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就业机会哪里去了 作者:董学仁


 

 城里的就业机会哪里去了 

有时候你不想纠缠往事,可是,往事偏偏要纠缠你。

那次在一家名叫怀旧的餐馆里,满桌子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商议着搞个活动,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然,按照与世界接轨的说法,那些知识青年,不过是失学失业青年,中学结束以后,没有大学可读,没有工作可做,被国家大手一挥,统统到偏僻的农村去了。

空着的酒瓶子,在墙边站立一排,像一只只耳朵,听他们说起当年在农村的痛苦经历。他们渐渐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对上山下乡的否定派和肯定派。有位在私人企业当老板的,说那是个万恶的年代,很多事情都不可理喻,把城市里的学生驱赶到农村,就是其中的一件。说完这句话,他的面孔有些扭曲,一口气喝干了面前的酒杯。接着有位在国有企业当厂长的,反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件好事,磨练了那一代人的意志,增长了那一代人的才干,现在各市各省以至国家一级的领导,里面都有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长起来的。反驳之后,他也有些激动,点上一支烟,一口气就吸去了半截儿。

其实什么时代什么国度,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一致。但是在我浏览网页时,还是觉得惊讶,当代的中国大众,几乎对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何看待,如何评价,都有完全对立的冲突,而且各自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比如失学失业青年迁往农村这件事,前面私企老板和国企厂长的观点,网络上早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铺天盖地。

我面向那位国企厂长,宽容地笑了笑,没有指出他观点里的逻辑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城里的有将近十年间毕业的中学生,全部失学失业,除了少数的人参军,一概迁往农村。从那前后十年的年龄段中间,浩浩荡荡的几千万人里面,必然出现后来的各种社会精英,这与他们是否在农村磨练意志增长才干,没有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关系。就像有人把一到十岁的孩子统统砍掉一只手和一只脚,将来也还会有独手独脚的人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我们如果说当初不砍掉手和脚,他们肯定不会担任重要职务,说出来就会觉得逻辑上的荒谬,还不是一般的荒谬。为什么一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荒谬的东西就不觉得荒谬了呢?这很让人怀疑,难道有什么更荒谬的东西在控制着我们?

怀旧餐馆的墙上有一个电视机,正在播放一部黑白电影,这让我想起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农村生活的老电影,戏曲艺术片《朝阳沟》。我大致记得其中的内容,一位高中毕业生到未婚夫的家乡朝阳沟落户以后,思想上发生动摇。但是在党的基层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她终于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

那部在1963年拍摄的电影,在漫长的片名字幕后,一位姑娘出现在山清水秀的风景之中。她看着一份国家级的报纸,从第四版看回到第一版,上面的革命宣传让她露出了笑容。接下来她用咿咿呀呀、轧面条一样挤出来的细长音调,唱了一段地方戏曲:“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年轻人多理想展翅高飞。农村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千条路我不走选定山区。毕业后升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通知没把信回。要做个新型的知识农民,为建设新农村我百倍努力。”

电影与电视剧不完全等于生活,但是可以完全背叛生活,这在那个年月可不是稀罕事。朝阳沟所在的那个省份,在大炼钢铁时几乎砍光了山上的树木,哪里还有山清水秀的景色?纵然山清水秀,哪里还有欣赏风景的心情?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的是那个省份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700多万人口中饿死了100万以上,还有8万农民饿得无法忍受,偷地里未熟的庄稼,被农村的基层干部打死。

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位姑娘的个人境遇,如果真是她唱的那样,也就好了。“毕业后上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通知没把信回”,是人有多种选择后的自觉选择,应当尊重。可是在大跃进之中一拥而上开办的大学,在大跃进以后又纷纷关闭,城里提供的用工岗位,因为国民经济的衰退而锐减。比如我所在的城市,曾经是中央的直辖市,是国家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但是在大跃进以后,三所大学之中关闭了两所,找工作也变得特别困难。我大哥1962年中学毕业,无法上大学去读了一年技工学校,等到1963年毕业后,技工的岗位也找不到了,只剩下下乡和当兵两种选择。

你可能不会询问我现在想问的问题:城市里的工作岗位,都到哪里去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渐渐发展,于是有了城邦。对于国家而言,城市可能是发展和繁荣的标志;对于个人来说,城市只是可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和时代,城市更像一个自然形成的、人来人往的集市,如果它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由流动而来的人,也会流动而去。一般来说,在顺其自然的时候,不会产生太大的人口问题。

最先遇到这个问题的是苏联。作为一种新的实验,它们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国家集中权力,掌握财富,制定计划,控制发展。斯大林暴政时期,没有能力为城市原有的居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但在那几十年里,在饥荒和战争以外,还有他的大肃反、大清洗、大流放政策,让城市里的人口大量减少,形成一种意外的、血腥的均衡。他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苏联为千百万冤案平反,让无辜流放的人返回故乡。城市里的人突然增多了,他们开始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垦地,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减少了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

按照粗略的计算,国家投放同样的资金,在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安排一千万人就业的,在重工业只能安排四五百万人。1950年代,改朝换代的中国,一番工商业改造之后,城市里的上千万个工作岗位,像股票市场上的资金一样蒸发了,再加上大部分资金投入重工业建设,还要加上动员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差不多失去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能力。1955年中国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学到了安排城市青年下乡垦荒的招数,回来以后汇报给上面。这个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中国很快就要效仿了。国家只要给一些下乡初期的安置费用,以后他们就能养活自己了。同样是苏联发明的下乡垦荒,在1970年代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那里,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解决。他们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

1963年,中国大饥荒结束了,看起来,很多创痛都在恢复。同往年相比,城市失学失业的中学生更多。除了电影《朝阳沟》之外,还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特殊的姑娘》,《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相继树立了几位下乡垦荒的先进青年典型,强调这些青年榜样“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那一年,我大哥最后选择了当兵,没有下乡。他在我妈的涟涟泪水映照之下,去了遥远的黑龙江。在几年之后他结束兵役回到故乡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国家发起了更大更猛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三哥和我,正赶上那个时期中学毕业,下乡务农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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