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青琐忆】

（五）睡觉挣工分

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穷是基本特征，最值钱的是一台中型拖拉机。我从小喜欢带轮子会动的东西，真希望能坐上它跑一圈。可是这东西是队里的队宝，除队长及少数亲信外，傍人不行，再就是拉货。我经常眼巴巴看着它跑来跑去。拖拉机积劳成疾又久病不治，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跑得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开拖拉机的是队长弟弟，有时闹脾气，跟队长叫喊：也不给修车，闸也不好使，泵也不好使，出事儿你负责呀！队长急了时骂几句，弟弟只好带病行驶，不急了就花几个钱对付一下，好在拖拉机有觉悟，小车不倒只管推。

后来经常闹油荒，没油喝拖拉机再有觉悟也不成，队长想了许久，看看我们几个知青，计上心来，叫我和小孙：“你你你们俩，去，找你们家大人，跟厂子要要要点油！一天给你们算全队最高工分。”说着递过来一只脏脏的水桶。我们家不是厂里头头，要油实在无能为力，再说，要一回行，队长有这特点，你要一回他让你要十回，有一回要不来就是罪人。我跟小孙齐声说要不到油，队长说能，我们又说不能，队长又说能，我们再说不能，队长不高兴了，说不去是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不计工分还要扣分。我跟小孙一核计，要吧，别等着扣分啦。我们问队长：要是要不来油怎么算？队长说，要不来也算最高工分。于是我们找一木棍，扛起水桶向厂子走去。到厂区找个熟人家把水桶往卫生间一放，倒头便睡，睡到中午吃饭，饭后又睡，到下午三点多起床，跑回生产队，装出着急上火的样子，跟队长说，队长队长，没要着油呀。队长呆了半天说，明天接着去要，还记最高工分。如是者共三天，队长不再用我们要了，说：这这这两小子，妈的，行了，不用你俩要了，去，地里拨拨拨草去吧。

以后队里传遍了“睡了三天觉，挣了四十分”的故事。因为队里最高分每天十三分呢。

（六）混世魔王小知青

知青运动到了一九七七年，已成强弩之末，不再像开始那样神圣，那样心甘情愿，那样热血沸腾。经过文革的折腾，农村经济恶化到极点，知青也早不再迷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成了无奈。我在此时成了一名知青，那年我十七岁。这时知青在农村与社员的关系大都比较紧张，这原因我想一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好，土地有限，粮不够吃，添进知青来分饭，农民们不情愿；二是知青们不愿意下乡，劳动积极性差。知青与农民的矛盾集中体现在队长的管理与知青的反管理上，加之此时的许多生产队长已不是从前的红管家，成了贪占的代名词，矛盾就更加复杂。我们下乡前听说知青在农村受队长欺负，就决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时知青由父母单位给一百八十五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中一百五十元给到个人，另三十五元由队里给购买生产工具发给个人。我们一到队里，队长就给我们个下马威，扣了三十五元，不给购工具，工具自备。我们几个觉得刚来就算了，搞好关系吧。可不久又扣发了我们的细粮，这回我们不干了，双方发生争吵。队长气愤之下，每天派工时就给我们几个知青派最重最脏的活计，开始我们忍着，直到有一天矛盾爆发。

那天队长说，派四个男劳力掏粪，正是夏天，这需要跳进旱厕的粪坑里，人要在齐腰深的粪便中工作。这活儿历来都是队里“四类份子”或与队长关系不好的社员来做，社员们家里备都有全身橡胶服装。可我们知青哪有这种服装呢。队长为了分化我们，故意派两名社员带着两名知青掏粪，另两名知青干最轻的活计。我们虽十七、八岁，也明白，于是我们四个都不接受队长的派工，理由是没有橡胶服装。队长说没有也得下，我们坚决不下。当时社员全围着看，中间是队长和知青在怒目而视。那时的队长与社员关系紧张，社员都看热闹，巴不得闹大。队长最后屈服了，给我们派了别的活计。这事我想要在几年前不会发生，因为过去农村的队长是干活的带头人，不贪不占，社员服气，知青也服气，就是不服气社员也会支持队长。现在不然，我们队长从来不下地劳动，谁给他送礼他就给谁好活，所以社员谁都敢怒不敢言。

从此，我们与队长就进入了明争暗斗之中。我们那时每天劳动累得不成样子，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对队长干架，有点类似旧时家庭婆婆跟儿媳妇以斗法为乐趣一样。青年点当然是火炕，队长知道我们不可能上山打柴，说你们可以烧队里的柴，但不能烧豆架棍，那是菜地用的，很贵。我们几个偏偏烧豆架棍，烧得连我们自己都心疼。我们生产队是蔬菜队，有一块地专门种些高档的好菜给市、乡领导。我从未见过那么好的菜，文革时菜市场都是些破烂不堪的菜，这地里长的青椒、黄瓜之大，味道之美你想都想不出来。队长对这块地围上围栏，一般社员禁止入内，也告诉我们知青绝对不准碰这些菜。一个夜里，我们几个青年，冲进这块地，风扫残云地吃起菜来，吃不了就破坏掉，边吃边想象着队长如何跟上面领导交待。第二天队长伤心欲绝，明知是我们却抓不到证据；我们呢，都吃多了，躺在青年点上吐下泻小半天。

矛盾越来越激烈，队长变本加厉在派工、记分上制我们，我们也费尽心机捣乱，社员们每天上工都偷着唠知青们又跟队长如何如何了。每当队长借故呵斥我们，他家的大黄狗就冲我们吼叫，这狗整天跟着队长屁股走，又聪明，队长呵斥谁，它就冲谁狂叫个不停，这时，队长就用手摸摸狗，表示它叫得好。我们决定拿狗出气。一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绳子，藏在队长家附近。一会儿，狗出来了，我们扔过去窝头，毕竟是畜牲，以为什么好吃的，跑过来，我们顺势用绳套住它，瞬间吊到树上，然后溜回去睡觉。可想而知这又是一桩全队人都心知肚明的无头案。

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严重，双方都挖空心思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制服对方，全队社员也期盼着更精采的戏剧上演。这时，晚上在青年点，我们不再讨论队长的某事某话的对错，而是只想享受着战争的喜悦。说实话，我们也并不对队长恨之入骨，甚至作为对手是那样可爱，但我们就是乐此不疲。这可能与现在争吵双方一样，早已失去原始论题，转而互相技术上的攻击。我们与队长剑拨弩张，队长也做了升级准备。一天，当又一次争吵时，队长的弟弟、亲属七、八个小伙子围上来，双方即将开始肉博。鸡斗架一样的双方怒目而视好一阵后，终于各自散去。这原因一是队长一方尚属自卫，因为当时国家对社员殴打、强奸知青正在打击，他们不大敢群起而动；二是我们一方也不敢把事情搞太大，怕吃眼前亏。队长可能觉得不给知青点厉害他以后没法干了，于是有一天我们一个知青单独劳动与队长争吵时，队长的弟弟上前，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晚上知青一核计，认为不给队长点厉害今后没法呆了，就决定报复。过一周，晚上在邻队放露天电影，我们约了二十几个其他公社的知青，将正在看电影的队长和他弟弟用棉衣盖住头，打了一顿，周围社员见知青集体行动，谁也不敢管，好在未把人打得太重，未造成后果。从此，队长对我们不管不问，尽可能满足我们要求；我们也就有所收敛，但劳动仍是吊儿浪当，好在队长也不大管我们。天下从此太平。

现在回想起来，恶梦一样，感觉里有愧疚、有苦涩、有反思、有兴奋。唉，十七、八岁的我们，原谅我们吧。

说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说呢？在农村是锻炼得爱劳动了。社员们呢？也的确憨厚实在，即便是有些小心眼儿也是可爱的。但因多年的农村生产队大锅饭和小农化生产方式形成了散懒和怨恨，他们大都以怠工、冷漠和讲怪话甚至下流话来打发时间。说点实在的，我会说许多下流话，都是在知青时跟社员学的。不必说男社员，有一回妇女队长带我们劳动，那话说得让我们男知青都脸红。我下乡的一年中，除了一位社员外，其他任何人没对我进行过一次“教育”。那位对我进行“教育”的社员却是个受管制的“四类份子”，有些文化，平时大气不敢出。有一次我们俩在一个地方倒粪，他四顾无人，小声对我说：“小笨，我看你爱看书，你好好看书吧，我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你有出路了，在农村不行啊。”受他鼓励，我才开始复习准备高考。

（七）虱子搬家

 我们青年点男六人，女一人。我们六个男知青是七七届，那女知青是七三届。男知青住一个大屋，女知青住隔壁。女知青姓乔，我们叫她乔姐。现在看差四岁不算什么，可那时在我们十七岁的眼中，二十一岁的她比我们大不少。我们没来时，与乔姐同届的男女知青好几个，按先女后男的顺序都回城工作了，只剩她一人。乔姐长得不算好看，但非常白，多年的风吹日晒也没变黑。她神态安然从容，不苟言笑，我在点的一年也没跟她说过三句话；每天就是默默地上工、下工、整理内务，飘来飘去听不到她声响。乔姐干净，怎么脏怎么累的活儿下工后也是浑身干干净净，莫明其妙；所住的屋我去过两次，跟城里的新房没大区别，温馨清洁。乔姐不与我们一起吃，单独做饭；也不与我们来往，听不到她住的屋里传出一丝声音。但她很温和，我们六人有事找她，她总是微微一笑，帮你做好，然后一声不响走掉。听许多社员讲，我们没来时，青年点只剩乔姐一人，队长经常光临。我们队长并未念过孔孟，不知道“发乎情”要“止乎礼”，不免委琐中露出丑态。可乔姐虽“温”却并不“顺”，坚决不做苟且之事，于是乔姐便至今不能回城当上工人。水虽柔却能克刚，我们六个淘小子在乔姐面前只有尊敬的份儿；她呢，感觉出也高兴我们到来，因为从我们来后，队长再不敢光临寒舍了，所以她也偶尔过我们屋，仿佛不经意间整理一下屋子，帮着把菜切一下，然后就离开。

日子过得枯躁乏味，我们六个只有在恶作剧中排遣无聊。我们的屋子脏乱不堪，几个臭小子下工后倒在炕上谁也不爱做饭，整天对付着吃。晚上经常是灶冷锅凉。乔姐的屋子不然，整洁不必说，冬天上工前，她把洁白的被子重新叠好，铺在炕上，灶里添一把柴，晚上下工回来被窝是热的；然后静静地做饭，吃饭，洗漱，最后钻进被窝织毛衣或看书。唉，中间隔一幅柳条黄泥板，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终于有一天，我们有几个调皮小子淘气淘过格了。

我们的炕上虱子多，这在农村倒不算什么，但对刚从城里来的我们也是难受的事儿，可我们又懒，不想办法解决。上工时问乔姐，她微笑着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又说了如何清除这种东西的办法。我们问她炕上有虱子吗？她静静地说没有。有一天下工，我们屋的小黄小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青霉素空瓶，开始捉虱子。好家伙，捉了半瓶！小陈跟小黄嘀咕着什么，只见小陈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对小黄说“不在”，于是他们拿着那小瓶走了。又一会儿，他俩回来，哈哈笑着，我们问怎么了？他们说趁乔姐这会儿不在屋，把那瓶里的虱子放到乔姐被窝里了！天呀，这不得恶心死乔姐吗？我们几个都遣责他俩。他们俩也觉得过份了，吓得不得了。事已至此，怕也没办法，而且我们又感觉这事挺刺激，就都倚在两个屋的间隔板上听动静。一会儿，外面乔姐轻轻脚步声传来，接下来门轻轻响，轻轻关，再无动静。约二十分钟，听得乔姐“妈呀”地一声叫；少顷，听乔姐从未有过的带有哭腔的高声骂道：“那么缺德呢！缺德！缺德！”接下来就再无声音。我们六个又想笑又不安，一夜没睡得安生。第二天上工，我们故意与乔姐一个时间出门，与她打了招呼，她点点头，平和的脸上看不出什么，只是没像以往露出微微的笑容。晚上，我们到乔姐屋去，意思倒个歉。只见屋子里晾着洗过的被褥，看来是她昨天连夜洗的。我们说了来意，乔姐微微一笑，让我们坐，没提这事儿，给我们讲了些队里的一些事。说到回不了城，掉了几滴眼泪，但很快就恢复了神态，末了说你们回去睡吧，太晚了，明天要上工的。

又是半年过去，期间抽工，还是没有乔姐的份儿。乔姐倒像是习惯了，基督徒一样没什么反应，依旧是静静地上工、下工。忽有一天，社员们告诉我，乔姐上工时在公路上让一家大企业的车给撞了，送医院抢救已脱险，那大企业当即对乔姐的父母表示出院就安排她到企业当工人，安排好工种。听说乔姐对这含泪的幸福十分满意，从此进城了。队里社员和知青们也认为乔姐的机遇真好，受的伤值得。乔姐出院时我正巧休班回家了，回来后听人讲乔姐静静回来收拾东西，静静地走了，屋子还扫得干干净净。真是“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

多年后我常想：我们到农村，给农民带来很大负担，因为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不够用，又不准务工，农民指望土地吃饭，知青来自然吃饭的人就多了；再加上我们十分调皮，闹得闻“青”色变。所以，知青也算是农村的虱子，后来一个个知青回城当工人，也算是虱子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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