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

                    ——36年后重访亲历者

按：这篇文字已经被辑入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的名为《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1971——1979》一书中，在此书中的题目被改为《1974年“8.28”地震大逃亡始末——重访亲历者》。原题目中的“真相”与副标题中的“36年后”被删除。在这本书里，约6万字的原稿，我按出版方要求删减为2万字，但在正式出版时仍被删去些字数（内容）。我曾要求在出版时加上“删节本”字样，但未被获许。我不大明白的是，此稿在终审时始终未获通过，被批有ZZ问题。在“八年”这本书中尚有记录云南知青于1979年年初“大返城”的文章，据说被批的原因是“真相”的“煽动性远远超过那些文章”。

这是我的“全本”，本想再做些修改后发在敝博里，可又一想，索性就这样发了吧。但要说明的是，这一稿中我太想说话，于是行文中显得比较啰嗦或者有些重复甚至是累赘的叙述，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也不管了，先就这么发吧。毕竟是那段时间从采访到消化采访、整理采访笔记和平复情绪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待稍稍静得下来，再事修改。

重访之序（1）

在进行了为期月余的采访之后，我开始一边整理采访手记一边动手写作本文。也正是此时，恰巧拿到一本梅柏青转送来作为参考资料的书，这本书的全称是《中共瑞丽市党史大事记（1950.3——2000.12）》（以下简称《瑞丽大事记》）。出于习惯，我特意看了看这本书的版权页，上面有“德文新出准印证第N0  0000100号，编辑者：瑞丽市史志办公室”等字样。

尽管在版权页还有“内部资料，免费交流”说明，但对任何一位查阅者来说，这本180千字的“内部资料”仍然可以视为一本正规出版的史料书籍，也是令查阅者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历史资料。

我所关注的是有关1974年的大事记。

在1974年的“大事记”里，我读到了如下文字：

“8月28日 境外敌特传谣：‘瑞丽将发生毁灭性地震。’部分知青一哄而起，从十一团四营十连开始串连，一天内就有13个连队228名知青离开生产岗位，要求返回原籍，至31日，十一团共出走知青358人。途中，与劝阻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受伤60多人。省委、州委获悉后下令沿途党、政、军、民进行劝阻，至9月12日，除22人回原籍外，其余全部送回原单位。事后，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对22人进行集中学习，对王兵等8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

对于瑞丽县（现为市）来说，1974年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也莫过于此。本文也是针对此事件进行的采写。

这段文字是我时隔36年后第一次从一本正统而正规的地方政府史志办编发的史料书籍里读到关于1974年8月知青跑地震事件的描述。对于一个县市级政府的史志来说，这段描述不啻就是一段历史的结论。这很严肃，以至于在读到这段文字时，仅就我在经过一个多月对此事件的采访调查之后所了解到的实情，一时竟有语塞笔滞之感。我认为，对于历史而言，8.28事件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而是重大事件，对此的结论性描述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更来不得半点虚假。

在这本书最后一页的“后记”里，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些对该书史料的结论性文字：该书全面、准确地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瑞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客观、真实地记述了瑞丽各个时期的成功与经验教训。其所用数据真实可信，且具有长期使用和永久保存的价值。

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是2002年6月。

这些文字使我的疑惑更甚，因为这些“具有长期使用和永久保存价值”的史料性文字记录与我采访中所了解的情况（仅针对1974年的8.28事件）相去甚远。在我看来，这段文字所记载的这段历史是不符合客观真实的，其所揭示的一些数字也是不确切不严谨甚至是草率的。坦率的说，在我读到这些文字后产生的第一感觉是其的闪烁其词和极端的不负责任。如若我从其第一个概念“境外敌特传谣”就开始逐句予以质疑、驳斥并逐步提示出我所采访到的这个事件中亲历者的自述，那么，这些对于一段历史事件概括性与结论性的文字还能站得住脚么？我以为，至少在关于“史”的文字表述中最不能出现的是不可考证的内容。“境外敌特传谣”便是最为典型一例。

于是，脑子里突突的冒出一个巨大问号：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抑或是我们到底该相信谁？难道我们的“史”就都是如此的不负责任么？而又是谁在不负责任？

这是不得不发出的来自作为亲历者更是来自历史真相的诘问。

所以我首先想提出的质疑还不仅仅是上述关于8.28事件的描述，而是对其“大事记”之“后记”中“客观、真实地记述了”以及“其所用数据真实可信，且具有长期使用和永久保存的价值”的这样一些显得颇为自信的具有自我肯定和自我表扬的文字的强烈质疑，因为这段文字昭示的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此条“大事记”的结尾（结论），竟然不顾历史的事实真相而将“事件”强行终结在一个当时年仅二十岁的知青王兵身上：对王兵等8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这是极其的草率和极其的不公正！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公然漠视。

我曾经采访了被《瑞丽大事记》唯一提及的知青王兵，据他说，尽管当年他曾因参与跑地震被关押进瑞丽县大狱达十个月之久而令他记忆深刻，但是，从头至尾就没有任何人代表官方对他告知对他进行的是“刑事责任追究”。事实是，王兵在1974年9月初在建设兵团第三师师部被强行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他被很突兀的指控为“8.28事件总指挥”。也正是因为这个“罪名”他被关押进了瑞丽县大狱，而十个月之后又被“教育释放”。对王兵来说是稀里糊涂的被关押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被释放出来。

尽管我无意对为此书付出了辛苦劳动的任何一位编辑提出任何对位的指责，但至少是对此“条”而言，我必须指出：对于任何一段历史的描述或概述，都必须站在揭示历史真相的角度和立场，准确无误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否则，无论你是谁，都将愧对历史，愧对后世，也将愧对自己作为人的良知。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告诉我们下一代历史的真相。

在三十六年之后重又探究“8.28”事件的真相，无疑是一次迟到的触碰与抚摸。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片段在一篇一篇渐次揭开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厚重的也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这个责任感来自两个字：尊严。

当年的老知青们完全有权力发出自己来自底层的叩问。

因为此，我认为我完全有必要在本文前写下这个“序”。

重访之序（2）

1991年，拙作《1974：地震大逃亡》刊发在当年5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无悔》一书中。那是第一次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发生在1974年雨季里的、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现瑞丽农场）部分知青为躲避地震而引起自发性大规模群体返回家乡返回城市的事件。

这个当年即以其发生日期而被称为“8.28”跑地震事件被云南省定为云南三大事件之一。另两大事件分别为发生在1968年的“云南滇西挺进纵队事件”和发生在1975年的“云南沙甸事件”，这两个事件当年均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知青“8.28”跑地震事件发生之后亦被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可见其当年的严重程度。

“云南滇西挺进队事件”与“云南沙甸事件”后均已公开平反（分别为1978年9月8日与1979年2月），尽管造成这两起震惊世人的血案的元凶是谁而又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三大事件之一的“8.28”事件呢？直至今日，我认为这起被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仍未被真正揭开。

由于1991年写作时的仓促，那一稿主要还是凭借自己当年的了解和知晓的情况的模糊记忆，没有更加深入细微的进行过采访。所以，作为作者，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手材料是缺失的也是不完整的。同时，我觉得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1974：地震大逃亡》在刊发时被删去了5000字左右，而这被删去的5000字中大致包含了以下一些内容：一是作为作者我本人对那次事件的“评价”的观点或看法；二是对当年事件中的一些颇为敏感而又模糊问题的质疑和提示。如跑地震中发生的“轮奸案”，以及在后来的审查中查处了“跑地震的组织者”等等。

坦率的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个遗憾在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时感到的重大疏漏与造成实际意义的对于历史真实的责任感的缺失。因为当年我只能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找到并仅仅采访了一位当事人岑吉安。尽管如此，在我重新采访前，我依然认为《1974：地震大逃亡》的主要线索还是较为真实可信的。

2010年6月21日，我接到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七团知青、也是此书编辑组成员、热心的云南知青联谊活动组织者、四川省妇联退休干部王小梅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关于知青跑地震的历史事件，还是想请你来写。原因之一是你是《1974：地震大逃亡》的作者，比较熟悉那次事件；第二，最了解实情的梅柏青因为没有时间写作，他表示由你来再次写作是他最放心最信任的。如果是你来写，他表示愿意为你提供他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我知道我必须接受了，因为我没有理由再行推托。于是我便应承下来。

2010年6月22日中午，我拨通了梅柏青的电话。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已经应承再写地震大逃亡事件，并请他再约几位当年参与跑地震的知青一起摆谈。这是必须进行的对亲历者的采访。

在选择采访对象及确定人数时，我与梅柏青有过十分慎重的考虑。一是必须是参与跑地震的亲历者，二是被采访人最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并愿意以真实姓名出现在本文者。同时我也提出，我想要面见并采访的重点人物是当年被打进冤案的冤屈者。还有，我强烈的意识到，如在上述“史料”中被提及的“四营十连”在“8.28事件”中是个颇为重要的概念。所以，安排第一次采访的对象主要是以四营十连的知青为主。

2010年6月23日下午2：00，几位当年的老知青也是当年“8.28事件”的亲历者如约到了我家中。他们中有几位是我当年就熟知的，但除了梅柏青、王建国、张绍荣我是回城后见过以外，另外几位是在我们结束知青生活后第一次见到。所以当他们在我家沙发上坐下来时，我才有空在三十六年之后仔细地打量他们，他们似乎也略有些局促，毕竟年代久远物是人非。可以说，我与他们之间是熟悉的陌生或是陌生的熟悉。面前的这几位与我同在瑞丽苦捱了近八年的老知青，那一张张显得老态了的沧桑的脸，让我突然觉得世事在岁月中充当着最为残酷的角色，而很难让人再次把这一张张原本青春的脸在记忆中复原到那年那月。

我异常慎重的在采访本第一页作了如下记录：

采访内容：1974年8.28跑地震事件始末采访时间：2010年6月23日14：00采访地点：成都市玉林小区芳华街21号采访对象：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四营十连知青：

梅柏青（现成都日报社记者）

王建国（现成都市出租车司机）

李久元（现成都市个体工商户）

邓伯新（现成都市自由职业者）

张绍荣（现成都市自由职业者）

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五营五连知青：

陈树林（现成都铁塔厂职工）

附注：1、上述六人皆为当年参与跑地震的亲历者；2、其中三人（李、张、邓）则是被打入冤案中的冤屈者；3、待补充采访者尚有肖炳元、王兵等。

采访人：本人（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宣传队队员，后为瑞丽农场总场部宣教科宣传干事。成都电视台记者、编导，已因病提前退休）

1、诡异密码：地震大逃亡始发之缘由

“8月28日，境外敌特传谣：‘瑞丽将发生毁灭性地震。’”——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按照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的惯例，全团各营每个连队晚饭后稍事休息便会召开全连大会，数年如一日。大会的内容无一例外的是政治学习。

1974年8月26日，十一团四营十连原本应该在晚上召开的全连大会，却突然在下午召开了，而且很意外的没有进行千篇一律的政治学习。

在全连大会上，副连长王泽贵代表连党支部传达了一份瑞丽县革委文件。文件内容大致是：“近期滇西地区及瑞丽县将发生六级左右的地震，各单位务必做好防震准备等等。”在一片嘈杂声中，副连长王泽贵要求连队所有人员利用工余时间自己进行搭建地震棚等防震准备。尽管大家对瑞丽将有地震早已经有所耳闻，但以县革委文件形式正式传达下来却仍然使得全连所有到会的人都感到震惊。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将有地震发生，而是在于是否真的是传达了又是由哪一级发出的关于将要发生地震这件事本身。

地震并不诡异而是未知，但传达的县革委关于将要发生六级左右地震的消息却显得诡异。这个诡异就在于当时身在团部的我及团部的其他人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竟然根本不知道任何关于将有地震发生的消息，更谈不上传达县革委的文件。这个诡异更在于来源的渠道。至少，若是县革委有此文件，首先到达的应该是十一团团部。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这类文件当由团部下发到其所属的各营，再由各营下达到其所属的各连队。

在这次采访中，我多次询问了当时五营五连参与了“8.28事件”的知青陈树林，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连从未传达过要地震的文件。”

此次采访后的第三天，我同样询问了原十一团团部警卫通讯排的知青张德明和当时在六营的知青关桂状以及当时在团直属三连的知青代俊文，团部宣传队夏卫平等人，他们都明确表示在他们所属的单位，根本没有谁正式传达过地震的文件或消息。实际上，其它几个营都没有谁可以证实听到过关于将要地震的正常渠道的消息传达。

坐在我面前的这几位已经鬓发斑白的当年的老知青，在不断的回忆中又提到还有个别连队也是传达过的，如四营十一连和一连。据张绍荣回忆，在自己连队传达要地震的文件之前，他曾去过十一连玩耍，十一连的知青同学告诉过他连队已经传达过要地震的文件。据曹洪发回忆，十一连连长李占常在全连大会上传达了县革委下发的将要地震的文件。在四营营部，老四川知青吴运珍因孩子得了疟疾打摆子而正在营部卫生所住院，曾听本就很熟悉的营部机务排副排长龙太源讲到过机务排已经传达了要地震的文件，而且震级在9——10级。这个地震级别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或许那时还不大清楚，但本能的知道，一定很厉害，因为在传闻中有个概念叫做“毁灭”，也即将要发生的是“毁灭”性地震。而在1974年8月25、26日间，四营营部卫生所已经开始动员住院的病情较轻的病人尽可能的出院或回老家或回连队。在此同时，许多敏感的知青已经察觉到这样一个开始“转移”的现象：部分营、连干部已经着手安排自己的妻子儿女借探亲为名离开瑞丽返回老家。

但是，还有那么多的连队呢？是否都传达过这个文件？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仅有少数连队传达过，而就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了众多知青更大的猜忌与不安。在许多知青心中，由此有了被抛弃的感觉。

四营是十一团最大的营，计有十四个连队。若仅有二、三个连队传达过，那么就仅仅占全营全部连队不到十五分之一。

但此时，在四营的各个连队，或许也应包括其它几个营，瑞丽将要发生大地震的传闻早已在传播、扩散。

将要地震的消息与传闻使得原本就很敏感的知青们陡然有了更加强烈的不详之兆。

陆续有知青找到领导要求请假返回原籍探亲，但无一被获准。

四营十连传达关于将要地震的文件的时间，距“8.28事件”始发仅隔两天。

对于四营十连的知青来说，在若干年后重又浮现出那次的全连大会内容，依然显得有些诡异。在谈到这一点时，梅柏青、王建国、张绍荣等人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既肯定而又有些疑惑的神情。因为关于瑞丽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他们早已听闻，但为什么独独我们连会放在最后传达呢？在传闻四起后连队领导的态度却又吱唔暧昧，这也使得十连知青疑窦丛生。为什么有的连队在传达后已经安排了利用三个工作日的时间来搭建防震棚而我们十连却要求在收工之余搭建呢？为什么有的连队为知青们老职工们提供了搭建防震棚的部分材料而我们连什么也不提供呢？

采访之初，我就决定将对地震消息来源的探究放在了首位。这至关重要。

2010年6月25日晚，我拨通了原十一团二营副营长、昆明知青严绍霞的电话。在电话里，严绍霞表示，1974年8月发生的知青大规模参与跑地震之前，在她印象里没有传达过任何有关将要地震的文件或通知。但据她回忆那几日曾有一天的确发生了地震，她说：“记不清是哪天了，但一定是在8.28之前的一天。那天晚上，由于要处理一些事情，我独自在营部办公室里，大概是在十点左右，我突然感觉到办公室的窗户发出“嚓嚓嚓”的响动，紧接着开始有了一阵摇动。我不知所以，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在闹着玩儿，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于是我赶紧跑出办公室。这时候，营部的许多人也都从家里走出来，站在营部的空地上。这天晚上，我和营部的知青王卓娅、杜志和、张长键等人在拖拉机的车斗里度过了一夜。这之后的三天，我们都是这么度过的。”

对严绍霞的访问，可以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当年在二营没有传达过关于将要地震的文件；二是那时的确发生过小级别的地震而这个地震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被忽略了。实际上，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记忆出现了误差或彻底的忘却。但曾经出现过小级别的地震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我曾打电话采访如今尚在云南瑞丽农场四分场十队的退休干部，当年曾任四营十连副连长的李金玉，提及往事，我感觉他在电话里显得尤为小心谨慎，最后他对我说：“哎呀，太久了，我真的记不得了。你再问问其它人呢？”和李金玉通话后，我又打电话到了北京，找到当年曾在四营营部任军务参谋的转业军人方荣华。方荣华在电话里客客气气的对我说：“当年那些事我的确记不得了，这么多年了。那段时间，我是因为结婚，在8月初就去了北京，等我回来，跑地震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好些事都是我回来后听别人说起的……”我知道我不能再打扰他们。毕竟年代久远。当年的老三届知青们大都开始过着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退休生活。作为当地干部，老方当年娶了位贤慧的北京女知青，如今过得幸福平静而波澜不惊。祝福他们！

2010年6月27日，梅柏青来到我家，兴奋的地告诉我说他终于找到了他当年也即他在1974年8月之后记录下来的关于跑地震的“大事记”。这个“大事记”梅柏青早就跟我说过，但他始终没找着，为此他十分懊恼。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曾为三师十四团知青的妻子告诉他，那份被他视为极其要紧的“材料”她早就为他收藏好了。梅柏青在谈到这事时，脸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兴奋使得我不感动都不行。

我从梅柏青手里接过这个凝聚着厚重而又复杂情感的“大事记”，小小心心的放进一个塑料文件夹。在文件夹上，我附上了一个小卡片：梅柏青私人资料。

与官方出版的《瑞丽大事记》不同的是，梅柏青的“大事记”是一叠发黄的厚厚薄薄的纸，分成两本装订成册并加上了封面。我数了数，这两本共有59页。已经生锈了的订书钉把不大一样的纸张并不很整齐的装订在一起。封面齐眉顶头处，竟钉了七枚订书钉。看得出这些纸张主人的精心和仔细。这就是梅柏青当年按日期顺序所记的“大事记”——整整保存了36年的注入了一位当年年仅二十岁的知青的泣血记忆。

在三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从这些发黄了的纸张与那里面密密麻麻有些缭乱的字迹里，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这泣血记忆里所饱含着的青春生命的重要。

当晚，我仔仔细细阅读了这份沉甸甸的“大事记”。

在“大事记”里，我找到并抄录下如下这些文字：

“1974年8月26日星期一午后全连开会，会上，副连长王泽贵宣读了县革委印发的地震预报。预报中说，今年九、十月间，在滇西地区特别是瑞丽地区，将发生六级左右的地震，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切实做好防震救灾工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阶级敌人造谣破坏等等。会场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未感到突然，因为早就知道了，但是当王泽贵要求大家用业余时间自己砍草备木料搭防震棚时，下面一阵嘈杂议论……”

从梅柏青三十六年前的笔记，在得到我第一次采访时对一些被采访者回忆内容的佐证的同时，我们已不难判断出当年的实情。但我还是想再进行了解访问，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我心中想：如果是案子，我就一定要把这案子做成铁案。

2010年7月1日下午3：00，我打通了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团部军务参谋、转业后回到老家遵义早已经退休了的杨友琦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主要询问了以下情况：第一、1974年8月中旬，是否有瑞丽县革委下发的关于近期要地震的文件？第二、当时团部是否有过此类文件的传达？对此，杨参谋回答说，第一，当年团部没有传达过，而瑞丽县委也没有下发过此类文件。第二，倒是记得那时有过提高防震的一些防范要求。但年代久远，杨参谋也记不大清了。

我多少有些失望。杨参谋是我这次采访中唯一的一位当年的现役军人干部，可他也记不清了。还好，杨参谋告诉我说近期准备来蓉，到时候见了面再细细的聊。于是我期待着与杨参谋的见面。

有时，回忆也需要由回忆来启发。我相信，历史在记忆里总会留下些痕迹。

为扩大采访范围，我决定利用网络开始进行网上采访。

在“云南知青团QQ群”里，有一位当年的女知青“莲子”对我说：我是4营8连的，我们连没有传达过这个文件。记得那天我正在割胶，十连、三连的人背包拿伞的下来了，看见我们割胶还说“还不快跑，要地震了！”他们说是外国电台说的。当时是收听的“敌台”。

“莲子”说的“那天”是“哪天”她也记不清楚了。当年诸如此类的传闻很多，都是“据说”是收听了“敌台”的广播。但是，在采访中从未过任何一个人能证明到底是“谁”收听了“敌台”。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境外敌特传谣”？而这个“敌特”又是谁？

2010年7月10日，原十一团团部军务参谋杨友琦终于来成都。我在原十一团老四川知青葛现勋儿子的婚礼上见到了杨友琦杨参谋。由于杨参谋是当年的老熟人，加之前几年杨参谋来蓉旅游也曾见过并在一起吃过饭，稍事寒暄我便拿出采访本直奔我想要的主题。杨参谋当年的身份使我深感他的重要。

下面是我们的谈话内容：

问：杨参谋，你是否还记得1974年8月中下旬知青跑地震事件？

答：咋记不得？那次跑地震闹得很凶哦。

问：是啊，是很凶。我这次采访了许多知青，对那次事件也有更新的了解，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感到困惑。

答：啥问题？

问：就是关于地震消息来源的问题。

答：哦？

问：关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很多知青，似乎只有原来四营十连、十一连、一连和营部机务排的人回忆说是听了上级传达的将要地震并要求做好防震工作的文件。但是其它营连的知青都说从没有听说过有文件传达下来。而当年我们在团部也没有传达吧？我想要落实的是当年到底有没有传达过将要地震的文件。

答：哦，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好像是……好像记得当时是由瑞丽县革委和十一团形成了一个通知，内容大致是要求做好防震的准备工作。但由于那时怕因为地震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所以，在下发通知时要求各基层单位以此为基本原则，看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将通知传达下去，但有一条，如果传达也首先在党团员和干部中传达。

关于地震消息来源的诡异突然有了新的情况，杨参谋终于被唤起的回忆使得一些原本模模糊糊的东西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模糊。原本显得有些诡异的地震消息突然有了较为清晰的源头。

2010年7月18日上午，为欢送即将返回贵州遵义的杨参谋，我们一群原在团部工作过的知青在成都望江公园露天茶座又组织了一次小型聚会，我很本能的抓住这个机会把杨参谋拉到一边再次谈及此事。虽然具体时间在记忆确实模模糊糊，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而杨参谋又回忆起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据他的回忆，大概是在1974年7月下旬或是8月上旬，十一团团部关于在瑞丽将有地震的文件曾在现役军人干部中传达。

我再次得到了他的证实。这也是我此次对当年瑞丽将要发生地震消息来源采访的一个重大突破。

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我仅仅采访到杨参谋这一位在当年任职的现役军人干部。据杨参谋说，十一团当年的团部首长们大多相继离世。

2010年7月28日，我通过原十一团七营北京知青杨文顺寻访到了原十一团四营副营长、北京知青徐凤琴。这天晚上，我拨通了徐凤琴的电话。电话里，在我道明了我是谁缘何找她之后，这位当年的知青副营长回忆说：“我好像没有印象传达过有关将要地震的文件。但那段时间，我们营部也的确是有地震的防范措施的。我为此曾经连续值守三个晚上的通宵班，而且，那时我们营级干部都配了手枪，要求如果发生情况譬如地震，就要立即鸣枪示警。”我明白了。

在我提出若在本文中提及这次通话内容，是否能使用徐凤琴真实姓名时，她略微沉吟，便答应了。在此，我表示由衷的谢意！

实际上，无论是谁，在三十六年之后的今天，在提起当年的一些情况时，都有可能忘却或是记忆模糊而不大清楚。但是，历史的真相，不正是从一点一滴的模糊的或并不十分清晰的回忆中逐渐还原并渐次拨开的呢？

在网上，通过“云南知青QQ群”，我遇见了原十一团三营一连的女知青胡西萍。在得知我正在采访后，她热心的向我提供了一则她当年的日记，并大度的表示可以以她的真实姓名示人。

这则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最近，上级领导发下了防震通知，这是非常震动人心的事。对于地震，许多人，特别是我们知识青年，谁也没有经历过，所以不知道它的破坏力有多大，社会上的传说也很多，都为地震而感到恐怖，这多么值得我们警惕啊，阶级敌人一定会跳出来，煽动人心，造谣破坏。”这则日记的日期是：1974年8月20日。

这是个精确的时间概念，一时令我心跳不已。至少我可以得知那份文件是在8月20日之前传达的。

在给我的邮件中，胡西萍还附有这样一段话：“我刚才向从我们连队调到营部工作的同学询问了一下1974年地震的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是有一些知青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广播里把地震的事说得像真的一样，说是大约在7、8月间，中国的云南西南部与缅甸相邻的地方可能会发生地震，一传十，十传百地，很快基层连队就传遍了，人心惶惶地，很多人决定要赶快离开，回成都避难。为了安定人心，也为了如果真的有地震发生时不至于慌乱失措吧，营部决定以口头通知的形式，告诉各个连队既不要慌乱，也不要毫无准备，起码是心理上不要毫无准备，于是，就有了虽然是正式开会通知，却没有见诸于书面的状况。”

这些“说法”本身就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是有听过传达的，但更多的却是风闻。或许，正是由于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使得知青们更加惶惑。

实际上，哪怕是三营，也不是所有的连队都传达过这份关于将要地震的文件。

2010年7月23日傍晚，原四营机务排拖拉机手、北京知青程国维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如下一些残存在他记忆里关于地震文件一事。他说：“前几天你给我打过电话后，我又仔细的回忆，也找过几个人询问，记忆的确很模糊。但我告诉你，地震的那份文件我看到过，就在我们机务排。机务排传达了这份文件。”当我再次问及文件是否提到地震震级时，程国维表示：在他的记忆里文件没有提到地震震级。

仅就这个电话所提供的回忆线索，梅柏青等四营知青在此之前也谈到过。据他们回忆，在四营机务排，曾由副排长龙太元传达，传达后很快就传开来的是瑞丽将要发生的是9——10级地震。

2010年8月2日，原十一团二营知青杜志和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在他们前几日的一次小型知青聚会上，偶然提及当年跑地震一事，在谈及到底是否下发过将要地震的文件时，一位原在二营营部工作过的女知青王卓娅说她清清楚楚的记得曾下发过关于要地震的文件，因为这份文件是她亲手签收的。我很兴奋，当即请杜志和尽快安排见面。这也是我在基本完成采访后的一次重要的补充采访。

8月4日下午，在杜志和的安排和陪同下，在成都市高笋塘紧靠一所医院的沙河边，我与梅柏青见到了这位当年亲手签收地震文件的知青、如今的教师王卓娅女士。

那天很热，没有一丝风。沙河边沿着河岸斜斜的凹凸不平狭长的坡地上，生长着几十棵颇为高大的枸树，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大概只有百余平方米的小树林。枸树林外，还残存着几列老旧的二层红砖楼房。

在闷热潮湿的空气中，枸树将稀疏的枝叶伸展开去，竭力为不多的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的茶客遮挡住热辣辣的阳光。

这里显然是都市建设遗留下来的一个小小角落，而正是这个小小的角落，成就了一个极其简陋也是成都最为传统的露天茶座。

一位四十来岁模样、白白胖胖的老板娘从不远处斑驳的树荫下钻出来，扬着被热得红扑扑的脸笑咪咪的迎着我们走过来，边擦汗边长声吆吆不紧不慢的唱：“来了哇四位？喝啥子茶？我们这有两种茶，一种3圆的是花茶，一种5圆的是素茶，你们要喝哪种喃？”我们相视一笑齐声说喝素茶。老板娘于是又长声吆吆的唱着“四杯素茶就来哦”笑眯眯的转身走去。只一小会儿，我们每人面前便泡了杯5圆的素茶。老板娘顺手将一只外表不大干净的暖水瓶放在简易的折叠式茶桌脚边。

我们四人也边擦着汗，边在如今都市里并不多见的竹椅上“吱吱嘎嘎”的坐下，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我们都是当年曾在滇边红土地的一隅苦捱过数年的知青。

于是便开门见山。

王卓娅说：“我记不大清楚是1974年8月几号的具体时间了，但我清楚的记得是我接到并签收的文件。因为是说瑞丽将有地震，所以我记忆深刻。那是份团部发来的红头子文件，记得好像是叫通知。文件正文是打印机打印的那种深蓝色的字，内容大致是近期将有地震发生。但……时间太久了，那天跟颜绍霞、老杜他们聚会完回家后，我想了很久，但实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就记得这些。肯定没错，是县里和团部发来的关于要地震的通知。”她有些歉意的笑笑，又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接着说：“我还特意查看了我当年的日记，很遗憾，其中只有一篇大概可以提供些帮助的，我给复印了一份拿来。”

我伸手接过这份日记复印件。看得出，复印件上的日记是写在笔记本上的。32开本的笔记本的一面上有规整的横条，而另一面则是带着边框花纹图案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一本具有着鲜明特色的只有文革时期才有的笔记本。

日记原文如下：

1974年9月1日前久，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瑞丽地震的文件。

八月二十八日，由四营开始的逃跑事件，已经涉及很远了。这件事，省委也已经下了结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已经构成了破坏批林批孔、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治安，阻碍了交通运输。现在，师、兵团、省的工作组已经下来了，沿途动员了好几千人的工纠队，声势也闹得很大。我营也跑了57人。

从这件事的性质看，问题是严重的。

（日记完）

这就是许多知青在回忆时提到的8.28事件当年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的“三个破坏一个阻碍。”

王卓娅当年曾是二营团工委专职副书记，并兼管着营部文件的收发工作。

1974年年底前，王卓娅很幸运的离开了瑞丽，前往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读书。她告诉我说，这篇日记是她在云南知青时代的最后一篇日记。

在对王卓娅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提出要求，请她在那份日记复印件上签上她的名字，并明确告知，我将在本文中引用她的日记并会出现她的真实姓名。没有丝毫的犹豫，她在日记复印件上签上了“王卓娅”三个字和这天的日期：2010年8月4日。

在这里，我仍然要由衷的谢谢王卓娅！谢谢杜志和！也要谢谢陪同我前往采访的梅伯青！

这天晚上，我重又整理了一遍采访笔记。我欣喜地发现，梅柏青当年写下的“大事记”；杨参谋的回忆与我对原四营副营长、北京知青徐凤琴的电话采访；对知青王卓娅的采访以及她提供的日记；知青胡西萍在网上为我提供的日记；北京知青程国维的回忆等等对当年的实际情况至此都有了相互的印证，关于地震消息的来源，我们已经可以还原出一个基本轮廓：

一、1974年7、8月间的确下发并传达过瑞丽关于将要发生地震的文件（并同时提出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地震的防范工作）；

二、此文件由瑞丽县革委和十一团党委联合下发；三、这个文件传达出地震消息的最早时间应该在1974年8月20日之前；四、在十一团所有的七十多个连队及其它单列基层单位中，只有极少数的不到10%的连队和基层单位传达过将要地震的文件或口头通知；五、当所有关于将要地震的传闻在传播中逐渐放大（地震级别）并在得到相关文件传达证实之后，对未可知的地震的恐惧心理也同时达到一个极限。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由官方传达预防地震的通知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从年代背景上看那时各级政府对地震预报也是比较重视的，譬如1975年就事前预报了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有效地减少了人员伤亡。但是在2002年出版的《瑞丽市大事记》里，为什么要掩盖曾经传达过的关于瑞丽将要发生地震文件的事实？如果当年导致一群知青大逃亡的的始发缘由真的仅仅如“境外敌特传谣”这般简单，不显得诡异么？

这就是我为什么执意要进行关于地震消息真正来源调查的缘由。

我以为，关于地震消息的文件在“8.28事件”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试想，如果十一团所有的连队按照统一部署进行了必要的及时的传达，在明确了关于地震的消息之后再作出相应的防范措施等等等等，或许，事态不会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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