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是哈维尔·两千多年的读书人不过如此 作者:董学仁


 

【自传与公传—1969】

  我为什么不是哈维尔

冬日的上午,我走在街上。风从附近的工厂经过,带着粉尘、铁屑和蒸汽,将我和路上的人一齐俘获,当做它们的囚徒。也许没有太阳,也许有太阳,都被厚重和锈蚀的空气遮挡住了,我看见路边积雪的地上,没有反射的光芒。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是网站工作的朋友打来的,他说哈维尔去世了,在昨天去世,活了七十五岁。

朋友还说,听了你的介绍,我开始阅读哈维尔,在网上找他的作品,初看时觉得特别震撼,现在呢,已经平静了,只记得他的一句话:在真实中生活。

相对沉默,几秒钟后。我说,从震撼到平静,这符合哈维尔对所有读者的期待,他相信冷静的理性、高贵的语言、和平的行动,是送走专制社会的最好方式。和你一样,我也只记得他的一句话: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

阴霾在弥漫,让呼吸困难,不能再说些什么。要是环境好一些,我愿意讲些哈维尔的故事,作为对先贤的悼念。

比如讲一讲布拉格之春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他的几件事还真值得说一说。

1969年,哈维尔站在临街的窗前,看着在布拉格大街上慢慢行进的苏联坦克,看着荷枪实弹走过窗前的苏联士兵,他的心情糟透了。

那一年,三十三岁,他的第一部剧作,好像叫做《花园聚会》,同时出版了英文和法文译本,加上先前的德文译本,给他带来了国际声望。那一年前后,他的另外两部剧,《备忘录》《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在美国演出好评如潮,两次获得了奥比奖。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他去讲学,正是个好机会,离开这个失去主权和自由的国家。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像很多人那样离开,没什么不好。可是,他,拒绝了。

那一年,他处于政府严密监视之中。走在路上,他发现安全部门的人在身后跟踪,那是政府派来的,他不敢甩开;回到家里,他发现房间里被安置了窃听器,那也是政府行为,他不敢拆除。

那一年,他主办的文学杂志被强令停刊。那一年,他失去了用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自由。那一年,他已经出版的书,从书店和图书馆里,齐刷刷地消失了。那一年,他被安排到酿酒厂干活,推着沉重的啤酒桶,从一个斜坡到另一个斜坡。那情景像被惩罚的西西弗斯,没完没了地推着石头上山,今天推完了,明天还要推,没有结束的日子。

从那一年开始,哈维尔走出家门,都带着一个应急包,里面有牙刷、牙膏等物品,时刻准备着,被抓进牢房。一年又一年,社会上关于哈维尔的消息,总是与和平示威、与被捕入狱连在一起。——哈维尔和平示威了,哈维尔进监狱了——哈维尔又和平示威了,哈维尔又进监狱了。那些普通百姓,需要有一个人代替他们坐牢,还把他当做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一个手执长矛与大风车作战的人。当时的知名作家昆德拉,也公开表示,哈维尔这样的活动,不会有什么结果。

二十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我比较熟悉的,大概只有三个人,昆德拉、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后来去了国外,心情平和、环境优越地写小说,有了很大的影响。克里玛一直留在国内,不肯离开苦难中的民众,把一个在场者的观察,写进了他的重要作品。哈维尔也拒绝出走,他相信他卑微的、平和的、频繁的抗议,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现状,为他和所有的百姓带来自由。这样一来,他就要一次次进出监狱了。只有他的妻子,美丽的奥尔嘉知道,1969年以后的那些夜晚,他在家里的日子多一些,还是在监狱的日子多一些。

对于这件事,我有一个简单的比较:从1979年到1983年,我进入中国一所大学读书,读了四年;哈维尔在一所监狱住了四年,也是从1979年到1983年,本来他的刑期是四年半,但提前释放了几个月,这样就与我读大学的时间相似了。放他出来那天,他对一件事情的思考正接近完成,还想在监狱里多住一个晚上。监狱的人被逗乐了,国家与个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商量,抓你进来你就得进来,放你出去你必须出去。

实际上的哈维尔,好不容易才学会了在监狱里思考。开始的那些日子,他像普通的囚徒一样,不得不努力适应严格的作息时间、与世隔绝的环境、无所不在的约束,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一旦这种适应超过限度,就把自己异化成监狱的一个特定部分,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很多人坐牢,越坐越偏狭,越坐越悲愤,可能就是过度适应形成的效果,要比身体上受到的苦痛,还要深重。幸好在这时,他过去的哲学训练起了作用。他想到一个存在主义常用的词语,就是被抛掷,人就像被狠狠抛掷一样,到了一个孤离陌生的状态,于是,监狱环境成了人类普遍境遇的隐喻。想啊想啊,他终于明白了,监狱是监狱,自己是自己。

他在狱中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的社会变革。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还在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奴役下,哈维尔和很多人都不用坐牢,早被枪毙掉了。那种粗糙管理的暴力型社会,渐渐显露出它们的窘态,有的崩溃于暴力镇压激起的大面积冲突,有的在崩溃前顺势转入了后极权社会。哈维尔坐牢的年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社会,也就是开始不久,需要他给予更多更仔细的思考。他看见了后极权主义的可怕的未来,是影响到自己的民族,从道德到人性,走向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他举例说,某个水果店经理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表达的意思却是: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该作什么,是守本分的。我很听话,所以该过上平安日子。类似的例子遍布整个社会,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全部是谎言,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以及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这样一来,有两句话就特别重要,一是“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二是“在真实中生活”。当人们都改善自己的道德,回到正直和高尚,回到在真实中生活的状态,后极权社会就失去了基础,它的解体会随之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摆脱了奴役的人们,很是感激他,不管他有没有当总统的能力,还是选他当了两届总统。

说起哈维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够广泛,不够深入,甚至不够真实。比如前些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出现哈维尔这样的精英?

这种提法的毛病在于,问责的对象是一个庞大的抽象的群体,而不是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于是谁都没有责任,谁都可以在欺骗良知之中,在失落的境遇之中,在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之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换个直接触碰到个人的提法,我为什么不是哈维尔,可能会有好一些的效果。

                                                   2011-12-28

 

【自传与公传—1969】

  两千多年的读书人不过如此

我想起1969年的一些人和事,比较复杂,又比较鲜明。

先说一件发生在北京的事。

国子监里,和那些有近千年的建筑相伴的,是那些栽了近千年的槐树。有位七十一岁的老学者,坐在仓库里的木板箱上,看着眼前一捆捆古书,眼睛里放射出惊异的光。那些古书,是红卫兵小将们抄家抄出来的,当做横扫旧文化的战利品,交到了文物管理部门。他们抄家抄出来的古书数量巨大,特别无辜,大部分当场焚毁了,或者送去做了纸浆,只有一份手抄名单上的例外,抄家以后全部送来,堆满了一个又一个旧仓库。据说那神秘名单上写着的几十个名字,都是北京的著名画家书法家收藏家。

只有我们知道,那名单是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学者提供的。他在北京,不仅是学者,还是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收藏家,因此他提供的名单,相当准确,没有遗漏。他不被察觉地叹了口气,没有他的名单,眼前这些珍本、善本、独本,这些都是稀有宝贝的古书,就会在人间消失。现在,他在寒冷的深秋,不知不觉翻看了三个多小时,打着喷嚏,擤着鼻子,冷得发抖。据知情人说的另一个版本,他是穿着厚呢子大衣来的,但坐在火盆旁边烤火时,他的注意力还在手中的书上,因此大衣的一角掉进了火盆,不能再穿了。

他选好了一批古书,随身带走,另外一批在保管物品清单上挑出的古书,会有人帮他找出来,送到家里。就这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抄家的红卫兵那里,从其他的文物管理渠道,得到了五万多册珍贵的古代书籍,还有五千多件珍贵的古代文物,足够开一个中小型博物馆。

下一件事也是在北京。

北京的旧鼓楼大街,有一处幽雅的深宅大院,有亭子、假山和长廊,有连成一片的竹林,有大大小小三十九间屋子。大清帝国的晚期,宅子主人最后的职务是邮政部大臣,在1911年实行的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引起了帝国大厦的崩溃。在波澜壮阔的一生里,他把自己当做最成功的实业家,不当作最著名的学者,但他的另一个重要职务,相当于北洋大学堂的校长。这可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它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哈佛。

到了1969年,这所宅子的主人,换成了最为著名的革命理论家。这位七十一岁的干瘦老头,能耐可不得了,中国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都要经过他的修改,才能出版。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著作也需要编译,要不断符合变化了的革命形势,比如伟大领袖在每一次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大家听到时一个样子,两年后出版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也是一种本事,把汉语翻译成汉语。

谁能想到,这最著名的理论家,还是个生活趣味十足的人,更具体地说,是满怀旧生活趣味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旧生活趣味全部被革命者禁止,但他例外,可以养宠物犬,可以吸食鸦片,可以有很多春宫画和淫秽小说来欣赏,还可以邀来一些演员在这宅子里演出很黄很暴力的戏曲。如果我们宽容一些,把这种生活趣味叫做文化趣味,那么,这座宅子前后两个时代的主人,仅相隔了半个世纪,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前面两件事,不管是不是巧合,都与七十一岁有关。我还想起了与这个年龄有关的另一件事,发生在北京和上海。

1969年底,北京有个七十一岁的政治家,忽然把他签字的一道命令,传递到上海市公安局,要他们把上海监狱关押的一个犯人立即处死,并且还要封口,不许他临死前说话。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政治可以决定个人的生死,政治家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存亡。北京的那个政治家,在延安时代就相当于秘密警察的首领,曾经把大批党内官员当作特务来清理。用他的话说,特务像蚂蚁,站着看不到,蹲下一看满地都是!果然在他蹲下一看之后,一些重要单位的党内官员,竟然出现总人数一半以上的特务,被抓、被杀或自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要谁去死,谁就不能活。

要枪毙的这人,名字相当陌生,谁都想不起他以什么罪名入狱,判了多少年徒刑。公安局的人仔细查阅档案,尔后大吃一惊。原来这人在1930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某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还一度在中共领导集体里负总责。负总责,是一个奇怪的专用词语,用在党派之内,含义是没有最高领袖的位置,但是做最高领袖的工作。后来,他落入政府警察手中,立刻坦白认罪,揭发同党,使革命遭受了损失。1949年新政权建立,第二年就把他关了监狱。

公安局找到他,看见的是一个在监狱中关押了很久的犯人,从六十岁关押到七十九岁,走路摇摇晃晃,神志也不清醒,再不枪毙也会老死。枪毙就枪毙吧,但封口有点困难——当时枪毙的犯人有许多政治犯,都需要让他们闭嘴,有的在嘴里塞上东西,有的摘掉颌骨,有的隔断喉管,面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这些方式显得不近情理。但上边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聪明的上海人,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炒了几个小菜,开了一瓶白酒,当老犯人乐颠颠地吃饱喝醉,再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从背后开了两枪。在1969年,这个七十九岁的犯人,前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被枪毙者,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的思绪产生了错误。前面说到的三个人,一个学者兼画家书法家收藏家,一个理论家,一个政治家,哪能那样巧合,都是七十一岁?我又仔细想了想,这三个人真的不是三个人,而是同一个人。

他叫康生。

他叫康生,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在中国被称为阎罗王、中国的贝利亚,在国外被称为投机主义者、东方的马基维利。在知道底细的人眼里,看起来温文尔雅,瘦弱枯干的康生,却是邪恶幽灵的化身,无所不能的恶魔。

说起他的1969年,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他在那一年年初,下令要在军队中清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所谓的这个党,出现并消失在1940年代,新政权建立之前。谁都知道,新政权建立后强大无比,不会有任何反对党派存在的可能,但康生要抓那个曾经出现过的党派,就有几百万人遭到清查,几十万人殴打致残,几万人活活打死。这件事情,我不想说的太多,深深感受他们的痛苦,我有限的泪水远远不够。

那一年,还开了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康生选进了政治局常委,成了排名第四五位的党领袖。可是这一点非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大会选定了毛泽东的新接班人,还把那个人的名字写进了党的章程,这可是世界上从没有过的事情,而毛泽东原定的那个接班人,已经被清理出去,在同一年里极尽凄惨,死无葬身之地。都说是新人笑,旧人哭,可是政治上一旦落败,连哭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在回忆1969年的时候,不止一次想到这两个人,但他们是职业政治家,他们个人的命运如何,用不着我过多的关心。

最后我选择了容易忽略的康生,只因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远的不说,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饱读诗书之士,而他在二十多岁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之前,就已经是一所学校的教师了,同样是饱读诗书的人。我也是个读书人,相比于那些职业政治家,我更应该关心的,是我读书界的前辈们。

我向往的最好的读书时代,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的孔子时代,有很多读书人,有多种多样的学问,像一座座高山流下的水,可以有自由的方向。后来到了秦代,中国就进入了专制社会,而专制社会里,只需要维护专制的学问,只需要维护专制的读书人。他们挣扎,他们反抗,但是无济于事,最后的演变,是他们曾经远大的读书理想,都被逼迫到一个狭隘的途径: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更大的不幸是,他们遇到的帝王,一旦是个具有邪恶思想的统治者,他们还想继续做官,就得死心塌地投靠过去,把君王的邪恶思想当作天下最高尚、正义的思想,并且用自己的智能,帮助那种思想继续发展,为虎作伥,荼毒天下。他们如果还有自己的思想,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不仅不能继续做官,还逃不出砍掉脑袋的命运。这样的事太多了,与继续做官一样,都是悲剧。如果他们有幸,遇到好的帝王,一个具有正常思想的统治者,他们也会很好,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好人。

这就有些像赌博,是赢是输,要看抓到手的是什么牌。读书人也有自己活动的空间,但是很小。

                                                                        20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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