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袁庾华的演说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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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袁庾华的演说
作者：wenju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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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袁庾华的演说 有网友发来一个邮件，这才知道《袁庾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谈文革、自由派和毛派》，时间早在今年5月25日，有些迟到了。附带着还有一些赞扬：“老袁在这次讲座中明看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谈自由主义与左派的不同范畴，谈文革的起因与本质、甚至谈文革和欧洲宗教改革的比较，等等，看似比较散乱，但透过这些散乱的内容，我们却能发现老袁一直在围绕一个主题在谈，那就是争取民主是打破当今中国政治格局的唯一的破门之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佩服老袁的高明之处！”便读了下去。既然说明“经主讲者审阅修改并增删”，当算作是文章，简称“袁文”。 老实说，我还从未阅读过此君大作，也不知其为何方神圣。上网搜索了一下，百度百科有极其简略的简介，也即：“著名民间学者，国史研究专家，对新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诸多热点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曾在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开、俄罗斯科学院等众多国内外著名院校做过巡回演讲，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看来老夫确实有点孤陋寡闻了，竟然从未拜读过。也从中悟出点什么：国内30余所大学其实也就是党训班邀请演讲，证明权力需要这位“民间学者”捧场！怎么没有学校请袁腾飞等去演讲？反倒连本职课堂也被剥夺了。犬吠狼嚎，官僚阶级鉴别得非常清楚，鲁迅所谓“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似乎颇符合老袁现在的待遇。 但老袁之来历依旧语焉不详，唯知道大约长我两三岁，90年代初做过河南一家物资单位的头儿，那时能坐“飞机软卧”，当属于官僚阶级体制内人物。沦落成“民间学者”，难免会有些许怨愤，官场积习早已积淀在骨子里，怕也难改的。其余的仍搜索不到，心存如此疑窦继续搜索，偶然点中一篇“袁老师”对大学生的讲话，通篇颂扬“大跃进”，彻底否认饿死人这个历史的真实。身在“重灾区”河南为高官，难道不知道“信阳事件”？一个地区就有百余万饿殍，我插队的固始县石佛公社瓦房大队姜庙生产队，1959年冬天短短三四个月就饿死113口，没饿死的只有93口！不信可以去查证。如果一个人，能迎合权力需要信口雌黄，这等“民间学者”也就卑劣得可以。 现在这篇据说被六十余网站转载的演讲，在下看过去却一点也不值得夸耀，反倒有些惊诧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连“民主”这一招都用上了，只为文革翻案。任何人，当他把人性、每个人的权利撇在一边，侈谈什么“民主”，都属于别有用心的蛊惑！必然的，否定和扭曲真相是不变的招数，无论蒙上哪一种脸谱都离不开这一招的。 袁文称：“李泽厚说，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看成领导人的权力之争是肤浅的，也就无法理解亿万人爆发的热情。”借李之言畅抒己见。如果不健忘，我们当记得，著名的《十六条》是文革的纲领，明文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夺权”是文革的重头戏，高潮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毛亲自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里称：“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之后也不过一个省一个省地“夺权”，老周同中央文革密谋策划，报老毛审阅批一个“照办”，完成一个省的“夺权”，直至“全国山河一片红”。然后开“九大”庆祝文革胜利。谁知宫廷内斗不断，于是又改口说文革没完，直至老毛死掉也还没完。十一大才宣布“完了”，以收拾掉它的始作俑者为闭幕式，颇为滑稽，但没忘记宣布“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只看它变来变去文革就显得极其肤浅，“摸石头过河”是它的程序，夺权是它的主旋律；故弄玄虚将其深奥化，不过是现在某些人自作多情的哼唧而已。1970年12月，斯诺问毛“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曰：“那就早啰。1965年1月”；并进一步诠释道：“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还说：“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现在某些人装出比毛泽东本人还要高雅的样子扭曲历史、颠覆常识，无非讨好现在时权力，顺杆爬罢了。 袁文还“向各位老师同学推荐一位自由派学者的文章《茅于轼错在哪》，作者方绍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个制度研究中心的主任，过去也是天则研究所的。”引述其文有：“红太阳永远不可能落下’，因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民主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是华夷各民族血液里和基因中构成要素，是缺少它自己就什么都不是的本质。”方绍伟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专栏作家，手笔极快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其中不乏有见地的大作，也有不敢苟同的。鉴于未读过此文，搜索看了方文《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然此文纯属“醉驾”状态下呓语。它立论之基便属于凭空妄断，“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概念，被孙中山炒热的说道。方先生显然忘记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聚集着的“沉默的大多数”举世无双。无论左中右，都不过上蹿下跳的“一小撮”，只要没有选票激励，中国人就必定麻木不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图腾”。硬是拉扯“图腾”说事的话，中国人的“图腾”既不是孔夫子，更谈不上毛泽东，唯一能沾边的只有赵公元帅。即便烧香磕头拜如来求观音，也不过祈祷他们保佑引见赵公元帅而已。后来的接班人把大钞小票都印上老毛头像，大概想派他取代赵公元帅，不排斥确实有人认同，“毛家饭店”应该是佼佼者之一。 中国人历来无信仰有崇拜，不似欧美那样信仰上帝，故以《圣经》为正统，立宪之源头也恰在于此。中国是一片“皇道乐土”，崇拜的只有皇权，谁得天下就匍匐在谁脚下，即使“独尊儒术”，那也只是“道统”而已，是官僚阶级用来制约皇权的说道。所谓“正统”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成“正统”，“各领风骚数百年”，很难养成信仰的习惯。冯至先生回忆鲁迅在北大讲课时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现在还是“本朝”，权力需要毛支撑其统治的合法性，所谓“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只是权力者塑造的假象，绝非真实的民众共识。 至少，还在毛活着的最后几年，大陆民间早就不存在什么“红太阳”崇拜了，只是被“无产阶级专政”大棒威慑，不得不逢场作戏。当人们私下里谈及所传达的《571工程纪要》，尽皆眉飞色舞，林彪本来已经猥琐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不少。毛死时本人正在南京至武汉的《东方红》轮船上，就没看见一个人面露悲色，因为那里无需作秀，即使哭死过去也不可能被领导知晓，没任何好处可捞。本舱内几位海军中年干部带头溜号，逃避船家主办的“哀悼仪式”，结果舱内大多数人都跟着溜号。所到武汉、郑州、信阳乃至乡下，人们议论的话题集中在“毛以后”是否会“变一变”。我们大队从干部到老社员，都认为这下子总算熬出头了，以后应该能吃上饱饭了。有两个贫农社员出言太嚣张被大队罚“做义务工”，我问公社公安助理老卞怎么没把他们抓起来？他说这样的情况多了去，“都抓起来谁种田？”官办传媒只夸张所需表象，起码，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堪称民心标识，虽说其主流话语在“清君侧”，自古以来哪一次“清君侧”不是冲着昏君而为的？及至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的是毛时代终结，一个最简单的历史真实就是：没有毛和文革，会有“四人帮”吗？ 郭道晖记述1980年10月那场“四千人评议毛泽东”，党内高干都沸反盈天了，若不是邓小平力挽狂澜，甚至以“留待后人评价”糊弄党内外，恐怕那时老毛就已经“还原成人”了！邓公清醒地意识到，毛之神位是与既得利益之合法性紧密相关的，一旦毛被“还原成人”，官僚阶级失去统治权土崩瓦解很可能就迫在眉睫：“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应了上面所引鲁迅那段话，我们不难知道知道老毛之神位正如他自己预言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邓以后领军人物，一代比一代更平庸，社会不公与日俱增，不得不请还老毛上神坛，让他继续当“共产党的钟馗”，甚至在六十年大庆排出“毛泽东思想方阵”来壮形色。一句话，今日所见之毛氏崇拜是权力支撑的假象，一旦失去这个支撑，它连一天也混不下去。不客气地说一句：皇帝坐朝廷之时还有官僚阶级以道统相制约的，废了皇权便成官僚阶级一家独大，什么制约都没有了，略去袁孙蒋毛邓这些过渡不去细说，今日这种“一党专制”堪称“正果”。 其实，像方绍伟那样去国多年的学究，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民情，仅凭想当然或者官办传媒的宣传就以为毛乃“民主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纯属误判。方文所谓“在网络化时代，中国政府已经无法强迫人们去认同‘毛泽东功大于过’的判断，所以，人们的自愿认同”更是荒唐可笑。中国臣民极其现实，当7000万待遇优厚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饭碗尽皆握于官掌，即便民营企业也得看官府脸色行事之时，所见之“民意”大抵属于趋利避害之选择。今日中共党员已突破8000万，有几个如林彪所云“志壮坚信马列”的？那已经成了仕途之必过之桥，贪腐与暴利之唯一渠道。以谋权图利为本，意识形态为用，亦符合传统文化特色的。前些时天安门旁立起孔子之像，显然就是对所谓“毛图腾”明目张胆地淡化，未几即被权力驱逐，说明只有权力才致力于维护这个“毛图腾”。鲁迅曾评述“孔图腾”道：“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今日中国的民众对于毛圣人同样如此，毛死前不久言及“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少不像方绍伟这等离谱地吹嘘。 即便“毛粉”中，亦不乏没捞到一勺羹而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借题发挥者，真要他们过老毛统治下那种日子，怕是绝对“粉”不下去的。所谓中华文化混到现代就只剩下言不由衷了，当年林彪如此高调捧毛，却弄出来一个《571工程纪要》；看看那些贪官落马之前的反腐报告，我们理应明白一个道理：专制体制已经把我们曾经可爱过的中华文化践踏得不成样子了，毛式专制体制更使其堕落成毫无廉耻的伪善秀场。说什么“文化体制改革”，纯属舍本逐末之谈，不扬弃专制尤其是毛式专制，没有自由这个文化只会继续堕落，直至被“开除球籍”！ 袁文除了拿方绍伟文章说事之外，还拿“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来说事，为文革张目。袁称：“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其专制的程度不更甚于文革的多少多少倍”，若不是彻底无知就一定是信口雌黄。建议读者阅读关于加尔文的书籍，并回顾一下文革中那些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便加上茨威格的谴责，人们也只是捆绑了塞尔维特和卡斯特利奥，遑论还不乏争议。文革中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便有6万余人；至于“红八月”、“内蒙新内人党”、“云南叛徒案”、“道县屠杀”、“广西大屠杀”、“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突出案例，惨遭杀戮者数以十万计！举国遭到伤害及株连者上亿！“多少多少倍”？老袁满以为官家禁止探讨文革就可以恣意扭曲真相，任其胡说八道，就像他否定大跃进导致的几千万饿殍一样。其实只能证明他的人性、良知早已被党性吞噬，不能证明任何别的东西。 宗教改革被罗素评为近代文明兴起的四大原动力之一，其余三者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以及科学的经验研究。简单评议宗教改革的话，它其实是欧洲当年改革思潮在宗教领域的反应，既有不能突破某些历史局限之必然，如加尔文毫不留情的严惩政策、此起彼伏的宗教战争。也有更多突破历史局限的贡献：打破教廷一统、弘扬个人精神、滋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宪政、道德崇尚等等。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逃避宗教迫害逃到北美的新教徒所立《“五月花号”公约》，宣示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它开启了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之先河。 以上帝为唯一偶像，《圣经》为唯一经典，启动的是对既定原则的恪守。这同袁文所谓“文革开始时的中国也必须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上帝’的相对绝对权威”根本没有可比性。且不论老袁所谓“相对绝对”是谁家逻辑，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无原则盛行。上帝是虚拟的偶像，老毛是具体的统治者；《圣经》实际上是前人约定之向善教义，“毛泽东思想”则是言而无信、不择手段之从恶训导。对前者之信仰有助于滋养诚信、关怀、敬业、自立等人性的东西，对后者之崇拜则会堕入“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兽性深渊。老袁抓现象弃本质，彰显的是为邪恶诡辩的一贯伎俩。此伎俩表现在：拿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丑陋（往往夸大甚至编造）来比对眼前的丑陋，彻底忽略同时代人类文明已经获得的进展，玩弄障眼法把眼前的丑陋涂抹成“伟光正”。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有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宗教改革毕竟是在中世纪黑暗里追逐一线光明，而毛朝直至文革，则是在新世纪一片光明中拥抱黑暗。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布20年后，老毛模仿纳粹运动搞起文革运动，其历史的反动性更为恶劣。即使拿民族主义说事，希特勒施暴对象还属“非我族类”，老毛是“内战内行”地专整同胞！ 其实，我们只需要恪守人性底线，追寻人权之崇高，便很容易看穿老袁玩弄的伎俩，根本没必要跟着他的戏法去逐项破解。老袁大肆宣扬所谓文革初期“大民主”，刻意隐去毛刘协力制造的“红八月”对弱势群体的打压乃至屠杀，把文革暴行颠倒成“镇压文革的暴行”，除了彰显其有资格蔑视民命以外，并不能证明其他。老袁竟然在“除了《公安六条》规定的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地、富、反、坏’四种人没有‘四大’权力外”前提下侈谈“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且不论《公安六条》明令剥夺的是21种人的权利，不是老袁谎称的“四种人”；把“大逆罪含义不明”（孟德斯鸠语）的苛政涂抹成“大民主”，亦可知老袁心目中的“民主”是多么蹩脚的货色了。 正如文革是毛氏自登基以后一系列“运动”的必然发展一样，今日连老袁也在谴责的“权贵集团”同样是坚持“一党专制”的必然结果。谁都不能设想，一个拒绝任何监督、嗜权如命的群体，如何能逃避腐败之命运？如今的中国，各种主义、左右之争都是没有多少积极意义的，不如重拾胡适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诚信缺失，试想，就连执政党自己颁布的《宪法》都不肯如实执行，如何指望社会道德不堕落？文革是上一次道德崩溃的大演练，袁庾华在权力纵容下扯起嗓子为文革高唱“还魂曲”，无非不过指望它再来一次。如果这个白日梦居然得以实现，毫无疑问，必是中国再次浴血之时。至于浴火重生还是烧成灰烬，只有天知道！ （2011-12-2）
（由于主讲老师和主持老师同意提问者可以打断主讲内容，录音中讲、问、答所涉内容次序较乱，本稿还是按主题归纳，最后经主讲者审阅修改并增删） 先谈一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歧。自从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欧美乃至全球崛起后，人们在谈论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新保守主义自认为的正宗的古典自由主义；另一种是被他们批判的并要清理出门户的现代自由主义。当前，和左翼一样，中国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在论战、分裂。中国的新左派有广义、狭义之分。所谓狭义“新左派”是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为主要资源，在中国一些最主要学府里有自己学术阵地的左翼学者。广义上的新左派是指区别于“老左”的、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广泛的左翼阵营。中国自由主义和民运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陈子明十年前曾有一篇文章《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他把左派分为“马左”、“毛左”和“新左”。尽管在我们看来不是十分准确，但还是被很多人大致接受了。其中“马左”（马克思主义左派）就是“老左”，应以邓力群为代表，“新左”（狭义）则是以汪晖为代表。而老青两代毛左（毛泽东主义左派）至今还没有公认的代表人物，目前也不可能有。十年来“毛左”已成为中国左翼阵营的主体，一般称为“毛派”，也有称之为广义的“新左派”的。我今天所谈的自由主义就是指现代自由主义,还是叫自由派吧。所指的“新左派”则是广义的，我习惯叫毛派。 我认为，自由派和毛派的分歧主要是对过去（中国现代历史）和未来（各自要争取的中国前途）。 在对待历史的争论上，自由派取攻势。从文革、四清、大跃进、反右、合作化、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抗美援朝战争、土改、镇反，一路颠覆下去，直到解放前的国共两党之争，一部中国现代史需要彻底颠倒过来看。而毛派则是在捍卫中国现代革命史。 在对待未来上，毛派取攻势，他们不会认同“全球化”的自由之路，也要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他们是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另一条道路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自由派则是在捍卫他们的“普世价值”观。 两派在历史问题的争议中最热的话题是所谓“饿死几千万人”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未来，两派争议的的焦点集中在毛泽东这个人物身上。我上次来广外，本来主讲的是几代人的所谓“代沟”问题，却在“几千万人”的问题上，两派吵得一塌糊涂。今天我想就文革问题谈一点不同看法，欢迎争论。 李泽厚说，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看成领导人的权力之争是肤浅的，也就无法理解亿万人爆发的热情。那么，文革开始时的造反激情从何而来？我认为，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社会不民主和官僚等级化的强烈压抑。 一些学者一再有意宣传共产党在解放前如何运用民主做武器，和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作斗争。这是事实，如果当时毛主席共产党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而拒绝使用这个武器，那么就不会有反蒋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被毛主席列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首。也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民主成分，即广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是从根本上好于民国时代。但是国家机器压迫大多数人的本质是任何力量执政都难以改变的（马克思要求砸烂），从旧社会接受过来的几百万公务员潜移默化的官僚传统，和取得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不可能很快改变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批共产党干部结合在一起，仅仅十几年就形成了一个被毛主席称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1957年共产党整风的夭折和反右的扩大化，更强化了其后社会的反民主和等级森严化。在文革爆发前的中国社会里，群众反对一个党员就被整成反党，反对一个领导、哪怕是最基层的班组长、生产队长，甚至大学里的一个政治辅导员，就被整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社会的等级化越来越明显，特权意识越来越顽固。这就是当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领导干部要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也是毛主席从1958年到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矛头所指和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对象。有趣的是,靠造反起家的共产党执政后却最忌讳“造反”这个词。文革开始时，毛主席过去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被学生重新翻了出来，一些城市第一次出现“造反有理”的大标语立即被公安局戒严。其实，群众开始造反时无非是用《毛主席语录》和领导讲理：你说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啊！是毛主席代表党代表党的领导还是你？！这就有些相似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信徒”和“上帝”应该是直通的，从而打倒了各级“主教”这些中介者的压迫和剥削。“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时代替了“党领导一切”，衡量的标准是个人的认识。文革开始时的中国也必须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上帝”的相对绝对权威，否则你就得接受从省市委到公社、工厂的党委书记，一直到班组长、生产队长和辅导员等千千万万个“上帝”代表的压迫，你别无选择。当群众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尤其是自我组织起来后，一个森严的等级结构轰然倒塌。当时除了《公安六条》规定的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地、富、反、坏”四种人没有“四大’权力外，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可以贴对任何当权派的大字报。不用审批，不用书号你可以任意出版任何报刊、书籍、传单；不用登记，你可以成立任何地区性的和单位里的任何社团、组织；不用申报，你可以在社会的任何地方示威游行，请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大民主？！当然，文革中的专制也同样广泛、甚至严重的存在，我因政治问题几次坐牢不就是个例。不过，它主要是官僚阶级镇压文革的手段，不能因为有专制现象就否定其大民主。看一看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及其他史料，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其专制的程度不更甚于文革的多少多少倍，就是马丁?路德掌握权力后不同样专制？！但是人们不照样承认“欧洲人新型的个性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政治自由、良心自由、人和公民的权利也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向世界宣告的（布尔加科夫）”。文革中的暴力也大多数是党内军内的当权派（包括高干子女的组织）镇压文革的暴行。即使整个文革的暴力代价，相对来说也并不比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代价大，甚至也小于今天“和谐”社会中不声不响的各种各样的“非正常死亡”—（文革中死一个人会喊遍全国）。说到底，文革的造反首先就是为了争民主。1966年冬，全社会起来造反后造反派的夺权对象首先是报纸和公安部门（连看守所的权也要夺），不就是为了话语权和人身权么? !不就是民主和人权么？！ 文革中，一位来中国的美国人说，在美国你可以随意骂总统，可以向他投臭鸡蛋西红柿。在你们中国你们可这样对待毛主席吗？！中国人回答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工厂、单位、村庄，所有工人农民可以对任何当权派贴大字报批判他，后者却没有开除前者的权力。在美国，工人职员可以贴老板、经理的大字报批判他吗？！究竟是绝大多数人日常利益冲突中的民主、尊严重要，还是经常离你“十万八千里”的总统重要？！网上一些年轻人说，现在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指责中国的民主、人权的状况，可是翻一下文革中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却只有中国在全世界到处干涉别国的人权民主，比今天的美国还牛！例如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的声明一发表，全国成百上千万人上街游行，并推动全球的抗议浪潮。不客气地说，文革中的中国是在向全世界推销它的大民主。我这样说，并不是一笔抹煞西方的民主，那至少是对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及其成果的不尊重。我也不认为，文革时的大民主状况如何完美，它只是代价极大的大“演习”。只是今天太多人太美化了西方的民主，太妖魔化了文革，我要唱唱反调。 如果说，有关文革的争论至少要持续好几百年以上（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至今仍在争论），那么有关毛泽东的争论则恐怕要持续几千年。这里，我向各位老师同学推荐一位自由派学者的文章《茅于轼错在哪》，作者方绍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一个制度研究中心的主任，过去也是天则研究所的。作者的立场和对对毛泽东的所谓“罪过”的认可上和茅老板是一致的。他首先批评茅，你既然不承认毛泽东是神，那么还用你去还原成人吗？！作者说：“红太阳永远不可能落下’，因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民主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是华夷各民族血液里和基因中构成要素，是缺少它自己就什么都不是的本质。”作者说：“自由派认为，只要官方不阻挡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能把更多事实摆出来，也能说服更多人。大错特错，官方不阻挡，反对他们的人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自由派发动的这场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他们甚至连一个小战役都不可能获胜”。此文是一副清醒剂。一些人认为，打倒了毛泽东就打倒了共产党，逻辑上是对的，实践上却是错的。即使打倒了共产党也打倒不了毛泽东！任何政党组织都有从萌芽、发展到变质、衰亡的过程。但是一些信仰、主义却是不朽的，几大宗教是如此，马列毛主义更会是如此。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勃兰特评价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影响说的这段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持那些太简单逻辑的人为了集中打击毛泽东，对党史上几乎所有和毛主席观点、政策不同的党的领导人都评功摆好。但是共产党任何时期的执政集团在这一点上还是清醒的：共产党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就是继承毛主席领导革命取得的政权，如彻底否定毛泽东，就会随时把自己送上被审判台。用老百姓一句土话说，你是“坑死猫上树”。只要不失去这个前提，官僚集团比他们更需要非毛化，因为毛泽东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革命造反，他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对官僚集团最大的威胁。所以社会上越批毛，就越有利于掩饰、冲淡今天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巩固现有利益格局和秩序。这样，辛子陵等反毛急先锋被称为（也自称）“救党派”就容易理解了。刚才老师说，自由派不要一直反毛啦，我认为是明智的。三十多年的反毛史也应该有一个反思，是不是一个死胡同，我甚至怀疑这是权贵集团设置的一个陷阱，引导一部分人去反毛，就必然和毛派及其广大群众对立并纠缠在历史问题中；同时又引导另一部分人去批“普世价值”，也必然和自由派及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立并纠缠在未来的问题上。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罪过”说的越重，就会对今天的社会问题看得越轻。对未来的担心越多，对今天的关注就越少。一些人故意渲染自由派上台就会使左派千百万人头落地，另一些人也故意渲染毛派上台就会血流成河，他们故意制造这些恐怖，就是转移当今社会对权贵集团的不满，就是为了稳定现有社会的利益格局和秩序。 作为理念或意识形态，甚至阶级属性，以及对未来前途的争取上，自由派和毛派的一些重要分歧或许永远都不会统一，他们都应该正常存在，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必须要正视的。那么这两大思想流派、尤其是今天有没有一些共识呢，我认为在对待现实的社会问题上，两派有着极为重要的共识。 首先，自由派批判的权贵资产阶级和毛派批判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共同的对象。这个对象既压迫了毛派也压迫了自由派，压迫了除官僚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势力以外的一切社会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这应该是两派的共识。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符合阶级斗争观点的。这个对象对外主动投靠美国霸权主义和跨国资本，同时也是肢解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因素。用一位红色企业家的话说，它还是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经济、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 。 其次，两派还应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民主，尽管双方对民主的理解和具体要求有所不同，无论是资产阶级程序民主、大众民主，还是无产阶级大民主，首先是要民主。没有民主这个东西，包括我们这里所谈的左右派都是一种奢侈。有一种误解，认为毛派不要民主。要，就是需求，那么毛派有没有民主的需求呢？全国成千上万家报刊没有一家是毛派观点、立场的，几千所高校、党校，能让毛派观点登上讲坛的凤毛麟角，影响微乎其微。仅仅靠几个又小又受很大限制的网站（它们对十三亿人口的直接影响恐怕只有千分之几）就满足了毛派对民主的需求了？那比阿Q还可怜，也是天大的笑话。比较起来，应该是毛派极其广大群众更渴求民主。在所谓“民主国家”中，也是左派更强调民主，在那些争取民主的社会中，民主更是左派的旗帜。应当承认，中国大多数自由派也是要民主的，又如何看待他们的左右角色呢？ 毛主席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左中右在任何人群中都有，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其左右位置会有所变化。近十年前，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演讲中说：“中国没有右派，因为政府是右的”。他前面指的是以批判主流为天职的知识分子，后者指的是政府的政策。“让少数人先富”恐怕是右的不能再右的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被公认为是相当右的政策，连自称右派政府的小布什在其就职演说中也假惺惺地只谈公正，绝不敢提效率优先。那么批评右的政策和主流意识。就应该是左的声音，只是左的阶级性和具体要求不同。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批判权贵资产阶级和要求民主上，自由派的主体也因该是左派，用阶级划分的话是否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可能不准确，请大家批评。 现今中国有一亿三千万人受过各种高等教育，其大多数是在1976年后的贬毛非毛妖魔化毛的高校环境中主要接受的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另外的那一部分也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很大影响。所以毛派在批判自由主义理念时如果也把这个群体置于对立甚至敌对的角色，那将是最大的失策！对毛派来说，它倒应该是当前特别要重视的统一战线问题。一些人把民族矛盾宣传为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搞联蒋统一战线。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话，那就要搞反蒋统一战线。不解决统一战线和民主问题，毛派就只能在自已很小的圈子没出息的自慰，放点空炮。自由派如果不从反毛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不放下身架去和民众结合，同样是放放空炮、一事无成。统一战线和民主问题是两派当前的共同需求,毋庸讳言，两派将来在争取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一定会是对手，但是不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谁都不会有未来！ 201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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