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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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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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广东军阀陈济棠奉命派其第一军出征湘赣边界大庾地区，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也奉命派遣桂系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配合，后又增派四十五师134团加入其中。以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两广军队。这两支部队担负了苏区西面的围剿任务。 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夕，两广军队已经攻占了信丰、定南、安远等苏区地方。当第五次围剿逐渐得手，中央苏区面临覆灭时，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两广停战。以便红军有可能突围。 李、白也自有打算。李称：“其（指蒋介石）期待我和共军互斗而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白也对部下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参见：《文史集粹》第六辑，第139页。） 1934年8月，肖克的湘赣根据地失守，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向湘、桂、黔突围，李、白命令桂系第七军廖磊部，在进入广西的龙虎关、永安关、清水关、雷公关等要隘重兵设防，不使红军进入广西。其他地方则按照“只宜尾追，不宜堵击”的原则，决不与红军打硬仗，第七军六个团成了肖克的红六军团的“护送队”，一直“送”到贵州施秉、石阡地区（参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同时，白崇禧电蒋：“如为阻挡共军通过湘桂边境，广西部队愿独任其事，但必须先令王赞斌师归建制，否则兵力单薄，难以抵御。”其实白早已秘密潜至江西安远四十四师师部，面授机宜与王赞斌，令其向粤军余汉谋交接，率部急返广西全州、兴安一带，增加堵截红军及中央军进入广西的兵力。8月底，蒋准白的请求，桂系部队立即撤回广西。余汉谋令粤军陈章旅到安远接防。（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1934年9月，得知两广军队动态后，朱德致函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的五项建议（见《朱德选集》第17-19页）。陈立即密电约周、朱约派代表密谈。周、朱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寻邬县附近与陈所派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路通报；3，两广军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利用陈的防区作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陈部撤退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可用陈部护照。（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有此秘密协议，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陈济棠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让开一条通道，使红军经过他的防区信丰、大瘐顺利进入湖南汝城；红军也沿湘粤边境西去，不进入广东。而桂系派到蒋介石机要系统的王建平密报：政学系干将杨永泰提议蒋“一举除三害”，压迫红军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中央军乘机跟进，消灭红军的同时，也解决桂系与粤系问题。并称蒋已经采纳杨的建议。（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11月13日，蒋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等三十万大军追剿。设总司令部于衡阳，又电令贵州王家烈部及广西白崇禧部协助追剿。还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健与中央军周浑元、薛岳部在湘江以东利用有利地形夹击红军，答应拨付开拔费100万元给桂系，所用弹药实报实销。 桂系则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军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已经七日，任由红军开向广西方向。白崇禧首先紧急调回在贵州南部的廖磊部，加强桂东北防御。接着桂系接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讨论红军的几种可能去向，白最后断定，红军最大可能为经过广西北面进入贵州，然后攻入四川。认定防共不如防蒋。李、白连接致电蒋，称桂系完全有能力拒红军于广西境外，暗示希望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蒋复电，不到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参见：《学术论坛》1986年第6期。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 为达到既防共又防蒋并且不能两边作战的目的，李、白决定放弃原来坚决拒红军于境外的策略，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相应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45师防守恭城、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要隘，坚决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44、24师防全州、灌阳，但必须对红军开放，采取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其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刘斐谈话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月下旬，红军主力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旧路进入广西，结果湘江一战，红军惨败。正当红军形势危急之时，11月21日夜，白崇禧下令桂系第15军撤离湘江防线，第7军也集结到恭城县。22日开始撤军。于是从全州到兴安60公里湘江无兵防守。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党史办后来经三年查证：李、白确实让出走廊给红军过境。只是因为红军并不知道桂系已经让出走廊，所以南攻江华县，失去三天宝贵时间。23日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何健急调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企图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而红军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27日改变部署挺进湘江抢占两个渡口。但湘军也抢占了全州，于是只剩下几个小渡口摆渡红军，八万余人的红军只剩三万，但已避免全军覆灭并顺利转向贵州。 44师和24师始终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稍有接触即撤退。待红军主力通过后，他们才回师文市、石塘圩等地，搜捕湘江战役被打散的红军及老弱病残、随军百姓数百人，却大事宣传，禀报老蒋称“俘虏七千”。相反，尾追红军进入广西的周浑元、万耀煌各一部，却都被桂系军队包围缴械。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 蒋介石接到何健、周浑元等密报，得知桂系让路使红军顺利进入贵州，怒不可扼，电斥李、白“无异放虎归山”，还责问白崇禧：“其谁信兄与匪无私交耶？”白深知“通匪”这顶帽子是戴不得的，便不客气地复电：“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豕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以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敌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老蒋被白崇禧噎了嘴，置其电不复，只严令桂军急速追剿西去贵州的红军，“勿得稍纵”。自己亲赴贵阳督战。而廖磊奉命率领第七军尾追红军，却始终与红军后卫部队保持两天行程，且追到贵州都匀、独山一带便干脆不追了。红军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蒋急电廖磊星夜来援。却不料廖磊复电：“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老蒋只好叹息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白崇禧的真实心思是希望蒋永远被剿共拖住，他在桂系明说道：“老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其实中央军在贵州也并不积极与红军作战，红军在贵州打的都是王家烈的黔军。例如1935年3月5日，毛、朱制定《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下令打中央军，结果周浑元命令部队不动，此计划告吹。15日毛指挥红军主动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结果进攻失败。周部也不追，听凭红军逍遥而去。毛也许看出此点，改其方针为：“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目标”。王家烈顶不住，黔军溃败，并从此销声匿迹。中央军控制了贵州。 接着红军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只得听凭中央军也进入云南。再接着又进了四川，刘湘也只得听任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老蒋飞贵阳、昆明、重庆，不打只追便控制了他原先插不进去的云、贵、川，只有桂系把红军堵在山门之外，也就同时拒中央军入桂。只有两广军阀保持了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这才有可能发生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 应该说，中央军对云、贵、川的控制，符合国家统一的需要。这使国防资源委员会的备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后来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云、贵、川为大后方和战争基地，也就不是偶然的。 至于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事变，更是一幕日本默许并以军火、技术支持的“抗日壮举”，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离奇而又滑稽的闹剧。 当老蒋以追剿红军为由控制了原来由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以后，面临被中央控制的下一目标却又不甘心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开始为保全自己的割据势力操心。陈自觉声望、资历连李、白也不如，而且广东这块地盘也是1929年蒋桂战争时老蒋授予的，粤军与他完全不像桂军与李、白那样形同子弟兵的关系。但他决不愿意归附中央，一心要保住割据状态。桂系也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联合粤系才可能保住已有的割据局面。于是除秘密联络日本，向日本购置军火，由日本派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以增强实力之外，还积极联络粤系，甚至派出刘仲容与中共联络。并与粤系一起，指望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搞反蒋割据。 但所有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戒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而胡汉民1936年1月19日自欧洲抵香港后，拒绝蒋所派专员劝他就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任命，支持陈济棠反蒋。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不料胡汉民5月12日与妻兄陈融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个计划只能落空。 反蒋大旗既倒，蒋抓住时机，在派孙科、王宠惠赴穗吊唁胡时，便向陈济棠提出归附中央之五项条件：1，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2，改组广东省政府；3，西南两机构人员愿到南京工作者，中央妥善安排，愿出洋者给予旅费；4，陈改任第四路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5，统一币制。此五条意味陈必须把广东军、政大权交给中央政府。（参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济棠决定立即举旗反蒋，并通知桂系马上商讨反蒋计划。 白崇禧随即赶到广州，陈告知去年底派其兄陈维周见蒋时，暗中给蒋相面，发现老蒋气数已尽，绝对过不了1936年；术士们也算出蒋的气数竭尽，自己运气正阳；还有一个叫翁半玄的大师为之求得“机不可失”之上上签，已是倒蒋良机。白则对他分析蒋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白介绍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上述史实证明，两广事件高喊“抗日救国”不过是个宣传手段，“夺取中央政权”才是真实目标。日本军方谅解并支持两广“抗日反蒋”，岂不荒唐透顶？无怪乎陈部将领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多数人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两广6月1日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似乎宽宏大量，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百余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但中国军人是有真正爱国良心的，例如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这使拥有中国最强大的空军的陈济棠顿失支撑；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他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他叫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陈济棠自己也后悔道：“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以上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 以上史实均载于官方编撰出版的历史文件之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那些吃皇粮的历史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只因老毛当初赞颂过两广事“是值得庆幸的壮举”（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6册，第211页），他们至今还在煞有介事地把粤军将士归附中央导致陈济棠垮台说成是蒋介石收买，不知他们肆意侮辱这些抗日将士的人格与尊严时，把自己的良知置于何处了！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面临粤系彻底垮台，蒋已经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其中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集中对付桂系，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并在归附中央之后以及“七七事变”后，桂系两个月即装备四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居全国之首。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老蒋完成对桂系的军事包围后，并未发动攻势。正应了蒋给宋哲元、韩复榘电报所说：“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李、白也呼吁国内所有知名人士调停，冯玉祥奉劝蒋：“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都打完才去对付仇敌。’蒋说：‘这话很好，我一定不打内仗。’”（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56页）程潜也极力劝蒋，于是蒋于8月10日在广州接见李、白的代表刘斐。蒋说：“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抗日吗？”刘答：“你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说，你先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只有替日本人造机会，这就是自速灭亡。”蒋说：“我先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要从外交、国防、军事、内政等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否则，轻举妄动，只有自取灭亡”刘说：“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认可刘的意见，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刘回广西向李、白汇报后，李、白提出六点要求：1，中央承认中日现状为基础，日本再进一步，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抗日；2，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的成命，另行协调职务；3，补助广西事变以来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4，保证复员后，广西保有的员额及费用；5，特派大员来广西和谈，并公开昭示信用；6，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8月23日刘斐带此六条赴穗，蒋立即接见。当时，蒋的部下一个劲要求打，只有蒋欲和。对上边六条中收回成命一条蒋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对于经费问题，蒋说：“谁教他们造反的？他们既造反，还要给他们钱，那不行！”经刘劝说后，蒋考虑了一下说：“好吧！多少给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并决定派程潜、居正、朱培德三大员赴广西和谈。（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期间因广西空军发生叛逃投蒋事件，桂系空军司令林伟成等通电告戒李、白“幡然改图”，陈诚即要求蒋下达总攻击令，被蒋拒绝。陈便故意设置障碍，阻挠和谈，但终被排除。程潜等于9月2日携蒋氏亲笔信飞南宁，桂系若干人组织游行请愿，企图气跑程潜等，使和谈失败，也终因蒋已下决心，基本答应李、白所有要求。4日协议达成；6日蒋改派李、白、黄旭初继续职掌广西；14日李、白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两广事件终于彻底结束。 于是我们又发现，所谓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专门打内战的蒋介石，却在压制内部那些发动内战的强烈要求。而且，正是他的优势让步，完全满足了桂系的要求，才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并使原本会骨肉相残的军事力量，成为后来抗日战场上的劲旅！ 而三个月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称其为制止内战的事件，实在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在红军刚到达陕北时，蒋便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依靠苏联压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以求国家统一。1935年11月，在苏联的王明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首次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老蒋得知王明的文章信息，马上于12月下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以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双重身份，通过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联系，与王明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谈判。 同年12月底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此原则之三：“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办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中国）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而积极反共的老蒋却未与理会。这至少说明，老蒋的抗日甚于反共。老蒋亲自对苏联大使说：中共红军问题是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意见是：中共可以公开存在，但不能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 到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老蒋已经开始与中共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会谈，另一位曾经救助过毛泽东儿子的董牧师，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秘密谈判。只是因为在是否保持并壮大军队的问题上谈不拢，蒋便继续征讨，以迫使中共妥协。暗中谈判还是在进行着的，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解决。 例如毛、周在1936年10月17日便电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参见：《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51页。）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相延续，国、共和谈已经接近成功，毛自己也认为“有急转直下之势”。而国民党的条件与后来实施的国、共合作措施基本无甚差异。那么，又凭什么要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归功于“西安事变”呢？ （2002年10月1日-3日写作于越南河内。）2002.10.4发故乡史海，启蒙论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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