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连载5：

 第五章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恐怕是个十分陌生的名词。那一段历史，似乎也成了空白。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们，大多数对那时的经历三缄其口。渐渐地，人们忘记了在70年代初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关闭了五、六年的大学重新开放，有幸进去的，是从农村、工厂、部队等各个岗位来的学历参差不齐青年人，是非常时期的一批非常大学生。

我们两人在1973年同时回到北京，又上了同一所学校：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文革的最后几年，风雨如晦，政治运动频仍，上层斗争进入白炽化，大学非但不是世外桃源，反倒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场。北京的大学校园是“极左思潮”肆虐之地，北大、清华（“两校”）为“左派”的旗帜，其他学校争相效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活对我们来讲，与其说是学习生涯，不如说是政治经历。北京师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子弟，二是从农村返城的北京知青。我们俩不在同一个系，我在外语系，马笑冬在中文系，彼此并不认识，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两部分学生存在着矛盾。矛盾的一个根源是教育程度上的差异。知青的程度总体较高，农村同学较低。让水平参杂不齐的学生混杂在一起上课,这样做本身就潜藏着冲突。同时这两部分人的政治态度也往往有所不同。来自农村的党员干部一般能够紧跟“极左”路线，城市的同学大多勉为其难。我们毕业于1976年夏季，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前夕。几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们饱尝了“极左”政治对人格的异化。我感到极度苦闷，而马笑冬则决定再次插队，这在当年是个异数，也是她理想主义、浪漫精神一以贯之的结果。

 

“画皮”——叶维丽的大学生活

叶：一回到城市，那套“极左”政治就劈头盖脸地扑将过来，压得我喘不上气来，让我想念农村自由的“广阔天地”。那些年中国的城市人，首先得是个政治人。师院不像所大学，倒像个政治训练班，而且是半军事化的：每天早上要出操，晚上熄灯铃响了就得关灯睡觉，星期天晚上要按时返校，稍晚一点就得挨批。我生性散漫，又在农村生活了那么多年，自由惯了，到了师院，生活整个被重新规范了，从心底里抵触。很快我就发现，师院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子弟，一类是从各地返城的北京知青。我们外语系基本上是农村同学当家。我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觉得自己成了“半个农民”。这跟每次回城探亲，人家已经不把你当百分之百的城里人也有关系：往往前脚进家门，后脚就有“街道委员会”的人跟进来，让去报“临时户口”，她们看着你的眼光也似乎在说，“你回来干什么？不好好在农村呆着！”如此这般，终于回到城里后，我在个人“身份认同”上，确实有些变化，感到一种英文讲的“reversed shock”（倒过来的不适应），常常斜着眼睛看城里人，觉得农村的经历使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了，而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知青经历了什么。在大街上如果看到乡下来农民就感到亲切，想上去问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这种半个农民的自我认同感在我身上延续了二三年才逐渐淡化。让我在很长时间困惑不解的是，有些农村同学，特别是那些当学生干部的农村同学，就是不接受我这样的人，在她们的眼里，我又被还原为百分之百的“城里人”，这真是有点讽刺，枉费了毛主席要我们缩短城乡差距的苦心。我原以为五年插队拉近了我与农村同学之间的距离，但她们显然并不认你。这还不算，她们还要压压你。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年级党支委，是两个很厉害的农村女同学，我老觉得她们对我虎视眈眈的，跟她们在一起时我很不自在，时时意识到我们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感到她们非常善于用党员身份压人一头。我真庆幸离开村里时入了团，要还是个“白丁”，不知怎么受她们的整治。

马：有没有比较朴素善良的农村党员？

叶：有，可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没有权，她们不时地也受点儿党员干部们的小欺负。那些当上学生干部的人，我很怀疑他（她）们的家庭在村子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想他(她)们大都是农村里“有里子有面子的人”，是“硬茬儿”，不好惹。在我们班上，有像我这样初中毕业的，还有小学没毕业的，可我们现在都算是大学生了。73年招生时，一开始还有个文化考试，后来因为张铁生，考试成绩都不算了。在我们县里，那一年也不讲什么“贫下中农推荐”了，知青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混战一场，竞争有限的大学名额。我头一次尝到了“竞争”的滋味儿，真是硬着头皮往下咽。好的学校，像北京外国语学院，我们县委书记的女儿去了。北京师范学院规定只招收北京下乡知青，几个名额才没被县里的干部子弟占去。那时候学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能回城上学就成。这种招生制度，表面上“讲政治”，实际上“讲关系”。当年“走后门”盛行，和全国各地大批知青想方设法返城直接相关。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到了师院见到诸位新生，我心想大家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了。但这些“英雄们”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我们学的是英文专业，我这个初中学生就算是有基础的了，我们班上英文字母大字不识的大有人在。教这样的学生，真是太为难老师们了。大家一起上课，程度高的迁就程度低的。一开始我还老老实实听讲，后来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就带了本书一个人悄悄看。因为我的座位在最后面，没什么人注意。老师知道应该我在干嘛，但从来也不干预。当时提倡“一帮一，一对红”，学习成绩好的帮助差一些的，而差一些的往往是农村来的同学，我们课外很多时间花在“互帮互学”上。我的“对子”是个很朴实的从北京远郊来的男同学，我们相处的不错。他的英文毫无基础，可能在我的帮助下有所提高，但这样一来，留给自己学习的时间自然就少了。现在来看，当时的做法，达到的是一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效果，大家一起“穷过渡”，谁都别想“出头”。这就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目标吗？我们这是学外语，如果是学如何研制电脑，永远也不要指望有什么发明创造。

同学中由于“城乡”之间程度差异而潜在的矛盾，有一次终于直白地表现了出来。在一堂英语课上，我们班党支部委员当着许多人的面，用训斥的口气对一个正在回答老师问题的城市同学说，“你不要再练了！你说得差不多了！”那个同学停了下来，全班一下子安静了，老师也不知该说什么。对我们学外语的来说，口语练习非常重要，但从那以后我在课堂上再也不主动发言，让农村来的同学多些机会。在我过去的经历中，是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农民在社会的底层。我现在经历的，是reversed discrimination（倒过来的歧视），这对我确实是“新的体验”。城乡差别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在中国是个沉重冷酷的基本现实，城乡之间的鸿沟，不是仅仅有善良天真的愿望就能逾越的，它有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如果在文革中一度有点儿“乡压城”，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则又是重重的“城压乡”了。我们距离没有樊篱的平等“和谐”太远了。话再说回来，“学业务”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农村同学，还是返城知青，都是次要的。那时候一天到晚对我们讲，大学多年来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霸占，“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工农兵学员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上，管，改”，是为“无产阶级占领阵地”。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知识，在课下弄不好就会受学生批判，可以想象他们教这批学生是如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改革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开门办学”，把课堂办到农村、工厂和解放军连队去，从实践中学习，学工，学农，学军，学商，这是当时工农兵大学的特点。“学工”，我们去过新华印刷厂，操作了大半个学期印刷机，都快成熟练工了；“学军”，我们在山西某部队呆了一个月，学会了打枪；“学商”，我们在北京一个商场卖过布；最多的是“学农”，三年中几乎年年去农村，有时一呆近一个学期，半天劳动，半天在老乡的炕头上课。如此这般，教学计划反复被打断，实在不符合外语教学规律，很多同学在私下抱怨。有个从农村来的复员军人做了个统计，算了一下我们每学期在教室上课有多少时间，结果连一半也不到，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开门办学”。也就是他敢做这样的统计，要是我这么做早就挨批了。

辽宁的朝阳农学院是“开门办学”的样板，1975年春天我们“学朝农”到石景山八角中学开门办学，去了几乎一个学期。我们主要去是当班主任，把原来的班主任替换下来去进修，同时我们也上课。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怎样识别中学，就是看一座建筑的玻璃窗是否完整，只要看到一座楼的各层玻璃窗千疮百孔，那就一定是所中学，用这个标准屡试不爽。这就是当时北京市中学的情况，真是触目惊心。我带的那个初中三年级班上，十几岁的孩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个别学生已经有了性经验。我刚到班上不久，就有人把好端端的玻璃黑板砸了个脸盘大小的洞，想来是要给我个下马威。此后我每天上课都要面对那个大黑窟窿。学校认为这件事很严重，要追查肇事者，校领导轮流到我班上，审学生，训学生，都是说了一通就走了。我事后想，以后遇到这种事绝不能指望别人，他们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最后你要收拾的是个更加烂的摊子。学生没有学习积极性，在课堂上，我主要是维持纪律。他们的出路是去北京郊区插队，所以老问我学英文有什么用，我无言以对。我不善于和14、5岁的孩子打交道，不会和他们说话，不会和他们玩儿，更不知道怎么做思想工作，整个傻眼了。总之，我这个班没搞好。回到学校总结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说，看吧，书读得越多越不行。我也觉得自己十分无能，感到很沮丧。

即使回到校园里也不好好上课，净搞政治运动了，大学三年让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运动。从1973年到1976年，我们经历了“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反回潮”），“批林批孔批周公”，“学朝农”，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搞运动就要停课、开会、表态。师院拼命紧跟北大清华两校，在做法上往往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如果“两校”停一天课，我们恨不得停上十天。

贯穿我三年大学生活的一个大痛苦，也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到了大学还不让读书？插队的最后几年，我想上学想得发疯，有时会在心里反复默诵小学课本里高玉宝的那句话“我要读书，我要读书。”现在好不容易回到校园，却还是不能读书。“反回潮”时，一再对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背着红麻袋装知识”，而是改造资产阶级大学，读书是次要的，能捎带上就行了。农村同学努力学习，还可以说是为了革命，我因为程度好一点儿，在一些人眼里，就更不应该学了，如果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业务学习上，就会被指责为“白专”。我要想大声读读英文，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开门办学的缝隙中，也多少能找到一丝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当时有一种倾向，就是注意学习技术上的东西。我们学军时到山西兵营当兵，我对政治那一套完全敷衍，但一下子喜欢上了打靶。不是我变得多么尚武，而是烦透了空话假话，什么东西和技术沾点边儿就想学。有一次打靶，每人5发子弹。头三发我不是脱靶就是环数极低，一塌糊涂。到打最后两发时，四周突然静了下来，人们都在看我。这时我反倒不紧张了，屏住呼吸，连发两弹，各中10环。之后大家连声叫好，这大概是我几年大学生涯中感觉最良好的时刻，心里美了好多天。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对大批判那一套完全不感兴趣，心里多少清楚批孔是有政治背景的，是借批孔来批“周公”。为了批孔，发了一批古文让我们读，有柳宗元的“封建论”，还有荀子、韩非子的文章，我就用来学历史、学古文，又是把政治的东西变成知识的和技术的了。

那几年，我在英语上长进不大，倒是在政治上被迫学了很多东西。73年刚入学就碰上“反回潮”。72年邓小平复出，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恢复教学秩序，做了很多拨乱反正的事，就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批“回潮”，虽不明说，实际上是批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路线。这是我回到城市后经历的第一场运动，我必须迅速学会怎么应对。运动开始后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农村同学，特别是那些党员干部，在发言时往往理直气壮：他们是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后代，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不共戴天，是天生的“革命派”。而返城知青呢？也非常聪明。他们有了农村插队的经历，成为了“工农兵学员”，而做为“工农兵学员”就意味着他们取得了改造和批判别人的资格，所以他们批判起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来同样激昂慷慨。我在文革前“革命化运动”时就把自己看成被改造者，老觉得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从小就得被改造，但又老改不好。不知为什么，回到城市，一遇上运动，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又把自己当成了被改造者，给自己装进“久违”的套子里，可见当年“革命化运动”对我的影响之深。我想，我上的中学是修正主义尖子学校，我应该接受改造，批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过了不久我就发现，别人都在上纲上线地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只有我结结巴巴地做自我批判，弄成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我就想，“凭什么他们要么是本来就不需要改造的，要么是改造好的了。我也下过乡，为什么我就没改造好？我干嘛那么傻？”我就改变了，不再批判自己，而说些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话，可是我从心里认同那些“回潮”的做法，说这些话时完全言不由衷，于是我就会脸红，脸红不单是因为我不习惯在众人面前说话，更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说假话。

马：那个环境真是让你难受透了。

叶：农村插队时很少开会，即使开会也是干部训话。回到城市，首先得学会怎么在会上“表态”。所谓表态其实就看几个人的态度，我是属于被重点注意的人，你表不表吧。幸亏我好歹是个团员，否则压力就会更大，我就得说更加违心的话，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勉强通过他们的政治标准。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说假话而不再脸红。76年毕业的时候动员大家去西藏，老实说我们系没有人真心愿意去。可是那些党员，尤其是有些农村党员干部，调子唱得特别高，说从入党那一天起就把生命交给党了，一切听从党安排，党让到那儿去就到那儿去。我听到这话，觉得又可笑又可鄙。他们知道自己最后不用去，因为有人给他们兜底：他们有没文化的妈，可以到学校去撒泼、寻死觅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我想去，可你看我妈这样，出了人命怎么办啊。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已经听出了这层意思。我就在会上开玩笑说，你们都有妈兜着，我不能说我妈不让我去，我妈是党员，她要是不让我去她就落后了。大学几年使我变得cynical（对世事嘲讽），到最后撒谎脸不再红，心不再跳。我知道他们要听的就是lie（谎言)，没有人相信，但是你得说给他们听，所以我就说，OK，我报名去西藏。

马：你报名了？

叶：报了。我们全班都报了名，可是没一个真想去，大家都在演戏。最后我们年级赴藏的是个知青男生，有点儿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我开玩笑说他还有“半腔热血”。我对当年志愿进藏的人一直怀有敬意，他们中间像那个男生一样愿意帮助建设西藏应该不在少数。如果中国的政治情况不变，继续那种反人民的政治的话，我知道如何苟且，蒙混过关。换句话说，我学会了政治生存的技能（political survival skills)。但同时我会一再想起《聊斋》里“画皮”的故事，那个鬼白天披上画皮，是个美丽的女人，回家后脱下那层皮是个丑恶的鬼。我把自己想成那个鬼，在公众场合，别人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我，是披着“画皮”的我。我知道我要不想进监狱，就得披上画皮。有的时候，我需要把画皮取下来，在上面添一些油彩，我会对自己说，嗯，让我来看看，画得怎么样，好像我在看自己的作品，一个自己造的假我。

马：你能想起画皮的故事，说明头脑十分清醒。

叶：我知道这是假的，又没有抗争的勇气，怎么办呢？只能披上画皮。在和同学相处的时候，对有些人我就严严实实地戴着面具，而对另外一些人，一旦你发现可以和他/她们交流，就建立起值得珍惜的友谊。在新华印刷厂学工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青年徒工，聊天中发现和他很聊得来，话就越说越多。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短短几天内和他说过的话，超过了我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和班上的某些同学说的话。

1976年是难忘的一年。一月九号清晨六点，在我们宿舍住的党小组长被叫走开会，七点钟听到哀乐，我马上意识到是周总理去世了。我已经学会了悲喜不形于色，很快洗漱完毕一个人离开寝室去食堂。我刚要掀开食堂厚厚的棉门帘，从里面出来个人抓住我的手就往外拉。我一看，是熟人，“新华社小孩”，中文系的，总理对她父亲有知遇之恩。她拉着我不说一句话径直往空旷的大操场走，在一个角落站住时，她已是泪流满面。我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发泄出来，俩人在寒风中痛快地哭了一场。

马：那天早上我听到周总理去世，到了盥洗室，我把水龙头打开，眼泪就花花地流了下来。四五清明期间，我和两个朋友去了天安门广场，那里人山人海。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民意，知道了民意是如此的伟大和不可侮。

叶：我也为天安门广场的场面深深感动，把它当做我的大课堂，这才是真正的“开门办学”。过去我只能将对“极左”政治的极度不满跟家人和极少数朋友讲，平时心中十分压抑。清明那天是个星期天，我整天在广场上，一下子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自己人”，那个感觉真是好极了。那天的天气始终是阴沉沉的，但我的心情明朗舒畅，东听听，西看看，兴奋不已。这么多年后再来看当时对周的悼念，我想中国老百姓是将很多未必一定属于周的美德，都投射到他的身上了。文革太黑暗了，文革中的政治太肮脏了，但很多中国人心中坚持，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正义善良的东西，在周恩来的身上，他们寄托了这个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周成了一个象征。中国人没有因为毛泽东死而陷入巨大失落，和周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在感情和精神上，很多中国人、至少是很多城市中国人，已经从毛身上转移了。讲起咱们这代人，我很喜欢后来读到的一句话，就是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到广场中央的纪念碑，虽然仅仅咫尺之遥，但咱们从1966年夏天在金水桥前山呼万岁、狂热崇拜到1976年四五时在纪念碑前悼周和质疑文革，走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中，咱们长大了，学会自己去思考了。

四五晚上骑车返校，满脑子还是广场上的情景，心中无法平静，这时遇到一个同班男生，是个不能交心的人，我知道什么话都不能跟他说。我们一起骑了十多分钟车，黑夜中连寒暄都没有一句。要说话怎能不提天安门？但跟他就是不能说，得把面具戴上。果然很快就把四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学校里追查“反革命谣言”，幸亏我当时憋住了什么都没说。

这种披着画皮的生活是要出付代价的。到了76年五六月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开始出现间歇性头晕目眩的症状，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袭来，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医生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说是“植物神经紊乱”。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是因为几年下来，心中积郁了太多的压抑和不痛快，我的身体在反抗了。

 

“新集体”-被削弱的神圣感-再次插队：马笑冬的大学生活

马：你说起一到大学，就不喜欢那儿半军事化的生活，我没你那么反感，因为我们在兵团也是半军事化的。我还记得去师范学院报到的那天，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一到女生宿舍门口，就有人出来帮我搬行李，让我一下子想起刚上女八中时，高年级女生围住我们新生的热情场面，我非常想很快地融入这个新集体，成为其中的一员。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班上有些同学说我“清高、孤傲，不好接近”，意思是我看不起农村同学。我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傲在哪里，苦恼万分，还特地请教同宿舍的一个室友，她告诉我：你长得那个样子就让人不好接近。我拿个镜子照，看自己的长相有什么问题，看来看去不知怎么了。她说，你就是不一样。那没办法，我只好认了，你怎么办吧。当时的感觉是，你再怎么努力，人家也是不接受你的。现在想起来，谁也没有权利把我的长相和政治表现连在一起。

对城市和农村同学之间的矛盾，我也感到不理解。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农村同学跟我说，这些能到城里来上学的个个都有背景。进了大学后，他们感到在学习上不如城里同学，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当时拼命提高工农兵权威的做法使他们有政治上的优势，其中一部分人就使劲利用这个优势，这也助长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左”。

叶：这个说法有些道理。

马：和你们系一样，我们系的党支部也以农村同学为主。在兵团的时候当左派简单，吃苦肯干就是好样的。上了大学，我还是挺积极的，努力争取入党，我认为共产党是个神圣的组织，我崇敬的很多人物都是党员。我平时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可是党支部的人老怀疑我“右”，老想找出点毛病。我和班里的一个男生都在支部考虑的名单上，他也是城里的同学。支部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考验，就一拖再拖，一再地“考验”。那个男生有一次和我谈他内心的想法，他说：“老说我不谦虚，我已经被挤到墙角了，还让我怎么谦虚？”说老实话，到了三年级，当党支部终于吸收我们入党的时候，我当初的那种激情和神圣感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

叶：我们系大学三年里没发展过一个城市同学入党。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党支部是农民党。虽说我父母都可以算老党员，矫情点儿说，我也算是共产党的女儿了，可这时我己经不觉得自己和这个组织有多少关系了。这种感觉，我在插队的时候还没有。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时，因为我工作努力，和老乡们关系也好，工作队的两个头头要介绍我入党。当时我还觉得入党是件挺严肃的事，而我离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就没接茬儿。上大学后，和周围的党员干部相处时，我觉得她们不是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而且她们和当时的“极左”政治往往一拍即合，“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一马当先；而对周恩来没有什么感情，“四五”之后追查“谣言”十分积极。这个党，我入不了，也不想入。我跟一个好朋友说，党支书身边围得满满当当的，我哪儿挤得进去？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马：你说想不通为什么到了大学还不让读书，我太有同感了。我很烦没完没了的开门办学。我不是不赞成了解社会，下工厂、下农村不是没有收获，但三年在校学习的机会实在难得，毕业以后我们有的是实践机会。像你一样，我插队最后几年也是特别想读书。想到读书的时间就这样不断地被占用了，心里真是非常痛苦，那种无奈难以形容。对搞政治运动，我的印象是班里天天开会，大家发言，写批判稿。现在想起来，那是对时间和生命的极大浪费。

我上的是中文系，上了一段课以后，我明白在课堂上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们经常上大课，几个班一起上。讲大课的老师里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思想教育教授李某某，80年代以后为了他还设了个思想教育学科。当年我最不爱上他的课，尽是空话假话。一上他的课我就睡觉，养精畜锐，等自习课和晚上自己到图书馆看书。看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周围会有什么人，就落下了“白专”的嫌疑。我们班一个同学对我说：你看书干嘛非到图书馆、自习室人多的地方去？你看我，就在宿舍里看，我在上铺，躺着看，把书放得很低，谁看得见我干嘛？我恍然大悟，以后也学得聪明了。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记得有一次，三、四个老师给我们上大课，主讲老师说了一些很左的话，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把一些西方世界文学名著批评得一无是处。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一位老师，姓郑，一下就注意到了我。事后他告诉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还说，那个主讲老师也很无奈。

叶：你好象没有我那么大的精神压力，还敢说真话。

马：一开始还行，后来就学着谨慎了。我曾经在同学中议论一个在课堂上尽唱高调的老师，说他“净装蒜”，想的一套，说的一套，我最烦这种人了。事后就有人批评我“右”，我以后说话就小心多了。前面提到的郑老师，后来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在他面前我可以说真心话。郑老师很有智慧，有时会在公众场合说一些挺幽默的话，话里有话，别人抓不着把柄，但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心照不宣。还有一个老师，姓戴，50来岁了，和蔼可亲。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和我们班有几个学生可以平等交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叶：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我们都在暗中试探和谁可以交流。对老师，我也观察。其实说到底，不就是“左”和“右”两类人吗？对“左”的我就敬而远之，在“右”的和“保守”的老师面前，我说话就比较放松，但没有像你们这样点破了的。我们学语言的，毕竟技术性强一些，不像你们学文学的，意识形态上更敏感。

马：结识像郑老师这样我过去没遇到过的人，是我在大学的重要经历。在那个假话满天飞的时代，这样的老师像是压抑的政治气氛中一小片蓝天。刚上大学不久，学校还挺开明，要选一些学生看一批外国文学名著，写一下评语，然后决定哪些书可以开放，我也是被选中的人。我看的是哈代的一本书，我记不住准确的书名了，大概叫“裘德的故事”。我看了以后写了一个书评，谈到爱情和契约的关系。我写的时候就想，在中国这么保守和极左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有点奢侈。等我们把书评都写出来后，政治空气又变了，现在回想，大概是“反回潮”了吧？学校图书馆又不打算开放外国文学名著了，连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不出借了。有一次我去借郁达夫的书，管理员说三十年代的书一概不借。左的空气越来越盛，就剩下鲁迅可以看了，我就一本一本找来看，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鲁迅，尤其喜欢他的“伤逝”。子君在争取婚姻自由的时候多么勇敢，结婚后却成了依赖丈夫的琐碎的家庭妇女。当“爱”不再存在的时候，她变得十分软弱，没有勇气一个人到社会上去闯，又回到了她曾经极力抗争过的封建家庭，在世人的冷眼中耗尽生命。我从鲁迅的小说、杂文中深深感到他对妇女的同情和对性别歧视鞭挞，我再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自立自强的人。在“伤逝”中，鲁迅还间接地描写了性。男主人公在小说里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两人结合以后，男主人公这样说：“我读遍了她的全身。”我觉得“读”这个字用得非常好。

叶：中国文人式的写“性”，很含蓄。

马：我在大学三年中，和班上几个女同学关系不错，其中一个就叫她L吧。后来我慢慢觉出我们的关系有点不大对了，但也没深里想。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的日记，我不记得怎么会看到的，是不是她有意放在那儿让我看的？反正我是看见了。日记里写到一次在学校操场看演出时，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在我把头歪在她肩上的那一霎那，她感到呼吸困难，脑袋一下子空了，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身体僵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还记得我在云南时J的事吗？后来我多次想到J和L。她们俩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心地善良，感情细腻，她们对同性的感情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我们情窦初开的时候，社会不鼓励我们与异性谈恋爱，而同性间的友谊则有很大空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友谊的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我到美国后，对同性恋有了一些了解。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对同性恋者没有偏见，但是我自己不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你们系里男女同学是什么关系？

叶：我又是特别木。插队的时候男欢女爱是一股激流，在大学我想是潜流吧，特别是在最后一年，不时听到传闻，也是私下里同学之间的兴奋点，但总的来说几年里是政治压倒一切，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也许是我对政治上的压迫感觉太强了。

马：76年夏天咱们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又插了一次队。

叶：又插了一次队？！这挺新鲜的，是怎么回事？

马：咱们是师范学院，我一想到毕业后分到一个学校教书，就觉得特没劲，我怕那种日复一日、永远重复的生活。而且当教员还有点可怕：我也知道当时的中学有多乱。我一直向往有声有色、跌荡起伏的生活，教书完全不符合我的口味。我当时的一个理想是当记者、搞创作，想往文学方面发展。

叶：你从小就这样，又理想又浪漫。

马：是，我从小就这样。我最怕的就是变成家庭妇女，生活中一定要有使我感到兴奋的东西，使我愿意为它献身，不这样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离大学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琢磨大学毕业后怎么办了。正在这时，我听说北大有一个学生，管叫他W吧，W提出来毕业后返回原来插队的地方。我听说后，真有点如雷贯耳。多数人都在想怎么能分配一个好工作、怎么能留在北京，居然还有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理想主义的人。我一直在心中寻找这样的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奋斗。

叶：我就没你这么老是志在四方的。虽然中学教书的前景毫无吸引力，甚至可怕，但我没想过再去插队。那时候上山下乡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再去插队是“反潮流”而动。你真够特立独行的。

马：实际上对再次离开北京我的感觉也很复杂。咱们学校后面不是有段铁路吗？夜深人静时能听见火车经过的声音。有一夜我忽然梦见一声火车长鸣，火车是开往云南方向的，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这时候我醒了，浑身都是冷汗，醒来以后好长时间睡不着。我想，原来在内心深处我是怕再回云南的。我就自责，我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听说了W的事，第二天就去北大找他。他高高的个子，干巴瘦，戴眼镜，口才极好，说话抑扬顿挫，富有煽动性，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生错了年代，不然会成为一个革命领袖。

叶：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就是喜欢这种有英雄气质的人。

马：是的，我差不多当时就爱上他了。我欣赏的不是他的领导气质，而是他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没有W，我也不会再次下乡，虽说这时我已经多少意识到去兵团和插队不一样，没插过队是个缺憾。

大学毕业后再次插队是十分“另类”的举动。W建议我先自己去看看，再做决定。从北京到黑龙江火车票要几十块钱，我父母知道了我的想法，觉得我疯了。我不能指望他们给我任何资助，就报名卖血，用卖血的钱买了车票，利用学期中短暂的假期，一个人去探路。到了地方，火车开走后，就剩下我一个人。这个小站连站台都没有，周围是荒郊野地，看不到一点人烟，当时是夜里三点钟左右，黑漆漆的一片，我只有壮着胆子，一个人上路。

叶：我服了你了。

马：去了这一趟使我下了决心。我原以为这次黑龙江之行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几年后我爸爸突然对我说，“你不该卖血去黑龙江。要知道你非去不可，我们不会不帮的。”说的时候很生气，也很难过，我才知道我父母什么都清楚。

我是1976年的11月正式去的黑龙江省莫力达瓦县兴农大队。W在几个月前已经回到那里，任大队书记。我管账，是大队会计。这是个得罪人的活，有一次因为分东西，一个下了台的原大队干部觉得自己没占到便宜，对我破口大骂，话说得特别脏。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当场哭了起来。后来W带着一伙男知青，把那人好好教训了一下。我开始明白农村的事情是很复杂的。

以后在和W的相处中，我有时觉得他是一个慷慨仗义的人，有时又觉得他冷酷无情。后来我发现很多精英都是这样，精英的光环慢慢地从我的眼前退去。逐渐地我发觉他做事的路子也有问题。

叶：是什么路子？

马：他就是吃苦在前。他认为只要共产党真正是清廉的，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老百姓肯定会跟着走。做为个人来讲，他问心无愧地做到了。我相信他是一个肯为信念牺牲的人。但保持廉洁不能靠个人的操守，而是要靠民主制度的监督。W的确是个有魅力的人，大家都服他，老乡们也听他的。但同时，大队里样样事都要他拿主意做主。如果他出外，有些事情就得耽搁下来。他的身体不好，后来越来越糟。他知道他要是病倒了，兴农的事业就垮了，他就硬撑着，最后终于撑不住了才回北京看病。

他一走，我们都明白再呆下去没有意义了，知青们陆续走光了。当时的大环境已经在讲改革开放了，不久我也回到了北京。回来后才知道，北京市当时有一个决定，所有从北京走的大学生再次下乡去当农民的，户口都保留在京，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当时就没有把我们再次插队看做是长期的。

叶：和W的个人关系呢？你们朝男女朋友的方向发展了吗？

马：到兴农后我很快就听说，W是有女朋友的。有段时间我很痛苦。后来和W的日常接触中，他的优缺点我都看得越来越清楚，慢慢地对他也就没有那么眷恋了。

到现在我都觉得和W共事是个宝贵的经历，也仍然十分钦佩他的献身精神。东北插队的经历，和云南兵团一样，对我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们使我后来始终关注农村和贫困问题。

 

 第六章：新时期

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谓新，不仅新在经济体制的变化上，也新在思想观念的更新。这是一个令人兴奋、但又充满剧烈冲突的年代。“老三届”正当年富力强，在中国改革的各个战线大展身手。在政治领域，有“西单民主墙”；在经济领域，有为农村改革的冲锋陷阵；在文学领域，有“伤痕文学”；在电影领域，有“第五代人”；在艺术领域，有“星星画展”，等等，不一而足。这是我们做为一代人在历史上刻下痕迹的第二个时期。文革初期，我们是给“天桥打场子”的；这一次，我们具备了历史的自觉。

受益于中国的开放，我在80年代初即赴美国留学。此前，我在北京一所外语学校教书。马笑冬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任记者兼编辑，颇为活跃。她直接参与了80年代中国第一轮“思想启蒙”运动，是影响深远的“潘晓讨论”的责任编辑。1988年她也赴美留学。

80年代初我离去时，是带着“潘晓式”的困惑的。而马笑冬在“中国青年”的做为，以及她“爱美”意识的觉醒，也是属于那个独特的年代的。带着中国和时代的深深的烙印，我们各自开始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

叶维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马：1976年9月，学校组织我们再次插队的人参观大寨。在大寨虎头山上，我听到了毛去世的哀乐。我当时心里对自己说，“你怎么不哭？你应该哭啊。”可我就是哭不出来。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对毛并没有什么批评。

叶：我的心情和周去世时完全不一样。听到消息的当天傍晚，我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四五以后，那里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场所。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来了，在偌大的广场上似乎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周去世时，我在广场上看到不少人痛哭；毛去世，我没有看见人哭。大家彼此不认识，不用装哭。在人们的脸上，我读出了惶然不安。二十几年来，毛的巨大身影笼罩着中国。毛不在了，会发生什么事？往后中国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很多年后我回想起天安门广场那一幕，觉得很有意思。彼时无声胜有声，人们的表情比后来的电影纪录片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心中的想法。大伙到广场去，是为了“交换表情”。

四人帮倒台后，我连走路都轻松了，大学最后几个月出现的头晕目眩症状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我有点儿遗憾这件大好事没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我曾感叹系里个别人政治手段高超，有瞬息万变的本事，我很好奇四人帮倒台后，这类人又会如何表演。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在白堆子的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这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年龄相当于高中生。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我有一种大解脱的感觉，我明白不用再在政治上装样子作假了。我不想入党也不想当官，就想搞好自己的本行，“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

马：你文革前就这么想。

叶：就是啊，可以说未改初衷。但过去披着画皮，脸上涂着层层重彩，做不到“清白”，现在可以“本色”点儿了吧？我想走搞业务的路子。过去动辄批“白专”，不让走那条路，现在可以走了吧？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学习了，我非常地珍惜。我住在教员宿舍里，过着像学生一样简单的生活，除了教课，就是给自己补课。三年工农兵大学没好好读书，我的英语千疮百孔，这时候就拼命补窟隆。我英文的基本功就是在那几年打下的。我们学校虽然不大，但是有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来的外国教师，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不像在有些大单位，和外国人接触的规矩多。

我们是小班上课，一个教员只教十几个学生。我是个非常投入的老师，那几年经常是一站四个小时地讲课、辅导。我教的第一个班是小学来进修的教师。文革结束了，英文开始热了起来，这批教师进修后会回到小学去教英文。学生们的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有的比我还大。大部分学生很努力，但有少数人不好好学习，一天到晚玩，梳妆打扮，谈情说爱。当时我还兼做班主任，看她们这样子特别着急。现在终于可以读书了，你们能脱产一年来学习，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不充分利用？一次有个学生无故旷课，我找到家里去动员她回来上课，几句话没谈拢，气氛有些僵。事后我想，我这人不适合做班主任，太较真儿了。那年之后我就只教书不教人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教英文的张老师告诉我们，teaching is a form of art (教书是门艺术)。教书以后，我发现教师就像一个乐队指挥，得想办法让每个学生都开口。外语教学特别重视听说，在课堂上要会调动学生参与。别看我平时特严肃，我的课堂气氛很活跃，人人争先恐后，一会儿“合唱”，一会儿“独唱”，我的眼睛扫来扫去，不让一个角落受冷落。这样一堂课下来，当然会很累，但学生练习的机会多，收获也大。做为教员，我是具备敬业精神的，不管在上课前我脑子里有什么事，烦心的事也罢，分心的事也罢，在我的脚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我就进入角色，全身心地教我的书。

几年下来，我想我可以算作一个不错的教员。一次从厦门来了几个人，那儿也要办一所外语学校，他们来我们学校取经。听我的课之前，他们已经听了上海和北京几所外语学校18个教员的课。他们说我讲课讲得最好，这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后来告诉我的。我心里清楚我讲得好并不是因为我英文好，而是因为我的课堂活跃。

但我在外语学校心情并不舒畅。我觉得这个地方小了小气、嘀嘀咕咕的事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的“素质”不高，知识面不广。同时在教员的培养上，讲究“近亲繁殖”。我除了教好书，什么都不争，支撑我好好干的就是对学生的良心。但真正让我对这个学校反感的，是我生孩子的那一次。

马：出了什么事？

叶：我1978年底结婚。怀孕后，预产期是80年1月份。到79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我的身子已经有些显出来了。我们学校每年冬天该生火的时候，都要从平房搬到一座四层简易楼房去上课，楼房有暖气，但没有厕所，厕所在楼外面。我们换教室时我怀孕已经七个多月了。哪个班到哪个教室是由教导处决定的。我想过要不要跟教导主任说一下，把我的班放到一层楼，这样出去上厕所方便些。可是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这种个人的要求不应该自己提，“组织上”会考虑的。你看我这个从小就不接近“组织”的人，其实有很强的“组织观念”。结果“组织”没有管，把我的班放在最高的四层楼。

马：你们的教导主任怎么这么不关心人？

叶：就是这个教导主任，以前曾主动告诉我别人对我教课评价很高，那以后她动不动就把来听观摩课的人安排在我班上。我怀孕期间她看到我，只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坚持下来？”我的预产期和期末考试很近，她当然希望我能等学生考完试再去生孩子，我也是这么想的，就说，“没问题。”她没问一句我有没有困难，我也没想到要提任何个人要求。

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们每天连着上两堂课，中间有10分钟休息。我怀孕到了后期，开始出现尿频，但是根本没法去上厕所，因为没法在很短的时间内，跟一大帮横冲直撞的学生去挤狭窄的楼梯，从四楼冲到一楼再出去上厕所。开始我一直憋着，后来就觉得疼。我问那些生过孩子的教师，她们说疼是正常的，就该疼，我就没理睬。直到有一天突然发高烧，四十几度，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盂肾炎。那次我烧了整整一个星期。因为怀孕已经进入第八个月，看来对孩子发育没有什么损害，但是在孩子没出生之前我还是非常担心的。

这件事让我在感情上受到极大的伤害。退烧后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二十来天，按照我以前的工作态度我是肯定要回去上课的，坚持到最后，把期末考试考完。但我没有回去，在家里休息到临产。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以前在农村就想过，是比较大的问题了，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位置在哪里？有没有个人合理的利益？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好像凡是提个人的要求就是不对的。

马：是不光彩的。这其实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已经被内化了，自己就觉得可以无条件地牺牲自己合理的利益。你完全可以、也应该向领导提出要求，但你没有提。这是个很好的关于个人和集体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好。

叶：我儿子的健康可能受到无法弥补的影响，一想到这个我就后怕。他们伤害了一个人。我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在年轻教师中应该说是很优秀的。他们用你，但不关心你。

马：我们常听说要干部关心群众，为什么你们的教导主任是这样的人？

叶：不只她一个人这样，我们英文组的头头也没有提，没有一个干部提。英语组在一层楼有几间教室，只要他们稍加考虑就能安排，一点儿都不费事。

马：有两句老话，一句叫“鞭打快牛”，另一句是“会哭的孩子先有奶。”往往你特别努力，人们就觉得你干是应该的，你自己不提要求就说明你不需要照顾。你要是喊得越凶，你的问题就能先解决。不过你们单位这么做也太出格了，这么明显应该考虑到的事，怎么所有的人都想不到？我觉得多数单位不至于这样。

叶：后来我反复想过这件事。我爸爸妈妈也从来不提个人要求。我妈妈后来患老年痴呆，有些糊涂了，她嘴里不时冒出一些“keywords”(关键词)，“组织”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公家”，我想在不少共产党干部家庭里这些词是很熟悉的，它们都是我从很小时就听我妈妈就挂在嘴边的。到她老了，不那么明白了，还是脱口而出。“组织”在我妈妈心目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没法知道了，但我知道它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对于她们那一代共产党员都是那样。

马：我爸爸妈妈也是那样，我们受的教育就是那样，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叶：而且把“组织”给抽象化了。其实所谓“组织”，在外语学校就是那几个当领导的人。但一旦被抽象化，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我感到从父母那里来的、我姑且称作中国共产党文化里的一些类似基因的东西，也存在在我的血液里，在潜移默化中我受了父母很深的影响，虽然不靠拢“组织”，但是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对“组织”的信任。我很想梳理一下中国革命的复杂遗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意识到它存在在我自己身上。

从出了那件事后我就对外语学校灰了心，坚决想离开。其实我在怀孕之前，一直想考研究生。我觉得我英语的“窟窿”补得差不多了，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语言不过是个工具，我希望学一门专业。咱们这代人，因为从小学业中断，总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总觉得有欠缺。我虽然已经上过大学，还工作了几年，但心里仍然认为自己就是个初三学生。当时恢复了高考和研究生制度，整个社会生机勃勃，百废待兴，我也跃跃欲试，但学校就是不批准我报考研究生，我还找到校长家里去谈，就是不准。

马：有个说法，叫“单位所有制”：你属于我这个单位，我不放人，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叶：尤其在学校工作的人。很多人不愿意当中小学教员，所以你来了就别想走，等于卖给学校了。我一看考不了研究生，一想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好好过日子吧，才决定怀孕生孩子。

马：你当时有好好过日子的想法？

叶：有，但是不甘心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我生孩子休产假的时候，突然遇到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得到美国一个女子学院一年的全额奖学金。那时出国留学的人还很少，不像后来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这个留学的机会真是“天上掉陷饼”，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只有这样我才能离开外语学校。因为鼓励留学是国家的政策，学校不能阻拦。这一次，我终于能如愿以偿去学习了！而且，听起来也许有些矫情，我当时还想到了上河西的老乡：咱们中国这么穷，我出去学了本事再回国效力。据我的观察，80年代初走的很多人都是想要学成回国的。

临走时，最舍不得的是还不到一岁的儿子和体弱多病的母亲。走的时候是冬天，走的那天早上，儿子正在睡觉，抱他起来也没醒，我轻轻地亲亲他一狠心就出来了。我妈妈送我出家门，车开了以后，她跟着我的车，在北京清晨的寒风里，一瘸一拐走了很久，她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扬。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儿子酣睡中的脸蛋。到我终于能把他接到美国团聚时，他已经快六岁了。我没有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也没有看到他迈的第一步路。我有时会盯着二三岁天真活泼的孩子看很久，心中感到隐痛。我母亲去世前，我回国陪伴她走了最后一程，耳畔响着“父母在，不远游”的老话，感到多年来不在她身边尽孝的内疚。在美国本来只有一年的学业，愈罢不能，不断伸延，一发不可收拾。对不起的是母亲和儿子。在美国留学和生活的甜酸苦辣，只有我们自己清楚。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特别是女性，这是另外一本书的题目了。

马笑冬——催生“潘晓”

马：你出国的时候，我正好刚到《中国青年》杂志社不久。《中国青年》是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80年代初期被看做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号角。在1988年去美国之前，我在那儿工作了9年，那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时期，做为“无冕之王”的记者，我和我的同行们积极地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投入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的采访。

叶：我离开的时间太早，关于80年代大部分是从书报上读来的。

马：我到杂志社工作时，《中国青年》已经在全国享有盛誉。它在复刊后的第一期就刊登文章，公开为76年的四五事件平反。此后不久又发表关于发扬民主和法治的文章，尖锐地触及了这方面的问题。我在《中国青年》做的最有社会影响的一件事，就是参与发起了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一般被称作“潘晓讨论”，它是80年代思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1999年，我已经到上海复旦大学工作了。电视台当时连续播放了20几集历史文献片《新中国》，讲到改革开放时，也给了“潘晓讨论”几分钟的镜头，屏幕上播出当年发稿的签字纪录。镜头从上到下慢慢摇，先是我的签字，然后是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签字。

叶：你被载入历史了。

马：我是这个讨论的责任编辑。潘晓讨论和文革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密切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积极的促进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看不惯的人就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的单位甚至在大门口设岗，谁穿喇叭裤就把裤腿给剪掉。当时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是政府和社会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什么都管。

做社会的良心、反映青年的心声是复刊后《中国青年》的宗旨。从读者来信中，我们发现青年人有很多苦闷，于是我们就走进学校、工厂和街道，召开座谈会。在一次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人们说出了很多心里话。他们最大的苦闷是社会上宣传的价值观念距离现实生活太远：宣传说要忘我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宣传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但现实生活却是日复一日平淡无味的重复。

叶：这些不就是你在云南最后几年的问题吗？

马：没错，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那些青年人那么容易沟通和理解。座谈会主要由我和另一位同事负责，我们俩分别从交谈对象中找一个合适的青年，请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写下来。我联系的人叫黄晓菊，她初中毕业后就进工厂做工人。她曾经相信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但身边的工人却都是成天为茶米油盐忙活的庸庸碌碌的人；她曾经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同事联系的青年人叫潘毅，他也是个非常敏感和心志高的人。他的家庭有过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又比较孤僻。他的那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有些情节很动人。我们编辑部一遍一遍地讨论这两篇文章，最后决定把其中的精华集中在一起，合成一篇，并各取两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做为作者的署名，这个名字就是“潘晓”。

叶：原来是合成的。

马：把两篇文章揉在一起的任务交给了我。两个人原来的文章都很长，我把问题的结构设计好，汲取了原文最精彩的部分，也保留了它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用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是套不进去的，但它反映了一个青年人自己思索后的真实想法。我把文章编辑好给黄晓菊看，她说，“你真下了功夫。”   叶：过去我们强调的都是无条件的牺牲，“大公忘私”，要说为自己，就是异数。个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是什么关系，如何协调？其实，我走的时候也是带着潘晓式的困惑的。

马：文章在1980年四月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读者来信铺天盖地。邮局离我们社走5分多钟路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文章讲的和自己的想法一模一样。还有读者自费从外地专程来杂志社诉说感想。原来仅仅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具体负责稿件，这时候社里腾出五层楼一个大房间，由编辑室主任亲自挂帅，从各编辑室抽调了若干人，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大家一起阅读读者来信、编辑稿件。这篇文章的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的。

《中国青年》当时一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回应潘晓讨论，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对这个讨论做了报道。有个香港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其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当然很不合适，但它反映了这场讨论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的强烈震动。通过潘晓讨论，我们要促进的是建立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氛围，巨大的反响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普遍的问题。

在80年代要推动思想解放是有重重阻力的。在后来的“反精神污染”中，潘晓讨论被认为提倡了“自由化”，受到“左”的方面不点名的批评。在此之前，胡乔木曾经亲自来到杂志社，对潘晓讨论表示支持。他当时说，“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还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他们叹息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他还希望这个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那天知道他来我们都干不下去事，紧张等着他和领导们谈话的结果。听说他那么支持我们，大家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

现在想想很可怜，我们做任何一件能引起社会影响的事都要在政治上保个险，都要有大人物的认可，可大人物也是要看风向的，后来风向变了，胡乔木又把自己的话收回了。

 批判“精神污染”对《中国青年》打击很大。总编辑和编辑室主任都被调离，和我同时的另一个潘晓讨论的主要发起者也走了。从此之后，杂志社就没有再那么辉煌过。

在参与潘晓讨论的工作中，我自己也受着教育，我过去的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挑战和发生变化。我那么地投入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本人也和这个讨论有深深的共鸣。

叶：你自己的思想也在解放。

马：是的。80年代我做的事还涉及到家庭、婚姻、爱情和性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方面，也能感觉到人们的观念在发生深刻变化。我曾写过一篇报道，谴责一个男青年上大学后抛弃了他在农村的为他怀过孕的女朋友。他的理由是，他的社会地位变了，乡下姑娘对他不合适了。他处理这件事的做法非常恶劣，对女方缺乏起码的尊重，着实激怒了我。报道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四千多封信。来信中90%是批评那个大学生的，有的人甚至要求他的学校开除他的学籍；10%不赞成我这篇报道，认为恋爱破裂是个人私事，社会不用管，中国就是对个人隐私干涉太多了。

最后男青年的大学开除了他的学籍，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听说报道出来后，社会舆论压力很大，学校方面到了不开除他就无法交待的地步。

叶：这就是“道德法庭”。

马：80年代初不少报纸杂志都起了“道德法庭”的作用。我听到他被开除的消息感到不安。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说我毁了他的一生，他总有一天要找我算账。

叶：你这个职业还有个人风险。

马：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今天去看，当时人们在私生活方面的观念和看法开始趋于多元化。以前我们公私不分，让社会舆论来干预属于个人或法律范畴的事，这样做是有负面作用的。

当时我们感到，在婚姻家庭方面社会正发生着震荡。据了解，在天津一地离婚率急剧上升，我就到天津去，通过法院采访了20多对夫妻，主要是女方。当时人们的个人隐私意识还没那么强，一听有记者来采访，她们觉得能把苦处倾诉出来，都很愿意谈。在采访中，不断触及到性生活方面的问题，我才知道别人的婚姻生活是什么状况，也发现离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性生活的不和谐。但在法庭上，人们都不提这方面的事，而是用经济、家务分工和婆媳不和等原因做理由，只在私下和你交谈时，她们才告诉你。这次采访的经历让我知道中国社会在性关系方面存在那么多的压抑和无知。其实连我们编辑部里都有这样的例子。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要结婚了，结婚前几天，她坐立不安，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害怕，我就明白她是怕新婚之夜的第一次性生活。其实咱们从小受的教育和她一样，极端的清教主义，什么都不懂，我非常能理解她的感受。

有一次我们有个编辑看到一封读者来信，看得她哈哈大笑，把信传给大家看。信上读者写到，他和他的女朋友看外国电影，发现人家接吻的姿势和他们俩的不一样，他们老找不到地方，鼻子碰鼻子，看起来是姿势不对。

叶：日本在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好莱坞电影起的一个作用，就是教日本人如何接吻。

马：那咱们的青年人也是从外国电影上学。

八十年代，我们杂志在推动新的女性形像方面也做了一些事，包括有一次在杂志封面上登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头像，占了整个封面。那个女性留着披肩发，充满青春气息。封面登出来后，就有人批评。

叶：因为登的不是女劳模、女民兵、女战士什么的？

马：跟这个有关系。还因为她的头像到脖子那儿就没了。有人就说，这女孩子脖子下面是什么？意思是问，她穿没穿衣服？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又可鄙，又可笑。

在这段时间，我自己也经历了女性美的觉醒。我从十几岁起就特别朴素了，穿得不外是蓝裤子，长袖上衣，到80年代初还是那样。有一天我去北海公园玩，看见一个女孩子身穿蓝印花布的背带裙，白衬衣，还戴了顶奶白色的草帽。我一下子就呆住了：她看起来太漂亮了！公园里其他人也都在看她。

叶：你从小就爱美的呀。

马：可是我在外表方面的变化相当滞后。老实说，我对自己的相貌没信心，认为自己不漂亮。大概因为在云南插队时我老光脚下水田，来例假时也不顾，加上当地有瘴气，我的气色一直不太好，脸总是青灰色的。

1984年，中国和日本举行两国青年大规模的互访，让我们社出一个领队，社领导让我去。这么好的机会，我却回绝了，大家都很奇怪。我拒绝的真实理由就是认为自己长得丑。后来在动员下我才同意去。

我没有在这种场合穿得出去的衣服，有个朋友介绍我去找一个搞服装设计的，说她可能会借我一些衣服。我去见她时，还特地穿了我妈妈留下来的咖啡色的纯毛套裙。一推门进去，那个服装设计师就用专业眼光上下打量我，然后说：“你穿得还行，但那件上装口袋在腰部，肯定不是你的。”我比我妈妈高出差不多一个头，穿她的衣服当然不合身。服装师就开始帮我找衣服，找了一件又一件。那些衣服对她来讲很平常，但我的眼睛已经看得发亮了。挑好衣服，她还告诉我每件该怎么穿，颜色怎么配，腰带怎么系，穿什么样的鞋。后来我们集训的时候，她还到驻地给我化了个妆。化完妆后，我去照镜子，一下子楞住了。妆化得非常淡，但整个人立刻就不同了。那天晚上一直到睡觉我才把妆洗掉。

叶：你讲得这个美的觉醒我没经历过，我失去了在国内补上这一课的机会。到美国后我一直在大学校园里，老师学生的穿着都比较随意，我也仍然很朴素，真让我去打扮，我会觉得不是自己了。

马：化妆术可以把人的长相提高50%的成色。既然不是本色美，也不必那么在意。我后来学会了化妆，常给自己化。我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喜欢，我永远也不会为了吸引男人而去做。

叶：我有个朋友，她的女儿学计算机，用高科技的方法“复原”了年轻时的妈妈，又为母亲配上时髦的装束。看着虚拟中自己靓丽的青春，朋友说，“我们白活了”。此后我多次琢磨这句话。看到今天的女孩子能够这么自由自在地打扮，我是羡慕的。但因为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没有“美”过，难道就白活了？再说了，到底什么是“美”？

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在中国美国都听得到，说是女人如果修饰了，整容了，减肥了，就能增强自信心。我总怀疑用这样的方式获得的信心能否长久。还说受到男人欣赏的女人就美。那如果没有男人欣赏怎么办？就妄自菲薄吗？现在“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法又大行其是了，也太陈腐了点儿吧。

毛时代的男女平等有它很多问题，是缺乏性别意识和抹煞女性特点的“平等”，而且是从上至下灌输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它确实帮助我们建立了女性的自信、自尊和自主意识。当我在美国遭遇明显性别歧视时，在后面支撑我抗争的，是从小刻在脑子里的男女平等信念。有欠缺的男女平等观，比没有要强。

马：你说得好。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时，曾经拒绝了一个调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机会。那时候我觉得妇女杂志婆婆妈妈的，我要到那儿去别人就会把我看低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在妇女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可以做很棒的事情。我这些年的研究一直和农村妇女有关。

我过去非常排斥做家务事。我结婚前，别人说，一看马笑冬这个人就是不会做饭、不会洗衣的。结婚后，我家务活很快就拿起来了。我丈夫一看我什么都行，就什么事也不做，连碗也不洗。我说你也该做，他说，你不是说过要学着做女人吗？我们俩在这上面不时有些争执。如果我能有再一次婚姻，我一定要在婚前把话讲清楚。

叶：和咱们同龄的男性，似乎不像女性对男女平等那么当真。一有时机，他们就回到大男子主义去了。

马：1981年元月19日，我母亲去世。我那时已经结婚了，不久后有了儿子。怀孕和生育的过程使我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刚刚失去母亲，我对儿子出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心中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我非常遗憾妈妈没见过牛牛，而家里其他的第三代都得到过她的疼爱。

生完孩子回到杂志社之后，我被提升为编辑室主任。干了不久我就感到，我虽然能做好这个工作，但我并不热爱它。我愿意去各处采访，到实际生活中接触真实的人。当我忙着给别人安排采访计划时，心里感到痛苦，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丧失活力。一年之后，我经过反复思考，提出辞去编辑室主任的职务，还去当记者。《中国青年》编缉室主任要由团中央组织部任免，所以这件事不仅社里人议论纷纷，也惊动了团中央，最后团中央终于批准了我的辞呈。

重回记者岗位不久，我得到了一次采访机会，去陕北采访一个贫困地区。去采访的缘由是《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陕北某地学校校舍因简陋失修而倒塌，造成学生死亡，这件事当时引起很大反响。我到了陕北出事的县，看到了农村的贫困，也领略了黄土地的壮美。我想做为记者，我做不到别的，但至少能引起人们对贫困地区教育的关注。我采访了一所刚建成不久的公社中学，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响。

叶：是那所倒塌的学校吗？

马：不是，是一所在当地条件比较好的学校，离公社约一里地。在这个贫困县里，这所校舍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能上这个中学的孩子是被人羡慕的。我参观了孩子们的宿舍，看到了他们的毛巾和水杯，但是没有牙刷，我就问：“怎么没有牙刷？”回答是：“他们不刷牙。这里缺水，刷不起牙。”我又去看了食堂，打开一个储藏柜，里面是小米；又打开一个，里面是土豆和腌酸菜，这就是学生们每天的伙食。学校领导向我解释：学生们每两个星期回一次家，父母们会给他们带上一些吃的。

孩子们下了课在公社玩呢，我耐心地等他们回来。在我看来，公社所在地没有任何可玩的，可在孩子们眼中，那里有商店，有邮电所，还有饭馆，是最“繁华”的地方。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差不多都是男生。我站在校门口等着，看着他们又跑又跳、欢天喜地往这边来。他们脸上的笑容用“灿烂”两字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就在这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牛牛也在里面！我马上问自己：如果你儿子真是他们中的一员，天天不刷牙，吃酸菜，你会怎么想？我感到心在疼，不愿意再想下去。

孩子们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带我进了宿舍，那是一个很深的窑洞，有一条从门口到洞底的长炕，孩子们晚上就一个挨一个地睡在炕上。当时天色已黑，没有照明，我担心他们睡觉时找不着自己的铺位，半夜上厕所回来，铺位会不会被别人翻身挤没了？我问孩子们：“爸爸妈妈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让我看看好吗？”他们争先恐后的，好象是要展览他们的奖状。我什么都看不见，就说，让我摸摸吧。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比书包小一点的木箱子。我用手往里摸，问：这是什么？一个孩子说：馍。馍挺硬，不知道是什么面做的。又摸另一孩子的，他告诉我：是咸菜。我摸来摸去，没有摸到比二面馍更好的东西。

我告别了孩子们，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儿子，但因为陕北农村和他后来在波士顿的生活差距太大，我怕他完全不能理解，就什么也没有说。但只要我想起那些孩子，我就像在他们中间看到了我自己的儿子。有时我甚至想，我今天做咱们这个成长史，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让牛牛看到。

叶：我也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圆圆看到。

马：1988年8月，我和儿子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我丈夫已经在一年前到了波士顿读研究生，在等待我们团聚。飞机升入高空以后，六岁的牛牛突然像小大人似地说：“我终于飞上蓝天了！”我觉得他像在作诗，而我却毫无诗意，我不知道西方那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会给我带来什么。

 

后语

“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几年前，这是个十分困扰我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惑。身在海外，我的困惑尤甚。九十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着手做这个口述成长史时，不绝于耳的是“历史的终结”的胜利宣判，和全球资本主义充满自信的进军步伐。在它大步的践踏之下，我个人的历史一时变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我”是谁，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自己去艰难求证的。做口述成长史的初衷，即源于我的认同危机。

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着血腥的种族残杀，激烈的宗教冲突，帝国主义改头换面的复兴，资本全球性的横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女性地位的持续下降，和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

十几年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分别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一些变故，我曾不得不将口述录音的整理一度搁置。再将它拿起来时，进行这个工作本身成为我生活中的巨大支撑。在梳理个体经历的过程中，我寻找着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与延绵不绝的中国人的历史“链接”在一起。我奶奶临终前给“太太”下跪，我母亲在延安窑洞前晒她的病腿---这些画面在我眼前变得栩栩如生。通过奶奶和妈妈，历史和我有了骨血的联系。这联系是个体的，同时却有着宏大的、关乎众生的意义，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从做“二姨太”的奶奶，到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成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到今天的我，仅仅三代人，我们跨越了多少路程！将“小我”置于不息的生命长河中，使我获得了某种“历史感”，我自己的经历也具有了某种“历史性”。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没着没落。

同时，梳理个人往事，使我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将自己过往的经历捡拾起来，细加审视，从中找出脉络、逻辑和关节处；重要的是，我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文化革命开始时的“红卫兵”，到改革开放之初各个领域的促进者这一巨大角色转变中看到了希望。毕竟人是可以获得历史主体性的，不会总是任人拿捏的工具。尽管这很难，但不是做不到。

回答“我是谁”，是个不断自我考问而又自我肯定的反复求证过程，它是开放式的，不断提出问题的，而不是断然做出结论的。

今天，我可以说：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生育了我，更因为她的精神在继续滋养着我。从小，是她告诉我：做女人，要争气。

我生命的“底色”奠定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孩子，那个时代教给我的，是相信光明，追求上进，凡事要认真。

文革前后的经历，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在内心深处，我开始抵触绝对的权威，一统的精神，和违反人道的政治。

农村五年的生活，让我的脚跟站在了“地上”；从此我多了一份对“受苦人”的认同，少了一份城里人的轻狂，做人有了一些根基。

这“有根”的感觉，是我到美国后才体会到的。在那个陌生、奇异而又富足的环境里，我没有迷乱张惶，妄自菲薄。

同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经历，也让我逐渐对世界采取一种开放、理解、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我眼中的事物，也开始呈现出它们的复杂、多面、矛盾、悖论和变动，呈现出它们的“赤橙红绿青蓝紫”，而不再仅仅是黑白两色。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十七年”正统教育、从小就被告知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可抗拒规律的人，一个经历了十年文革、总被强迫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这个变化是深刻的。我出国时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我到美国后所经历的视野的开拓和观察事物方式的改变，也算是我个人的一场小小的思想解放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学生变成了在大学教书的教员。每日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八十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做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这套思路目前在美国的最高代表是谁，读者诸君自是心中有数。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我对它的回答，就是认认真真地梳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坏的摒弃，好的留下。

对我来说，求证仍在艰难地进行中。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想通过梳理父母那一辈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三八式”知识青年的经历，来反思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遗产。

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我曾在1998年去过一次延安，踏访1941年重病中母亲的足迹。从那以后，我陆续访问了数十位那一代的革命者，其中大半人今天已经辞世。我曾经十分健壮的父亲如今也已严重中风失语。很快，那一代人就将彻底离别我们而去。我这个当年在别人眼中不那么“革命”的人，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倒是不想轻松地道别，而是想要好好清理一下革命的是非功过。毕竟，那是一段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梳理个人的历史，也使我更加意识到全面认真清理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我和马笑冬所作的成长史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清理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浩大的思想工程，却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回避的。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

有笔债在我心中日益沉重，那就是作为“老三届”一代人，我们尚未对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暴力进行过认真深刻的反思和清算，以至于我们的子女对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几乎毫不知情。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个当年参与打人的师大女附中学生公开出来对卞仲耘的家属道歉。几年之前女附中庆祝85周年校庆时，曾出了一个建校以来的“大事记”，其中对卞校长之死只字未提。如果忘记如此深重的“校耻”，“校庆”不庆也罢。

也许这样的集体失忆背后有重要的政治原因，和文革结束后形成的、为了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向钱看）的国家“历史政策”有关。但对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即使在一段时期里历史可以成为任人打扮的“婢女”，总有一天真相会浮出水面。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部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

虽说个人不该承担目前“集体失忆”的主要责任，但我们这一代中不少人曾经是文革中暴力事件的肇事者。夜深人静时，我们难道不该扪心自省？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曾经多次被扭曲、遮蔽，难道我们这一代人还要重蹈覆辙？

作为历史工作者，我担心我们的民族对待自己的历史混淆不清、是非不明，要么一概否定，拦腰斩断；要么一片光明，同声颂扬。一个拥有数千年未间断文明的民族，如果历史观如此混乱虚无，如果对自己的过往如此缺乏认真的分析和评判，我们又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遑论在21世纪的“崛起”。

我自己说了这么多，该讲讲我的合作者马笑冬了。她在重病中。她的病已不可逆转，她的生命在一点一滴中被销蚀。想到当年她是那么一个要强、出类拔萃的女性，我的心中只有悲哀。

马笑冬1999年从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同时投身于对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的研究。她选择的“点”，恰恰是她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到的、她当记者时采访过的陕北某贫困县。在美国生活十年，她未敢忘怀那块土地。她对女性问题的关心和她与中国农村的不解之缘，已在本书中充分表达。实际上，她读研究生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的。回国后，她多次在陕北的村庄里，和老乡共度春节。她对我说，在她/他们中间，她感到“自在”；谈起“她的”两个村子和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的眼睛发亮。她上海的同事们大惑不解：她为什么放着大城市舒适的生活不过，总是往最穷的地方跑。看过这本书，读者们也许会对马笑冬多一点理解。在病倒之前，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是，“黄土地，我对你说”。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惜再也无法说了。

妇女问题、性别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贯穿在本书若干章节中。它们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过去的经历，给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参照。马笑冬回国后，身体力行，继续着对它们的探索。“过去”和“今天”用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方式承续着。在马笑冬身上，凝聚着我们这代人美好的品质：“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执着地追求社会正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它们已不合时宜；唯如此，更凸现出它们的真诚和可贵。

近乡情怯。献上一本由两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小书，令我心情紧张。比起同代的很多人，我们的经历（尤其是我的）实在平常，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大起大伏。我深知，由于出身、背景、和经历，我们的认知受到诸多局限。只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和中国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距离，也有着一些格外的感触，才由此生出仔细梳理过去的想法。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特别我们这一代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回顾和反思。这样出来的历史，才能较为接近我们所经历的大千时代，它也将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最好礼物。

 

叶维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6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出版介绍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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