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5】：出生在两位菩萨之间· 不识字的人当了作家·只有12人为爱因斯坦送葬·麦卡锡主义·肃反运动中的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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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55】：出生在两位菩萨之间· 不识字的人当了作家·只有12人为爱因斯坦送葬·麦卡锡主义·肃反运动中的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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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55】 出生在两位菩萨之间 写完1954年以后，几天里想了很多事情，找了很多资料，才知道我一旦出生，就可能是凶险累累，灾难重重，忽然就犹豫起来：在1955年3月的某一天，我还要不要出生呢？ 大学同窗雪儿很着急，在博客的留言里，她看出我有不愿出生的意思。如果我在1955年不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降生，这辈子就错过了和她在大学里的相遇，并且成为生命里很重要的朋友。同是大学同窗的袁先也很着急，来我的博客看我几次了。似乎在许多年以前，他已经决定陪我在同一年出生（他的出生仅仅比我晚了一周多一点，刚好是光从太阳走到地球的时间），并且将来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班级、同一个网络的同一个博客圈子里好好陪我。 刚才我说我的出生是在1955年3月的某一天，其实我指的是3月的13日至15日之中的一天。自从记事以后就一直牢牢束缚着我的户口簿上，写的是15日，但与我的农历生日无法链接。我的农历生日是二月二十，按照那一年的农历推算，应该是3月13日。 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生日搞错了。按一般的说法是农历的比较准确，而且我很愿意按农历算，在我出生的前后两天都是佛教的重要节日，二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的圣诞，二月二十一是普贤菩萨的圣诞，我出生的那一天应该是借得佛缘而充满灵气和悟性的一天。在我小时候看的一本书上，确实写着我出生的农历二月二十，曾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节日，叫花朝也叫百花生日，百花盛开，赤橙黄绿，一个非常美丽又非常浪漫的节日。 从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过一些灵异的人士。他们经过这座城市时，连城市里的重要官员都纷纷会见，恭而敬之，再请他们测算一下自己所关注的事情。据说有一灵异人士问了某领导的生辰八字，然后说，你家里南面阳台上挂着某某东西，对你的官运很有影响。那官员不信，说我家阳台从来不挂那类东西。随即让秘书和司机悄悄回去看了一下，果然在那里挂着，也就赶紧摘了下来。 在那些时候，我是不用他们为我算命的，因为我知道严重影响着我的命运的，不是某处挂着的一面镜子或一把锯子，而是我认真读过的那些书，是那些书让我产生和巩固了人类的良知，让我无法加入到这个龌龊社会里龌龊的族群，也就不会走上升官发财的路途。 虽然是这样，我有时也带着很大的兴趣，看些相关我的属相、星座、血型、出生年月等方面的书，有时还觉得书上说的比较有理。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字，提到了出生在农历二月二十的人。以下的文字说到了我的生命运程： “（二月）二十日出生之人，一生运势波折，临事总有意外风波出现，因而造成身心上的烦忧与劳苦。虽然人生路途中的困阻看似繁多，行事也多半必须四处奔走，所幸总能藉此获得人生命题的解答，为自己开创不同的领域与境界。整体大运方面：少年时期运势多舛，加上亲缘浅薄，家庭父兄所给予的助力不多，因此多半会在年少之时赴外求学或发展事业，此日出生的男性尤其容易如此；步入中年后，运势较有开拓，出外发展容易获得财利，而命运中的吉、害虽然互有增减，所幸都有贵人从中相助。晚年以后运势大开，事业及财务收入亨通发达，可以说是属于逐日昌盛的命格。” “白天看到一位靓丽女性，可惜跛脚走路。我就忽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生产一种能让鞋跟的高度随意调整的鞋子呢？一个好处是让正常人上下坡路时方便一些，一个好处是让跛脚的人走路不再一脚高一脚低那样难受。我们申请个全世界的专利，开个工厂生产这样的鞋子，然后卖给正常的人，送给跛脚的人。好不好？”
现在想起来，我还继承了我爹的一个特点，对老的事物充满留恋之情，同时又总在追寻新的事物。1955年，爹已经37岁了，他打开一个伪满时候留下的大木箱，把里面满满装着的修鞋工具一件件拿出来，在鞍山南端的长甸铺开了一家修鞋的店铺。 爹的修鞋手艺是伪满时候在沈阳学的。他十几岁就到沈阳学徒，后来成了一个很不错的鞋匠，甚至能自己用皮革仿制出日本人穿的军用皮靴，修理那些皮靴更是毫无问题。事实上，他确实修过日本人的军用皮靴。 那时候，沈阳的日本人，到我这儿修鞋，都给钱，没有欠账的。爹说。同样的话，妈也说过。在我的爹妈以及许多老一辈东北人的印象里，日本人占领东北，是想长期发展下去，建一个他们那样的国家，像他们自以为的文明和先进的国家。他们有时候对中国东北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也比较和气。 爹离开沈阳回到辽中乡下的时间，肯定是在日本人投降以后。 我的大哥在伪满时候已经出生。据他回忆，在日本人投降撤退的时候，一个常来修鞋的日本人把我爹找去了：我们要回国了，这些东西都带不走，要什么你就拿走。于是我爹带领修鞋的伙伴们搬了一趟又一趟，搬回一些好看的东西和值钱的东西。 至于后来爹为什么要离开沈阳，我妈的说法是因为害怕。有一次，沈阳来了俄罗斯的马戏团，搭建了高高的大棚子演出，爹妈抱着大哥坐在看台上。一根十多米高的柱子毫无预兆地倒向观众席，把那一长溜的观众砸成肉饼。我妈说，那一排被柱子砸死的人和她只隔了三个人，和我爹就隔了两个人。我妈又说，一看城里太不安全，就搬回乡下了。 对妈的这种说法，我和几个哥哥在多少年里都深信不疑。后来我查过资料，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赶走日本人之后，沈阳确实来过俄罗斯的马戏团，但没有提到演出的场次和演出时的事故。另外，我看到的资料还包括一些对苏联红军不利的说法，他们占据了东北的大城市之后，打跑了前来接收的中国国民党部队，也打跑了前来接手的共产党队伍，直到他们把需要的战利品全部运回苏联才交出东北。在1984年出版的《鞍钢史》里介绍：“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鞍钢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从1945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仅40多天时间，鞍钢的机械设备就被拆卸运走三分之二，连同其他一些被运走的物资共达7万余吨。”这本史书无法回避鞍钢的设备被人运走，但是必须回避鞍钢的设备被谁运走。在1949年以后，中国对苏联老大哥极力效仿，亦步亦趋，如果有人说到他们制度以及人性的坏处，可能就说到了我们制度以及人性的坏处，遇到很大的麻烦。据此推理，我妈在撤出沈阳时的恐惧心理，不仅来自当年一次偶然的马戏团事故，还和苏联红军在沈阳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杀人放火、抢掠奸淫，在当时的中国东北造成了极大恐慌。只是我妈和我爹对这一段历史讳莫如深，所以能保证一家人生活的稳定。 爹在长甸铺的修鞋门市十多平方米，是和一个姓孙的人合开的，好像很容易挣钱。我家所在的长甸铺，已经盖起一大片低矮的红砖房，为新来鞍钢的工人提供简易住宅。1955年，是鞍钢敞开大门向全国各地招工的最后一年。附近省市的农村青年大量涌进鞍山，带着激情和力量走来走去，脚上的鞋磨损很快，也就经常光顾我爹的修鞋铺，把钱递到我爹的手里。 你爹的修鞋铺里，摆着啤酒，渴了喝啤酒，连水都不喝。我妈这样说过。 妈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能想象出那时爹妈吵架的样子。据说中国姓董的人脾气倔，据说中国的手艺人脾气倔。我爹是手艺人又姓董，脾气当然很倔。我妈的脾气不倔，但是很暴躁。我见过爹妈之间无数次的争吵。 在爹的修鞋门市开业就很挣钱的1955年初，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收入几万元到十几万元(旧币)。但这样的好时光没有维持很久。 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经过几年的膨胀，已经在使用时难以用数字来运算了，一瓶啤酒要几百元，一张普通的邮票也要几百元。于是在我出生的1955年3月，国家的第二套人民币开始使用，并且立即废止了第一套人民币的流通。 我大哥走在放学的路上，经过一家银行。他看见，拥挤不堪的人们围住银行的柜台，带着茫然的神色伸出手去，把手上的10000元旧币换成1元的新币。
就在前几天的酒桌上，我问一位在中国银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朋友，1955年那次人民币改值，一万元变成了一元，对中国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很大的影响。老朋友满脸都是关切之情，慢慢地说，你不要再写博客了，在博客上说话所有的人都会听见。那些历史只能留给后人去探索，我们这代人离那些历史太近了，许多事情搞不清楚。 人民币改值的事情我就搞不清楚，因为在1955年过后的半个世纪里，除了搞人民币收藏的人，几乎再也没人谈起那次重大的货币改值事件。 在那个世纪的世界上，唯一与我们相同的，是苏联1921年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是在新政权建立了几年以后，搞了一次货币改值，并且，也是用一万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与我们不同的是在1997年底，他们再一次实行币值改革，用一千元新卢布兑换一元最新的卢布。那时候俄罗斯的一位美术教授正在中国一所大学作访问学者，他接到家里电话后忽然泪流，他们家里一下子就变成穷光蛋了。我看到的一个法制案例说，在那之前的1993年，中国安徽有位在俄罗斯经商的人，借给他的中国老乡九百多万卢布，当时折合中国人民币八万多元。说好了十天还钱，没想到经过法院打官司才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4月，贬值后的九百多万卢布，折合人民币才一万多元。他的亏可就吃大了，到了那年年底，卢布改值一千比一，那些留在法院里的卢布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他和千千万万的俄罗斯人一样，等于是把钱财白白交给了俄罗斯人的政府。 攒钱有什么用？我爹从来就不想攒钱，挣一个花一个，挣两个花一双。 攒钱有什么用？我妈说：那年秋天，你大舅要为你姥爷重新发送（辽宁农村把安葬叫发送），跟一个亲戚借钱。亲戚家种了十多天（这里的“天”是一种民间的土地计量单位，其面积大约和公顷相近）地，高粱全卖了，钱借给你大舅。你大舅搭了大棚子，请了和尚，雇了鼓乐匠人，吹了七七四十九天，把你姥爷发送了。第二年钱毛（贬值的意思）了，不值钱了，你大舅用毛驴驮了一口袋豆子卖了，就卖出前一年几十大车高粱的钱和一年利息的钱。你大舅去还人家钱，人家哭了。德印（我大舅的名字），这钱我不要了。你大舅把脸一绷，是我发送老人还是你发送老人？当时不是讲好一分利么，都还你，一个不少。 攒钱有什么用？攒钱的速度赶不上国家印钱的速度哦。后来，我看到1955年以前使用的第一套人民币，最小的面值是一元，最大的面值是五万元。从国际上发行货币的惯例来看，大面值的货币往往是最后发行的。可见当国家印刷钞票的速度太慢时，还有加大货币面值的招法，让你百姓手里的钱越攒越多，但生活未必越来越好。 因为那时的纸币没有含金量，只能按照购买力来兑换外币。1949年1月，新中国成立那年，1美元兑换80元人民币，到了1952年12月，1美元兑换26170元人民币。这个期间的通货，膨胀了300多倍。 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就应该发行新的货币了。1955年3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的比率为1:10000。自采用新人民币后，1美元折合2.4618元人民币。 我大舅借钱正好赶上钱毛了的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已经无法考证，但肯定不是1955年。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景之一，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物价已经平稳，百姓安居乐业。那一年的货币改值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看来不大，改值前一张邮票800元，改值后一张邮票8分钱，没涨价也没降价。 在我出生的1955年3月，在苏联印刷的3元、5元、10元新版人民币，在中国印刷的小面值人民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这些人民币后来被称为第二套人民币，在我看来的最大意义，是在钱币上正式开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不再使用中华民国的字样。由此，我找到了我在这一年这一月份出生的重要意义。我既然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了，还能使用中华民国的钱币么？
就像货币只是个符号，我的名字也只是个符号而已。 按照中国人起名字的方法，通常的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或者第三个字是这一辈人的共用字，来自于老辈留下的家谱，表示这个家族承继繁衍到多少代、多少辈份，另外的一个字就是自己的名。在几个哥哥出生之前，爹妈能够想到的儿子数量大约是三个，于是，第一个儿子用了“金”，第二个用了“满”，接下来用了“库”，连起来的意思挺好：家里的库房堆满了金子，生活当然很优裕富足了。实际上，我的前面应该有四个哥哥，还有一个没起过名字的哥哥。他排在我的大哥之前，还没等到出生就结束了弱小的生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见到他的长相。 1955年3月，鞍山的很多人家都忙着到银行排队，用一万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然后赶紧去买东西，能买到什么就买什么。我爹我妈却把几个孩子赶到修鞋铺去玩，又请了一个接生婆到家里，等着我的出生。 爹的修鞋铺门朝南开。东面和南面是稠密的工人区，一排又一排低矮的房子。西边是条很宽的路，在我出生的时候成了修建有轨电车的工地。北面是个广场，广场旁边就是一家医院。但我妈不想去医院，生过几个孩子了，再生一个是件很容易的事，一把剪刀、一盆热水、一个接生婆就够用了。我家在爹的修鞋铺的东面一百多米，也就相隔了两座房子的远近。那些房子宽不过四米，长度却有四十多米，南面开了十个不大的窗户，北面开了十个不高的门。那些房子由于狭长，被人们叫做趟房。每一趟房里住着十户人家，每个人家有十多平方米，用砖墙隔成里外屋，里屋住人，外屋做饭。我家住在东面数第三个门的里面。 现在想起来，我家住在那里的时间不长，大约是两年到三年，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搬走了。我九岁时，二哥带我去看那趟房子，指着第三个门说，你生下来那会儿，这是咱们的家。我们敲门，再掀开厚厚的棉门帘子进去看了看，里面很黑，四下透风，那家人老少三代，住的很挤，屋里没有暖气，没有地方生炉子，睡觉和取暖都用一铺大炕，占里屋面积的一半。 妈想了想，说：叫“银”吧，四个孩子，金银满库。 爹想了想，说：叫“仁”吧，听着一样（辽宁人分不出汉字的平舌卷舌），名字好写。 就按爹的意思，我开始叫这个名字。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爹为了让我们的名字具有革命进步意义，跑了一趟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和四个儿子的名字都改了。爹的原名叫董贵桢，改成了董华山。三个哥哥和我不再叫董学什么，一律改成了董什么国，比如董爱国、董兴国、董卫国。另外一个董什么国已经忘记了，因为那时我们兄弟几人谁也没正式使用那些名字，没几天就跑到派出所改了回来。 只有爹给他自己改的名字，一直用到最后，并在1977年刻凿在他的墓碑上，被一年一年的灰尘覆盖之后，又被一年一年的雨水刷新。
就像一个人的名字仅仅是个符号，一个国家的名字也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在我看来，除了使用的方便与不方便，没有更大的意义。 就在几天前，我才知道了两件事情，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好事是：全世界走出国门的12岁以上的学生，需要办一个在一百多个国家通用的国际学生证，可以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与所在国家的学生相同。坏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这个可以代替护照证明身份的正式证件上，必须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还必须由香港人代为办理后再寄回大陆，因为根据1950年代签署的某个约定，签发国际学生证的机构只承认中华民国。 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孩子们的国际学生证上，还是用中华民国的名字。 在这件事情上，我面临着二难推理，要么是我们的政府如何如何，连这点小事情都解决不好；要么是国家只是个符号而已，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遥想当年，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起一个名字，确实让人挺伤脑筋的。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词的时候，想用的还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简称为“中华民国”。毛泽东的最后一段话慷慨激昂，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万岁”是中国封建时代留下的敬语，表示一种长久的祝福，比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词语在我年轻的时候泛滥成灾，甚至我都知道它翻译成英语、日语、俄语时各自的读法，还知道被喊成万岁的事物，有时也很短命。比如在1949年6月的这三个万岁里面，第三个万岁可以一直用到现在（现在的全国人民也需要团结）；第二个可以用到1954年下半年（那时就没有民主联合这回事了）；第一个万岁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就流产了（新中国成立时放弃了这个名字）。 在那几个月里，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的、中央已经确定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开始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括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了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他们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的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谟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 此外，就在成立新国的几天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批老人带着气愤纷纷发言，不同意使用“中华民国”的简称，于是这简称也消失了。 在另外一些关注那场国名之争的研讨文章里，也有人把国名看的十分重要，好像那个符号真的关系到国家的许多方面，比如后来的台湾回归。有篇表达一家之言的文章如是描述： 其实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本意，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应该继续使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名。因为，一、中华民国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真心拥护的；二、中华民同已经存在三十八年，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作为国家的名称应该具有连续性；三、中华民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其内部的领导者，不能因为其内部的领导者有问题，而把中华民国这个国名也改换掉；四、道路是曲折的。中华民国历史上出现有问题的领导者，是正常的现象，现在这些领导者已经逃到台湾去了，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可以得到继承和发展；四、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政权，并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预见到了中华民国是不会被接受的，于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进行变通，但遗憾的是，最终还被拒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据说肉眼凡胎的凡夫俗子，只有在半个世纪之后，才能体会到领袖们当年的深谋远虑。 我真的比凡夫俗子还要凡夫俗子。在事情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并且在接受了这段文字的提醒之后，我仍然不能立刻看出其中的巨大区别。我曾多次避免自己落进柏拉图时代的“名物之争”，或者公孙龙子时代的“名实之争”，在那些漩涡里转啊转的，我晕。 比如在我出生的1955年，形成了外国同我国建交的第一个高潮年，到那一年的年底，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那年同我们建交的南斯拉夫，二战结束后成立的国家，1945年叫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的实质有多大的改变？比如朝鲜，全称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主主义”、“人民共和”都用上了，是否能代表社会制度的进步方向？是否规定和保证了国家远离极权与贫苦？比如古巴，我现在也不知道它的全名，但无论叫什么都改变不了卡斯特罗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比历代君主更加集权的、80岁了还想再活到140岁的、有三寸气在誓不下岗的英雄气概。 名物之争，或者名实之争，不过是书生们的专利游戏，类似于那种击鼓传花的玩耍。 这叫我想到公元前428年的一件事。知识渊博的安那克萨哥拉，从雅典回到故乡兰普萨科斯，大概有七十多岁了，病得很重。敬重他的家乡人曾经问他，哪是最好的方式来颂扬他的事业，表彰他的智慧。他只是简单地要求每年在他的忌月，让孩子们不必上学，整日玩耍。 当我也成了一个书生之后，和我的同伙们经常做名物之争或名实之争的讨论分析，其实对社会一点儿意义也谈不上。无论鼓儿敲得再怎样响亮，无论花儿传到谁的手里，在距离书生们不远的地方，政客忙着演说的玩耍，强盗忙着掠夺的玩耍，百姓忙着生活的玩耍，整个世界的人们，各自忙碌不已。
我出生的时候，大哥领着我的二哥、三哥在爹的鞋铺里面正玩得高兴。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他让老二看住老三，然后他直接看住老二：喂，喂，把你小弟领远一点儿，别碰到炉筒子。 大哥12岁了，比较喜欢8岁的老二，因为5岁的老三还太小，和他相比差了一大截儿。 鞋铺里的炉子烧小煤块儿，比家里的火旺，暖暖的很舒服。中国北方那种烧煤的站式火炉，从靠近炉盖的高度伸出一个炉脖子，上面竖起炉筒子，再横着通到窗户外面，排出呛人的煤烟。许多年以后，我的二哥成为我们城市最好的白铁匠之一，就会制作这种炉子和比这更复杂的紫铜火锅。 那一天的火炉烧得太热了，直接在上面烤东西就会被烧焦。如果是烤土豆就好办了，埋在扒下来的热炉灰里，一会儿就有香味飘满屋子。大哥想出一个烤苞米粒的办法，在炉脖子的小平面上放了一块红砖，红砖上放苞米粒，小木棍经常翻着点儿，烤熟了以后三个人平分，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你大哥挺讲民主，”鞋铺里的孙二大爷，以后说起这事的时候总要夸奖我大哥，“领着几个弟弟分苞米粒有均有让。将来指不定能当领导呢。”他眼睛有点儿花了，老花眼镜戴在了鼻子尖儿上，没看见领导的另一种权力和优势：只有领导，才能决定玉米粒熟了应该平分，在这之前领导要品尝一些玉米粒，看看熟透了没有。领导喜欢就多尝，不喜欢就少尝，总之要比群众分享的玉米粒多。 他们回去的路上还有不少积雪，反射着灰白的冬天的阳光。他们在雪堆那里捡到一支红色的炮仗，是那种一个响儿往地上去，再一个响儿往天上去的炮仗，俗名叫二踢脚。 那时候，过年的炮仗要放到农历二月，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月。农历二月二是龙抬头，家家都要放炮仗。二月十九是观音生日，有的人家也要放。这支二踢脚呢，估计是前一天为观音祝贺生日放剩下的。 大哥他们乐了，跑回修鞋铺取了一块火炭点着，咚――当――，二踢脚像孙悟空一样，翻个跟头冲上去了。他们笑着喊着跑回家，掀起棉门帘子时看见屋里很黑，听到我刚刚出生的哭声。 他们多了一个很小的弟弟。 在那以后的一些天里，妈撩开衣服给我喂奶的时候，大哥二哥不怎么当回事了，只有四岁的三哥，眼睛紧紧盯着妈，一点儿一点儿，往妈这边挪动。他刚断奶不久，对吃奶的印象还很深刻。 后来在我三十一岁那年，自己可爱的女儿出世了。我妈坚持说应该给孩子多喂点儿奶。妈还说我们家哥儿四个，小儿子吃的奶最少。 妈是这样说的：“生你二哥的时候，给你大哥断的奶。生你三哥的时候，给你二哥断的奶。生你的时候，又给你三哥的奶断了。他们吃奶吃到四岁，咳，就属你吃的奶少，三岁刚露面就断奶了。” 我们都笑了，接着说了一些讲科学的话，一周岁―――，断奶―――，营养―――，等等。 但我在笑了之后心头闷闷糊糊的，半天不得清爽。按照普通心理学（我习惯于用普通心理学能够解释明白的，就尽量节省弗洛伊德、荣格他们的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需要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那么，首先让我们确定：幼儿在三四岁的时候需要母亲的抚爱，吃她的奶便是得到抚爱的最高、最重要的形式。假如，我在三四岁时来了一个陌生的弟弟妹妹，夺走了我用吃奶形式得到的母爱，我的心理会怎样反应呢？ 第一步骤：需要（我要在妈妈的怀里吃奶）产生动机（我想夺回被夺走的母爱）； 第二步骤：动机（我想夺回被夺走的母爱）产生行动（我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用厨房的工具把他消灭，没有他了，妈妈只能喜欢我；我还可以用什么东西毁坏他的脸，妈妈说过她不喜欢丑八怪；还可以慢慢欺负他、折磨他，让他瘦小，让他有病，妈妈就喜欢我了；最后一个办法离家出走，反正这个家已经不爱我了）。 多么可怕！幸好我是我爹妈的最后一个子女，没有弟弟妹妹夺走我吃奶的权利，否则的话，在一部欧美电影里，姐姐和哥哥联手想尽各种办法杀死弟弟的惨剧，可能会在我这里发生。 中国的父母在几千年里，都会把小小的婴儿放在自己床边严加看护，是不是也有防备婴儿被谋杀的意思呢？但中国的艺术作品，包括小说电影，绝不会写到这种故事，因为我们民族的心粗得要命，对生命和生命质量的许多事情，向来不去关心。在中国的许多家庭，包括在我们家里，确实没有一个孩子谋杀另一个孩子的事情发生，但你不能说：这些孩子的心理都在健康成长，不会因为断奶太晚而产生兄弟姐妹之间、孩子与父母之间不该有的仇恨。看看，不懂心理学有什么好处？在1950年代，我爹我妈因为不懂普通心理学的所谓基本原则，可能为自己孩子留下了一种莫须有的心理隐患。 莫须有，是中国的一种传统，也是为优秀精英制定罪名的一种方式。从宋朝迫害岳飞开始，不在需要确凿的证据，只要有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了。据中国在1955年底的统计，六亿人口中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人，比例很小，总数也很少。假如我的爹妈有一方读过大学或高中，就很有可能在我出生的1955年，像那时候的许多知识分子，因为一种莫须有的关联，牵涉进“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中，毁掉自己和家庭平静的生活。
在我出生以后，除了我们家多出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发生太大的改变，北风照旧吹着，雪依然下得很大，那年的春天还是来得很晚，春天来了又是春暖花开，一点也看不出那时有一个作家出生的迹象。那么，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作家出生，都没有什么神迹发生？这一点，恐怕会让现在正看着这一段文字的人有些失望。 仔细想啊想，当时中国的文学界确实有两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不是一件，而是两件。两件相互之间有一种深刻联系的的事情，就紧紧跟随在我出生之后，轰轰烈烈地发生了，并且对后来几十年的中国文学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件大事，发生在1955年4月，我出生的第二个月。 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20万字小说，作者、主人公、小说的名字三位一体，都叫高玉宝。《高玉宝》描写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在地主恶霸欺压下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那个苦水中泡大、嫉恶如仇、渴望学习的文学形象――高玉宝，在亿万读者心中烙下不灭的印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准确地说，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经典）。 现在看来，这件事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点是，那时的中国需要不识字的人当作家，免得识字的真正作家骄傲起来。写这部小说之前的1948年2月19日，高玉宝他们的部队打下鞍山（我后来出生的那个城市）之后，高玉宝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总共八个字，仅仅写对了一个“我”字。 “我”后面画了一条毛毛虫表示“从”，一个心形加一只带眉毛的眼睛表示“心眼”，一个画得更像葫芦的鸭梨表示“里”，“要”字写成了“咬”，“入”按东北口音画成一条鱼，而“党”的抽象概念是用挂在大树上的钟表现的———钟敲起来不是当当当的响吗？凑起来合成一句话，“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当时他已经认识了将近100个字，写一篇八个字的入党申请书还不够用，怎么能写出一部20万字的小说呢？好在他有编故事的绝佳才能，“他从小爱听人讲故事，在大连六年，一有闲功夫就跑到说书人那里去听评书，甚至干过替说书人在门口收钱的营生。《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岳飞传》、《水浒传》……十几部评书听得滚瓜烂熟，讲起来活灵活现。”中国辽宁是评书的故乡，又是评书艺术家的摇篮。如果不是后来他愿意当兵打仗，中国说不定会多一个天才的评书大师。既然会编故事，不会写字又有什么呢？像那份入党申请书一样，高玉宝继续使用以画代字的方法，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和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 这本画出来的《高玉宝》，先后重印、翻印500多万册，用22种语言文字（可能包括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新的社会制度之下，读书和文化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多既有文化积淀又有文学修养的作家，远远比不上没有文化积淀却有评书修养的高玉宝。 高玉宝当兵前是辽宁瓦房店人，后来做了师职专业作家，回到了大连，当然他的写作方式对辽宁的影响更大一些。2005年金秋时节，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选举理事时，主持者需要事先公布一些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不识字的作家可以找别人代笔”，引起了会场一片笑声，不识字怎么能当作家啊？发出笑声的人恐怕都忘了，在高玉宝之后，辽宁省和整个中国出现了一批不识字的作家，地位却相当的重要，活得也比识字的作家好一百倍一千倍。就拿高玉宝来说，后来认识很多字以后，再也写不出像《高玉宝》那样的作品，这也说明了不识字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极其巨大的意义。 另一点是，那时的中国需要用高玉宝一类的作家，取代那些写不出革命作品的作家。 那些写不出革命作品的作家里，最有名的要算巴金。1949年以前他的《家》《春》《秋》都很不错，但那些只是进步作品而不是革命作品。后来他积极搜集素材想写革命的长篇小说，也认真构思和动笔写作，但没等写出来形势就变了，都成了一堆废纸。半个世纪里，不能与时俱进的巴金，仅仅写出了一部短篇小说《团圆》（电影《英雄儿女》根据这篇小说改编）。 在1949年（中国20世纪文学重要的标志性年份）以后，沈从文、老舍、张恨水等一批小说大家已然失去了小说写作的优势，即使他们留在小说作家的行列里努力追赶革命步伐，也不会比那批从革命出身的工农兵作家更善于进入革命和制造革命。这些来自旧的社会制度的作家啊，他们的小说修养再高，能写出制造农民与地主深刻矛盾的《高玉宝》吗？能写出革命人物高大全形象的《金光大道》吗？能写出那些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其它作品吗？他们除了改行做另外的事情，还有什么光明灿烂的前途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叫人笑破肚肠的笑话。 1950年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工农兵作家，曾经让美国政府陷入一时的担心。美国的一位情报官员向政府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工农兵作家声势浩大，作品同样声势浩大，发展下去将要超过美国的文学创作。于是美国政府急忙采取有效措施，比如，免除美国作家出版纯正文学作品的税负，并且在各个城市建立纯正文学作品的奖金，让美国作家在一个城市里得一次奖，足够后半生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时候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繁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创作，不想让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创作超过他们。后来找懂得中文的专家把中国工农兵作者的作品看了一遍，他们乐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问题是中国当时出于自己的动机和需要，已经把《高玉宝》时代的文学牢牢拴在了政治战车之前列，并且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把这种“中国制造”的标记深深铭刻在两代中国作家的大脑沟回。如果中国小说确有必要去掉这种影响，没有四十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两代人以上的努力，我看是不够用的。
1955年，中国文学界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对作家胡风的批判。这个事件本来是在文学界引起的，但后来远远超出了文学界和知识界，甚至还扩展到我妈那里。 在搬到鞍山之后，我妈很快就有了新的工作，在长甸铺的一个居民委里担任街道主任。当时的街道主任，是级别最低的国家干部，谁的腿脚勤快、敢于说话就可以当，不像现在，因为是吃皇粮的差事，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争着抢着要干。但在那些年里，我们兄弟几个全都觉得，让妈当街道主任，肯定是妈在沈阳住了几年陪爹修鞋，见过大世面，还认识一些字。 生下我才两个多月，也就是1955年5月到6月之间，街道的韩大婶跑来找我妈，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国家又有大运动了，要我妈赶紧上班。我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来跑去通知更多的人，聚在一起听关于胡风的报告。那时候的《人民日报》，从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胡风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文艺界人士，还有解放军战士、工人、工商界人士、大学生、医生都联名写了声讨信。我妈就顾不上回家给我喂奶了，急急忙忙地找人打听那个叫胡风的人是谁？ 胡风是谁？对胡风了解最多的，应该是当时在中国文艺界握有政治权势的周扬。说来可笑，说来荒谬，说来让人难以置信，由他挑起的这场被后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场文字狱”的运动，竟起源于周扬与胡风的个人恩怨。 胡风原名张光人。1902年11月2日生于湖北省。全家只有他一人读书上学，走上文学道路。他先后肄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来在日本参加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1933年日本统治当局将小林多喜二杀害后，也把胡风、聂绀弩等中国进步作家驱逐出境。此后胡风成为鲁迅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曾经在鲁迅和党中央之间传递过许多重要情报。为鲁迅送葬时，胡风打着书写“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灵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三十多岁，气宇轩昂。 鲁迅活着的时候树敌很多，所以当年有人开玩笑说，他的本名不应叫周树人，应该叫周树敌。在当年硝烟唯独太浓的论战之中，他坚定地站在生性鲠直、容易招怨、还有些神经质的胡风一边，著文批判过周扬一伙：“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认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这件事，造成了周扬等人对胡风永远的不能谅解。鲁迅的说法还算比较客气。如果换了是我，可能会极不情愿地说出我看到的真相：中国历来的文人，在人格相对独立时“文人相轻”，在投靠官府衙门时“文人相恶”，往往是招招见血，恨不能一剑封喉。 我查过的资料显示，1949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文艺界只有十多名委员，胡风和周扬二人赫然在位。我立即想到，他们二人，一位代表着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一位代表着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即便原来没有宿怨，就不会产生新的派别之争？就能够和谐、长久地共商国事？ 果然，在195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就有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小集团”，然后胡风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集团”的头目。周扬说的更加直接：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的路线。1954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针对胡风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 在胡风那边，先是在1954年7月，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共27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呈送中央和毛泽东。胡风显然是指望借助毛泽东对他的支持，把周扬击败，就在报告中指责周扬等人把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认为关键问题是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到了1955年1月11日，预感到失败的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尽管真心诚意地自责，但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作了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地批判。” 那时候是个特殊年代，政治概念满天飞，像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使用的法宝一样，一个比一个吓人。其实用得多了，也不怎样可怕，怕的是最后使用的最厉害的法宝。
现在看起来，那个非常寒冷的1955年4月，竟是一架与胡风根本就没有关联的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把胡风彻底推进了不幸的深渊。 那年4月，尽管我们事先已经得到情报，也许还采取了一些措施，还是没有避免这架飞机遭到台湾特务的破坏，飞机上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中外记者11人全部身亡。谁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恐怖事件对刚刚从朝鲜战争阴影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百姓，对正在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建设，造成了怎样的巨大影响。中国需要平息恐慌，需要引导愤怒，需要摆平混乱，才能继续国家的新建设。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相继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还加了四大段编者按（第二、第三批材料中的一些“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其中一段话说： “（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严重的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当任务的。” 中国的舆论无所不能，说假话时不会脸红。《人民日报》从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后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而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将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并将一、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一律改为“反革命集团”，并由毛泽东亲写《序言》。当时这本书印了7629000册，中国所有识字的人，几乎是人手一册以上。 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句名言：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全国民众的视线引到胡风身上，一是完全解除了当前危机，二是高度统一了思想意识。那时的中国民众，相信政府，相信舆论，却不相信政府也会利用舆论蒙骗他们。政府说狼来了，肯定就是狼来了。人们对蒋介石特务的仇恨，像洪水一样汹涌、泛滥、冲撞，寻找泄洪的渠道，这时便倾泻在被说成是“特务”、“反革命分子”的胡风等人身上。 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翻检那段时间的《人民日报》，铺天盖地而来的谩骂文字还让我脸红：“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谁？”“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表弟。”“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这些村妇骂街般的文字，就这样刊登在堂堂正正的《人民日报》上，并且成为以后历次运动到文革时期一直高密度使用的语言。更让我惊异的是，这些骂街的“村妇”，不仅包括不知内情的普通百姓，也包括知道内情的知识分子，包括急于投机钻营（投机钻营是为了升官，比如借助斗争胡风发迹的姚文元）和急于检举表态（检举表态是为了避难，不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中国文化人。不急于检举表态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自杀在文化机关中已屡见不鲜”。这让我联想到刚建国的时候搞三反运动，上海资本家几乎天天有跳楼自杀的。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很纳闷：这些资本家怎么就不肯检讨宁可跳楼呢？现在轮到文化机关的文化人了，他们怎么就不肯检举和表态宁可自杀呢？似乎在1955年春夏之交，中国的文化人可以大略归为三类：不要文化人尊严检举和表态的；维护文化人尊严选择自杀的；因为文化人尊严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姚文元那些文痞，本来可以归为第四类，但我已厌倦了再把他们归到文化人之中。我有一种观点始终认为，文化人进了官场，就已经变质，是官宦而不再是文人。 从1955年5月开始，中国文化人的社会良知，在严酷的打压之下，一天比一天减少。近代宣传道德宗教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写道：“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我们会记住1955年5月，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巨大悲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剧。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一旦开始了就如雪崩般难于遏制，直到在文革之后滚入深渊。我所知道的为此而忏悔的只有巴金一人。 1980年9月，中国方面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1月，又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又发出关于此案的《补充通知》，进一步为胡风平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在第二次平反和第三次平反之间的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月，在监禁24年之后，胡风被释放出狱，1985年6月在北京逝世。）。这个8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写下自己的忏悔：“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这世界像一辆很大的有轨电车，满怀信心地运送着自己的乘客。每一年都是一个小站，一些乘客上车，一些乘客下车，再光光当当地开走。 1955年春天，是我的第一个春天，却是爱因斯坦的最后一个春天。 爱因斯坦比我早生了76年。他的生日是3月14日，我的生日是3月13日，我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生日靠得这样近是为了什么，或者具有什么意义。他与我的相似之处还有很重要的两点，在这里不能不提及：一是他属于犹太民族，我属于中华民族，按一位欧美学者的说法，他的犹太民族和我的中华民族是20世纪的人类里面最为悲惨的两个民族；二是他留着很长的头发，有着很重的童心，过着简朴的生活，喜欢在音乐之中思考很多问题，让宽大的额头上刻满皱纹，这些特征与我不谋而合，并且都是个固执的和平主义者，不喜欢世界上有战争。 爱因斯坦小时候说话很笨，做事也很笨，一次工艺课上制作木头板凳，老师挑出一个很不像样的木凳说：“我想，世界上也许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凳子了！”在哄堂大笑中，爱因斯坦红着脸站起来：“我想，这种凳子是有的！”说着，他从课桌里拿出两个更不像样的凳子：“这是我前两次做的，交给您的是第三次做的。”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笨家伙”，却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1915年建成广义相对论（被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许多年以后，我对相对论仍然不能读懂，能够读懂的只有爱因斯坦发表在某个科技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外在感官输入的时间膨胀效应》，因为它很短，全文只有几百个字： 摘要：一位先生和一位漂亮女孩在一起呆上一小时，他会感觉像一分钟；但如果让他在火炉子上呆上一分钟，他会感觉比一小时还长。这就是相对论。 关于观测者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参照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观测者的精神状态也许是对时间流逝感知的一个附加因素。因此我努力在两种显著不同的精神状态下研究时间的表观流逝。 实验方法：我需要找到一个火炉子和一个漂亮姑娘。不幸的是，找一个火炉子不那么容易，因为为我做饭的女佣禁止我进入厨房。不过，我设法秘密弄到了一个1924年生产的烤鸡蛋饼的铁篦子。因为该铁篦子能达到很高的温度，完全可以代替火炉子来做试验。因为我目前住在新泽西州，要找一个漂亮姑娘就更成问题了。我认识查理·卓别林，去他公司参加过他1931年的电影《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开幕式，所以我请求他安排我与他的妻子会一次面。他的妻子、电影明星戈达德有“天仙”之称，也就是说，是位美人，而且是绝色美人。 讨论：我坐火车去纽约见戈达德小姐，我们在中央车站一带的Oyster酒吧见了面。她靓丽又兴奋，当我感觉1分钟过去了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过了整整57分钟，我把它取整为1小时。我一回到家里，就马上插上鸡蛋饼铁篦子加热，然后穿着裤子和长衬衫坐在上面。当感觉1个小时已经过去的时候，我站起来看了看表，发现实际上还不到1秒钟。为了保持描述这两种环境时的单位一致性，我将就地说成是1分钟。之后，我叫来了一位医生。 结论：在对时间的感知上，观测者的精神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幸能读懂这篇论文，是因为我在和漂亮姑娘会面、和知己朋友喝酒的多次“科学实验”里，总是嫌时间过的太快，和中国古人一样有“欢乐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的感受。一次为艺术系的大学生讲电视摄像课，我讲的大多是应该给文学院作家班或中文系研究生讲的东西，幸好最后的结业论文题目没有跑得太远：论述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在电视摄像中的运用。照我看来，他们的论文，都比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更像论文。 几年前在大连开发区，我走进一家蜡像馆，在爱因斯坦身边逗留了很久，直到胶片相机的闪光灯惊动了保安，他们赶来喝令我不许握爱因斯坦的手，不许坐在他的身边，不许和他合影留念。那一天的爱因斯坦看起来六十多岁，有十九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风度。像爱伦堡描述的那样，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轻。 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或感到了他的苍茫的晚年。有一次，我在沈阳机场买到一本翻译成中文的盗版书，内容写到爱因斯坦晚年沉浸于对《圣经》的研究，在竖排本的希伯来文原版中，每隔一定间距挑出一个字母，组成斜向的单词或句子，从中发现了《圣经》对这一两千年里许多重大事件的预测，包括希特勒挑起世界大战，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但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爱因斯坦的计算速度很慢，工作好像没有最后完成。那本书在旅行的间隙读完，又在回到沈阳机场时送给一位兄弟城市的电视同行。 踱步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爱因斯坦，就以一种平静的忧伤进入晚年。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像一个人有时在寂静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是那种投入的生命激情正在消逝、期望的人类和谐没有到来的深刻感受，像一幅水彩画那样透明感强、层次丰富、相互融合的平静的忧伤。 1955年的春天，爱因斯坦和往常一样挚爱着这个世界。4月11日，他在“罗素——爱因斯坦（科学家废止战争）宣言”上签字，两天以后病倒，一周以后去世，终止了对“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的疲倦的寻找。 他的女友曾建议他雨天游泳、晴天跑步，他却不以为然：我已下定决心，若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尽量少用医疗手段。在此之前，将按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我日常的生活是：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他葬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按照他的遗嘱，只有12个人送葬。其中有没有特别伤心的那位女友呢？ 我猜测的是：如果有人把那12个送葬人站在爱因斯坦身边的场景画下来，会有一种宗教的意义凸显出来，让我们想起达芬奇《最后的晚餐》，那幅油画刚好画了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
在中国的北京有人打个喷嚏，几天以后，可能在美国的纽约引起一场感冒，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有一种本质上的联系。这样说，并不比“蝴蝶效应”的比喻更好听，但是更合乎1955年的情况。 在爱因斯坦忙着签他和罗素等一些科学家的反对战争宣言时，中国的政治家正忙着签另一个宣言，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我看到的一份“大事记”表明，那份宣言有4亿中国人签字，发表在1955年4月10日。 啊，中国人的6亿人口有4亿签了名字，占了高达三分之二的比例。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只要有百分之二的人反对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三分之二和百分之二，是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的差异，还是科学思维与非科学思维的差异？会写字的中国人不会超过一千万啊，平均每人需要代签40个名字。我的眼前一黑，然后渐渐亮了起来，像电视片的黑场过渡一样出现了当时中国的镜像。他们的青布长衫急匆匆掠过，他们的平底布鞋沾满了污泥，他们像一根很小的尺子，量遍了广袤中国的每一块土地——搜寻所有的6岁以上的、精神健康的中国人同意签字。是的，6岁以上，这个条件是根据我家的情况推出的充分必要条件。我家有6个中国人，其中有4个中国人，刚好是6岁以上并且精神健康。按照当时的交通工具计算，这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但要是说一个谎言，有一天的时间就够了。 你说怪不怪，这几天我读到的一篇文字，说的也是那个时候的事，也与可能发生的一场核战争有关，但讲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那篇东西说，在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之后，从中看到那时的中国领导人给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怎样消灭美帝国主义的建议，办法是由中国出面和美国打仗，把美国军队引到中国内地，然后苏联向中国大量投放原子弹，彻底消灭之。只要能消灭美帝国主义，实现世界大同，中国不怕损失4亿人口作为代价。恰好当时斯大林已死，继任的赫鲁晓夫可不像斯大林那样疯狂那样没有人性，也就拒绝了中国方面的建议。 我不敢相信，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本身就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打败了我的善良人性。在看到那份解密文件之前或者之后，我都不会相信那是真的。古今中外的世界，相关于政治的手段太多，假象太多，谣传也太多。我想，这可能是谁在愚人节那个没有阳光的早晨，突然想开一个阴暗的玩笑而已。 但是，假如这件事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当时的世界就已经足够恐怖了，超过先前世界几千年所有的恐怖。我不无忧虑的想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这个利用了美国人对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半个世界兴起社会主义的恐惧心理，在美利坚200年历史中唯一践踏过神圣宪法的政治怪胎，也出现在这个时候。
前些天去一个县城拍电视片，一起去的有个小哥们儿，刚毕业不久。那个县城是他的老家，几十万人口，其中一位是他的可爱女友。拍片休息的时候，女友过来了，和他浏览街边店铺里的玉雕。 碰巧老板娘是伶牙俐齿的那种人，让他们在一块玉质和雕工都无法恭维的作品前难以脱身，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老板娘说：“你看这块玉，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块玉，再也找不到和它完全一样的了。” 世界上决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块玉，你得承认，老板娘说的对极了。这时我说了一句更对的话。我说：“是。独一无二。就像我老伴儿说她就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和她完全一样的了。” 我的话一说出口，大家——包括卖玉雕的老板娘——都开心地笑起来。在那样的语言环境里，每个人都听到我没有说出的后面的部分：虽然它们和她们都独一无二，但是要买回家和娶回家，还要仔细选择，找到自己更满意的优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悄悄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这对恋人，就有了那一天最重要的一个思维收获——当时我是顺着那女孩的目光看那个男孩的，不觉之中受了恋爱中的女孩影响，忽然觉得那个很普通的小哥们儿有很多优点，很多我以前无法看到的优点，甚至是天下最好的男孩。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之一，是我写《自传与公传》时的文笔越来越迟滞，越来越慎重。我想到人们阅读房龙的理由，是顺着房龙的目光看这个世界，又轻快俏皮又敏捷机智地看到了世界精神的至高之处。即使我可以像他那样，写作时“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但是，想要我的作品也达到让人恭维的程度，必须让人们顺着我的目光，看到在作家眼里的二十世纪怎样精彩纷纭，万事万物怎样链接在世界的真相之中。有时候我从内到外的疲累，真想让我的十指从键盘上缩回，放弃这种艰苦的写作，重弹过去慵懒的生活之歌。 比如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前面章节写个开头就停下来的麦卡锡主义，一个好的作家，又该从哪里放射自己的目光？不要忘了，世界上需要好的作家，是他们的目光比别人更优越，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955年9月，我已经6个月了，长得结结实实。我妈说，我从那个时候就喜欢皱着眉头四面八方地看，也不知道看些什么东西，街道的婶子大娘们都想把我逗乐，最后都是把她们自己逗乐了。那时候紧接着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又掀起了全国的肃反运动。当街道主任的我妈把我抱在怀里，整天跟着上面下来的干部跑来跑去，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时候如果我爱笑的话，会不会对着那些反革命分子笑啊笑啊，或者让人们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同党，或者把这种看来很严肃的政治运动搞得很不严肃？ 就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份，47岁的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最后一封信，仍然顽固坚持关于美国“面临共产主义巨大威胁”的个人观念。说他顽固，是因为尽管他已经在1954年年底受到参议院的集体谴责，在美国公众面前早已威风扫地臭不可闻，只能在迷迷蒙蒙的梦里，肃清一切“暗藏的共产分子”了。他出生的地方不对，如果出生在中国，可以大模大样地搞一些荒谬的东西——那时他的的中国同行们，正在从上至下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点儿障碍都没有。 当过推销员，当过法官，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到军队服役的麦卡锡，后来当选了参议员，接着就以他从狂热发展到狂傲的“政治明星”情结，开始了一场在美国军政各界肃清共产分子的“圣战”。有人说他是单枪匹马的爱国“英雄”，其实他的背后有三分之二以上美国民众的支持。 50年代初期，对于美国民众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啊。斯大林的极权独裁和专制蛮横，以及斯大林手中的原子弹，都让他们觉得，他们面临着一种毁灭性的威胁，当年战争恶魔希特勒造成的恐怖也莫过于此。而且还有中国，刚刚建立了庞大的红色政权，就出动大批兵力到南北朝鲜，与美国军队为主体的联合国部队战成了平手。还有，由于美国政府绥靖政策的失误，致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日益扩大，到处开花。在美国本土，甚至还有一些共产党人进入了美国政府，更多的共产党人进入工会组织，有一年美国发生了3万多次罢工，有40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 懂得怎样利用和煽动美国民众极端恐惧心理的麦卡锡，由于自己的道德缺陷，彻底糟蹋了政治家们的游戏规则。为了寻找政府中存在的异己分子以及腐败和叛国分子，他把以“忠诚调查”为名的审查扩大到2000万人，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一所著名大学的10多位资深教授因为不肯签署忠诚宣誓书，被迫离开大学讲堂。一些著名人物也受到牵连，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因此失去工作，爱因斯坦、钱学森、卓别林、费正清、斯诺等科学家艺术家或名誉受损或移居国外。1953年，麦卡锡还对美国驻外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了清查，７５位作家的书籍被列为禁书，近200万册书籍遭到清理。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所谓的可疑书籍，其中包括马克吐温、海明威的小说。 华人华侨和其他少数民族更成为迫害对象，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我在北京采访过的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曾经亲历了那段痛苦不堪的岁月。直到1955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在朝鲜战场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才换回了钱学森和一些华人科学家。他是用美国飞行员换回来的那些科学家中的一个。2002年我采访他的时候，通过他断断续续的的讲述，感受到他在1955年重返故国时的快乐心情。 麦卡锡主义在1955年结束。 麦卡锡主义，简言之，是强加罪名，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这种对美国民主和自由、民权和人性的伤害，至今还被美国人当作唯一可与“九一一”相比的政治恐怖事件。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许多年以前，中国的鲁迅写了精神胜利的阿Q之后，就有外国作家声明自己的国家也有阿Q类型的人物。在我看来，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类型事件。许多国家都可能出现，不仅仅是在美国、苏联或者中国。如果把空间和时间的因素考虑在一起，正所谓，那边的麦卡锡主义余音袅袅，这边的麦卡锡主义方兴未艾，永远的麦卡锡主义无法终结。
要不是在读大学时遇到一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我也许不会写到1955年中国的肃反运动。 他出生在大连，伪满时读旅大国高，毕业后派送到日本军队当文化教官，半年后日本军队投降回国，转到接收的国民党军队，还当文化教官，再半年后赶上国民党军队起义改编，又在共产党军队继续他的文化教官事业。1950年代初期，政府安排他到大连的一家国营工厂上班。1955年夏秋的肃反到来，让他的命运发生了翻覆。 他这个人生性耿直，不会拐弯。在那家国营工厂，厂长“贪污腐化搞破鞋”，谁都看得惯，就他自己看不惯。厂长大怒之下拍了桌子：你一个反革命还给共产党提意见，抓起来！他就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双重身份进了监狱。他的儿子是在他进了监狱以后出生的，不久以后老婆又和他离了婚。说时迟，那时快，他在铁窗里生活的20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怎么看他都是个倒霉的人。在他被关进监狱的1955年，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释放了第一批国名党战犯和伪满战犯33名，包括溥仪、杜聿明、陈长捷等人。那些人先前的职位比他高多了，罪行比他重多了，才关押了10年左右（包括在苏联关押的几年），而他却要在1975年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国名党战犯和伪满战犯之后，才迈着迟缓、虚弱的步伐走出牢房。 那时，他享受了一次相当高级的待遇。有人向他宣布国家给与战犯的政策：“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然后问他去香港还是去台湾。他的泪水就流下来了，去什么香港台湾，那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政府就再次安排他到大连的一家工厂，还给了他500元安家费，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以上的收入，已经不算少了。 1982年底的一天，他坐在大连一个区法院的走廊里，低垂着脑袋，锁紧了眉头。正巧在那一天，三名在读的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经过那个走廊，关切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三人是刘凯、袁宏先和我。我们在大连电台免费发了广告，建立一个“友谊信箱”为社会大众服务。那些天里，我们正在帮助一个战后日本遗孤，叫李秀峰的退休老人，打一场艰难的民事官司。 他向我们说起他释放以后的遭遇： 他在市郊租了一个房子，上下班要穿过一条经常有歹徒出没的荒僻小路，就用红布包了一个木头手枪揣在裤袋里，还有意露出一块来吓唬歹徒。那一年虽然他平安无事，不料想被那个街道主任老太太报告给厂子里，这个历史反革命有一把手枪。 还有一次，他去副食店里买半斤（当时每人每月一张副食票的供应量）熟猪头肉。前面排了一个很长的队伍，前面还有人争吵了好久。原来是售货员一定要把带猪毛的一块先卖出去。他走上前说，现在报纸上正在批评不好的服务态度，大连日报前几天就批评了你们这样的服务态度。就有一个老售货员过来打个圆场，开始卖不带毛的那些。第二天就有人报告，说这个历史反革命冒充大连日报记者到处招摇撞骗。 他们保卫科的科长原来是市里公安局的处长，犯了错误刷下来的，人格人品有点儿缺陷，就分别抓住这两件事，要他一次次写检查，又一次次不过关。我们见到他时，又有半年多没发他工资了。他的500元安家费早就被儿子结婚借去，一直不还给他，无奈之下找到法院要儿子还钱。 我们在他家里看到因为交不起电费停了电，炕上只有半铺炕席，另外一半是土，还看到他用烤糊的土豆片搓碎了当茶喝。那一天晚上，我们帮他写有关材料时，听到他总是以认罪的态度介绍情况，搞得我们的心里很苦很苦。他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好在他是以战犯的身分放出来的，算是当时的统战（统一战线的简称）对象，应当享受相关的政策。看到我们写的投诉材料后，那座城市的统战部门认真、及时地管了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历史毕竟是进步的。1980年代比1950年代进步，中国1950年代的肃反也比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进步。中国搞的是一场比较温和的肃反运动，没有像俄罗斯大地上血流成河。对旧中国政府与军队留下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先关起来再放出去，达到整治和惩戒的目的。甚至还有一些怀疑有历史问题的人被关了进去，又被内查外调搞清楚了，以前竟是派过去的地下党。从此，他们少了许许多多的麻烦，也算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顺便说一句，1955年，我们要揪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名额只定了各机关和团体的百分之五，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但各地几乎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因为各地的官员都不想表现落后，惹得上面不满意，因此影响自己升官、升官、再升官的美好前程。 再顺便说一句，1955年的肃反，也扩展到当时的少年儿童一代，让他们学会仇恨，学会斗争，将国家义务作为个人第一和唯一义务，从小就成为政治运动接班人。 1955年7月21日的《文汇报》有一篇人物通讯，题目是《她学会了识别反革命的本领》，其中写到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落网经过。陈权的孩子特别相信学校老师的教育，一次回家告诉爸爸要感谢苏联，“我们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都是苏联帮助建设的”。陈权说：“我不相信这个。”所谓隔墙有耳，邻家的中学生冯燕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不久以后，冯燕冰在学校听了关于胡风问题的报告，回家后到陈家坐坐，谈起了胡风。陈权说：“你还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哪里懂得这些？”陈权还说：“胡风真了不起，搞了二十多年事情，可惜------” 这篇通讯说：“冯燕冰走回了自己的家里，躺在床上，想起刚才的一番说话。她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是人民的一个大胜利，这家伙为什么会惋惜他们？她联系到下午刚听到的报告，在报告中号召每个人都提高警惕，要注意周围的一些古怪事情。陈权的一些话不是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吗？” 第二天她就到派出所举报，然后又协助派出所抓住了这个“破坏中苏关系”“散播谣言”“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抓住陈权之后不到二十天，她又检举了另一个反革命分子。这篇通讯后面还说：“冯燕冰同学想：党所号召的一点也不错，自己要认真学习，提高警惕，学会本领，更积极地投入斗争。” 可惜这篇通讯的结尾之处，缺少一个大概的估计：如果全中国的中小学生都像冯燕冰那样，认真学习，提高警惕，学会本领，更积极地投入斗争，像陈权这样“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会有多少，“罪恶稍轻”的反革命分子又会有多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人还会有多少？
就要结束漫长的1955年的时候，我感觉在做一项根本就不能完成的工作。 有时候，我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十多年前还在作家协会供职的时候，我去采访大革命时期（在我们知道的红军时期之前）的一位老干部，很早以前他是延安区的区长。他告诉我一件当从没有说过的事情：有一次他在给干部开会时毛泽东去了，于是就请毛讲话。毛抬头看了看太阳，说：饭还没得吃讲啥子哟？吃饭后就再请毛讲话，毛用手拍了拍肚子，说：饭都吃得了还讲啥子哟？从中可见毛的农民式智慧相当幽默又相当出众。我的那篇文章只需要三千多字，采访一次也就够了，但老区长执意邀我去了许多次，历数他经历的重要往事，很多很细，也很真实。 半年后他就去世了。 那时候，我了解到我所在的城市还有50多位老红军健在，我所在的省份大约不到1000人。他们是已经绝版的一代人了，藏着这些年来不便对人细诉的往事，又不想带到棺材里去，在风烛残年希望有人耐心地倾听。我想做这件重要的事情，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家出版社，可惜一直耽搁下来。现在过了十多年，我又了解到，我所在的城市只有几位老红军还活着。 还有一次，我在光光当当的有轨电车上，从起点奔赴终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位70多岁的老工人给我讲在伪满时期的事情。那时鞍山有三家冶铁的株式会社，那时从五个中国青年工人里选出一个去日本学习冶铁技术，那时三家株式会社互相之间用高工资争夺中国技术工人，那时上一个月班能买多少口袋的粮食，等等。我又想写一本尊重历史如实记述的书，书名也想好了：《鞍钢开工八十年》。我打算用5年以上的时间，阅读1000万字的资料，采访1000位以上的当事者，写出100万字以上的几卷自费出版。我想这应该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纪实作品，可惜后来连采访的机会也没有。 为什么我总要做庞大、零散又艰巨的事情，像在我出生前20年就已去世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一样？他的写作计划庞大到无力把握，零散到无力整合，艰巨到无力完成，消耗掉了生命的精华时段。昨天晚上，我开始阅读他的《不安之书》，并且在书的扉页记下一段文字： 佩索阿说:我思想，从而造出自己、回声和深渊。 佩索阿又说：我在每一种模糊的印象里痛苦地更生自己。 像佩索阿一样，作家是生活在现实与梦之间的人物，更放大一点说，这世界后面还有一个世界，被夹在中间的人叫做作家。已经有多久了，我们品味不到大痛苦和大快乐，感觉不到大失望和大期待，就如同作家的灵魂随风而去，抑或像在停电的夜晚一样惶恐不安。 记下这段文字时，我正在医院病房照料患了肺炎的二哥，那时的心情就是一种不安。在照料他的几天前，我们城市的青年偶尔喊我一声叔叔，这几天都有喊我大爷（汉语里读第四声，伯父的意思）的了。再看我59岁的二哥，10年前的身体和精神就像69岁，现在更像是79岁到89岁之间。这其中的许多原因，我会在以后慢慢写到。 好在漫长的1955年过去了，还有许多事情从1956年等待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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