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幸存者的哀歌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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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幸存者的哀歌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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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69】 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 我在媒体工作了太多的年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策划和拍摄纪录片，也投入了同样多的年月在学习，能找到的纪录片大部分都看了。有一次，我找到1930年代的德国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那位活了一百零一岁的莱尼·里芬斯塔尔的作品。她拍摄这部电影时三十多岁，年轻貌美，谁也想不到，她竟把纪录党派代表大会的内容，拍摄成很难超越的经典之作。 其中一个从下向上的移动镜头，看得出来，是使用消防云梯拍的，二三十米的升降区间。类似的方法我用过，但找的是路灯维修车，它也有升降梯，升起三层楼的高度，也算不错了，可是在拍摄一组喷泉时，风向忽然转过来，淋了我一身水滴。里芬斯塔尔的大场面，你也看得出来，有的用了几十个机位拍摄，比现在的足球世界杯电视直播的机位还多，但在她的年代，电视还在发明之中呢，她用的是电影胶片，靠的是拍摄后一英尺一英尺地剪裁。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影片中德国人的表情，好像在哪一部电影里看过，还肯定是纪录片，不是故事片。想啊想啊，终于想起1969年，坐在鞍山的电影院里看过的，同样是拍摄党派代表大会的纪录片，片名里同样有胜利这个词语，但片名太长，记不住了。 两个国家分别拍摄的、相隔了几十年的电影，真的有那么多重复的面孔？我觉得奇怪，那些面孔，同样的兴奋与激动，同样的近于疯狂，喷火一样的眼神，肌肉扭曲的表情都彼此相像，难道不是某种东西，使得那些表情如此相像，就好象某处必定有一条直线，绑住了这些人的灵魂深处？我甚至觉得，这些扭曲的表情有着更多的意义和内涵。我想到的一条直线的比喻，来自帕慕克的一部小说《黒书》，他以小说家的敏感，发现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重复着富有内涵的表情。 重复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键盘上的文字，偶尔会重复别人的想法，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偶尔也重复别人的事件。这是无意的重复，还是有意的重复，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不愿意陷入更多的困扰。我只是想说，历史的重复，真的太多了。 比如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苏联的某次党代会，奇妙地、惊人地相似，都是在大饥荒之后出现大清洗，大清洗之后召开胜利大会。 我们知道，苏联的大饥荒，起始于1932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饿死的人太多了。我们还知道，国家无法挽救那些生命，那是他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他们不能改变政策，改变了那种政策，就不是那种党派了。因为他们的政策，比所有人的幸福，比所有人的生命还重要，这是黑暗的极权时代的规则之一。于是，大约三千多万生命被屠戮，社会全面倒退，全国都在骚动。 以上这些事件，从1959年开始的中国，几乎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一遍，甚至连饿死人口的数量，都很相似，三千多万，甚至更多。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中国饿死的人口远远超过苏联，那是因为中国大饥荒年代的档案解密了，而苏联还没有等到全部解密，就已经解体，变成了十多个国家。那些没有解密的，现在一旦解密，会不会引起国际之间的纠纷和赔偿？ 大饥荒并没有造成百姓造反，但党的官员们却无法接受了，他们残存的良知，寄希望于独裁者下台，恢复党内的民主生活，重新制定党的路线。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但党内出现独裁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于是大饥荒的后面必定有一场大清洗——仇恨、妒嫉、傲慢、绝望、放荡、暴疟的撒旦，在1938年开始降临苏联，以清洗党内官员为主，附带清洗百姓中的怀疑者。对苏联人来说，那时的大清洗，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有的胆量小一些的，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还没等到恐怖的敲门声响起，赶紧从窗子钻出去，跳楼自杀了。 谁也料想不到的相似，是历史长河中的时间。 从时间来看，苏联的大饥荒从1932年开始，大清洗从1938年开始，之间相隔了五六年，而中国的大饥荒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清洗大批官员和百姓，之间相隔了六七年，仅有大约一年的误差。如果不很挑剔的话，这一年的误差，在无穷无尽的漫漫时间里，可以忽略不计了。 被清洗的百姓很难统计，可是，被清洗官员的比例，会不会非常相像，让我们都觉得奇怪呢？ 我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1969年初的党代会之前，也就是1968年底，按照惯例，先开一个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至少要超过半数的委员参加。可是，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正式和候补委员被清除，有的死了，有的在狱中服刑，有的在劳动改造，其中包括党派和政府的大部分领导人。这一比例，恰好与苏联相同，他们在前一次党代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枪决的也是三分之二。 更有意思的，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56年）相隔的时间，是十三年之久。而1952年苏联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39年）相隔的时间，不多不少，也是十三年。这种你想象不到的巧合，如果出现在一部电影或一部小说里面，是模仿还是借鉴，是抄袭还是雷同？ 想要看清这个问题，我查了中国各次党代会召开的年份，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担任党派领袖的四十一年里，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平均十年以上召开一次。是不是当时党的章程就这样规定的呢？不是。在建党初期，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但实际上做不到，十多年里只召开了六次，平均两年多一次。在他担任领袖之后，章程修改了，规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更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喜好，应该从每年一次改为十年一次。 我在前面说过，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党代会就是充分协商的一个办法，所以不能间隔太长的时间，时间太长，群体协商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人决策。还有，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之前，十几年里召开了六次党代会，先后换了五六位党的领袖，如果党代会间隔时间太长呢，只剩下一人长期决策了，这显然是违背了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仅仅对党内的独裁者有利。 1969年的党代会，为什么隔了十三年才召开？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清除了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再开党代会，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会故意重复别人的历史。不会因为德国的党派代表大会拍了纪录片，我们也一定要拍纪录片；也不会因为苏联的两次党派代表大会相隔了十三年，我们也一定要相隔十三年。 但我们还是重复了他们。 那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不是。 2011-12-06
幸存者的哀歌 不久前的阅读，让我看到一组数字：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2500位作家逃出了纳粹魔掌。他们离开德国，大约一半去了其它的欧亚国家，另一半去了更遥远的美国，去美国的有1281位。我想，这要得益于犹太人几千年的逃亡心理、逃亡经验，让他们想尽办法，脱离绝境，成为那场旷世屠杀的幸存者。 奈丽·萨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40年离开德国时，她接近五十岁了，仅仅出过一本书，名气不大。那时候，如果说她是一位很好的作家，还不如说她是一位幸运的读者——她十五岁时读了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小说——拉格洛夫写过举世闻名的《骑鹅历险记》，是190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当年，那位十五岁的德国小朋友给拉格洛夫写信，开始了她们长久的友谊。这对于她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在我看来，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她出版的那本书，有对拉格洛夫写作风格的很多模仿；不能够确定的一点，是她还学习那位瑞典作家的生活态度，做了一辈子的独身女人。 话题留在1940年。八十五岁高龄的拉格洛夫，去世前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说服瑞典政府接受了萨克斯的避难请求。那年春天，树上花朵尚未开放的时候，幸运的萨克斯和她的母亲，登上了战时飞往瑞典的最后一次航班。假如晚一个星期，即使还有飞机可乘，想走也来不及了：她另外的家人和亲友，都关进集中营，然后被杀害。 很多读过萨克斯传记的人相信，使萨克斯后来成名的写作，与她的情人有关。 十七岁时，她遇到她的第一个情人，可能也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她很狂热地爱着，然后是失恋。那位男子据说当时已四十多岁了，但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读到这一段传记时，恰好也四十多岁，在二十来岁的女孩子看来，温和平静，有成熟感，散发着各种文化融合的微妙的光芒。萨克斯喜欢的男子，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但那位男子不是犹太人，是个太大的问题，他们只好分手。她去了瑞典的第三年，听到一个消息，那位男子惨死于纳粹的集中营。这个消息，真好比晴天里炸响的雷声。那时，她与流亡初期的作家们一样，感受着漫无边际的艰辛、苦闷、失落和孤寂，没有一种特别的刺激来源，不容易振作起来。 那一年是1943年，距离二战结束还有两年，萨克斯看不见战争胜利的光明未来，只看见集中营焚尸炉的黑烟，像黯淡的阴谋，从这颗星星，飘向那颗星星。在这样的夜晚，枯坐了一个又一个时辰，直到天明，一位生还者悲凉彻骨的心理恐惧，终于上升到诗歌上的意义： 我们生还者 死亡用空骨削它的长笛 死亡用怀念做它的琴弓 我们的躯体跟着呻吟 随着残缺的音乐 我们生还者 为我们的脖颈 搓好的绳索 还悬在面前的蓝天 就这样，五十二岁的萨克斯，一位瘦小的中年妇女，按照1940年代的人均寿命，甚至可以说是中老年妇女，突然迸发出写作诗歌的能量，强大得让人吃惊。后来在她获得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们普遍看好的，就是她在那时写作的诗剧《伊拉》。这部有着忧伤和神秘气氛、有着古典戏剧特点和现代主义手法的诗剧，说的是波兰的一名犹太孩子，眼看着他的父母被敌人抓走，对着天空吹响了风笛，请上帝派众神前来帮助，但他却被德国士兵杀害。幻想中的鞋匠跟踪着罪犯，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当他们终于相遇时，那士兵追悔莫及又恐惧万分，瘫倒在地。这部诗剧的副题是“一出关于以色列的苦难的神秘剧”，它的结尾显示的不只是世俗的因果报应，还有人世间神圣的公理。萨克斯的这部诗剧，很像一个寓言，关于杀害者与被杀害者的寓言，故事背后好像在说穷凶极恶的纳粹德国，本质上是脆弱的，他们恐惧上帝、众神以及人间的审判。 萨克斯写作《伊拉》，只用了几个晚上，一气呵成，主题选择的好，技巧发挥的也好，进入了极为优越的写作状态。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一个特例。 这种优越感，源自犹太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萨克斯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又是业余的钢琴家、藏书家。她是在父亲的书房里长大的，接触和领悟了当时最好的作家作品。 还有，她又是在内向、封闭的心理环境长大的，除了与那位比她大了三十多岁的拉格洛夫长期通信，一直缺少与外界的正常交流，这种脆弱、敏感的病态精神，很容易转化为诗人的特质。 她为什么不能更早一些成为成名的诗人？在逃离德国之前，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恐怖下，生活了七年之久，此前还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成的思想压迫，持久而且强大，那可不是适合诗人写作和生活的环境：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可能落下来，割断诗人的脖子。 即使到了瑞典，可以自由写作，也还要有一种强盛的动力。在那1943年，这种动力，令人悲哀地出现了：她漂泊在异国他乡，她留在德国的亲友全都死去，她一直依赖的精神导师、那位瑞典女作家也已去世，甚至，她十七岁时的情人也死了，死于纳粹的集中营。五十二岁的萨克斯，成了这世界上的“孤儿”，只有诗歌写作，只有在贫困交加时俯身在厨房搁板上的诗歌写作，成了她唯一的亲人。 没有诗歌写作，她已经无法活着。没有精神的支撑，她会悲哀地死去。我还注意到，即使遇到像她那样个人命运相同、精神状态相同的人，由于心里过于沉重的苦难，她也无法沟通。比如与保罗?策兰，那位比她小了几十岁的小兄弟，和她一样相信“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理由”的人，比她还要优秀的犹太诗人，他们通一通信还可以，见了面之后，都要加重各自的精神疾病，住院治疗。 在蓝天下，我们的眼前 我们滴落的鲜血还始终在把沙漏灌满。 我们生还者，恐惧的蛆虫始终还以我们为食。 我们的脸埋入尘埃。 我们生还者 请求你们： 慢慢地把你们的太阳指给我们看。 以后的日子里，萨克斯接连不断地写诗，接连不断地出版诗集。二战结束以后，别的人不那么痛苦了，而她痛苦依旧，永远留在对旷世苦难的感受和描述之中，不能自拔。对杀戮与被杀戮、追逐与逃亡、暴力与死亡的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她创作的主题。她的诗中，充满令人心碎的犹太民族悲剧，充满殉道精神和神秘的色彩。后来渐渐解脱了一些，诗中出现了明亮一些的色彩，纳粹迫害所造成的苦难，被视为犹太民族进入理想国之前的阵痛，是全人类苦难史的一个篇章。 以后的诗歌里，她力图表达出受苦受难的人类的一种集体情感，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对人的堕落的哀悼。她担心经过这次火与血的洗礼后世界依然故我，把用苦难和忧伤换来的教训遗忘了。为此，她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196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的理由是，“因为她杰出的抒情与戏剧作品，以感人的力量阐述了以色列的命运”。 20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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