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感谢谁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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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感谢谁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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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感谢谁 一个社会或时代之状况，往往可以从历史中小的细节中窥见大概。笔者翻阅宋人文集，看到《景文宋公集》（宋朝文人宋祁撰），看到这样一则短文《录田父语》，很有意思。它说的是—— 宋仁宗时，在一年初冬，开封一带大获丰收。朝廷大臣宋祁游赏于野外，碰上一位老农，他作揖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 ，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丈人饱尝田野劳作之苦，辛勤到极点了!虽然如此，您的收获还是蛮大的！秋收之时，您少则能收获百囷(古代一种圆形谷仓)，多到万箱。这是老天的恩赐，还是缘于我们伟大皇帝的领导呢？”） 宋祁给与了老农两种“选项”。也许在他看来，这两选项，已经包括了丰收原因的全部。而这位老农竟然给了他这样的回答：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蒸，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扬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丞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食，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你的话怎么如此粗鄙呢！你不懂农事啊！在春雨的滋润中，夏天阳光的暴晒下，我都艰难奔走，竭力耕作，播种割草，适当合度，来顺应上天的恩泽；秋气收敛，为收获时节，冬天把收获之物遮盖储藏，我住在州中不搬迁，修整房屋，整治田地，恢复地力。今天的收获，都是从我自己动手所得，怎么能把我的收获归于天的赐予呢？况且我俯身便有所拾，仰头即有所取，以自己的耕作获得食物，按照规定的期限来交税，财用富足，对于实利请清清楚楚，官吏不能夺取我的农时，官府不能侵夺我的余粮，今天我高高兴兴，自己享受，怎么能说是皇帝的力量呢！我年纪大了，所见天下事多了，还没有看到不勉力劳作却侥幸于上天的恩赐，自己不勉力自强而希冀着帝王之力的！”） 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农夫需要感谢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这在古代君臣社会中，无疑是很另类的一种思想。我们看到古代文献中，将一切功劳都归于君主，首先不忘君主，首先感谢君主的英明领导之词句，比比皆是；所谓“皇天浩荡，臣罪当诛”之流行语，更是这种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因此，当宋祁询问老农，并期望得到“标准答案”时，他用的是一种“文件”式语言或思维方式。 当然，如果老农按照社会流行的这种“文件”式思维，他也自然会不加思索地先歌颂皇帝，再把各级州县领导再讴歌一番，那么也许一次“皆大欢喜”的对话也就顺利收场了。 可是，老农经过严寒酷暑劳动生活的磨练，对劳动丰收之根源深信不疑，他对于来自任何地方的说教，乃至来自官方的宣传、社会的舆论，未以理会。他的颠覆性的结论，有如一声惊雷，在中国历史的回音壁上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强音，给人以深长的回味。 农业的收成，竟然主要是来自农人自己，而不是皇帝的伟大战略与各级官僚的英明领导！这对于习惯于仰望圣人的一般人来说，似乎有点可骇可怪，但在劳动经验丰富老农本身，却是一种几乎不用思考的便可以轻松给出答案的事情。 如今，我们要问：这种本不用怎样思考就可以轻易得出的中肯结论，为什么长期被压制了呢？ 这里，一种外部环境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专制社会舆论一律的大环境，最容易将异类观点来压制。那种残酷的程度，有时达到大众只能口不能言而“道路以目”的地步。而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言论自由方面，应该是古代中央集权国家中最为开放的朝代之一。因此，无论朝野，在发表言论方面，敢于说真话的现象，就比较多了。敞开了思想，敢于说心里话，当然就更容易接触到真相，接近于真理。例如，本文所引老农的话语，就将人们在传统思维笼罩下形成的“共识”，一举推翻。本来么，农民劳作，获得好收成，首先是靠农民自己的辛勤汗水与经验智慧，其次才说得上其它，这明摆着的道理，一直被说成是靠着某某英明绝伦的领导而来——这是多么不近人情！ 古人不容易在这一问题上有大突破，还在于：对于皇家“土地所有制”这一基本原则，古人是不怀疑的；因为大家公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水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本是皇家所有，或者说，土地所有权是皇帝的。这“家天下”的土地，为皇帝赐予百姓来耕作，所以，无论宋祁，还是老农，他们都不可能对这一项“基本原则”有丝毫怀疑。用了皇帝的土地，当然很容易将一切成果首先归于天子。因此，老农的“今日之获，自我得之”的说法，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相当难得的激进思想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举国拥护。拥护这一基本原则，官僚可保权位，农民可坐稳奴隶地位，皆大欢喜，谁还怀疑呢？ 当然，这里老农并未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他也说了“以趋天泽”（顺应天的恩赐）的话，可见对“老天爷”还是有敬重之意的。在他的话中，唯一使某些人不愉快的，就是他那“胡而帝力也”（怎能归为皇帝的力量呢）的话——这简直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历史上那些明君，宽赋税，与民休息，不是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吗？可是这位老农，偏偏没有叙说帝王的功劳，没有给帝王一点面子，真是大煞风景！而颇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段大煞帝王风景的话语，宋祁也竟然津津有味地记载下来，可见当时人们追求真理时的某种无所顾忌的状态。 问题不止于此。老农和宋祁可能没有想到，老农的结论，还可以引发进一步的深刻思考。既然粮食的丰收，是靠农夫一己之力；那么，千千万万农夫的劳动所得，以赋税等方式输与国家——其实是他们在养活着皇帝与国家官吏，官吏们应该向他们感谢才是。不过，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思想，只能产生于现代文明；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的。 宋祁把这种另类话语记录下来，也可能另有一番深意。其实，北宋这位老农的另类言论，是古已有之的。追溯到远古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类似（也叫《击壤歌》）的故事。传说，在三皇中的尧为帝时，天下太平，风俗纯朴，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治世境界了。而尧不知百姓怎样看待自己，便派采风官去了解情况。采风官一天见一位老农一边劳作一边哼唱着不知名的调子，便问老农为何如此快乐。老人回答说，吃得饱，穿得暖，又有了孙子，当然高兴了。采风官道：“尧皇德化天下啊，如此闭塞地方都感觉到了。”老农笑道：“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我在太阳升起时干活，在太阳下山时休息，自己打井来饮水，自己耕田而吃饭。尧帝对我有什么功德呢？） 古代文人写文章常常有一种委婉之风。宋仁宗时期，确实有一种民康物阜，天下太平的气象（当然边患也很严重）。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对于这种可圈可点的盛世，宋祁与一位老农的这番对话，很容易令人想起远古时期《击壤歌》中那位采风官与老农的对话。这两次时空相隔遥远的内容、情调都极为近似的对话，所要强调的都是大善无形、施恩不记的统治之高境界。试想，当农民只感到自己的力量，几乎不知到道领导者的存在，这不是领导者极高领导艺术的证明吗？宋祁引用他所遇见的老农的言语，用曲折委婉之笔歌颂宋仁宗的德政，是有可能将这种用意深藏其中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宋祁的实录，并无特别深意。而无论怎样解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极简单的真理：当人民自信于自身的力量（甚至一时忘记了领导者的存在）时，是社会大治、和谐的最好证明。而当领导或领袖的威望如日中天、人民相形之下显得极其渺小（甚至不断排练歌颂领导之歌舞）时，社会其实已经埋伏下或即将出现危机了。 谁应该感谢谁——老农说，我感谢我自己，我不愧于自己的劳动和内心！笔者拜读了老农的话语后，俯仰今昔，不禁叹息道，今人的认识事物的水平，有时竟远远低于古代田夫野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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