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段时光——《新叶》·“朦胧诗”·《崛起的诗群》
作者：董学仁
|
|
|
|
| |
|
|
| |||
|
|
| |||
|
见证一段时光——《新叶》·“朦胧诗”·《崛起的诗群》
作者：董学仁
|
|
| ||
|
| ||||
|
| ||||
|
见证一段时光 ——《新叶》·“朦胧诗”·《崛起的诗群》 1、 现在，几乎没有人说起20多年前的诗歌运动了。 那段时光，因为属于上个世纪就显得遥远，好比上一航班的飞机。但是在心理时间上又显得很近——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就像穿过茫茫无边的冰湖，抖掉寒冷，刚刚走进有温暖壁炉的房间。 所有的回忆都带有回忆者的个人印象，对一段时光的见证，也会带有见证者对事件的过滤、取舍、澄清和判断，于是，见证的文字多一些，真实的历史就多一些。 校园文学刊物《新叶》，是那段时光的见证者之一。
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方国家，一场巨大的混乱之后，1977年开始恢复大学教育，恢复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然后慢慢地恢复人性和人的正常生活。新鲜的思想和情感（荒诞荒唐的年代未完全结束，让正常的东西显得新鲜）在大学生间，在油印和铅印的文学刊物间互相传递，但这种传递很快受到权力阶层的叱责（几千年来的统治套路影响他们，一统天下就要一统人的头脑）。没有被查封的已经九牛一毛，比如辽宁师范学院的那份《新叶》。 1979年夏秋之交，我们考入那所大学的中文系之后见到了《新叶》，16开，56克纸铅印，那油墨有轻轻淡淡的干草味道。从头读起，其思想情感尽在权力阶层的警戒线内（这很自然，辽宁一直以守旧闻名全国）。这份刊物在学院印刷厂印刷，经费由学院宣传部划拨。 1979那年，我们满心欢喜地扑进大学校园，对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就让阅读与写作占据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品质——直到许多年之后，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学的印刷品，我们还有理由坚信，当初的文学写作是提升我们品质最有效的方式，而经过提升品质来提升文学写作，是最正确的方向。 读到大三之前，创办和延续《新叶》的老编辑们毕业了，感慨万千、举杯痛饮和依依惜别之后，以79级为主体的新任编委会接管了这份杂志。刘兴雨任主编，我任副主编，诗歌编辑由林雪担任。
辽宁大连海滨，气候温润，海风清爽。 坐在海边，看潮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最让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诗歌。本应该为民族智慧和人类精神代言的诗歌，在这个国度里沉寂和颓丧得太久，刚刚由一批青年诗人突起的新诗潮，未到峰顶便跌落下去。幸运一点的是舒婷，出版了《双桅船》，一本半传统半现代的个人诗集。一点也不幸运的是北岛，他的组诗《太阳城札记》无处发表，其中连标题才三个字的一章（《生活》：网）却流散出去，在众多报刊上接受长久的批评。 （那一代青年诗人的整体的“错误”，是有人“读不懂”他们的作品，觉得读不懂的地方一定有严重问题。莫须有罪，定然有罪。） 他们已发表的“朦胧诗”收集在一本多人合集里，书名就叫《朦胧诗选》。四位编选者之一是正在辽宁大学读中文系的高岩，当她回大连度那一年的寒暑假时，自然而然的与我们相识，成为我们的朋友。于是，不用太长的时间，《朦胧诗选》中的大多数作者自然成为我们《新叶》的朋友。 《新叶》转变风格，就是这个时候的事。
《新叶》为不定期刊物，创刊之日起大排行。 我们编辑的第五期、第六期，开始拒绝空洞无物的概念化作品，导向有人生体验的悟性文字，散发清新而活泼的文学氛围。 林雪的早期诗歌刊登在每期《新叶》上，那些清新和有悟性的一组组诗歌作品，推进了我们这所大学校园诗创作的发展。 比较来说，我们那一代青年诗人，蒙受过浩劫时代的完整的苦难历程，由于各自的机缘，首民族之先而觉醒，我们写作的动机也因此而产生，我们诗歌的长处与短处也尽在于此。 林雪的年龄与我们相差几岁，仍然是同一代人，但她多了一份对自然的淳朴感受，对生活的细腻感觉，对诗歌的完好追求，应该界于我们和后来（可以从容写诗的）一代青年诗人之间。至于她个性上的宁静与亲和、轻松与单纯、细微与精确、敏感与内省，也更接近一种优越的诗歌写作状态。她的诗歌写作以这样的风格开始，间或有一些开阔，一些深沉。 辽师（在我们毕业后改为辽师大）还有几个品位不俗的写作者，他们在《新叶》上刊登的诗歌，应该属于当时全国大学生诗歌中的优秀作品。只是他们毕业后各奔东西，至今不再写作。不知道他们为诗歌悸动过的灵魂，而今悄然停滞，是否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新叶》第六期有《朦胧诗选》编选者高岩的一首无题诗，描述一种多层次的想象中的现实，诗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十分成熟。这首诗是我们《新叶》刊登的学院之外的青年诗人第一篇作品。 在这一期并不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份很短的下期内容预告：《新叶》第七期将要发表青年诗人徐敬亚的评论文章。 这篇文章以舒婷的写作为样本，进入这一代青年诗人的人性结构与审美世界，发表时改为《她的诗，请你默默读——》。两万多字的文章先在编委会传看了一遍，给我们的感觉，是徐敬亚的评论甚至比他的诗歌更透彻，更完整，更有气势。 青年诗人吕贵品特别为《新叶》写了一首诗，表述他读到这份校园刊物的愉悦、振奋和祝福，登在诗歌和诗歌评论占主要份额的第七期的刊首，看得出来，他希望于《新叶》的，正是他在吉林的大学里想做得热烈和长久的事情。 我们当然想让《新叶》轰轰烈烈搞起来。如果可能，就办得长久一些。
1982年，是我们紧张工作的一年。 第七期《新叶》很快在各省份的青年诗人中间激荡起一片回声。在那个绿色弥漫的夏秋之交，穿绿衣衫的邮差总在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到来，带来朋友们的许多诗稿和许多情义。 顾城：“我们是一代人。我们都相信艺术是严肃、高尚的事业，是心的事业。” 高伐林：“即使真处在偏远的地方，心总是能找到燃烧点、共振度相同的心的，只要想找。” 梁小斌：“《新叶》的诗，显示出少有的纯朴，这是懂得青春意义的、真正的人的声音。” 骆耕野：“有花就有蜂群，有旗帜就有战士。”
两个月后，编辑一期《新叶》诗专号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一期就是第八期，1982年11月出刊。 梁小斌写得很有分量的一组短诗，收在这一期诗专号的前几页，有《青春协奏曲》《家乡的草堆》《日环蚀》《大地沉积着黑色素》等六首。那时可能是他的人和世界相处最融合的年月，也是他写作感觉最顺畅的年月，以后我没有读到他写得更好的作品。 我们选了北岛的《一切》《明天，不》《红帆船》《夜：主题与变奏》《十年之间》，这组短诗集中在一起，显得分外深刻、凝重、悲壮、诡异。即使不懂诗的人也会感觉到，能写出这样诗歌的人，已然不食人间烟火，一定不会被任何的时代奉为上宾。 相比起来，高伐林的组诗《官园沉思》、骆耕野的组诗《舞迷》更接近容易理解的表述方式。虽然也是当时不易读到的好作品，虽然也出自同一代青年的心胸，却因为那些重要的激情急于喷发，来不及酿造成诗歌独有的优秀感觉。 这期诗专号从王家新寄来的作品里，选了《夜曲》《即景》和抒写西北的一组短诗。在他那时的写作里，有很开阔的诗的空间，有很细致的诗的语境、以及融为一体的诗的哲思和感悟。 当时有影响的青年诗人里，我们还选了孙武军、常荣等人的诗。让我们觉得对不起的是常荣，她的诗《森林（外一首）》整版发在封三，位置本来有些偏后，恰好那期诗专号唯一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字错在她的名字。当我们发现“常荣”印成了“常菜”，这期刊物早就寄发到全国各地，散发它们应该散发的影响去了。
顾城寄来一首谢烨的诗，也发在诗专号上。当时，谢烨早已经是顾城的女朋友，她的这首《我终于转过身去》，显然有他的诗的影子，或者说有着同一方面的童话情结。 顾城的来信是自己的笔体，他的两首长诗和其它作品都是谢烨给抄的稿子。除了这两首发表在诗专号的长诗，我在他此前此后的写作里，再没见过长一些的作品。 一个叫《灰鹊》，将近二百行，献给那个与诗题同名的也叫灰鹊的城市青年，据顾城的题记所说，他为了救另一个更强壮的青年，让自己死在车轮下。看得出来，顾城的长诗不是颂写一位英雄，而是抒写一个寓言意义上的美丽的死亡。 一个叫《布林》，三百多行，十个章节。顾城写了一位魔幻现实的人物布林，从他的出生写到死去，而他生存其中的浓郁的荒诞环境，他对这世界的放纵的嬉笑调侃，品起来有顾城多半个自传的味道。 《布林》是顾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写自1981年6月。顾城来信说到《布林》的写作，“----一个中午，我突然醒来，我的梦发生了聚变，到处都是布林，------我好像是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间就挣开了我苦苦所求的所有抒情方式。------写完《布林》后，我好久回避它，它反思、反抒情的光亮太强了，使我害怕，一直到你们发表了《布林》，我才开始正视它------” 顾城的来信还说，北京的一些朋友以前看过他的《布林》，都说它在中国发表得二十一世纪，你们给提前了二十多年。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们的刊物发表后，《布林》仍无缘于其它报刊。以至于到了1993年，37岁的顾城安葬在异国他乡，海外好友赵毅衡等编了一本纪念和安慰的《墓床》，把《布林》当成十多首短诗，还当成在大陆未发表过的海外代表作品。后来有了比砖还厚的《顾城诗全编》，也是不见《布林》的真面目。 许许多多的遗憾，就这样留给了这个世界。
诗专号里更要紧的内容，是《崛起的诗群》，四万四千多字，占了两个多印张。 徐敬亚还为这篇论文拟定了副标题：“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除了开篇和结束的两段文字，论文列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一、新诗现代倾向的兴起及背景；二、新倾向的艺术主张和内容特征；三、一套新的表现手法正在形成；四、新诗发展的必然道路；五、新倾向的发展前景。 编辑这篇《崛起的诗群》时，我们的兴奋丝毫不逊于徐敬亚写作时的激动。我们觉得它的难得之处，至少有三点：首先，作者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青年诗人，却能用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同一代人的作品，而且从足够的宽度和深度开展他的理论建设；其二，他有亲历的感受，有创作的激情，有年轻的勇气，但并不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索；其三，我们的世界，自诞生文明、文化、文艺、文学的那一天起，并不是很多时代都有这样的与之同步（或者领先一步半步）的深入研究。 徐敬亚的这篇稿子，在1982年11月最后定稿。 我们的这期诗专号，在1982年11月印刷邮寄。 在拣排铅字的年月，这种速度够快的了。
《新叶》印量不大，诗专号印了不到1000册。不久就有各地朋友的信件，把我们编委手中多余的几本索取一空。然后又有消息，有条件的人在整本复印这期杂志，没有条件的只好借到一本，再一页页抄录下来。他们来信告诉我们时，把《新叶》说成诗坛沉默时的响雷或诗坛暗灰时的闪亮或诗坛寒夜时的篝火，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在感动我们，鼓励我们。
1983年元旦过后不久，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瑞典，邮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来信的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毛姆奎斯特教授。他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另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悦然。 “我以极大的兴趣与赞赏心情，阅读了《新叶》1982年11月号，尤其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从中获益良多。 “1982年夏访问中国的两个月时间里，我接触了北岛、顾城及他们一代的光彩照人的诗作。同年9月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我花费许多时间把这两位诗人的90首诗歌译成了我的母语瑞典语。诗集第二版将在今年夏天出版------” 给马悦然先生寄去一本《新叶》的，可能是顾城，但他的来信没有提过这件事。 马悦然先生信的正文是用打字机（打印机？）打出的英文，然后是深蓝色墨水的手写签名。我们79级学生没有开英文课，只好跑来跑去找人翻译，回信就要耽误一段时间。马悦然先生是藏汉语系的专家，读到我们的中文信后很快就会回复，因此显得比我们热情得多（实际上也比我们热情得多，有一次我们的信封有学生集邮协会的标记，他就寄来许多瑞典邮票）。 后来，他寄来一册在信中提到的北岛、顾城的合集，国际标准的长16开本，内文是70克以上铜版纸，90首诗都有瑞典文与中文（像是手抄体）的对照，只有书的序言是瑞典文，一点也看不懂。 这本书精美又珍贵。顾城手中只有几本而已，其中的一本，据说他在北京换回许多他喜爱的古钱币。 马悦然先生还在一封信里，为我介绍了国外研究诗歌的一些知名学者，还有他们的联络方式。他的最后一封信由辽师大转到我毕业后去的另一所城市，可惜那时我已不能够再与令人尊敬的马悦然先生和其他外界学者联系了。只是在不久以前，有份国内报刊将国外另一位汉学家的去世误印为马悦然先生，让我在难过之后还是难过。
诗专号发表《崛起的诗群》两三个月，在一个偏远的省份有了回声——《当代文艺思潮》从这篇论文中摘选了一万八千多字，公开发表出来，读到的人多了，引起的波动也就广了。 在此之前，曾有两位学者以赞同当代青年诗人的立场，发表了两篇有影响的评介文章，题目中都有“崛起”的字样（1；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5月的《光明日报》。2；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0年底的《诗刊》）。就有人把徐敬亚的文章列在他们后面，统称为“三个崛起”。 然后就有人在全国报刊上批“三个崛起”，就有批“三个崛起”的人起用社会及政治的力量对待文学、学术的纷争，将“三个崛起”特别是《崛起的诗群》推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中心地带，上纲上线，批得很猛。 （有趣的是，当时北京有位很著名的老诗人，将前面提到的那篇瑞典文序言，找人译成中文送达上层，希望像文革期间批一位世界著名导演那样，把马悦然先生也裹进“三个崛起”一起批判。但那时已是1983年，时代毕竟进步了许多，上层不再做很丢国际面子的傻事。） 开始时，许多报刊只把焦点对准公开发表《崛起的诗群》的《当代文艺思潮》，后来发现了不公开发行的《新叶》早已发表了徐敬亚的全文，于是我们的大学因为一份校园刊物而全国知名。 接下来，《新叶》成了辽宁省仅有的两个精神污染的典型之一。预告在第九期发表的许多著名青年诗人的作品撤了下来，只留下北岛的《太阳城札记》（我们太可爱了，还在想悄悄蒙混过去，为不知何日再来的新诗潮留下一份重要的纪念）。但就在第九期刊物即将印出时，我们得到通知，已经付印的第九期全部撤下，《新叶》杂志停刊。 至此，我们为20多年前那场新诗潮所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还有一件事，附记如下： 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省里一个重要的部门派谢俊华来调查我们。据熟悉情况的人说，他的前任就是文革时被杀的张志新烈士。他是个工作细致和思想成熟的官员，调查时首先听了中文系的于冰（是他的朋友也是《新叶》的顾问）与其他老师对我们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对我们有利），再仔细阅读分析我们的杂志，增加了对我们的理解、同情和保护之心，让我们在那场运动中少受了许多磨难。 时代进步了，应该是这样。 2003年3月18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