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作者：谢承年

来源：《炎黄春秋》２０１０年１１期

湖南零陵地区（１９９５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１９６７年７～９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４５１９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１０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９３２３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未成年人８６２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县区乡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简称“处遗小组”），书记亲自抓，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共抽调１３８０多名工作人员，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历时两年半时间，对全区“文革”杀人事件进行了逐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遗留问题作了严肃认真处理（简称“处遗”工作）。我作为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想把时隔２０多年且如今档案中难以寻找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可惜我当时保存的一大捆资料，包括一些珍贵资料，被人当做废纸卖掉了，这里凭自己的记忆，对当时的情况作个简要的记叙。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惨剧

调查表明，零陵地区杀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

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传。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随时随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１９６７年８月上中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４人。此后，全县到处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地富当骨干”，加之在这段时间，有四个区搞出７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更加紧张。８月１７日，清塘区造反派头头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部署杀人，说：“阶级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会后，开始成批杀人。在清塘区的影响下，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调查证实，前面所谓“‘四类分子’先杀党，后杀干”之类的话，只是传闻，并无证据。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盛行，无宪法和法律可言。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连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柑子园公社公然挂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因有人指出“最高”二字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后来才把“最高”改为“高级”。工作组同志询问一个当时杀人凶手为什么杀人，这个凶手竟然说：“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弟就是在“文革”杀人时被杀的。江华同志１９８２年回家乡零陵地区视察工作时，针对“文革”杀人事件说：“这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从杀人动机和出发点看，全区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婶娘（地主分子）抓来杀掉。有人问她：你是你婶娘一手抚养长大的，你怎么杀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据该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个女青年凶狠残忍的表现远近闻名，年纪三十好几还没有嫁出去。零陵县马路街公社有个大队治保主任，他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主张斩草除根，把“四类分子”和子女统统杀掉，说：“把‘地富反坏’全部杀掉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四是派性斗争引发所致。当时，“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与“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革联”）这两大派组织斗争激烈。“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据守二中，用武力控制县城。“红联”称“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并从县委机关大院退居到农村。随后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两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进而宣扬“武装部枪支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阶级敌人活动猖狂，贫下中农要吃亏了”，“要采取措施，先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处理几个”，由此引发杀人事件。

五是领导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在杀人事件中，有怀疑的，有犹豫的，有抵制的，也有顶着“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的骂名挺身出来保护的。道县有个村支部书记，把本村５０多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锁在村祠堂里，安排人员站岗送水，把他们保护起来没有遭到杀害，这些人非常感动，称呼村支书为“再生父母”。但是从调查情况看，这种现象不多见，总体上是领导干部未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全区杀人面之广、被杀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就是明证。道县在驻湘支左部队４７军明令禁止杀人前，主要领导没有讲过制止杀人的话，没有采取制止杀人的措施。当一些干部汇报杀人情况，请求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时，他们是这样说的：“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军分区领导和４７军代表来了，把枪收缴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枪也被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有什么办法，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个县有个大队的民兵把本村２４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关押起来，杀与不杀犹豫不决，民兵营长请示公社主要领导，回答是“分子与子女要区别对待”，结果把“分子”杀了。

江华县“抓促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主持召开县“抓促小组”成员会议，针对本县出现的杀人事件，讨论制定了“五条意见”，内容有：对解放１７年来一直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而不能压制、指责和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主持会议的领导将会议通过的“五点意见”，以《特急电报》向零陵军分区党委汇报，请求指示，但后来未见答复。

８月２１日，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与６９５２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他先后三次讲话，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人。他们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４７军。８月２６日，４７军以电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关于道县杀人问题的《社情电报》时指出：“我们认为，对‘四类分子’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４７军的《电报》在各县传达以后，不少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从各县杀人情况看，杀人时间集中在当年９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４７军开始发出的电报，没有起到有效制止杀人的作用。８月２９日，４７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９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１０月底陆续结束。零陵县零星杀人持续到第二年７月。东安县于１９６８年７～９月，采取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共被杀和被迫自杀４２２人。

二、杀人事件的善后工作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６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来零陵视察工作，当地委书记邓有志汇报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时，胡耀邦同志说：“１９６７年７、８、９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１３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书记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１９７９年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５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被害人遗属上访越来越多，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委认为，“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牵涉人多，情况复杂，而且岁月已久，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总目标，必须做到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按照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处遗领导小组”以及道县有关领导的要求，我执笔起草了《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经省委批复，形成省委［１９８５］１２号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发生杀人问题，省委批转这个《意见》，要求各地市贯彻执行。根据省委１２号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安置遗属。首先，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给遗属“平反通知书”，从政治上为“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平反。其次，经济上给予补偿。以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发给遗属抚恤金；被查抄的财物，坚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据中央办公厅［１９８４］２４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发给安家费，按规定划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无房住的补给建房费，所劳动工分未参加分配的按当时分配额补偿；因杀人遗留的孤老孤残人员，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费。道县四马桥乡有个遗属，“文革”杀人时被鸟枪打伤，身上中了八颗铁砂弹，一直留在体内，平常隐隐作痛，工作组发给他１０００元去医院做手术，使他解除了长达１８年的痛苦。通过平反和安置工作，使遗属精神上得到抚慰，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第二，处理责任人。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按《刑法》有关规定，属故意杀人，应判重刑。对于这一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如果处理过多过严，势必产生不安全因素；如果处理太少太轻，一方面遗属反映强烈，另一方面与当时全党整党关于对在“文革”中动手打人的党员给予必要的处分的规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打了人，给处分，杀了人，可以不给处分，这同样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此，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具体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挟私报复，谋财害命，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强奸轮奸杀人的；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杀人的，追究刑事责任。凡追究刑事责任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批准和亲自动手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奉命充当凶手，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的，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予处分，对其中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从犯、共同杀人不是主犯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他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

按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２０１人，其中判无期徒刑１２人，判２０年徒刑２１人（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９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１３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２６００多人，其中开除党籍１１６０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３４０多人，撤销职务４２０多人。从处理的情况看，至今没有发现错案，证明这次处理符合省委１２号文件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零陵地区“文革”杀人期间，地、县两级首先是地方部队后来是支左部队主持工作的，应该说他们对杀人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当事人已调离零陵地区，我们把有关材料抄报所在部队处理，记得１９８５年底广州军区整党办公室两位军人来零陵，在军分区有关同志陪同下，听取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和意见，以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

第三，愈合伤痕。在“处遗”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愈合伤痕。当时，一些群众和责任人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说“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么做是‘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个别的甚至说悔不该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而一些遗属要求开追悼会，给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垒坟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认为，能否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事关“处遗”工作的成败。为此，我们花大气力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学法。一方面举办责任人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使他们懂得，“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和法律所不容许的，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组织遗属学法，引导他们看清楚，“文革”杀人是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冤冤相报，把怨恨传给下一代。

二是坚持疏导方针，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责任人，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主动认罪认错，取得遗属和群众的谅解，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遗属，首先对“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四人帮”身上，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和衷共济搞四化。我们还召开遗属和责任人一起参加的大会，双方代表典型发言，谈认识，挖根源，表态度，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三是实行“三包”责任制，即由村组干部包人、包做思想教育工作，包帮助他们开辟劳动致富门路，一些重点对象由县区乡领导包干，促使遗属思想情绪稳定下来。通过这些工作，较好地达到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促进团结、和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道县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文革”中父亲被杀，“处遗”工作为他父亲平了反，被查抄的财物得到了补偿，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还帮助他经营一个渔业生产技术项目，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摆酒吃团结饭，还招待放专场电影。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们都是受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把车边村建设好。”这一年，他被村民推选当上了村长。

三、艰辛的信访工作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区“文革”杀人就像撕裂的一道伤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开展“一帮一”和“交朋友”活动，一些遗属的心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不断上书上访。省委１２号文件传达贯彻后，一些遗属对其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意见很大，说“什么粗，什么宽，什么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在这时，道县有个遗属得到一本上海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疯狂的七月》，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往伤口撒盐，他们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奔走相告，互相串联，赴省赴京上访，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１９８５年９月中旬，道县１０２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先去国办信访局，然后去中办信访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接着要进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清晨，“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几天后，我们接省委办公厅通知，到中央办公厅汇报处理遗属上访问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行６人（地委分管副书记、分管副秘书长、地委落实政策办主任、地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我和道县县委分管副书记）被引进中央书记处一个小会议室，中办副主任周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关于做好遗属上访工作的讲话。我们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讲话精神，认真进行了研究，在当时整党工作繁忙、工农业生产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努力做稳定遗属的工作。

１０月上旬，道县８４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聚集在胡耀邦总书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堵塞交通四个多小时，中办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同志刚刚几天前搬家，连他们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们从遗属口中得知，道县有３００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给遗属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遗属上访。我们随即确定几个干部，硬是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道县籍人做遗属的工作。我们苦口婆心把遗属规劝回县后，再次被通知进中南海上次那个会议室，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增加的是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监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要求，我们主要汇报了“处遗”的政策和遗属的要求及处理情况，最后周杰同志从广西“文革”武斗杀人，讲到内蒙古清查“人民革命党”杀人，介绍他们处理的经验，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从首都的安定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处遗”和遗属稳定工作，为明年开始实行国家“七五计划”创造良好环境。

１０月中旬，我们发现一些遗属搞串联，准备再次集体赴京上访，我们在抓紧做稳定工作的同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了这一动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极其重视，连续两次打电话给地委书记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遗属稳定在当地。当晚，唐盛世书记在道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地委副书记和道县县区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接着连夜回到各自岗位，做劝说工作。上午１１时召开碰头会，发现好些人眼睛布满血丝，有的没有吃早餐，有个工作组的干部因长时间精神紧张和工作劳累，昏倒在路上。通过工作，遗属较好地稳定下来。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毛致用在省委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当我们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同志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那个×××，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当汇报公安部《啄木鸟》杂志打算刊登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可能引起遗属思想波动时，会议确定由省长刘正负责，向公安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请他们不要刊发这类文章（《湖南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向我索要资料，打算写一部约３０万字的《道县“文革”杀人传奇》，也因此作罢）。当汇报全区安置遗属的任务很大，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时，当即表示增拨２００万元。

此后，随着进一步的工作，全区特别是道县的遗属逐步稳定下来，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作者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文革·道县大屠杀

作者：湖南人笑而不语

来源：人民网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2886355

【背景】66年北京大兴大屠杀，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68年广西大屠杀并称为“文革三大屠杀案”。其实留下了很多史料，不过一直由于某些原因未能整理成“信史”文献，多在民间流传或由海外学者研究，以至于时至今日，很多懵懂人为其辩护翻案。

【我】就出生在距离道县70公里的潇水河下游，从小听过一些关于这次屠杀的传闻。我有几个发小，家里就是道县的，他们家对于这些事情的记忆更让我震撼。

首先就我知道的，当时的口号是“地富反坏右，全家大小连根拔”，标语写在一面墙上，06年我上大学之前在南部六县写生的时候见过，墨汁写就。再后来09年的时候想去找那面破墙却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发大水淹了，冲走了，还是被人拆了。当然这标语也不排除是50年镇压反革命时期的遗存物，不过那个太久远了。存留下来的概率更低。

还有就是我父亲说过，以前潇水河上没修大坝，他小时候常去河里游泳，文革的时候（其实应该是66年至68年）河里头时不时飘来一堆尸体。直到我生长的年代，绝大部分家长在吓阻自家顽童别去河里游泳时都会说：“你个小打靶鬼再去河里洗澡，小心被那些老冤魂勾了去！”可见，这些都成了潇水河沿岸居民共同的记忆。

文章是转的，里面具体杀人的描述是否准确，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过的传说比这个夸张多了。

另，家里正好有一本1983年版的《零陵地区志》，恰好我还看过。里面记载过此事，但是“处遗”小组（正文中会提到的）是1984年成立的，1986年提交报告之后对屠杀人数做了修改，可能数据上会有出入。

兼听则明。

【以下为转载正文】

这是1967年8月～10月，湖南零陵地区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负责人发动的“发动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中，以“红联”派和农村基层组织掌握的民兵、积极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在全县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又称道县大屠杀，道县非法杀人事件。

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秀华，道县原县委第一书记）反熊（炳恩，原县委书记处书记）”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８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

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８月８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８月９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８月１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两千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就全部处决。

８月１１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８月１３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８月１３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８月１３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在四马桥区“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据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的陈述∶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５５％；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１６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４７％。

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４天内杀了１３人。

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８月３０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１２人坐“土飞机”炸死。

８月２３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２７日，艳旗大队杀７人，２8日，红旗大队杀6人。

８月２９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８月２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２１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其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在杀害她才５６天的小儿子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被害人家中财物进行分财。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８月２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６４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８月２４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４口；就在47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８月２９日，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囗人。李念德一家14口，只剩下他自己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妻子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时，被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随即，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８月２６日，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７天后被人救起，但她一家5口已死于天坑。

１９８５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１００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８月２６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来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妻子吓得逃回娘家，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他解释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对她进行了集体轮奸。还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２０元钱和４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8月27日，解放军6950部队一个连队进驻道县“支左”，做两派组织的团结工作。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８月３０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１２０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５６９人。

８月３０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南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并开枪打死支左部队指导员郭学高。“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9月23日，两派又发生武斗，当场打死若干人，打伤数人，进一步导致城乡混乱。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红联”召开４００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９月１日清晨，47军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９月２３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9月15日、22日，6900部队两次向广州军区和□□、国务院报告，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9月22日，经中央批复，6900部队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向零陵军分区发出电报：“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杀人，对组织杀人头头要严加追查，对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坚决取缔”，发出严禁打砸抢抄杀的通告，并用飞机将电报和通告在道县撒播。

９月２７日，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与此同时，6900部队增派6950部队、6952部队进驻全区各县。直到10月17日，道县非法杀人之风才停止下来。至10月25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据零陵地区“处遗”材料称：以道县为中心的非法杀人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全区11个县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伤残。特别是道县，全县11个区、1个镇、36个公社都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被杀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非法杀人期间，有一批被占用、变卖或损坏，一批生活用具被查抄。一部分因怕被杀而外逃。

这次严重事件，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尤其给遗属造成了极重的伤痕，经济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据零陵地区在“处遗”中查明：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

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总计108中，可基本归纳为10大项∶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９、火烧（含熏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到道县来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谓之格杀勿论。这些被杀的外地人就达七百多人。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是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就在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之时，道县的有良知者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和□□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活来。

前面几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获得平反，但刘香喜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1968～1974年，道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121中挟嫌报复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罪犯判处了有期徒刑。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中共湖南省委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为被害人平了反，经济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1984年6月～1988年底，零陵地委按照□□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和中共湖南省委1985年12号文件(《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的批复》)提出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原则，对“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相应处理。一是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二是由下而上，逐人、队、由公社到县，全面进行清查，彻底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核实情况。三是清理、清退财产，按统一标准逐户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四是对在“文革”中非法杀人犯罪和犯错误的人，在落实材料的基础上，按中共湖南省委1985年12号文件提出的原则和实事求是、宽严适度、处理适当的要求，作出了如下处理：清理、清退财产，安置与抚恤遗属。凡死者，每人按150元标准发给遗属。对罪犯，全区判刑的201人，其中死刑13人，195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资料来源：

零陵地区“处遗”材料；

《零陵地区志》；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林可：《都庞岭下旷世奇冤》

 

 道县大屠杀

作者：周康伟

来源：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永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三皇五帝，舜葬九疑的传说和红军长征过永州的革命历史事件，使永州闻名于世；永州，中国历史的缩影；她是五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永州产生过李达、陶铸、江华这样的中共党史人物，永州是秦光荣的故里。

作为永州人，我想一定要弄清永州道县1967年发生的大屠杀事件，湘江上游漂下来的尸首犹如天灾。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一、都庞岭下

从零陵到道县，要翻越双牌和道县之间的山-----单江岭，属南岭山系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山脉，俗称螺丝岭，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阳明山，但阳明山范围很宽，这单江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山里有个林场，叫打鼓坪。

单江岭，永州南北分界岭，由此分成南六县，其中道县都庞岭下一个荒僻落后的小县，有一条出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改革开放以来道县一直想做这个区域的中心，在拼命争夺势力范围。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被杀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最后派了军管，才平息下来。

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基本归纳为10大项∶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９、火烧（含熏死）。

有的被杀人团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妻子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时，被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二、红色恐怖

文革时期，道县的夺权斗争是在两个人中间进行的。一个是道县县委书记石秀华，一个是县委副书记熊丙恩。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石就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熊丙恩表态支持“红联”，被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道县党政大权的第一把手。熊丙恩打倒了石秀华之后，就在道县的党政机关中来了一个大换血。他自己亲自担任道县文革小组组长，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县贫协会主席这三个职务，其余部门大小头目，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和“红联”的头目担任。于是，熊成了这座山区小县的太上皇，他一跺脚，道县就会地动山摇。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反熊”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随着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和给“湘江风雷”的平反，道县部分群众组织中出现了对熊丙恩二月上台的质疑，有人甚至提出了石秀华的问题。熊丙恩感到焦虑和恐惧，他知道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的宝座就会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零陵地区，衡阳地区好几个二月份成立的新政权，就是这样垮掉了。

于是，他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协”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８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８月８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抢支蛋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抢支蛋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８月９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８月１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

军队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７７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８月１１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８月１３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８月１３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８月１３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

在四马桥区“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从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４天内杀了１３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８月３０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１２人坐“土飞机”炸死。

８月２３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２７日，艳旗大队杀７人，２8日，红旗大队杀6人。

８月２９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１５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８月２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２１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８月３０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三天内共杀５６９人。

９月１日清晨，47军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部队两次向广州军区和□□、国务院报告，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9月22日，经中央批复，6900部队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向零陵军分区发出电报：“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杀人，对组织杀人头头要严加追查，对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坚决取缔”，发出严禁打砸抢抄杀的通告，并用飞机将电报和通告在道县撒播。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至10月25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三、回顾与反思

道县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汇报，控诉熊丙恩等人的罪行。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死亡。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如今，这三百余页材料的八名作者半数已作古。这篇文章是对六千五百名冤魂的悼念，也是对八名作者的淡远安慰。

但也有人认为，对永州道县这样有组织的无辜杀害近万人的大规模集体屠杀，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抓”，也没有单方面地揭露造反派的“文攻武卫”。其揭露的对象，恰恰是党内走资派及其倚为保护的保守派。

就全国而言，文革中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的一般武斗阶段和后期的“全面内战”阶段。第一阶段起于“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迄于1967年4、5月。这一时期有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据此，造反派也有一句口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既表明了造反派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立场，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武斗的最初理解，只是限于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等一类“触及皮肉”的暴力。因为文革中最初的武斗，是在刘邓工作组支持下，一些以“红五类”自居的“八旗子弟”搞起来的。他们一开始就背离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一些有出身和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黑五类”以及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造反派，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阶级敌人”的人施以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之类的暴力“斗争”。1966年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工作组如鸟兽散，这些“八旗子弟”又组织什么“西纠”、“联动”之类的组织，专事抓人、关押、捆绑、吊打、罚跪之类的破坏性武斗。虽然如此，这一阶段武斗加害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无法武力反抗的个人，而不是有组织的群体。加害方也基本上处于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威的地位。文革后，你也起来控诉文革如何受迫害，他也起来控诉文革如何遭武斗，其实很多迫害和武斗都发生在这一阶段，都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八旗子弟”所为。一些文革初期遭受武斗的知识分子尤其叫人难以理解，他们理应控诉迫害他们的“八旗子弟”及其“老子”才对，反过来却追随当初的仇人一起妖魔化毛泽东、文革、造反派，不知良心到哪里去了。当然，这一阶段也不排除造反派起来后，对曾经触及过自己皮肉的人进行过报复性触及皮肉。应当说这是造反派所犯的一大错误。

第二阶段的“全面内战”是由第一阶段的一般武斗升级而来的。随着“西纠”、“联动”一类子弟军的迅速瓦解，走资派们再也沉不住气了，1967年2月，他们撇开已经败下阵来的子弟，亲自出马，掀起了一股凶猛的“二月逆流”，再次使用武力，将造反派重新打了下去。结果是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高潮，他们于是又策动了新一轮的武斗，从1967年4、5月起，开始大规模挑动农民进城围剿造反派，迫使各地造反派纷纷拿起武器，实行“文攻武卫”。从这时起，一般武斗便开始升级为“全面内战”。1967年7月以后，随着中央对各省市的明确表态，走资派感到大势已去，反抗因而愈加疯狂，干脆动用枪炮坦克，更是将“全面内战”升级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水平。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