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宁折不弯的的高尚气节永远留在青史上

作者：汪东林

来源：新浪读书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9月01日

摘自《1949年后的梁漱溟》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记述了1949年以后梁漱溟的行迹，揭示了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一段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何以沉默不语，记述了60年代梁漱溟对自己思想问题的认识，以及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的风骨。……[

节选：

1970年讨论“宪草”时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政协停止一切工作活动，机关干部自己闹“革命”，两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1968年6月开始军管，政协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凡属政协直接发工资而无实际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一部分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少数人在机关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干校，一部分在家呆着。梁漱溟除受红卫兵冲击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在《儒佛异同论》之后，又着手《人心与人生》专著的撰写工作。

1970年下半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参加的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杰、梁漱溟、于树德、王克俊等十余人，仍由于树德任组长。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就亲临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军代表的一席话，说得这些几年来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心里不由得一阵热乎。无奈那时的局面，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学习会的诸公原本是惊弓之鸟，好不容易有了学习的权利，谁还敢自不识相，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学习会一连开了好几次，把“宪草”反复读了几遍，逐条逐句学习、讨论，仍然没有人提出任何一条哪怕是字句改动的意见。

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里却翻腾开了。他也深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是，他初读这部“宪草”，不当之处几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略说一二？他又想，“文革”进行四年多了，既无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为什么要放弃？风险兴许会有，但既是内部学习、讨论，还能因为说几句话而犯下弥天大罪？他甚至想过，十多位知名人士开了好几天的会，提不出(实为不敢提)一条意见，就因为怕这怕那，实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让人家看着无肝胆、无骨气强。他决定冒险进言。

在最后一次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又起立发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齿十分清晰地说：

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这两条意见，现在看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出人意外、震惊四座的。因为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如今写进“宪草”序言自然顺理成章。更严重的是，如以写个人名字为准，则“宪草”序言中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发言虽然只点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谁听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当时的语言，这是多么“露骨而猖狂的恶毒攻击”！

梁漱溟先生发言结束，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后便有人提出：梁在小组会上借提意见为名，行恶毒攻击之实，用心何其毒也！还有人说：这种话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有的人建议，要在小组会上对这种反动言论进行消毒。梁漱溟对此一言不发。小组会主持人于树德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大家先作准备，问题听候处理。同时宣布：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谁负责。

这一闹腾，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他深知，眼下的情势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于1953年，因为失言而受皮肉之苦，甚至进监狱，都不乏其人。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办？他只有作好思想准备了。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于是，梁漱溟平安地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一定是周总理办公室，就像“文革”之初不扣发工资的事情一样。梁漱溟心里是这样推测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

第二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人大当时没有开成，“宪草”自然也流产了。

梁漱溟先生继续思索发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奇特现象。面对“批陈整风”、林彪之死，特别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批林批孔”的闹剧，梁漱溟忍无可忍，干脆“赤膊上阵”，单枪匹马地与江青之流对阵。梁漱溟以自己的言论、行动，写下了又一页震撼人心的历史。

在“批林批孔”中挺身抗争之前1973年10月底，江青之流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经历了8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卷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

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200人。他们也无例外地在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投入“批林批孔”运动，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硬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

梁漱溟先生在近200名知名人士中，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小组——政协直属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个人与众人不同，历来是有话便直言无讳而不顾其他的。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两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有“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这个老“反面教员”做靶子，来个“批林批孔又批梁”，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颇感腻味，便心照不宣地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了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从听录音和贴的大字报中，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全体二十余人都“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有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粉碎“四人帮”后，梁先生曾对人说：

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感到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保持沉默也不许可，逼得我非开口不可，而后引出了好一番周折。

在当时的学习会上，当许多人都“表”了“态”而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的时候，便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厉声厉色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就在不几天之前，梁漱溟忍不住给北大某教授去信，责问他何以一巴掌推翻他自己多年来对儒学精心研究的所见所得？梁先生以为，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尚且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科学研究工作，如他本人和北大某教授那样，则是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

又过了若干天，在1973年12月14日学习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的催促下，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的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他衣冠整洁，神采照人，大皮包装得鼓鼓的。他站起来发言，先从皮包里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取出，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由于梁已是81岁高龄，主持者再次请他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就像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京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讲了一个半天。

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梁漱溟先生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半天，整理全文洋洋数万言。笔者当时是小组记录，现根据第一手材料，择结论性的要点摘登于后，以供今日的读者一开眼界。

梁漱溟在会上首先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指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象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全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今天的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

梁漱溟先生在长篇发言中，还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旁征博引，颇为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典型的奴隶制度的问题。梁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像欧洲古罗马、古希腊那样的典型的奴隶制社会，中国从原始社会以后，一开始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初具封建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国有为数有限的家奴而没有成群而专事生产的奴隶；西周是封建社会，殷商也是封建社会，只是其完善的程度不同而已。梁漱溟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梁漱溟先生从这里把话锋一转，说：

如今批判“克己复礼”一词最时行，殊不知许多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克己”且不说了，单说这“复礼”之“礼”吧。既然中国并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那么这“礼”又怎能是指奴隶主之“礼”呢？至于林彪写“克己复礼”这张条幅，据说还在卧室挂了起来，究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己”和“礼”又何所指？我看除了问他自己，别人难以解释。

梁漱溟先生的上述长篇发言，犹如一闪迅猛异常的惊雷，划破了黑夜茫茫的长空！时值江青一手制造的“批林批孔”政治闹剧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梁漱溟公开发表如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这既是当天即刷出的批判梁漱溟大字报的标题，也是为时一年之久的大小批判会常用的口号。当然，还得老账新账一块算。梁漱溟是长期“负债户”，他的老账是算不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小批判会形式的“文攻”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在梁漱溟自己，是早作了思想准备的。至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多数人呢，彼此心照不宣，这本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不免又是人人在小组会上“表态”，然后推举代表上大会去作批判发言，大家热闹一番。听的，说的，大家都身不由己地在这场闹剧中扮演着角色，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观众。相比之下，当观众在台下一坐，比较安稳，上台演戏，照本宣读满纸违心之言的发言稿，就难得多了。因此在后来的一系列批判会上，有些民主党派的学习组曾发生你推我、我推你，谁都不愿意上台读批梁发言稿的事，最后只得由上边裁决，指定某人为发言人了事。

“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梁漱溟先生不赞同如此批孔的长篇发言，得到的第一步反应是由他所在的政协直属学习组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批判。开始是猛攻，劈头盖脑，最高的调门，最大的帽子，应有尽有。接着是边批边追，要梁漱溟老实交代，全盘托出。本来，“批林批孔”是连在—起的，必然要涉及对待“批林”的态度问题。梁漱溟本不想再张口了，无奈众口追问，不表态过不了关。他想了又想，先露了个头，说：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不过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人之说，讲出来怕与诸位不合拍，会产生新的麻烦，能暂容我不说更妥、更好。

用当时的话说，梁漱溟的这段开场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把话全倒出来是过不了关的。梁漱溟随后终于在众人紧迫之下吐出真言，把想说的话断断续续地公之于众。主要论点为：一是林彪没有路线，批林就是批他不是人，是个鬼！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梁漱溟说：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而大家则颇热衷于批判林彪的路线。这个问题，得从何谓政治路线谈起。我自己分析，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政治主张和纲领。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拿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571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应该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像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是一种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野心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在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的话，不能像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象了。《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一直是与中共领导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祸国殃民的阴谋诡计。我堂堂正正是个人，但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由于上述一系列的言论，对梁漱溟的批判逐步升级。开始时还限于梁漱溟所在的二十余人的政协直属学习组，后来便上升为一二百人参加的联组批判会，以加猛“批林批孔又批梁”的作战威力，时间持续到1974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