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民和知青一代的一点思考

作者：北极光

来源：新浪博客

中国的农民大众千百年来忍辱负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每一个不是农民的中国人首先要尊重农民，首先要视农民为平等的人，然后才是农民，西方人的思维是这样的。在中国，很多人没有这种思维，封建时代的帝王没有这种思维，共产党的官僚更歧视农民，他们更不可能有这种思维。他们视农民为草民，为百姓，根本没有人和人是平等的这种思维。作为中国知青一代的一员，我曾在农村和农民同甘共苦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在农村生活期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知识青年，不是农民，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首先视农民为平等的人这种思维。我后来回城工作，上大学，直到出国，我一直都认为农民就是农民，从来就没有认为农民应该和我这样的城市人，国家干部一样享受完全同等的待遇和生活。我在国外生活的头十年也没有这种思维，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后，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才逐渐改变，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中国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差距很大，落后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的农民地位低下，受歧视，苦难深重，根源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1949年后的中国，是政治和社会制度最恶劣的极点。毛泽东连科学家，作家，教授都不尊重，都不当人看，更何况农民。毛泽东嘴上也喊过自由民主的口号，但骨子里，他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西方的观念是大逆不道的，是虚伪的。帝王和农民(平民)平等成何体统？所以，中国的政治是少数权贵们的游戏，中国的民众无权参与，是被排除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活动之外的，这和西方国家的政府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没有民众的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就无法进行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近代最落后的方面就是政治落后，政治的落后决定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的落后。中国的政治和美国比，至少落后了200年，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是荒谬的。

我们在西方国家和政治家们谈政治，听到最多的词汇和语句是竞选，竞选人，竞选班子，竞选纲领，公民的投票率，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法律制定和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等等，而在中国谈政治，听到最多的是领导人任免，接班人的选拔，党的领导，党指挥枪，监控维稳，党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等。这些东西和电影，电视剧中的朝廷皇帝，继位封臣，祖宗家法，皇帝圣旨，御林军，大清江山万代等似乎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词汇随着时代的不同变化了。所以，中国政治家的思维和西方国家政治家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想用政治的新思维改造苏联共产党，但后来他自己认识到那是非常幼稚和天真的想法。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步骤应该是首先政治和社会制度现代化，然后依次是科技和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途径是这样的。中国总是说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那么政治和社会制度首先要现代化这一条最重要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借鉴呢？难道中国的政治家比创造和发明了电灯，电话，电视，火车，汽车，飞机，青霉素，胰岛素，计算机，互联网等这些东西的国家的政治家们更聪明，有更先进的思想和方法，有更好的途径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辛勤劳动，为社会提供衣食的农民大众却备受歧视，连作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力都没有，政府的大小官员和城里人连视农民为平等的人的思想和意识都没有，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现代化社会的建设方面的落后是可想而知的，这个国家的工业，科技，国防就是实现了现代化对人民大众又有多大意义呢？就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了，但农村的老百姓却感到生活比解放前更难，更苦了。所以，要搞真正造福人民大众的现代化，就没有什么必要另辟蹊径，本末倒置，倒行逆施。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这个经验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首先放开了人民大众被束缚的手脚，给人民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给每一个公民独立思考和发挥自己最大潜力的自由空间，建立了有效制约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的制度，建立了公认的道德和法律规范，保证了社会的有序运转，保证了每个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让人民心情愉快地把聪明智慧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建设为自己造福的现代化事业中去，投入到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个人奋斗之中。这些成功的实践和经验和人的皮肤是黄色还是白色没有什么关系，只和人的头脑中的思维，思想，意识有关。改变头脑中的思维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也能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都实现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中国的人才和资源比他们多，中国也不缺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中国的海外华人就有几百万，中国应该能够超越他们。比尔·盖茨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总是说自己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美国这个国家。美国有什么功？软件是比尔搞出来的，不就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给了比尔·盖茨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的社会环境吗？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在西方国家生活感到心情愉快，感到幸福，不也是因为这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吗？现在中国也有小汽车，也有飞机，也有手机，也有互联网，为什么当官的，有钱的却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建设现代化的时候要争前恐后地移民海外呢？

中国绝不能搞全盘西化，这种说法有点令人费解。中国怎么可能全盘西化呢？日本全盘西化了吗？南朝鲜全盘西化了吗？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全盘西化呢？我在国外生活了快二十年，我还是喜欢吃米饭，面条和中国菜。我在国外头十年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用中文写文章时居然提笔忘字，但写了几篇后，我的中文能力就完全回到了原来的水平，表达能力比用英文强得多。我的女儿在加拿大长大，但她的最好的朋友是韩国人和中国人。我看到过一些中国的年青人把头发染成黄色，这可能有助于他们和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青年交往，但他们的眼睛还是黑色的。我们和别人交往时还是主要注视对方的眼睛，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差异，人的眼睛也时时刻刻地表露出差异，我们的眼神，眼光和西方人是不同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全盘西化。

中国的人为灾难无穷无尽，显示出这个国家在领导人的选择和社会的管理方面严重地违背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70年代后期，我在国内一个机械工厂当工人，记得一次党委书记兼厂长召集我们工人开会，他对我们说，你们抠槽的工人坐在会场的左边，搞轮的工人坐在右边，引起大家一片笑声。我们是花键轴和齿轮车间的工人，我们不知道厂长是否学过机械制造。一个机械工厂的厂长连机械制造的基本术语都不知道，就凭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就可以当厂长，他怎么管理一个两千多人的大工厂？就像当时凭着贫农出身，满手老茧就有资格上大学一样，非常荒唐可笑。当时的说法是政治第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但在一个制造机器的工厂，厂长对机器一窍不通，他突出什么政治？我对中国的深噢政治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很多年，政治学习，政治课，越学越搞不懂。在国外生活时间长了，参加过市选，省选，联邦大选，接触了一些热衷于政治的人，觉得西方国家的政治就是竞选和选举，就是选出有能力，有知识，品德好的人来管理大家的生活和生产，就是制定监督和制约滥用权力的法律和政策，就是评估执政者工作成绩的一系列评审活动，西方国家政治的基本功能就是这些。公民大众一般都懂点政治，都在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我们选区的议员曾经当过多年的空军飞行员，他要竞选议员了，人们才说这个人对搞政治有兴趣了，他当选议员后人们才称他是政治家或政客了。中国的政治很难懂，一般老百姓只会喊政治口号，根本搞不清中国的政治是怎么回事。农民出身的政治家毛泽东却热衷于亩产万斤的假大空，所以有中国特色的人间悲剧层出不穷。

我们知青一代人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就像文革一样，只可能发生在中国。知青是中国一代青年人的悲剧，本质上和右派一代，知识分子臭老九一代，地富反坏一代等是悲剧的一代人一样，这些悲剧是由中国最大的悲剧衍生出来的悲剧。中国人最大的悲剧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本应和同一战壕的战友美国站在一起，向美国学习，走民主科学的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之路，但中国的人民大众却糊里糊涂地帮助一个品质恶劣的土皇帝登了基，使中国抗战胜利后本应向前迈进的步伐转向倒退了。人走错了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这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法则，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多谈这些悲剧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汲取教训，向前看，走好今后的路，如果今后管理中国的人还是坚持旧的思维方式，自以为是，那么中国人的大灾难还在后面。

我曾经是知青人中的一员，我认为知青时期的艰苦岁月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我在17岁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命运抛到了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看到了底层人生活的艰难，看到了中国80%的人是一种什么生存状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就像魏京生先生当年看到17-18岁的大姑娘光着屁股要饭一样，感到了一种震撼，明白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是像宣传的那么美好。我们知青懂得必须靠自己的奋斗从苦难中爬出来，特别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后代，没有后门可走的知青。还有，经过艰苦的锻炼，我们知青一代人不怕吃苦，不畏艰难，所以我们后来敢两手空空出国闯荡，而且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在国外站住了脚。我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用积极的态度对待时代强加给我们的厄运，没有面对厄运而沉沦，而是尽力奋斗，为自己打出一片光明的天地，为自己的后代创造出美好的前程。这种奋斗精神使我们这代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有点自豪感，成就感，而不是我们对那一段艰苦的岁月有什么特别的留恋和炫耀。实际上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回城后的生活都不是很好的，有些还很糟糕。我认识的一个很有才华的上海知青的命运就很悲惨。我们就用阿明来称呼他吧。

1969年暑假，我到上海老家探亲时认识了阿明，当时我还是小学生。阿明家和我的祖父，叔叔，伯伯等是多年的老邻居。阿明比我大几岁，我们一起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他很热情，不歧视我这个北方来的土包子，买电影票和雪糕都是他出的钱，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们两人后来都成了下乡知青，阿明在南方，我在北方。十年之后，我成了大学生，阿明下乡十年后回上海当了一名掏阴沟的工人。阿明沪剧唱得非常好，人长的英俊漂亮，年龄也近三十岁了，但他的生活一团糟。他每天下班累得精疲力竭，带着一身阴沟的臭气味走进弄堂，迎接他的是小市民们鄙视的目光，回到家里连安静休息的条件都没有，因为家里一间房子住着弟弟，妹妹，还有父母。那个年代的上海，没有房子就很难解决婚姻问题。看不到前途的阿明最后选择从我们两家住的那栋楼房上跳楼自杀了。阿明的妈妈和我谈起这件事时，泪流满面，我现在想到阿明仍感到很伤感。我和阿明是知青的两个极端，一个进了天堂，一个下了地狱。当年下乡时，我们没有表达不满和选择的权力，所以我们只有积极地面对现实，否则我们就更没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农民也一样，你生在了中国的农民家庭，成了位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那不是你的选择，你也无法选择，你只有靠自己奋斗，呐喊，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知青一代根本谈不上愧对乡亲，因为农民的状况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既是有幸也是不幸地和农民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和农民互相学到了各自的一些优点和长处，但我们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而我们自己的大好青春时光也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中耗掉了。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人的悲剧所在。今天，我们可以选择帮助农民，为农民呐喊，鼓励他们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可以选择沉默，因为毕竟农民自己怎么做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些在国外读了研究生的知青人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特有的一群人，我们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是能起到一点积极作用的，因为我们有国内最底层的人生经历，有对中国社会较深的了解，又有长期在国外生活工作的经历，有不同于国内人的思维和看问题的视野。我们可以传播我们和国内人不同的思维。中国需要一批有新思维的领导人，中国社会各界需要一批有新思维的骨干人员。当年台湾的蒋介石身边有宋美龄，这对蒋介石思维的一些改变是有很大作用的。蒋经国后来也有了新思维，这跟台湾国民政府中有大量留美人员有关，也和美国和台湾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中国大陆现实可行的光明之路就是台湾走过的路，就是通过执政党内出现有新思维的领袖，党内有一批人支持有新思维的领袖来完成执政党悔过自新的飞跃。台湾实现这种飞跃后，一个党获得了新生，一个国家走上了民主法制的光明之路，人民没有遭受巨大的灾难，而且国民党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又上台执政了。

中国曾经当过知青的一代领导人应该有新的思维，应该有知青人不畏艰难，无所畏惧的勇气，应该抓住历史的机遇，让中国人民，特别是让曾经和知青一代同甘共苦的农民大众从当年的知青身上看到国家的希望，看到光明的前途。知青一代是中国的独特国情造就出的一代很有特色的中国人，这一代人中的中国领导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步，给中国创造了又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1949年后的中国走了很大的弯路，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其巨大和惨重的代价，我们知青一代也付出了青春的代价。今后的几十年，如果中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很可能是过不了河，而是淹死在河里，因为世界已经变化了，河水也已经变化了，过去能过去的河，今后就可能过不去了。我们在海外的知青一代如能帮助中国的政治家用新的思维认识世界和中国，在促进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进步方面做出一点贡献，那将是我们对曾和我们同甘共苦的农民大众的最大的帮助。我们帮助农民，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农民是支撑中国的脊梁。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更加安全，生活更加幸福，世界也会更加安全和美好。这种思维不仅是我个人的，国内国外很多中国人也有这种思维。作为当年的知青，我真诚的希望中国的农民大众以及所有的中国人能早日像我们海外华人一样拥有公民的尊严和权力，拥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过上幸福和安宁的美好生活。

                                                                       201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