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旧事》：满心尘埃的流星/父亲的学习改造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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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满心尘埃的流星/父亲的学习改造
作者：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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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旧事》： 满心尘埃的流星 （一） 1949年五月，南昌城解放，一切均翻天覆地。 父亲的自我感觉不错。当初传递毛泽东的油印著作时，他曾偷偷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几句话，共产党的领袖说，新政府由各党派联合组成，是团结的政府，民主自由的政府……他认为自己配合江西地下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好歹也算个抬轿子的。起码，也得对他有所安排吧？ 然而，轿子一旦抬到该去的地方，轿夫的手哪有不从轿杆上放下来的道理？此时，参议员、“小民革”成员等全都跟着旧中国烟消云散，足有半年之久父亲无事可做。父亲后来对我说，这主要怪他自己，也就是活该吧！谁叫他不去活动，不去争取呢。 消极等待的他成为了无业游民，只有合计着做点小本生意养家糊口。于是，买了些带壳花生，打算踩成花生米后再拿去卖。 咪咪活着时曾对我讲过，她清楚地记得父亲光着脚板，站在花生上踏踩的情景。我却一点记忆也没有了。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来。父亲的皮肤像婆婆，特别白皙，两只脚终日不见阳光，当然就更加白得耀眼。没经过锻炼的书呆子，用那两只白生生的脚在花生上跺，能踩出好花生来吗？ 果真，这生意只做了一回就歇手，根本赚不到钱。 姑父的上校也做不成了，他当然也不会跟着国民党走。但他是个不安分的主儿，此时竟撺掇父亲与他一起搞工业。找了几位投资人，酝酿着开了家麻袋厂。父亲手头已经没多少钱，紧巴巴抠出一百块大洋算作投资。结果，麻袋厂也不过镜中花，水一搅散了，一个钱也没拿回来。 局势动荡中，米厂也垮台，将二伯的房子退了回来，全家人又搬回去住，一份多出来的收入眼见泡汤，家境日益艰难。 时间不觉从1949年底到50年初，“小民革”已经解散，地方负责人到北京去了，原来地下党的城工部也解散，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正式成立，父亲认识的人中已有好几位到地方民革参加工作去了。看到熟人有了革命工作，也有了养家活口的固定收入，他心里又惶惑又羡慕，那心情颇似断了线的风筝，在天上左寻右觅，想要找到落脚的枝头。可在行动上他仍按兵不动，摆一副江太公钓鱼的架势，不去作揖磕头，投帖拜山门。这跟他又臭又硬的性格有关，更与当时的局势有关。彼时，江西省的局面混乱异常，足有两三个山头之多，他哪个山头的都不是，闹不好拜了这个就会得罪其余的，你说，让他去拜哪家？ 刚开始，他并不怕共产党，因为自己有和他们合作的历史。但逐渐却感觉站的土地有些不稳了。 他的历史相当复杂，明摆着肯定要受审查。明的是公开将他登记入册，上写“伪省参议员，民社党的骨干分子”。傻子也明白，这可不是什么好话，说明他已然被管制了。更有便衣们经常来找他谈话，说是随便谈谈问题，实则就是审问。幸运的是他手中还有两样东西可以应付。一样是与同学合办的《时风半月刊》，另一是“小民革”解散时发给地方组织的信，上头有周恩来的讲话。直到他把这两样东西给他们看过并拿走，这些人以后才不再出现。 这些人有的是公安局的官员，有的是社会部的官员，全都来头不小。期间，他还去见了统战部的官员，也是叫他去说明情况。解放军去三伯及三公（父亲的三叔）家缴枪，他们回说已经通过父亲交给地下党了，因此让他去统战部做证明。当时，过去负责“小民革”组织工作的袁某那时还未被镇压，是他拉着父亲去的，意在借此与统战部拉关系。 这些事情不断发生，不知从何日起，他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在抖动，仿佛随时要火山爆发。命运悬而未决，等待判决的过程是一桩最苦的事情。惶惑、恐惧，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冲天的地火抛上天空，成为齑粉。 正在夙夜不安之际，他有幸得见江西省最高的共产党官员——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因省委书记也是遂川人，他的小老乡，而他当时是同乡会理事长。 某日，同乡郭君来找他，说他与省委书记是同学兼亲戚，同乡会该去表示欢迎才对。他便和郭君一同去拜访，表示同乡会打算邀请书记吃饭。但书记拒绝说，同乡会欢迎和吃饭就不必了，私人交往可以。后来，为同乡会房产之事，他又去找过书记一两次。书记的态度相当和蔼，问他家乡目前有没有危险。他回答，自己已好几年没回去了，那里的情况说不清楚。但听说很乱，由于无法制止，有不少人已经出来逃难，他三哥就逃了出来，目前住在自己家里。 书记甚至跟他讲起自己当初参加革命的经历。说在吉安上师范时，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 告辞出来，秘书征求他对新政府的意见，由于没认真考虑，他只随便说了句，现在解放军已把新币发行出来，旧币就要作废，商界对此有许多顾虑。说罢便怀着窃喜告辞。为何窃喜？因为听了书记的肺腑之言，简直把他当作朋友来对待了，他有些受宠若惊。一个堂堂省委书记，相当于一品大员啊，居然跟自己谈得这么深，自己八成还是可造之材吧？ 几天后，报纸登载了郭君去南昌八一大学学习的消息，却没有他。他知道那是书记的意旨，倒也不以为意。那不过是训练统战人员的地方，算不得什么正规学校。所以，他没有向书记去请求，只是静观形势。 不久，书记的哥哥由老家来南昌找工作。听说了这个消息，有人撺掇父亲将同乡会理事长的职务让给他干，借他的东风，或许可使奄奄一息的理事会重现生机。可理事长没有工资，会中又没有多少实际财产，人家瞧不上，想找一个有点油水的工作。当时正筹备成立合作社。革命成功之后，取消了商人，商品一时无法流通，便酝酿由老百姓出钱成立合作社，办一些生活日用品商店。书记的哥哥相中了这份差事，想弄个负责人当当。书记虽然手握重权，却还是注意影响的，哥哥来自白区，又不是党员，所以自己没有出面说项。家里人虽去找过主管财经的副省长，终是不了了之。 父亲过去就认识书记的哥哥，因为有来往，当然要去探望，由是便去了书记家，又与书记见了面。听说书记正在找一个会做家乡菜的炊事员。虽说清一色的供给制，职务不同区别还是很大，像书记这样的应该是吃特灶。具体特灶该享受什么待遇，他没见过。但书记家的房很大，颇有气派，只是洋房与家具均属接收过来的，旧了一点。 屡见书记终究当不得饭吃，当时他最焦心的还是工作问题。
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简直近于绝望，直到1950年四月才有转机。有个曾一起在小民革共事的人，经过多方活动此时已是民革省委负责人了。看他们这些倒霉蛋儿一直找不到工作，便写信给在北京的他的同学钟某，说有一些曾经给过共产党帮助的人还没有出路。不久，此人把老钟的回信转给他看。老钟说，过去“小民革”的同志，只要愿意去北京的，都可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去学习。 故土难离，不是出于无奈，谁都不愿抛家弃子远走他乡。然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出外闯荡闯荡，抗战时不也曾到大西北闯过吗？父亲毕竟不是特别恋家的，他决定独自一人先行北上。 去之前，叫他先参加民革，办完入党手续后便叫他去参加迎新会。会上，主持讲话的是民革主任委员文某，解放前也当过省参议员。过去搞地下工作时，自己是领头人，如今却在他手下做起了小兵；再想想过去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都已在民革身居要职，心中难免不是滋味。这是父亲对江西民革没有好感的原因之一。 冷静下来细想，混到今天这种地步也怨不得别人，人家到北京去活动时也曾跟他打过招呼，说是去“争取”，并要介绍谁谁跟他认识，可他一概不予理会。谁叫自己当时不开窍，完全不懂“争取”二字的政治含义呢？ 父亲是独自一人北上的，姑父无法与他同去。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同去的姑父却下场悲惨。 岂止姑父，那些曾参加过小民革的同乡似乎都命运多劫。 江西的三位主要负责人，相当于江西“小民革”的三驾马车，在大革命时都参加过共产党，其中有在邓演达所在的所谓第三党的。后因形势险恶，他们相继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讨生活。解放战争前后又靠拢共产党，参加到民主运动中并成为“小民革”的负责人。 组织部的负责人袁某后来被查出竟是特务。临近解放，他说要欢迎解放军进城，由他在家中准备，并在晚间找人张贴标语，父亲等人当然举双手赞成。父亲带人到他家里看过，还真弄了不少红布、红纸之类的标语。当时，他家住了一位客人，是“小民革”副主席的夫人，可能是在（共产）党的同志，还不住夸他搞得很辛苦呢。可解放军进城那天，并未见到街上有任何标语，不免让人起疑。 解放不久，袁某即被镇压。听说从他家中搜出了电台，有人曾见他到专门关押共产党进步人士的反省营去劝降。据说对他的怀疑由来已久，本来与城工部联系的是他，因为怀疑他，后来便换了联系人。 听说他弟弟也加入过共产党，但跟中统有联系，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老婆和弟弟后来都被抓了起来，命运如何他就不清楚了。 江西小民革的书记脱离共产党后，曾又跑到国民党中干事，曾经做过县长，听说任上曾杀过一个裁缝。文革中经造反派调查，据说那是个“共产党员”。既证明这是个“双手蘸满革命者鲜血、打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也知道了自己的“嘴脸丑恶”，一时无法面对，只有跳楼了结自己“轻如鸿毛”的一生。 另一位负责人比较幸运，前几次运动都躲过了，但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没被狠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得到平反，得以善终。 总之，父亲从此离开了家乡的土地。青春已经不再，心灵满布疮痍。在这片土地上，他闪亮过，彷徨过，失望过，幻灭过……年轻时的他误以为，自己即使不能像太阳，起码也要如月亮般发光发亮。然而，他不过是一颗跌落尘埃的流星。从此，积着满心的沉埃，他再也不愿回首往事，更不愿回到这块令他伤心的土地。 但人对家乡的感情是融化在血液里的，终其一生，很难蒸发殆尽。父亲生前，我回家闲坐，有时与老人屈膝谈心。当生命即将划上句号，他偶尔向我回忆起漫长的一生，会谈起那些在故乡的时日。经过时间的磨砺，生命中的荆棘已被磨光，黑与红、青与紫统统混在了一起，颜色从而变得柔和了许多。平淡如水的生命，即使故乡代表着暗淡、挫折与遗憾，也还有着美好的回忆，尽管无多。
父亲的学习改造 （一）父亲在革大 1950年四月，父亲由南昌来到北京，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简称革大）学习，之后，终于分配到了工作。从此，除了改造思想，参加各种运动，就是不间歇地学习，无所谓实质性工作。换句话说，他被包养起来了。 “包养”这个词如今相当时髦，有些妙龄女郎就成天做着当“二奶”被包养的美梦。但从我懂事到近中年的时日，看着被包养的父亲，感觉幸福距离他甚为遥远，似乎远在另一星球。我眼中的他孤僻、沉闷、抑郁到了极点，特别是那种渗到骨头缝里的恐惧感，时时也叫我心头发紧。 话说父亲到革大报到前，暂住于新政治学会。该学会是“小民革”解散后在北京成立的，发起人均为“小民革”成员，江西小民革的几乎都已参加，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前民社党成员被排挤在外。学会的主任是林伯渠，但只挂名，实权由主任王昆仑掌握。王亦是“小民革”的发起人之一，虽然曾在国民党中有一定地位，但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还是国内著名的红学家，著有《红楼梦人物论》。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父亲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去拜见王老，并需交上自传一篇。自传事先他曾让朋友钟某过目，征求过他的意见。老钟是当初介绍他加入“小民革”的，自然比他有眼光，他得向他求教。老钟看完后说“还可以”，他这才松了口气。但王老是老革命，革命觉悟自然与他们不在一个层次。看完后给了三个字的评价：“欠深刻”。其实，他何尝不想触及灵魂到底，可就是不知如何下手。那时，他心头的傲气尚未退尽，还有些不以为然。因此，并没有将自传主动拿回来改正。看来，对共产党还是心不够诚啊！ 大约四月中旬，他进入革大学习。校长是刘澜涛，记得当时刘还兼着华北局第三书记的职务。院里的名教授叫艾思奇，另一位是延安大学毕业的副教授。学院规模很大，是二层楼的洋房。由于对北京城不熟悉，学院的具体方位他一直没能搞清，只记得离海淀区颐和园很近。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交代历史，学习改造”。父亲生前对我描述时语气显得轻松，言简意赅，这不由让我想起演义中的关帝爷过五关斩六将，其实凶险异常，事后却可以尽情去吹如何容易。 你想，蹭掉一块皮尚且疼半天，脱胎换骨，像哪吒般剔骨还肉是何滋味？革大有一份校报叫《熔炉》，名字就起得异常贴切，意思是将学员们投入几千度高温的熔炉里冶炼，将一切不合乎革命要求的东西统统摧毁与熔解，幻化成一种新物质，这才能为共产党所用。 成为正式学员前，首要任务是书面交代自己的历史，然后是分班组准备学习。班级分高级班与青年班，高级班亦可称为研究班。父亲所在的即为高级班，还称为研究院的研究班。研究班的成员或是旧社会有一官半职的，或是有学历的大学教授、留学生之类。而青年班则是年纪较轻、大学肄业或高中毕业生等。当然，无论是高级班还是青年班，一个工农成分的都不曾有，起码是学生成分。总之，跟民主运动都多少有些关系，才有幸汇集于此。父亲在学校就曾碰到好几位自己当年的老师，有中学的，有大学的。 研究班又分若干班级，每班住一间房。由于房内面积颇大，内设十几二十张床都不成问题，也不用设上下铺。学员睡觉、学习、讨论均在屋内，上课则在大课堂，所有的研究生集中于一处。每个班都有管理机构，设一班主任，一组织委员，一宣传委员，三人清一色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 他所在的班级大约二十人左右，班主任是一位女党员，丈夫任校本部的处长。学员五花八门，有搞艺术的，有当过国民党团长的……岁数更是参差不齐，老的五六十岁，小的二十多岁，真称得上来自五湖四海了。有一点相同，清一色为历史比较复杂的知识分子。其中最年轻的学员是谢晋，艺术学校毕业，没什么历史问题，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 迈进校门的第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曾宣布，汇集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实际是以审查他们的历史为主，并对这些旧知识分子进行洗脑。当时所指的马列主义主要是斯大林主义，重点是学联共党史。毛选则是从油印本中挑出一些文章来学习，重点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授课的老师有几位是知识分子，例如教授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讲老师，就是前面提到的艾思奇。但他并不天天上台，有时也让助教替他上课。 近十个月里，父亲在革大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这些知识他过去几乎闻所未闻，自然觉得颇为新鲜。然而，新鲜不是主要的，就是有疑惑也得硬灌进自己的脑袋。进校门之初，领导已然对他们讲过，要拿这些新鲜的主义批判国民党、蒋介石和自己的过去，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否则就得无情地被历史淘汰，走向人民的反面。 学校的领导绝大多数是劳苦功高的工农干部，几乎都在抗战前参加革命工作，他们把凡在国民党干过事的都看成反动派。在这些老革命眼中，他参加“小民革”后做的那点工作比鸡毛还轻，他是不是反革命当然打着问号。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他深知这次学习实际等于审干。经过审查、学习，才能发给他文凭，有了文凭才会有工作，有了工作才有饭吃。民以食为天，他切不可等闲视之。还有比没饭吃更可怕的，那就是被镇压，将性命都革掉……他当然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更不曾有过外行领导内行的想法。对于革命来说，人家无疑是内行。而他闹好了是个外行，闹不好就会成为内行革命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学习期间他主要就是用新思想来批判自己的历史，将自己说得罪孽深重。可不是吗！家庭出身用如今的观点来看是反动的，服务的政权更属反动，把他定为反革命他都无话可讲。他只能时时以曾国藩的名言提醒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明白，他随时随地都会掉下去，而且掉小去的不止他一人，而是全家…… 能拿到一纸毕业文凭，他确实费了些周折。一进大门，他就如实交代自己的历史。复杂了些，但他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出来。可是不行，领导仍旧让他反复交代，提醒他要忠诚老实，搞得他心里像揣着兔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于苦思苦想自己的罪行，他好多天连续失眠，只是没像有些人痛哭流涕而已。后来有位好心的领导提醒他，你在国民党军中的最高职位真是伪上校吗？要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 他悚然一惊，这才想起，当初到江西田粮处找工作，他向铨叙部（相当予现在的人事部）上交履历时，将自己军中上校秘书的军衔改为了少将参议。在国民党政府中，为能得到高些的职务，挣到高点的收入，将自己过去的地位铨叙高一些，本属稀松平常。因此，他早已把这桩公案抛到了九宵云外。又不是自己的真实历史，他当然忘记了交代。没想到，竟引起组织上的怀疑。他只好连夜写出一个书面解释材料，第二天便匆忙交了上去。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总算得以平息，好歹算安全过了关。 因为离颐和园近，逢到休息时间，他就去那里绕圈，近十个月的时间，他去了不下十几次。不是去看风景追求格调，哪会有此雅兴！只因到了那里，周围没有了盯着脊背的眼睛，面对平静的昆明湖水，他觉得能得到一份暂时的轻松，吸进一口自由的空气。 或许由于在班里沾了年龄较大的光，或许由于参加过民主运动，更或许由于把自己批得一无是处，因而深得领导与学员们的首肯，他在学习后期竟被选为班长。学习委员则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参加过国民党，还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后来又搞过进步运动。总之，两个人的历史都不怎么样，在感觉自己体无完肤、不可救药的同时，莫名其妙地被推选为了班干部。 他在革大毕业的时间为1950年底，毕业的人几乎已经走光，只剩几个还没发文凭的。此时，他的心情用放在文火上烤来形容最为恰当，做梦都想快点离开，能尽快分配到一个工作啊！ 终于熬到文凭发下来的那天，告知他被分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简称民革），天天乱跳的一颗心总算安放到了胸腔。 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文凭，也不是学习得不好，态度欠端正，而是由于历史问题。班里有一人就没有发给文凭，这意味着他不能毕业。另有一个学习期尚未结束，就被带走审查。学员们都明白，审查，即意味着进监狱。高级班中凡不能毕业的，一律被投入高墙。后来听说，有为数不少已经毕业的，最后的命运还是进入大墙之内。总之，成为反革命或右派的不在少数。他没有进行过统计，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毕业之后，大家就一拍两散。从此之后，他开始厌恶与人交往，警惕性也变得格外高，凡与人接触都心存疑虑，自觉在心底建立起一堵高墙。由于一贯地慎言慎行，几十年过去了，他是这些人中的幸存者，幸存在自己筑起的心墙之内。 父亲印象中深的还有吃——学院的伙食很好，对胃与头脑来说，那是留下的一点光明。看来，为吃饭伤过脑筋的，对吃的记忆最是深刻。 学习期间，吃饭不要钱，但零花钱只给两三块，他不抽烟，尚可勉强应付。记得进校的头两三个月他在大灶吃饭。虽是大灶，也是有荤有素，顿顿能饱，只偶杂有粗粮。后来，改为吃中灶，不但吃得饱，伙食还相当之好，顿顿大鱼大肉。 对现代人来说，每顿饭有没有肉已无所谓。可当时，若知道父亲顿顿都能吃到鱼肉，我这天天喝稀饭的小馋鬼，不羡慕得跳着脚流哈喇子才怪！
父亲初到民革我们尚在南昌，没带家眷的他暂住于机关。住了些时，1951年新年便临近了，却未正式给他分配工作。 一天忽接通知，李济深主席要请他们新来的干部吃年夜饭。李主席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过黄浦军校的副校长，长期与共产党积极合作，三次被开除出国民党，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那时，他不但是民革的主席，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地位相当高。新春佳节他不与家人团聚，却来陪他们这些小干部吃饭，不能不让人受宠若惊。当然，李主席不是在做普通的应酬，而是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做团结教育下属的工作。这也证明，他当时对民革的工作非常重视，热情颇高。事过境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新年一过，终于叫父亲暂时到秘书处帮忙。尽管工作尚未确定，但总算有了工资，每月四百斤小米，相当于四十块钱左右。 几天后，有人通知他去见秘书长。那也是位老革命，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民革中央共产党的党组实际负责人，在民革主持具体工作。见面后秘书长说了两三次“你过去的组织解散了”，似乎想听他说点儿什么。可他搞不明白秘书长是什么意思，想听他回答什么，只能闭口不言。秘书长又说，可以在民革给你分配工作，但合适的位置一时不好找，还是回地方比较好。我们已与江西民革方面讲好，你回那里做专员（相当不管处的处长），级别定为14级。 在江西，当初与父亲一道参加“小民革”的，有的已是省委委员，有的做了省政协的秘书长……都已是江西民革的负责人了。他若现在回去，便要在过去平起平坐或被领导的这些人手下工作，面子上实在难看。回想起刚解放那年，这些战友各顾各奔前程，而自己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最后竟以小兵的名义在江西参加民革，心中难免耿耿，还颇有些不服气。对那帮人他印象实在欠佳，不愿再与他们为伍。在北京的这几个月，他觉得首都到底比闭塞的南昌城好，他常去的颐和园多有气派！帝王之都就连气候也好得多，没有南昌的燥热……想到此处，他脸露不满情绪，不由脱口而出，我没说我要回江西啊！ 突兀的回话颇令秘书长难堪。到底是有修养的，秘书长很快转为和颜悦色道，我们很少见面，很少……那就留在这里好好干吧，将来又红又专。 父亲对我谈起此段历史时，说现在回忆起来，秘书长的意思是让他提出入党要求，党是指共产党。而他的不回答与回答都很失态，令秘书长颇为失望。看来他这种人是不能搞政治的。我想，父亲这种倔巴头兼书呆子不能搞政治是一定的，而命运偏偏将他甩进政治堆里，真是对中国政治的讽刺。至于他感觉秘书长是在动员他加入共产党，我心里则讪笑不止，我看他实在属于自做多情。 一根不好烧的硬木棍子，就是投到火里也燃不起来，留在首都并没多大用场。遂将他正式分到民革中央宣传部，做学习组干事，级别相当科员。刚开始，工资为五十六块，以后晋级定为18级，88元。解放前，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宁肯失业也不愿做科员的。革命成功了，将他的面子着实刮去了一层，使他懂得了只要活着就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哪顾得了是不是做科员，待遇是否高低；他还知道了一个道理，现如今你就是要求长工资也没用，提工资要群众讨论，领导通过，这叫民主评议。 该解释一下民革是什么性质的机关。它主要是共产党收罗原国民党中上层的教育改造之地，使他们在执政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1951年以后，地方上发展成员很少，但坚持进行宣传教育的工作。当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在当地统战部指导布置下进行学习，决不会有大的出格。中央机关抓学习的干部平时基本无事可做，只是在收到地方组织的年季度总结报告后，汇编整理备查参考而已。所以，父亲在机关的主要任务其实是抓自己的改造与学习。 没多久，王老（昆仑）专门请他到家里吃饭。王老此时已就任民革宣传部部长。此后又做到人大常委委员，国务委员。他当时为民革中央的第二号人物。 只请他一人吃饭，菜是家常菜，更透出随意与亲切。换了别人，早巴结上去，不知有多少体己话带着香料喷射出去。可对着向他摇晃的橄榄枝，他仍旧一点反映没有。记忆中，两人的谈话没涉及任何具体问题，只记得王老说过一句“你是老同志了”。 怪不得王老，只怪他的嘴巴不争气。他基本是低着头，偶尔干巴巴往嘴里扒几口饭。那情景仿佛形成了一道气场——冷漠、尴尬的气场，封住了任何想说话的嘴。 这再一次证明父亲不能搞政治，毫无政治上的敏感可言。命运仿佛已被注定，他今后就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不停歇地改造自己。而这些书无疑就像照妖镜，共产党员和工农兵们则是高举照妖镜的斗士，将他历史上的污点清清楚楚照出来，让他悔恨却没资格悔改。无奈、无助，时时感觉自己罪孽深重，处处深陷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似乎四周都充溢着讨伐之声……中年以前的父亲憧憬过，失望过，消沉过，但这种比死还可怕的恐惧与孤独感却从来未曾有过。从此，他惟有以沉默来抵御恐惧与孤独。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 土改确属民心所向，也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但在实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共产党一惯宁左毋右的指导思想，更因为传统均贫富、无视私产的小农意识作梗，确实存在着打击面过宽现象。例如不该镇压的地主镇压了，不该划成地主的划成为地主，有些富农也被错划成地主……至于错杀错划的究竟有多少，已经无法统计。 1951年，父亲也参加过土改。他被民革派到安徽五河县某乡，去参加那里的土改。解放后，新名词之一就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土改当然也属运动。 其时，这个乡已经搞过一次土改，这次属于回锅饭，叫复查。工作队的小队长为当地的农民干部，副队长则是北京去的知识分子干部，当然都是共产党员。队员的成分却有些驳杂，虽清一色为知识分子，但有党团员，更有民主党派成员。著名剧作家曹禺也忝列队员之中，所不同的是他带了夫人同来参加土改。 到了乡里，队员即分成若干小组，继续往村里扎。父亲与副队长及另一城市来的女党员在一组，其余几个队员为当地人。他被指定分管小组后勤。后勤是分管抓生活的，可他连自己的生活都曾料理得一塌糊涂，叫他如何能担起此责？好在分工有名无实，空头衔而已。 一下到村里，当地便安排他们几个城里人到一家疑似地主家住宿，吃饭则在一户富农家。队长对他们说，想吃什么就让富农家给做，当然，得自己掏荷包。你们来自大都市，工资高，参加土改还有补贴，吃好点没问题。我们就不行了，工资低，只能安排到贫农家吃派饭。 对三位城里人来说，这种安排是被动的，人生地不熟，只能由队长安排。后来细想想，是不是贫下中农要考验他们，看他们天天和地富分子泡在一起，是否能划清界限呢？ 父亲的具体职责是划分与丈量土地。至于如何划分，他只能听村里积极分子的话。对于他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来说，面对大片的农田，他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估量土地的面积与具体位置了。说到丈量土地，一来没有人手，二来没有工具，就靠手拿一根不长的麻绳。量来量去自然准头颇差，充其量也就是个大概其。在村里呆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他从没见负责当地土改的领导来视察过，估计对这种重复的丈量工作也不会重视，这次复查只是走过场。真正的目的或许也有，一则是让这些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土地革命，二则是让他们接受革命的教育。 从表面看，父亲与革命干部一样，穿着不带五角星的土布军装、带着军棉帽，老乡们看不出他究竟是何身份。因为年龄偏大，说不定还错把他当成领导呢。皮一样，瓤却大不相同，人家革命干部是红心儿，他的颜色黑不黑、灰不灰，该划为何种颜色着实难以说清楚。 不错，他对国民党一贯不满，又经过近一年的强化学习，脑子里已绷起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这根弦了。他也非常愿意积极投入这场运动。可思想上却有矛盾与压力。明摆着，自己家里就有地主被镇压、被斗争，骨头连着筋，想完全划清界限谈何容易！再说，从地方干部，党团员对他的态度上，也明显看出自己与他们的界河，甚至有没有资格与他们为伍都相当成问题。 在一次发动农民的会上，一个地方积极分子曾指着他的鼻子说，他就是国民党，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还参加什么土改！ 那积极分子怎么会知道他的历史？肯定是作为乡亲的队长告诉他的。只看队长一言不发，不制止积极分子的态度就知道了。肯定，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又一次，队长把地方上的几个地主都叫来训话，他特意叫父亲也来参加。却不叫他发言，也不正眼看他，就让他在旁边干听。听队长大骂这些地主分子，骂得体无完肤之时，父亲感觉自己仿佛已不是人，而是两只飘在训斥话语中的耳朵，专门来接收这些秽语恶言的。 正由于此，工作队集体开会时，他往往一言不发，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发言的资格。队长后来又有意见了，说他总是沉默，画外音是指他有抵触情绪。抵触情绪在潜意识里当然存在。土改行将结束做总结时，他和民盟的一个教授共同写了个发言稿子，教授的意思是叫他发言，他却推辞说，我口音重，大家恐怕听不懂，还是你代表我吧！这最后一次亮相，他竟然还是无语。 工作队里，他时时处处感觉自己的处境孤立无援，只有副队长对他的态度还算和蔼可亲。副队长是全国妇联的处长，入党多年的革命同志，毕业于燕京大学，也曾参加过国民党，肯定对他的历史较为理解。 他参加土改的乡算正宗的鱼米之乡，可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之差。他们吃饭的这家是富农，有三十亩地一头牛，在全乡该是最富裕的之一。他们只是叫富农的老婆做饭，钱一个也不曾少给。钱付的不算少，这家人也不敢在钱上做任何手脚，一五一实买来做给他们吃，做菜的油放得也多，几乎顿顿有鱼有肉，特别是经常能吃到桂鱼。当地也有鸡卖，可是副队长怀孕了，闻到鸡的味道就要呕吐。因此，尽管他对鸡肉十分渴望，曾提出买一只鸡来吃，但副队长始终不同意，他也只能作罢。 富农一家对他们这种吃法垂涎欲滴，羡慕地说，你们简直像天天都过节呦！吃一天的油，我们能吃整整半年。你们天天吃肉吃鱼，我们要年节才能吃到呢！看来一般城里人的生活就胜过乡下的地主、富农百倍，他们这些大都市的人也该知足了。 当时，乡里选干部的标准是苦大仇深，越穷越好，穷则思变，革命觉悟才高。 他曾去过这个乡新选出的乡长与村中民兵队长的家，两个新干部口才还算不错，但家中穷、破、脏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乡长的一间屋面积颇大，但房里空空如也，家具只一张单人床。天气很冷，又不生火，床上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床被褥，且辨不清颜色、单薄异常。民兵队长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已有老婆和好几个儿女，住的房子却很小。泥糊的墙，屋内没有任何起眼的东西。印象深刻的惟有满屋子都是人。大人、小孩身体都不错，可一个个灰头土脸，眼神空洞，露出的牙齿都是黄的，仿佛从来不曾洗脸、漱口，像刚从泥土中爬出来。他当时就奇怪，村边就守着一条河，水又不花钱，走不了几步就能洗洗涮涮，为什么不把衣物和脸洗干净一些？但这奇怪只能放在心头，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此话是不可说的，甚至想都有些逾份。 土改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斗地主、分田地、抄浮财。在前次土改中，本村却一户地主也未产生，只有一家疑似地主，即他与副队长住的房东家。当地干部清一色贫下中农，村民也大多为贫下中农。这次复查，当地干部坚持要把这家划为地主，村民也都支持。这就用得上存在决定意识这话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只有查出几个地主，才有土地与家财可分，否则这场运动等于白搞，积极性从何而来？ 但这家人的情况很有些特殊。户主已死去多年，只留下寡妇和一个正读中学的女儿。家中有三几十亩地，女人无力耕种，全由一个长工常年代劳。而这长工又是寡妇的情人，两人共同生活，男主外，女主内，寡妇一分钱也不付给他。长工能干又愿吃苦，是全村出了名的壮劳力，且家里统共只这三口人，负担不重，几年下来便将这个家整治成村里的首富了。看到一个寡妇家居然也能成为全村的最富户，不少人都不服气更犯了红眼儿病，土改一到，自然想把她划成地主。这可说是众望所归，更是队长这次奋斗的主要目标。 但副队长坚决不同意，说那男人与寡妇已形同夫妇，他的身份不再是长工。两人争执得面红耳赤，激烈异常，两种意见一时相持不下。 父亲只有坐观其斗，自知没有发言的资格。却不知为何，一颗心很有些为那寡妇揪着。一个干净利落的女人，把家中搞得井井有条，守寡多年带大女儿也颇不容易，对他们个个低眉顺眼，倒也不卑不亢……看来，他虽没有发言资格，心里也还是有倾向性的。 最后，还是副队长搬来了县委书记，由他亲自拍板，才决定不将寡妇划为地主。这女人总算逃过一场劫难，只是叫队长和大多数村民失望了。 看来，政策界限要由人来执行，有无政策水平，赶上什么人就是你的命了。
“三反”、“五反”运动始于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结束。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万多人被捕，11万多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万多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当时有首改编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这里的“打老虎”，打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而是“贪污犯”：贪污1000万元（旧币，相当新币一千元）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毛泽东曾发布“打虎”指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 父亲所在的是行政机关，搞的当然只是三反运动。据他对我说，三反中，他只被一粒小石子敲了下脑袋，后来便光荣地成为了打虎队员。不知他是因在江西小民革解散时分到的十元“赃款”未写检查，还是历史过于复杂之故，后来并未受到提拔重用，仍旧做他的科员。 这次运动也不能说没有斩获，他似乎多少有些“开悟”，那就是宁左勿右，宁滥勿缺。像有的“老虎”基本属于无中生有，但整了也就整了，整得家破人亡也不过引来私下的牢骚而已，领导却没说不该打。看来，左一点即使出了问题，也仅是作风问题，右了就是立场问题，甚至惹火上身。自己这枚小卒子只能随大流。 接着来的运动叫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基本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这一改造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促进并大力推动的。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曾进行过对“急躁冒进倾向”的纠偏，但遭到了毛泽东两次批评，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父亲也有幸参与了合作化运动第二阶段的工作，他被指定进入工作队，派往京郊南苑。工作队队长属于区里直接委派，民革只出了位副队长，由历史简单的大学毕业生小夏担任。他们的任务是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并协助农民组织合作社。父亲的身份是普通工作队员，其主要任务是受教育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 作为工作队员，首先是学习合作化的优越性。当时的小册子摆出了十大优越性，不久，他即背得滚瓜烂熟。至于合作社一旦成立，是否会遇到困难，谁都没有考虑过。既然文件与册子上没有提到，也就不属于考虑范围。而几十年过去了，十大优越性早已被真实的历史抹去，换成为包产到户。 合作化运动初期，下车伊始，工作队也曾强调，入社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推行，不能强迫，要逐步前行，不可一蹴而就。首先由区领导给农民开动员会，经过一段学习，逐步酝酿入社问题。 人的本能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因此，农民开初对宣传的所谓十大优越性似乎不大相信。就算这是他们的长远利益吧，可他们从未体验过，只能将信将疑。而从自身利益计，眼前只能想与什么人合作在收益上不吃亏。 最初入社的多是村中的穷苦人，即贫雇农。贫雇农历来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这些人中党员也多。但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农，有小牲口的，却对入社有顾虑；在农作上有技术、有经验的，也属观望之列。一方面，他们心中向来视贫雇农为痞子，觉得和这些穷困无能、甚至不务正业的人合作，将来必定吃亏。另一方面，看到这些人居然也能成为挑大梁的角色，对入社变得更加犹豫。 独木不能成林，先入社的骨干只有请工作队去做说服工作。此种说服开始没有多大成效，但最后阶段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 他们在南苑区参加合作化运动大约三个月，大致可分三阶段。第一个月为宣传动员阶段，第二个月为酝酿入社阶段，这两个阶段似乎收效不大。但到第三个月，特别是最后两三个星期，却超乎预期地大功告成，农户争先恐后，光荣入社的竟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农民入社之快有一个中心，三个方面的原因。中心就是政府的支持与导向。舆论宣传说政府对入社的农民将大力支持，今后对单干的就不管了。你说，谁愿意做孤岛上的鲁宾逊？于是乎慌忙游向合作化的海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烈的宣传攻势，媒体充分发挥了一边倒的轰炸，极尽夸赞合作社的诸多优越性。伟人说过，谎话重复多了就成为真理。而合作社属于新生事物，谁也不能证明就是谎言，更由不得众人不信。第二是中国人惧怕争先却惟恐落后的本性使然，看见别人纷纷入社，都怕被指摘为落后分子。既然舆论都说入社先进，那就赶紧甩掉落后加入吧。第三则是人都有从众心理。今天报道A乡农民百分之四十入社，明天就有B乡农民百分之五十入社的消息传来，后天更有C乡农民百分之六十入社的新闻涌入耳膜。这一下更坐不住了，也就匆忙向报名的队伍挤去。 父亲做了三个月左右的工作队员，跟着学习，跟着动员，跟着看到胜利成果，都是大拨轰地跟着。至于入社是否真有优越性，他可没有带着自己的脑袋去思考。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属于处理的大堆儿菜，只能搭着好菜往前走。 到父亲返城后的１９５５年４月，合作社已发展到６７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５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３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为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４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１９５５年７月，全国原有６７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６５万个。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１５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１９５６年发展到１００万个社的意见。６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１９５６年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６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报告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１０月４日至１１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１９５８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３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１９５６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６．３％，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８７．８％，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父亲回城之后，便只是学习文件了。所有制的改造与他不搭界，而对他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运动接连不断，紧接着就是肃反。其实肃反一直就没停过。1955年属于红头文件正式下发，运动进一步深入而已。 民革中央肃反期间倒没揪出什么人来，因为经过革大等革命学校的严格审查，属于反字号的早去该去的地方了。解放以来，到民革机关来调查情况的却络绎不绝，都是问民革成员亲戚朋友等的历史问题，不叫交代，叫如实揭发。 父亲自然逃不过去，有好几拨人来找过，让他揭发自己所了解的人，这里面当然包括我的姑父。过去，他曾听一个朋友子虚乌有地说过，姑父没准儿是复兴社成员。如果说姑父是好人，不是坏人，那他自己就要倒霉了，说不定也会划入坏人行列。尽管毫无根据，他还是违心地揭发了姑父，说他可能与复兴社有关联。 姑父不但是他唯一妹妹的丈夫，更是他的亲表弟。他们是一快用尿和泥的玩伴，梢大一起上学，成年后一块加入民社党，最后又参加小民革同搞地下工作……他们血管中甚至流着基因近似的血。就是这种砸不断的关系，如今也用革命的重锤砸断了。水是液体，不能够被砸断，这是小孩也知道的常识。可是，血虽然浓于水，却能够被时代的风云无情斩断，这就是革命创造的奇迹之一。
现在该提到著名的1957年了，那时我已有清晰的记忆。记得父亲曾把我从食堂拉回家中，让我以后不要见人就叫伯伯叔叔，最多点个头而已。既然大字报上都把那些人说成了狼外婆，我还不得躲远点儿！对于我，历史不该忘记的1957年就是如此简单。 根据官方说法，1956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几十年后，很想搞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划成右派？根据官方统计是55万，但网上据解秘档案统计，算上划为“中右”的应该有300多万，即是55万的几乎6倍。有无300多万尚无定论，但估计一定会超过官方数字。而我所知道的是右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恢复原来的级别后，几十年的工资也未补发；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绝大多数都改正了，还能称其为运动吗？ 许多情节，是父亲老年时断续为我拼起的记忆碎片，它们由漫长的时间做线，艰难地穿成一串项链，不珍贵，只是破碎的小石块儿。但敲一下会发出轻声回响，像一声声叹息或仰天轻吟的挽歌；阳光折射下，可见到星星点点的气泡与一道道暗红色的条纹，那可是凝固的眼泪与血痕？它们是极为普通的化石，但却饱含曾经鲜活的生命。 父亲后来对我说，从1956年始，便动员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让大家畅所欲言，给党提意见。 当时，他已调任为宣传部秘书，工资升为了17级99元。按当时的行话讲，他进步了。这一点小小的进步，对他是种激励，对领导也多少有些感恩戴德起来。他当然想继续往高处走，也就是不断进步；其次，在政治场面上混过，他知道慎言慎行的重要，更明白祸从口出是真理；最重要的一点，如同不变的宗教仪式，日日读经与敬拜，时时学习与忏悔，那时的他觉得自已已经真心相信社会主义道路，相信共产党了。可叹的是，他所膜拜的却不是神，而是人。 当时，民革只有两位公开的共产党员，均为人事干部，干部们的去向都归他们划拉，大权在手。既然相信共产党，党员自然是正确的、没问题的。至于各位领导，虽然不是公开的党员，也跟共产党员差不多，说的做的也不会错。以上诸点，决定了他不会轻易给领导提意见。即使动员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也不会冒这种傻气。 57年风头一转，提意见的几乎都成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们不但言者有罪，还是“到处煽风点火，挑动群众，结群结派，共同反党”的行者。事实证明，凡是不在乎党员与领导威信的，都成为了右派分子，无一漏网。 父亲只因开初没给领导提意见，便如打牌交上了好运，成为了反右积极分子。说实话，对于风向突变的这场运动，他是感到有些突然与不理解的，也并不觉得这些人真有什么大罪。党号召积极参加鸣放，这些人不过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怎么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呢？对内心中的这些想法，他又感觉有些后怕，认为自己的思想不能紧跟形势。他是明白人，时不我待，若不积极表现，不批判这些人，自己也会归于同类，所谓人在屋檐下，哪能不折腰。所以，他不同情他们，认为这些人不识时务，甚至是咎由自取。有幸成为积极分子，他感到十分侥幸：幸亏闭住了嘴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想到此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既然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与鼓励，他决心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转，力争当个名副其实的左派。那时，领导对他的态度起码给了他这种假象，给他提供了不断进步的可能，也证明他似乎能审时度势。 至于整风反右的程序，各单位基本差不离，都在党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先在内部确定某些人为右派分子，然后逐步开会进行批斗。民革情况有些特殊，这些右派的历史不清白甚至反动。于是，批斗多数根据整风时的发言，再连带历史问题及出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也有未鸣放即莫名其妙划为右派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史以来屡试不爽，无怪乎聪明的中国人总结出这条成语。 “引蛇出洞”之后，民革成立了打蛇小组，父亲有幸忝列组员，组织上安排他和另外几人组成一个批评小组，共同整理右派分子谭惕吾的材料，并对其进行有组织有目的地揭露与批判，甚至在领导的授意下，去“质问”右派骆某。 我家亲戚中的右派好象不多，早在此前的运动中他们已被陆续清理，或已吓破了胆，将自己当做假象敌人，变得从此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印象里只有一位表姨夫及两个表姐夫遭难，其中的表姨夫我见过，表姐夫们的遭遇就不清楚了，只知道都没有活到壮年。 表姨夫名文壁，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二几年即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捕。据他自己说，就是老虎凳、辣椒水也未使他屈服，始终不承认自己属于红字号人物，因而得以出狱。逃脱了牢笼及地狱的他却再也寻找不到组织，即与他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这就意味着你再有多红的心，也等于自动脱党。本该属于元老级的革命领导人物，如今什么也不是了。阴差阳错，到抗战时期他成为了民主人士，与著名民主人士罗隆基关系甚笃。解放后，罗当了森林工业部部长，他成为办公厅副主任。本应举家迁京，可表姨习惯于上海的生活，且有房产在沪，不愿来首都做官太太，坚持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上海教书。春风得意时，表姨夫只在调到北京之初，来我们这个破家造访过一回，然后便再也没来过。被划为极右分子后，想起北京尚有一门亲戚，逢到星期天，有时就来我家串门。 表姨夫是右派，与父母这种积极分子可谓壁垒分明。可母亲是热情人，又觉得毕竟是娘家的亲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和他在不同的单位，没有直接厉害关系。右派不像古时的犯人脸上刺字，只要不多嘴到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来我们家的属于何种身份。所以，每逢表姨夫来，母亲都留他吃饭，还特意给他打酒做荤菜。 酒到半酣，表姨夫满脸通红，甚至连鼻子也涨红了，变得话特别多，牢骚也出来了，大谈自己的革命历史，言说现在对自己如何不公正……期间曾提到表姨要与他离婚，划清界限。他敲着桌子说，离……就离，离了……我光棍一条……清净，也免得拖累她……孩子！ 对于他们的即将散伙，父母很能理解。他们议论说，这不是感情问题，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可不知为何，这婚却最终没有离成。后来，文壁姨夫被下放到湖北劳动改造，一般极右分子都是这般处理。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时常能从四姨的信中得知上海表姨及两个表哥的消息。表姨一直当着老师。文革前，大表哥大学毕业，受父亲之累，工作后一时难于找到对象；小表哥积极要求进步，主动揭发父亲，高中毕业后到新疆建设兵团去了。 文革中四姨曾来一信，非常激动，让我们看一个歌颂该建设兵团的电影。说小表哥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入了党，提了干，还被拍进了电影，让我们都要向他学习。不久，他竟被选送为工农兵学员，成为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 文革后期，大表哥曾来过我家，说父亲得肝癌去世了，是他去送的终。提起他弟弟，他摇头说，不是个东西。对他的结论，四姨颇不以为然，说小表哥有出息。 对这未曾谋面的小表哥，我刚开始特别羡慕，觉得他的运气实在好。可让我学他，我又确实学不来。随着时间流逝，世事沧桑，逢到四姨再夸赞他，我甚至在内心对他有些鄙夷起来。 然而，小表哥果真有出息。文革结束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被分到北京某大学教书。因为在北京，有时到我们家来，我总算见了他的面。当着我，他大骂这些年对他家的迫害，并像他父亲似地大发牢骚。简直就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了，听得我瞠目结舌。再后来，他全家移民到外国，最终做外国人去了。 我该从内心“佩服”这个表哥，佩服他总能踩到时代的脉搏。由于他是上海人，爱屋及乌，我甚至莫名其妙见到上海人差不多都“佩服”起来。
以后的运动是大跃进。在这场运动中父亲倒是不温不火，谈不上被运动了起来。但不能说他主观上不想运动，他也拼命想融入这个“新时代”，只苦于没有用武之地。 接着来的是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暂且停止了运动，困难一过就是“四清”。这个时期，民主党派的任务都是学习。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大小当权派，轮不到他们。 1965年，机关突然开始清理档案，同时伟大领袖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父亲自然没有资格整理牛皮口袋，却也糊涂着清理了整半年的库存公文。他心中一直犯疑，是因为要打仗，还是又要整风反右呢？运动多年不断，父亲已经很能适应，只巴望着运动的大潮不要冲击到自己身上。 多年后，父亲对我讲，这可能是文革的前奏，事先有准备，怕文革乱起来把档案搞乱！他显然事后诸葛亮了。不要说民主党派的干部，就是发动运动的老人家本人恐怕也预料不到后来的大乱。 1966年6月，父亲还真以为自己的灵感应验，整风反右又来了，自己又该当左派了。不幸，这次积极分子做不成，矛头指向了他。一瞬间，机关里贴了一、二十张针对他的大字报。楼道里的大字报似乎织成了一张大网，网上悬着一根根指向他脑袋的乌黑箭矢，上纲上线，甚至有说“揪出了一条毒蛇”的。父亲由莫名其妙到紧张，进而进入恐惧。越恐惧越琢磨，自己从没做过当权派，不过混饭吃而已，更想不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人缘儿虽然不济，说话不甚中听，却一直老老实实做人，未敢越雷池一步，怎么会成为箭靶子呢？毕竟人经历过诸多风浪，他判断，这决不可能是群众自发而起，必是受那两名党员暗示所为。看来，又要揪历史问题了，每次运动都查，像过筛子一样仔细，这次是要抓住不松手了…… 不久，统战部派人来机关看大字报，说搞错了，应当将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于是转向，夹在他头上的紧箍才松了些。 但运动不可能将他们这种人遗忘，他们是介乎“公安六条”与人民之间的，打个比方，就似在炼狱中的魂，是下地狱抑或投胎为人，阎王爷尚未拍惊堂木呢！ 到抄家时，又是一场惊吓。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来抄家了。那时，盛传着多少人被打死，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轰回老家……父亲已经做好随时被轰回江西老家的准备，连行李都已备好…… 文革前，我已很少看到父亲脸上的笑容。而在那些个非常的时日，我感觉他脸上的皱纹就是他身上的神经，每一根皱纹中都跳跃着深深的恐惧，已经快将那些个皱纹绷断；而父亲眼神中蔓延的东西，我已经不敢看与不忍看，看一眼仿佛自己也要发疯…… 一年多后，我主动逃离，去到内蒙古草原。我以为选择了一块世外桃源。普天之下，却没有桃花源在等我。当然，也没有好果子在等着父亲。
干校是文革期间，为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由此，五七干校纷纷建立，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发到干校劳动锻炼。 1969年，父亲也随大队人马来到湖北沙洋干校。各民主党派成员几乎被连锅端，只有党派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受到照顾，得以留在北京。 有位父亲的熟人，是其它党派的老人，患有严重肺心病，离京前曾请求先去医院看病，待以后再赶往干校。但军代表强调是集体行动，不予准假。火车上又没有卧铺，全部硬席。老人勉强支撑到半路便病情加重，憋得脸已青紫。到沙洋后，尚未安顿好，他就断了气。 为“迎接”绝大多数幸存的被改造人士，在原址劳改农场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土砖砌就的平房。就当日的眼光看，房间不算小，每间大约30平米，能容纳八张单人床。当然，自住进八人后，屋子就满满当当了。所谓新建，也还是比较马虎。仅举一例，地面为砖地，但没用水泥勾缝，而因地制宜用了沙子。 干校为军事编制，分大、中、小队，队长由历史较为清白的担任，他们上面还有各级军代表领导。地位最高为团级，依次往下类推，为营级、连级、排级，但没有两个兜的战士。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他们劳动。 劳动当然要与运动兼顾，白天劳动，晚上和农闲时搞运动。对父亲他们来说，每次运动的例行公式都是查历史。 仍旧是拉出历史问题重新抖搂一遍。大会上，最高职务的军代表曾点名要父亲“老实交代历史”。他一听就心知肚明，还是那桩老公案，铨叙“少将参议”之事。解放后，已经多次审查，总怀疑他是搞特务工作的，要不干吗隐瞒呢。既然老实交代，父亲觉得自己从没真正做过参议，仍旧没有写。该军代表后来又两次不点名地批判，说有人没把问题交代出来。 人大、政协及统战部的人基本都在这所干校，问题严重的大有人在。不久，也就不把他们民主党派的当盘儿菜了。当日的情形主要是党内互整，极左那派整治所谓右派。 例如有个长征干部，身份曾是部级。59年时回乡探亲，回京后给上面写了份报告，实事求是地说出老乡们怎么苦。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此地已经呆了七年。因头脑受到刺激，表现极不正常。一天到晚写“我不是坏蛋”。他周围的烂纸破布甚至地面上都是这五个字，看得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此时的学习已沦为形式主义地走过场，平常学《老三篇》，有最高指示出台，则学新的最高指示。每周有三个晚上用来学习，分成小组，大家轮流念读。由于南腔北调，倒也给不知读过多少遍的文章增添了少许差别。这种学习谈不到有什么收获，后来父亲自己掏钱买了一套马恩选集，闲时自学。 由于晚上不用天天学，一周遂有几天洗洗涮涮的时间。冬天农闲，则基本无活儿可干，那就整日学习。除去学毛选外，还学社论与有关文件。 至于讨论嘛，表态之外，就是互相揭发与批评。可说是刺刀见红，毫不留情，甚至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都是死老虎了，反不反的，也还是在这里呆着，待遇大同小异。 除去动心忍性，劳其筋骨更加重要。 父亲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但插秧、割麦、晒场、脱粒、装袋入仓和挑水等活儿都干过。挑水已是很重的活儿，一担七八十斤到一百斤，从几里外的池塘挑到驻地。粮食入仓，受照顾的父亲只需背半袋，但也有八九十斤。岂止他，就连七十岁的人也要一样干，只有七十岁以上的才能干稍微轻些的活路。好在扶犁翻地等重活没让父亲他们这些年纪大的去，也算有所照顾了。 此地属于种大田，从种到收，包括积肥，全都需要体力。霉雨季节抢收庄稼，更需通宵达旦。初夏插秧，站在泥水里，弯腰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脸上的泥水于汗水混在一起，也顾不得擦，腰仿佛已不是自己的。一到盛夏，沙洋天气极热，特别是大伏天，干起农活更热。可正是水稻收割季节，即使挥汗如雨，也还是叫这些被改造者顶着骄阳割稻子、晒场。尽管室内温度也相当高，但中午回到没有阳光的房间，在一身臭汗的不断蒸发中，也能感觉稍微舒服些，便很知足，希望中午能尽量延长，外面的太阳走得慢些。 然而，南方的天气潮湿，到了冬天，屋里的温度就似乎比室外还低了。这当口，方显出对他们的照顾，允许在屋内生一火炉。这些被改造者，过去几乎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沦落到此，也不得不轮流学着生火。可以想见，在做学徒的摸索期间，劈柴点不着，房间里浓烟滚滚，大家鼻涕眼泪一块儿流的情景。许多时候，人的本事是被逼出来的。在失败，奋斗，奋斗，失败的过程中，大家好歹都掌握了生炉子的规律。 比起农民，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照发工资，可以买饭票，吃食堂，供应的是大米白面，也不强迫他们吃窝头。但开始没有蔬菜供应，每天只有一碗菜，实则是白菜丝清汤，汤里的白菜不会超过一两。由于每人每月仅四两油，油水当然欠缺。却仍有唱高调的，说他们吃油比农民吃多了。也是实情。他们探亲休假回京，路过武汉等市镇，还可去饭店打牙祭，慰劳一下肚里的谗虫。当然，由于供应紧张，要排半天队，去晚了吃的也许就卖光了，可他们的兜里毕竟有钱，而农民只能在饭店外面看着流口水。 父亲由于常年胃病，只吃馒头。当时手头有钱也无东西可买，就着清汤寡水的菜汤馒头难以下咽。他于是到供销社买了几斤白糖，馒头蘸白糖是父亲回忆起干校来的天下第一美味。 父亲记得清汤寡水只吃了一个多月，不久之后白菜、萝卜等就大量运到，甚至还有鱼肉也见到了。从此，每星期吃一次荤菜，一人一份，不得多要。被改造者却大多知足，就这样混了三年。 另有拖家带口的，或配偶子女由别处调转此地。对这类人有所照顾，分给他们一间小房居住，可以自己弄饭吃。实际却相当困难，有火炉没饭碗，灶具好不容易搞全了，副食又难于弄到。所以，大多数的伙食还在大食堂解决。 军代表们的心情却和他们不同。跟这些被改造者同吃，总觉得有些委屈自己。主要不是对吃的东西，而是居高临下的心态做怪，军营里都是革命战士，这污七八糟的都是些社会渣滓！ 稍得安慰的是那些较年轻的资产阶级小姐，看着颇为养眼。皮肤比他们屋里的白，说话的声调也有味道，就连走路的姿势都好看许多。出乌泥不染又有几人能够做到？渐渐地，干校多出了一类新闻，有少数团营级的军代表与年轻漂亮的女干部乱搞男女关系。开始，谁敢跟军代表作对？资产阶级们惟有睁一眼闭一眼，只私下议论，过过嘴瘾。 比如父亲认识的一位女士，一到天黑就常往军代表那儿跑。军代表起码是位营级干部，自然享受着单独住一间房的待遇，成就好事也就方便。 该女士不到三十岁，毕业于名牌大学，刚生完孩子就被下放到这里。她公公是国民党的军长，父亲则是某军阀的下属，后来做过国民党的厅长。出身有问题，常年累月一人在外面，又惦记着北京不到一岁的孩子，估计军代表是掌握了她的心理，主动找上门的。而她以身许人，仅仅为了可以随便请假，多回几趟北京探望孩子。 几只耗子坏了一锅汤，军代表的名声从此大受影响，许多人在心里瞧不起他们，但敢怒不感言。舆论却也逐渐沸腾，肥皂泡满天飞。一会儿泡泡在93学社的上空飘，军代表与某女干部不清不楚；再一阵泡泡又窜到全国人大，那里的军代表也闹出了桃色新闻……终于有不怕死的举竿而起，在干校贴出大字报揭发。干校的第二把手最终以卷铺走人收场。 其实，军代表也不愿来，这鬼地方吃不好，睡不香，整天看着遗老遗少那一张张皮笑肉不笑的脸，谁愿意受这份罪！当然，大多数还是努力在那里干，但情绪低落的也不少，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期盼这罪赶紧结束，有朝一日能打道回朝。 起初，军代表的动员报告是说大家都要一辈子待在这里，不久的将来就自给自足，停发工资。实行起来却如天方夜谭。这些老与半老的部、司局级及处级资产阶级干起农活愚笨无比，劳动力简直比不上农村的半大孩子。 由于下干校完全属于被动，几乎个个都希望早日回城，因此林彪事件一出，大家都不愿干了，纷纷开始泡汤。 与历次关键时刻一样，父亲仍旧慢半拍地迟钝，还在那里傻乎乎地卖力气。有个同事兼邻居实在看不过去，走到他身旁，压低声音对他说，你也跟别人学学，别再干得那么快了！听了这话他却不以为然，以为人家是不怀好意嫉妒他呢。直到有个军代表也看着他扎眼，一天割稻子，军代表赶过来与他并肩干了一会儿，忽然沉下脸说，你这活路干得也太草率了，能不能干得精细点，慢点？他特别将“慢”字拉长了半拍。父亲这才回过味儿来，明白自己太不识时务。 干校生活也不能说漆黑一团，全是负面因素。多年后，父亲对我讲，三年的劳动锻炼也有积极面，使他确实得到锻炼。原来他什么都不会干，后来学会了洗衣服，钉扣子，连被里都能自己洗了。那时没有搓板，他就用手一点点搓。甚至学会了缝被子，虽然粗针大线很不美观，毕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原先身体很差，经过三年的锻炼，筋骨确实比过去强健不少，恐怕高寿跟在干校的劳动也有关联。 我开玩笑地问他，那干校还是该办吧？父亲立即摇头，当然不该，对人对物都是种天大的浪费。人才浪费就不说了。当初建立干校国家投入不少，我们一走，那些投资全泡了汤……
父亲于1973年退休。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参加一些民革组织的学习活动。那是一段动荡的时期。对当时的时事政策，他也算花了一点时间学习。但主要学习的是马列主义。组织学习他还嫌不够，又去买了一套马恩全集，通读了一遍，又对某些著作进行过精读，还写过几篇学习笔记。 我翻看过父亲文革后期写的几篇学习笔记，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只在说到剩余价值时，他说商品的流通、生产和再生产离不开商人和销售部门，这有几分道理。可这一观点在如今谁都明白。当然，当时文革尚未结束，资本家仍属批判对象。 父亲是学习历史的，他历来不看小说杂志，这我好理解。遗憾的是，从我记事到1983年之前，他只看马列的书，竟一本他感兴趣的历史书也不看。不知是不敢看，还是如《甘露寺》中的贾贵，“站惯了”？ 晚年，父亲总结一生的改造与学习，对自己和社会都谈了些看法。 他说，从在革大学习，他便自认相信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了，并开始崇拜毛泽东。直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四人帮”倒台后，才不相信。文革中后期，他逐渐明白，“四人帮”及各种过左运动的后台实际就是他曾崇拜的人。 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政治上比过去有了相对自由，但有许多是表面浮华，特别是社会两极分化。不少地方几十年已经过去，还不能脱贫。当然，有些是属于正常现象，有些则使他想起了旧社会。譬如，多数爆发户的浑水摸鱼，简直与那时同出一辙，不过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倒霉。再如搞的中外合资，建立独资工厂之类，与旧社会的外国租界和外国人开办工厂也有些相似。文革前，他曾相信能到达理想社会，如今看来路漫漫兮修远。 他是学孔孟之道长大的。但孔孟之道能讲不能实行。孔夫子有学问，也只能做老师，他没当过权，他那一套用来治理社会行不通。 他说自己从小想当官。理想便是学而优则仕。当然，有治国救民的理想，却也有想得好处的一面。他为什么曾经特别想做县太爷呢，从小就听说可以从税收里捞钱，耳濡目染，自然也不能免俗。 他还给我讲了县官捞钱的手段，即与田粮师爷勾结。县长是要换届的，师爷则一般都长期担任，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因此，新来的县长到任之后的首要任务便是与师爷接头。如果辞了他们，那各种税收很可能立即泡汤。而师爷也会主动巴结县太爷，新官伊始，便会把大把的钱塞进长官的腰包。这是否就是现在说的利益集团，拉帮结派，无帮无派孤掌难鸣？ 父亲只是随便对我说说他的感想，连一家之言都谈不上；也只向他深爱的女儿敞开心扉，甚至暴露他心中的黑暗。 如今，父亲已经离去，随着他那个时代的结束几乎走在了最后。我把他的话大致记在这里，也算一份念想吧！我不想美化深爱我的父亲，只想以一份坦诚面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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