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54】

 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确不同，他们计算一个人有多大岁数，习惯上从农历的正月初一开始。今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电梯里冉冉升起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对身边的一位同事说：过年好。

然后又说：又过完年了，真快呀。

见他点头，我又说：如果让你再从头活一遍，你还会这样活么？

同事是个20多岁的青年人。他抬头看我的目光就有些冷漠，与我在一只小狗脸上看到的十分相似。那是不久前的一天，在一位搞摄影的朋友家里，我用几块肉骨头喂了小狗以后，叫它站着、趴着都很听话，觉得这只浑身斑点的小狗太聪明了，学一些算术会更加可爱。

我举起一只手指，这是一，一。我举起两只手指，这是二，二，记住，是二。

小狗就换了冷漠甚至轻蔑的眼神看着我，叫我好不自然，深刻地感觉到自己错了。咳，让20多岁的人重新活一遍，与当时让小狗学算术，都是没有考虑到对方需求的同一类错误。他们和它们都很可爱，而我老了，已经过完了50岁，雄赳赳气昂昂，向生命的下半个世纪迈进。

过完了50岁才觉得老了，这显然与契诃夫有了10年的差异。在他的戏剧里（那些戏剧真是比他的小说好了很多倍，我觉得他只是优秀的小说家，却是个伟大的戏剧家），假借一个中年男人的口，说出了他的悲剧理论——人生真正的悲剧，并非那些偶然发生的不幸事件，而是人的生命开始以后就不可逆转，不可倒流。到了40岁，好像登山一样爬上峰顶，以后就开始下山了，默默无声地走向死亡，索然无味了还要忍受（这一两句记得原作没有，是我加上去的），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后来那中年男人选择了第一幕就挂在墙上的枪支，在幕布后面给了自己沉闷的一响。我没看过这部话剧，只是在20多岁的时候看到了剧本，并且知道了看剧本比看剧更重要，如果剧本好还用得着看剧么？同样，如果剧本不好还用得着看剧么？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首先这样说的，是中国的古人。

于是，我突然决定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给比我小的人、比我经历少的人、与我不是一个国度的人、与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来阅读。

我曾想过用虚构文学的方式，比如小说，但是，当代中国小说的想象力太弱了，远远赶不上这个国度里生活自身的想象力。还有，当代的中国小说已经败坏和正在败坏读者朋友的胃口，我已经无法加入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本就不想写中国小说，又不精通外语，写不了外国小说。

在这个蚊子和电脑一样嗡嗡鸣叫的夜晚，我想来想去，至多可以像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那样写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不同的是，他采访的是别人，我采访的是自己和我经过的时代。我将要写下的东西，可能是我和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国度、我的世界融会在一起的编年史，是快乐或忧伤的自传和公传。“公传”一词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一次被使用，只能在与自传相对的字面意义上理解。

记得有一次，我想对一位比我小了十多岁的英国作家说，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文体，有什么样的作家，就会有什么样的文体。以前没有自传与公传的文体，是因为没有写自传与公传的作家。还有，作家是写作的主人，而不是所谓的文体是写作的主人。比如当我想写些回忆的文字，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密不可分，与我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可以说是它们的交互影响，形成了现在的我。在我的描述里，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事情，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融会，时而分离，它们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约束。

我还决定从1954年写起，因为那时我在世界上已经存在，虽然在娘胎里还没有出生。

 从农村来到城市 

我在娘胎里面小到忽略不计的时候，我的三个哥哥正在娘胎外面渐渐长大。他们之间与我的年龄差距分别是11岁、7岁、4岁，这种距离恰到好处，可以一个看管一个或者一个欺负一个，非常方便。那时候中国所有家庭的父母都一样，不能照顾到每一个孩子。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兄弟几个对父亲母亲的称呼为什么与众不同。有的人家管父母叫爸叫妈，有的人家管父母叫爹叫娘，我们家和他们都不一样，父亲叫爹，母亲叫妈，硬是把两套称呼系统搅合到一起来了，并且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1954年，我们家刚刚从农村搬到城里居住。在搬家的前几年，爹在村子里当干部，正赶上暴雨连天，辽河大坝忽忽悠悠的眼看就要塌了。他领着一大群的青年农民在坝上跑来跑去，根本顾不了家里，造成了我们家里的两个重大损失。一是我的二哥正在出麻疹，耽误了治疗，后来虽然没死，却在脸上落下麻子，影响到他一生的幸福；二是我们家的几亩高粱全都淹在洪水里，不能及时割下来晾干，最后全都变黑了扔掉，影响到一家人第二年的生存。

爹在那年深秋和妈吵了一架以后突然不见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来。他从怀里掏出一摞子钱扔到炕上。买粮去吧，他说。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去了江北（即黑龙江），在林区深过膝盖的雪地里扛了一冬的木头。接下来的几年日子也不好过，就把全家搬到了鞍山城里。

这么说起来，爹是个硬汉子，和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一样是个硬汉子。海明威的身上中过200多个炮弹碎片，爹的身上被江北的树枝和严寒撕开了几千条裂口。我的心里非常清楚，爹应该是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有些事件里，他像海明威因之获奖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在黑夜的海上，隐约着哈瓦那的灯火，老人孤单地和相继而来的鲨鱼搏斗，“人可以被摧毁，不可以被打败”。而在另一些事件里，他像海明威的书面获奖演说里所说的，“常被驱赶到可能到达的远处，陷入无人帮助的孤立境地”，却没有对命运的任何一次抱怨。

海明威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在娘胎里已经长到拳头般大小。在更早一些的1941年，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来中国采访抗日战争时，中国的所有的一切，还和我没有一丁点的关系，我还没有被确定降生在哪一个国家，是白人、黑人或棕红色人种。在晚一些的1961年，6岁的我在饥饿年代过后不再是骨瘦如柴，海明威已经把猎枪枪口塞进嘴里，一起扣动两个扳机，让自己成为他狩猎生涯里一个最凶猛、最重要的猎物。

后来听妈说起，我家是1954年来到鞍山的，来了不长时间就怀上了我。那时候，鞍山刚刚建市17年（1937年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的伪皇宫颁诏，鞍山成为市级建制）。

那时候，鞍山还是新生共和国的中央直辖市（因为钢铁的特殊地位。大约直辖了4年左右，在1954年9月被撤销了）。

那时候鞍山有许多空着的房子，钢铁厂需要大量的工人，从农村来了就给变成城市户口。

 报纸上说斯大林逝世    

就在我的全家赶着几辆马车，走了两天进入鞍山地界的时候，报纸上几乎天天有关于鞍山的事情。1954年3月13日的《文汇报》就有一篇转自新华社的报道：

“我国第一个自动化的、最大的炼铁炉——国营鞍山钢铁公司第八号炼铁炉已在九日午后九时点火，并在十一日上午十时十二分出了第一炉铁水。铁水经过化验，质量良好。“当第八高炉的准备工作完成，即将点火的时候，鞍山工人突然听到了世界劳动人民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但是在第八号高炉工作的职工，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坚决按照计划进行了点火工作，等待这座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苏联人民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而改建成功的高炉出铁。”

当时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

让我深感兴趣的是在这段报道里，硬生生加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还要加上中国工人的悲痛流泪。根据我们报纸现今的可信程度来推测，当年这篇报道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一是这座高炉在苏联专家帮助改建之前是什么样子？据一些文章的回忆以及鞍山一些老工人的见证，以前鞍山的高炉是日本几家株式会社从德国进口的设备，属于国际最先进水平。四十年代里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在支援中国抗战时，从南方飞到鞍山轰炸过，目的是打击几家钢铁株式会社为日本侵略者提供的钢铁，但他们扔了几颗炸弹就回去了，对设备没有太大的破坏。二战接近结束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撵走了日本人，就把那些设备拆下来运到苏联去了，建起了一家很先进的钢铁厂。

二是谁会为斯大林逝世悲痛流泪？中国工人吗？如果他们悲痛流泪，就显得比当时的苏联人还要拥护和欢迎斯大林的暴政独裁，实际上包括解放战争要不要打过长江，包括建国以后要不要搞新民主主义，包括抗美援朝谁出钱谁出兵，中国当局已经与斯大林有了很大分歧，不会不影响到中国的工人。

更加值得怀疑之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是死在1954年，而是死在1953年。月份没有错，年份不对了。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是斯大林去世整整一年，我们的报纸才公开发布消息，有这个必要吗?或者是我看的那套书搞错了，但那套接近300万字、定价698元人民币的《中国老新闻》，是国内搞新闻研究最有名望的一所大学里面的博士主编的，又怎么会犯这种小儿科的错误？

 安静下来的岁月

当时我爹我妈即使知道苏联的斯大林逝世，也不会悲痛流泪的，用我们老家形容替别人瞎耽心的一句俗语来说，就是：祖坟还没哭完，还去哭乱坟岗子？

爹的老家在辽中县，妈的老家在台安县，中间隔着一条辽河遥遥相望。河上有摆渡的小船。据说那时候水里的鱼很多，冷不丁就会跳到船上来。水面上有一种黑色的大鸟，如果张开翅膀悬在船的上空不动，可以为一两个人遮住火辣辣的太阳。河边的人捉河蟹特有办法，用一条挂满高粱穗的粗麻绳子下在水里，贪吃高粱的河蟹又大又肥，很快就被捉住，成了人们痛饮农家烧酒时的美味和笑料。

我在最近的几年里多次见到了那段辽河，水少了水浑了，鱼和河蟹没有了。

有一次我顺着爹妈来鞍山的路线走了一次，并且估计那几辆拉满家具和杂物的马车，当天晚上就歇息在一个叫唐马寨的地方。在那里，我找来找去，没有看见什么，直至想起别人讲给我的两件关于唐马寨的笑话。

一个是在美国出兵柬埔寨的时候，我的一位作家老哥回到县城边上的家里，老伴儿对他说：我今天听电匣子，美国打到唐马寨了。我在笑过之后，对那位老嫂很是敬佩：你看咱们的中国农村妇女，多镇静啊，美国打到离家几十公里了还看不出惊慌。

另一个是听出租车司机讲的，说是大年初三这天，有个女士从鞍山市中心打车去唐马寨，往返路费好几百元，结果到那里没下车就回来了，说这叫什么唐马寨，没有唐马也没有寨子！我听了以后实在笑不出来。我知道每到春节的时候，最难度过那段时光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单身女人。我的性格就是那样，这世界上有人痛苦我就痛苦，有人寂寞我就寂寞。我是我们老家形容的“哭乱坟岗子”的那种人，或者是那种持有悲悯之心的作家。

我可能还是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抓不住机会也赶不上机会的机会主义者。就拿我的出世来说，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我既不是我大哥也不是我二哥三哥，他们都赶在不太好的年月出生，而我在娘胎里孕育的1954年是个多么好的年头啊。

1954年。那个世纪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遥远的记忆，世界的格局已经确定，并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和平发展。那一年，局部的战争渐渐减少，东南亚的几个国家正在从殖民主义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我看到几张那一年拍摄的照片，一张是神父弯下腰来，正在给一个胖墩墩的孩子洗礼；一张是在夏天清晨的微光里，有位英国家庭主妇清洗着家门前的石阶。让我愉快的是照片上神父、孩子、主妇的愉快神情，还有那些宗教生活、世俗生活在一片宁静中的意义。

喧嚣和混乱了几十年、几百年的中国也在这一年宁静下来。这一年我爹带着全家刚刚来到鞍山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已经早早来到鞍山，开始追逐他那迷蒙的梦想。此前一年的初夏，抗美援朝的中国志愿军需要扩大队伍，到大连附近的农村征兵。偏偏那个村子的青年不愿意去朝鲜打仗，征兵的任务实在无法完成。村里就让青年们坐在几铺大炕上，灶门里添了一捆又一捆的柴禾。屁股热得实在受不了，他和几个青年从炕上站起来，成为参加志愿军的志愿报名者。他们到县城里练习瞄准放枪，两个月后就要开赴前线，与美国士兵拼命。

这时，战争停止了（据说因为斯大林去世了，战争很快就停止了）。县里的干部说，你们命真大，便宜你们了，县里决定给你们开路条，到城里当工人去吧。他以逃跑的速度离开老家农村，投奔在鞍山美术工艺厂的叔叔。这个因祸得福的年轻人姓宋，后来成了很一位优秀的画家，并且在1973年成为我学习画画的老师。

话题回到1954年，中国一片建设热潮。那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国营、民营与小生产者的结合，与改革开放的90年代相似。各种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与90年代末相差不远。中国在那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开了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叙事意义上的时间

在写作这部自传与公转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时间的快速流失。比如说，停顿几天才把下一段文字粘贴到博客，就觉得无端浪费了很多时间，浪费了我的、朋友们的时间。朋友在新浪博客里搜索我的名字再进入这部作品，看不到更新时会露出一些失望的神情。那么，我的这些文字已经拖延了20多年才动笔，浪费的时间是谁的呢？是我的时间还是历史的时间？

我还感觉到时间在叙事上的意义。比如说，许多事物都有个起始时间，并且与它们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共和国建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获得通过，成为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它是一部相当重要和正确的文件，以至于我们用了50多年的背离与重返，才证明它的第二十六条，是怎样的重要和正确。

“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五种社会经济成分在1954年以前，对共和国迅速提高国家财力、改善民众生活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我还看到一个让我感慨不已的数据：共和国初期，国营经济以外的份额占整个经济的65％，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情况比较接近。

在世界史学界看来，新中国的宪法如果晚几年而不是1954年制定，或许会更稳定一些。我阅读过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根据世界的立宪经验，制宪活动一般都是在社会基本定型，各种社会关系基本处於稳定的状态下进行的，特别是后发宪政化的国家更是如此。比如，近代的日本从开国到制宪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也许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使用的宪法已经是第八个版本了，可能还会修改下去，获得世界吉尼斯的修改宪法之最。

刚刚在键盘上敲出吉尼斯几个字，耳边鼓荡起充满激情的爵士乐之声。许多年里，我和世界上前仆后继的爵士乐迷们，恨不能早生一些年，参加1954年在纽约附近举办的新港爵士音乐节，那一次是世界上最早的爵士音乐节。

我喜欢爵士乐，因为它比古典音乐通俗却又比流行音乐雅致，天生就有着一种独特的迷人魅力，还因为这种名称非常高贵的音乐，却来自于非洲黑黑的奴隶，起源于世界深深的贫困。更为重要的原因，也是最为真实的原因，是爵士乐永远充满激情，可以即兴发挥，它像海一样接纳各种音乐的河流，没有任何的阻碍。

我希望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希望我的思想和悟性也是这样。

音乐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有时候，如果我们听得懂音乐，那往往是我们对生活已经热爱，对梦想还在执著。

我不知道，在1954年，我在娘胎里渐渐孕育成形的时候，世界上第一次的爵士音乐节，是否真的和我的形成以及我出生后遇到的生活，有怎样的联系。

但我会在这种美好的音乐气氛里，进入1955年，我出生的1955年。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