹，天黑才回家。回家路上还踩响了一个老乡用来打野兽的火药。”
（1）插队落户的最初三天 1968.11.19 星期二 晴 上午十点，我们离开了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向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军！······（28） 【忆与议】 这是我历时四十年的日记的开篇第一天。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当天日记。因为1968-11-19的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记得那一天我们大家在火车上挤挤挨挨着，在闲扯到疲乏至极后摇摇晃晃进入梦乡。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一节卧铺车厢，但涌进来许多插友，不可能享用卧铺。这个细节直到现在无法查证。也许是个梦境？ 相关链接：《一碗蛋炒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能在列车上写日记的。我又注意到以后连续几天日记的末尾都有“（28）”，而1968-11-20到达目的地云庄之后又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行李也是两天后才打开，所以也不可能当日事、当日记。所以，“（28）”的含义应当是补写日记的日子。
大概是半夜进入江西境界的。今天上午七点差十分，火车胜利抵达江西省清江县樟树站。稍休息，约九点，卡车把我们送到新干县城，约十点半。午饭后，十一点再乘卡车，经过约五十里路程，来到距离云庄大队三里路的小坑大队。云庄大队全体贫下中农倾村而出，连午饭都没吃，赶到这里欢迎我们。虽然场面不大，但气氛相当热烈。随后由贫下中农带领我们步行来到目的地——江西省新干县鸡峰人民公社云庄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 后来行李也送来了。贫下中农帮着我们搬行李。 晚上，我们，东风的费、刘、郭、金和我，南塘的宋、陆【共】七个人睡在六块二尺宽也不到板上，连衣服都没脱，熬过了一夜。因为地方实在太小没法子拆行李，也没法子睡。（28） 【忆与议】 这段日记与1995年10月写就的《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互为补充。回忆录中对细节写得较为详细，而日记中对一些“时间节点”的具体数值——到达樟树站、向新干进发、到达新干县城、向最后目的地进发——近乎是即时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相关链接：《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我在1995-11-20（“插队第一夜”27周年纪念日）夜起草、1996-02-22改定的《插队第一夜》中，在细节上还是经不起“原始记录”的检验。翻阅当年的日记，发现有一个差错：第一晚是七个人和衣而卧，不包括副班长沙。回忆起来，沙身体不好，生过肝炎，好像照顾他睡到大队部或是某个队干部家里了。 相关链接：《插队第一夜》1968.11.21星期四晴上午也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下午由大队开了一个会，介绍这里的生产情况、阶级斗争情况。 由于睡床问题没有解决，只得又将就了一夜。（28） 【忆与议】 在这天日记中发现了一个已经遗忘的情节：对我们如此之多的上海知青到达云庄村毫无思想准备，使得突击征用“地富分子”的住房也措手不及，以至于我们连续两个晚上七个人和衣而卧。
抽空写了一封信，算是给家里安家信。今天搬了场，是一家富农家搬出来的。我们东风的五个人和南塘的三个人和建庆一个人睡在二楼。原来是堆放东西的，很脏，光线也不太好。但比起前两夜要好得多了。上午爬山。（28） 【忆与议】 末尾仍然标着“（28）”。似乎是来不及补写许多已经过去多日的细节了。11-22上午的爬山是很兴奋的一件事，但是4个字就带过了。11-21甚至写道：“上午也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其实最初一个星期的生活充满了诸多根本想象不到的情况，以至于自己也记不清楚了，糊里糊涂之说也还算合适。
1968.11.23 星期六 晴 今天上午第一次出工。内容是锄草。由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受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脱离工农，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了生产劳动实践，就是连锄草这样轻活，也觉得很累。下午整理东西。（28）
今天整天锄草。···（28） 【忆与议】 1968-11-20到达“第二故乡”，11-22上午由大队干部带领去爬山（在那天的日记里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上午爬山”，实际上大有文章，我在1994年计划写的“一系列”回忆中就专门列入了与之相关的一个题目，十五年了竟未能成文，汗！），算是“认识”一下吧。11-23就开始正式参加劳动了。 不过，这个日子在大脑记忆中似乎“集体失忆”了。去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我向好多插友提问，“还记得哪一天开始出工？”回答都是“不记得了”“忘记了”“大概是12月1号吧”。若无日记，我也是绝对想不起来的。 “脱离工农”之类“三脱离”的自我批判，活生生地表现出那个时代沉迷于“政治挂帅”“无限忠诚”的现代迷信与虔诚之中，这在如今是无法想象的。 至于日记中的“锄草”之说乃谬误也。时已初冬，作物均已收获完毕，大田一片空荡荡，何以“锄草”？实际上这是冬闲季节整修农田的一项内容，就是把田埂上的杂草除掉，仿佛是剃胡子，因为田埂有三个面需要“修整、理光”，所以当地农民称之为“三光”，很形象、又风趣。 记得刚开始听到“三光”一词时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时，我也有点过敏：为什么用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行径来称呼我们自己战天斗地的正义行动呢？只是没有人带头提出异议，我就不吭声了。日子一长，对这个词也习以为常了，自己的日记里也用上了“三光”的说法。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12-22了。 时至今日，说到“三光”，上了一些年纪的中国人仍然几乎都会联想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但不会与农事项目联系起来。然而，在貌不惊人的山间小村，为何硬是把两者绑到了一起？抑或偏居一隅的山民们不乏幽默调侃的本事？幸运的是，当地既没有矿产资源，又远离交通要道，在三四十年代躲过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 其实内中还很有名堂。无意之中，今年四月我到“金山词霸”去看看那里面有没有“三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高级汉语词典》在“常用词组”中有“三光”——古时指日、月、星。又是“偏居一隅的山民们”的创造，把古义延伸引用到农事记工上来了？事实上，江西有着庐陵文化的深厚底蕴，对“三光”一词的来源、运用与变化是不是值得探究呢？ 相关链接：《从修圳说起》（附图）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093109033899/
1968.11.25 星期一 晴 今天一天是捡油茶籽。活儿不重，可就是上山、下山比较累，挑担也蛮够呛。 给周信完成。另给郑写了一封信，但无法寄出，邮递员要明天才来。 徐公社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晚上生产队传达了。这里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28） 【忆与议】 在“大上海”无论如何现象不出偏僻山乡的闭消息塞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下乡后快满一星期了，邮递员还没有进过山，又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于是就“亲口尝到了滋味”。日记中提到的周、郑都是我的中学同学、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联系。周还保存着我们当年写给他的信件！可惜他太忙，一直没时间找出来复印一份给我。 下去后没几天，我们在云庄大队插队的六十余人的“头儿”徐与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回来说又有“最新指示”发表了，此时的我们还远远没有淡忘“上海滩”连夜赶在第一时间“庆祝”“学习”的情景，相形之下，我们在山村里却要等着一级一级传达下来……。如此这般的偌大反差，如此这般的思维惯性，就更加增添了抱怨情绪。 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用当时的习惯记下了“最新指示”的全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和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后面还注明“11.25晚传达”。记得这是当年10月13～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以后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深入批判“刘修”。随后的日记中反映了我们在山村“抓革命”“红海洋”的亲身经历。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还有过一阵幻想。某日看到江西的什么报纸上刊出省革命委员会一个常委叫万什么的被揪出来批判了，我们依旧像在上海时那样，对这类“路线斗争新动向”颇为关心，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居然异想天开——打算有机会去县城的时候买些报纸看看，甚至写信告诉家里争取有机会寄些材料去！真是天真到了极点，以为穷乡僻壤的县城就像上海一样那么方便就能买到报纸、资料。后来才知道，去公社就不容易，需要步行几十里路；去县城则要走上百里路，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再往后，我自己有一年居然没有去过县城一次！具体年份待考。 这天日记开头所说的“捡油茶籽”农活，写得相当简括，容当细细回忆。
1968.11.26 星期二 晴 今天一天又是捡茶籽。这儿要修水库，班里决定把我和郭留下搞三忠于布置和大批判专栏。这件事前几天就在说了，开始时我不乐意留下，但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服从班里的决定，并决心一定要搞好。战友们明天就要出发了。···（28） 【忆与议】 当年，下乡后三天，11-23就投入了“战天斗地”。但是仅仅干了四天，11-27开始就不要劳动了！ 当时，生产大队按照上级指令，凡是贫下中农都要家家户户开展“三忠于布置”和“大批判专栏”。在我们到达以前已经开始，但进度很不理想。（详见《大笔一挥》） 我们云庄村的三十余人延续了离开上海时的军事化编制，分为三个班，“番号”为四、七、八班，插到云庄村的两个生产队（云庄村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所以划分为三、四两个生产队）。大队把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了八班，我是其中一员。“头儿”与班长们开会决定让我和小郭完成这项任务。刚刚下去的时候，大家还真的好天真、好淳朴，在最初的激情下，人人都希望自己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积极、出色，所以对这类“非生产”的劳动是十分不乐意的。 而这样的日记中反映出来的，可谓是当年典型的思维方式。凡是要经过考虑斟酌的，多半冠以“思想斗争”，“斗私批修”，其结果总是“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
今天上午和郭、沙布置大队部。似乎什么事都没干就过去了半天。 下午，修水库的同志出发，我们帮着挑行李。 晚上，在大队部布置，有线广播里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头条新闻就是，全国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外还广播说，最近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历史文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而我们这里却啥也不知道，太落后于形势了。（28） 【忆与议】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天开始“三忠于布置”时增加了沙，也许他是我们八班的副班长，需要在我和郭即将开始“独当一面”地工作时“面授机宜”？沙早已不在人世，就是在，恐怕也记不清那么多细枝末节了。 当年对修水库是十分向往的，因为在小学、中学里接受了多年的教育灌输，对大寨、红旗渠等等“战天斗地”的壮举耳熟能详，所以能够亲手参加修水库的战斗，真是望眼欲穿。记得那天我与郭帮忙挑行李到几里路外的水库工地时，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亲眼目睹了水库工地的盛况（那是在隔壁大队修建的水库，公社决定“八方支援”，所以水库工地上已有许多人马，当然由于规模很小，故用不上“人山人海”），失望的是自己不得不“置身度外”，与壮举无缘。
今天布置大队部，搞了一天，基本完成。 区里护送我们来赣的老邹、老殷、王医生、吴老师今天回来了。他们是到其他大队、公社去安排的。卢湾区有些学校的同学确实很艰苦的，他们的位置在拔海1200米的山上，气候寒冷，生活艰苦。我们云庄大队要比他们好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鼓足干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人民多作出些贡献呢？拿我来说，当前就是要全力以赴，搞好宣传布置工作。（30） 【忆与议】 说到当年的卢湾区，总共有八个班，八十余人，都在新干县。其中六个班、六十多人到了鸡峰公社云庄大队，另外两个班去了其他公社。
今天是布置室外了。给贫下中农家门口写对联。由于物质条件差，故进度相当慢。又说井冈山专区将在二日检查三忠于活动情况，而现在进度如此慢，真急死人！（30） 【忆与议】 所谓“布置室外”，就是为贫下中农写家门口的对联，在那篇近4000字的《大笔一挥》中有详细的回忆。到了2006-5，还发生了绝对属于意外的一件事——做梦都没有想到，时隔38年之后，我竟亲眼目睹了自己留下的“遗迹”，详见《2005第二故乡行——（3）意外惊喜，卌载遗迹》。2009早春时节，插友回云庄，见到那些“遗迹”依旧赫然在目。时至今日，想起这个情景，看到那些照片，就有一种特殊的激动。
1968.11.30 星期六 阴 发生了一桩事情。昨天放在大队部的一听黄油漆不见了。这黄油漆是当前三忠于宣传布置活动的急需品，离2日【井冈山地区来检查三忠于宣传布置活动】只有两天了，偏偏在这关键时刻，黄油漆不见了，就像是过河没有桥、烧饭没有米，故工作只能停了下来。估计可能性有二：一是可能其他队的人顺手牵羊，带走了，但可能性不大。二是可能阶级敌人蓄意破坏。这儿云庄大队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是全县清队重点。“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于轰轰烈烈的三忠于活动，阶级敌人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就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必然要来破坏，我们务必不要松懈革命警惕性。晚上班开会时，支部书记通知，十二点以后不能通行，今晚有民兵放哨，全体民兵都出动了。支部书记又一再叮嘱沙，把厨房门锁上。估计领导上已作出了一定措施。 到了这里，只看到过19、20、21日江西日报、井冈山报，以后就一直没看到。毛主席最新指示，至今还未看到，只听到传达，也从未学习。据费、刘说，昨晚他们在水库工地上看到报纸，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咳，真倒霉，这里报纸都看不到，消息都不灵通，怎么谈得上紧跟形势呢？订报纸，可又得从明年一月份开始订。也就是说，12月份我们又将看不到报。 【卢湾区护送团】老邹他们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八班开了一个会，欢送会，开得很好。老邹、老殷、王医生、吴老师都发了言，启发很大。各校都托他们带些东西给母校和战友们。我们东风八个人合送一条扁担，上写，赠东风中学工宣队、军宣队、校革会、全体革命师生，八名井冈山战士。另外，费、刘、徐、李、金和我给薛、沈、余、罗等教师和战友送了若干油茶籽和野果，另还有一条扁担，上写赠老师们、同学们、亲爱的战友们，一根扁担寄红心，战友用它干革命，昨日东风杀沙场，今在江西开新宇。你们的战友、井冈山战士。 今天修水库的同学都请假休息。写信托老邹他们带回去。费、刘各写了一封给薛等老师和战友。我本来也想写，可就是思想乱得很，没有心思去写。这两天是干轻活，空下来，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上海，想到了同学们、同志们、···心里乱糟糟，理不出个头绪来，也说不出究竟在想些什么。 修水库请假回家休息、写信的同志们在今晚的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班长金更是激动，感到自己作为班长却如此轻率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很不应该，表示要从中吸取教训。（1） 以上是1968-12-1补写的11-30日记，将近1000字，是离开上海十天后最长的一次日记。当时“干轻活”——宣传布置，大多数时间是一两个“阿拉”在一起，全靠自觉，没有别人来指挥督促，加上工作时必需的油漆失踪，几乎无事可干，因而也就有条件去胡思乱想、胡乱涂鸦。 前半段，这真是极为可笑的往事。在那个“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因此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明明一件简单事，却人为地复杂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两天之后，真相大白，恰恰就是当初分析的两种可能中的另一种！我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上次少掉的那桶油漆，原来是给二队拿去了，昨天追了回来。”当时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后半段，是天真无比的“自我批评、斗私批修”，实在是当年日记的典型。至于区里的护送团在当地十余天，及至他们启程回沪，还留下了一段难以评说的往事。这与11-22的第一次爬山有关联，数十年来一直想专文回忆。
1968.12. 1 星期日 晴 今天依旧布置。由于黄漆的短少，故一天没干多少事。四点多钟，黄漆又买来了，也没干下去。一方面，郭和我一样，心思不集中，老想着去水库工地，另一方面，我的右脚给压伤了，也不大好做事。 这里最大的缺陷，我看不外乎是消息闭塞。前天晚上从有线广播里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致电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等同志，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黄永胜同志率中国党政军代表团抵地拉那，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庆祝活动。而报纸却老是迟迟不见，真倒了老霉。 上午六点半左右，护送我们到江西的区革会干部邹同志、区工宣队老殷同志和吴老师、王医生胜利完成护送任务，光荣返沪。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及插队落户的青年们热烈地欢送他们。同志们都说，亲人走了，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向一千万英雄的上海人民汇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 后因汽车没有返回，明日出发。 晚上修水库的同志们回来，向我问长问短，我深深感到革命集体的温暖，我从心底里感谢同志们。 【忆与议】 时隔数十年看这些日记，让我自己也忍不住开怀大笑。当初“政治第一”“政治挂帅”到了如此地步——对自己的脚伤一笔带过，至今也无法回忆起第一次意外是怎么一回事了；与此同时，又幼稚到了如此程度——连外交礼仪活动都觉得相当重要，看不到那些程式性报道就牢骚满腹。而更为可笑的是，区革会护送团回上海的时候，我们豪情满怀地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向上海人民和毛主席汇报！实在是把严峻的生活和漫长的道路想象得太简单、太浪漫了。
今天继续布置。上次少掉的那桶油漆，原来是给二队拿去了，昨天追了回来。 因为脚痛，使不出力，郭辛苦了一天。 本来我不想出工，脚痛嘛，但是我想到，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红卫兵的神圣职责，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分一秒都不能停，脚痛算得了什么？“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轻伤不下火线，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决定不顾脚痛，坚持出工。（4） 【忆与议】 如此的日记，如此慷慨激昂的语言，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年是很正常的，其中有纯真，有模仿。天真、幼稚、愚昧、愚忠，无以复加。 值得一提的是，下乡至今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红卫兵”。记得那年11月15日“兵临城下”似的决定到江西插队落户的同学，无论是真正的“红卫兵”，还是文革的“逍遥派”乃至“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到这时候一律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为“红卫兵”一员。到了乡下，我们也张口闭口自称“我们上海红卫兵”。直到12-21指示发表以后，才有了全国统一的正式称呼“知识青年”，而且是最高统帅亲自命名的哦。这也许是我们这些12-21之前上山下乡者特有的一段简短经历吧。
今天仍旧是三忠于宣传布置。脚好了一些，成果比前几天稍大了一些。 中午，邮递员送来一迭信件，内有费的家信一封，···这是来江西半个月内第一次收到的来信。多谢费的父亲，寄来了19～26号的文汇报，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两报一刊社论。 ···用了三天时间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较详细地谈了一下此地的情况。···（4） 【忆与议】 下乡后11-22给上海家里发出第一封信，12-3有几位同学收到家里回信了。相距为11天。这是他们家里回信特别及时。基本上是两个星期为一个周期。费父似乎早有计划“成竹在胸”，是我们之中第一个收到上海报纸的，看到了11-19～26号的文汇报，解决了我们看不到报纸的愁与恼。 我大概是比较木纳，反应迟钝，直到下乡两星期之后才有了写信的灵感，居然花三天写了一封“详细报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写第一封信那晚，睡在阁楼上的九个男同学是“集体行动”，费、刘等“一呼百应”，大家都提笔写信了，而我还不大愿意动笔，全靠费等催促：“赶快写封信吧，让家里放心”。但我迟迟难以下笔，因为脑子里空空如也。幸亏大家是围坐在床沿写信（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偷偷看旁人在写什么，才勉强涂了一点点。那位费同学写得很快很多，衣食住行，面面俱到。由于我向来不善于记住饮食内容，所以一路上、下乡后吃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写不出来，恰巧偷看到费同学写得头头是道，就“连续作弊”似地照抄照搬，不料被费发觉了，公开爆料，让我羞得不行。
1968.12. 4 星期三 阴 昨晚八点半左右开始下雷雨，时大时小，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房子结构简陋，又加上年久失修，有几处漏了，但还好，没有漏在床上和行李上。清晨，雨止。修水库的同志们昨晚回来，因下雨，就挤在一起睡了一夜。因为天下雨，今天他们没有出工。上午，有的写信，有的看报刊。下午根据大队支书的意见也未出工。 按此地风俗习惯，今天是十月十五，他们杀猪、磨米做团圆，有的还穿起新衣裳，有如过年。但问他们，叫什么节，又不知所以然。 下午各班排练文艺节目。我和郭没有参加，继续搞三忠于宣传布置。 【忆与议】 当年的住房，实在不算最差，是一家富农被生产队勒令搬空了给我们住的，自下而上，全部是青砖墙，这在云庄村是不多的。因为相当多的农户盖不起全青砖的房子，墙壁只有最下部的一米高是青砖砌成的，以上都是土坯（土砖）。这是由于当地全年雨水丰富，比较潮湿，所以必须有一定高度的青砖墙垫底，如果是全土坯的，就容易受潮、变酥，用不了多久就会倒塌。 当然，在结构方面，的确简陋，在屋顶的椽条、檩条上直接排放小瓦片就算是屋顶了，没有任何隔热、防水措施，这也是在当地经济条件下的习惯做法。我们云庄村有三个班，四班和八班的男生被安排在这幢房子里。四班的男生挑了“底楼”，认为这样比较方便，省得老是上上下下。我们八班的男生认为“二楼”比较干燥，衣物之类不易霉变。 所谓“二楼”，其实是搁楼，当地农民用它堆放杂物，不做卧室的，所以即使刮风下雨的时候发生一些透风漏雨也大体无碍。一般每年请人“拣瓦”一次，把由于刮风下雨或被猫踩踏而略显凌乱的屋顶瓦片整理一下，恢复阻风挡雨的功能。 而我们是把“二楼”作为“卧室”了，显然与房子结构原有的功能大相径庭。刮风下雨导致透风漏雨我们就有点大惊小怪了。习惯于用城市眼光观察世界的我们，“下车伊始”，就轻率地给出了“年久失修”的结论。记得到生产队反映情况后，毫无对策。以后又叫嚷了几次，来了一个村民，东张西望，用竹竿拨弄了几下就说好了。当晚又是连夜雨，漏得更厉害了，只能把床铺搬来挪去，避开漏雨处，一夜不安宁。由于“拣瓦”的泥水匠们不是上海的房管所，不可能召之即来，还不知道他们在何处“打工”，无从寻找，所以让我们着实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再往后我们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这天日记里说，农历十月十五，“像过年一样”。这样的习俗确实在发达地区不大看得到了。记得回上海时问父母辈，也没有人答得出来。现在到网络上查询，才得知此乃“下元节”，源于道教。至于为何在江西一些地方仍然流行，肯定与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有关，但具体缘由要请教专家了。 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185001.html中国道教一向认为天玄地和地玄天，地生万物，水为生物之本，且地含水。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农业文明注重地水两元素对人类万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中国道教文化理念中一直蕴涵着以地为中心去观察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按照道教这种世界观，道教习惯将一年的“天官”（上半年）的正月的十五称之为“上元节”；下半年的地官节段的七月十五，则叫做“中元节”；由于地含水，水作用地，所以，地官下半年中段的十月十五则是“下元节”。这上、中、下三元，则组构出了道教对世界的三元一体系统认识。 参考资料：民俗节庆网http://www.1155815.com/。
1968.12. 5 星期四 晴 继续搞布置。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训。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错给一家富农门口也写上红底黄字的对联。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也说明了我们同贫下中农接触太少了，感情太淡薄了。 小坑水库胜利完工。同志们凯旋而归。··· 【忆与议】 1995年在我的“一系列”回忆文字《大笔一挥》中，把埋没在心底将近卅年的“政治事故”记录下来了。而当年发生“事故”的当天，日记却写得如此简单。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年代，这一“政治事故”的责任是可怕的，但是不能给“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抹黑，内幕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所以，在日记本上也要充分注意不要给“敌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并且把可能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说白了，是为贫下中农和干部们“避讳”。看来我的“革命警惕性”是超级敏捷的。其实，那个时代那种气氛究竟有什么意义？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附：《大笔一挥》的有关内容—— 工作了几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惊肉跳的意外“政治事故”。这天晚上，我还在吃晚饭，有人跑来问我：“你今天怎么搞的？怎么给一户富农家门口也写上了对联？”这一说，真要把我吓得灵魂出窍了，这事如何是好？我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我可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队支书的儿子事先挨家挨户作好的记号行事的呀！他在每户人家大门旁的墙上用不同的记号指示出该户的“成分”，我就根据这记号，按不同的“成分”书写内容不同的对联。比如，贫农、下中农家门口都采用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中豪迈奔放的语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等等。上中农家门口多半是写“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当中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家门口是不刷红色对联的。由于事关“阶级阵线分明”的大事，所以才郑重其事地由支书的儿子事先作了区别记号，而我也深知此事的重要，因而特别小心，每到一户人家门口，总要仔细辨明记号，写完后还要再次“验明正身”，严防出错。所以，是不可能在我手中出纰漏的呀。 如今，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真令人不可思议。我在最初的一懵之后，清醒地领悟到此事必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生了问题。我连奔带跑地来到“肇事地点”，一看，“成分记号”清晰可见，竟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乖乖，整个儿颠了个个儿了，怎么会把贫下中农的记号错标到富农家的门口呢？我急忙去找支书的儿子，得赶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当我气急败坏地跑到他面前时，他倒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我刚开口，他就知道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别着急，我已经知道了，这事情是我出了差错，没你的责任，放心吧。明天找人去铲掉就是了。”哇，好大的一场虚惊啊！我如释重负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咚咚直跳的心还没有全部平静下来。
整天阴沉沉的。上午还下了几点雨，地上潮湿得很。 上午全体到云庄的青年到小坑听南模介绍经验。下午讨论。晚上老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今明两天办学习班。 1968.12. 7星期六阴今天继续办学习班。上午讨论，中午吃忆苦饭，下午不了了之。 这个学习班办得真天晓得。大家干劲都不足，也没有信心办好它。下午甚至连金班长也擅自去小坑了。 晚上算是结业式，开得不伦不类，好多人都溜了。后来老支书到我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女生宿舍，讲了很多事。从他的话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到贫下中农对我们的许多作为是不满的。 【忆与议】 下乡半个多月，这是第一次专门为我们办的政治学习班。具体内容无从回忆。但从日记中看出，当地公社、大队对我们是有管理要求的。反过来，我们还是用“城市运动式”的眼光来评判周围的事情，例如对学习班的失望。 小坑距离云庄三里路。下乡半月有余，我是第一次出村，往山外跑一次，见识见识供销合作社的“下伸店”（想不到那栋建筑物到2005年还能看到。在《2005第二故乡行——（3）意外惊喜，卌载遗迹》有照片）。“南模介绍经验”，具体情况也难以忆及了，可能就是1968年夏天写血书上井冈的一批热血青年（参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来为我们这些“后来人”进行“现身说法”。
上午男生锄草，女生捡油茶籽。下午队里抽水捉鱼，未出工。女生三点多钟才回家吃午饭。 本来今天继续搞三忠于宣传布置，可是用具又不见了。停了两天，结果笔、漆又不知上哪儿去了。 【忆与议】 办了两天学习班，宣传用具又不翼而飞！但是有了几天前的经历，这一次就“泰然处之”，再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紧张气氛了。 “队里抽水捉鱼”是平生第一次见世面，以后由于自己年年回上海过年就没有再次身历其境了。那一年是在村口一个池塘里，人工“拷浜”，几乎大半天，才池底朝天，捉到不少大鱼，家家户户分一份，打打牙祭。1969年起，在云庄村北面的山沟里修了一个小水库，“鱼塘”就北上且扩大化了数十倍。
1968.12. 9 星期一 阴 这几天都下了阵雨，气候开始转冷。 今天出了早工。整天价锄草。 晚上就后天开始分班开伙问题，全班开了会。由于气氛不严肃，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来。 【忆与议】 下乡以后半个多月，我们三十余人依然保持着三个班的编制，集体化的生活、劳动。一日三餐是吃“供饭”（一种由村民为来村的外来人员包括干部和劳务人员提供饭餐的制度，生产队给予一定的工分补贴）。我们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当然不可能一直享受“供饭”。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开伙仓的呢？当年的插友中没有一个回答得上来。如果没有日记，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定会同样的目瞪口呆。
明天起各班分开搞伙食。今天一整天没有下雨。 下午与刘一起去砍竹子，真够呛。刚回来洗好脸，砍柴的同学“求援”来了，他们干劲真足，砍了好多柴，完工时已天黑了。 【忆与议】 那次砍柴可能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次上山砍柴，我“错过”了这个第一次。记得那一天砍柴的同学们是到一处被山火烧过的山坡上去砍柴，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衣服碰到树干就是一片黑，两只手则很快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手，尽管已经是初冬，但是大家对砍柴的巧劲一窍不通，所以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习惯性地用手或者袖子捋一把，脸孔也就成了大花脸。所以，大家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挑着柴回来的时候，天黑、路黑、人也黑了。 我被安排去砍竹子。记得这与即将买猪崽、搭猪栏有关。云庄周围山上有竹子的几个地方离村子都很远，但其中一处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我在2008-12-15写的《云庄，不乏诗意之外的不明白》里描写过的一个地方—— 当年去大队所属自然村之一东岭背的路上，到了山顶，走过一段杂草丛生的小道，在乱树丛中，分开树枝藤蔓，可以看到一片断壁残垣。村里老乡只是简单地说，这里是一座荒废倒塌的庙宇，因为没有饮水水源，大约在四十年代末就破败了。我发觉，它背靠高山密林，而正面却是视野开阔、一片幽静。真有非同一般的意境。我曾两次因砍柴砍竹子到过这里。面对风光不再、被湮没在山野之中的遗迹，我的好奇心总让我把那些“稀奇古怪”留在脑海之中。
早上出早工锄草。上午因雨停工。下午继续锄草。 最近发现了一些情况，如大队支书与民兵连长之间的矛盾等等。今天民兵连长把王拉到家里，谈了此地一下情况，并约好明晚续谈。我们务必保持清醒、慎重的头脑。 这两天与×班关系相当紧张。我想应尽快正确处理这一矛盾。 ×××近日数次对我说：“你太不果断了，否则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我倒不这么想，我总觉得来到江西没有什么不好，这里确是我锻炼改造一辈子的理想之地。我下定决心在这里艰苦奋斗一辈子了。 【忆与议】 对这几天的日记有几点回忆。 一是下乡之后我们分班开伙仓的确切日子是12-11.。在此之前，都是两三个人到一户贫下中农家里吃“供饭”。但是，我在日记中对生活细节几乎没有只字反映。记得我是和费分在一对无子无女的老贫农家中。所谓老，也不过五十多岁，但“老大”“婆大”（当地对老年人的尊称）已经是满脸皱纹，“老大”由于在文革的派性冲突中被打伤颈部，下田劳作不便，生产队予以照顾当仓库保管员，但收入对日常生活还是有很大影响。记得有的同学说自己吃的“供饭”不错，时有腊肉或小鱼干款待远道而来的上海学生，我和费就只能听听、不说话了。与各“供饭”人家并无二致的是，我们一日三餐也是和大家一样，饭前诵读“最高指示”不可忘！ 二是“革命热情”已经在一些人身上发生变化，除了有人“擅自”去邻队玩而置学习班于不顾，各班之间出现矛盾，更有人对我的赴赣之举提出异议，实质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心里深处已经出现对“革命行动”的“动摇”。而我还没有脱离天真幼稚，继续“下定决心在这里艰苦奋斗一辈子”。当然，更有难以启齿的内心痛苦。出于谨慎，日记中只能记述到这个层次。 三是日记中逐步显现出我的特点与个性。一方面，在集体中处于“边缘”，尽管那个晚上对“吃饭”这个头等大事专门开会讨论时“不了了之”，但第二天分头去砍柴砍竹子时就表明实际上是早已有了安排，只不过我自己不知道这个决策的过程罢了；另一方面，这种处境与我长期表现内向有关，在学校里属于“黑×类”出身而沉默寡言，到了云庄我更主张“保持清醒头脑”，因为我牢牢记着11-19早上离家时父亲一再的叮嘱：“遇事要多动脑筋。”
1968.12.12 星期四 阴 看来天气要转冷了。每天可以看到北风吹来大片大片的冷云。 上午收到了郑6日晚在闵行来信，他已分配到市建筑工程局七公司七○三队。李在四公司，将赴安徽。戎、朱他们延期赴崇明。估计延期赴崇明是为了四万六千插队、赴云南军垦的任务。 今天整天是锄草。女同学捡茶籽真够呛，早上八点出工，要到下午四点才回来。中饭也没吃。 昨晚梦见章打着背包来到这里插队落户，梦中的我真高兴极了。从最近几次来信中，他均未提及插队落户事。周信中曾提到他与弟弟中可能有一个留在工矿。估计章是还抱着留在工矿的一线希望。杨来信中说，68届工矿名额仅10～20%。由此看来，章加上其他原因留工矿是可能性不大的。 【忆与议】 这是我的日记里留下的当年有关67届毕业分配的零星消息，虽然我已经身处偏僻山村，但还是关心着许多同学究竟如何“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应当说，对67届毕业生而言，1968-11告别校园是比较早的，当时属于“军工”（军事工业企业）、“普工”（普通工矿企业）、“上农”（上海郊区农场）档次的，都没有公布方案，而“外农”（外地农村）档次却首当其冲地“送”出了去江西插队落户的第一批“毕业生”！ 尔后的分配方案似乎还沿用旧习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12月初，有了“军工”方案，而去“上农”——崇明农场的，据说是推迟了，因为要完成首次大批量“外农”——四万六千人，去插队、去云南军垦。这个数字应该是上海全市的计划任务。不知道当年在“毕工组”工作的人们是否记还得具体的情节了。 这天日记中提到的同学章，是当年一个典型的“杯具”，我一直在心里称之为“章江号事件”，另作别记。
明天又是星期二，邮递员该来了。上回杨等来信说15号赴云南军垦的同学要出发了。全市一千人均要六七届，母校东风中学有三、四个名额。不知哪个战友又出发、走上征途了。让我们牢牢记住这几个光荣的日子： 1968年9月17日 星期二（赴黑龙江军垦的战友出发日） 1968年10月25日 星期五（赴大丰干革命的战友出发日） 1968年11月19日星期二（赴江西插队出发日） 【忆与议】 这里记下了与67届毕业分配去“外农”有关的几个日子。 1968年9月17日，星期二，赴黑龙江军垦。这实际上是66届毕业生赴黑龙江军垦农场的日子。1968年8月，66届毕业生分配去向中，黑龙江军垦有多余名额，故宣布向67届开放。其实，这件事本身就够耐人寻味的了——为什么这样的计划会完不成？在政治热情高涨、“屯垦戍边”、“打倒苏修”的口号声中，没有什么人会有异议。记得我们要好的同学中有两个女生被光荣批准，大家在学校操场上合影留念。 1968年10月25日，星期五，赴大丰农场。应该是属于67届毕业生分配的范围吧。位于苏北的上海大丰农场是上海的一块“飞地”，能够分配到那个农场也算不错，“上农”档次，工资待遇。由于那里有“劳改犯”在那里服刑，所以“政审条件”也很严格。 在此之后，就轮到我自己了：1968年11月19日，星期二，赴江西插队。再往后的日记里，记录了原定12-10去崇明长征农场的同学推迟到12-22出发，而赴云南参加军垦建设的则于12-21出发了。这两个日子都是从事过之后写来的信中得知的，想来不会有什么讹误。 回味回味这个日程表有一个感觉，那时候似乎一个月左右就有一次出发高潮。而12-21最高指示之后，真的是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狂潮。真希望看到当年在计划、分配等部门的工作者们留下一些真实的回忆录。
1968.12.13 星期五 阴 今天队里缴公粮。要挑着担跑上五六里路。本来，我也去，但大队要我加紧搞三忠于宣传布置工作，我就留下了。我想，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现在是应当把文权夺回到劳动人民手中的时候了。上午写了七家。下午有时阵雨，但坚持到五点收工，写了14家。效果比以前高多了。郭昨天劈柴把手指也砍了一下，没法子写字了。 【忆与议】 关于“文权”云云，完全是照搬文革发动者的说法。在“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时代，平民百姓更是唯有统一思想、绝对服从。可惜的是，在那个年代，纵然再叫破喉咙，偏僻山沟里就连中学生也出不了几个，且质次量低。而如今，同样还是那个山村，新出现的大学生犹如雨后春笋，一口气还点不过来。 记得1968年刚下乡的时候，对“公粮、余粮”的概念并不清楚，只是在读书的时候听说过、看到过。所以，到了12月份，不应该是“缴公粮”而是“卖余粮”的日子了。因为，在夏季双抢时节新谷一到手，完成“缴公粮”就是第一要紧的大事情。 那一年，生产大队还没有拖拉机，所有进国家仓库的粮食唯有人工肩挑。出于好奇与新奇，我又为无缘挑担送粮而感到遗憾。日记中所云“跑上五六里路”，是指云庄村向南五六里路的拿埠粮站，是离云庄村最近的一个粮站。肩挑上百斤、持续跑上五六里，是件不简单的事。记得有插友回来说，几十个人一长溜的担子在田间小道上仿佛“长蛇阵”，哼呵哼呵，气喘吁吁，自己想停下歇歇都难，不仅不好意思，还阻挡了后面的队伍，说不定还会挨责备，就只能硬着头皮在“长蛇阵”中拼S一搏，一心期待有个领头人到某处大声号召“歇一下”，“长蛇阵”就逶迤停下了……。这样的阵势，那个冬天是最后一次（1969年春天就有大队自己的拖拉机了）；这样的滋味，我没有亲身的体会。时过境迁，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个小小的遗憾。
昨晚刮了一夜北风。那风真大，如同千军呼啸，万马奔腾，气势磅礴，在上海是少见的。今天气温骤然下降，前几天还只穿两件衣服，今天穿棉袄也可以。 整天除草。
早工除草。上午是三忠于布置。至今天已经全部把贫下中农门口的对联写好了。仓库周围的布置看来难以“开工”，因为天气冷，这样干上半天一天吃不消。下午挑粪。挑上四十来斤重的担子，来回要走四五里路。整个下午挑了四担，很吃力的。回来后挑水力气也没有了。 晚上是对地富分子训话，大大杀了阶级敌人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插队落户青年们的志气。 昨晚与×谈了很久，主要是云庄文化大革命历史。从今晚训话会上看来，此地两派仍旧存在。···我们务必提高警惕，以免误入阶级敌人的圈套。···翻了一下前些日子的“流水账”，想起这几天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报纸没看，广播没听，一想起“消息闭塞”就感到很不舒畅。 【忆与议】 记不清当年初冬的气候情况了。既然是“前几天还只穿两件衣服，今天穿棉袄也可以”，可见温度波动相当大。至于“千军呼啸，万马奔腾，气势磅礴”的风声，则是永生难忘。那里的山上，四季常青，杉树、松树、油茶、竹子、樟树、枫树等等等等，人工林自然林，乔木灌木，漫山遍野，山风一起就是“涛声滚滚”。 前天还在羡慕“缴公粮”的荣耀，不明了“路远无轻担”的道理，今天就尝到滋味了——挑上四十来斤重的粪担，来回要走四五里路，整个下午挑了四担，就感到很吃力了。所谓四五里，有一半是“承重”的，回程是“空载”，但毕竟包含了上坡下坡的起伏跌宕。这是按生产小组的集体劳动，是“短蛇阵”了，但还是要紧跟队伍不停步。记得当时还有规定，半天四担的指标达到以后就可以收工回家，所以当地农民的劲头就格外足，力求早点回家料理自留地或砍柴等等。 我不记得这粪担的重量是怎么来的，因为冬天不可能往大田里送那些包装袋上标明重量的化肥，而是送牛栏粪等农家肥，但没有过秤称重的印象。或许是听谁说了一个估计数字？抑或是每家每户的猪圈粪肥，生产队按重量予以收购？一时想不起往事的细节了。 那些关于“阶级斗争”的词藻，虽然不全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但如今回头看看自己四十年前留下的笔迹，简直难以相信，我曾经思考这些、这样思考！？ 在我记忆里，那样的“训话”只有过那么一次，我也只看看没说话。印象中，某班组织过一次以插队青年为主力军的“训话”，我就没有去现场。听别人回来说有一些武斗行为。我就回想起1966年“天兵天将”红卫兵狂扫四旧的“革命行动”，太……。
这两天风倒不大，就是冷，特别早晚更冷。估计上海还要冷些。但是这里比上海好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劳动使人感到心情舒畅，一劳动冷也就给赶跑了。如果说在上海，房子里一坐，非冻死不可。 早上出早工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一方面早，另一方面冷，够呛的。但这些天来坚持出早工，也逐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黑龙江战友董在来信中说，想往有那么一天，明年或几年后，我们这些老战友能和老师们再次欢聚。我想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愿战友们、同志们能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出一分力、发一分光，多作出一份贡献，互相交流、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互相促进，在伟大导师毛主席指引的大道上永远并肩前进！ 早工锄草。上午、下午均为挑粪。挑粪是比较吃力的，但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毅力，磨炼一个人的意志，锤炼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忆与议】 有关战胜寒冷的高谈阔论、并肩前进的豪言壮语、不怕劳累的豪迈气概，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968.12.17 星期二 阴雨 早工、上午均为锄草。下午没有出工。这几天老是下雨。上午我们是半路收兵的。 祖父来信。把大衣等物寄来了，我将跑三十里路去取。 【忆与议】 我决定到江西插队是太突然了太匆忙了（详见《人生第一步》），一些生活用品来不及打理，只能日后邮寄。祖父父母又没有在南方丘陵地带的生活经历，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为我制作了一件棉大衣，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给我寄出了一个包裹。我连忙写信，说明棉大衣是不适用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也就有了我第一次“跨越拿埠河”的经历（参见《终身不忘的一条河、一座桥》）。
早上和上午仍旧锄草。下午全体出动砍柴，准备过冬。大家干劲很足，又干到天黑才回来。 【忆与议】 其实在云庄这地方，“上山砍柴、准备过冬”的说法并不成立。那里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山砍柴，除非遇到瓢泼大雨的日子，那是上山下山实在不易。而寒冬腊月大雪封山的情况，在那几年插队生涯中也没有遇到过。所以“准备过冬”一说属于“不实之词”。真正需要准备的是农忙季节来到之前，需要为连续一个到一个半月的大忙日子备足柴火，大忙季节是没有时间去砍柴的。 日记里没有记下当时三个班的“行为差异”，只是几次出现“全体出动”的字眼，这是当时八班的特点，凡事多采取班集体行动；而同村异队的四班则较快地与当地农民“接轨”了——利用参加生产队集体农活之时，特别是傍晚时分，顺路到山上找柴砍柴，多少不论，一捆一把都行。这样的方式，虽然对参加集体劳动无甚影响，但是对体力消耗无疑要多一些。事实上，我们八班利用半天的时间集体出动，往往很难找到能使十来人一下子满载而归的薪柴林，结果效率不高。至于次日日记中所述，“砍了一整天的柴”，愈加是得不偿失了，当地农民也忌讳这种连续的高强度劳作。记得在农闲季节常常搞“砍柴副业”，让全体劳动力上山砍柴，卖到县城里去，固然满足了镇上居民的生活需要，但对山林的破坏极其明显。当时，生产队按重量结算工分，曾经有人一天砍柴数百斤的，工分的确可观，但体力消耗也可想而知。
今天终于放晴了。砍了一整天的柴，够累的。 早上的早工真叫人笑。按支书、大队长的要求，叫我们去赶猪，就是把跑散在外的猪赶回猪圈，跑了猪的家要罚五毛钱。这钱算作我们的伙食费。不知是真是假。 【忆与议】 这天的“赶猪”的的确确是下乡之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后来才慢慢晓得，这种事情叫“罚议”。至于日记中记下的罚款作为伙食费，应当是戏说之语。 村中有“罚议”的规矩，就是对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进行事先大家约定的处罚。 具体做法是，对各家饲养的家禽（鸡、鸭、鹅）、家畜（猪）以及各家分担喂养的生产队集体所有的黄牛、水牛，若因各家“看管不严”而跑出村子范围或擅下农田的，社员可以赶回圈中或“捉拿归案”，并报生产队给予相应的处罚——扣除工分。鸡、鸭、鹅、猪按只计，分别是4、5、6、10个工分；牛是归生产队所有，即使“犯规”触犯了集体利益，还是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处罚力度稍轻，黄牛、水牛各为4、5分。记得也有过另一种处罚方法。按牛咬损水稻的棵数计罚工分，但没有具体实例印象了。 1974年，我因为骨折，有一年多时间在非农忙时节几乎成了“罚议”专业户，留下了不少难忘的经历和有趣的话题。另见《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
昨晚又开始下雨。早工没去。上午冒雨出工，大半路收工，衣服也淋湿了。 到江西以后也够懒的了。一个月了，只洗过两次头。要不是昨天砍柴，看样子还不会洗呢。10号换下的外套到今天才洗掉。 晚上，徐给我们谈了关于四班了解的一些有关此地阶级斗争的事。事情的确是复杂的，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坚持这一条，坚决依靠广大贫下中农！ 【忆与议】 这是我到达云庄整整一个月。纵观这一个月，只是对山村生活与劳动的一些方面有了最初的体验，远远比不上后来的春季插秧、夏季双抢等大忙季节的“严峻考验”。所幸，我一直没有卷入所谓的“阶级斗争”这种令人痛心不已的折腾。一个月里，除了到三里路之外的晓坑村去参加学习班而出山半天之外，就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云庄。然而，也没有好好“修炼”——基本上是“半脱产”，因为“三忠于”宣传、布置等非生产性活动占去了一半日子。 我对11-23第一次参加“三光”劳动到12-31为止的39天作了一个粗略统计，除了因雨未开工的四个半天“意外”得到的歇息外，宣传布置达到15.5天，插队青年政治学习2天，合计17.5天，占29天的45%；至于参加集体劳动，几乎都是冬闲季节最轻的农活“三光”（11天），捡茶籽2天，挑粪2天，合计15天，占29天的38%。另外，青年班里砍柴等4.5天，占12%。
1968.12.21 星期六 阴雨 又是下雨，早工没出。上午也没法出工，把给家里的信写好了。下午锄草。 1968.12.22 星期日 阴 整天搞三光。 昨天晚上传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正和支书、大队长烤火，进行了学习。我深深感到，插队落户这条路走对了，我坚决走到底！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为毛主席争气！ 【忆与议】 看当年12-21、12-22的日记时，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漏看了内容？对“12-21最新最高指示”的反应居然如此平平淡淡！？——12-21那天，没有一字一句的记载；12-22提到了一句，数十个字仿佛是当年的新闻稿。此后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激动、振奋”的心情描述。生产队、大队以至公社、县等各级管理部门，也没有一点点“欢呼最新指示、学习最新指示”的活动安排，一切照旧，照样劳动、照样过日子，平平常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在当时的上海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多少年之后，连我们这些“过来人”也难以相信当年会如此平淡、平静。似乎，也难怪，那些统一思想的广播听得多了，舆论一律的报纸看得多了，潜移默化，也就习惯成自然地变成了自己的日记？！ 其实，我的日记中的反应平平、简单而空泛，实属无可奈何的“回避”，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与想法是不敢作声也不敢记述，但还是熟记在心。 我们是在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月又一天，从上海“城里”来到江西“乡下”的。按照穷乡僻壤的习惯思维，是从城里“发配”到乡下的，“冇好人”（冇mào=没有），到了文革则统称为“牛鬼蛇神”。至于我们这些“短个仔”（当地对十来岁青少年的称呼），则成了乡民们从未见到过的、如此年轻的“小牛鬼蛇神”。尽管我们再三再四解释，“我们不是小牛鬼蛇神，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但是，毫无效果。 12-21那晚，“我们正和支书、大队长烤火”，应当就是在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大队部，正好听到有线广播中传来“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就一起“进行了学习”。日记里并不怎么起眼的一句话——“我深深感到，插队落户这条路走对了，我坚决走到底！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为毛主席争气！”——乍一看来，是那个年代的“应景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因为我们已经背了一个月“小牛鬼蛇神”黑锅，听到“最新指示”，真有获得平反的感觉：“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自从那晚之后，“小牛鬼蛇神”的说法果真从此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似乎从此有了一个钦定的统一称呼“知识青年”，从此再也不自称“红卫兵”“插队青年”“革命学生”“革命青年”等等了。相关详情另见专文《当年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 而今再回味回味这段“最高指示”，又有几多滋味——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何谓知识青年？为何非得去农村？为何要再教育？必要又在何方？如此重大的国计民生，其来龙去脉、决策过程，直到今天依旧千人议万人谈，若要追根究底，仍然是一片朦胧，许多内幕尚未揭开。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又是说服，又是动员，与当年一系列最新指示“一言九鼎、一锤定音、横扫千军、舍我其谁”的冲天气概相去甚远。倒是可以套用一句最高指示“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炮打司令部》1966-8-5）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寥寥数语中貌不惊人的“应当”一词，是否反映出决策者当时多多少少预感到了些什么呢。 短短七八十个字，把几千万人折腾了七八、十来年，其后遗症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
【前记】这些天整理1968年日记，忆及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见同名文），即当年曾经是我们知青“父母官”的大队支部书记“老大”，又想起了在大返城之后他曾经应知青之邀到过上海，还到过我家，并且摄影留念。我找出那张照片，但找不出有什么信息表明摄影的年月日。遂与照片中的知青小徐联系，得知事情发生在1980年春节期间。据此，我很快找到了1980年庚申春节前后的日记。 1980-1-26．日记记载，插友小刘告诉我，“小徐将在年初二结婚”。三十年后，近日小徐也说，当年是邀请“老大”来上海参加她的婚宴。2-13，日记中提到，“前不久徐邀我初二去她家聚会”。那时候的婚宴，有很多人家是在自己家里办的。那天我自己有事，没有参加聚会。 2-18，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三。日记记载，下午顺路去看望插友小程，得知他“今晚宴请来沪过节的云庄大队党支书启发”。由于我晚上已有安排，故到八点多再至程处，“那儿空无一人，悻悻而归”。 2-22，正月初七。日记记载，上午插友小周来电话，“商定今晚去会会启发”。晚上赴周处，因为周得知“明天下午徐与启发来我家”，所以取消了去看“老大”的计划。 2-23，正月初八。日记记载，“徐与启发未来”。 1980-2-24，星期日在家。阅《百科知识》80-1，兼作笔记。洗被子。下午3时半去徐家汇，购得马寅初《新人口论》，边走边阅。行至蒲西路口，忽有人碰了一下我的手臂，我也未在意，继续前行，又闻有人呼我名字，这才止步，原来是徐和启发及其孙建军。想不到会在上海见到云庄的“老俵”，真是喜出望外。 这时正是四点半，电梯暂停。我让他们在下面先浏览一会儿，自己则直奔上楼关照妹妹准备晚饭。尔后再下楼与他们到万体馆前摄影留念。摄影处已过下班时间，好说歹说，才肯照一张。然后到徐汇百货商场转了一下。再回家，直上十三楼，鸟瞰观光。下楼入室坐下后小叙、吃晚饭，至6:50。我送他们到万体馆门口，握手道别。我送启发1斤糖果、5条肥皂。 当我问及一些云庄的人物，忆及许多小地名时，启发很是高兴。我确实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云庄的。可惜的是，谈兴渐起，启发就走了。这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同那难忘的七年一样，这种相处、重逢的机会是难得的。 徐为我惋惜，下乡七年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年华。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失有得，差别在于得失多少不同而已。无可非议的是七年的损失是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但终究还是有所得的。我懂得了什么叫艰苦环境，什么是农民生活；我了解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中国农村的一个角落；我学到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脚踏实地的作风；我看清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迈开了人生的道路，经历了如梦的厄运，……这一切都在我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于云庄的人们，对于“老支书”是感激不尽的。 短短十来天的寒假行将过去，很有意思，会晤了当年的“农友”，更没想到见到了那位曾被我们敬畏而今又值得怀念的“老支书”。 【忆与议】 我是1968-11到1975-9在云庄将近七年整，病退回沪，后参加了“高考1977”，幸运地于1978年春天跨进大学校门。两年后遇见当年的“老支书”，的确是感慨万千，以至于告别之后“浮想联翩”，写下了几百字的感言。眨眼三十年过去，回眸这次难得的会面的经历与记录，重读当年在兴奋、激动之余写下的感言，至今没有什么变化。而生活的变化又是何等巨大。 当年市内联系依靠“公用传呼电话”，通信手段恨不发达，信息传递可想而知。我回忆起来，自己曾经感到很是沮丧——年初二的聚会没有去，年初三晚上不期而去又扑空，年初七计划去又没去，年初八计划中的来又没来，看样子没有机会会会阔别近五年的“老支书”了（我是1975-9-17离开云庄的）。所以，到年初九在路上不期而遇小徐和“老支书”，真的是喜出望外了。 当年谈及云庄，我忆及许多小地名，“老支书”很是高兴，离开云庄五年了还记得那么多。确实很有趣，2008年下乡40周年时，云庄来了六位“后代”，特地来看我，没有交谈几句，又很快回忆起云庄的许多小地名。翻开我的日记，不少小地名跃入眼中，仿佛神游在山间一样。 当年知青在与“老支书”告别时送给他的多是生活日用品，记得知青每年回沪探亲总有不少“采购任务”，糖果、肥皂等等是最欢迎的。那次“老支书”也特意给我带来一瓶茶籽油，这是一种时至今日依旧抢手的高档食油。我一直舍不得吃，偶尔在有客人的时候拿出来点缀炫耀。后来由于保管不善，过度氧化，变质变味了。 我注意到自己三十年前的日记中始终没有出现“老大”一词。也许是因为那时候还很忌讳这个词，在正式的媒介上它都出现在与黑社会有关的场合。出于谨慎，我在日记里也回避使用它，尽管我们在口头上对这位曾被我们敬畏而今又值得怀念的“老支书”，已经用了十多年的“老大”乃至“老头子”。 至于当年万体馆的高层住宅，是上海第一个高层小区，但是，电梯是人工操作，每天11点和16点半必须两次暂停半小时，以供电梯操作工吃饭。现在，那些楼依然在，设备设施也有所改进，但毕竟还是湮没在新兴的高楼大厦群之中了。
1968.12.23 星期一 晴 早工是三光。上午砍柴。沙、陆去新干买面条。明后天回来。下午的出工很不象话，队里没有很好安排，加上出工人很少，实在没有劲，4点多就收工了。倒霉的是刘误砍了一根私人种的竹子。反正很不是滋味。本来说要到菜园去浇粪，结果不了了之。那菜也是天晓得，种得不死不活，看样子快成兔子尾巴了。班中一些人还自鸣得意。我们如此下去，迟早要掉队的。 大队要编村史、家史，上海青年也要抽人参加。徐把我也报了上去。老实说，我这笔头烂了，真不高兴参加。结果给拉下了，不知道后事如何。 【忆与议】 那时候，下乡才一个多月，到县城去一次已属“奢侈享受”了。很难说没有人视之为一趟美差，尽管有可能因为赶不上汽车而走上五六十里路！班里开始产生龃龉，实属正常；腹诽不已，大可不必。 去新干买面条，就是买“卷面”。新干属于水稻种植区，在云庄乃至新干县城都是一日三餐吃米饭，没有吃稀饭或稀粥的习惯！而小麦面粉则是稀罕物，几乎没有供应。对下放干部和知青则是网开一面，有一点照顾性质的卷面供应，难得有机会换换胃口打打牙祭。 至于编写村史家史，似乎就是一句话而已，说过了也就再无下文，自那以后也再没有任何人提起，更无点滴动静。重点还在于我自己，尽管我在中小学时作文还过得去，但自从1966-6“停课闹革命”以后，整整两年半与作文无缘，更难以言表的是，哀莫大于心死——我自己家里已经是两代人饱尝因言获罪之苦，黑锅在身，难道我还要去重蹈覆辙？所以，“笔头烂了”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知青的头儿小徐是我的同班同学，对此也是清楚的，没有继续为难我。假如像现在网上看到的知青回忆，耍耍笔杆子能够改变命运，我岂不有希望提前若干年跳农门的潜在良机？且不说这样的“假如”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喜说违心话、善做违心事的人。
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开始转阴。凌晨下雨。早工三光。费、刘早饭也没吃就去公社理发。估计还有他事。可能是去买柴刀，因昨天费遗失了一把。 上午挑粪。下午与郭同去曾家陂取包裹，天黑才回家。回家路上还踩响了一个老乡用来打野兽的火药。！ 晚上，由贫下中农给我们初评工分。先自报。一般都自报1分，也有自报0.9、0.5的，更有说不要工分的。后来由贫下中农评定。我和郭均为6分（据说是插队青年最高标准），是因为搞三忠于宣传布置的缘故。其他同学，金5.5，屠5，费4.9，刘4.8，徐4，陆4，李、王3.6，潘3点多，宋未评。七班刘5，王4，张3.5，程3，两个女同学3点几分。···奇怪的是：1、本来说是要到明年七、八月份才记工分，为什么又从现在开始每天由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了呢？2、本来三队只字不提此事，为什么四队前日评了之后，三队突然急急忙忙地宣布初评工分了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看来这两个问题也可作为分析此地阶级斗争情况的线索。 【忆与议】 恰好是参加生产队劳动满一个月之后，毫无思想准备地迎来了第一次评工分！我对自己得分之高，是没有想到的。然而更没有想到的是，同伴们的得分竟是如此之低！当时“深入我心”的是“同工同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我还差点将此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幸亏我是独自一人在胡思乱想，要是个鲁莽之徒，说不定会在平安之夜闹得不太平。不过，这首次评工分的经过与细节已无记忆，也许是因为几小时之前亲历的一起“爆炸事件”给我的影响太深刻了，见《平安夜的一声爆炸》。而评工分的余波在不久之后的分红中又激起一阵浪花，见《第一次分红》。
天气比较闷，搞了一天三光。看来我们脑袋里私字还很顽固，种田为工分的错误思想还在不断抬头。八班好些人，包括我在内，今天似乎有什么在束缚着我们，劳动的时候连直一直腰都不敢，害怕被抓住小辫子。这一情况已在今晚班务会上作了严厉批评。 ×班同学的确存在思想问题。昨晚口口声声向贫下中农表示同意，今天一整天骂娘的声音不断。民兵连长已注意了。看来如他们不注意的话，往后将更糟。 贫下中农给我评了6分，是最高标准了。我想，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鼓舞、鞭策。我今后应当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不能把6分当作包袱来背。队里要求我们搞批判刘少奇的漫画专栏，我决心马上就干，要主动些！ 今晚开的班务会，很有意思，很有成效，以后应当多开这样的会，才有利于同志间的互相促进！ 一算日子，已是12月25日了。明日是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日。不由得又使我回忆起去年的今天晚上，为了赶出大批判专栏，薛、章、费、刘、郑和我几个人搞到深夜一两点钟……。这一切的一切，我还记忆犹新。···【忆与议】 第一次面对“干部群众的评议”，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劳动所得”，知青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情绪波动，也属正常。平心而论，当时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尽管习惯于“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做法，但不至于趁机捞一把、攫取一批“无价”“无偿”劳动力，而是为我们一天不拉地记录在案了。倒是我们患了极左幼稚症——又是可以不要工分，又是批判工分挂帅。 这天日记里提到的1967-12-25之夜，另见《那一年的12.25夜》。
1968.12.26 星期四 阴 敬祝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12月26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七十五寿辰来到了！我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从英雄城市——上海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的上海红卫兵千万遍地从心底里发出时代最强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以一个红卫兵的名义向我们伟大的红司令毛主席宣誓：永远永远忠于您老人家，永远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生为您战斗，死为您献身，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事业！ 为了纪念毛主席生日，全班吃了一顿面条。这面条是新干出的，和上海的差不多。面粉好久不吃了，故大家吃得很欢。 从今天开始，又正式干起我在上海干的那老行当了。为了争取在元旦以前把批判刘少奇的漫画贴出来，我和郭每天除早工外，专门搞这个。漫画是根据上海《工人造反报》复制的。早工三光。 【忆与议】 看到自己在四十多年前亲笔写下的日记，看到如此这般“革命化”的文字内容，真是啼笑皆非！ 全靠12-26这个日子，才难得吃上一次面条。在几乎以水稻为唯一粮食作物的新干，要买一点面粉都很难。所以，“面粉好久不吃了，故大家吃得很欢”。这面条和下乡以前在上海吃的切面不一样。上海市区的粮店里每天供应刚刚从制面机上下来的含湿量颇高的新鲜面制品（学名：生切面，各地方言中又称水面、湿面、鲜面、活面等），并且可以一两为起秤购买。而那种卷面（学名：挂面，即以小麦粉为原料，经和面、压片、烘干、切断等工序生产而成）是大约20多厘米长、圆柱形包装、每包一斤（500克）的干制品，可以贮存很长时间。二者的口味当然以前者为佳，记得在新干买来的卷面就带些许酸味。至于当时大家的心里到底感觉如何呢？没法记下当时的真实。 有一点是真实的，我在日记本末尾记载有“日常收支”，12-25支出：卷面，1斤，0.21元。 1968.12.27星期五阴昨晚，我们八班全体同志在仓库为贫下中农十来首革命歌曲。支书谈了一些生产情况。通过此次会也看到了一些阶级斗争情况，···。 早工是三光。上下午继续搞大批判。明天开始要修公路了。不巧，我又不能参加了。 费、陆两个同志学理发。今晚分别给金、郭、我三个人剃了头。还不错，很有前途。此地老乡，村里也有人剃头，剃一个头要一毛六分钱，才不合算呢！ 【忆与议】 云庄村的修公路，虽然与大寨人、红旗渠等典型不可比拟，但毕竟是在山岩上一寸一寸地挖出来的、一条沟通山里山外的拖拉机运输道路。直到2005-6我重返云庄的时候，面对当年不断修路的地方，依然有一种复杂不已的感觉—— 这个看起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镜头，既没有万仞悬崖，也不是“一线天”险境，只不过十来米高、两三米宽、几十米长，当年没有一分钱外来资助，全靠全村人三十多年来利用农闲季节“炸石不断”、“挖山不止”，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寸一寸地“蚂蚁啃骨头”似地劈山开路，如今已经成为平坦通衢，大小车辆飞驰而过。 至于日记中提到的知青学理发，是真实反映了当年“革命化”的生活。在最初四十天，我的日常收支总共只有8笔： 11-19，在火车上买了一本64开毛选合订本，3元。记得当时这是紧俏品，一个班只有一本。 12-7，订阅69-1江西日报一份，1元。也许当时班里是轮流付每个月的报费的？ 12-21，邮票一张，0.08元。 12-24，邮票一张，0.08元。 12-25，卷面一斤，0.21元。 12-25，班集体资金，1元。这是“班务费”，用于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12-31，刻私章，0.30元。这是因为领取邮件等必须具备的“身份证明”。 七项支出，合计5.67元。 收入只有一笔。12-25，本月零用钱，3元。这是按规定从安置费中每个月发给每个人。 这笔“零用钱”也是变化多端，先是1969-1-19还补发了11月的十天，计1元。但到1969-3往后的收支帐上就再也见不到这笔收入了。查阅日记，有明文记载，3-30至3-31办学习班，某知青点发出了“献忠书，决心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从4月份起不拿国家一分钱”……。彻底革命化！ 1968.12.28星期六阴今天搞大批判。为了争取多一些劳动锻炼的机会，我们出早工，参加修公路。···×班整牛鬼蛇神很凶，有时甚至发展到了打，这是偏“左”了。他们常常问我们为何不搞。支书、队长都几次要我们也像×班那样搞起来。我们都认为，应当以贫下中农为主，上海青年协助搞为宜，此事还在商量中。 【忆与议】 尽管那年头我们也是深受左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要来真的，又成了“口头革命派”，打起了“太极拳”——“此事还在商量中”，并且有话在先——“以贫下中农为主，上海青年协助搞为宜”。这样的策略应该说是很老到的，这与几位家长在“幕后策划”不无关联。家长们深知“政治运动”的冷酷与“阶级斗争”的无情，1968年那时候也面临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压城黑云，所以再三关照我们，农村里“阶级斗争”与宗族纠纷常常是交叉在一起，相当复杂，在刚刚下乡、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小心谨慎是必需的。
1968.12.29 星期日 阴 根据上海《工人造反报》第188期所载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连环漫画复制的大批判专栏，今天宣告完成。早上贫下中农把已画好的二十张贴了出去，促使我们更快地完成了余下的十张。×老大说，你们画得很好，贫下中农看得懂。证明连环漫画是贫下中农喜闻乐见。所以我在想，以后应当多搞些这种形式的大批判专栏。 另外，还帮大队贫下中农革委会写了几条标语，内容是关于对敌斗争、大批判和征兵问题。 中午帮食堂挑了两担水。我现在决定从今开始，每天为食堂挑水。出了早工，修公路。 晚上从半导体收音机听到特大喜讯。我国于12月27日下午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的献礼！喜讯传来，同志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个个喜笑颜开，人人拍手称快。祖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飞跃，更坚定了我们在农村艰苦奋斗终身的决心！ 【忆与议】 也许如此这般的“脱产”搞宣传工作，持续得太久了，以至于使我想入非非——“以后应当多搞些这种形式的大批判专栏”，而把修公路等等生产劳动的艰苦当成了点缀，每天帮知青食堂挑两担水已经属于不脱离劳动之举了。殊不知，讲究实际的农民们对那些宣传，哪里会看得那么重要、那么认真呢。而自上而下统一布置的工作，更是由不得我来盘算的，什么“多搞些这种形式的大批判专栏”纯属自己的“痴心妄想”。没有多久，水土不服等等症状接踵而来，第一次出现了情绪的低谷，也是不奇怪的了。
早工修公路时下放干部老姚通知我和郭今天起继续搞宣传工作——制作毛主席语录牌。本来我们计算：专栏搞好了，可以“下放”了——参加劳动。现在又不行了。 由于我们目前尚作为“市镇户口”，故买米须到鸡峰公社，离云庄有二十多里路。大家意见很多，但一时无法解决。为了一月份吃饭，决定明天全体出动到鸡峰去。 【忆与议】 宣传工作的确是接连不断，大批判专栏刚刚完成，又要开始制作语录牌。这就是当年用“农闲变农忙”的精神大搞革命化！至于制作语录牌以及后来使用语录牌的具体细节，日记中未有提及。记忆中最多就是农闲季节带着语录牌在村子附近下地时忙乎一阵而已，一旦到了春插大忙，牵牛、掮犁、送肥、挑秧等等，一双手两只肩膀都忙不过来，还得翻山越岭地带那玩意儿？春插的头等大事就是“不栽立夏禾”（就是必须在立夏之前完成插秧），也就是那个时候的“硬道理”。 去公社买米，往返几十里地，“大家意见很多”，这是颇有印象的另一件事。当时第一年我们属于“非农”户口，吃的还是国家粮站供应的大米。不记得刚下去那个月吃的米是怎样买来的。后来传说每个月要到粮站买米，就在知青中炸开了锅。因为我们已经得知，生产队还有余粮要卖，因而就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把生产队要卖的余粮和知青要买的口粮进行划账，不是两全其美了吗？村民们省去了把稻谷肩挑十余里到粮站的辛劳，知青们则不必影响参加集体劳动而跑二十几里到公社去买米。想想是很容易的事情，居然无法行得通！坐在谷堆上没米吃！这真是那种不可理喻的僵化体制的典型缩影。
八班全体同志今天都背着红色语录包，臂佩“红卫兵”袖章，每人挑一副筐，向鸡峰公社出发。九点多钟启程，十一点多钟到达。速度不能说是慢。买好米，下起雨来了。吃过午饭，四、七等班均冒雨回家，八班则决定留下，明日出发。公社为了准备庆祝元旦社论的发表，把我和郭请去写标语。写完以后，看报纸、参考消息。好久未看了，一看就是一个半钟头。窗外公路上汽车来往不断，再加上室内光线充足，比较暖和，几乎使我忘记了自己还在江西。稍后吃晚饭。饭后和公社革委会负责同志和我们谈了一会儿。八点，收听了中央二报一刊元旦社论，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马上，公社举行集会和游行。百来人的队伍也很有气势。可惜没有锣鼓。 公社有一部柴油发电机，每晚六点到十点半发电。大家都说，我们在1968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看到了电灯。 晚上睡在公社里。 伟大的光辉灿烂的一九六九年就要来到了！ 【忆与议】 胳膊拧不过大腿，好办法虽简单而不可行，只得长途跋涉去买米。虽然已经离开大城市一个多月，学生味与革命狂热还是很浓，居然会齐刷刷地打扮成那种模样去买米。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走在“红卫兵”队伍中。 老天留人？其他班的知青都冒雨回二十几里路以外的村里了，唯有我们班在公社逗留了半天又一夜。不知道当年的班领导为何作出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这一晚睡在公社的招待所里，在记忆中似乎是极为难得的一次。在离开大城市40天之后，能够在光亮、暖和的室内看上一个半小时的报纸与参考消息，能够“在1968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看到了电灯”，喜焉悲焉？而从这年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来看，似乎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天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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