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团领略的文革风味 ——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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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团领略的文革风味 ——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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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团领略的文革风味 ——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作为初中学生的我目睹了家人和国人受迫害、受打击的情形，虽感惊心动魄，但毕竟自己并未作为被打击对象而牵连进去。上山下乡四五年后，我才亲身领略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残酷性。
在牧区干了三年后，兵团建立了。1970年，我们迎来了解放军。由挣工分的集体所有制，到挣工资的全民所有制，每个北京知青都很兴奋。我们将要离开游牧生活，在一种更先进的制度下劳动，又何况领导我们的是亲人解放军呢？毛泽东早就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雷锋的名字，解放军的声誉，也许还有那首《见到你们格外亲》的歌曲，都使我们对在解放军领导下建设草原的信心大增…… 解放军亲人来了。我们五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七连——拥有307人的基建连队。连长河北人，约1米68左右，年龄不到30岁，身体匀称，踏步有声，一看就是走正步的高手。他动作灵活，口齿伶俐，热情中透露着威严。指导员（记得是）河南人，身高一米七以上，30多岁，说话时语气恳切，平易近人。在刚刚建立兵团、新来的知青们心理还不稳定时，我们这些已经很成熟的北京知青，当然是连长、指导员依靠的对象。我们担任了排长、班长、团部支部书记、团小组长等职。 兵团组建初始，工作艰苦，劳动量极大。我们睡的是地窝棚，蔬菜肉食不多，饮食营养明显不够，常吃的主食有小米饭，馒头，莜麦做的疙瘩。有时吃上一顿白面做的糖包，那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每当改善伙食的日子，炊事员们把一笸箩一笸箩的热气腾腾的糖包端上来，人们蜂拥而上，一抢而光。手脚迟钝些的，还能吃上一个半个；那些脸皮薄的，或甘愿吃亏的，旁观一场“抢劫”后，静静地吃些炊事班准备好的馒头、莜麦疙瘩，打发辘辘饥肠了事。 过客——我的北京知青朋友，是炊事班长。他面对这种“哄抢”糖包事件，早已司空见惯，苦笑了之。待饭后，过客与他的炊事班成员，打扫残羹剩饭。炊事员们，但见班长津津有味地吃着莜麦疙瘩时，也都心平气和。 过客是个超级铁汉，他主动多值班，尤其是夜班，让他的炊事班战士们好生休息。他总是做最辛苦的工作。当每个连队战士路过伙房外的烧火处，看着满脸黝黑、消瘦许多的过客一边添加柴火，一边在读书沉思时，都投以敬佩的目光。过客拥有很多的粉丝…… 吃糖包的日子又来到了。下班时刻，人们眼睛都转向一个方向——糖包散发的股股热气，从伙房向外蒸腾着…… 开饭了。须臾间，糖包空空如也，炊事班的战士们只能吃馒头或疙瘩了。而过客还另有准备：他叫人把到远处劳动的指导员和他带领的一班人的糖包预留下来。指导员岁数偏大，他比年轻人更累啊。 此刻，担任伐木的另一班战士来到连部。过客听说他们还没有吃饭，赶快把为指导员一班人预留的糖包先给了他们来吃。 伐木班的战士吃饱去了，指导员带着一班人，手中拿着饭碗，向伙房走来了。过客迎上前去，抱歉道：“指导员，您看，糖包吃完了——没有想到，刚才伐木班来了……” “我要吃糖包，今天我就要吃糖包！”过客话音还未落，指导员突然咆哮起来。平时和蔼可亲的他那扭曲的面庞，显得可怕。说罢，这位连队的灵魂人物——党支部书记，一扭身，冲向了连部。 霎那间，过客猛一转身，对炊事班全体成员大吼道：“紧急集合！”已经十分疲惫了的战士们惊诧地看着并无军人气质与风格的过客，大家纷纷聚拢来。 “今天我们有一重大任务——我们连首长要吃糖包！”过客面容严峻，俨然交代一项天大重任：“副班长，你我和面，小杨你烧火，小张，你去加糖……火速，开始！” 糖包做成了，过客还外加了一种样式——糖饼。过客带领全班，走向连部。他自己手捧一盘子糖包、糖饼，走向指导员；副班长手端向连级干部，其他人端向通信员等，仪式隆重。那气愤愤的指导员，看到炊事班一行人员，以整齐的队列端来糖包，勃然变色，怒火上涌，而竟未吐一言。不知那天晚上他的糖包是怎样下咽的，味道如何？一向对部下威仪有加的连队领导，决没有想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知青敢于用如此幽默的方式来应对他的恣肆强横……
从那以后，指导员、连长和不大驯服的过客，产生了隔膜。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明眼人，都能觑见他们眼中深隐的一股怒气。 机警的、警卫员出身的连长在等待着时机。 过了一段时间，指导员探亲去了。1971年冬，我们在连党支部组织下，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各班、各排争相亮相，发言批判。过客也在全连大会上发过言。在他朗诵批判文章时，我看见连长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神色——大概是过客文中那对领导中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种种批评，使他浑身感到不舒服吧。 机会来了。天助连长。 一天夜里，连里查营房时，发现过客不在宿舍。一直到深夜，不见他的踪影。 过客失踪了——擅自离开营房！连长又惊又喜！他叫人连夜监视过客的行踪，以求更多的收获。 大约凌晨一点钟，身披军大衣的过客，从野外，满面愁容地归来了。他刚一归来，便很快被关押起来审讯。 过客私自夜出营房，是为什么？原来，他先前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消息：我们的北京知青好朋友——远在一连的老赵，被连党支部打成了“反革命”。消息传来，他震惊了，他愤怒了。他深知，老赵，这位工人的儿子，牧区劳动的一把好手，绝不会从事反党的活动，但一连党支部凭什么将他视为反革命？过客压不住心中的愤懑，在他人都已酣睡的苍茫夜色里，带上烟卷，脚踏皑皑白雪，信步走出了十里多路，来到了一座孤山之上，苦思起来。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如此优秀的北京知青，竟被打成反革命？手里的香烟，一根一根地点燃，他心中的愤火，燃烧得越来越旺，似乎要把他自己的心烧焦…… 这些事情的经过，是我后来才听到的。那时我在离连部约有20华里的专场脱坯。正赶上到连部办事。刚到连部，通讯员马上把我截住，向我说：“请黎班长马上去连部，正在开紧急会议！”我赶紧买了一包香烟，匆匆走向会场。 刚推门而入，就听见了连长那威风八面而又拿腔作调的声音：“过客，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吃了一惊，左右环顾，屋里坐满了人。一眼扫去，都是党团员，约有五六十人左右。再听时，已经是每位党员、团员发言，纷纷揭发、批判过客的反党言行。 我站住了，一动不动——我在牧区与过客并肩拼命了三年，兵团建立以后，又眼见他为建设连队拼命劳动，怎么会是反革命？我沉默着，听着那些小小年纪的党团员们慷慨而可笑的批判言辞。其中有不少是他们——曾对过客一口口亲热地叫“我们的老班长呦”的崇拜者。我的手抖动着，嘴里不断吞云吐雾。 “还有人没有发言，这可是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表态！”连长威严的声音里带着震慑的力量。我站立起来，迎着连长的声音，盯住他的脸，高声道：“过客有缺点，——私自离开营房，但他绝没有反党……”我故意将语气形成一种挑战性的味道。我要看看，这位威风八面的连长会把我怎么样？ 会场一片沉默。我划根火柴，继续点上烟。朋友，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掌握着事实真相时，面对威压，“匹夫不可夺志”之势油然而生！ 连长怔住了。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团员（我是团员）敢于在党团员大会上大声和他挑战。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正在抽烟，一脸书生气的副连长来找我谈话——我知道他是躲在后面的连长派来的。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说过客不是反党？他曾经质问指导员：‘指导员，你在批判大会上说中苏必有一战，有什么根据’？‘中苏必有一战，’是中央文件的精神，他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 这是对过客致命的一击，也把我弄懵了。我知道，过客爱独立思考，对“中苏必有一战”之语（此话后知是毛泽东的论断），他提出相反的意见，是完全可能的。那个时代，与中央精神相左，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惊得说不出话。
听到了过客曾发出过对“中苏必有一战”说法的质疑之后，我心情沉重。我知道他本意决非反党，但这给人的感觉是在质疑中央文件精神啊。触犯“天条”——这样性质就严重了。北京知青朋友刘警政兄等，私下聊天时叫我别太较真。看来我不能无条件地为他辩护了。我决定下次发言时，要对过客有所批判，但决不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 批判他什么呢？想了半天，竟找不出他一点明显的缺点。猛然，我想起了一件。对，就说这个…… 一场由连长导演的批判过客大会，即将上演。连长深知过客的性格与讲演天分，担忧一场批判会转为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他精心地动员全连党团员，要把批判过客、保卫社会主义的这场大会开好。当他知道了我改变了思想、准备加入批判的消息，格外兴奋——因为我是过客最好的朋友，反戈一击，一定会击中过客的要害。 连长告诫了我们，在会议程序中，也会要求过客对批判内容作答的，那时一定要抓住他破绽，及时给以批判。 批判大会开始，过客踏着大步，走进了会场。几天不见的过客，边幅未修，而精神不减。双眼炯炯发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安然坐下。大约有70多党团员作了充分表态，气势很猛，犹如暴风骤雨。 我也发了言。我说，过客不积极靠拢组织，对团组织有疏远倾向。在领导动员他写入团申请书时，他说：“我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够，现在不能写……”——说到这里，我不由自主看了过客一眼。过客向我投来柔和的目光。这目光，让我别提多难受了。 过客后来和我说，他把我这一批评，看成是最宽容的批评——对我竟然很感激！ 连长问过客有无答言。过客正襟危坐，用他那深沉的男低音，叙述了他追求革命、向往美好理想的生命历程，回答了党团员们对他批判的所有问题。他雄辩滔滔，声调庄严，抑扬起伏，俨然如朗诵高手的激情释放。过客对古代诗歌或骈文之韵律颇有感觉，四字句的对偶句式，间而闪现，一时让聆听者忘记身在何处，不自主流连于其中的磅礴之气与精湛的遣词造句之中。他的回答完毕，全场一片寂静。那感觉，只能用句古话——“唯见江心秋月白”，来形容了。 连长问：“大家听后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 窗外北风呼啸，室内并无人语响。连长转身，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地对过客说：“你可以走了。”1米78的过客踏着大步，身披军大衣，在一双双眼睛的仰视下，傲然离去。
在沉重打击下的过客，没有丝毫气馁之象，一如既往地辛勤劳动，刻苦学习。这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战士们对他的“反党活动”的半信半疑，乃至对他同情、钦佩起来。我与他同在一个排里，因批判过他，愧疚心情挥之不去。 一天早晨，阳光明媚，我吃罢早餐，准备劳动，路过连部时，冷不防和连长碰了个照面。 今天的连长见到我，一副怪怪的表情浮现在脸上——造作的，扭扭捏捏的。我正诧异，只见他作出一副刚刚看见我的样子，热情洋溢地走向前来，问道：“吃完了？” 我点点头，问：“连长有什么事吗？” 连长递给了我一个近似女性的妩媚微笑。这笑容让我很不受用。 他低了一下头，像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作个变脸，对我一本正经道：“你知道吗？过几天，我们团首长要来参加、指导我们连的批林批孔大会了”。 “好啊，我们好好准备就是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批判会”，连长顿挫了一下，“上级领导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要向首长汇报我们的成果”，他看着我，带着神秘色彩，道：“要派精兵强将上场发言！” 看着他那亢奋的样子，我很疑惑：“我们连队谁是精兵强将？”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他一面挥手，一面启发我。 我不明白，摇摇头。“过客可以！”他振奋地说。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过客，反党急先锋？合适吗？”我反问。“反党急先锋”——正是连长对过客下的评语啊。 连长扭捏了一下，马上恢复常态：“就这样吧：你去通知他，叫他准备大会批判发言！” 我一边走向过客宿舍，一边想，这位连长，为了让上级领导满意，真是饥不择食啊。以过客那刚烈性格，会答应吗？转念一想，这可以让过客发挥他那诗兴才能和朗诵气魄，扬一回眉，吐一回气，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不容多想，我来到了过客宿舍，说明了来意。 过客听了我的传话，略一思考，答应了下来。 批林批孔大会开始了。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人们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一浪高过一浪。 时间快到中午，大会即将结束。连长振奋地向前跨一步，脆声道：“现在请四排代表发言！”当过客披着大衣，大步上前，面向三百多战士时，人们都疑惑了——“反党急先锋”要发言吗？说时迟，那时快，过客那铁汉的声音已经敲响了。他那不同凡响的思考，他那精确而生动的语言，如松涛入耳，如骏马奔腾，与其说是喷射批判的怒火，不如说是创造了一曲艺术的“阳春白雪”。当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时，我分明感觉到寂静的在场人内心的波涛在翻滚，我也分明看见连长的脸上呈现一派踌躇满志之色。 批判大会结束后，连长尾随上级领导，边送边谈，妩媚的笑容一直在延续……
自从那次批判大会以后，我的心情总是闷闷的。我看清了连长的卑下灵魂。他一会儿翻云覆雨，将过客按入地狱，一会儿又为了他的虚荣（也许还包括升官的实惠），将过客捧之天上！我暗责自己为什么当时屈服潮流，批判好友？ 回到宿舍，我眼前像过电影一般，回味着近来发生的种种事情。猛然，耳边响起了连长那霹雳般的话语：“什么《钻天杨之歌》？就是含沙射影的反党黑诗嘛！”——我跳将起来，我要和连长当面理论理论——过客写的这首自由体诗歌黑在哪里？ 我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信，寄去了过客写的这首《钻天杨之歌》（见注），请求党的权威理论刊物评判是非。 我一阵风般地走进了连部。连长正在与他人兴高采烈地谈着话，看了一下我的脸色，警觉地说：“你有什么事？” 我把准备寄给《红旗杂志》的信件交给了连长，请他过目。 连长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他眼珠一转，严厉地说：“你寄信，寄就是了！给我看，什么意思？” 我沉住气，说道：“我今天来，主要是核对一下，怕冤枉了您：您曾经说过没有——此诗是反党黒诗？另外，此诗黑在哪里，能否具体分析一下？” 连长犹豫了一下，怪声怪调地回答：“今天晚上，我回答你的问题。” 晚上九点钟左右，我来到连部，连长不在。通讯员告诉我：“连长有事，很晚才回来。”我坐下来等着。快到熄灯时分，连长没有影子，我只好离去。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到连部，通讯员还是告诉我，连长有事；我等待到熄灯前几分钟，仍无他的踪影。 第三天，第四天，我从晚上9点钟坐等，不知在忙什么的连长，一直没有露面。我看到，通讯员的脸上略显紧张，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我知道，我是站在正义一面。 第五天夜晚，我在熄灯的前十分钟，突然走向连部，同从外面匆匆赶回的连长撞了个满怀。我跟他走入屋子。一声未吭。连长用满不在乎的口气道：“《钻天杨之歌》里‘风吼吼，雪茫茫，百草在雪底下躲藏’，分明是在诬蔑群众嘛，只有你钻天杨好啊，群众都是胆小鬼吗——这种对群众的态度，也是对党的态度……” 我应声说：“我把您的话记录下来，马上寄给《红旗杂志》编辑部……”第二天，我把过客的诗歌和我对连长评之为“反党黒诗”的话语，写好，寄向北京。 我吁了一口气——我总算表明了自己的确定立场，还了我欠朋友过客一份感情债；同时，我也要连长尝尝打击他人所应付出的应有代价。我并未因连长的惶惶终日而幸灾乐祸，我深知他对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等着。我只是让他知道整人后心怀鬼胎的日子并不好过。 附《钻天杨之歌》——本诗是我们在种树之休息期间，过客信口吟成，写在纸片上的。 钻天杨之歌下工后从那里经过，听见这首钻天杨的歌—— 我们是挺拔的钻天杨，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 饱吸着栽植者的汗水，身负着建筑者的希望。 告别了舒适的苗圃，不向往湖岸与河旁。 骄傲地挺立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比不上垂柳的多姿，比不上桃李的芬芳。 但以这新叶的嫩绿，点缀着北国的春光。 曾有人对我们摇头，说什么一年绿而年黄。 谁知是善意的担忧，还是在恶意的诽谤。 送走了酷暑的干旱，迎来了严冬的冰霜。 阳光变成了营养，土地给我们力量。 哪能够一株都不死，千万株却更加茁壮。 暴风雨拆不散队伍，白毛风伴我们歌唱。 风吼吼，雪茫茫，白草在雪底下躲藏。 谁能在风雪中屹立，谁就是明天的栋梁。 虽说今天还幼小，希望正在于成长。 谁能够天天向上，谁就是明天的栋梁。 我经常从那里经过，听熟了这首钻天杨的歌。 不自量文笔的浅露拙涩，我把它献给敬爱的读者。 如果有什么记漏记错，请钻天杨原谅我的笨拙。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不曾听见”，——那只好怨你自己的耳朵。 为此篇，兼纪念吾兄刘警政仙逝（2010年11月17日）一周年
寄给《红旗杂志》的信件，久久没有回音。其实我本来也没抱多少希望，在全国的文革形势一片混乱时，中央哪有工夫来管边远地方区区连长的事？ 朋友，不用我说，您早已料到，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的境遇不会很好。我们中间的老大哥，排长兼团支部书记——北京知青老温，看透了连长这一整套的肮脏的整人把戏后，愤然辞职，调到其他连队，另一位北京北京知青老刘，也调离了七连。而被连长讥讽为“三克思”的刘警政兄、过客和我，留在了七连，成了他施展权术把戏的靶子。 为了使我们彻底孤立，连长搞了一个“绝活”，将我们“三克思”发配到远离连队的一个石头山上，规定了每天的劳动量，并不时派人来监督我们。叫我们住在潮湿阴暗的低窝棚里生活，并让那种被放逐、被劳改的感觉缠绕我们脑海终日，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吧。 我们辛勤地劳动，欣慰地看着所打的石头堆积如山——这与连长分配的劳动量无关，我们都是对劳动有非凡热情的热血青年。当然，我们心情彼此有别。其中，过客本是才华横溢，被视为反革命，被发配石头山，不但使他感受极大屈辱，更有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才华与热忱的愤懑。也许最感冤枉的，就是警政兄了。他出身工人，根红苗壮，来到草原，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如今却要与反党急先锋过客陪伴在一起，甚至被封为“三克思”之首（三人里他最年长），过着被羞辱的日子，实在是激愤到了极点。唯独我——一个思想简单之人，暗自庆幸挣脱了批判、背叛朋友的陷阱，摆脱了每天被盯梢的日子（连长派一位小战士佯装与我们接近要好，记录并向他汇报我们的一言一行），逃离了那在连长组织下程式化的、空话连篇的学习日子，真正能呼吸到原野的新鲜空气，自由大声呼喊，引吭高歌，和亲如兄弟的两位朋友一起工作，一起患难，一起读书闲话，开心莫大于此了。 朋友不在于多，在于真，在于纯——每天面对和你志趣、追求都近似的人，和他们汗水共洒，患难相携，探讨问题，这是多么愉悦身心的事。虽然承受着外来的压力，却安抚了自己的良知，那种感觉，是从内到外的一种光明！ 警政兄看我那没心没肺的样子，忧郁的脸上，常常挂着一丝苦笑……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进行。度过探亲假期的指导员回到了连队。 好景不长。性情激烈的指导员，不知为何和团级领导吵了架，大约不属于反党性质罢，他被降级任命到一连做副连长去了。 指导员在泪水涟涟中即将要离开七连了。离开之即，他不时在我们的劳动工地旁呆坐。我惊讶于他和过客谈得那么投机，那么亲切——大概过客说给他的话儿最有开解作用罢。记得当时有人建议给连首长开小灶时，过客坚决不同意。他说过：“首长辛苦，开小灶可以，但首长必须多交出一份钱……”不知指导员现在对过客曾经的这番议论感觉如何？ 指导员有些不解地看着过客——这位曾被他的党支部严厉打击的北京知青，如此起劲、一板一眼地干着活；倾听着过客对他的安慰，心灵茫然的他用一种近乎农民的蹲坐姿势，若有所思…… 指导员走了。连长在兵团解散、离开七连时，打起背包，准备回到他的老家沧州去。六七年过去了，过客是否为“反党急先锋”，连长自己比谁都清楚。我在一辆大车旁，亲眼看到他向也要去团部的过客露出了一个妩媚的笑容，并说道：“过客，咱俩坐一辆马车……” 事与境迁。长期的工作、生活，使得过客的硬汉形象，在战士心目中树立起来，而连长自己却被一些人所痛恨。兵团既然解体，少数兵团战士准备在连长回家的路上，设下埋伏，将他痛揍一番，以解心头之恨。连长请求与过客同行，不知是否已经嗅到了一种紧张的气味。不过他摸透了过客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于是，在关键时刻，向过客抛个媚眼，过客一定会笑泯恩仇，全忘前嫌。能让在战士心目中有威望的过客，为他挡驾，是妥当而又便宜的买卖。 朋友，正如您所料，过客欣然与他同行。而埋伏在路边的战士们，看到过客为连长护驾，只得罢手。他们不明白，被连长一通儿狠整的过客，怎么就甘心成为连长的保护伞？我也糊涂了——我觉得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相处10年的过客了，我目送他和连长坐车说笑而去……
到内蒙草原插队至今已经有40多年了。我时时在想，兵团建立后，为何会发生一些让人猝不及防的打击“反党分子”的斗争？而且我们的“亲人”——一些现役军人，他们打击的对象，为何往往是很优秀、很努力工作的北京知青呢？ 有些人指出，这些派来的现役军人大都是部队中并不很优秀的成员。他们被分配来领导“屯垦戍边”的工作，不免会把平时种种不良习惯带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们兵团知青大约一致认为，我们团的各级军人领导成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我以为，由于当时解放军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使知青们对领导我们的现役军人无比信任，而对于他们发动那种突然袭击式的批判，没有丝毫准备；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种种无理的批判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对军人无条件的信任，是导致恶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兵团军人内部，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常常对下级大发雷霆，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下级若是敢于对上级的错误进行抵制，那就吃不了叫你兜着走——处分，降级，比比皆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见了不少。因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棱角的、敢于抵制军人领导错误的北京知青，会受到很无情的打击。 问题还在于，下级顶了上级，可以被批评，可以被处罚，然而为何动辄以反党、反革命相待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终于有所感悟——其渊源久矣！ 想当初，毛泽东由于他热烈赞扬过的战友“彭大将军”——彭德怀对“大跃进”提了些意见，就将其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并发动党内的反彭斗争，迫使中央委员们言不由衷地批判他们曾风雨同舟的同事，已经为背信弃义之举，开了恶劣的先例。文革中，毛泽东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无数领导人和无辜的人们，一批一批地批判、打倒。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绝对权力，一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雨腥风弥漫全国。文革后期，由于局面不可收拾，曾一度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之下的文革，必然包含以武力震慑的意味在内。上有行者，下必效焉。我们兵团的现役军人由于戴着“最可爱的人”的光环，拥有绝对的领导大权，沿文革横扫之风，手握着枪杆子（注），由此动辄整人，将“反革命”之大帽扣在有不同意见的知青头上，既好用，又便当，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注：据传：我团参谋长在与刘警政、过客与我谈话后，就曾扬言说：他有一杆枪，随时可以射杀我们。因为不是我亲耳听说，所以注解于此，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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