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四：

（13）一本地图册

〖写在前面〗

这是1990年为内部小报写的，题为：地图伴我度“蹉跎”。我策划“一系列”时改了名。（08-11-03）

1966年夏天，“大革文化命”的“狂飙”铺天盖地席卷神州，我的学业就此中止。两年后又被打发到江西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个年代，除了“大学习大批判资料”外就很难再找到可读之书。偏僻山乡消息闭塞、文化落后，令人乏味，令人窒息。

好不容易才出现了转机，1972年春天，我终于找到了一本足以“百读不厌”、真能“常读常新”的书——世界地图册。那是1971年“乒乓外交”成功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以后，为适应外交新形势而出版的“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本世界分国地图册。

打开这本蓝色塑料封套的地图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那个特定年代留下的鲜明印记。在总体次序上，由以往的亚、欧、非、美变成亚、非、欧、美，反映了当年我国对外交往的重点与格局。在具体内容上就更具有时代特色了，比如，亚洲部分突出了“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最前线”的越南，专门为它设置了红河、湄公河两个三角洲的区域图专页；又如，对非洲各国，不再象以前简单地分成“东北部”、“西北部”、“中部”、“南部”等几大块，而是大大增加了篇幅，几个国家就是一幅图，使非洲的篇幅增加了两三倍，与此相反，欧洲诸国被大幅压缩，挤到了五六幅图中。20多个欧洲国家的排列次序上，也充分体现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时代精神，“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跃居全欧之首，“现代修正主义”的苏联则理所当然地位居全欧之末了。倘若地球上没有南极洲，那么，“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国就必然成为全书之殿后。

这本地图册定价2元，在当时几乎是一个青工月薪的十分之一，对我等插队知青来说就更显得昂贵了。但是，为了补充严重匮乏的精神食粮，我还是硬硬头皮、咬咬牙关买了一本。从此，广播里、报纸上报道的天下大事几乎都能在地图册里找到相应的“坐标点”。地图册里的文字说明，涉及自然、人文、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可谓用之不尽的新闻背景材料。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之中，一种“神游列国”的感觉油然而生，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的有一点“身在山村、放眼世界”的“豪情壮志”。说得实在些，是地图册帮我驱走了蹉跎岁月中许多难熬的寂寞时光。

寒来暑往，几度春秋，世界地图逐渐印入我的脑海，曾几何时，我能背出各国的首都，默出各大洲政区图，指出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再加上平日读报时常常留意我国驻外使节的任免消息，经过几年积累，我竟能如数家珍般地报出当时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黄镇、曾涛、姚广、陈楚、柴泽民、熊向晖等二三十位大使的任所及变动情况！

当然，在回城、上大学之后就很少有这份雅兴了。不过还是发生过一件与此有关的趣事。一天，我作为“毛脚女婿”到女友家去，还未及落座，担任地理教师的未来岳母就把我唤了过去，要我帮她在地图上找找尤卡坦半岛在哪儿，她抱怨道：“不知是谁出的地理试卷，出了这么一个偏题。”岂料一种神奇的力量突然唤醒了我多年前留下的无意识记忆，我脱口而出：“它可能在中美洲。”我赶紧拿过地图册，三翻两翻，在墨西哥南部找到了尤卡坦半岛！未来岳母惊讶不已，她教了几十年的地理课，还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呢。我把自己当年在山村的陋室里、昏暗的油灯下“捧读地图、神游天下”、地图伴我“修地球”的往事告诉了她，大家都乐开了……。

 

（14）大笔一挥

〖写在前面〗

1995年国庆期间，心血来潮，大半天的时间就写了这3800余字，可谓一气呵成。万万没有想到，这篇回忆文字会有做梦也想不到的“续篇”——整整十年之后的2005年，我重返“第二故乡”。三十多年前的“小伙伴”、团支部书记冬仔带我旧地重游，没走多远，就问我：“还记得当年你写对联吗？”我说：“记得啊。”“那些对联现在还在哦！”“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是你们刚下来那一年你在各家门前墙上写的那些对联啊，现在还看得到！”我惊讶极了！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我看到自己的真实手迹，热泪盈眶，激动不已，驻足凝视，久久不愿离去……。（08-11-03）

从小我受到颇为严格的家教，五岁起就每天练习毛笔字，虽然没有最终掌握任何一位书法大家的真谛，但也算领悟了基本的书法知识，懂得怎样分析字体结构，怎样构筑笔画排布，只是写出来的字缺少“书卷气”。到念小学时，我的字自然就比同伴高出一截。“文革”时期，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专栏”比比皆是，少不了要用毛笔书写。正当我在家做“逍遥派”闲得发苦之时，一位同学来找我，要我帮忙抄写“大批判专栏”，我也就应允了。自此之后，我经常赶忙赶紧地完成一些紧急的抄写任务，结果给逼出了不大不小的一起“绝活”——毛笔大字行书快写。最快的记录是，有一次，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我一口气抄写了篇幅为16张白报纸的“大批判专栏特刊”——“中央首长重要讲话”，总计约九千字，令老师和同学们啧啧称奇。

1968年11月，我到江西插队。在那个缺少文化的偏僻山村里，绝无仅有的能写好毛笔字的是个富农子弟，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里，重要的政治活动需要的大幅标语是断然不能交给他写的，于是，每当有重要政治活动，写大幅标语就成了一件令干部们头痛的事。上海知青的到来顿时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了。

下乡伊始，正碰上当地开展“红海洋”式的“献忠心”活动，为了在村里形成“革命化”的气氛，凡是贫下中农家的大门口，一律要写上红底黄字的革命对联和横批。我们刚到时，生产队已经派人完成了底板制作，并开始用红色油漆漆刷对联和横批的底色，还挑选了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主笔书写对联。尽管他“根正苗红”，还号称中学毕业生，但毕竟缺乏书写技能，爬上爬下地忙乎了一天，也写不了几副对联。可是，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有完成期限的，误了期谁能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

大队干部找到知青的“头儿”小徐，要求知青积极配合和支持大队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小徐是我的同学，知道我写得一手毛笔字，当即点了我和小郭两员“大将”。殊不知，我的父亲和祖父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小郭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要论“出身”的话，我们两人无论如何是“黑”的，八辈子也赶不上“大队支书的儿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身份又是从上海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所以，由我们来书写革命对联大可放心也。因此，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投入了“战斗”。

当我站到梯子上，握着油画笔，蘸饱油漆，朝垂直的墙面写大字时，感觉是比在上海拿着排笔刷大幅标语要轻松自如得多了，这不仅是因为写一行五至七字的对联犹如小菜一碟，也不仅是因为在上海曾多次锻炼过在墙壁上直接书写大字标语，重要的是没有心理压力，不必担心会有高手来和我一比高低，在这儿非但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还有小郭来为我作“衬托”，虽然他的字写得不错，但缺少类似于我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和锻炼，所以效率远不如我；然而，最最重要的还在于，不用害怕有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说我是“黑几类的子女”！

心情轻松了，下笔有如神。我使出了在上海练就的“功力”，每到一家门口，先站在远处估摸一下对联底板的长短宽窄，再爬上梯子，简单地用粉笔在红色底板上粗略地划分一下间距，用不着拿着尺子和粉笔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比划来比划去地打格子，大大节省了时间，接着就“挥毫疾书”，眨眼之间，就完成了上联。挪过梯子，搁到另一边，三下五除二，把下联也解决了。再将梯子往中间一放，爬上去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就算是完成了横批。前前后后，大概不到一刻钟。

由于到山村才几天，在上海练就的“本领”远未生疏，经过多半天的“磨合”，就已经适应了这种工作的特点，工作效率逐渐提高。我们的工作是从村子的中心开始的，所以，一天功夫就让村中心地带实现了“一片红”。我心里明白，这还仅仅是“小试锋芒”。即使如此，当村民们傍晚收工回到村里，见到村中心已经实现了“一片红”，惊讶不已，交口称赞“吃价”、“神速”。

这名声后来还传到了山外，我去公社办事或开会时，好几次有人来找我“救急”写大字标语、横幅。至于村里每次要写标语口号横幅什么的，则非我莫属，全由我“专业承包”了。再后来，就连部队征兵、大队武装基干民兵的政审材料也都由我参与整理成文并誊清归档。这些活计在“工分手册”上统称“写字”，可按同等劳力记取工分。与日晒雨淋、翻山越岭地下田、爬坡的劳动相比，实在是件令人羡慕不已的“美差”了。在农活特别繁重或自己身心状况不佳的时候，我也巴望着能再来一份这样的“美差”，调剂调剂，挣一两天省力的工分。坦白地说，在最后几年中，我也确确实实辜负过贫下中农的期望，在干“写字”活儿时，偷过懒，“混”了好几次工分，居然没有一次“豁边”、“翻船”，这也许要“归功”于自己的谨慎小心，或者“归功”于“又快又好”的表象骗取了贫下中农的信任吧。

不过，这“美差”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就拿上述写对联来说，工作了几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惊肉跳的意外“政治事故”。这天晚上，我还在吃晚饭，有人跑来问我：“你今天怎么搞的？怎么给一户富农家门口也写上了对联？”这一说，真要把我吓得灵魂出窍了，这事如何是好？我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我可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队支书的儿子事先挨家挨户作好的记号行事的呀！他在每户人家大门旁的墙上用不同的记号指示出该户的“成分”，我就根据这记号，按不同的“成分”书写内容不同的对联。比如，贫农、下中农家门口都采用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中豪迈奔放的语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等等。上中农家门口多半是写“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当中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家门口是不刷红色对联的。由于事关“阶级阵线分明”的大事，所以才郑重其事地由支书的儿子事先作了区别记号，而我也深知此事的重要，因而特别小心，每到一户人家门口，总要仔细辨明记号，写完后还要再次“验明正身”，严防出错。所以，是不可能在我手中出纰漏的呀。

如今，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真令人不可思议。我在最初的一懵之后，清醒地领悟到此事必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生了问题。我连奔带跑地来到“肇事地点”，一看，“成分记号”清晰可见，竟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乖乖，整个儿颠了个个儿了，怎么会把贫下中农的记号错标到富农家的门口呢？我急忙去找支书的儿子，得赶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当我气急败坏地跑到他面前时，他倒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我刚开口，他就知道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别着急，我已经知道了，这事情是我出了差错，没你的责任，放心吧。明天找人去铲掉就是了。”哇，好大的一场虚惊啊！我如释重负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咚咚直跳的心还没有全部平静下来。

与笔有关的“风险”还有一事值得一记。那是1974年的9月底，国庆前夕的一天下午，我在大队部书写庆祝国庆25周年的标语。冷不防，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小王，在写标语啊？今年是民国几年了？”我大吃一惊，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叫大嚷“民国”？回头一看，又吓我一跳，这人竟然是老贫农艾奋发的妻子！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她以为我没有听懂她的一口方言，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问－你－哪，今－年－是－民－国－几－年？”这一来，我更紧张了，忙向四下张望，还好，没有别的人在场，我连忙制止她的大喉咙，用当地对年长女性的敬称称呼她：“婆大，你搞错了，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今年是国庆25周年。”“什么？不叫民国了？共和国？共产党？才25年？不是早就三十几年了吗？”哎哟，我的妈，还在念叨民国哇！我赶紧打断她的话头：“婆大，那是早就过去的事了，千万别乱说，别搅和在一起啊！”她见我的神色挺紧张，也就知趣地走开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真没想到，堂堂一个贫农竟然会连共产党、人民共和国都不知道！要是在六年前我们刚到山村那会儿，说不定会把这事儿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向大队“革委会”汇报呢。不过，经过了山村六年的“再教育”，“阶级斗争”的“嗅觉”反而大大麻木了，不说别的，就说刚才那个“婆大”，虽说她家是贫农成分，实际上，只是在解放前几年的一次赌博中输光了全部家产，才在划定“阶级成分”时成为“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的。诸如此类的“内幕”还真不少，这可大大模糊了我们头脑中原先清晰的“阶级界限”。从旧社会过来的“婆大”目不识丁，年近花甲，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又哪能弄得明白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呢？

再说，六年前我们知青刚来的头几天，还没有自己“开伙仓”，由生产队安排到贫下中农家吃“供饭”，我就是在奋发“老大”（当地对年长男性的敬称）家就餐的。他家只有“老大”和“婆大”这老两口，膝下无子无女，年过五十，体弱多病，加上“老大”在“文革”期间的一次宗族械斗中被人用扁担打歪了脖子，更难以参加繁重的大田劳作，一直由生产队照顾安排在仓库当保管员，挣不了高工分，所以这两个相依为命的老人生活得相当拮据。可是，当他们接到通知“供”上海知青“饭”时，他俩还是尽其所能，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直到我们自开伙仓后，“老大”和“婆大”还不时来关心我们的饮食冷暖……。想到这一切，还能去“举报”吗？“阶级斗争”这根弦未必就该老绷得那么紧吧？不过在那个年月，我还是得把这件“非同小可”的事严严实实地密封在自己心底。

许多年过去了，我这支笔早已离开了山村，也用不着再涂抹大幅政治口号了，又听说那位“老大”和“婆大”已经先后谢世，只是每当我见到国庆标语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往事来。

 

（15）有这样一个“影迷”

〖写在前面〗

这篇又是1990年的“作品”。回头一看，“一系列”的10篇，90年写的和95年写的，四六开。90年是第一波，是三十周年纪念的余波和自己“爬格子”新潮涌起这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95年是第二波，正值自己跳槽成功、还未完全进入角色的“过渡与磨合期”。不过，在此以后再没有出现第三波，“一系列”彻底搁浅了。（08-11-03）

这几年，我国与“山鹰之国”的关系慢慢解冻，阿尔巴尼亚影片重返我国银屏。到了11月28日（阿独立日）和11月29日（阿解放日）前后，中央电视台总要播出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今年（1990年）是《反正有理》（据说是部喜剧片），去年则是一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银幕上放“滥”了的《宁死不屈》，描写二战时期反法西斯斗争。

记得去年11月28日晚上，我随意转动着电视机频道旋钮，突然，一阵熟悉的乐曲声使我停止了动作。“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宁死不屈》的主题歌！我把电视频道锁定下来，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主题歌的旋律反复出现，激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1968年11月，一批挂名初中毕业的上海初二学生来到井冈山下，开始了“双手绣出地球红”的“壮举”。很快，这些受过大城市文明熏陶的年青人感到了“文化沙漠”的荒凉。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是彻底净化了的，御用文人拼命鼓吹“百看不厌、常看常新”，“八亿人民八个戏”又怎能改变百花凋零的局面？而在偏僻山村里，只有半导体收音机能勉强听到“样板戏”，还夹杂着叽叽喳喳的电磁声，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了。寂寞难耐，困守愁城。

1969年夏天，已在大城市放映了许久的“九大”纪录片姗姗来迟，总算到了偏僻山沟里。这是下乡半年多头一回“文化享受”，谁都想一睹为快。大家早早吃完晚饭，顾不得一天劳作的疲劳，顾不得月黑天昏，黑灯瞎火之中，一脚高一脚低，在坎坷崎岖的山道上，翻山越岭，赶了三四里路，来到邻队的晒谷场上，“享受现代文明”。纪录片很短，因为纪录的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上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光辉形象，所以，连映两遍。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家依然兴致勃勃，没有人退场或躲雨的。从此以后，只要电影放映队下乡来，我们这批“上海人”是最积极的先锋，崎岖山路上最起劲最兴奋的必定是“阿拉”。

1969年年底，有人去上海探亲后回到山村，告诉大家，他在上海看到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还带回一份印刷粗糙、内容简单的电影说明书。这一下，他成了大家的“明星”，不断有人来到他的床头，让他讲述电影情节。听众们如痴如醉，仿佛是坐在大光明电影院里欣赏着声与光技术的结晶，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讲述者则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为的是让“阿拉”同伴们分享一份“幸运”。那份说明书也成了宝贝，经过几十个人争相传阅，面目全非，破烂不堪，但那上面的主题歌却在山村里传扬开来：“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象诗篇……”。这充满异国情调的歌声居然会在古老、偏僻的山沟里回荡，恐怕连当今名列排行榜榜首的名歌金曲也要自叹弗如了。

随着山区简易公路的建成，电影放映队终于能进村了。尽管老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地“转”来“转”去，但送上门来的“奢侈享受”是断然不可白白放弃的。至今仍使我不能忘怀的要数“四天三看《侦察兵》”了。好象是1974年的夏天，由王心刚主演的“文革”期间第一部国产故事片《侦察兵》在“阿拉”们望眼欲穿之中终于来到了山区。不知为什么，放映队此次不进村。“阿拉”岂肯放弃这个难得的“享受”机会，拖着一天劳作后的疲惫身躯，赶了三四里山路，去欣赏了一场别具风味的当时上海滩都没有的“夏夜露天电影”。谁知，过了两天，放映队改变初衷，进山来了。他既来之，我则看之！于是乎，二看《侦察兵》。次日，大雨滂沱，简易公路一片泥泞，载着放映队的拖拉机怎么也爬不上出山的那个陡坡，“老天留人”了，既留之，则放之，当夜，再放一场《侦察兵》。看不看？看！既放之，则看之，送上门了还不看？！呜呼，四天之内三看《侦察兵》！其中的滋味，是欢乐还是乏味，是甜还是苦，有谁说得上来……。

就是那么一个年代，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影迷”。每年回沪探亲期间，总要到电影院一饱眼福，解一解压抑了一年的“馋”。“阿片”、“朝片”、“越片”无一遗漏，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地区”这类纪录片也不放过。几乎是每天要看一场电影，有时还要“赶两个场子”。坐在电影院里，能使人忘却“文化沙漠”中那可怖的寂寞感，但一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中，又一片茫然：这也叫“影迷”么？

电视机荧屏上闪现出“上海电影系统《宁死不屈》译制组”这一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字幕，“……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的歌声余音绕梁，而我的心潮仍然翻腾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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