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国考(四篇)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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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国考(四篇)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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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中需要的不是“教师”而是“助学”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课堂。穿白衬衣的是教室中的“助学”。 2009年12月2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雷祯孝先生的《从“教育”到“办学”的转变》一文，建议不再用“教育”这个词称呼办学这个行业。雷先生考证，近代的“教育”概念主要是一个外来语，将英文的education翻译为“教育”是一种误译。雷先生指出，在“教育”里，学生只是宾语，只是师长和家长的“教育”对象。在“教育”面前，学生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学生是被决定的、被规定的。 我完全赞成雷先生的看法。今天，为了回答“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为了挽救学校的“传道”功能，必须坚定地推进学习领域的改革。（谢小庆，2007a，2007b）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观念转变。在观念转变方面，迫切需要真正树立“学生主体”的学习观念，必须在学校中真正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 建设现代学校，需要完成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第二个转变是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自主”。（谢小庆，2010）在第一个转变方面，20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已经有许多人认识到“能力发展”比“知识记忆”更重要。在第二个转变方面，进步有限，在学校中，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尚任重道远。 工业化是一个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来追求效率的时代，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学校也成为批量化生产劳动力的“人才工厂”。近代的学校大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效率，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教育中人的个性的丧失。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强盗叫作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住在埃莱夫西斯附近。他设有一张铁床，强迫被捉到的人躺在床上，把身材矮小的拉长，把身材高大的截短，使他们的身体与铁床的长短相等。现代的学校恰象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铁床：不管人的个别差异，将快的拉慢，将慢的拉快。“小学数学”所规定的6年的教学内容，有的孩子可能仅仅用3年就可以学完，但他必须跟着全体“齐步走”。为了建设现代学校，必须打破这张“普洛克路斯忒斯铁床”，必须使学生在学校中实现自主学习。 今天，在许多学校中，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每个学生的个性尚未受到足够尊重。多数学校中，教师还是学习过程的主导者，学习过程还主要是一个学生被动地“要我学”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学生主动地“我要学”的过程。学校中仍然大量采用全班、全校、全省、甚至全国的统一教材。学校中仍然由教师、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甚至是教育部领导来为学生选择教材，而不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已有水平和兴趣，在教师精心挑选和推荐的书目中自己选择教材。（谢小庆，2009）今天，“厌学”仍然是困扰教师和家长的大问题。 根据现代学习理论，学生不是一只通过训练而就可以获得某种能力的“巴甫洛夫的狗”或“斯金纳的鸽子”，而是一个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情感的人。孩子们拥有不同的性别、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以及智力和心理发展水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绝不是一本统一教科书可以满足的，绝不是“标准套餐”可以满足的。不同的孩子，需要有不同的学习路径和学习进程，需要通过读不同的书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笔者认为，在现代学校中并不需要“教师”，仅仅需要一些“助学”。为了尽快实现学习过程从“教师主导”向“学生自主”的转变，我们不仅有必要将“教育部”、“教育局”、“教育委员会”改名为“学习发展部”、“学习发展局”、“学习发展委员会”，也需要将学校中的“教师”改称为“助学”。 在学校中，“助学”将扮演与以往的“教师”非常不同的角色。“助学”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育”，而是“帮助”，“支持”。“助学”不再是“训练学生”，而是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侯，向学生提供帮助。“助学”不再是在前面带着学生们跑，而是在旁边陪着学生们跑，在后面推着学生们跑。“助学”不再是把学生视为“口袋”向里面装“知识”，而是把学生视为独一无二的、有个性的人而帮助他获得发展。“助学”不再是把学生视为可以向其拷贝数据的“硬盘”，而是把学生视为一个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搜索引擎。“助学”所关注的不是让学生记住特定的学科知识，而是要帮助学生保持探索世界的兴趣和学会探索世界的方法。“助学”所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学生训练成能把“台词”背得很多很好的演员，而是如何帮助学生们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何帮助学生们在人生的舞台上成为编剧。“助学”懂得，能力只能在学生自己试错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能力并不是训练的结果。 同时，“助学”需要为学生精心准备多种多样的学习材料。例如，语文学习方面的“助学”需要为学生准备包括对话、短文、报告、新闻、日记、短信、游记等不同体裁的阅读材料，这些材料需要涉及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广泛的题材，需要在词汇、语言点、文化知识、长度、难度等方面都符合特定学习阶段的学生的语言水平，需要符合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的要求。当学生在语音、语法、逻辑、理解等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助学”可以向学生提供帮助现代学习心理研究揭示，“要你学”的灌输，往往是事倍功半；“我要学”的追寻，却往往是事半功倍。以“助学”取代“教师”，在学校中真正实现“学生中心”，不仅可以是实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小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帮助学生从小形成“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观念。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这种自主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儿童需要从小懂得，不能靠家长为自己负责，不能靠老师为自己负责，不能靠社会为自己负责，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的前途，只能由自己来决定。帮助学生形成这种自我负责的意识，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一个学生一旦形成了这种自我负责的意识，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种财富。 在重新实现个性化的教育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在美国长期生活和伴随两个女儿长大的经历。他写到：“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陈志武） 我曾听到过许多像陈志武这样的华人父母们感叹美国的教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与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相比，美国儿童的阅读量要大许多。 可喜的是，在中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勇于率先“吃螃蟹”的学习改革先行者。2011年6月2日、3日两天，笔者参观了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农村乡镇中学。两天时间中，笔者听了不同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手工和音乐课，观摩了全体教师的教学讲评会，听该校崔其升校长介绍了学校在教学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探索，与校领导和教师们进行了座谈交流。笔者欣喜地看到，在杜郎口中学，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包括“自学、展示、反馈”三个主要环节，课堂上，绝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在“展示”而不是教师在讲授。课堂上，教师仅对学生的“展示”提供“反馈”，对学生的“展示”进行点评。显然，教师在这里所扮演的是“助学”的角色。作为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近30年的教师，笔者对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看到应试教育对儿童的摧残，看到应试教育正在消蚀着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正在葬送着我们民族的未来，笔者常常感到痛心疾首。在杜郎口中学，在这些的普通农村学生们身上，在这些勤奋而朴实的“助学”们身上，笔者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为之一振。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大大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且可以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我们有理由设想，那些被“教师”所“训练”出来的人，无法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抗衡那些在“助学“的支持下通过自主学习成长起来的人。 以“助学”取代“教师”，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变化，而是一种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教育观念转变。只有实现这种观念转变，才可能实现中国亿万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才可能实现中华文明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巨大喷薄。 参考文献： 陈志武（2008）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南都周刊，2008，总253期 雷祯孝（2009）从“教育”到“办学”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12月22日第5版 谢小庆（2007a）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中国教师，2007年第4期，13-14页 谢小庆（2007b）再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中国教师，2007年第10期，18-19页 谢小庆（2009）条件具备的学校可以考虑取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领导者，总28期 谢小庆（2010）语言教学思想的两次转变，语文世界，2010年第4期，38-39页
按：这是刊于2011年11月22日出版的《法治周末》（《法制日报社》主办）的记者对作者的采访。 被垄断“劣化”的考试，既无公平，又无效率。 “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谈到目前中国的各色考试时，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谢小庆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他介绍，除了公务员考试，世界各国政府都不介入考试，考试应该主要是服务性功能，而不是管理型功能。“现在我国政府对待考试是服务功能弱化，管理功能强化，这个现象不正常。”80%以上考试是“垃圾”2010年春晚，朱军和董卿所主持的背《百家姓》的节目，节目中，小女孩不仅背出了内容，还背出了每个姓氏的位置。 谢小庆认为，这个节目把教育中的荒谬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现在有80%以上都是这样的垃圾考试。”谢小庆说。 谢小庆认为，在考试领域，政府存在太多“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需要政府进行管理的事情，政府却没有尽到职责。本来不需要行政干预的事情，政府又干预太多。 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谢小庆认为，学校以什么样的方式招生，需要怎样的考试，本来应该是学校“能够自主决定的”，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是“能够自律管理的”，也是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并不需要行政许可。 然而，在教育领域，我国还有许多不合理的“政府许可”。“中国大部分考试都是违法的。”谢小庆说。 政府该管的是考试质量考试是一个衡量人的能力的“天平”或“体温计”。这个体温计的质量如何？这个考试的质量如何？何以见得一个人没有通过某项考试就不能胜任一定的工作或学习任务？理由是什么？ 谢小庆认为，这些问题，是政府该管的，但是没有管。政府对关系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考试质量几乎是不闻不问。 不破除垄断，考试将变成寻租工具谢小庆表示，为了引入优化机制，需要政府转变职能，逐步退出“天平”生产领域，扮演好自己“天平质量监督员”的角色。 作为转换政府职能的一个步骤，可以考虑扶持一家或几家基础较好的省级考试院，使他们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形成竞争的关系。 在美国和英国，政府基本不参与试卷的编制和使用。 在美国，考试的编制和实施由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美国大学考试中心(ACT)、一般教育发展考试中心(GED)等民间机构承担；在英国，考试的编制和实施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UCLES)、伦敦城市行业协会(C&G)、皇家工艺协会(RSA)、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伦敦工商协会考试局(LCCIEB)等民间机构承担。 美国不论是大学入学考试、全国高中毕业生文凭考试，还是各州或学区的统一考试，大多委托专业化的考试机构来编制试题。这些专业考试机构，都需要接受市场检验，凭借考试的质量立足。 “以这次的汉语能力测试为例，如果有学校招生注重汉语能力的水平，那么这个考试可以提供服务，如果有几个类似的汉语考试，学校可以看哪个质量更好，然后从中选择，这样质量好的考试就会留下来，不好的就会淘汰。”谢小庆说。 对于人社部和教育部两家组织的关于汉语的考试，虽然在试卷内容、形式以及面向人群上有些差别，但是否会有资源浪费重复利用的嫌疑？ 谢小庆认为，引进竞争是可以的，这样就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质量好的考试就会留下来，但问题是这个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交给民间去做。 “政府应该起到监督的作用，政府在考试中应该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他说。 他表示，垄断造成劣化，这个问题不解决，考试将会变成寻租的工具。
按：2011年第11期《决策》杂志刊登了《国考进化论》一文。这里是节录。 11月27日，通过资格审查的133万报名者中，97万人参加了2012年度的“国考”。 2012年，国考已经18岁，即将迎来自己的“成人礼”。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成人礼”？曾经，它被称赞为“玻璃房子里的竞争”，被各方寄予厚望；当下，纠结，却是许多人提及它时心中跳出的第一感受——没人会否认国考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作用与意义，也没人面对汹涌的“国考热”不迟疑三分。 无论是否被妖魔化，国考的确是最容易被随手拿来当做指摘时政的靶子。但如果将国考还原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呢？ 从最初“把好进门口”到公平性与科学性结合，从6门考试科目到2门，从偏向应届毕业生到侧重基层工作经历……18年，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国考从未停止过调整自己的步伐，从未停止过科学化的进程。这既是其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环境推动所致。 也许正因如此，才引来每年百余万人趋之若鹜，才会有“做炮灰，也要给时代留点余温”的感叹。 国考不完美。没有一项制度或方式是完美的。重要的是这项制度、方式是公正的、进化的，而不是偏颇的、僵化的。 “国考热”终将过去，但在“国考热”压力下逐渐进化的国考终将进一步畅通、完善社会精英进入党政机关的渠道。 “90年代，到美国去，到法加去，到一切不说中国话的地方去；2000年代，到国企去，到外企去，到年薪百万的地方去；2010年代，到党政机关去，到公务员队伍中去，到一辈子不愁失业的地方去。”这是最近网络热传的一个段子。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了一个例子，现在的大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顾骏说。 这个例子看似与“国考热”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生动地说明了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最公平的制度性渠道，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梗塞。社会学家大声疾呼，要警惕社会板结。 教育可以实现人生突围，从相信到不相信；奋斗可以实现阶层流动，从相信到不相信，这些变化，发生得那么突然。 职场的“拼爹游戏”，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社会阶层的日趋固化，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今天似乎更困难了。 因此，就不难理解，继高考之后，国考成为人们寄望改变人生际遇的又一根“魔术棒”。 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谢小庆在接受《决策》采访时算了一笔账。2012国考，1.8万个职位按照5:1面试比率，意味着只有9万人能从笔试突围成功。也就是说，仅笔试一个环节，就承担着高于90%的淘汰率。 因此，尽管133万考生，每个人都机会平等手握一个“魔术棒”，但是真正能够点化成功的，少之又少。“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并没有阻碍考生们走进2012国考这个“盗梦空间”。对很多考生来说，在虚幻的、真实的梦境中切换，远比连梦都不敢做的人幸福很多。 考霸、钉子户、“比基尼”考生、裸考，“考碗族”往往被如此细分。考霸和钉子户，是志在必得的一群；后两种则是重在参与，未作太多准备的群体。 现供职于广州海关的江彦，1993年从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一家期刊社工作整整十年。2003年，他第一次参加国考，当时考前培训还未成气候，他只练习了几套真题就“赤膊上阵”。幸运的是，当年就成功考取海关职位。 在谢小庆教授看来，国考是一种能力测试，要的是考以致用，“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国考考查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东西，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而不应该受到短期强化突击影响，更不应该受到辅导机构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谢小庆指出，目前国考有两大尴尬，一是笔试承担不了择优功能，二是命题方与辅导方的博弈，已让国考的效度大大下降。 今天，像江彦那样，裸考成功的情况几乎不可复制。那一年，报考人数是8.7万，此后，从10万、50万到100万，仅仅用了6年时间。2012年，1.8万个职位、133万考生，国考惨烈的程度可想而知。 一位考生自称“亚历山大”(压力比山大)，尽管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国考，自己扭转不了“炮灰”宿命，但他还是愿意放手去搏。 “国考毕竟是玻璃房子里的竞争，有这样的机会，没有理由不去争取。”这位“亚历山大”说。
日前，一位即将参加公务员考试面试的网友希望我就面试给他一些建议。我的回复是： 面试前，可以把“塞翁失马”的故事读三遍，尽量把考试的结果看淡。在面试中，要尽量展现真实的自己，不论是对问题的观点，还是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都不要去考虑迎合考官。要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要以坦率的方式进行表达。 要知道，几乎每个人的直觉都是惊人的。不要低估考官的直觉，企图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或弱点，只会欲盖弥彰，不如坦然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包括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面对考官，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如果我们失之交臂，应感到遗憾的是你们，而不是我。这种心态，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也绝非凭借“备考”和“辅导”可以形成。这种心态的形成，是长期修练和积累的结果。一旦内心深处真正形成了这样的心态，就离成功不远了。 后来，这位考生给我留言说：“谢谢您谢老师！谢谢您的建议！面试结果出来了，我取得了第一！考前，我就把“塞翁失马”这几个字，写在面试须知，默念，调整自己心态，效果还不错。这次成功真的要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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