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一九九〇年新年献辞 /政治与良心/知识分子的责任/故事与极权主义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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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一九九〇年新年献辞 /政治与良心/知识分子的责任/故事与极权主义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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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一九九〇年新年献辞 作者：哈维尔［捷克］ 译者：崔卫平 来源：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keywords/keywords.php?id=113 亲爱的同胞们：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四十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六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五十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 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政治与良心 作者：哈维尔 来源： 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keywords/keywords.php?id=113 一、 我年幼时曾经在乡村住过一段时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一种经验：我沿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此时，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到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对头，感到人们在污染天空。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生态学这样一种科学，即使有，我对此也毫不知情。但对于“污染天空”这种事情令我本能反感。在我看来，人们这样做是对某些东西犯罪，他们破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任意地搅乱自然秩序，这样的举动不能不受到惩罚。当然，我的厌恶主要是审美意义上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有害的的释放终有一天会破坏森林、灭绝野生动物和危及人们的健康。 假如一个中世纪的人外出狩猎，他突然发现地平线上有像大烟囱般的东西。他或许以为这是魔鬼所为，或许会跪下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平安无事。 究竟什么是中世纪的农夫的世界和小男孩的世界之间共同点呢？我想是一些根本的东西。小男孩和农夫比大多数现代成年人都更为热切地植根于哲学家们所说的“本来的世界”(the natural world)或“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他们还没有从其真实的个人经验中异化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有它的早晨和夜晚，有它的下方(大地)和上方(天空)；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穿行于天空，然后在西边落山；在那里这样一些概念诸如“在家中”与“在他乡”、善与恶、美与丑、近与远、责任与权利，仍然有着活生生的和一望即知的含义。小男孩和农夫们仍然植根于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知道区分什么是为我们熟悉亲近，并合情合理地作为关注对象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东西在它们之外，因其神秘性而使得我们应该对此谦卑地弯下腰来。我们的“我”从一开始就信任这个世界，视之理所当然；这是我们生动活泼的经验的世界，一个还没有变成冷漠的世界，所有我们的爱、恨、尊敬、轻蔑、传统、利益和使得文化得以产生的未经反省的丰富的含义等，都与之密切相关。这是使得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不可取代、不可出让、不可涂抹的领域，于其中、并通过它和为了它，我们因而得以发问，产生个人的责任感。 在这个世界中，诸如正义、诚实、叛逆、友谊、背信、勇气或同情这样一些概念，有着和实际的人们及实际生活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全部切实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底部所蕴含的价值，甚至在我们的去谈论、关照和探索它们之前，便早已存在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将它的内在统一性归因于某种“前思辩”的假设，假设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得以运行，是因为存在着超出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外的东西，存在超出或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东西，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它赋予这个世界以坚实的基础，带来了秩序和尺度，并成为世间所有法则的习俗、戒规、禁令、标准的隐秘来源。 “本来的世界”，出于其自身的存在，内在地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这个绝对安置、界定、激励和引导万事万物的，没有它便是难以想像的，对此我们也只能默默地加以尊敬，任何试图摒弃绝对、试图控制它、用别的东西去取代它，在“本来的世界”这个框架中，都显得狂妄自大，为这种狂妄自大的人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唐璜和浮士德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污染天空的烟囱并非仅仅是不去顾及“生态因素”的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观，如果是那样，人们可以通过加装合适的过滤器便可纠正过来。对我来说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它象征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试图越过“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规定，将其弄成仅仅私人的兴趣，主观爱好，仅仅是个别人的幻想偏见及异想天开。它象征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个人陷入失去联系的隔绝状态，包括与神秘的东西及绝对之间的联系，取消作为这个世界之尺度的个人经验到的绝对，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人造的、既不神秘也缺少主观“奇想”的非个人、非人类的东西，它被称之为客观的绝对，即对于世界的科学模式的客观和理性的认同。 现代科学，以其所建立的关于世界普遍有效的形象，冲垮了“本来的世界”的种种界限，将这个世界仅仅视为偏见的牢狱，而我们则必定要冲破这个牢笼去追求客观的经过证实的真理之光，对它来说“本来的世界”无异于我们落后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不幸残余，是他们幼稚、不成熟的幻想。用这种眼光来看，它视我们“本来的世界”中甚至是最内在的基石仅仅为虚构而加以抹杀，它杀死了上帝放上一个真空的王位，从此将科学作为唯一合法的监护人和仲裁人，把存在的秩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说到底，只有科学能凌驾于所有个人的主观真理之上，并代之以一种居于高位的、超主观、超个人的真理，它完全是客观和普遍的。 尽管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这样的东西，像所有人类作品一样，也在我们的“本来的世界”中发展出来，但现在它们却系统地背弃了这个本来的世界，否定它，诽谤它——当然，同时仍在开掘它。一个现代人，其“本来的世界”已被科学和技术彻底征服，只是在当呛人的气味弥漫于他的房间，才会对烟囱冒烟发出抗议。而即使这样，他也不会发出形而上的抗议，因为他知道拥有该烟囱的工厂生产着他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技术时代的人，他可以考虑仅仅在技术的限度之内作些补救，比如说在烟囱上安一个净化装置。 请勿误会，我并不是提倡人们取消烟囱，禁止科学或笼统地返回中世纪。何况，绝非偶然的，现代科学某些最深奥的发现表明，客观性的神话有着极大的争议性，经过一个奇怪迂回之路，重新将我们带回到人类主体和他的世界。我无非是希望在最一般和最普通地被接受的轮廓之内，考虑现代文明的精神框架和它今日危机的根源。并且尽管反省将首先从政治开始而不是生态方面的，但也许我更宁愿以一个生态方面的例子来阐明我的出发点。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基本组成是家庭农场。在捷克文中，用来表达它是一个更古老的词——“grunt”，这个词具有其词源学上的意义。 它来自德文“Grund”，实际意味着土地或基础，而在捷克文中，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语义学上的色彩。作为“基础”一词的口语同义词，它指出了土地的“根基性”，它的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和“前思辩”的那种既有的确凿和可信。当然，家庭农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难以平息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家庭农场适得其所，受到世代农民的检验，并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所体认。同时，在家庭农场所属的全部事物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达到了最佳平衡：田野、牧草、边界、森林、牲口、家畜、水、路等等。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农民把它当做系统研究的课题，然而，它却构成了一个通常说来令人满意的经济的生态系统，于其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有意义的联系，以此保证了农场的稳定性和农民收成的稳定。不同于今天的“大型农场”，传统的家庭农场是生机勃勃和自给自足的。尽管它也受制于常见的自然灾害，但这不是它的过错——恶劣的天气、牲畜瘟疫、战争和其他巨大灾难是在农民的力所能及之外。 当然，现代化和社会科学拥有改善农业、提高产量、减少劳动强度、消灭最恶劣的社会不平等的上千种途径，但是，要实现这些，包括现代化，要在一种相当的谦卑引导之下才有可能，得知道尊重自然秩序的神秘性和从中产生的适度性，这种适度内在于个人经验和责任中的“本来的世界”。现代化不应该由服务于“科学世界观”的新型农学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个人的客观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妄自尊大、骄横、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 然而，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集体化”。30年前，它像一阵旋风一样席卷了捷克斯洛伐克，遍及每一个角落。作为其后果，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里遭受蹂躏，他们被奉献于更加光明的明天所提供的科学乌托邦的祭坛上。另一方面，是社会冲突和劳动强度的减少减轻，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还不是我要提及它的原因。我的理由在于，当旋风把家庭农场从地球表面扫荡殆尽之后的30年，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也早已知道的事情：人类每一次激进地、一劳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图取消曾经谦卑地尊敬的“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谨慎的个人知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将会为试图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样也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些已经发生了。随着村篱和森林被砍伐，野鸟绝迹，农作物便失去了抵抗害虫的天然屏障。大量统一管理的农田每天无可避免地流失数百万立方米的表层土壤，而它们是经历了数世纪才积聚而成；化肥和农药已经灾难性地污染了所有的蔬菜产品、土地及水。重型机器经年不息地压在土壤上面，令其空气不能流通导致贫瘠；巨型乳牛场的母牛因患神经机能症不能产奶，同时农业甚至更多地从工业那里吮吸机器制造、人工肥料，在一个地区分工专业化时代增加运输费用等等。简言之，情况可怕而没有人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将会有着怎样令人震惊的变化。 这是一个悖论：在科学技术的年代人们相信自己可能改变生活，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和探索自然的复杂性及其运作规律。但到最后，这些规律显然悲剧性地揭示了人们的失误，并使人们受挫。人们认为他们能解释和征服自然；但结果却摧毁了它，剥夺了自己继承自然的权利。“脱离自然”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呢？归根结底，科学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身体不过是数百万有机微体繁忙的互相工作和影响，它们一道构成了覆盖于我们地球的那个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圈”。 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而是科学时代人们狂妄自大的错，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导致残酷后果。人们取消了他们所拥有的所有联系的绝对地平线，否定了他生活着的世界中他个人的“前客观”的经验，同时把个人经验和良心放逐到浴室，仿佛那纯粹是个人私事。人们视他的责任为一种“主观幻觉”，而代之以现在已证明是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那种：剥夺了所有具体人类生活内容的有关客观性的杜撰，一种所谓的对于宇宙的理性的理解，一种假设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图式。所有这些幻想的极致是，人们可以构想一个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的“普遍的福利社会”，仅仅需要试验机构和工业及官僚主义的工厂便可以将其转变为现实。数以百万的人们被奉献于这个幻觉之前，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他偶然置身于这个铁栏之外，并被猛然扔回他的“本来的世界”。归根结底，这种想像中的移情现象，应该归结于被取消的个人所产生的偏见，这样的个人不得不从属于科学、客观性、历史必然性、技术、制度和政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非个人的东西，它们当然不会出错。它们是抽象的、无人身的、功利主义的，因而甚至是天生“无辜”的。 至于未来，如果说永恒的前景还没有彻底被驱逐到童话世界，但却被锁进浴室，那么，还有谁作为个人去关心它，甚至为它担忧？如果一个当代的科学家虑及两百年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时，基本上是以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不可能去关心当下他所研究的有关跳蚤的问题新陈代谢、脉冲的放射信号或地球的天然气储存将来会怎样。而一个现代政治家呢？他绝对没有理由要关心这些，尤其是这会影响到他在竞争中的机会，只要他生活在一个有竞选的国家。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权力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减缩至仅仅是一种操纵技术的过程，有着1000种面具、变种和表现形式。有时它是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有时它是完全公开的；有时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时却又是残忍而直接。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它是所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 统治者和领袖，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中曾经有过个人面貌和个人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其自身的善或恶的行为负起责任，不管他们是建立在世袭传统、还是人民的意志或战争胜利及阴谋诡计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他们被经理、官僚、党政干部(专业的统治者、操纵者)和种种擅长管理、操纵和惑人技巧的专家所取代，他们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这个专业的统治者是“无辜”的匿名权力的“无辜”工具，其合法性来自科学、控制论、意识形态、法律、抽象性和客观性，总之，来自对于作为个人和邻人的责任以外的东西。 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来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变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残余，失去了全部绝对的意义；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权力成了“先验的”和“无辜”的，因为它并不从一个“有罪”和“无辜”仍然有其意义的世界中生长出来。 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表达。像别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个人化的权力及其对人类良心、人类语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欧洲之外传统即有关帝国的“宇宙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帝国，将其当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类不过是其财产)。但是正如极权主义制度清楚表明的，这并非意味着现代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一件欧洲以外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一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的西欧，今日正面对着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对它从前输出现在又回溯的扩张主义是抵制还是认可，这种当代的两难处境说明了这一点。由来自欧洲的精神和技术潜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着欧洲，那么欧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参与这样完全不道德游戏的代价，来表明其要捍卫已失去的价值的决心？抑或欧洲应该退让，从而显示出对于地球命运的责任感，并通过这种责任感的神奇力量，来影响这个世界其余部分？就西欧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误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我们加以忽视，欧洲文明将不会致力于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欧洲自身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它很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为一种地域性的试图建立普遍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视其为某种邪恶的人拥有的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在同样的理性主义传统中，这回是在马基雅维里将政治视作权力技术的概念中，人们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纯粹是来自扩张主义邻国的一种外部威胁，可以通过适当的示威，便可以将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浓烟滚滚的烟囱和解的人，因为尽管那儿又脏又难闻，但它最终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必需物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艺学的范围便可以消除，如装上一个过滤器之类的净化装置。然而现实情形呢，我相信将不幸地更加严重。污染天空的烟囱不仅仅是可以修补的技术上的失误，或为更加美好的消费主义明天所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种文明抛弃了绝对，无视“本来的世界”，蔑视其命令。并且，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远比西方理性主义愿意接受的要严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们是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镜，是理性主义自身深层趋向得到奇特夸张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产物。它们是对理性主义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启示的反映。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危险的邻国，也不是某种世界进步的先驱；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驱”，这种危机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欧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们是西方世界的未来科学研究一个可能的话题，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将要侵袭和征服全世界，比这更为深刻人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勾勒出的别洛赫拉德斯基“非个人化的末世学”的后果。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使得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游戏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SS-20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当受审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援助的重要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会感激那些声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 我相信在“苏联阵营”中称之为“持有不同政见者”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经验，是一种在非人性的权力堡垒下的生活经验。正因为如此，“持有不同政见者”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达给有幸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因此我们有机会以某些方式去帮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意义去帮助它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为：我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有效的，尽管本质上它无法事先计算出其效果，肯定和西方考虑政治成效完全不同。它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但显然我以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是在狂风呼啸的前沿哨所，都有可能以个人经验和“本来的世界”来反抗非个人的权力，去揭示它的罪行，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是的，“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当扬·巴托契卡写《七七宪章》时，他用了一个概念：“无权者的团结”这个词语。他想到的是那些运用唯一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自己的人性——来反抗和面对非个人化的权力。这种“无权者的团结”将超越国界、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的樊篱，超出传统政治的高级游戏，不去追求头衔和职位，从被权术家嘲笑的对象——人类良心——中创造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一种有关未来的更美好的前景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吗？ 1984年2月
知识分子的责任 作者：哈维尔 译者：黄灿然 来源：思想网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1995年
作者：哈维尔［捷克］ 译者：崔卫平 来源：思想网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 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 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 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 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 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 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 认为捷克已经从战争和谋杀中摆脱出来这不是实情。战争和杀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它们从光天化日下无所遁形的公开事件转变成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人们在故事中读到的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尽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却仍能不可思议地透露出人类生活的意义［此处有语病］），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 来自西方的参观者经常惊讶地发现对捷克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和艾滋病并不是一种恐怖的来源，而更像是一个笑话的主题。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令我惊奇。因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无形的胜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否定人们从外面观察和理解其过程的可能性。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直接经验它，要么你对其一无所知。某种恐吓不允许对其作公开查询。 外国旅游者可能会形成这种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穷、更枯燥，报界对在这里关掉他们的办事处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怎么能指望没有事情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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