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9】

  我为什么不是哈维尔

冬日的上午，我走在街上。风从附近的工厂经过，带着粉尘、铁屑和蒸汽，将我和路上的人一齐俘获，当做它们的囚徒。也许没有太阳，也许有太阳，都被厚重和锈蚀的空气遮挡住了，我看见路边积雪的地上，没有反射的光芒。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是网站工作的朋友打来的，他说哈维尔去世了，在昨天去世，活了七十五岁。

朋友还说，听了你的介绍，我开始阅读哈维尔，在网上找他的作品，初看时觉得特别震撼，现在呢，已经平静了，只记得他的一句话：在真实中生活。

相对沉默，几秒钟后。我说，从震撼到平静，这符合哈维尔对所有读者的期待，他相信冷静的理性、高贵的语言、和平的行动，是送走专制社会的最好方式。和你一样，我也只记得他的一句话：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

阴霾在弥漫，让呼吸困难，不能再说些什么。要是环境好一些，我愿意讲些哈维尔的故事，作为对先贤的悼念。

比如讲一讲布拉格之春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他的几件事还真值得说一说。

1969年，哈维尔站在临街的窗前，看着在布拉格大街上慢慢行进的苏联坦克，看着荷枪实弹走过窗前的苏联士兵，他的心情糟透了。

那一年，三十三岁，他的第一部剧作，好像叫做《花园聚会》，同时出版了英文和法文译本，加上先前的德文译本，给他带来了国际声望。那一年前后，他的另外两部剧，《备忘录》《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在美国演出好评如潮，两次获得了奥比奖。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他去讲学，正是个好机会，离开这个失去主权和自由的国家。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像很多人那样离开，没什么不好。可是，他，拒绝了。

那一年，他处于政府严密监视之中。走在路上，他发现安全部门的人在身后跟踪，那是政府派来的，他不敢甩开；回到家里，他发现房间里被安置了窃听器，那也是政府行为，他不敢拆除。

那一年，他主办的文学杂志被强令停刊。那一年，他失去了用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自由。那一年，他已经出版的书，从书店和图书馆里，齐刷刷地消失了。那一年，他被安排到酿酒厂干活，推着沉重的啤酒桶，从一个斜坡到另一个斜坡。那情景像被惩罚的西西弗斯，没完没了地推着石头上山，今天推完了，明天还要推，没有结束的日子。

从那一年开始，哈维尔走出家门，都带着一个应急包，里面有牙刷、牙膏等物品，时刻准备着，被抓进牢房。一年又一年，社会上关于哈维尔的消息，总是与和平示威、与被捕入狱连在一起。——哈维尔和平示威了，哈维尔进监狱了——哈维尔又和平示威了，哈维尔又进监狱了。那些普通百姓，需要有一个人代替他们坐牢，还把他当做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一个手执长矛与大风车作战的人。当时的知名作家昆德拉，也公开表示，哈维尔这样的活动，不会有什么结果。

二十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我比较熟悉的，大概只有三个人，昆德拉、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后来去了国外，心情平和、环境优越地写小说，有了很大的影响。克里玛一直留在国内，不肯离开苦难中的民众，把一个在场者的观察，写进了他的重要作品。哈维尔也拒绝出走，他相信他卑微的、平和的、频繁的抗议，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现状，为他和所有的百姓带来自由。这样一来，他就要一次次进出监狱了。只有他的妻子，美丽的奥尔嘉知道，1969年以后的那些夜晚，他在家里的日子多一些，还是在监狱的日子多一些。

对于这件事，我有一个简单的比较：从1979年到1983年，我进入中国一所大学读书，读了四年；哈维尔在一所监狱住了四年，也是从1979年到1983年，本来他的刑期是四年半，但提前释放了几个月，这样就与我读大学的时间相似了。放他出来那天，他对一件事情的思考正接近完成，还想在监狱里多住一个晚上。监狱的人被逗乐了，国家与个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商量，抓你进来你就得进来，放你出去你必须出去。

实际上的哈维尔，好不容易才学会了在监狱里思考。开始的那些日子，他像普通的囚徒一样，不得不努力适应严格的作息时间、与世隔绝的环境、无所不在的约束，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一旦这种适应超过限度，就把自己异化成监狱的一个特定部分，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很多人坐牢，越坐越偏狭，越坐越悲愤，可能就是过度适应形成的效果，要比身体上受到的苦痛，还要深重。幸好在这时，他过去的哲学训练起了作用。他想到一个存在主义常用的词语，就是被抛掷，人就像被狠狠抛掷一样，到了一个孤离陌生的状态，于是，监狱环境成了人类普遍境遇的隐喻。想啊想啊，他终于明白了，监狱是监狱，自己是自己。

他在狱中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的社会变革。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还在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奴役下，哈维尔和很多人都不用坐牢，早被枪毙掉了。那种粗糙管理的暴力型社会，渐渐显露出它们的窘态，有的崩溃于暴力镇压激起的大面积冲突，有的在崩溃前顺势转入了后极权社会。哈维尔坐牢的年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社会，也就是开始不久，需要他给予更多更仔细的思考。他看见了后极权主义的可怕的未来，是影响到自己的民族，从道德到人性，走向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他举例说，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表达的意思却是：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类似的例子遍布整个社会，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全部是谎言，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以及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这样一来，有两句话就特别重要，一是“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二是“在真实中生活”。当人们都改善自己的道德，回到正直和高尚，回到在真实中生活的状态，后极权社会就失去了基础，它的解体会随之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摆脱了奴役的人们，很是感激他，不管他有没有当总统的能力，还是选他当了两届总统。

说起哈维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够广泛，不够深入，甚至不够真实。比如前些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出现哈维尔这样的精英？

这种提法的毛病在于，问责的对象是一个庞大的抽象的群体，而不是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于是谁都没有责任，谁都可以在欺骗良知之中，在失落的境遇之中，在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之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换个直接触碰到个人的提法，我为什么不是哈维尔，可能会有好一些的效果。

                                                   2011-12-28

 

【自传与公传—1969】

  两千多年的读书人不过如此

我想起1969年的一些人和事，比较复杂，又比较鲜明。

先说一件发生在北京的事。

国子监里，和那些有近千年的建筑相伴的，是那些栽了近千年的槐树。有位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坐在仓库里的木板箱上，看着眼前一捆捆古书，眼睛里放射出惊异的光。那些古书，是红卫兵小将们抄家抄出来的，当做横扫旧文化的战利品，交到了文物管理部门。他们抄家抄出来的古书数量巨大，特别无辜，大部分当场焚毁了，或者送去做了纸浆，只有一份手抄名单上的例外，抄家以后全部送来，堆满了一个又一个旧仓库。据说那神秘名单上写着的几十个名字，都是北京的著名画家书法家收藏家。

只有我们知道，那名单是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学者提供的。他在北京，不仅是学者，还是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收藏家，因此他提供的名单，相当准确，没有遗漏。他不被察觉地叹了口气，没有他的名单，眼前这些珍本、善本、独本，这些都是稀有宝贝的古书，就会在人间消失。现在，他在寒冷的深秋，不知不觉翻看了三个多小时，打着喷嚏，擤着鼻子，冷得发抖。据知情人说的另一个版本，他是穿着厚呢子大衣来的，但坐在火盆旁边烤火时，他的注意力还在手中的书上，因此大衣的一角掉进了火盆，不能再穿了。

他选好了一批古书，随身带走，另外一批在保管物品清单上挑出的古书，会有人帮他找出来，送到家里。就这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抄家的红卫兵那里，从其他的文物管理渠道，得到了五万多册珍贵的古代书籍，还有五千多件珍贵的古代文物，足够开一个中小型博物馆。

下一件事也是在北京。

北京的旧鼓楼大街，有一处幽雅的深宅大院，有亭子、假山和长廊，有连成一片的竹林，有大大小小三十九间屋子。大清帝国的晚期，宅子主人最后的职务是邮政部大臣，在1911年实行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引起了帝国大厦的崩溃。在波澜壮阔的一生里，他把自己当做最成功的实业家，不当作最著名的学者，但他的另一个重要职务，相当于北洋大学堂的校长。这可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它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哈佛。

到了1969年，这所宅子的主人，换成了最为著名的革命理论家。这位七十一岁的干瘦老头，能耐可不得了，中国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都要经过他的修改，才能出版。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著作也需要编译，要不断符合变化了的革命形势，比如伟大领袖在每一次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大家听到时一个样子，两年后出版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是一种本事，把汉语翻译成汉语。

谁能想到，这最著名的理论家，还是个生活趣味十足的人，更具体地说，是满怀旧生活趣味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旧生活趣味全部被革命者禁止，但他例外，可以养宠物犬，可以吸食鸦片，可以有很多春宫画和淫秽小说来欣赏，还可以邀来一些演员在这宅子里演出很黄很暴力的戏曲。如果我们宽容一些，把这种生活趣味叫做文化趣味，那么，这座宅子前后两个时代的主人，仅相隔了半个世纪，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前面两件事，不管是不是巧合，都与七十一岁有关。我还想起了与这个年龄有关的另一件事，发生在北京和上海。

1969年底，北京有个七十一岁的政治家，忽然把他签字的一道命令，传递到上海市公安局，要他们把上海监狱关押的一个犯人立即处死，并且还要封口，不许他临死前说话。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政治可以决定个人的生死，政治家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存亡。北京的那个政治家，在延安时代就相当于秘密警察的首领，曾经把大批党内官员当作特务来清理。用他的话说，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到，蹲下一看满地都是！果然在他蹲下一看之后，一些重要单位的党内官员，竟然出现总人数一半以上的特务，被抓、被杀或自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要谁去死，谁就不能活。

要枪毙的这人，名字相当陌生，谁都想不起他以什么罪名入狱，判了多少年徒刑。公安局的人仔细查阅档案，尔后大吃一惊。原来这人在1930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某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还一度在中共领导集体里负总责。负总责，是一个奇怪的专用词语，用在党派之内，含义是没有最高领袖的位置，但是做最高领袖的工作。后来，他落入政府警察手中，立刻坦白认罪，揭发同党，使革命遭受了损失。1949年新政权建立，第二年就把他关了监狱。

公安局找到他，看见的是一个在监狱中关押了很久的犯人，从六十岁关押到七十九岁，走路摇摇晃晃，神志也不清醒，再不枪毙也会老死。枪毙就枪毙吧，但封口有点困难——当时枪毙的犯人有许多政治犯，都需要让他们闭嘴，有的在嘴里塞上东西，有的摘掉颌骨，有的隔断喉管，面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这些方式显得不近情理。但上边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聪明的上海人，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炒了几个小菜，开了一瓶白酒，当老犯人乐颠颠地吃饱喝醉，再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从背后开了两枪。在1969年，这个七十九岁的犯人，前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被枪毙者，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的思绪产生了错误。前面说到的三个人，一个学者兼画家书法家收藏家，一个理论家，一个政治家，哪能那样巧合，都是七十一岁？我又仔细想了想，这三个人真的不是三个人，而是同一个人。

他叫康生。

他叫康生，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在中国被称为阎罗王、中国的贝利亚，在国外被称为投机主义者、东方的马基维利。在知道底细的人眼里，看起来温文尔雅，瘦弱枯干的康生，却是邪恶幽灵的化身，无所不能的恶魔。

说起他的1969年，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他在那一年年初，下令要在军队中清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所谓的这个党，出现并消失在1940年代，新政权建立之前。谁都知道，新政权建立后强大无比，不会有任何反对党派存在的可能，但康生要抓那个曾经出现过的党派，就有几百万人遭到清查，几十万人殴打致残，几万人活活打死。这件事情，我不想说的太多，深深感受他们的痛苦，我有限的泪水远远不够。

那一年，还开了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康生选进了政治局常委，成了排名第四五位的党领袖。可是这一点非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大会选定了毛泽东的新接班人，还把那个人的名字写进了党的章程，这可是世界上从没有过的事情，而毛泽东原定的那个接班人，已经被清理出去，在同一年里极尽凄惨，死无葬身之地。都说是新人笑，旧人哭，可是政治上一旦落败，连哭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在回忆1969年的时候，不止一次想到这两个人，但他们是职业政治家，他们个人的命运如何，用不着我过多的关心。

最后我选择了容易忽略的康生，只因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远的不说，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饱读诗书之士，而他在二十多岁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之前，就已经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了，同样是饱读诗书的人。我也是个读书人，相比于那些职业政治家，我更应该关心的，是我读书界的前辈们。

我向往的最好的读书时代，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的孔子时代，有很多读书人，有多种多样的学问，像一座座高山流下的水，可以有自由的方向。后来到了秦代，中国就进入了专制社会，而专制社会里，只需要维护专制的学问，只需要维护专制的读书人。他们挣扎，他们反抗，但是无济于事，最后的演变，是他们曾经远大的读书理想，都被逼迫到一个狭隘的途径：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更大的不幸是，他们遇到的帝王，一旦是个具有邪恶思想的统治者，他们还想继续做官，就得死心塌地投靠过去，把君王的邪恶思想当作天下最高尚、正义的思想，并且用自己的智能，帮助那种思想继续发展，为虎作伥，荼毒天下。他们如果还有自己的思想，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不仅不能继续做官，还逃不出砍掉脑袋的命运。这样的事太多了，与继续做官一样，都是悲剧。如果他们有幸，遇到好的帝王，一个具有正常思想的统治者，他们也会很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好人。

这就有些像赌博，是赢是输，要看抓到手的是什么牌。读书人也有自己活动的空间，但是很小。

                                                                        20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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