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报道】

 嫁给农民的女知青

就这么一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整整30年了。当年大多数知青早已重归城里……然而，也有一些女知青，却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永远留在了那里。

嫁给农民，有的人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与传统决裂”，也有的人是出于感情的选择，然而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幻想通过婚姻获得一线转机，为了在极度的困境中活着，活下去。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的制约。那时候，她们别无选择。

30年后的今天，老知青们欢聚宴饮，已成了城里的一道人文景观。他们苦尽甘来举杯……频频举杯的人们啊！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请别忘记为永远留在农村的那些知青祝福，为她们的现在，也为她们的未来……

雁群飞回去了，群雁不再复返。断鸿声声，离群的雁，你在哪里？

 寻找彭皓方

据我所知，在北京至少有两个老同学的圈子在寻找彭皓方。有个是北京女一中初三四班，另一个是青龙桥小学六三班。六三班的小学同学经常聚会。有一天，他们发现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彭皓方多年来没有一点消息，于是，寻找失踪者，成了他们的集体行动。线索找到了，彭皓方于1968年到内蒙古农区插队，不久嫁给本地的农民至今留在当地，未回北京。小学同学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决定试投一封信，信上反复说：这几年，我们大家一直在找你……我们商量，嫁了农民，不知你现在混得怎么样，如果很惨的话，咱们合着给你出往返路费，让你回一趟北京，大家见见面。

彭皓方终于找到了，她混得还行，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副县长。我站在彭皓方面前的时候，她正在县政府的办公室里，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电话铃、敲门声不绝于耳，她负责全县的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和交通四大块，她办起了这里的第一个特殊教育学校，修建了第一条南北走向的重要交通干线，她是公认的下乡最多的县长，口碑是这样八个字：平易近人，实事求是。

门开了，进来3个农村妇女，反映儿子在外当兵，拿不到政府规定的补偿金；又进来一伙电影院的退休职工，电影院划归企业后，因亏损拿不到退休金。电话铃急促响起来，放下电话，彭皓方对我说：“走，跟我出去一趟，呼市计生委来检查工作。”……接下来是环保局运行半年，正式挂牌，彭县长到会讲话，下午是县政府给贫困职工送温暖。

失踪者找到了，1968年－1998年，30年后，她独自留下了，她已经成了一位独具风采的那些县长。

……夜深人静，在彭皓方家里，她的丈夫已早早睡去，我要与她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

──和农民结婚，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几年是是怎么过的？

──1972年的时候，村里知青有一部分抽调走了，有的长期在北京家里住着不回来，我那时心情比较灰，身边也没有个拿主意的人。结婚后，我在村里生活了整整10年，我家里有海外关系，出身有问题，所以下地劳动，后来在村小学校教书。教书以后，我才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价值。我开始在学区的民办教师中小有名气。既是教师又是农民，每天下课后，背着大箩筐，后面跟着2、3岁的儿子去割猪草。1977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师范学校，后来又读了大专，毕业后在县里的中学教书。

──你是怎么从教师当上副县长的呢？

──我教英语，我教的班，达标率总是全县第一，于是被领导注意，又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民主人士，10年前我就开始兼任县政协副主席，后来是人大副主任，再后来当了政府副县长。

──这几天，我切实感受了你在这里快节奏的生活和独当[挡]一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这里，你已经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比起北京的那些过着平淡生活的同学，那些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你觉得自己成功吗？

──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一份能够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事的工作，从这点说，我在这里是安心的。但是，说到成功我给你讲一件事，几年前我到北戴河，与几个曾在东北兵团的人偶然相遇，因为都曾是知青，所以开始很谈得来，但是他们一知道我没回北京，还留在当地时，他们亲热的眼神和表情马上就变了，那是一种怜悯，更是一种鄙夷……

──在当地农民中，你的丈夫无疑是出色的，善良、勤劳，现在你怎样看待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一种牺牲？

──我认为在婚姻问题上，我最大的牺牲是牺牲了自己的初恋，在北京时青梅竹马的初恋。那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爱。

……那是一个人们不愿再提起的时代，这是一段彭皓方永远放不下的恋情。

 丽人行

当年，这3个女生住在内蒙古的同一座村庄，同一间土屋里，她们同是北京39中初二的学生，插队以后，她们做了相同的选择：嫁给农民。

王秀文年轻时，长得可漂亮了。当年不止一个农民看上她，她也因此与农民谈过好几次婚事，最终她嫁了一个靠近县城的牧羊人，纵然是嫁在农村，毕竟离“城”近了许多。当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后来丈夫因车祸瞎了一只眼，王秀文也没想过要离婚。

“知青政策”下来，王秀文从农村抽调到县城，在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成为国营职工，可去年又下了岗。她说，我怎么什么事儿都摊上了，上学时闹文化大革命，插队时嫁了农民，好容易有了工作又让我下岗。

现在，王秀文夫妇在县城最大的商店租了一个柜台，卖礼品，她正患左侧面部神经麻痹，当年的漂亮，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刘强，现在是县中学的教师。插队期间，她因患严重关节炎在县医院住院，那时候，县医院正为村里培训赤脚医生，她的丈夫，是参加培训的农民，经人介绍，刘强同意了。出院后，她从自己插队的村庄，嫁到更为贫困的丈夫的村庄，嫁到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婚后分灶单过，小两口连粮食都不够吃，刘强每天下地干活，还要割猪草，搂柴禾，那份儿穷，那份儿累，刘强记忆犹新。

1975年，刘强成了扎根农村的现典型人物，她的事迹上了呼和浩特日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时，刘强正怀第二个孩子，有8个月的身孕不能前往，后来，上面的专车开到村里，接刘强去开会，她腆着大肚子坐在主席台上，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着特别好笑。

开会回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王真还住在村里。王真的家，离县城40公里，汽车驶进村庄后，我们下车去询问，村民指向最南头的一所农家小院。王真在家，她面孔白皙，一上大眼睛清澈见底。她是公办教师，在村里的小学校工作，丈夫还是农民，年轻时在打井队，现在年纪大了，在家务农。王真今天外出刚回家，她去补办了夫妻关系证明，老奶奶活着的时候，怕王真拿了结婚证去离婚，早就把结婚证毁掉了。她用平静的语言叙述着她平静的生活。半个小时后，门开了，几只羊，一个男人。“是他回来了！”王真露出毫不掩饰的笑容，欣喜的笑容。

听说王真的丈夫比他大七八岁，今年应该五十好几了，可进来的男人显得年轻，他两眼有神，步伐矫健，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一件黑皮夹克，更增添了他的几分帅气。1969年，几乎是刚到18岁的王真，就嫁给了这个农民为妻。现在，他们的独生子已长大成人，办回北京多年，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你还打算回北京吗？”王真摇摇头：“我们老两口，守着这么大的院子，北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离开王真的村庄，她的眼睛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王真有一双纯净的眼睛，明亮的黑眼珠，那眼白，透着乡村天空的湛蓝，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

 女知青之死

1974年春天，内蒙古农村一名24岁的女知青喝敌敌畏，自杀身亡。她叫何朝阳，原北京89中初二学生。1968年下乡，1969年嫁给青年农民栋栋，1970年生一子，取名宏俊，1974年又生一子，何朝阳自杀身亡时，她的小儿子只有39天。

当时，何朝阳所在的公社给她开了追悼会，许多其它公社的知青也都去了，许多人落了泪，许多人捐了钱、物。

何朝阳出身于普通工家庭，在学校时，是89中校革委会委员，上山下乡的带头人，下乡第二年就嫁给农民，顺理成章是一种率先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行为。翻开何朝阳留下的日记，满目是毛主席语录和幼稚的自我鞭策：

“爸爸7岁就当学徒工，经常受老板的打骂，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最近一时期，我对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得不紧了，有时间也不抓紧了，也不知都干些什么，今天我针对问题学习，使我认识到不学习主席著作，就要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今年的妇女工作大有发展，同工同酬也比每年做得好，从我们大队来看，今年一年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闺女们在发挥作用，妇女能顶半边天。”

从日记里找不到涉及自杀的原因的任何迹象，然而她确实连同理想一道，毅然地熄灭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何朝阳的丈夫栋栋，个子虽矮，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青年，他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又因读过高中，他一直在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村民们说，栋栋脾气温和，他们夫妻感情不错，何朝阳自杀后，栋栋抱着她哭得死去活来，在炕上把她揉过来揉过去，想把何朝阳揉活。

这次，我见到何朝阳的大儿子宏俊。他对我说，每年我都要给我妈去上坟，都要自己哭一场，我才4岁，弟弟才39天，她为什么扔下我们就走了？村子里喝安眠药自杀的都能救过来，为什么我妈要喝敌敌畏？宏俊十多年前，想作为知青子女把户口办回北京，可北京的姥姥家拒绝做他的监护人，姥姥说，我眼珠子没有了，还要眼眶做什么！他从姥姥家出来到处去找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甚至还见到陈希同的秘书，一概被拒斥。为此，他很伤心，问自己，我究竟是不是北京知青子女，为什么别人能回北京，我回不了北京？

 套子里的人

她双腿跪坐在炕中央，身上穿着厚厚的破烂衣裳，有的地方用绳子捆着，她脸上戴着两个污脏的口罩，即使是在夏天的酷暑里。她面前总是摆着一个盛着水的小盆，她用一块小布，不停的蘸水，擦手洗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能相信，她这副样子，已经整整20年！谁又能想到，她是30年前从北京来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

孙宝华插队前，是北京华嘉寺中学初一的学生，她家境困难，父母早逝，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她插队的村庄，是那一带最穷的地方，男人讨不上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她们一共去了9个北京女知青，下乡一年，8个都嫁给村里农民了，其中有一对亲姐妹，姐姐嫁的是大队书记，妹妹嫁的是大队会计。孙宝华嫁的最不好，是个赶大车的，还听说比她大好些。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光头上有几根稀疏的头发，满脸皱纹。“你今年多大岁数了？”“50多。”“50多？”记得10年前我问过他，他就说他50多。就是这个农民，娶了孙宝华后，成天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过大年，村里人都相互走动走动，他也不让孙宝华出去。他们村里，从甘肃、四川买来的媳妇跑掉的可多了，这个身无分文的光棍汉家里，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个不花钱的媳妇，他最怕的，就是媳妇跑掉。

没有人告诉我，孙宝华这样被锁了多少年，反正当他自由了以后，人们看到她病了。她怕见人，一年四季，脸上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她夏天都穿着厚厚的棉衣，甚至用线把衣裤密密缝牢，她不再开口讲话，这样封闭了自己20年。

“这几年给她看病了吗？”

“看病？她没病。就是穿衣裳和人不一样，再就是不和人说话，听见你们这北京口音，才说两句。”

我相信，任何一个见到孙宝华的人，都不会否认她的病，问题是，这二三十年的沉疴如何治愈！十几年前，县里给了孙宝华一个就业指标，因她丧失了工作能力，就由她的丈夫顶替她，进县水泥厂当了工人，这二年，水泥厂有许多工人下岗，县里为了照顾孙宝华，没有让她丈夫下岗，每月有350元收入。

“孙宝华，我也是北京知青，30年前咱们一块儿来这的，我来看你，摘下口罩照张像吧！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抬起眼飞快地扫了我一下，眼光冷漠得让人心悸。“那，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吧。”

我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幸福鸟

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一群寻找幸福的人，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后来，找到一只幸福鸟。

1968年，柴然从北京插队落户到山西省的一个村里，下乡以后，她和同学们努力将自己融合在农民中间，白天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一起开会学习，一年下来，就干遍所有的农活，走门串户，与农民打成一片。

插队落户，是三年五载，还是一辈子？这是柴然心中常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一辈子，那就还需要考虑更实际更具体的问题。……她渐渐注意到村里的一个回乡青年，年龄比她大几岁，他1963年从省里有名的范亭中学高中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只好回乡劳动并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会吹笛子，二胡拉得也不错，特别是他的成熟稳重，在城市学生里是很少见的。开始他们一起下地劳动，后来他到村小学教书，柴然与他的往来反而更频繁了。再以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这时候，柴然对他家的小院已经非常熟悉，非常有感情了。直到今天，她还记着院里的那只漂亮的、长着绿尾巴的大花公鸡。

他们决定结婚了。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他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她才宣布她的婚事，木已成舟，北京的家里无可奈何，一起插队的同学们倒是非常爽快，她们说，既然你们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把你送到他家去吧！她们抱着被子，拎着东西，一齐把柴然送进那所小院。这是她插队的第六个年头。

结婚后，柴然完全脱离了知青集体，过起战争的农村妇女的日子，入乡随俗，她黎明即起，洒扫庭院，洗衣做饭，缝缝连连，平日闲暇时与农村的女人们，与姑嫂妯娌串门，互通有无。她是心甘情愿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农村的亲属也都完全的接受了她，敬重她，使她更感到自己生活的实在。

儿子出生以后，柴然更是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寄托到儿子身上。儿子是她生命的延续。儿子能够完成她未了的心愿，她坚信这一点。所以，当北京的母亲写信问他[她]，别的同学上大学走了，你一个人整天混在农村妇女中，有什么想法？她回答说，等她们大学毕业，我的儿子也快上学了！

尽管如此，农村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终生厮守着脚下那一方土地，割断与城市生活的一切联系，毕竟不是柴然的初衷。不久，她被招工进了工厂，开了几年天车，后来在厂里当会计。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千方百计迁回了北京。夫妻两地，生活困难，住房紧张，她都一步步走过来了，现在在北京，她已经有一个四口之家，一儿一女一枝花，儿子女儿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儿子考上了大学，这是柴然一生最大的安慰和快乐。

 美丽的麻花辫

她是女一中初三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她有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班里自诩“自来红”的一帮子高干子女，拉开了学生斗学生的一幕。她生在农村，父亲在北京是个普通的水暖工，竟然当了3年团支部书记。那些入上团和没有入上团的人，把心中的不平和积怨，一齐发泄在她身上，她没有申辩的权利，所以永远也说不清自己执行的是什么阶级路线。她们把她围在中间，踢她，打她，朝她身上吐唾沫，她粗粗的麻花辫子散开了……

1968年，她带头要求去山西插队，临走前，妈妈买来布，在灯下一针一线给她赶做新衣、棉鞋、单鞋，一做就是大半夜。听说雁北冷，借钱给她买了新棉猴，妈妈一趟一趟，出去又回来，买了牙膏牙刷肥皂鞋刷，甚至卫生纸都买好了。父亲脸上，往日的严肃不见了，满眼泪花。她那时候就有一种预感，好像父母是在送别出嫁的女儿。

1969年，村革委会主任做媒，给她介绍了一个刚刚回村的复员军人，第一次见面，她就非常满意。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农村青年，面孔白皙，五官端正。征求北京父母的意见后，他们在村里结婚了。革命化的婚礼办得很热闹，生产大队给他们修了房子，公社送他们两套《毛泽东选集》，宣传队在他们的婚礼上表演了文艺节目。

因为是复员军人，丈夫很快有了工作，工作在外，丈夫每周回家一天，她在村里的学校教书，忙家务，男耕女织，两情相守，日子虽苦，她心里可是甜蜜蜜的。

但是好景不长。丈夫在外乱搞女人，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分，被判劳教二年。她实在经受不住这一重锤，她被击倒了。她开始手脚麻木，口腔起泡，由于过度吸烟，胸痛发散到下巴，常常不由自主地流口水、尿裤子、迟钝、失语，精神恍惚。

两年后，丈夫刑满回来，调动了工作。她原谅了丈夫，她对自己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太爱动情，只要痛改前非，就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丈夫难改前非。他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她的家里，有的时候，会有女人拿着砖头，前来咣咣砸门，那是两个女人为她丈夫争风吃醋；有的时候，会有男人打电话告诉她，丈夫在外与卖淫的女子鬼混。周围传说得沸沸扬扬。怎么办？她真想杀了他，那样他死了，她也活不了，可怜的是孩子。

在家庭生活中，她是失败者，收的是辛酸和苦痛。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曾经真正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北京女知青，现在在县中学是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是县政协委员，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她收的是赞赏和尊重。

她叫刘竹。

 何处是归程

张玲在北京女一中读初中时，骑一辆轻便的二六女车，她喜欢作文，游泳特别棒，那时候她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圆脸、齐耳短发，很是引人注意。

谁也没想到，1968年她到内蒙古农区插队，1969年就嫁给了农民，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她家庭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张玲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文化大革命”，父亲被遣返回农村老家，目前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还要接济农村的父亲。

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第二年吃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女知青一年的劳动挣不回自己的口粮，这就是说，需要北京的父母给予补贴，拿出钱来，买口粮，买油盐酱醋。张玲所在的知青小组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张玲没有后援，拿不出钱来。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不吃菜，拿起两个窝窝，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1969年春天，张玲回北京治风湿病，在家住了没两天，就发现母亲开始卖家具，甚至把睡觉的木床也卖了，她再也无法住下去。她一回到农村，就主动找到队里的青年保管员，提出要嫁给他。那家真是喜出望外，娶个有文化的北京媳妇，特别是省了一大笔财礼钱。

办喜事的前一天，张玲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去，痛哭了一场。婚后，张玲很快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恶习。为此，张玲自杀过，一瓶安眠药100片，吃到过4片，她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这时候，她又不想死了，她还年轻啊！……

1979年，张玲离开农村，抽调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属下的一个工厂当工，丈夫也随之转移到呼和浩特，做些杀猪宰羊，贩卖鸡蛋的生意。1988年，在知青返京潮中，张玲通过假接收单位，把户口办回北京，这样，她在北京有了户口，却丢了工作，所以，她实际上一直在内蒙，与丈夫一起做生意。丈夫多年难改赌博恶习，每当日子刚刚好过一点，马上就会被丈夫输光。

1995年，张玲的丈夫因心脏病去世，此时她的一对儿女已成人。她只身到小汤山打工，去年回到北京。

我去北京张玲的母亲家找张玲，她母亲已经76岁，在大杂院里住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张玲挤在老母亲的单人床上一起睡，她对我说，天热了，就去她二姐家睡。

我不知道张玲现在算不算是回到了北京。如果是，她在北京不仅没有工作，甚至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如果不是，那么，何处是归程？

                                                        1998年5月刊于《中国妇女报》

 田小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